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剩余分配制度管理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触动最大的变革莫过于企业劳动关系的变动。劳资关系从无到有并成为劳动关系的主体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牵引和带动了公有制企业市场化改革、缓解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人口难题和广泛吸纳投资推进了中国工业化进程；消极方面主要表现为带来了利益大分化的劳动关系、天生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倾斜性的初次分配关系。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农业剩余分配制度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农业剩余分配制度管理论文 篇1：

“156项工程”建设中政府主导资本形成得失评析

摘要：直到今天，“156项工程”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庞大项目的资本来源如何?本文在分析政府主导资本形成的体制背景基础上，主要从境外资本流入、农业剩余、国营企业贡献和社会资源转移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政府主导资本形成的途径，进而探讨了政府主导资本化形成导致的问题，最后给出结论。

关键词：156项工程；工业化；政府主导；资本形成

文献标识码：A

“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是中国“一五”计划建设的核心，从1952年开始到1965年，在短短的13年时间里，尽管中间曾遭受严重挫折(如1958年的“大跃进”及随后的国民经济重大调整)，通过以这些大项目为中心的大规模工业建设，中国的工业化进展十分迅速，从而使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得以基本确立。经济学理论非常强调资本形成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甚至将其看成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因此从研究者的角度，必须了解这些重大项目建设资本的形成途径，尤其是中国在资本稀缺的农业经济条件下，如何迅速建立起工业的重要地位的。本文的首先从背景看政府如何主导资本形成体制的建立，然后具体分析国内资本形成的途径，进而探讨政府主导资本形成的问题与代价，最后是结论和启示。

一、政府主导资本形成的背景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是政府资源动员体制的基础，正是在这种体制下，政府相关机构可以把主要的资本、劳动力、物资等配置直接归中央的计划掌握，保证资源向“156项工程”的倾斜。影响工业品分配的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被限制在较小范围之内。从这一角度来看，伴随着“一五”计划的完成和“156项工程”的推进，中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正如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威·泽科维奇20世纪60年代初期指出：“唯有这样才能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唯有这样才能动员现有的一切资金并有计划地使用它们”。一般来说，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完整的体制，包括了国民经济计划体制、企业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基本建设体制、物资平衡体制、劳动工资体制、物价体制等，这些制度对“156项工程”的资本形成起着基础作用。

二、政府主导资本形成的具体途径

一般来说工业化资本的来源有两大类：国外来源和国内来源。国外来源，是指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从他国获得一部分剩余资源以作为本国工业化的资本。这种来源主要有三种方式，即殖民掠夺、外国援助和外商投资。国内来源，是指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通过动员国内的剩余资源来积累工业化的资本。这种来源主要有四种方式：增加国民储蓄、增加工业积累、增加政府储蓄和农业剩余。另外，资本形成的主导力量在历史上有殖民掠夺、政府导向和市场化三种。中国推动以“156项工程”为代表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所需的资本是政府导向的。

1.国外资本来源

利用外资筹措资本是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一种最便利的方式。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后起国家的工业化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境外资源。由于一些原因，中国只能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寻求资本来源，且总额相对于投资需求来说比较少。从1949年12月到1955年下半年，经过中苏双方多次协商，最终确立下苏联援建“156项工程”。主要围绕上述项目，采取了针对性的援助。

第一，贷款。1950年2月，苏联政府确定给中国政府优惠贷款，借款3亿美元分5年付款，每年6000万，年息1分：对东南欧各国贷款利息均为2分，中国利息率比较优惠。这3亿美元在同年3月折合成12亿卢布，在5年中(至1954年)苏联将用贷款总额向中国提供电站、冶金工厂、机床厂、煤矿、铁路和公路运输等设备。1951——1955年，中苏两国又签订了10笔贷款协议，其中1笔为无息，9笔年息2％，偿还期限2～10年。以上10笔贷款总金额共12.74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53.68亿元)，其中用于购买军事装备物资和支付苏联移交旅大军事基地等设施、物资的费用占76.1％；用于购买设备物资的费用占23.9％。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中止合同，1964年中国按两国政府协议规定的期限提前还清了全部苏联贷款，本息共计14.06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57.42亿元)。

第二，直接投资。在这一时期，中国还吸收了少量的直接投资，即与苏联、波兰共同投资创办了5个合营企业。中国与苏联在1950年、1951年先后合资建立了中苏(新疆)石油股份公司、中苏(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中国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和中苏(大连)造船公司等4个企业。合资企业的股份，双方各占50％。中方以场地、厂房及其他建筑物和建筑材料等投资入股，苏(波)方以各种机械设备、工业器械、探测器材、飞机、航空器材等投资入股。但1954年10月，中苏合营企业结束合营，苏方全部股份转给中国，并作为对中国的贷款。中国与波兰在1951年合资开办的中波轮船股份公司，投资总额8000万(旧)卢布，双方各占50％。合营期限原定12年，但由于经营状况良好，直到现在还在经营，目前净资产近3亿美元。

