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法制论文范文

2022-05-10

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民主法制论文范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法家学。他毕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而奋斗,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特别是作为我国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的先驱者和重要奠基人,他在民主法制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一篇:民主法制论文范文

浅淡推进社会主义农村民主法制建设

摘 要:党中央、国务院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集中精力抓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同时.必须切实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丰义精神文明建设。

关键词:民主法制 法律意识 维权

一、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要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地推进新农村建设。由此可见,大力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支柱作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离不开法制的保障,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实施科教兴国,实现农业可持须发展,保护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维护广大农民的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都需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

(二)保障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离不开广大农村人口的积极参与,否则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得到全面落实。因此,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对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保障作用。

二、我国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及表现

我国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很多,有历史因素造成的,也有现实因素造成的。有客观因素造成的,也有人为因素造成的,主要问题及表现例举如下:

(一)封建主义思想残余是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发展的重大障碍。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善,也很不重视。”、“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一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虽然封建制度已经被推翻,但封建思想残余在广大农村仍然十分严重,农民遇到困难首先想到的是神仙,而不是法律,求神仙,而不依靠法律。特别是近些年由于农村有文化的青年人都选择外出务工,农村的留守人员以老人和儿童为主以后,这种现象又有所抬头。

(二)经济落后、受教育程度低,导致民主法律意识淡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农村较为落后,经济发展不均衡成为不争的事实。农村经济还很落后,很多地区还停留在解决温饱问题上。一方面,大部分村民都保持在“扫盲”的基础上,文化基础较差,不学法,更谈不上用法。另一方面是法律知识的缺乏使其不能意识到行为的违法性。

(三)法律知识的缺失直接导致维权意识差,特别是民主参与意识淡薄。缺乏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积极性、主动性,一些地方村民的民主法制观念不强,自治程度不高,不会、不能、不善于正确行使民主权利,选举流于形式。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宗族势力和流氓恶势力控制选举以及贿选等情况。

(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情况突出。农村人口的普遍民主法制意识的淡薄,同时也助长了基层组织中部分法律水平低、依法行政意识较差的干部存在。由于受传统的权利本位和行政中心思想的影响,一些领导忽视甚至排斥农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忽视法制建设,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专制主义,家长制作风,官僚主义,个人的私欲膨胀而产生的腐败,干部凌驾于法律之上,以权谋取私利,假公济私,无视群众,非法敛财,对群众打击报复,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权压法的现象。还有一部分领导干部抓物质文明比较硬,抓精神文明和法制比较软,把法治看成可有可无,没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是做作样子,应付了事。

三、推进社会主义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对策探讨

(一)狠抓农村普法教育,不断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转变落后社会风气。培育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使广大的干部群众知法、守法,是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基础。要认真总结推广近几年来普法教育的成功经验。把有针对性的普法和培养农村法律骨干相结合,组织农民加强对《农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学习。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农民进行教育。在文化教育、政策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和民主法制教育上下功夫。采取各种形式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到民主生活中去,提高其依法办事、参与村务管理和监督的能力。

(二)全面落实村民依法自治,推进农村依法治理。按照 “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原则,让群众自我教育,干部自我约束。以村务大事民主决策制度为突破口,解决农村热点、难点问题,从而提高农民参与村务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全面行使法律法规赋予的民主权利,制定出切合实际、操作性强的民主管理制度。

(三)强化组织领导,严格执法行为,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党政组织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是发展农村市场经济的重要保障,是维护农村稳定、保持安定团结的基本保证。近年来,各乡镇努力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和能力、执法工作环境有了明显改善,但在各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领导干部要认真改变工作方式,把长期以来习惯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行政命令来领导和管理社会事务的方式,逐步改变为依靠法律手段,依照法律程序进行领导和管理各乡镇。要积极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将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分解细化,落实到部门和岗位,明确责任。做到执法权限法定化、执法责任明晰化、执法程序公开化、执法行为规范化,并自觉接受党、同级人大以及人民群众的监督。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4页.

