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制度变迁管理论文

摘要：不同时期的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对其供给效率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建国以来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基本轨迹的分析，认为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制度外供给制度以及权力导向的供给决策机制是农业基础设施供给过程中的重要路径依赖，并导致供给的低效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农业制度变迁管理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农业制度变迁管理论文 篇1：

企业制度化管理研究

[摘要]制度化管理一直作为西方企业管理中的潜在命题存在，但是在缺失科学管理发展基础的中国企业，有必要突出制度化管理的意义。从企业管理发展史来看，制度化管理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技术发展的结果，同时制度化管理也是现代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制度化管理是伴随西方管理对科学理性的追求而产生和发展的，制度化管理是组织理性的表现，企业的制度化本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的管理水平。对现阶段的中国民营企业而言，制度化程度是衡量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准。

[关键词]制度化管理；工业革命；科学理性

一、制度化管理的西方历史现实

1.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制度化管理

在资本主义之前，由于生产力水平和人类实践能力的限制，人类的认识被局限在相当狭窄的范围里，认识的内容充满了想像和对以往经验的肯定。那个时候的权威关系主要依靠习惯和信念以及对神灵的崇拜、信仰来维持。这种权威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是较为强烈的，但从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来看却是脆弱的，因为其权威得以建立的基础是脆弱的。建立在感情和信念基础之上的权威关系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会充满不确定性从而变得不可控制。资本主义“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捍卫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1]人类的理性发挥了从来没有过的作用，展示了从未展示过的力量，这时的权威形式也就随着成为包含理性成分的权威。科学、理性的发展和运用使得人类行为前所未有的统一于某些共同的制度规范。在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从物质生产到经济和政治生活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无不深深打上了科学理性崇拜的烙印，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制度权威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旧的传统的管理方式已经不适用了，必须采用新的制度和管理方式。

资本主义经济、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工厂管理必须服从技术的客观要求，从而促使制度化管理成为工厂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选择。

资本逻辑的支配是西方企业制度形成、发展、成熟的基本力量，也是现代企业制度最根本的基础。资本作为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通过产权形式在企业制度中体现自身，借助契约形式整合其它要素，通过财产保值增值要求支配企业全过程。资本逻辑是说资本不仅仅代表了有价值的物品，而且代表了物品占有、支配和使用的权利；不仅代表了物品或财产的权利，而且代表了财产保值、增值的内在要求；不仅意味着符合财产保值、增值的要素组合、经济活动本身，而且意味着相应的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关系和支配规则；不仅意味着既定的、单一的社会关系和支配规则，而且意味着变化着的、运动中的社会关系和支配规则。简单地说，资本运动的逻辑支配企业运动，强调企业建立在财产制度基础上，企业决策服从资本保值增值的要求，决策权按照财产权利构成行使，企业制度由财产权利的构成和逻辑决定，企业的经营、扩张、发展、投资、兼并都以资本增值保值的要求为转移。[2]

资本逻辑支配下，资本要素在经济活动，企业运转中发挥支配作用。管理过程中应该以理性的制度权威作为各种管理方法、手段、过程的核心。与信仰、感情、经验基础之上的传统权威相比，理性的制度权威使组织摆脱了的随机、易变、主观、偏见的影响，具有比传统组织优越得多的精确性、连续性、可靠性和稳定性。制度化管理更符合资本逻辑支配下的作为经济体的企业的追求。

2．制度化管理随工业革命出现

制度化管理作为一种理性的和有效率的管理方式，它迎合并极大地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一方面，制度化管理满足了工业大生产的生产模式和管理复杂化的需要。其在精确性、快捷性、可预期性等方面是其他社会组织形式所无与伦比的。另一方面，它以非人格化、制度化的特征而得到科学理性时代的文化认同。而这些都是对传统社会中的各种组织中普遍存在的任人唯亲、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官员决策的任意性与不可预测性等弊端的纠正，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在古代，社会生产力处于手工劳动阶段，技术水平低，交通、通讯不便，人与人之间社会联系的成本高、有效性低，经济组织和社会活动一般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规模小，结构简单。因此，那时的管理基本上是建立在个人观察、判断和直观基础上的传统经验管理。

工业革命后，机器劳动取代手工劳动使社会生产力取得了飞跃发展，新的经济组织——工厂制度普遍建立，组织规模扩大，内部结构复杂。组织运作所要求的连续性、规范性、精确性使管理难度空前增大，管理成本人为上升，大量工厂的经营不善和破产倒闭使传统的经验管理遇到了挑战，改进管理降低组织活动的成本成为当务之急。于是以小瓦特、欧文、亚当•斯密、巴贝奇等人为代表，人们开始真正重视组织管理理论的研究，从此生产计划、技术和劳动分下、设备的合理使用、劳资关系等成为管理者的研究专题，管理思想从经验直觉进入了较系统的研究。但在此之后，尽管工厂制度及其管理经验从英国推广到其他国家，但由于缺乏持续的技术和组织创新动力，因此管理理论没有大的进展。这种情况直到美国铁路企业出现后才开始改变。

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铁路管理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如协调困难，发生事故，运输成本高等等，面对这些严峻挑战的是大批新型的支薪经理人员。他们积极探索，不断创新。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在1841年10月5日的一次铁路事故后，乔治•W•惠斯勒为西部线设计了现代化的分工仔细的内部组织结构，从而使西部线成为世界上第一家以职业经理通过严密的管理系统而经营的现代企业；1846年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的本杰明•拉特岁布经过对财务会计理论和铁路管理精确性的精心研究，将财务活动从铁路作业活动中独立出来，首次提出了记录铁路运营的款项并编制日报表、月报表以便考核的制度；1852年就任宾夕法尼亚铁路总经理的J．汤姆森以明确中央管理机构、区段管理机构中各职能部门的关系为重点，形成了一套分权的、权力机构与职能部门分设的组织形式——这就是后来M型组织结构的雏形。于是分工严密、结构合理、协调控制的铁路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逐渐形成，而与之相适应的近代财务会计、统计制度的基本方法也在50～6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