2.国内资本来源——农业剩余

在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实行统收统支的分配制度下，企业收入的大部分为国家财政所集中，企业的投资活动由政府计划确定，企业的投资资金来源也主要是财政拨款；银行只为企业提供临时性、周转性的超定额流动资金贷款。居民的收入和储蓄水平低，为其他部门提供的储蓄资金很少。从而社会各经济部门及主体基本上不存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选择权和在社会上筹资的选择权。政府部门不仅是最大的投资主体，也是最大的储蓄主体，储蓄和投资的职能和实施主要由计划和财政部门来承担，这是一种国家计划主导型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和资本积累模式。以下就分别从农业、工业等几个方面说明这种模式。

(1)农业税。一般来说，从农业中积累资本。来源主要是农业税收。1953—1962年无论绝对值(农业税总值基本上在20—30亿元徘徊)还是相对值(农业税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最高123％，最低4.9％)，农业税都维持在低水平，农业税收不是国家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的主体，也不是中国工业资本的主要来源，农民直接向工业化提供资本极少。

(2)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也即政府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获取廉价工业原料和基本生活资料，从而降低工业部门原材料成本和工资成本，推动并保证工业部门产生高额利润，进而积累巨额的工业化资本。据估算，中国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其绝对数1952年为24亿元，1957年为127亿元，1978年为364亿元；相对数(“剪刀差”绝对数占农业新创价值的比重)1952年为17.9％，1957年为23.0％，1978年为25.5％。据估计，1955—1985年间，通

过农村与城市的交换价差，国家把6000—8000亿元资金由农业部门转移到其他部门。同时有学者也计算了中国工业化资本中，工农业剪刀差的贡献，从1953年开始，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方式，对农业剩余的汲取量的绝对数远远超过农业税的数量，1953—1962年剪刀差的绝对值最高12723亿元，最低3621亿元。

3.国内来源——国营企业的贡献

国营企业利润、工商业税款以及工厂折旧基金是这一时期历年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这三项指标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从1950年的65％，上升到1956年的81％。1953—1962年来自于工业部门收入占财政收入总额的比例达到一半左右。

国营企业除了贡献利润之外，国家还通过一些特殊制度从国营企业积累资本。1952—1966年，国营企业财务制度规定，国营企业折旧基金全部集中上缴国家。同时，企业所需的“三项费用”(技术组织措施费、新种类产品试制费、零星基本建设支出)，在改革以前，除1958—1961年外，基本上是由国家预算拨款解决的。经过计算我们发现，1952年到1962年11年间，中央财政共提取基本折旧基金200.97亿元，大修理折旧基金81.0亿元；利润留成15056亿元，超计划利润分成10.61亿元，企业奖励基金16.99亿元，国家拨给的三项费用(或四项费用)拨款24.83亿元，这里国家收人281.97亿元，支出24.83亿元。11年间企业获取稍微自由的金额只有161.17(利润留成+超计划利润分成+企业奖励基金)亿元。这样，除了各年国营企业上缴的大量的利润以外，企业的折旧和大修理基金大部分被用于基本建设了。

4.其它社会资本转移

除了利用上述方式形成工业化资本外，政府还利用其他手段动员、集聚尽可能多的资本。(1)发行国家建设公债。从1954年开始到1958年连续5年，中央政府每年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6亿元，公债采取指令性分配方式销售，最终超额完成发行任务，实际发行额35.44亿元。(2)提高社会储蓄。增设服务网点，便利群众存取。中国人民银行在城市增设储蓄基层服务网点，并定名为“储蓄所”。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设在城市和较大集镇的储蓄所和专柜，达到11000多个。1952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约为8.6亿元，1953年为12.3亿元。到1957年底达到352亿元，1958年为552亿元，1959年达到68.3亿元，以后虽略有下降，但1953—1962年年增长率仍为50％以上。(3)用低工资、低消费增加资本积累。“一五”时期各年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增长速度均低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工业职工全员劳动生产率，由1952年4200元提高到1957年的6376元，提高了51.8％，平均每年提高8.7％；而职工平均实际工资由515元提高到632元，提高了22.7％，平均每年提高42％。

