秦汉时期

2024-04-30

秦汉时期（共6篇）

篇1：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的货币

货币的产生，有它古老的历史。它开始表现为具有使用价值的实物，后来才逐步确定为一种等价物的形态，进而有金属货币的出现。秦汉时期，是金属货币的重要发展期，它把黄金与铜钱固定为金属货币的复本位制，并称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把珠玉、古代的龟币、贝壳及银、锡等金属，都排除在法定货币之外，只能作为珍宝与器饰看待，几乎从此确立了整个封建社会的货币制度的基础。

黄金和铜钱

据云梦秦简所载，秦国时的货币还是黄金、铜钱与布三本位制。《金布律》规定：“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这说明铜钱和布，都是秦国的法定货币本位。又出土《秦律》讲到对犯人罚款时，有“赉钱如律”的话；当时计算各种实物的价值时，也往往以若干钱计算；这说明铜钱确是法定的货币。《金布律》又规定：“钱十当一布”、又规定每“一布”，是“袤八尺，幅广二尺五寸”的标准星，这表明法令对每“一布”的规格和它同铜钱的兑换率或比价，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此外，《法律答问》简文中，还几次提到给追捕逃犯有功者以奖励黄金“二两”的规定，如“当购二两”、“人购二两”、“购人二两”等。这里的二两，显然是指黄金而言。因此，黄金也是法定货币的本位之一。故秦国实行的是黄金、铜、布的三位制货币体系，即尚未完全摆脱以实物作为等价物的状况。从前引“毋敢择行钱、布”的规定，表明人们逐步倾向重钱而不重布，故有此规定。再结合《封诊式》简文中关于惩办盗铸钱币者的案例考察，说明秦国的铜钱铸造权是属于国家的，私铸铜币是违法的。

由三本位制货币完全过渡到金属货币的二本位制，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实现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 年）统一全国后，下诏“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其中就包括统一货币制度。所谓统一货币，其内容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统一货币的形制。据太史公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龟贝。”①据考古发掘，还有刀币、铲形币。总之，形制不一，不利于商品流通。故秦始皇废除各国不同形制的货币，统一于圆形的铜钱。二是统一货币的二本位制和取消以实物“布”及银等为货币的本位。《汉书·食货志》云：“秦兼天下，币为二等”，即黄金与铜钱，从而确立了黄金与铜钱的二本位制，取消了秦国时以“布”为货币的制度，明确规定这些只能作为“器饰宝藏，不为币”②，从而完全确立了金属货币制度。三是统一重量：“黄金以溢为名，为上币；铜钱曰半两，重如其文。”③每一溢黄金，重二十两。但黄金与铜钱的兑换率不明。

① 《史记·平准书》。

② 《史记·平准书》。

③ 《史记·平准书》。

汉承秦制，在货币方面也基本如此。汉代也以黄金与铜钱为主币。但改黄金的计量单位为斤，不再称镒。凡云“一金”，即黄金一斤，故《史记·平准书》云：汉以“黄金为一斤”。至于铜钱，汉初，以“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④，名曰榆荚钱，重三铢，较秦半两钱重十二铢者，四钱当秦一钱而已⑤。黄金与铜钱的兑换率，为每斤黄金当钱一万。汉武帝曾铸黄金为麟趾马蹄形金，故颜师古说：“今人（指唐人）往往平地中得马蹄金，金甚精好，而刊制巧妙。”直到今日，仍有地中得马蹄金者，由此可见武帝时已正式铸造了金币。又由于每个金币的重量一定，都为一斤，故每一斤黄金，又称为“一金”，百斤黄金则称“百金”，千斤黄金则称“千金”，余以类推。是以西汉史籍中屡见“百金”、“千金”等词，既省“斤”字，又去“黄”字，其实皆黄金，往往用于赏赐、交易、罚款，也用于计算财产和贮藏，表明汉代的黄金确已具备了作为货币的流通手段、贮藏手段与支付手段等职能。奇怪的是，在西汉时普遍使用的黄金货币，到东汉时已极少见，而且日益退出了货币领域，变成了稀罕之物。

汉代变化较多的，是铜钱问题。如前所云，汉初以秦半两钱难用，改铸每钱重三铢的榆荚钱。由于钱太轻，加上“不轨逐利之民”的囤积居奇活动使物价上涨，“米至石万钱”①。于是，高后二年（公元前186 年），“行八铢钱”②（按《汉书·高后纪》注，应劭认为“八铢钱”，本秦半两钱，但《古今注》谓秦半两钱重十二铢，与此矛盾）。但到了六年（公元前182 年）六月，又“行五分钱”，应劭认为是恢复汉初榆荚钱③。到“孝文五年（公元前175 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④。《史记·平准书》载此事作：“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据此，益知高后六年所“行五分钱”，确为“榆荚钱”。到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 年），“行三铢钱”。⑤建元五年（公元前136 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⑥又《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作建元五年，“行三分钱”。元狩四年（公元前125 年），又“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⑦。次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⑧自此以后，无改易五铢钱者。观上述铸钱的轻重，变化不已，最后才定于五铢。直到平帝元始中，先后共铸造五铢钱共二百八十亿万余。①下及东汉，仍如旧铸五铢钱行于世。至东汉末期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 年），“铸四出文钱”②，而其重“犹五铢两”，只是在形制上作“四道，连于边轮”而已③。“四出文钱”之名即由此而来。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 年）六月，“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④五铢钱之通制才被破坏。

④ 《史记·平准书》。

⑤ 详见《古今注》。

① 《汉书·食货志》。

②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③ 《汉书·高后纪》。

④ 《汉书·食货志》。

⑤ 《汉书·武帝纪》。

⑥ 《汉书·武帝纪》。

⑦ 《史记·平准书》。

⑧ 《汉书·武帝纪》。

① 《汉书·食货志》。

② 《后汉书·灵帝纪》。

③ 《后汉书补注》引《献帝春秋》。

汉代货币制度变化最大而且种类繁多的时期，莫过于西汉武帝时期与汉末王莽时期。以武帝时期而言，不仅如上述在铜钱重量方面变化不已，而且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实行了一次币制大改革，增加了以银、锡造的“白币”和以皮革造的皮币两大类货币，并提高其与铜币的兑换率，其目的既在解决财政困难，也在于经济上打击大量贮藏缗钱的富商大贾以及诸侯王的势力。《汉书·武帝纪》云：“（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河西、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元，其文龟，直三百。”这一变革实行后，盗铸者不可胜数；商贾也“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更有大农颜异，代表王侯宗室的利益，认为“今王侯朝贺以苍璧，值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因而引起武帝不悦，张汤便利用此事以腹诽之罪处颜异死刑。民间仍反对新币，致“白金稍贱，民弗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终寝不行”①。由此可见，尽管元狩五年（公元前118 年），（慎阳侯嗣）侯买之“坐铸白金弃市，②，官府严格推行白金、皮币之新币制，仍然不能奏效。

在武帝实行新币制的过程中，“郡国铸钱，民多奸铸，钱多轻”，于是，“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所谓“赤仄”，即“子绀钱”，系“以赤铜为其郭也，令钱郭见有赤者”③。由此可见，所谓“赤仄”，即以赤铜加于黄铜之上，以别于民间伪铸官钱。然而，不久“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最后，只得以取消各郡国的铸钱权而全统之于“上林三官”的办法以防盗铸④。

另一次币制的大变革在王莽统治时期。西汉之末，王莽改制，其中也包括对钱币制度的改变。其主要作法是：“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钱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王莽正式建立新朝后，又一次改变币制，一方面“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另一方面又大造新币。分为“金货”、“银货”、“钱货”、“龟宝”、“贝货”、“布货”六个种类，每类又有不同名目，一共达二十八品，总称为“宝货”。以金货而言，规定：“黄金一斤，直钱万。”以“银货”来说，又分二品：“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

④ 《后汉书·献帝纪》。

① 均见《汉书·食货志》。

② 《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

③ 《汉书·食货志》及注引应劭、如淳语。

④ 《汉书·食货志》。

以龟宝而言，“元龟岠冉长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公龟九寸，直五百，为壮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直三百，为幺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直百，为小贝十朋。是为龟宝四品。”以“贝货”而言，“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至于“布货”，又分“大分、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直千钱矣。是为布货十品。”①如此繁杂的币制，又加上复古倾向，彼此之间兑换率不均等，必然是行不通的。故“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为市买”，最后不得不“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而已，“龟贝布属且寝”②。