[2]陆学艺.当前农村形势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J]江西社会科学.2006-04

[3]严书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会多角度研究 [J]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02

作者:刘 炜

第二篇:董必武与中国民主法制建设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法家学。他毕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而奋斗,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特别是作为我国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的先驱者和重要奠基人,他在民主法制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董必武于1886年出生在湖北黄安,1903年考中秀才。1911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毅然投身于人民革命的洪流之中,1920年即在武汉筹建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又作为武汉的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曾经从事过多方面的领导工作,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他在1914年和1917年曾两度东渡日本攻读法律,回国后一面从事革命活动,一面从事律师职业。可以说,他是我们党内资格最老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土地革命时期,他担任过中华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抗战时期,他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参加了联合国制宪会议;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过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此后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是六届中央委员,七届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直到1975年2月逝世。在他主持全国政法工作和法院工作期间,虽然不断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压制,但他始终坚持原则,忠于职守,不仅积极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而且在理论上勇于探索,直陈己见,抵制错误,留下许多精辟论著。今天,董老的这些论述对我们加深理解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执法为民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重视民主建政发展人民民主

董必武一贯重视人民政权建设,再三强调要正确处理人民政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1940年,他在陕甘宁边区所作《更好地领导政府工作》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边区政府的权源出群众,政府负责人是群众代表选举出来的,这已表明政府和群众关系的密切。”“政府有权,要为群众做事,为群众谋幸福,不应该妨害群众、压迫群众。”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正确处理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努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谋利益。同时,他强调,人民政府在工作中要坚持群众路线,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要倾听群众呼声,采纳群众意见,了解群众生活,保护群众利益。但这还不够,还要使群众敢于批评政府,敢于监督政府,一直到敢于撤换他们不满意的政府工作人员。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真正的人民政府,服务于群众的廉洁高效的人民政府。

在政府建设上,董必武较早提出要从“游击式”过渡到“正规式”,建立一套正规的制度和办法。1948年,他在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政府各部门都成立起来了,这个政府是由游击式过渡到正规式的政府。正规的政府首先要建立一套正规的制度和办法。……有人说这是形式。正规的政府办事就要讲一定的形式,不讲形式,光讲良心和记忆,会把事情办坏的。……我们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我们要向人民负责,人民要求我们办事要有制度、有纪律,无制度、无纪律一定办不好事情。政府规定的制度一定要遵守,不遵守就是违犯纪律。”他强调政府的制度建设,不仅在建国前后十分切中时弊,就是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甚至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既然政6477d2c0d9faf70d12cc05d6e65f2fca2771f516f19a908a72b239360d211c99权机关及其权力来源于人民的选举和授权,理所当然不能违背人民的意志去行使职权,不能侵犯人民民主权利,而要尽其所能地维护人民权利,为人民谋取利益。董老在1954年3月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进一步加强经济建设时期的政法工作》中尖锐地提出:“在逐步完善起来的人民民主制度和人民民主法制之下,人民的民主权利应该受到充分的保护。由于过去处在紧张的战争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中,由于法律还很不完备,司法制度特别是检察制度还不健全,有些公安、司法机关还有粗枝大叶、组织不纯甚至使用肉刑的现象,以致有一些人被错捕、错押或错判,人民的民主权利受到侵犯。为克服这种现象,今后必须从立法方面,从健全司法、公安和检察制度方面,对人民的民主权利给予充分保护。”

董老十分重视建立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推进政权建设,发展人民民主。他在工作中抓得很紧,很有针对性和指导性。他在1951年9月所作的《论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的重要讲话中,深刻阐明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并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国家政权建设工作,首先就要开好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会议如能开好,应当使它迅速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而抓紧建立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着眼点,就在于巩固与发展获得解放的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他说:“全国各地人民解放后获得了空前的民主自由,但人民享受的民主自由的实质,必须有一个民主的组织形式把它固定下来,否则民主生活是不巩固的。”这确实是高屋建瓴的见解,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使人民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否则,人民的民主权利将因缺乏制度保障而很难落实。在建国初期的一段时间内,董必武大力推动开好人民代表会议和由人民代表会议行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他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一方面肯定了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批评了一些地方“没有充分发扬民主,对于应该展开讨论的重大问题没有认真地进行讨论,没有充分集中群众的意志,只是形式地通过决议,致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能充分发挥,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某些工作上的错误也不能及时得到纠正”。他告诫广大干部:“在我们人民民主国家中,任何不重视人民民主权利、违反人民民主制度的现象都是不能容许的……当着有可能采取比较完备的民主形式,并且国家政治制度已有了明确规定的时候,那种习惯于简单方式处理问题的做法,就完全不合时宜,而且是违法的了。”这些话,今天重读起来仍然具有启发性。现在一些地方不重视人民民主权利,在人代会上满足于搞形式、走过场,而回避开展切实的讨论、中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敢放手让代表进行民主选举的现象并不少见,增强人民本位的民主意识刻不容缓,严格按照法律制度和民主程序办事,应当成为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准则。