通过上述各种途径，政府为“156项工程”和“一五”计划集中了大量资本。“156项工程”建设的总规模，原概算总投资为187.8亿元，最后竣工的实际投资为196.3亿元。“一五计划”规定的经济建设预算，五年内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总支出为766.4亿元。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达588.47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拨款资金就达531.18亿元，占90％以上。而币在1953—1956年中国年国家财政收入不超过300亿元，可见政府在主导资本形成中其他方式起到了主要作用。

三、政府主导资本形成的问题与代价

现有文献一般的评价认为，“156项工程”等重点工程的建设成就是巨大的，改变了中国工业极端落后的状况，填补了中国工业的空白，并且初步积累了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经验，主要是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建设等等。这里的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建设就是政府主导资本形成，保证政府的重点项目的资本来源。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我们现在来看。这种依靠政府主导资本形成的模式存在一些问题，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1.问题

第一，可持续性问题。虽然有体制背景作为保证，在一个资本稀缺的前提下，长期依靠政府主导资本形成是不可能，这样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持续，事实证明，1978年以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波动是比较大的，以GDP(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增长速度为标准，1949—1956年年均增长率达到16.8％，经济增长很快，其间的1950—1952年是恢复性增长：1957—1978年年均增长率636％，比上一个阶段低10.44个百分点。再仔细分析1957—1978年的经济增长。我们发现，其中有6年增长率是负的，各年增长率的差额最高达到46.7个百分点。更进一步地，为了加速资本形成。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还可能导致社会的稳定性。因此，中共“八大”以后，陈云在总结1956年财政经济工作的情况和经验教训时，提出了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财力、物力相适应的著名论断。

第二，体制选择问题。“156项工程”以及“一五”计划同期建设的其他重要工程等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资本依靠政府主导形成，政府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政策，建立相应的体制来达到目的，这就是我们在第二部分讲的背景。这种模式由行政力量直接配置各种有限的资源到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并抑制非优先发展产业的发展，市场机制在这种经济战略下被抑制。实践证明，这种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短期内在资源动员中作用明显，但长期效果不佳。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最能有效培植资源的一种方式。二战后，一些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调计划化而忽视了市场机制的作用，结果不仅没有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反而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和后患。而二战后“四小龙”之所以能跻身于新兴国家或地区的行列，很大程度是由于他们在开展工业化建设的同时，积极引进市场制度，培育市场，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政策，发挥了制度后发优势。

第三，投入产业的选择问题。“156项工程”涉及的行业范围比较广，包括了竞争性(私人品)领域和非竞争性(公共物品)领域。实际施工的150项中，包括军事、能源等非竞争性(公共物品或准公共品)领域的企业有116个，其他的竞争性(私人品)领域，包括轻工业、机械加工等的企业有34个。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共品的特点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公共品是市场失效的一个经典案例，只能由政府生产，但是其他的非公共品还是由市场生产最有效。一般在工业化的早期，政府投资的企业多为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我国的“156项工程”包括了一些竞争性领域的企业，违背了基本的经济学理论，也是后来这些企业经营效率差，国有企业或破产或退出的原因。

2.代价

第一，牺牲农业。我们从上文的分析中看到，中国的农业部门通过各种方式(主要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方式)，对以“156项工程”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工业化作出了重要的资本贡献，这种牺牲农业的战略大大伤害了农业。首先，农业增长比较缓慢。从农业生产总值来看，除了1950—1952年是恢复性增长，1953年到1957年间年均增长率434％，1959—1961年农业总产值连年下滑，直到1965年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1958—1966年年均增长率2.4％，1967—1978年年均增长率为6.5％。农业增长速度比较慢，波动大。其次，粮食问题日趋严重。农业部门的生产积极性很差、基础设施薄弱，综合抗灾能力差，导致粮食比较紧张。一个典型的数据是，在贯彻“以粮为纲”的情况下，我国粮食的产量一直到1977年基本上徘徊不前，没有超过3000亿公斤，人均主要农产品，只有粮食有少量增加，例如1976年人均粮食308公斤，比1966年增加17公斤，比1956年少2公斤。农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明显改变。同时，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制约作用比较明显。1952—1956年经济建设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上年农业丰收，下年整个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上年农业歉收，下年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就减慢。一些研究也证明，农业虽然可以为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但牺牲农业过多，从长期来看，反而会降低农业剩余转移的规模。