以布帛充货币如前所述，秦汉的货币不论是上币黄金还是下币铜钱，都是金属货币。

但是，并不绝对排斥布帛谷物为货币者。如孝文帝时，贾山为《至言》以言治乱之道，其中讲到文帝曾“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①，此官府以帛充赏赐，则帛也起着货币的作用。又武帝“北至朔方，东到泰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②。这显然也是以帛充赏赐，其作用与钱、金相同。又董偃为馆陶公主散财以交士，“并令中府曰：‘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③这里的“帛”，同钱、金并列，同起货币的作用。由此可见，布帛等实物并未绝对排除于货币之外。因此之故，元帝时贡禹主张“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几布帛及谷”④，贡禹的主张虽未被采纳，但如果布帛及谷物已根本无货币的职能，他的建议未免过于荒唐。到了东汉，情况就有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实物的货币化倾向又有明显增加。如东汉光武帝初年，因“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⑤，冯衍于建武末年上疏，道及其“家无布帛之积”⑥，显然布帛有贮藏手段的货币职能。郑均曾“为佣，岁余，得钱帛，归以与兄”⑦，这是帛有支付手段的职能。还有夏馥其人，“自剪须变形入林虏山中，..为治家佣”后，其弟夏静“乘马车，载缣帛追之于涅阳市中”⑧。更有献帝时，诏“卖厩马百余匹，御府大农业杂缯二万匹，与所卖厩马直，赐公卿以下及贫民不能自存者。”⑨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布帛的货币作用。正因为如此，章帝时，张林主张封钱不用，“一取布帛为租”①；而且国家税收中，以实物缴纳的部分日益增多。

① 《汉书·食货志》。

② 《汉书·食货志》。

① 《汉书·贾山传》。

② 详见《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

③ 《汉书·东方朔传》。

④ 《汉书·贡禹传》。

⑤ 《后汉书·光武帝纪》。

⑥ 《后汉书·冯衍传》。

⑦ 《后汉书·郑均传》。

⑧ 《后汉书·党锢·夏馥传》。

货币铸造权

关于汉代货币的铸造权问题，前后也有颇大的变化。如前所云：从秦简得知，秦的钱币是禁止私铸的，故有惩办盗铸者之律。及乎汉初，从《史记·平准书》所云：“汉兴，..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的话来看，表明汉初即已允许民间私铸币。又《汉书·吴王濞传》谓“孝惠、高后时”，吴国因有豫章铜山，刘濞则招致天下亡命“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可见刘濞之铸钱煮海，早在惠帝高后时便已开始了。到了孝文帝五年（公元前175 年），“除钱律，民得铸钱”②，《汉书·文帝纪》也有同样记载，可见文帝之时，不仅纵民冶铁、煮盐，而且进一步明确规定允许民间私铸钱币。正如《盐铁论·错币》所云：“文帝之时，纵民铸钱、冶铁、煮盐。”然而，钱币一旦允许私铸，一定会出现规格不

一、质量不纯和重量不足等问题，从而会使钱币贬值，出现物重钱轻、价格上涨等现象。因此，文帝时的贾谊，就坚决反对允许民间私铸钱币，认为由民间私铸钱有“博祸”，由官府铸钱可致七福③。因此，到武帝时期就开始由国家控制钱币的铸造权，各郡国铜官亦可铸钱，但仍然不免于盗铸与伪滥，最后，只得将铸币权全部收归中央，以上林三官主之。终西汉之世，未曾变更。东汉时期，史书虽缺乏关于钱币铸造权的记载，《续后汉书·百官志》也仅言大司农掌钱谷，而不言铸钱的官署。证以出土古物，知东汉铸钱由太仆卿属官考工会主管。《簠斋金■》所收建武时期的五铢钱范，其背刻文云：“建武十七年（公元41 年），三月丙申，太仆监椽苍，考工令通，丞或，令史凤，工周仪造。”又《隶续》卷十一《耿勋碑文》云：“又开故道铜官，铸作钱器，兴利无极。”东汉的钱范出土虽不多，但可以确信东汉的铸币权是由官府控制的，不同于盐、铁之允许民间煮铸①。

⑨ 《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纪》。

① 《后汉书·朱晖传》。

②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③ 详见《汉书·食货志》。

① 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130 页。

篇2：秦汉时期

摘要：秦汉时期形成和确立的监察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史上尤可称述的创举，对后世政治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学习秦汉时期的监察体系使我们更好的了解我国古代的政治制度，而且对当今的施政治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史学借鉴意义。

关键词：秦汉

检查制度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封建王朝的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制度。其主要职责是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官员的施政行为，并具有弹劾的权力。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调整封建国家的制衡器。

监察制度随着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芽，伴随着封建君主的专制不断强化而发展、完备，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可分为六个阶段：第一，萌芽阶段——先秦时期；第二，形成阶段——秦汉时期；第三，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第四，成熟阶段——隋唐时期；第五阶段——强化阶段——宋元时期；第六严密阶段——明清时期。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历史悠久，沿革清晰，制度完备，反映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特有的国情，并积累运用监察澄清吏治，巩固封建统治的丰富经验。秦汉时期是监察制度演变过程中的形成阶段，研究这一时期的监察制度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一、秦汉监察系统的内部构成、完备及嬗变秦王嬴政完成统一大业后，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一和加强中央专制主义的措施，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体制，作为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监察制度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并确立起来。秦汉时期的监察制度，在中央设立了三公九卿制的中央官僚机构，在地方设置了郡守、郡尉等官制；按其行使的职能范围，可分为三大系统：一是监督皇帝的谏官言谏制，二是察举弹劾百官的中央御史制，三是监察地方官员的州部刺史制。它们都不受行政系统的干涉，独行其职权，只对皇帝负责，发挥着名副其实的监察作用，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政治。

中央

（一）皇帝的监察与被监察

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作为天子的皇帝握有监察的最高监察权，皇帝拥有对百官的督察和任免职权，而且通过巡视和亲自督察等方式对地方进行管理。秦始皇时期，地方设置了监郡御史和差遣御史监察百姓，但他仍不放心，因此他还亲自巡行全国各地，检查地方吏治和民情。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出游会稽时所立的颂秦德的石刻中说：“监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所谓“善否陈前”，意即秦始皇对好坏都注意了解；“靡有隐情”，指无论有什么冤屈、贪污等不法行为都瞒不过秦始皇。始皇“临察四方”时，注意了解和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可见，秦始皇多次大规模的亲巡郡县，主要不是为了游乐，而是所谓的“威服海内”的政治是为和监督地方的监察活动。皇权不是无限膨胀的，他要接受天命和谏官的制约。所谓“天命”是指传统的“君权神授”论，皇帝是天的儿子，故称“天子”，临民以治天下。但“天命不常，唯德是辅”，只要天子暴虐，民怨沸腾，上天就要“垂象以示儆”，发生天灾人祸，天下大乱，王朝崩毁。每逢特大灾异，谏官纷纷规劝，无不抬出天命吓唬皇帝。而皇帝为了“敬畏天命”，就减膳撤乐，祭天祭祖，下诏罪己，做一些改善国政的措施。汉制，每逢大的自热灾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就要引咎辞职。

秦汉时期的谏官有谏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议郎和博士官，都是一批监督皇帝的特殊检察官。“凡大夫、议郎，皆掌顾问应对，无常事，唯诏令所使。”2议论、应对，就是讽 1《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后汉书百官志》谏。臣下不能直接弹劾皇帝，只能取谏诤的方式批评和监督皇帝。讽谏其实就是委婉的弹劾。《汉官仪》：“博士，秦官也。博者，通博古今，士者，辩于然否。”正因为博士精通天文地理，通达古今，皇帝有疑难事常请教于这些人。当承诏问对时，博士借天命，搬古今，纵横议论，直指为政之得失，直言然否。大夫、博士为中朝官，亲近天子，时刻盯着皇帝的言行，不失为一批竭忠尽愚的监察官。他们不受丞相、九卿的羁縻。