正确处理党、政关系,注重发挥政府应有的作用

在加强政权建设中,有一个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党、政关系,逐步实现党、政职能分开,把加强党的领导与发挥政府作用统一起来。董老一贯十分重视政治生活中的这个重大问题,针对不同时期出现的党政职能不分的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推动克服党包揽一切、以党代政的倾向,保证政权机关工作正常运转,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

早在1940年8月,董老在陕甘宁边区中共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了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政府是政权机关,它必须是真正有权,而党是领导政府的”。怎样处理好两者关系?董老作了精辟的分析和说明:“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党的构成分子——党员,在政府机关中工作,同时就是政府工作人员中的一员。党和政府这样就发生了有机的联系。党在政府中来实现它的政策,是经过和依靠着在政府内工作的党员和党团。党只能直接命令他的党员和党团在政府中作某种活动,起某种作用,决不能驾驭政府之上来直接指挥命令政府。”“政府在党的领导下所颁行的法令,所公布的布告,所提出的号召,我们的党组织和党员首先应当服从那些法令,遵照那些布告,响应那些号召,成为群众中爱护政府的模范。”他还进一步指出:“党包办政府工作是极端不利的。政府有名无实,法令就不会有效。政府一定要真正有权。过去有些同志以为党领导政府就是党在形式上直接指挥政府,这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说,党要领导政府而不包揽政府工作;党要善于通过广大党员以及相应的党组织来贯彻实施党的路线方针而不直接命令政府;党要重视和遵照政府的法令而不能置身于法令之外。这样,政府才能有权力、有权威、有成效。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全国各地的政权建设也得到加强。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怎样处理好党政关系问题更加凸显出来。董老紧紧抓住这个关键问题,在干部大会上讲道理,在党内提建议。1951年9月,他在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上专门讲述了党与政权机关的关系,明确指出:“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应把党的机关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正确关系应当是:一、对政权机关工作的性质和方向应给予确定的指示;二、通过政权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实施党的政策,并对他们的活动实施监督;三、挑选和提拔忠诚而有能力的干部(党与非党的)到政权机关中去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董老发现有些地方由党直接抓政权建设,而把政府放在一边,出现了政权机关不抓不管政权建设的怪现象。针对这些情况,他给华东局负责人提出了意见,并写信给毛泽东,他认为:“加强下级政权建设的工作,可以而且应该经由上级政权机关领导着去做,当然领导各级政权机关是各级党委的责任。各级党委对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应经过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党员来实现;其中如有党员三人以上,应组成党组以保证党的领导。党直接做政权机关的工作是不好的。”毛泽东批示:信的内容是正确的,可以抄发……各中央局负责同志一阅,促其注意这件事。”董老的这封信当时影响很大,在党内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1956年,董老在八大上的发言主要是讲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为了改善党对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的领导,他又批评了“党政不分”,认为这样“会减弱党对国家机关应有的政治领导”,助长官僚主义。我们某些行政部门的党组,对于该部内的重大工作作了决定,也往往不重视一定的行政程序而直接付之实施,这也是党政不分的一种现象”。他又再次引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讲的一段话:“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方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董老不厌其烦地说:有些同志觉得这是炒冷饭,假若党政不分的现象各地或多或少仍然存在的话,这样一再引用就不是多余的话了。可见坚持党政职能分开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大事,因为有些人总是热衷于由党包揽一切,这已经成为一种顽症。可以说,董老一贯强调党政职能分开,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正是着眼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充分发挥人民政权的作用。

坚持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

董必武历来重视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推进人民民主法制。新中国建立以后,更是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呕心沥血。他根据当时百废待兴的实际情况,狠抓了司法干部培训、司法机构建设、法学教育和研究、法制宣传和普及,加强立法和执法工作,并一再大声疾呼要同违法现象作斗争,用社会主义法制来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

全国解放前的1949年3月,华北人民政府发布了由董必武签署的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的训令,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特别是司法工作者,要“用革命精神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学习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来搜集与研究人民自己的统治经验,制作出新的较完备的法律来。”