究其根本来说，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条件，生产过程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制度规范，因为这时的生产过程中的制度规范是以经验方式获取，并以传统和惯例的方式来保留和延续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机器化大生产在给生产方式带来革命的同时，也带来了工厂的制度和管理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大机器生产条件下，“人们考虑问题的重点已经转到厂商内部的各种问题中。如加工过程、设备排列、场地布置、生产技术、刺激制度，以及其他等等。”[3]工业革命和机器化大生产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工和协作关系达到了空前精细和严密的程度，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规范性要求变得空前严格。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个人权威已经开始让位于制度权威。从19世纪末的泰罗制，到20世纪初期出现的法约尔等人创立的管理组织制度，再到二次大战以后出现的管理科学理论基础上的管理制度，都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制度规范的严格性及其权威性。

在整个社会的工业化变革中，工厂里的技术对各种活动和关系的结构起了重大作用。从手工技术到机械技术，因为蒸汽动力的应用，效率更高的技术不断出现。类似大规模生产装配线的流水技术，可以以较低的单位成本生产出大量的标准化产品。由于产品的生产流程中有很多不同的操作过程，因而产生了不同的部门。随着部门数目的增加，就需要设立管理部门来协调各道工序的工作。结果是产生了等级组织结构，而且建立起了更高的管理层和更为详尽的程序和系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组织内的各种努力协同起来。[4]从根本上讲，技术影响了组织的结构。早期的“批量”生产方法并不那么要求正式的程式，但是，由于蒸汽动力的应用，产生了新的工厂技术——流水式生产，这种技术要求组织在设计上要具有更为正式的程式。使用蒸汽机车的铁路开始了运输革命；电报和越洋电缆则引起了通讯革命。这些力量的综合，创造了大型组织的成长。企业的成长产生了一种需要，就是通过制度化规范以便于协调和控制。在大规模生产中，为达到产品的低成本和标准化的每个细节，制度是必需的，制度化管理成为对大型企业成长的反应。

二、制度化管理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1. 现代企业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管理制度

现代工商企业是从19世纪后半叶在美国开始兴起的。当时美国的食品加工、烟草、冶炼、石油、机器制造和运输设备等工业，由于大批量生产技术的采用，企业开始向前结合产品分配和销售活动，建立自己的销售组织。同时，为了确保原材料等投入的稳定供应，又进行后向结合，建立自己的原料采购与生产组织。当这个过程完成后，企业制度便实现了从传统工厂企业制度向现代企业制度变迁。现代工商企业正是“把大规模生产过程和大规模分配过程结合于一个单一的公司之内而形成的”。在现代工商企业产生的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管理制度的产生。

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农业经济和乡村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在这几十年里，美国经历了生产和分配过程中革命性的改变。一方面，随着无烟煤和蒸汽动力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大量采用，铁路的兴起以及电报和电话网的建立，为大规模生产和分配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及技术条件；另一方面，铁路庞大的规模和系统性，要求对车辆和货物进行及时调度。因而，在美国经济中率先建立了多职能的、拥有多层级经理的企业组织，并率先发展了直线参谋制的组织管理原则。

生产上，蒸汽动力在生产中的使用，使制造一件产品的几乎全部过程被集中到一家工厂之内（即所谓的内部化），少量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大量的产品。而科学管理运动在工厂管理中的推广，使技术带来的“速度经济性”得以发挥。分配上，铁路和电报所创立的新型物流和信息流通方式，改变了商业形态。独立的批发商取代了实行佣金制的代理商，百货公司、邮购商和连锁商店等零售商蚕食了传统小商店的份额，进而又侵蚀着批发商的势力范围。新兴商业形态的优势在于所售商品的低价，而低价来自商品库存的快速周转。大规模分配由此兴起。在独立的销售商无法吸收大量生产所带来的高额通过量的产业中，制造商不得不实行横向结合。例如在肉食加工企业中，领先的企业如阿穆尔和斯威夫特，由于要将西部的牛肉销往东部的城市市场，因此必须建立庞大的冷库和冷藏运输的网络。这样，就实现了大规模生产和分配的联合。当大量生产与大量分配结合于一个单一的公司之内时，现代工商企业就诞生了。

企业史学家钱德勒认为，现代工商企业的诞生是因为管理协调的“看得见的手”比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更能有效的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更能增加资本金的竞争能力；现代工商企业的管理体制取代了市场机制而协调着货物从原料供应，经过生产和分配，直至最终消费的整个流程。“由领薪经理所管理的企业，已取代了传统的家族小公司而成为管理生产和分配的主要工具”。[5]管理上的“看得见的手”已取代了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

现代工商企业是通过垂直和水平结合成长起来的。垂直结合的企业一般是采用连续批量作业技术的企业以及产品要求特殊分配和销售服务的企业。进行水平结合的企业大多是规模较小、家族或个人拥有的企业。这些企业为了控制产量，抬高价格，实行合并或兼并。但这些企业很快就发现，为了使合并后的企业继续成长，必须进一步向上游和下游行业实行垂直结合。因此，垂直结合才是现代企业形成的最基本的途径。