由于秦始皇统治时期，对社会舆论监督采取暴力政策，“有敢偶语诗书弃市”。对士阶层的议论，视为“妖言”，“诽谤”，言谏监督也遭到践踏，“群臣谏以为诽谤”。汉承秦制，民主监督权力有所回升，但谏官仍不敢冒犯龙颜。因此，秦汉两代的谏官的谏言奉劝制度，没有得到应有的发育。

（二）丞相府

三公之丞相掌行政，然而丞相是百官之首，“掌丞天子，助理万机”，自然也就有监察百官的之职能。如汉武帝时田蚡为丞相，就奏请案验在颍川“横行不法”的灌夫。文帝时申屠嘉为丞相，可以对怠慢无理的文帝宠臣邓通纠劾惩罚，也可以奏请对内史晁错加以诛除。都说明丞相对百官的监察之权，而丞相主管的对郡国的上计更是对地方官吏行使的监察之权。

丞相的属吏丞相长史可以奉命出刺地方，对地方行政进行干预，主管监察检举。丞相府最重要的属吏丞相司直。武帝时期为尚书加官，并加重尚书的职权，尚书职权既重，参与议政，又分曹理事，显然成为了武帝近侧的专门参政、办事机构，直接造成了分割宰相和御史之权。由于丞相和御史中丞的职权被分，有必要加强监察系统的力量。原因是：其一，相权虽然有所削弱，但丞相仍是负责处理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掌管，为了确保丞相的实证，提高行政工作效率，有必要在丞相府设立监察官，以监督百官对法令的贯彻执行；其二，尚书居中分事，并主御史刺史事，“中丞的职权既分，则内而侍御史、外而部刺史，其职皆弛而不振”2。御史、刺史不能充分发挥其监察效能，于是汉武帝于御史府外，又置丞相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3。这样，汉朝出现了与内朝御史中丞相对峙的友谊监察系统。

丞相司直在丞相府诸属官中位置最高，专司监察，不仅监察京师公卿百官，而且“助督录诸州”4，拥有对地方官员的责督之权。西汉时孙宝为丞相司直，知悉南阳太守“怀奸罔上，狡猾不道”，就“遣丞相使按验发其奸”5。丞相位尊权大，因而与君权的冲突就成必然的。忠贞不二的西汉第一任丞相萧何尚且与刘邦多次龃龉，其他丞相就更是可想而知了。专制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就千方百计对丞相权力加以限制和削弱。汉武帝在丞相府外另设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中朝，让其分割丞相的决策权，是相劝衰落的重要标志。成帝时，正式设三公官，将丞相之职一分为三。哀帝时改丞相为大司徒。东汉光武帝时，尚书台正式变成最高的权力机构，丞相变成徒有虚名，有职无权的闲散官员。

秦到东汉400多年间丞相制度的变化透出皇权不断强化的信息，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在发展过程中所展现的规律。

（三）御史府

秦汉时期的御史府为中央监察机关的办事总署。汉代御史府居殿中兰台，故后世又称御史府为“御史台”。秦汉时期的御史府长官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6绶，掌副丞相。”又“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上下相监临” 1《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

张如愚：《山堂考索续集台谏》 3 《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 4 同上 5 《汉书》卷77《孙宝传》 6 《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 1。御史大夫由皇帝的亲信御史发展而来，正因为如此，它虽居副丞相，但与皇帝关系比较密切。他既可以纠察百官，也可以司察丞相非法，弹劾丞相。御史大夫为三公之一，御史府和丞相府并列为汉朝政治的两大府，二府互相牵制。

御史中丞是御史大夫的主要属官，地位特殊，被成为“贰大夫”和“亚长”。实际上是御史大夫的第一助手，御史府的首领，其他官吏皆归中丞管理。他“掌兰台秘书；外督捕刺史，内领侍御史，收公卿奏章，纠察百僚，休有光烈。”其具体职责是：掌管图籍秘书，即国家档案、图书；外督部刺史，充当各地视察、检举不法的使者。秦和西汉前期对监御史、武帝后对部刺史的活动进行监督；内领侍御史，给事殿中，办理宫中之事，举劾按章，对朝廷内外的百官行检察之权，有时甚至承诏治狱。

西汉成帝以后，随着御史大夫职掌的变化，御史中丞的地位和作用亦随之变化。东汉光武帝、时，御史中丞成为御史台的主官，隶属少府，逐渐代替御史大夫成为独立检察官。其后御史中丞更加显赫。光武帝时特诏其与尚书令、司隶校尉3人在朝会时专府独坐，故京师号位“三独坐”，其地位仅次于尚书令。东汉时，御史大夫改为司空，专管水土营造之类的工程建设，检察大权转移到大司空的属官御史丞手中，并且建立了御史台，从而使中央有了专门的监察机构，有利于监察工作更好的开展。

此外御史府还有侍御史，侍御史既是专称，又是泛称，据《历代职官表都察院》记载，西汉的侍御史职务名称有治书侍御史、符玺侍御史、绣衣直指御史、督运漕御史等。

治书侍御史，始置汉宣帝。“案汉宣帝幸宣室，斋居而决事，令侍御史二人治书侍侧，后因别置，谓之治书侍御史，盖其始也。”汉成帝废去御史大夫官职后，御史中丞出任御史府长官，自此治书侍御史开始部分地顶替御史中丞的工作，相当于御史府的副掌官。

符玺侍御史，是掌管皇帝玉玺的侍御史。汉朝设符玺侍御史两人，其地位仅次于治书侍御史。

督运漕运史，当侍御史奉命赴地方督运漕粮、或监察赋税时，成为督运漕运史。《通典职官六》注引《汉官仪》：“侍御史出督州郡盗贼，运漕军粮，言督军粮侍御史。”

绣衣直指，亦称绣衣御史、绣衣使者等。班固说：“侍御史有绣衣直指，出讨奸猾，治大狱，武帝所置，不常置。”师古说：“衣以绣者，尊宠之也。”3汉武帝末年设立绣衣御史，名为“出讨奸猾，治大狱”，实际上其职能是专事镇压农民起义。这与当时阶级矛盾的激化，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有关。最初，武帝曾派御史中丞、部刺史等监察官前去应急镇压起义，但无济于事。于是武帝重新部署，赋予御史衣以皇权代表者的身份，给予特别督察权，名之为绣衣直指，令其限期扑灭革命烈火。

（四）司隶校尉

汉武帝在设置刺史的同时，为了强化京师长安及其近郊的治安，于征和4年（前89年）初次设置司隶校尉官。其直接动机是因“巫蛊”一案临时设置的督补“巫蛊”的官吏。所谓“巫蛊”，指巫师用巫术咒语及用桐木偶人埋于地下以害人。汉武帝末年，“巫蛊”被用于引发朝廷内部封建统治集团之间斗争的导火线。征和年间，因“巫蛊”别牵连致死的有卫皇后、卫太子、刘据、阳石公主，及无辜战死者数万人。武帝痛心疾首，为彻底清除巫蛊之害而设立此官：

“司隶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节，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补巫蛊，督大奸猾。后罢其兵。察三辅、三河、弘农。元帝初元四年去节。成帝元延四年省。绥和二年，哀帝复置，但为司隶，冠进贤冠，属大司空，比司直。”注引师古说：“以掌徒隶而巡察，故云12 《汉书》

《朱博传》

《初学记》卷12《职官下》 3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司隶。”

司隶校尉秩比二千石，可持符节，代表皇帝率领在中央官府服役的徒隶1200人，从事掘蛊捕巫师并监督京师大奸猾。之后，武帝虽收回司隶校尉兵权，但仍让其监察三辅（京兆、右扶风、左冯翊）、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弘农7郡。成帝以后，司隶校尉的职权不断扩大：“职在典京师，外部诸郡，无所不纠。”2实际上，即使三公也在司隶校尉的纠察范围之内。

司隶校尉的属官计有都官从事，主管察举百官犯法者；功曹从事，主管州选举及众事；别驾从事，校尉行部则奉引，录众事；簿曹从事，主管财谷簿书；兵曹从事，主管兵事；部郡国从事，每郡国各一人，主管督促文书，察举非法。