第二，短期利益与长期成本。政府主导资本形成模式从短期来看。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例如随着“156项工程”和“一五”计划的完成，中国迅速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政府主导的、集中全部资源建设大规模企业的资本形成模式，又会阻碍工业化的发展，短期收益明显，长期来看成本比较高。例如，农业部门除了可以为工业化积累资本外，还可以为工业化提供市场。市场贡献要求农业部门的货币收入越多越好，收入多，农业部门对非农产品的需求也越大。经验表明，凡是对农业资本抽取太多而使农村市场萎缩的国家，经济发展也是不成功，或不太成功的。相反，那些保持农民收入以一定速度增长，保持农村市场兴旺的国家，经济发展也较为迅速。这是由于农村资本抽取太多。农民掌握的收入少，非农业部门因缺乏农村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而不能得到迅速发展。同样国营企业的职工也被给予低工资、低福利待遇，也使工业产品缺少市场，工业只能在内部自我循环，工业不能持续发展。

四、结论和启示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政府主导下的资本形成对推动本国的工业化进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可供选择的工业化道路有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各国的典型道路，先发展轻工业，再发展重工业；另一种是“苏联”的道路，即优先发展重工业(“156项工程”是核心)。中国在当时国情下做出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决策，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类似的讨论很多，在这里就无庸赘述)。“156项工程”的建设，政府采取计划管理的办法，主导其资本形成，主要通过五个方面来形成资本：增加国营工商业的收入、对私营工商业的税收、增加农业剩余、发行政府公债和提高社会储蓄、寻求其他国家的援助等等。国家将“一五”时期财政总收入的20％集中于重点工程建设：将70％—90％的钢材、水泥、木材等重要的物资优先供应重点工程建设：在人才方面，国家采取培训和从全国抽调的办法，充实加强以“156项工程”为代表的重点企业，保证其对工程技术人员的需求。最终迅速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依靠政府主导资本形成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不是所有的后发国家在工业化的早期都可以或必须采用。有些后发国家采取了其他的工业化模式和其他的资本形成模式，也取得不错的成绩，例如市场主导的依靠国内金融系统为工业化筹措和分配资金的模式。

责任编辑　刘婷

作者：唐艳艳

农业剩余分配制度管理论文 篇2：

劳资关系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触动最大的变革莫过于企业劳动关系的变动。劳资关系从无到有并成为劳动关系的主体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牵引和带动了公有制企业市场化改革、缓解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人口难题和广泛吸纳投资推进了中国工业化进程；消极方面主要表现为带来了利益大分化的劳动关系、天生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倾斜性的初次分配关系。从总的来看，其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但是，目前积极影响下降而消极影响上升，因此，构建劳资关系的制衡机制是一项十分紧要的工作。

关键词：资关系；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收入分配

在改革开放以来所有领域的变革中，劳资关系从无到有并成为劳动关系的主体是对人民群众影响最直接、涉及人数最广、人民群众的感受最为深切的一场变革。截至2011年底，在中国3.21亿职工总数中，企业职工总数为2.69亿人，其中非公企业职工总数为2.37亿人，非公企业职工占全国职工总数的73.93 %，占企业职工总数的88.43 % [1]。这场变革究竟给当代中国社会带来了哪些影响？这是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和如何深化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立足点。

一、劳资关系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

在谈及非公有制企业的作用时，一般都是从“增加投资”、“增加供应”、“增加就业”、“增加税收”这几个方面来总结的。事实上，非公有制企业的价值远远不止于这几个实用性的作用。非公有制企业及其带来的一种新型的劳动关系——劳资关系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牵引和带动了公有制企业市场化改革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被誉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纲领”的文件明确指出：“确立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这两个方面的正确关系，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内容和基本要求。”[2]可见，企业和职工的劳动关系，和企业与国家的所有制关系，被看作是经济体制的两个关键环节。而其中，企业与职工之间劳动关系即终身劳动关系，“铁饭碗”，被认为是导致企业缺乏自主性和活力的最关键原因，因而成为改革的重点对象。破除形成了二十多年的终身固定用工制度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公有制企业劳动关系完成市场化改革经历了五个阶段的艰难历程：1980—1986年的劳动合同制试行阶段、1987—1991年的优化劳动组合阶段、1992年的“破三铁”阶段、1993—1995年的劳动合同制全面推开阶段、买断工龄置换身份阶段。公有制企业劳动关系改革的走向是十分清晰的——从行政性劳动关系走向雇佣性劳动关系。在这种历史性嬗变中，虽然也出现了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但总体来看是平稳的。1996—2003年下岗工人总数就达到6 000万。为什么人数庞大的群体在遭遇了下岗、失业等人生境况突变的情况下，社会还能保持基本的稳定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对下岗职工的帮扶政策、职工顾全大局的牺牲精神等等。其中有一个原因也许并不被重视，却实实在在发挥了作用，这就是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为公有制企业劳动关系转型发挥了示范作用，并为大量下岗工人重新就业发挥了吸纳作用。