垂直结合并不单纯是企业的一种竞争策略行为，其实是一种制度创新。现代工商企业能够将一部分由市场组织的社会分工转变为企业内部分工，克服了因采用新技术或生产新产品引起的市场失效。由于垂直结合，现代工商企业内部分工的范围已包括原料生产与采购，零部件加工生产，产品生产以及分配与销售。为了保证企业的长期发展，还需要对企业内部资源配置进行长期规划。现代工商企业因此需要对企业管理的体制与方法进行改革，这就导致其层级管理的形成、发展与成熟。层级管理制度确定了现代工商企业内部决策与日常管理之间的分工，使得企业能够以更大的规模、能力和更高的效率管理和协调内部日趋复杂的分工与交易。

2. 制度化管理在企业管理实践中的作用

（1）组织方面。工业革命使工厂制度取代了家庭生产制度，同时带来很多家庭生产中从未遇到过的管理问题。如何有效地使技术、材料、组织职能和生产过程结合起来的组织问题和方法问题是许多管理实践者面临的难题。麦卡勒姆将制度化管理带入了铁路经营，他认为，良好的管理要以严格的纪律、具体和详细的职务说明、经常准确地报告任务完成情况、根据成绩确定工资和提升、明确规定上下级权力层次以及在整个组织结构中贯彻个人责任和下级对上级报告的责任等为基础的。他以正式的组织图规定了权力和责任的层次、各个业务部门的劳动分工以及报告和控制的通讯联络线。对麦卡勒姆的做法的仿效，促使美国第一流的大企业实现了制度化。追根到底，正如亨利•普尔所言，没有其他任何方法能使这样一部巨大的机器安全而成功地运转，只有通过秩序、制度和纪律才能做到。制度化管理的复兴是企业成长的需要，通过建立规章、建立标准和程序，制度化管理有效地使技术、材料、组织职能和生产过程结合起来，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创造了安德鲁•卡内基这样的钢铁巨人。[5]

（2）人事方面。工厂制度兴起之后，很多管理者注意到，生产效率低下的起因大概是怠工或者故意限制产量。规章制度可能改进工厂的经营，但必须同时提供一种激励，以取得工人的合作，刺激他们对增产的需要做出反应。建立某种根据劳动表现付酬的制度，也就是工资激励和计件工资制是制度化管理人事问题的标志。法国经济学家A•R•J•杜尔哥提出一套有关利润分红的建议，查尔斯•巴比奇也大力提倡这种做法。亨利•R•汤在此基础上，提议工资等级的工资制度方法，为每一个工作单元或部门确定成本和生产定额，根据表现返还赢利。弗雷德里克•A•哈尔西则批评了利润分红和个人计件制的缺点，提出“支付劳工奖金计划”，认为激励应当建立在过去产量记录的基础上，加上确保最低数量的工资，再加上对超额工作的奖励。弗雷德里克•温•泰罗提出了一种计件工资制度，作为部分解决劳动力问题的进一步措施。为了实现预想目标，制度化管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了促进、发展、激励和控制人的行为的人事问题。从那以后，制度化管理运动更加稳步地发展起来。

在工业化革命中的企业生产实践中，制度化管理能够从组织、人事等方面提高效率主要是因为：

第一，制度化管理塑造组织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靠性。当公司和其它工业开始成长的时候，也面临着管理大型组织的难题。它们需要制定获取人员、材料、设备和资本的计划；需要通过劳动分工、委派权力代理、分配责任以及将生产活动组织成为部门，以组织这些资源；需要通过提供激励、协调人际关系、在组织内部提供通讯手段，以领导和协调人的努力；需要通过衡量表现、比较实际结果与计划、必要时采取纠正措施，以实现协调和控制。只有将技术、材料、人力、资本等因素和生产过程有效结合，才能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制度化管理能够有效地组织这些资源，使企业的相关活动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可靠性。从而使企业的资源契合了组织生产的需要，促进了效率的提高。

第二，制度框架使大规模生产有可能，而且更有秩序。大规模的生产需要最有效的制度，为达到产品的低成本和标准化的每个细节，都需要这种制度。制度意味着建立规章、建立标准和程序，以掌握生产车间中增长的活动总量。制度化管理还包括建立工具的标准、工作的质量和数量、通过选择工艺和制定时间表来协调工作流程、工资的激励、成本核算、确定岗位职责，以及妥善处理诸如怠工之类的劳动力问题等等。通过规章制度，大规模生产井然有序，促使生产成本降低，生产效率得以提高。

第三，制度化管理把人事和组织有效融合。规章制度不仅有效地使技术、材料、组织职能和生产过程结合起来，而且为了实现生产目的，促进、发展、激励和控制人的行为，使人能够按照制度要求配合组织安排，成为组织机器上的零件。这种融合才真正发挥了制度化管理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的功效，促进了大型组织的成长。

三、制度化管理与科学理性

西方国家在经历了近代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交通、通讯条件改善，资本冲垮旧有的社会纽带，社会关系世界性的流通和工业革命等一系列历史变革后，脱离传统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一过程一方面是资本的力量、个性解放的力量和社会流动性增强突破了传统社会管理中起支配和约束作用的以等级、身份为基础的，建立在传统的权威、魅力型权威基础上的管理秩序；另一方面，以个人私欲为动力，以建立在法律规范基础上的契约规则、自由竞争逻辑为基本规范，以资本运动的逻辑为支配力量，又受制约于技术内在规定性约束，逐步萌生和发展出一套以形式化、制度化为特征的管理体系。