地方

秦时每郡设一监御史。西汉初年，郡国并行，朝廷直辖地仅关中和巴蜀15郡，山东诸郡皆为诸侯王封国，加之吏治清明，对官员的监察还未排上议事日程。因而未设监郡御史，惠帝时，三辅治安状况恶化，于是开始派遣御史监察三辅，后正式设立监郡御史。武帝时，监郡御史起不到监察作用，于是在元封元年宣布废止。元封五年（前96年）另置部刺史代替监郡御史，监郡御史的设置时秦皇朝加强中央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主要作用是监察和牵制郡守，防止其权利过分膨胀。

郡守是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同时有监理监察职能。“太守专郡，信理庶绩，劝农赈灾，诀讼断辟，兴利除害，检察郡奸，举善黜恶，诛除残暴。”3其中“监察郡奸”显然属于监察职能，而作为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事务千头万绪，不能事事过问，西汉中期以后就把监察事务交由属吏督邮进行。

“郡监县有五部部有督邮掾，以察诛县也。”督邮作为太守的耳目，专司监察，其职能是“分善恶于外”即专察县令长的善恶和政绩的好坏，然后禀报太守，以便奖惩。县令长是县一级政府的主要行政长官，同时也兼司监察职责，县令长对属下各类官吏都有督察之权，随时考察他们的能力、品格以决定他们的升陟罢黜。在县令长的属吏中，廷掾一职除主持祠祀外，主要任务是监察乡、亭的官员，廷掾经常下乡，在所部内巡行，接触百姓，对所部官员明察暗访。汉代对中央和边郡驻军也派御史监督，称“监军御史”。

刺史的设置，由于监郡御史和丞相是并出共行监察之权，产生了不少问题，一方面职事重叠，各自为政，往往产生矛盾，不易协调；一方面又因无固定监察区，往往造成疏漏，对郡县的管理难以奏效。汉武帝即位后，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首先增加派遣官员对地方巡行，发现郡国存在许多问题而得不到监郡御史的举报，表面监郡御史已经形同虚设了。汉武帝一气之下，与元封元年（前110年）废去监郡御史。为了更好地加强对郡国守相的监察，下令在全国设置十三部州，除在司隶部设司隶校尉外，另设刺史一人，通称十三部刺史。“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4驻地专司监察地方。“武帝元封五年处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5六条是皇帝亲自制定的，它详细规定了刺史监察的职权范围。其中只有一条是“督察强宗豪右”。通过这六条，一则明确了刺史的职责，二则对刺史的活动范围进行了实际上的限制，谨防其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扰乱地方行政。

刺史秩六百石，秩级相当卑微，而官位又低于郡守，但他们在行使监察权时，却代表中央，可以毫无顾忌地举劾二千石的郡国守相，其权利是相当大的，再加上赏赐丰厚，使大部分刺史忠于职守，戮力为朝廷服务，因而收到很好的效果。王明盛指出“刺史，其权甚中而 121 同上

蔡质《汉仪》 3 《汉官解诂》 4 《汉书武帝纪》 5 《汉书百官公卿表》秩甚卑”，顾炎武指出“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又因刺史作为中央排出的监察官，不仅设置固定制所，便于就地监察和吏民检举告发，儿且定期巡行所部郡国，便于实地考察郡国守相治绩，广泛接触吏民百姓，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对二千石的监察。

随着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不断变化，刺史被赋予六条以外的许多权利，日积月累，刺史手中权力越来越多，由设置之初单纯的监察长官发展演变为总揽一方军政财文的一级行政长官了，灵帝中平五年，东汉朝廷根据久已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接受刘焉的建议，改刺史为州牧，一批位尊秩高的朝廷重臣出任州牧。至此，从内容到形式完成了刺史一职的由监察官到行政长官的转化。然而一天天强大的州牧为扩大手中的武力，相互攻讦，征城掠地，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进而觊觎朝廷中央的权力，东汉皇朝名存实亡。

刺史由单纯的监察官变成地方行政长官，最后发展成为拥兵自守的割据军阀，其间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展变化过程。促使这一变化的除了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外，刺史的逐步越权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顾炎武说：“自刺史之职下侵，而守令殆不可为，天下事，犹治丝而棼之矣。”

二、秦汉制度的作用、特点及评价

秦汉时期的监察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皇朝的各种法令、法规的执行，防止了各级官吏由于擅权谋私所造成的非法状态加剧与广大人民的矛盾，较好的维护了皇朝和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同时有助于协调封建官僚机构的内部关系，保证了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有序的运转；有利于巩固以皇帝为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保证了权利分散和地方割据膨胀。总之监察机构和监察官员的设置，是封建国建官僚机器内部的重要制衡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澄清吏治、维护统一、保证社会安定起了积极作用。

秦汉时期有比较完备的中央监察机关，又颇为得力的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网络系统，而且在中央建立两府的互相制约的机制，从而形成比较严密的监察体系。

各级监察官有明确的分工和职权范围，御史府里，御史大夫为最高长官，御史中丞为总管，其下有在殿中供职的侍御史及在府中分曹办事的御史员，以及负责具体事务的御史掾属。这样一来，御史府和丞相府并列为汉朝中央的两大府，丞相和御史大夫之间相互制约，达到平衡。地方则有刺史负责监察郡国，司隶校尉负责监察京师及近郊7郡，绣衣御史为临时派遣的监察特使，主要用以镇压农民起义，而司隶校尉又和绣衣御史形成制约。郡守及其属员督邮用以监县。各级监察官员分级层次分明，分工细致，职权明确。

监察和行政权的分离，有利于监察职能的充分发挥。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府有权监察包括丞相在内的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丞相府的各部政务要接受御史府的监察，在地方上，有州部刺史监察郡国。

这种体制有利于监察机关及其官员放开手脚，大胆开展工作，不足之处在于地方郡监县有督邮负责监察属县，但郡守仍自监监察权，加之东汉以后，州刺史逐渐转变为地方行政长官，这些情况都大大影响了监察职能的实现。

监察方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地方监察中，既有经常性的监察，有定期性的巡察，也有突击性的督察。如刺史每年8月“巡行所部郡国”，郡守“常以春行所主县”，“秋冬遣无害使”审察案情，至于临时突击督察，大多发生于突发的案情或农民起义的发生。如武帝时派绣衣御史去镇压农民起义，派遣司隶校尉“补巫蛊，督大奸猾。”说明当时的监察水平已达到较高水平。

秦汉时期的监察制度尽管完备优秀，但真正发挥监察百官的职能却是短暂有限的，归根到底受封建制度自身的弊端和阶级局限所制约，当专制皇权衰弱，官僚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激化时，监察制度所具有的职能很快化为乌有。

监察机构从理论上可以监察百官，享有神圣而广泛的权力，实际上其权限被大大削弱了，不仅皇帝的权力和活动绝对不能监察，就是对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的胡作非为也往往显得无能，惟其如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监察机构无法阻止一个个封建王朝的灭亡。这说明监察机构虽然对整个官僚机构有着不可忽视的制衡作用，但决定这种职能能否发挥的却是社会的大环境。

秦汉时期的监察制度尽管形成了较为独立的体系，但对行政权力而言，其独立是相对的。这不仅是因为他所听命的皇帝是一个集行政、司法、军事和财政于一身的最高主宰，而且还因为在郡、县等地方的权力机构中，监察权和行政权仍紧密的纠结在一起。

篇3：秦汉时期户口管理考略

一、秦时期

秦代包括秦国与秦朝, 其各种改革是从推行什伍制、强化治安开始的, 为变法创造了有利条件, 使不断出台的新令能较顺利地贯彻到基层[1]54。秦国以法令形式规定了“户”的法定内涵:一丁一户, 或曰一户一丁。简化了家庭人口关系, 便于掌握以成丁为标准的姓氏登录程序。秦国又通过法律限制赘婿、后夫的权力, 从而控制血统家族的相对稳定。商鞍的《去强》篇中记载:“强国知十三数, 境内仓、口之数, 壮男壮女之数, 老弱之数, 官士之数, 以言说取食者之数, 利民 (即商贾) 之数, 马、牛、与草之数。”即将人口划分为成壮男、壮女、老、弱、官、士、利民、以言说取食者等, 秦代清晰掌握了全国人口总数、人口质量、人口构成的具体数字。