从示范作用看，非公有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相比于公有制企业的高效率使得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劳资关系。改革开放前，城市所有的职工都在平均主义、全保障、无自由、终身制的同一种劳动制度下工作，大家相安无事，很少有人看到这种劳动制度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非公有制企业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开始暴露出来，人们不得不反思习以为常的劳动制度的弊端。尤其是劳资关系比较成熟、市场化竞争力较强的外资企业，更是让中国人看到了劳资关系相比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终身固定的劳动制度的优势。“外国投资部门为较难开展的、政治上敏感的改革充当了‘实验室’，特别是在国家与城市工人之间社会契约的变革方面。”[3]下岗职工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制企业低效率的亲历者，在改革开放后见证了这种劳动制度与市场经济劳动制度相比的劣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于僵化的劳动制度并不认同，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了他们对下岗的抵触情绪。

从吸纳作用看，非公有企业为大量的下岗职工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发挥了较好的减震作用。根据中国就业状况白皮书公布的数据，在1998—2001年这四个职工下岗最集中的年份里，“中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有2 550多万人，其中1 680多万人实现了再就业。”[4]再就业率高达65.88%，这其中非公企业功不可没。有些下岗职工在非公有制企业讲求效率、注重能力、管理灵活的劳动制度下，找到了更好发挥才能的新天地，不仅干得更顺心，而且收入大大提高了；还有一些公有制企业的职工下岗后反而被激发出了创业的冲动，经过点滴积累直至创办企业，同时为社会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促进和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

（二）缓解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人口难题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一对孪生子。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中，工业生产活动逐步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过程。城镇化也称城市化，是指“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进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完善的过程。”[5] 许多经济学家对此做出了解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配第-克拉克定律、库兹涅茨人均产值影响论、刘易斯模式、唐纳德·博格“推-拉”理论。归纳和总结这四个理论，可以得出三个方面的意蕴：第一，城乡在生存和发展机会上的差距，虽然不是吸引农村人口走出家乡来到城市的全部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第二，工业化通过带动城镇化，改造了千百年来人们赖以生存的传统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从而改造了整个人类的面貌，把人类社会带入现代化轨道。第三，市场化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前提。如果劳动者不能作为劳动力商品自由地流动和买卖，如果没有自由而广泛地聚集社会资金而快速成长的企业来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那么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天然联系就会被割裂。完整地说，上述四个理论是对工业化、市场化条件下人口迁徙规律的认识。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人为地割裂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天然联系，逆历史规律而动，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作为一个工业化后发国家，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是正确的，因为重工业可以为整个工业化创造发展基础，从而加速工业化进程。但是这条道路最终事与愿违，造成重工业轻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工业和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其实这错不在工业化战略本身，而是与之相伴随的计划经济体制。重工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有机构成高，吸纳劳动力是有限的，同时由于重工业对资金需求量大，加之国家财力有限，国家在能够吸纳较多劳动力的轻工业上的投资必然受到很大限制。而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不允许私人投资，社会一切投资都取决于政府，导致轻工业企业严重匮乏，进而导致工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十分低下。为了制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不得不在1958年9月出台了城乡二元管理的户籍制度，筑起了限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闸门。农村人除了考学、参军和少量招工是很难进入城市的，这样大量的人口被排斥在工业文明的大门之外，在没有得到工业文明改造的“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农业社会生育观和长期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农村人口激增，农村陷入到一种剩余劳动力日益庞大、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日益低下、农民日益贫困的自我恶性循环之中。为了解决城市人口激增带来的就业压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实行了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到农村定居和劳动的“上山下乡”运动，这是人类工业发展史上从来没有的城市到乡村的逆向人口大迁移，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缺乏市场化这个“润滑剂”，工业化这个“主动轮”无法带动城镇化这个“从动轮”，自身的运转也十分艰涩，而整个社会的运转也几乎陷入紊乱的地步。

由于城镇化进程长期被压抑和扭曲，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这扇闸门外涌动着势如滔天的“人口洪水”，中国长期积累的人口问题在世界工业化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个问题，这股“洪水”必将泛滥成灾。一着棋活，全盘皆活。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走向市场化的改革开放就是这个关键的一着棋。非公有制企业尽管受到质疑，但是依然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它们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正好契合了中国劳动力丰富且技术素质较低的状况，其自由雇佣的劳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快速分流了由农村剩余劳动力、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城市新就业人口这三大源流汇聚而成的劳动力大军。理论和实践都充分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庞大、农业人口比重大的国度，工业化必将面临巨大的城镇化压力，解决这个难题仅凭国家之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靠非公有制企业的力量。虽然非公有制企业给社会带来大量的劳资关系，但顺应了中国城镇化的客观需求，把中国工业化从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大大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三）广泛吸纳投资推进了中国工业化进程