组织的理性是因为组织有着自身的价值尺度，它有着稳定的目标，这种目标又可以使组织取得最大的效能。理性不仅为组织提供目标的选择，而且也提供了目标选择的工具。组织借助于理性而建立，以理性为媒介对组织成员进行沟通，从而使组织成员对组织的目标达成认同的结果。[6]组织具体明确的目标可以为相应的行为提供明确标准，使行动具体化，规范行为，并且对设计组织结构有指导作用。结构形式化、角色形式化可以准确、清晰、系统地解释控制行为的规范，描述在该结构中处于特定位置的个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岗位标准化、规范化、形式化使行为变得更确定，成为形式化角色。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斯•韦伯关于“科层制”的经典论述，明确指出建立在“法理的权威”基础上的科层制组织在精确性、稳定性、连续性、可靠性方面优于历史上任何组织类型，确立了形式化、制度化管理体系的地位。

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以来形成并逐步占统治地位的根深蒂固的科学信念，使得形式化、制度化管理体系成为西方管理最突出的方法特征。从泰罗的时间动作研究、计件工资制，到今天林林总总各种管理方法体系，无不强调标准、规范、程序、职能这样一些外在于个人的，形式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方法和手段。这跟动不动强调积极性、情感、态度、表现、思想这样一些难以标准化、规范化的更富有个性色彩的因素形成鲜明的对比。

形式化、制度化管理体系把组织锤炼成为一个实现既定目标的高度理性化的结构性工具，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的理性面，使个体的行为成为组织机器的一个部件，大幅度的提高了效率，增加了效用，成为成功且有效的管理手段体系。可以说把形式化、制度化的作用，把组织理性层面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制度是让组织管理得以进步的理性工具，制度化程度的提高和制度权威的确立过程同时也是管理不断进步的过程。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规则是在追逐效率的过程中被发现以至占据支配性地位。在组织中，成文的规则往往被作为直接的管理监督的替代物而使用。这种替代具有节省管理精力、将由于区分地位而导致的功能性失调的后果最小化的优点，并且这种做法避免了涉及利益冲突的直接对抗（Gouldner，1954；Crozier，1964）。法国管理学家亨利•法约尔认为，只有让管理者对组织作有效的计划，以此为根据明确组织的发展目标，并预见到组织发展未来的方向，这样才能算是高效的管理。而要建立高效的组织，就必须理顺组织内部成员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明确组织中各成员的角色职责，并以制度和规范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

四、总 结

工业革命前，经济理论基本上都是集中阐述生产的两个要素——土地和劳动力，后来又承认资本为投入的要素。亚当•斯密把企业家作为一个要素进行过论述。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则是第一个明确承认生产有第四个要素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企业的发展历程表明，管理作为资本、土地、劳动力之外的第四要素是使组织发挥最高效率的关键。

伴随工业化革命的是技术和文化的革命，手工技术到机械技术驱动了大型企业的成长，科学、理性基础之上的制度化管理的构建是企业在追求效率、效用时解决技术、材料、组织职能和生产过程结合起来的组织问题和方法问题，以及促进、发展、激励和控制人的行为的人事问题等工厂制度和管理问题的有效途径。在组织基础（要素）尤其是技术、人、环境等因素发生变革时，职能化、规范化、标准化的制度化管理是组织理性的极致表现，制度化管理的实行有利于企业解决面临的组织难题，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从工业革命前到工业革命的管理，再到科学管理，现代管理，整个西方管理史以及西方的社会经济史、企业发展史表明，管理的科学化、理性化是管理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制度化管理是组织理性的表现，组织的制度化本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组织的管理水平。就制度化而言，制度权威的程度如何，是衡量制度化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

需要指出的是，现实中的企业管理制度化某种意义上是对理想的科层制的追求。但科层制本身纯粹是一个排除了不确定性的封闭的理性模型。这个模型将组织视为精密仪器，它对人的假设是排除爱、憎和一切纯粹个人的因素，把人当成了科层制这个大机器上的零部件，完全剥离了人性。但人有别于物的特性决定了“人的关系”不可能被置换为“物的关系”。而且个体的需要、情感、价值追求即使在理想的组织中也不可能全部获得充分满足，个人的完整人格必然兼具组织人格和个人人格。理想的制度化忽略了人的某些特性、需求，所以管理制度化必然存在限度。从组织目标来看，在追求的效率前提之下，也应当在组织发展中考虑到对人的发展的平衡，制度化的限度不仅是必然，也是必需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8 .

[2]王利平.中国组织管理过程中的传统文化因素[D].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12 .

[3]杨文士,张雁.管理学原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4][美]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 .孔令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

[5][美]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陆江兵.技术•理性•制度与社会发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5.

Research on Institutionalized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Zhou Yan，Ge Jianhua

（School of Busines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Key words：institutionalized management; industrial revolution; scientific rationality

（责任编辑：张丹郁）

作者：周　燕　葛建华

农业制度变迁管理论文 篇2：

基于制度变迁的农业基础设施有效供给研究

摘要：不同时期的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对其供给效率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建国以来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基本轨迹的分析，认为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制度外供给制度以及权力导向的供给决策机制是农业基础设施供给过程中的重要路径依赖，并导致供给的低效率。因此，立足于公共财政制度、市场经济环境和民主集中原则，应打破长期以来的路径依赖，构建农业基础设施有效供给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农业基础设施；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供给效率

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先行资本和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虽几经变革，但城乡有别的供给政策和以制度外筹资为主要特征的供给制度长期占据主导地位。2006年后，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完成和公共财政框架的逐渐建立，原有的供给政策和制度外筹资方式原则上已经失效，但由于制度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的存在，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依旧在低效中徘徊。本文回顾了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过程，对其供给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进行分析，从战略的角度提出创新供给制度的现实选择。

一、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的基本轨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大体经历了合作化时期、人民公社时期、家庭承包制实施，至农业税取消前和后农业税时期四个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阶段，主要体现在：

1．农业合作化时期（1949-1957年），这是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的形成时期。农业合作化的发展经历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三种组织形式，农业基础设施从互助组的“私有公用”或公共购买到初级社的土地入股，解决了大型农业生产机械、较大范围的水利设施、农田规模利用等互助组不能解决的问题，再发展到高级社的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用，实现公有化。