秦在战国时已经注意对户口的登记管理, 如《商君书·境内》载;“四境之内, 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 生者著, 死者削。”就是说凡境内居民, 不论男女, 一生下来就要把名字登记到官府簿籍上, 这是姓名登记的内容。官宦之籍是记录官员名位的簿册文书。据《史记·蒙恬列传》载:“高有大罪, 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 当高罪死, 除其宦籍。”其中“宦籍”专为官吏所列的户籍, 注入官籍的本人及家属均享受免租役、减刑罚等特殊待遇。商贾的“市籍”以及官立学校学生的“弟子籍”。秦国实行“重农抑末“政策, 加强对商贾的管理, 把商贾技户编成列伍, 建立“市籍”。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发现, 为研究秦朝的户籍制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秦墓竹简》中《傅律》规定公民要如实填报户籍的义务, 不得隐瞒家内奴隶, 不得未老报名, 已名不报, 不得以壮年报病废, 已成丁报幼小等, 如有违法, 除本户受罚外, 基层典老 (里典与伍老) 也连带受罚, 同伍四邻连坐受罚, 全部强迫迁徒到边地去。以如此严厉的措施禁止户口“报不实”。《傅律》规定百姓不得擅自迁徒, 如果迁徒, 必须办理“更籍”手续。如本户是合法迁徒, 而“吏弗为更籍”史负法律责任。至于登录的内容, 从《秦律十八种》的《工人程》、《效律》等相关条文分析看来, 秦人登录的“年龄”一项最初是以身高来表示的, 其划分类别如次:婴儿 (缺) ;幼:五尺二寸以下 (秦尺, 下同) ;小:五尺二寸以上至六尺五寸之间;大:六尺五寸以上;老 (缺) 。身高换算成年龄, 即婴儿 (缺) ;幼:七 (女) 八 (男) 岁以下;小:七 (女) 八 (男) 岁至十六岁;大 (成年) :十七岁以上至六十岁;老:六十岁以上。秦朝户口登记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 例如《云梦秦简·封诊式》中记载:“乡某爱书:以某县丞某书, 封有鞫者某里士五 (伍) 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甲室、人:一宇二内, 各有户……妻曰某, 亡, 不会封;子大女子某, 未有夫。子小男子某, 高六尺五寸。”这是查封被审讯人之家的报告书格式。其中就涉及居住地址 (某里) 、身份 (士伍) 以及身高 (六尺五寸) 等内容。本户籍登录的所有项目都要求保证绝对准确, 否则, 负法律责任。上报的第一步是由居民自己向官府申报。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十六年九月……初令男子书年”。秦简《编年纪》载:“十六年七月丁巳, 公终。白占年。”到秦始皇十六年 (前231) , 史书上有“初令男子书年”的记载;证明秦代从秦王政十六年起才不以身高为登录内容, 而正式登录人的年龄。到始皇三十一年 (前216) 又有“令黔首自实田”的法令, 即命令全国百姓自报实有土地数。其中“书年”、“白占”、“自实”即向官府申报自己的年龄、土地财产等情况。户籍登录由县负责组织, 每年秋后 (九月、十月) 登录一次, 乡 (里) 保存人户登录的简册, 县里有户口汇总登录的簿籍;上报户籍的正本报存于丞相府, 副本报存内史府。由丞相府汇总全国人口数后, 再向皇帝统一汇报。从《秦墓竹简》与《史记》等记载中可知秦代户籍的用途: (1) 以户籍为基础, 决定全国赋税、劳役、兵役的征发调用, 作出国家财政收支的预算;决定国防开支。 (2) 进行人户管理, 防盗、防逃亡、防一切诈伪、防偷惰, 控制非农业人口与非生产性活动。 (3) 决定国家公职公务人员的薪俸, 决定官奴婢、服役人员、官府手工工人等的衣服、口粮的分配定量与发放时期。秦代实行每年一次的定期户门检查制度, 称为“头会” (人人必须参加) 。每年八月份, 以乡为单位召集全体居民, 一方面征集户赋, 一方面由主管官员查阅户口。对生死人数、个人年龄、身体状况等都要核查, 对于基层官吏隐匿不实或个人逃亡不“会”的, 都要给以处罚。

二、汉代户口管理

汉代政权非常重视户口管理。为此, 制定有关的户口管理法规, 在《九章律》中设有《户律》, 把户口管理载入国家大法。从中央到郡县再到乡里基层设置了一套相应的户口管理机构, 以加强对全国户口的全面管理。汉代户口登记的内容包括姓名、籍贯、性别、年龄、身高、职务等[2]80。据《居延汉简甲编》第38、1794、1905号的简文:“河南部荣阳桃邮里公乘庄盼年廿八长七尺二寸黑色四月癸卯都里不更司马奉德年廿长亡尺二寸黑色田卒昌邑国湖陵昌里士伍彭武年鲁廿四长安有利里宋买年廿四长七尺二寸黑色。”其中, “河南郡荣阳桃邮里”指住址, “公乘”、“不更”、“士伍”是有关爵位身份, “庄盼”、“司马奉德”、“彭武”、“宋买“是登记姓名, “年廿八”、“年廿四”年龄登记, “长七尺二寸”身高登记, “黑色”肤色登记。汉代还依照人们不同职业和社会地位等来进行分类登记。其标准主要有: (1) 宗室籍。汉代对宗室人口有专门的管理机构, 在中央设有专管的宗正府。据《后汉书·百官志》中记载, 宗正府“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 及诸宗室亲属远近, 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汉初宗室人口不满百数, 西汉平帝时已达十余万人。享有宗籍的人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权。 (2) 后妃外戚籍与通侯籍以及守陵户籍。后姬外戚籍是对后纪外戚设立的户籍, 归宗正主管:通侯籍是指受封的王侯公主等贵族拥有的户籍。守陵户籍是对专门守护帝王功臣及其他名人陵墓的人们所设立的户籍。 (3) 弟子籍。据《汉书·循吏传》载, 景帝末年的儒土文翁, 任蜀郡太守时, 十分重视兴办教育, 加入弟子籍的人不断增多。 (4) 农户籍。汉代的农户主要包括佃农、半自耕农、自耕农及部分中小地主。汉政府对户口进行分类登记管理, 这是治安管理的需要, 便于分而治之。关于户口的调查。汉代户口调查称为“案比”。“案”即案验, “比”即“使天下更简阅民数及其财物”, 也就是说按照居民户查核户口数。《汉书》、《后汉书》中有不少令流民或大臣名家“自占名数”的记载。如汉成帝之初, “[班况]致仕就第, 资累干金, 徒昌陵。昌陵后罢, 大臣名家, 皆占数于长安”。颜师古注曰:“占, 度也。自隐度家之口数面著名籍也。”可见, 像班况这样的大臣名家, 也得亲自申报自家的户口。申报以后, 官府还要进行审验核查。据《后汉书·江革传》载:“建武末年, [革]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 县当案比 (章怀太子注:案验以比之, 犹今貌阅也) , 革以母老, 不欲摇动, 自在辕户挽卒, 不用牛马, 由是乡里称之曰, ‘江巨孝’。”可见, 案验时人人都得到场, 即使老太婆也得让人推车送来接受查验。主管户口核查工作的是比曹。在“案比”核查的基础上, 有关管理人员要逐级上报。属县要上报给郡, 郡在秋冬之交对属县进行考课, “秋冬岁尽, 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窃贼多少, 上其集 (计) 簿”, 郡对县的户门数要进行核对, 然后汇总造册上报中央。中央的计相或丞相、御史大大等有关官员对郡上计汇报的情况进行考察[3]63。例如《汉书·张苍传》, “迁[苍]为计相……而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御史, 明习天下图书计籍……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 领主郡国上计者”。另据《汉书·匡衡传》中记载:“衡位三公, 辅国政, 领计簿。”然而具体到上计时则又委派集曹掾陆赐主管其事。另外, 由于上报的户口是考察官员政绩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可据以升迁, 因此在申报时会出现弄虚作假现象:西汉黄霸为颍川太守时, “户口岁增, 治为天下第一。征守京兆尹。秩二干石”。这是通过辖内户口增加而得以升迁的一个例子。在汉代, 还有通过谎报成绩冒领功赏的事。例如《汉书·王成传》载:“今胶东相成, 劳来不怠, 流民自占八万余口, 治有异等之效。其赐成爵关内侯, 秩中二千石。……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 (史) 守相以政今得失, 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 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由于出现了类似这样的现象, 所以就有人指出要核查计簿的真伪。例如《汉书·宣帝纪》载黄龙元年 (前49) 销曰:“方今天下少事……上计簿, 具文而已, 务为欺谩, 以避其课……御史察计簿, 疑非实者, 按之, 使真伪毋相乱。”西汉后期, 考课制度逐步废弛, 这就势必对上计内容中的户口调查产生一定的影响。