他凭借自己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阐述了法制的内涵及其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在1957年3月召开的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世界上对于法制的定义,还没有统一的确切的解释。我们望文思义,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就是法制。”“我们的法制体现了我们国家最大多数人的意志。法制有什么作用?没有它行不行?上面说过没有它是不行的。……人类从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说到文明,法制要算一项,……简单地说,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这里首次提出了法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没有法制国将不国,没有法制也不能搞社会主义建设。把法制与文明紧密联系起来,这不仅是思想理论上的创新,也是对法律虚无主义的有力抨击。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大制度的普遍建立和宪法的颁布实施,民主法制建设进展比较顺利,立法成绩明显,民主建政稳步推进,行政执法和司法工作都有加强和改进,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1956年9月举行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要求,董必武在大会上以《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题作了长篇发言。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指明了法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法制不完备,少数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对于国家的法制有不重视或者不遵守的现象,并且对于这些现象的揭露和克服,也没有引起各级党委足够的注意”。“在不少地方或部门进行工作中,我们经常发现有违法乱纪,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现象;甚至有的人自命特殊,以为法制是管老百姓的,而自己可以超越于法制之外”。

董老着重指出:“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为了做到坚持依法办事,必须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要大力开展法制教育,增强法制观念。他大声疾呼要大力加强法制教育,对于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的现象,“必须努力设法加以清除。也许清除这种现象需要较长久的时间,但是,现在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办法着手清除,而等到以后去清除,那就给予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损害将会更大”。后来的实践真是不幸被言中,党的八大以后,对清除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的现象始终没有引起重视,好端端的局面很快受到日益严重的“左”的思想干扰而遭受很大损害。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鼓吹“无法无天”,民主法制被破坏殆尽,带来了深重灾难。

第二,在逐步做到有法可依的同时,坚决做到有法必依。他不仅强调:“要赶快把国家尚不完备的几种重要的法规制定出来”,而且强调,在执法上则必须严格要求,马虎不得。“凡属于有明文规定的,必须确实地执行,按照规定办事,尤其一切司法机关,更应严格地遵守,不许有任何违反”。“我们反对一切随便不按规定办事的违法行为。今后对于那些故意违犯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只讲职权,不讲责任,必然助长以权压法、以权谋私,只有把职权与责任统一起来,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才能把行政职权纳入法制轨道。

第三,加强党的领导和检查监督。他指出:“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更重要的还在于加强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必须把法制工作问题列入工作议程,党委定期讨论和定期检查法制工作,都是迫切需要的。党的监察委员会关心法制工作,认真地对党员遵守国家法制进行监督,人民民主法制进一步加强是会更有保证的。”这里提出党委定期检查和党的监察机构加强对党员遵守法制的监督,确实很有必要。从性质上讲,不遵守国家法制,也就是违背了党的主张和纪律;从力度上讲,党出面检查监督,力度更大,收效会更好。这实际上是加强党对法制建设领导的重要方式。

第四,党员和干部要带头发扬民主,遵守法制。早在延安时期,董必武就指出:“政府所颁布的法令,所定的秩序,我们党员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和遵守。……我们如果违背了政府的法令,破坏了社会的秩序,我们自己必须负责,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他还提出:“党员犯法,加等治罪。这不是表示我们党的严酷,而是表示我们党的大公无私。”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他又多次指出:有些党员自视特殊而不把法律法令放在眼里,以为自己可以不守法,或不守法也不要紧,还有的对法律的严肃性认识不足,不按法律办事,不懂得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和违法犯罪现象作斗争。他一再要求党员干部学习和掌握法律,做到以身作则,正确执行和模范地遵守法律。这里有三点今天仍然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反对形形色色的特权思想,特权是破坏法制统一的祸害。二是带头守法、执法,成为群众的表率。三是党员干部违法犯罪要严肃处理,充分体现从严治党、依法治党的精神和要求。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法制才能逐步健全起来。