相应地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国家财政体制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3）“收支两条线”模式到“分类分成”模式的转变，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中央、省、县三级管理。与高度集中财政管理体制及重工轻农的国民经济恢复战略相适应，国家从农业上取得的收入要远远大于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国家财政只能安排少量资金支持恢复农业生产，如供应高级社播种机、收割机和圆盘耙等大型农具，帮助农民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很少有其他支出用于发展农村社会公共事业［1］。因此，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主要还是依靠农村集体和农民自我提供。但作为农业基础设施主要提供者的基层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由于缺乏需求表达的机会，供给决策完全由上级决定，难免出现公共资源滥用、供给效率不高的现象。

2.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8年），这是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的强化时期。由于合作社已实现了入社农户所有产品的合作生产，人民公社自然就成为几乎所有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组织。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下，国家主要出资用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和大型水库等少量基础设施建设，而农民由于缺乏资源和能力不能有效提供基本农业基础设施。因此，人民公社及生产队成为这个阶段农业基础设施的最主要供给者。但是，由于人民公社时期财政体制变动频繁，地方财政收支管理权限很小，作为制度内供给的公社财政不足，国家财政筹资也只起辅助作用，因此主要农业基础设施项目由社队或集体承担（见表1）。随着工分制的盛行，物质成本由管理费、公积金、公益金支付，人力成本以增加总工分数而降低工分分值方式弥补，使得制度外筹资成为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主要形式。

从供给决策机制而言，虽然人民公社时期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主体主要是农村基层政府，但是供给决策机制依然以政府计划安排和上级决策为主。此外，由于人民公社政治经济的同一性，社队几乎控制了农村社区所有的生产与生活资料，使农业基础设施的生产与管理具有很强的“自我承担”、“自我生产”与“自我管理”的特点。加之不同层级政府、社会团体与个人之间缺乏合理分工，监督乏力，很容易导致资源滥用，管理效率低下。

3．家庭承包制的实施至农业税取消前（1978-2005年），这是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的变革时期。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制度外筹资为特征的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的分配关系下，农民承担农业基础设施制度内和制度外供给成本分摊，成为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出资者和成本的实际承担者（见表2）。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成本由原来的间接由集体扣除变为直接向农民收取税费，农民负担由过去的间接化、隐性化变为直接化和公开化。

在这一时期，财政体制经历了1978年-1993年的财政包干体制到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的演变，财政制度经历了国家财政制度向公共财政制度的转变。尤其是2003年突出民生财政以来，国家进入了以公共财政为取向的全面创新时期，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逐步纳入到公共财政框架之内。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加大了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基础设施领域的支持力度，鼓励私人经济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逐渐显现政府供给、社会参与及市场化运作的供给格局。但是，由于社会资本进入有限、国家财力约束以及农民对农业基础设施的需求不断增加的三重影响，农业基础设施充分供给依旧困难。

在供给决策与管理方面，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决策程序和机制仍然是自上而下的和强制性的，农民基本上被排斥在公共项目的决策、运作和监督之外，很难表达其需求偏好，而农业经营体制“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并未为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由于信息不对称，预算的不完整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供给资金使用与管理缺乏有效监督。

4．后农业税时期（2006年至今），这是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的重构阶段。税费改革后，乡村政府很难再通过制度外资金筹集渠道为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提供资金。伴随着农业税、乡统筹、村提留和“两工”的取消，农民负担越来越轻，加之各种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如专门针对税费改革的转移支付、各种农业综合补贴、农机具补贴等，大大增强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同时，农户在农业基础设施的选择上比较自由，很多利用率较高的小型农业机械、灌溉设备由准公共产品逐渐转化为私人品，自我提供。但是，由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公益性、高成本性，使广大低收入农民很难自我承担，供给困难。

从筹资机制而言，农业税取消后的农村公益事业的资金来源主要靠上级转移支付和“一事一议”解决。而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基本被用于基层政府的人员工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决策机制，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村级小型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困难。但由于受筹集资金数额（一般每人每年筹资不得超过15-20元）、村民意愿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一些乡村难以有效实施。生产管理基本上处于公共生产、公共管理的状态，但受原有体制的长期影响，总体上效果不佳。

在基层政府和农户自身难以满足农业基础设施供给资金需要的情况下，近年来中央明显加大了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力度。一方面，通过对乡村道路建设、中小型水利设施维修、农业信息基础设施直接专项拨款，以及向县乡政府进行转移支付增加县乡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财税优惠政策，鼓励产权调整、投融资机制创新，促进经济性基础设施的市场化改革。

尽管近年来中央政府明显加大了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力度，如通过直接专项拨款、转移支付增加农业基础设施的公共供给能力，通过财税优惠政策、投融资机制创新促进经济性基础设施的市场化改革，但总体上而言我国尚未形成有效的分担机制、长效的筹资机制、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农业、农民的实际需求，量少、质低、失衡的问题依旧存在。

二、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制度变迁之所以出现路径依赖，主要原因在于初始的路径选择造成了一种既得利益格局。一旦某种制度形成就会产生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共荣的组织和利益集团，这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将会加强现有制度，或者迫于某种压力而对现有制度进行细枝末节的修改，导致更有效率的制度变迁受阻［2］。首先，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国家形成了“以农补工，以农哺城”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促使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巨大差异。其次，以制度外供给为主的筹资模式，使政府可以在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中节省大量资金成本，减少财政支出的压力。而“自上而下”为主的决策机制不仅减少了政府与农民的交易成本，而且更能体现政府的意愿和目标。总体而言，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意愿不强和力度不够，而缺乏行政权力的村社和个体经营的农民即使具有制度变迁的强烈需求，但也无法上升到国家制度的层面，有效推动供给制度的实质性变革，最终使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锁定”在低效状态。