秦汉时期户口管理组织严密, 政府比较重视户口管理工作, 如刘邦打到秦都咸阳后, 当过刀笔吏的肃何深知这种“籍帐”的用途, 第一件大事就是收取秦内史府收藏的历年图书律令, 即土地图册、公府文书、国家律令与户口册籍等, 为之后西汉政权的稳固打下的基础。因为户口不仅是国家征徭役、赋税等的依据, 而且也是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的一个方面。因此, 从户口分类、登记、申报程序、查验等采取一系列政策法令, 规范户口管理, 保障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社会秩序安定, 进而促进国家政权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摘要：古代历朝历代政权均重视户口管理, 从秦汉时期户口的登记、分类、政策法令、调查等剖析, 指出秦汉时期户口管理制度业已成形, 逐渐建立自下而上的严密管理体系, 利于国家的稳定, 也为秦汉之后户口管理制度革新提供了标尺作用。

关键词：秦汉时期,户口,户口管理

参考文献

[1]朱绍侯.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M].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4

[2]陈鸿彝.中国治安史[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

篇4：秦汉时期女子地位

关键词：女子；地位；性格；政治

中图分类号：K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244-02

春秋战国以至秦、汉初这一时期，政治环境不稳定，社会动荡，周天子的威信不断下降，再加上礼制的崩坏，使得社会缺失了对女性的约束。再加上频繁的战乱，使得大量男子出外作战，女子不得不承担起整个家庭。这就为女性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极其特殊的契机，她们活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对当时的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女子的性格塑造

1. 教育影响

教育对于一个国家统治政策的传承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也是统治阶级十分注重的内容。在春秋战国到汉初这一时期内，虽然受到了自西周以来“男女有别”等思想的影响，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天子失官”与“私学勃兴”，使得能够受到教育的群体人数大增，而当时并未确立严格限制女性的道德规范，因此女性接触到诗书或是评论时政还未向之后那么严格。例如，刘向的《列女传·辩通传·齐钟离春》中便有：

“钟离春对曰：‘今大王之君国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强楚之雠，外有二国之难。内聚奸臣，众人不附。春秋四十，壮男不立，不务众子而务众妇。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渐台五重，黄金白玉，琅■笼疏翡翠珠玑，幕络连饰，万民罢极，此二殆也。贤者匿于山林，谄谀强于左右，邪伪立于本朝，谏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饮酒沈湎，以夜继昼，女乐俳优，纵横大笑。外不修诸侯之礼，内不秉国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于是宣王喟然而叹曰：‘痛乎无盐君之言！乃今一闻。”[1]

钟离春是平民女子，尚能指出治国策略中的利弊，可见，当时女子具备了接受教育的可能性。

2. 道德影响

西周灭亡，周天子迁都后，礼制的束缚力开始下降，这样，使得约束女性的道德规范也开始变化。这一时期，同姓相婚、改嫁、私通等混乱的婚姻现象层出不穷，甚至连乱伦的“因”（孙辈纳庶祖母为妻）、“■”（子纳庶母为妻）、“报”（子侄辈纳婶母为妻）等现象都视为平常，《左转·文公十六年》记载：

“宋公子■礼于国人，宋饥，竭其粟而贷之。年自七十以上，无不馈诒也，时加羞珍异。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国之材人，无不事也；亲自桓以下，无不恤也。公子■美而艳，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无道，国人奉公子■以因夫人。

……

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将田孟诸，未至，夫人王姬（即宋襄夫人）使帅甸攻而杀之。荡意诸死之。书曰：“宋人杀其君杵臼，君无道也。”文公（即宋文公■）即位，使母弟须为司城。”[2]

襄夫人为周襄王的妹妹，嫁给了宋襄公，是公子鲍的庶祖母。在这场婚姻中，虽然有政治因素的存在，但是，更重要的是当时社会对于这种婚俗的认可。公子鲍为了谋求国君的地位，所以不得不借助于襄夫人。

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对于女子改嫁的限制还是很小的，而且社会对女性的态度较后世相比，更为宽容。

3. 远古尊母遗风

商朝女子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她们可以主持或参与祭祀，甚至亲自占卜军国大事，统领军队指挥作战，而且还可以拥有个人的领地属邑，亲自经营田产，死后还可以独立受到祭祀。殷墟卜辞中关于妇好的记载就充分证明了商代妇女的较高地位。根据考古推断，妇好可能是商王武丁的第一任王后。她就曾多次亲自率领大军出征，征伐土方、人方、羌方、巴方、夷方等国。春秋战国时期去古不远，生活中还留有一些尊母的遗风，这也使得女性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二、女子社会地位的表现

1. 女子代户、袭爵

在这一时期中，女子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首先表现在她们可以作为一家之主，接受赏赐，甚至继承爵位。

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甲乙两种《日书》中，便有多处记载到了“女子为正”的例子，这也反映出了这时女子为一家之主的情况。例如《梦》这一章中，就有“宇东方高，西方下，女子为正”、“宇左长，女子为正”[3]等等。

1983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清理出了三座汉墓，其中出土的《二年律令》中，便有对女子代户袭爵的详细规定：

“孙为户，与大父母居，养之不善，令孙且外居，令大父母居其室，食其田，使其奴碑，勿贸卖。孙死，其母而代为户。令勿敢遂（逐）夫父母及入赞，及道外取子财。”（《二年律令·户律》）

“诸后欲分父母、子、同产、主母、限（假）母，及主母、限（假）母欲分草子、限（假）子田以为户者，皆许之。”（《二年律令·户律》）

“死毋子男代户，令父若母，毋父母令寡，毋寡令女，毋女令孙，毋孙令耳孙，毋耳孙令大父母，毋大父母令同产子代户。同产子代户，必同居数。弃妻子不得与后妻子争后。”（《二年律令·户律》）

“ 寡为户后，予田宅，比子为后者爵。其不当为户后，而欲为户以受杀田宅，许以庶人予田宅。毋子，其夫；夫毋子，其夫而代为户。夫同产及子有与同居数者，令毋贸卖田宅及入赞。其出为人妻若死，令以次代户。”（《二年律令·置后律》）[4]

前两条律文是关于田宅分割和继承的，它们反映出了当时复杂的户籍和财产继承制度，同时，这两条律文都提到了女子可以充当户主的情况。

第三条律文明确规定出了了汉初代立户主的继承顺序，即：儿子、父母、妻子、女儿、孙子、耳孙、祖父母、同产子（侄子）。其中，妻子和女儿排在第三四位，由此，可以推断出，在汉代社会中应该存在女子继为户主的情形。

在第四条《置后律》是丈夫死后，妻子立户的法律规定。这条律文解释说明了妇女继立为户主的标准。

同时，女子在一定的情况下还可以继承父亲的爵位，《置后律》中便有这样的规定：

“□□□□为县官有为也，以其故死若伤二旬中死，皆为死事者，令子男袭其爵，毋爵者，其后为公士。毋子男以女，毋女以父，毋父以母，毋母以男同产，毋男同产以女同产，毋女同产以妻。诸死事当里后，毋父母、妻子、同产者，以大父，毋大父以大母与同居数者。”[4]

从这些律文中可以看出，汉初时期，女子的社会地位并不低，她们并没有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法律中也认可了女子作为户主或是继承爵位这一事实。