第五,司法工作要努力做到便民、利民、为民。董老本着我们党和国家机关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十分关注司法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司法机关为人民服务,首要的是正确及时办案,确保公平公正。为此,就必须严格按照各项制度和法定程序办事。他说过:“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各项制度,其共同目的是保证案件的正确审判。”他要求严格执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公开审判制度、辩护制度、审判会议制度以及法院和检察、公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制度,法院自身的审判监督制度。同时,他一贯强调要改善审判作风,改进工作方法。坚决反对先入为主、偏听偏信、主观臆断,要求务必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决克服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倾向,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办事判案要方便群众,努力为群众排忧解难。之所以一定要这样做,正如他早在1953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指出的:“人民司法工作者必须站稳人民的立场,全心全意地运用人民司法这个武器;尽可能采取最便利于人民的方法解决人民所要求我们解决的问题。”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人民司法工作的根本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是我们今天仍然要大力继承和弘扬的优良传统。

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和善于抵制各种错误倾向

董必武在我们党内,是公认的德高望重的长者,他在重要关头敢于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抵制误国误民的错误倾向,历来为党内外所称道。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毛泽东在1957年2月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广大党员干部认为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很及时、很必要,但也有些人习惯于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处理社会上的新矛盾、新问题,“左”的思想和做法仍然顽固地表现出来。董必武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及时发现和抓住了这个倾向性的问

题。他在4月21日就农村治安问题给中央写的报告中尖锐地指出:一些地方违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动辄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农村问题。一些地方党委和司法机关在对当地农村治安情况的说明和采取的措施中,“可以嗅出一点气味,似乎这些地方党委和司法机关有对人民内部问题和敌我问题混淆不清的样子”。“他们采取的措施是压一压。有的说农村问题‘必须采取打击和镇压的手段才能解决’,有的说‘要加强农村专政工作’;有的说‘不要以为合作化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就可以太平无事,万事大吉,放松对敌人的警惕和过分强调人民内部问题”。中央及时将董老的信和附件批转各地,明确指出:“不得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人民群众。”这对当时纠正混淆两类矛盾,甚至把矛头对准人民群众的现象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我们国家掀起“大跃进”高潮的日子里,许多人头脑发热,乱提口号,不仅干扰了正常工作,而且带来了严重祸害。政法战线当时也提出了种种主观主义的、很不适当的口号。董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冷静应对。他在1958年召开的司法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跃进不是提的口号热闹就好,要实际干”。“几个部门协作搞跃进是必要的,但不能照抄口号”。“提口号要实事求是,不着边际的提不好,有的地方提所谓‘几满意’,这种口号怎样实现呢?不好检查,无从验证。”“有的同志提所谓‘无什么’(指一些地方的司法部门提出,苦战一年到三年,实现“无反革命、无盗窃、无抢劫、无强奸、无民事纠纷”等不切实际的a50968bc6c8a4027f71a18ec9ae623294c3325116b97ce02bab5f415d170105d口号),这在一个地区或某一问题有可能,说在全国‘无反革命’、‘无讼争’是不可能的”。“司法工作的跃进,什么是标准?这就要看我们的审判工作是不是便利于老百姓,是不是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不是对建设社会主义起保障和促进作用。当然,最要紧的是提高审判质量。”这样一讲,就把人们的注意力和工作的着力点从乱提口号转移到扎扎实实提高审判质量上,而提高审判质量又是为了严肃、公正执法,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这就把现实业务与远大目标密切联系起来。

在“大跃进”年代,还有一股风,就是鼓吹“破”字当头,把一些必要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工作程序胡砍一通,工作中的主观任意性更加膨胀。这对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形成了很大冲击。董老面对这种令人痛心的情况,在1959年5月召开的全国公安、检察、司法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围绕总结经验这个话题,对破与立的辩证关系作了精辟的有针对性的阐述。他首先指出:“破与立是对立面的统一,既要有破又要有立,不能只破不立。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那一套,我们是不要了,但也应该有个适合我们需要的规程。工厂有操作规程,我们办案子也有操作规程,那就是诉讼程序。按照程序办事,可以使工作进行得更好、更合理、更科学,保证案件办得正确、合理、及时,否则就费事,甚至出差错。”他还严厉批评了有些地方乱破一通,“自己想怎样办就怎样办,有点我用我法的味道,这很容易造成混乱,发生问题”。那么,应该怎样处理破与立的关系呢?董老说得好:对于破与立,都要作具体的分析。……在破的时候,注意不要把好的东西否定掉;在立的时候,注意不要把不好的东西也肯定下来。……凝固不化、一成不变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对的;但是草率从事,轻易变动,也是不对的。你们要把这一工作做好,必须充分依靠群众,何者该破,何者该立,多多征求和倾听群众的意见。……还要有意识地通过实践来检验、证明,经过充分研究,再得出结论。”董老的这些精辟论述,主要是针对当时忽视和损害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而提出的,今天读起来仍然很受教益。他强调要按程序办事,充分依靠群众,注重实践检验,都是很有远见卓识的。他还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政法机关的工作,没有一桩事不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关,我们不能不采取这种高度严肃的态度。”这种以人为本、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这正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正是胡锦涛同志再三强调的:一定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有这样,才能抵制和排除各种歪理邪说的干扰,沿着正确的轨道把法制工作推向前进。