1．非农偏好的基础设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建国后我国实施城市化、工业化为主导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抽农补工的经济政策造成了城市和工业的相对发达，农村和农业的相对落后。伴随着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我国的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形成了城乡政策有别的典型的二元供给格局。农村税费改革后，制度外供给渠道被取缔，农业基础设施只能依靠制度内供给解决。虽然中央和省级财政通过专项拨款和转移支付，以增强基层政府供给农业基础设施的能力，但是由于税费改革导致县乡财政收入急剧减少，转移支付数额不足于弥补财政缺口［3］。这就使得县乡政府提供农业基础设施的能力越来越弱，数量少，质量低，难以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

2．制度外供给为主的资金筹集模式。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由于制度内通过税收手段筹集到的公共财源非常有限，农业基础设施制度内供给明显不足，制度外供给成为主要筹资模式。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基层政权对农业生产经营的行政干预并没有彻底改变，农民由隐性的、间接的成本支付者变成了显性的、直接的成本支付者。农业税取消后，由于国家转移支付的数额有限，一般少于税费改革的政策减收，而 “一事一议”本身标准低、数额小、实施难。因此，涉及农业生产和农民生存环境方面的农业基础设施依旧以农民“自给自足”为主，农民并未从实质上摆脱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主体的地位。

3．“自上而下”权力导向为主的供给决策机制。与农业基础设施制度外筹资方式相伴而生的，是农业基础设施 “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由于农户同质性高，需求差异性小，以行政手段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制度具有较高效率。在家庭承包制时期，由于制度惯性，加之农民素质不高、民主意识不强、村民自治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带有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制度仍然沿袭了下来。近年来实行的“一事一议”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体现“自下而上”的决策特点。但是，由于政府所追求的目标与农民的需求并不总是完全一致，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级政府”的偏好，由上级决定其供给的品种和数量。从这种意义上，“一事一议”只是供给决策机制的渐进性边缘制度创新，是在“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前提下对过去严格的决策权的放松和让渡，是在不改变上级政府决策权的同时满足农民参政议事的民主愿望的一种折中［4］。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农业合作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农村税费改革的特殊历史背景的影响，现行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在路径变迁中依然沿袭着制度形成初期的一些特征，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政府仍是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主要决策者；二是农民仍是农业基础设施成本的主要支付者；三是制度外筹资仍是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资金来源之一。

三、打破制度路径依赖，构建农业基础设施有效供给的长效机制

供给制度是供给效率的决定性因素，供给制度的变迁和创新会带来供给效率的提升，供给制度的缺失也会给供给效率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要提高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效率，必须打破路径依赖，促进制度创新，在公共财政体制完善的大背景下，围绕城乡一体化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战略，形成农业基础设施有效供给的长效机制。

1．立足于公共财政的政策框架，统筹城乡一体化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格局。在公共财政体制的大背景下，构建城乡一体化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格局是新时期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容。构建城乡统一的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是一种系统性的、渐进式的诱致性变迁和以政府为核心的强制性变革相结合之路，包括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公共财政投资体制、居民户籍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和变革。但是，最关键的是在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和财政体制变迁的大框架下进行制度重构，按照统一、平等、均衡的原则，逐步建立“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由公共财政所支撑的基础设施供给体系，提高制度绩效。

2．立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构建农业基础设施多元化供给体制。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创新的首要任务是构建多元化供给体制，形成多层次供给体制和多元化筹资渠道。在公共财政的框架下，政府理应是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主体，在财政投入上承担主要供给责任。而农业基础设施多层次、宽领域的公共需要，以及国家财政的有限性，作为制度（其本身就是公共产品）供给者的政府，更要为农业基础设施的市场化改革发挥积极作用。根据农业基础设施的层次和特性，构建政府、市场、社区、非赢利性组织(也称第三部门)四位一体的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主体结构。特别是鼓励、扶持各种民间组织、专业协会、社团的发展，使得第四种力量成为解决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有效途径。

3．立足于民主集中的组织原则，建立农户需求偏好显真下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决策机制。决策效率的高低即决策成本的大小，决定制度能否实现适时的变迁［5］。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有效权利极的个数越少，决策的效率越高，有效权利极的个数越多，决策的效率越低。而根据决策成本函数模型，参与人数越多，成本越高，群体的共同性越强。因此，要根据决策对象，根据农户需求，将“自上而下”的决策制度与“一事一议”制度相结合，寻求两者的结合。首先，建立真正的农户需求偏好的表达机制，让农民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了解相关信息，有效地表达自己的需求愿望，参与决策和监督。其次，要进一步完善“一事一议”制度，提高“一事一议”的可操作性和组织化程度。最后，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将“一事一议”、政府决策、农民真实意愿三者结合起来，形成复合型的决策机制，提高决策效率。

参考文献：

［1］ 商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2］ 诺斯.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3］ 许莉,万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路径变迁及现实选择［J］．社会科学辑刊，2009(2).