2. 女子财产权

春秋战国到汉初时期，对女子经济财产权的限制并不严格，比如秦朝便有四川寡妇巴清经商，并且独立操持一个大的家产。

“而巴寡妇清，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史记·货殖列传》[5]

《二年律令》中也有保护女子财产权的相关律文：

“女子为户无后而出嫁者，令夫以妻田宅盈其田宅；宅不比，弗得。其弃妻，及夫死，妻得复取以为户。弃妻，弃之其财。”（《二年律令·置后律》）[4]

这条律文便明确规定了作为户主的女子在出嫁的时候，她的田宅可以纳入丈夫的田宅范围，如果该女子被丈夫遗弃或是在丈夫死亡之后，重新索回田宅、财产，并且获得户主地位。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女子财产的权利。

3. 女子婚姻的相对自由

这一时期，在家庭生活中，妻子与丈夫的地位也相对比较平等。《诗经》中，便有大量篇章反映了男女自由相恋。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诗经·邶风》）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我觏之子，笾豆有践。”（《诗经·豳风·伐柯》）[6]

《邶风》就描写了男女相恋的场景。尽管如此，但并不是男女可以自由结合，仍是受到了西周时期“礼制”的影响，需要“媒”作为中介。但是由于地域的影响，以及夏人、商人文化的流传，在夏商后裔所居住的地区，婚制还是较为开放的。

秦和西汉的统治者在维系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道德上，对夫妻的要求是对等的，义务是相对的。并不单方面强调女人从一而终、守身如玉。相反，妇女离异再婚和寡妇改嫁是习以为常的事。《汉书·朱买臣传》便记载了朱买臣的妻子嫌弃他贫穷，请求离婚的事情：

“朱买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贵报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7]

纵观这一段历史时期，女子地位与后期相比明显较高，可以接受教育，独自立户甚至是继承爵位，也有一些经济权利以及婚恋自由，但是，和男子地位相比，仍然是有很大的差距。在此之后，随着儒家思想地位的不断上升，“男尊女卑”以及“三从四德”等思想的提出，对女子的束缚也不断增加，社会性别制度也在不断加强，女子也逐渐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属。

参考文献：

[1][汉]刘向.列女传[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 2000.

[4]朱红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集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5][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7][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篇5：高考历史总复习：秦汉时期

1、秦汉时期的政治：皇帝制度与中央官制、郡县制、汉武帝的集权措施

2、秦汉时期的经济

3、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4、秦始皇

复习建议

秦汉时期的政治。一般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角度，考查秦朝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容、基本特点。复习时要注意把握两对基本矛盾：中央与地方、君权与相权，一般高考会考查解决这两对矛盾的措施。

秦汉时期的思想，注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们要将其放在整个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进行掌握。

知识清单

	秦朝	两汉
时间	秦朝（公元 ① 年～公元前2）	西汉（公元前202～9年）东汉（25～2）
时代特征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政治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确立（ ② 制、 ③ 制、 ④ 制）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与加强（ ⑥ 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经济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暴政和战乱又严重破坏经济	通过统治者对政策的调整（ ⑦ ），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丝绸之路开辟
文化	通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⑤ ，加强了思想控制	经过董仲舒的发展，儒家学说开始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 ⑧ 思想

参考答案：

1、①前221，②皇帝，③三公九卿，④郡县，⑤焚书坑儒，⑥推恩，⑦休养生息，⑧正统。

考点聚焦

考点一、政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和发展

(一)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

1.至高无上的皇帝制

秦王嬴政将三皇和五帝的名称合为“皇帝”，自称“始皇帝”，总揽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大权。中央和地方的主要官员由皇帝任免，军队的调动以虎符为凭据，由皇帝控制。

秦始皇首创的皇帝制度，一方面以皇位世袭显示权力的不可转移，另一方面以皇权至上显示地位不可僭越。这是中国古代专制制度的重要特征。

2.三公九卿制

中央设丞相，为百官之首，帮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下设诸卿;以御史大夫为副丞相，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并监察百官;又设太尉管理全国军务。

丞相之下设有诸卿，分别掌管国家的各项具体事务，是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

如图所示：

特点：秦朝中央的主要官职，在地位、职责和权利方面互相配合，彼此牵制，军政大权操纵在皇帝手中。

3.朝议制度

秦始皇统治前期，对于军政大事的决策，一般先由丞相、御史大夫和诸卿进行朝议，最后由皇帝裁决。

4.郡县制

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分全国为36郡，郡下设县。郡守为郡最高行政长官，上承中央命令，下督所属各县。县的长官称县令或县长，负责治理民众，管理财政、司法、狱讼和兵役。

影响：①郡守和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免，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直接有效的控制。②打破了西周以来的分封割据状态，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③郡县制的建立，是中央集权制度形成过程的重要环节，也是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的重要标志。

注：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官吏任用原则上。分封制下的诸侯世袭，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在其领地内有设置官员、征派赋役、建立武装等大权，这为其分裂割据准备了条件。而郡县长官由中央任免，就消除了地方的独立性。这种官吏任用原则的改变，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分权变为中央集权，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管理。

(二)秦始皇

1.结束分裂割据，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功)

2.征服百越，北击匈奴，增设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四郡，奠定中国基本疆域。(功)

3.统一文字(小篆)、度量衡、货币，修筑以咸阳为中心的水陆交通，以巩固国家统一。(功)

4.焚书坑儒，大兴土木，修建长城、阿房宫、骊山陵，导致民怨沸腾。(过)

5.严刑峻法。(过)

(三)汉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1.王国问题的解决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的地方制度。地方王国实力壮大，威胁中央。

汉武帝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死后以嫡长子继承，其他子弟分割土地为侯，王国力量削弱，中央集权得以加强。

注：除“推恩令”外，还有酎金夺爵和附益法也是解决王国问题的措施。

酎金夺爵：汉制每年八月举行饮酎大典，诸侯王和列侯献“酎金”助祭。公元前1，汉武帝以列侯酎金斤两成色不足，削夺106个列侯的爵位。

附益法：不许诸侯招结宾客，以限制诸侯王与士人的交往，并且诸侯王只能衣食租税，不得参与政事。

2.内外朝制度

汉武帝以尚书令、侍中等官职参与国家大事，形成内朝，以削弱外朝丞相权力。

3.选官制度：察举制

这套制度包括征辟和察举等内容。“征”是指皇帝征召，皇帝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到朝廷充任要职。“辟”是指公府、州郡辟除(由中央和地方高官辟为僚属，然后向朝廷推荐)。二者合称“征辟”，如《张衡传》载“连辟公府，不就。”“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

察举是两汉选拔官吏最主要的方式，这是一种自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孝廉成为士大夫做官的主要途径。东汉时，随着地方豪强势力的发展，封建国家的行政组织日趋瘫痪，声望影响逐渐被官僚家族所支配，门第族望成为选举的主要依据，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因此形成并发展起来。如袁绍家族有“四世三公”之称。

【典型例题】

1、《三国志》称秦始皇“罢侯置守，设官分职，不与古同”。这是指秦朝实行了( )

A.郡县制 B.分封制

C.井田制 D.宗法制

解析：材料中“罢侯置守”指的是罢去分封制的“诸侯”，改行郡县制的“郡守”，因此材料是指秦朝实行郡县制，A项正确;根据材料中“设官分职，不与古同”可知不是分封制，B项错误;井田制是商周时期实行的土地国有制度，与题干材料不符，C项错误;宗法制是西周实行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与题干材料不符，D项错误。

答案：A

2、阅读下列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二

材料二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

——柳宗元《封建论》

材料三知封建(分封制)之弊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弊而讲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呼?曰：不能……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材料四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1)依据材料一概括西周制度相比于以前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种变化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统一后为巩固统治实行了什么制度?柳宗元对这一制度的基本态度是什么?