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时候，社会能够用于储蓄和投资的剩余很少，一般只占国民收入的5%，而要实现现代经济的起飞，这个比率要达到10%以上。在工业化发展初期，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必然成为工业和整个社会的“贡献者”。但是，由于农业承担着巨大的自然风险，吸纳劳动力、资本、技术的能力相对低下，其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具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农业对工业支持的力度会随着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小，工业不仅要依靠自身的积累进行自我投资，而且要反哺农业，加强对农业的投资，保护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农业实现现代化。然而，计划经济体制导致工业企业效益低下，同时抑制民间投资意愿，排斥海外投资，为了迅速建立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国家不得不将农业剩余强制地转为工业积累，造成中国农业对工业的贡献的程度极其巨大，时间极其漫长。据测算，1950—1978年因实行统购统销政策，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消费水平的办法，工农剪刀差累计4 481亿元，相当于同期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90%，平均每年农业流出资金为155亿元，净流出率高达18.2%，严重地削弱了农业发展的基础，导致农村发展长期滞后，农民生活极其困顿，降低了社会整体消费，也限制了工业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并没有跨越起飞阶段。实践证明，通过剥夺农业来实现工业化积累的道路是不成功的。工业的积累要更多地依靠自身的力量：一是对内要允许私营企业发家致富；二是对外要大力吸收海外投资。

从吸纳国内投资来看，中国民间投资的冲动和积累的能力都是非常旺盛的。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有了一点点积蓄，乡镇企业就异军突起，从1978年的152万个发展到1 750万个，产值达到8 815万个[6]。截至2011年9月，中国私营企业注册资金总额近25万亿元[7]。这个数字是1950年至1978年工农剪刀差总额的近57倍。私营企业的确存在剥削，但这种剥削使社会财富向使用效率较高的企业聚集，迅速地解决了中国经济起飞时期的积累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财富还远未极大丰富，劳动还只是人们谋生的手段，人们必然关心付出与回报的关系。私营企业主为了发家致富而甘冒风险、艰苦创业，其利润的确来源于剥削，但如果否定他们对于剩余价值的索取权就会湮灭大多数人的奋斗精神。只要能够把剥削限制在一定程度，这种致富冲动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特别是在一个社会要改变贫穷和落后的面貌的时候，非常需要这种强烈的致富冲动。如果人人都甘于贫困，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就无从谈起了。从总体来看，私营企业极大地缓解了就业压力，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基本上实现了“帕累托最优”。

从吸纳国外投资来看，中国丰富而低价的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市场容量对外资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目前中国已是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利用外资连续20年居于发展中国家首位[8]。截至2011年底，中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3.8万家，实际使用外资超过1.2万亿美元[9]，填补了中国的经济起飞时期的资金缺口，大大地缩短了中国工业自我积累的时间，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主要引擎。

二、劳资关系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消极影响

尽管非公有制企业对于中国的繁荣发展有着十分突出的积极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非公有制企业毕竟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其特殊的劳动关系——劳资关系具有剥削、利益失衡等固有的弊端。这些弊端对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人际关系、分配关系以及人们心理形成较大冲击。

（一）带来了利益大分化的劳动关系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与劳动者的利益是一体的，原因有两点：第一，企业和劳动者都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他们的利益统一于国家的整体利益之中。企业的生产资料由政府调拨，利润由政府支配，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劳动者的工资、调动、福利等都由政府配置，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而也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企业和劳动者都是为了完成政府的指令性生产任务，他们的利益是一体的，即统一于国家的整体利益之中。没有各自的独立利益，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就没有发生根本冲突的基础。第二，企业的劳动关系实际上只涉及到政府和劳动者的两个主体，企业只是这两者关系的一个桥梁，其职责就是执行和传达上级的指示政策。企业不关心是否人浮于事，因为劳动者的工资由国家拨付，与企业无关。劳动者即使对劳动关系有意见，也是对国家的政策有意见，与企业基本上没关系，当然，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与劳动者也会有矛盾，但属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而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非公有制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分化的。资本的根本目的只有一个——获取最大化利润，不能达到目的就解雇或撤资；职工的根本目的也只有一个——获得最大化收入，不能达到目的就跳槽。这意味着劳资双方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利益，而且两者的利益是对立的。第一，工资是成本的组成部分，要获取最大利润就必须最大限度地降低工资。第二，利润和工资在企业新增价值的分配中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资方总是千方百计地降低劳动力工资总数。