［4］ 朱金鹤.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与效率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5］ 马鑫，冯毅.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探讨［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责任编辑：关立新）

作者：何平均 李明贤

农业制度变迁管理论文 篇3：

论我国农业贸易法律制度的问题与完善

摘要：农业贸易政策的失误和农业贸易法律制度的缺陷，会造成一国农业生产和竞争力的弱化。只有完善合理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和支持本国的农业产业长期持续的走好，才能保障农业安全，管理好农业贸易，取得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与话语权。我国农业贸易法律制度的完善，需要重新明确农业贸易政策，健全农业补贴制度与农产品质量监管制度，管理好农产品进出口以及农业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

关键词：农业贸易法律制度；农业贸易政策；农业补贴制度

2007～2008年一场席卷全球的粮食危机，让现存世界的农业生产和农业贸易制度的弊端暴露无疑。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危机，天灾?人祸？各种争论不休。然而就现实来看，在这场危机中遭受损失者，往往就是那些对农业投入不够，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农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出现了失误的国家。他们长久以来的错误累积起来的虚弱，被暴露在无情的世界市场与政治之中。当务之急，除了尽量满足目前需求和搞好新的一年的农业生产之外，更多的需要是对农业贸易政策和制度以及农业政策和制度进行反思和变革，以完善合理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和支持本国的农业产业长期持续的走好，管理好农业贸易，取得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与话语权，使得自己有足够的实力抵抗任何形式的农业危机，保障国家和人民的粮食安全。

一、农业贸易法律制度的范畴

（一）贸易制度概述

各国管理进出口贸易的措施形形色色，主要为两大类，一类为关税措施，就是以征收关税的形式对货物的进出口进行管理和控制。另一类为非关税措施。是除关税之外的一切对进出口进行管理或有影响的措施，包括进出口许可、海关估价、装运前检验、原产地规则、技术性贸易措施、动植物建议措施等，另外还有贸易救济措施——反倾销措施、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和保障措施。

现代贸易制度除了传统的货物进出口贸易制度之外，还包括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制度。技术贸易制度主要涉及对技术转让的监管、知识产权保护和反垄断；服务贸易制度主要涉及市场准入的问题，内含服务业的投资问题；此外，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对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竞争有着重要影响。

当今世界，各国在对进出口贸易进行管理时，可以使用以上所有措施，但是为了国际贸易的正常有序的发展，一般要求各国的贸易制度公平、透明、不对贸易设置不合理障碍，要求开放市场，维护自由贸易。

（二）农业贸易制度的特点与内容

1．农业贸易制度的特点

农业贸易的管理制度也同样涉及以上内容，同时由于农业产业自身的特点，一国政府对农业贸易的管理制度也有自身的特点。农业贸易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与其他可放在市场中竞争的产品和产业不同，在政策上，一国政府的农业贸易法律制度突出反映出国家对农业贸易的保护与干预；第二，在制度内容上，主要体现为通过调整关税水平控制相关农业产品的进出口，农业市场开放有限和形形色色的补贴制度来支撑农业生产和竞争能力。

2．农业贸易制度的内容

第一，农业贸易制度应包含农业贸易政策。贸易法律制度与贸易政策是分不开的，贸易法律制度是贸易政策的体现和保障，贸易政策是贸易法律制度的目标和宗旨，如果没有长期的有计划的稳定的贸易政策，我们的法律方向将无所适从，最终无法发挥应有的效果。由于农业本身涉及一国的国计民生，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强，如果没有长期的整体规划，无法有稳定和发展的供应和市场。

第二，农业贸易制度应包含农业法律制度的内容。对农业贸易有影响的法律制度，除了直接针对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的管理制度之外，还需要明确而有效的国内农业政策和法律制度。事实上，一国政府的农业贸易制度都是为国内农业政策和制度服务的，而一国农业产业的规模、水平、质量直接决定一国农产品进出口的规模和水平。如对农业的生产、销售、消费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一定的法律支持，对农产品最终的生产和竞争有着实际的影响。

第三，农业贸易制度应包括农产品贸易制度、农业服务贸易制度、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农业跨国投资监管等法律制度的内容。农产品贸易制度自不须说，在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的其他领域的立法也需要重视。如在农业融资、农产品运输、保险、技术和信息支持等农业服务领域的制度规范与支持，在农业创新上的支持与保护。一国政府如果希望农业能良性发展，也需要立法对本国的农业服务产业进行引导和支持。另外，在农业创新和农业竞争领域的反垄断，特别是对大型跨国集团的监管等立法也不可忽视。

二、当代主要国家农业贸易保护制度

（一）主要国家农业贸易保护制度

当代主要国家的农业贸易保护制度从其显著差异来看，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发达国家的农业及其贸易政策，一类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及其贸易政策。

发达国家的农业贸易保护制度的动机和依据各式各样，但综合起来一般进行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一要支持农产品价格和农业收入；二要扩大农产品贸易，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三要保证食品安全；四要支持消费者价格。

发展中国家农业贸易保护政策与措施，极少有专门立法和明确规定。但通过实践来看，发展中国家也采取了不少的农业贸易法律政策措施，具体措施有生产者价格支持、农业税、消费者价格上限、禁止出口，进口垄断、投入补贴等等。其实践所表明的政策目标为：扩大生产，扩大农产品出口，减少进口，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资金和税收，保证食品供应持续稳定，确保食品安全；保证消费者的食品有稳定且趋于下降的价格；稳定生产者价格，增加收入。

（二）世界农业贸易制度的问题

发达国家农业及其贸易政策的重点在于支持和保护农产品生产者价格与收入，其突出的特征是给予农业价格和收入以高额补贴，对农业是正方向的保护，并由此影响整个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格局。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措施往往偏重于保护消费者，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生产采取反方向保护做法，抑制了农业生产者收入增长的政策，进而影响了农业生产，由于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与农业发展战略相互矛盾，实际上往往形成了一套忽视农业及农产品贸易的政策体系，在强调农业的重要性，给予农业干预的同时，其政策的实践又阻碍了农业的发展。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业与农业贸易法律制度方面的差异，会导致发达国家农产品过剩，不过他们通过国家强有力的补贴制度，以低于本国高昂的农业成本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可以消化过剩农产品，收回一部分成本；并且由于发达国家具有大量农产品和补贴，其大型跨国粮食集团在国际市场上的具有统治力。通过在海外圈地，控制食品产业链；通过强大的议价能力，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获取海外农业资源，再以较高的价格卖出农产品，获取利润。而发展中国家，虽然农业成本低于发达国家，但是由于没有强力的政府补贴，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在国内市场上，又由于政府对农业价格抑制，无法获得收入，生产逐步萎缩。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严重扭曲，发展中国家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供应粮食，进一步丧失对于粮价的影响，在粮食供应出现短缺时，面临严重危机。