(3)根据材料三，概括顾炎武对两种政治制度的评价。

(4)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材料四中钱穆的观点。

解析：本题考查中国古代地方制度的发展变化，考查阅读理解材料，运用材料有效信息解决问题的能力。

(1)材料一的主题是周以前没有君臣之分，西周建立后实行分封制，这样就有了君臣之别。解题时抓住“殷以前……君臣之分未定”，“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即可，其影响可以迁移教材知识回答。

(2)材料二的主题是秦朝实行了郡县制，这样有利于全国的统一。问题问柳宗元的态度如何，很明显通过阅读材料可知他是持肯定态度的。

(3)第三问要求回答顾炎武对分封制与郡县制的评价，通过“将复变而为封建呼?曰：不能”可知，他是反对分封制的，认为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又指出了郡县制的弊端——“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即郡县制容易导致皇帝集权。

(4)第四问考查学生概括史料的能力，要求学生能够将材料观点与所学知识结合，并概括出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变化趋势——加强皇权，抑制相权;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地方分权。

答案：

(1)变化：天子由诸侯之长变为诸侯之君(或君臣之名分确定)。(如答出“分封的主体是王族和功臣”可酌情给分)影响：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巩固了周王室统治;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维护了西周较长时间的强盛。

(2)郡县制。肯定郡县制有利于秦朝的统一。

(3)顾炎武肯定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的进步，同时也指出郡县制的弊端——容易导致集权与专制皇权。但顾炎武也反对分封制。

(4)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但一直是围绕其核心思想变化的，即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地方权力的膨胀;加强皇权，抑制相权。

考点二、经济：恢复与繁荣

(一)农业

1.农具和技术：

西汉赵过推广二牛三人的耦犁，后来又出现犁壁，使铁犁可以朝着同一个方向翻土。耦犁到东汉时推广到珠江流域。汉朝以后，铁犁牛耕成为我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赵过还推行先进的撒播方法——代田法。耕作制度以一年一熟为主。

2.水利工程：漕渠、白渠、龙首渠等;王景治理黄河，使桀骜不驯的黄河安流近8。

(二)手工业

1.冶铸业：两汉时期出现高炉炼铁和炒钢技术，东汉杜诗发明水力鼓风冶铁工具。

2.制瓷业：东汉烧出成熟的青瓷。

3.丝织业：西汉政府设在长安的东西织室有数千工人;包括斜纹提花在内的丝织技术相当成熟，能够织出绫、锦、罗、绢、纱等二十多个花色品种。

(三)商业

1.西汉都城长安城东、西有“市”九处。

2.西汉开始，陆、海丝绸之路开通，中国丝绸远销亚、欧。

陆上丝绸之路

(四)经济政策

汉武帝推行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货币官铸、盐铁酒专卖、官营贩运、物价管理，以及向工商业者加重征税等。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富商大贾的势力。

【典型例题】

1、下图描绘了汉代农民使用四齿钉耙耕作的场景。它反映出当时( )

A.开始使用铁器 B.注重精耕细作

C.尚未推广牛耕 D.雇佣关系盛行

解析：本题考查农业，从关键词“汉代”，可以排除A项，因为春秋时期就开始使用铁器;汉代随着犁壁的发明，已经开始推广使用牛耕，排除C;雇佣关系盛行是在明清时期，排除D。故选B。

答案：B。

2、在古代，抑制小商人的“贱商令”，各朝代一脉相承，反复颁行。但是如《汉书食货志》中所言：“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出现这种背离现象的原因是( )

A.古代法律不健全

B.封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C.封建制度不健全

D.古代官商一体

解析：题干中“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只能说明“贱商令”的执行力度不够，不能说明法律不健全，A项错误;题干中“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的现象说明了古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为商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B项正确;“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现象与封建制度健全与否无关，C项错误;古代中国并未出现官商一体的现象，D项错误。

答案：B

考点三、文化

(一)思想

1.汉初的“无为而治”

背景：战争之后，经济残破。

目的：恢复生产，安定人心。

治国原则：“无为而治”。

应用：休养生息政策。

2.儒学成为正统

背景：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社会也潜伏危机;“有为”成为时代需要。

董仲舒的儒家思想：董仲舒结合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思想，宣扬“君权神授”，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宣扬“三纲五常”，有利于巩固统治。他还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

儒学成为正统：汉武帝以儒家标准选拔人才，设“五经”博士，在中央设太学，各郡县设学校，初步建立地方教育系统，以儒家经典教授青年子弟。从此，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二)科技

1.造纸术

西汉前期中国已有纸。1，东汉宦官蔡伦改进造纸术，制成“蔡侯纸”，是书写材料的一次伟大革命。

2.数学

成书于东汉的《九章算术》，采用十进位值记数法，汇集许多算术命题，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运算方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应用数学著作，标志着中国古代以计算为中心的数学形成完整体系。

汉朝史籍中提到“珠算”。

3.天文历法

浑仪是望远镜发明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观测工具，两汉时期使用浑仪确定天体坐标。

4.农学

西汉氾胜之的《氾胜之书》，我国最早的一部农书。区田法在该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在铁犁牛耕基本普及的条件下对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总结。

5.医学

战国问世、西汉编定的《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奠基之作。

东汉末年，张仲景写成《伤寒杂病论》，提出辩证施治的方法，奠定中医临床学的理论基础，被誉为“万世宝典”。

(三)文学

出现半诗半文的综合文体——赋。辞藻华丽，手法夸张，内容丰富，表现出大一统时代恢宏的气度。代表作有西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东汉张衡的《二京赋》。

【典型例题】

1、《春秋繁露》中写道：“正朔、服色之改，受命应天制礼作乐之异，人心之动也，二者离而复合，所为一也。”该主张的主要目的是( )

A.巩固儒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

B.为三纲五常学说提供理论基础

C.借助天意来宣扬大一统和加强君权

D.将哲理引入儒学促使其思辨化

解析：《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代表作，材料的意思是“改变纪年、服色和制定礼乐制度，虽然在时间上有先后不同，但顺天应人的想法是相同的，都最终归一个大治的目的”，体现了他“春秋大一统”思想，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后，儒学才成为正统思想，在此之前儒学地位低下，所以谈不上“巩固儒学地位”，A项错误;“三纲五常”是封建伦理道德原则，是为“大一统”服务的，是维护“大一统”的手段，B项错误;在西汉中期，诸侯王国割据局面基本结束，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中央集权得到巩固与加强，出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大一统的局面，为适应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大一统”思想，C项正确;“将哲学理论引入儒学促使其思辨化”是宋明理学的特征，D项错误。

篇6：秦汉时期的文化优秀教案

历史：《秦汉时期的文化》教案

教学目标

一、基础知识目标

太初历;张衡的科技成就;关于太阳黑子的最早记录;《九章算术》;《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华佗;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西汉前期的纸;蔡伦改进造纸术;造纸术的传播及其影响。两汉时期哲学与宗教发展的基本特点;董仲舒及其思想与著作;王充的思想及其著作;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形成;早期道教的经典及早期道教的活动。司马迁与《史记》;《汉书》。赋与汉赋的代表作;乐府诗。秦汉陶塑艺术及其精品;秦汉铸铜艺术及其代表作;秦汉绘画艺术。

二、能力培养目标

1.秦汉大一统，社会比较稳定，封建经济发展，促成了文化发达昌明。国内各民族之间联系密切，中外交往活跃，又为秦汉文化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本节学习，培养学生对历史发展进行立体观察和分析研究的能力。

2.儒学的改造，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形成，情况较为复杂，其影响又是多方面的。通过教学活动，培养学生对较为复杂的问题进行分析的能力。对于复杂问题的分析，较能反映不同学生的各自的思维特质，教师宜尽力保护他们的思维积极性，为学生创造个性发展的空间。同时，要积极引导，循循善诱，使他们的个性发展逐渐纳入科学的轨道。

3.秦汉时期，文学艺术的创作思想活跃，许多作品气度不凡，美不胜收，令人叹为观止。在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中，引导学生欣赏这些文学艺术的精品，潜移默化，提高他们的文艺鉴赏水平。

三、思想教育目标

1.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是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的。中国在世界上最先跨入封建时代，秦汉时期又迅速进入中国封建时代的第一个发展高峰。这是秦汉文化气势宏大、辉煌灿烂的前提和重要条件。

2.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在科学技术和思想、史学、文学、艺术诸方面，都创造了突出的成就。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向世界展现了特有的东方文化的魅力，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教学要点

一、秦汉文化的特点

1.统一与多样化有机结合

2.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

3.水平居于世界前列

4.奋发向上，气势恢宏

二、科学技术

1.天文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