（二）带来了天生不平等的社会关系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是国家的企业，职工是国家的职工，职工和企业的关系是平等的。这种平等的关系进而表现为企业内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是平等的关系：普通的工人、科技人员和企业管理者之间虽然存在着分工的不同，也存在着干部和工人以及领导与被领导的差别，但他们都是企业的职工，不存在经济上谁依附于谁、谁雇佣谁的关系，因而相互之间主要是一种平等的同事关系。

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非公有制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天生的不平等性。第一，企业有资本，劳动者无资本，这决定了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在经济地位上始终就是不平等。虽然表面上看劳动者有选择企业的权利，可是他们不是受雇于这个资本，就是受雇于那个资本，永远不能摆脱受雇于资本的命运。第二，企业是有组织的，劳动者是无组织的。这好比是在战场上军团与单兵的对抗，胜败在战争开始前就已经决定了。第三，企业有支配权，劳动者受支配。企业拥有资本，因而也拥有了企业事务的决定权、剩余价值的支配权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力的使用权，而劳动者除了接受支配和在企业应允的情况下参与企业事务之外，没有任何权利。第四，企业数目少，而劳动者数目多。劳动者迫于就业压力，当利益受到损害时也往往不得不忍气吞声。

资本与劳动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形成了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即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以及企业高级管理层（公司董事会成员、总经理、总裁、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工程师和监事会成员）和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使用了“监督劳动”、“指挥劳动”这样的词语，不仅肯定了管理劳动也是劳动，而且肯定了管理劳动是社会化大生产必不可少的，但他明确指出这种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10]。虽然职业经理人虽然也是受雇佣者，但是他们代表资本的利益，执行资本的职能，享有资本授予的权威，在精神上印刻着资本的灵魂，因而成为人格化的资本，形成与企业广大职工在地位上的不平等。

（三）带来了倾斜性的初次分配关系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的工资与企业效益无关，而是由国家制定全国总的工资计划，并按计划划拨给企业，连职工加薪、升级的时间、幅度、比例都由国家统一决定，全国职工工资增长基本上是“齐步走”，不仅企业内部工资均等，而且不同企业之间工资也基本均等。

由于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劳资利益失衡的本性自然流露出来，造成了中国初次分配领域出现了严重的倾斜：第一，资本利润和劳动收入之间反差明显。“中国劳动者占国民收入的报酬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到2006年降至40.6%，与之对应的企业利润则在上升，资本回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以前的20%左右上涨到30.6%。”[11]个别地区，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利润和工资的反差更突出，甚至出现连续几年只涨利润、不涨工资的情况。据全国总工会2005年所作的一次社会调查显示，“2002—2004年三年中，港澳台企业年均效益增长33%，而职工工资增长为零。”[12]第二，企业内部高管和职工之间薪酬差距悬殊。如2007年，深圳发展银行员工平均年薪15万，董事长2 285万；中国工商银行员工平均年薪5.03万，董事长179.5万[13]。

正如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一样，劳资关系对中国社会既带来了积极影响，也带来了消极影响。从总的来看，其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任何社会现象都是历史地存在着，劳资关系的积极影响在改革开放初期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其消极影响在当前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14]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绝不能回到计划经济体制的老路上去，但是劳资关系的消极影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构建劳资关系的制衡机制是当前一项十分紧要的工作，一是劳动职能部门要依法加强劳动监管力度，二是要充分发挥工会维权功能，三是积极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以切实扭转初次分配失衡和收入分配失衡问题。

参考文献：

[1] 王玉普在全国工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职工思想政治工作[EB/OL].http：//www.hbzgh.org.cn/2011-11/15/cms500796article.shtml.

[2]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共中央党史文献出版社，1986.

[3] 玛丽 E 加拉格尔.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M].杭州：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7-8.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EB/OL].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1533.htm.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S]. 1999-02-01.

[6] 邹东涛，欧阳日辉.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No.1：中国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82.

[7] 刘育英，回良玉：中国利用外资连续20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EB/OL].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06-07/3947218.shtml.

[8] 黄颖川，黄海霞.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十年增长120%[N].南方日报（广州），2012-11-08（A19）.

[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69.

[10] 汝信，陆学世，李培林.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1] 周玉清.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撰文：企业职工工资过低与政府调控责任[J].中国工运，2006，（8）：14.

[12] 银行业年薪：老总2000万员工2万[N].咸阳日报，2008-04-11（C）.