三、我国农业产业及农产品贸易的现状与问题

在对外农产品贸易方面，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方面一直是双增长，但是出口增速不如进口增速，去年至今年我国农产品贸易已由顺差变为逆差。我国农产品今年在国际市场上频频遭遇质量门，有进口国对我国产品歧视及抵制的原因，也有我国食品本身的质量问题原因，部分农产品如大豆对外依存度较高。

由于我国农业供应主要是保障国家利益，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国际市场偏低，农业生产能力尚不能支持扮演国际农产品供应者。在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急剧攀升之际，一方面国家为了控制出口只能提高关税，造成了大量走私；另一方面国家为了稳定国内市场价格，控制价格上涨的幅度，农业生产者既不能从国际市场的价格上涨中获取收益，又要承受由于国内市场其他产品涨价的带来的更高的成本。在国际市场涨价时，我国农业生产者不能从中获利，而一旦遇到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下降，我国农业生产者又要遭遇不利竞争，承受价格下降带来的损失。另外，由于我国农业产业的薄弱，没有能与外国资本相抗衡的能力，一旦市场放开，相关行业迅速失守，我国的大豆产业就是深刻教训。

在国内农业生产方面，我国税费负担依然较重，农药、化肥、种子涨价、运输昂贵。虽然消费价格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但是农民的收入并未明显增加；另外，由于近年一系列负面事件，如三聚氰胺牛奶，北方桔子蛆虫恐慌等，都对相关的农业产业造成重大损失。这些事件也反映出我国在质量监管，有序竞争，农业渠道服务上存在重大缺陷。

以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反映出我国法律支持和管理的薄弱。正因为我国目前对农业支持的力度不够，造成农业成本过高；又由于我国对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进行控制，造成生产者往往采取非法手段降低成本，影响了产品质量，造成了恶性竞争；而由于我国的质量监控不到位，往往等到问题暴露，才来进行治理，所以产生的损失和耗费更多。

四、我国农业贸易法律制度的变迁与完善

（一）农业贸易政策争议与变迁

我国农业贸易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主要源于我国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与工业发展的需要。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采取的农业贸易政策正是扩大生产，扩大农产品出口，减少进口，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资金和税收，保证食品供应持续稳定，确保食品安全；保证消费者的食品有稳定且趋于下降的价格。而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财政增长，工业化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资金，已经可以考虑工业反哺农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到底要建立怎样水平和规模的农业生产呢？由于发达国家提供大量补贴的廉价农产品充斥市场，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建立自给的农业，完全可以由市场供给。有人认为，粮食安全十分重要，我们应该进行大量国家储备，保证我们的供应。现实告诉我们，第一种想法是理想主义或是天真，第二种的粮食储备方法是必须的，但也有它的弊病。比如储备多少采购，储备成本问题，储备损耗问题，储备管理问题等等。所以我认为，关键还是要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和稳定农业收入，增进农村福利和农村发展。以一个健康有发展的有竞争力的农业为基础，主要依靠自己的生产力来满足我们的农业需求。适度展开农产品贸易，以弥补我们生产的不足；依靠一定数量和质量保证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最近的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也已明确了这一思路。

（二）农业贸易法律制度完善的主要方向

首先的一个完善方向就是我国的农业补贴制度。我国对农业支持力度不够，主要表现在农业补贴方面不太得力，我国并没有一个完善全面体系的补贴制度。补贴政策的目标短期化，随意性很大，使得农业补贴与农业生产发生严重脱节。另一方面，在具体制度设置上存在很多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政府对农业补贴投入资金的不足。第二，我国农业补贴范围广泛但是重点环节不突出，农业补贴的手段严重匮乏。根据WTO立法框架下《农业协议》的规定，我国可用于支持农业的政策中，到目前为止，我国还限于“绿箱政策”和“黄箱政策”两类，保险补贴、农业结构调整补贴、“蓝箱”政策补贴等补贴手段在我国还是空白。第三，我国农业补贴结构不合理。大量资金被用于支持农业行政管理，农民直接受益资金不高。同时，大量的补贴被用于弥合差价、降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以及贴息贷款方面。国家对于农业教育以及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结构等方面的补贴则很少，致使农业补贴目标不够长远，农业发展后劲不足，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我国要大量制定农业及农产品的技术性法规与标准，建立健全检验检疫监管制度，保障质量安全，提升竞争力。

最后，我国需要在农业及与农业相关领域的投资行为进行立法监管，防止我国农业生产和农业服务产业等相关产业链为他国资本控制。

参考文献

[1]熊仁宇．粮价飙升是亚洲长期“轻农”的结果．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网，http://news.163.com/08/0409/10/49

330QG80001121M.html．

[2]沈四宝．世界贸易组织法教程[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3]2006、2007、2008我国农业进出口情况．中国农业信息网http://www.agri.gov.cn/．

[4]陈锡文，程国强．美国新农业法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和建议[J]．中国WTO导刊，2003，(4)．

[5]张燕，李晶晶．WTO视域下我国农业补贴的理念失衡和制度重构[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作者简介：徐佳路，女，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法学系讲师。

作者：徐佳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