作者:陆德生

第三篇:新疆政务公开的民主与法制建设

摘 要:行政系统的生存发展与外部环境的密切联系,因此我们应从行政与行政环境的相互关系中探讨公共行政的规律。本文就是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试图探索在新疆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背景下,推行政务公开的必要性,最后就新疆如何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民主与法制建设;政务公开;建议

一、新疆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发展

近年来,新疆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随着基层民主建设的深入,以及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我区各族人民参政议政的意识和法制意识得到了普遍提升。

(一) 新疆城乡的基层民主建设

在新疆,村民自治与城市社区的居民自治是城乡基层民主建设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治区各级党组织把村民工作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在民主选举方面,针对少数民族聚居的村,为使各民族都有人选进村委会班子,各地州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和方法。为了充分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各地州大力推行村务公开,有些县市针对牧区特点创立了马背公开栏。

如同我区的农村村民自治,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也是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主要内容.在民主选举方面,选举形式经历了由候选人提名到自荐报名,由间接选举到直接选举,民主程度不断提高.在民主决策方面,社区居民是民主决策的主体,通过社区居民会议、听证会等有效形式和渠道对社区内公共事务进行民主决策.在民主监督方面,实现居民委员会事务公开,凡是居民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和涉及全体居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务都及时向居民公开.随着居民自治的不断完善,我区城乡居民参政议政的热情空前高涨,不断推进了基层民主政治的向前发展。

(二)新疆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为了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法制意识,我区开展了“法律进万家”的活动,大力推进法制宣传教育。这一活动的开展在各行各业学法用法的高潮,不仅提高了政府依法行政和服务社会的能力,人民的法制意识也得到普遍提升。

二、新疆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使政务公开成为必需

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人民的法治意识和权力意识得到普遍提升,直接表现为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行政,而参与行政的先决条件就是政务公开,因此政务公开的推行已是大势所趋了。

(一)人民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的不断提高要求实行政务公开

随着我区基层民主建设的不断完善以及普法教育的深入,我区人民参政议政的意识得到普遍提升。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就拥有了更多的参政议政的思想、物质和技术条件,直接参与政务的机会和热情也就更多更高。人民直接参与政务是行政民主的直接表现形式,而政务公开则是行政民主的实质内容。因为公民要行使直接参与政务的权力就必须要求政务是公开的,只有公开的行政才能为人民的直接参与提供方便之门。

(二)政务公开是我区民主监督的一项重要措施

现代民主政治下的政务公开是行政主体除了免公开的外,其他一切政务都要求向人民公开,这样就可用人民的权力去规制和惩戒被滥用的权力。大多数的腐败行为都是在暗箱操作中进行的,所以政务公开是最好的监督。

目前,我区除了行政内部的监察系统外,还有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另外,个人、社会团体、新闻、社会舆论也有监督的权力。个人与社会团体可以通过信访、举报、投诉等方式进行监督,新闻舆论可以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激浊扬清。然而再好的监督措施都必须以政务公开为前提,政务越是公开,行政权力就越易受到监督,权力的滥用就越易受到控制。

(三)实行政务公开有助于平衡地区间政治发展的差距

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不断缩小地区差距。当然,合理的差距会促进社会发展,完全的同步发展是不可能的,但差距过大就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发展则更无从谈起。地区差距可以被分为经济发展的差距和政治发展的差距,经济发展的差距势必会导致政治发展的差距,但是通过实行政务公开可以 实现资源共享,保证地区间相互学习借鉴政治发展的成功经验,达到平衡政治发展的目的。

以天山为界,可以把新疆分为南疆和北疆。相对于北疆而言,南疆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都较低。由于新疆本身地广人稀且人口分布不集中,这就给我区的信息化建设带来了相当的困难。许多经济欠发达的南疆地区信息相对闭塞,行政人员接收先进的政治理念的渠道比较有限,普通民众参政议政的意识比较淡薄,这都严重限制了南疆地区政治发展的水平。随着政务公开的推行和我区信息化建设的发展,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会大大增加,参政议政的权力将得到真正地保护,人民参政议政的热情将空前高涨,行政人员也会有更多的渠道接收先进的政治理念和成功的经验。从而不断推进南疆地区的政治发展。所以政务公开的推行将成为南疆地区发展的一股强动力,伴随着这股强动力的推进,南北疆政治发展的差距势必会不断缩小。

三、对新疆推行政务公开的几点建议

目前,摆在我区政府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在更符合新疆实际情况下更好地推进政务公开,在此希望在各族人民的努力下,我区政府能够尽快形成具有新疆特色的政务公开的运行模式。

(一)深化宣传教育,切实解决认识不到位的问题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以来,政府部门都相继开展了对新条例的学习,但各部门对信息公开工作的落实还存在认识不到位的问题。因此,首先应抓住解决思想认识这个关键,加强领导,加大力度,扩大范围,充分利用各种方式和渠道,广泛宣传公开的目的、意义、方式、方法以及具体要求和标准。树立领导的公仆观念、群众观念和法制观念,勤政廉政,切实解决少数领导怕公开、担心公开,不愿公开,不敢公开,不重视公开和不懂公开的问题。同时,要广泛深入地宣传广大人民群众的知事权、议事权和监事权,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切实解决群众不关心公开,不参与公开和不会监督公开、不敢监督公开的问题,不断为公开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做好基层信息公开的工作,为政务公开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新疆在推行行政机关政务公开的同时,还在农村推行村务公开,在企业推行厂务公开,在城市社区推行居委会事务公开。在“四公开”中,政务公开是核心,村务公开、厂务公开、居委会事务公开是基础。推行村务公开、厂务公开、居委会事务公开扩大了公开范围,提高了公众参与程度,营造了良好的政务公开的社会氛围。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推进基层信息公开的工作,为政务公开的深入开展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

(三)加大监督力度,强化政务公开的实效

政务公开的实施要“监督并举”,首先要加强自我监督,各单位对政务公开工作实施自我监督,对存在问题和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要认真总结分析,提出整改意见,及时改正。第二加强人大监督,人大依法监督政府工作,通过定期听取政府各部门的汇报,审议各项重大政务,评议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工作;组织各级人大代表对政务公开的执行情况进行视察、检查,对政务公开的真实性、全面性、时效性、公开性进行监督。第三要加强纪检监察监督,纪检检察部门督促有关部门召开好以政务公开为主题的领导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抓好反腐倡廉工作,对社会反映的各种问题、整改措施及管理处理情况进行监督,提出整改意见,限期改正。加大对政务公开活动的监督检查力度,对违反政务公开规定的人和事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依照有关规定进行责任追究。第四要加强审计监督。审计机关对部门和乡镇定期进行经济责任审计和专项审计,对财政资金收支使用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有效的监督公开。第五是民主监督,各级人大代表和群众代表组成专门监督评议小组,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民主评议监督活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提出公开监督建议,及时反馈政务公开效果。

通过监督公开,能够进一步树立高效透明的政府形象,提高行政决策的透明度,增强人民群众参与管理政府事务的积极性,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特别是财权、人权、事权、物权,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全过程处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增强了政务活动的透明度,提高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自觉性;政务公开服务于群众,方便于群众,接受于群众监督之下,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管理社会事务的热情和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积极性。

(三)发展电子政务,加强政府信息技术建设。

建立符合政务公开要求的新型政府,必须有信息交换机制作为技术支持,电子政务工程就是这一重要的技术手段和途径,它实现了政府管理中多种管理方法的协调和创新,并将公共管理和服务理念贯穿到组织运行机制中。当前,我区电子政务的发展重点是,进一步完善、健全网络体系,提高政府网站的认知度和满意度,通过电子政务加快政务公开的推进步伐。

参考文献:

①张康之 李传军 张璋 公共行政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年

行政系统的生存发展与外部环境的密切联系,因此我们应从行政与行政环境的相互关系中探讨公共行政的规律。本文就是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试图探索在新疆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背景下,推行政务公开的必要性,最后就新疆如何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作者通讯地址: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06级研 乌鲁木齐 830047 )

作者:马明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