[13]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

[责任编辑 仲 琪]

作者：易重华

农业剩余分配制度管理论文 篇3：

调节贫富分化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摘要】中等收入陷阱是低中等收入国家步入高中等收入国家必然要经历与跨越的鸿沟。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贫富分化逐渐加剧，调节贫富分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文章探寻了贫富分化加剧产生的原因，进而提出可行的贫富分化调节路径，这将兼具宏观总体层面的指导性与中观局部层面的可行性。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贫富分化 调节路径

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与贫富分化加剧的现实

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解析。从本质上来讲，中等收入陷阱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跨越贫困陷阱，充分动员资源之后，不能进一步提高利用资源的效率或创新发展的能力来形成持续的经济增长。跨越贫困陷阱时，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及改革动力的方向是变革社会经济结构，想方设法地充分动员资源以使经济起飞。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发展中国家动员资源的政策经过长期执行演变，形成了一系列固化的体制，并伴生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实行垄断经营以维护这种体制。在僵化体制之下，虽然动员资源政策仍然发挥着作用，但是社会经济结构不能适应经济发展转型的需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就很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综观国际经验，虽然不同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原因有所区别，但是从根本上来看，都可以归结为政治经济制度僵化致使社会经济结构不能适应经济发展转型的需求。发展中国家若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该转变动员资源政策为促进转型政策。为了实现此种转变，发展中国家应该打破僵化的体制，使社会经济结构向适宜于经济发展转型的方向转变，其中调节贫富分化，缩小贫富差距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①

贫富分化加剧的严峻现实。从低中等收入迈进高中等收入的阶段，解决贫富分化过大问题，构建适宜经济发展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重考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调节贫富分化已演变为各种社会矛盾得以有效处理的关键所在。中国已经认识到贫富分化加剧问题的严重性，并强调建立合理收入分配制度以体现社会公平，调整分配结构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态势，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以提高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的比重。改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收入分配，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构建立足于民生的中等收入社会，是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②

贫富分化加剧的主要原因

二元经济结构下不同生产率部门并存。以二元经济结构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经济体系同时存在着效率低下的传统产业部门与效率较高的现代生产部门。新中国成立之初，鉴于当时的国内外局势，中国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为了筹措重工业的发展资金，中国剥夺了大量农业剩余以解决重工业发展问题。为此，中国还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以保证重工业可以长期从农业剩余中获取稳定发展资金。其中，户籍制度将城镇与乡村一分为二，从根本上确立了二元经济结构。改革开放之后，农业剩余被剥夺的现象并未得到改观。对乡村的投资与城镇的投资差距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不断缩小，反而随着经济的增长逐步拉大。对农业投入的长期不足，造成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无法实现集约型农业生产模式，这不仅限制了农业自身生产的发展，而且限制了乡村企业的发展，进一步拉大农业与工业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的差距。一方面，限制农业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不仅使农业人口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在不同产业部门间实现自由转移，而且使工业及第三产业部门无法及时有效吸纳乡村剩余劳动力，这无疑会对乡村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起到抑制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资金的大量投入，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城镇的现代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得以不断提高。这种长期延续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城镇与乡村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本原因所在。

将生产要素贡献纳入收入分配体系中。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经由按劳分配，坚持平均主义原则，逐步演变为以各类生产要素所作贡献分配，坚持公平主义原则。伴随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逐步深化，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主导作用逐渐弱化，而市场承担的资源配置作用逐渐强化，各类生产要素以其参与的贡献进行分配成为了必然。在劳动报酬基于市场定价准则时，劳动力需求与供给演变为决定劳动报酬获取的直接性因素。在劳动力供给大国的中国，劳动力报酬一旦由市场机制决定，较低的平均报酬也就在所难免。当各类生产要素的获取基于私人利益不正当侵犯原公有产权，以生产要素贡献进行分配则会与公平主义原则背道而驰。在国有资源产权转移中形成的非正当与非公平的产权关系背景下，以生产要素贡献进行分配就会导致社会分配的不公平，收入差距的扩大，富者愈富，而穷者愈穷。③

企业员工工资与企业的经营效益挂钩。工效挂钩是中国国有企业现行的工资制度。所谓工效挂钩，就是指企业工资发放与企业效益挂钩。国有企业实行的工效挂钩工资制度，在解决了过去无论技术高下与贡献多少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产生弊端的同时，拉大了行业之间与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为扩大收入差距提供了制度支持。现行的工效挂钩收入分配从制度上保障了垄断行业员工的高收入，因而国有垄断行业实行工效挂钩工资制度存在着不合理因素。

工效挂钩的核心在于企业员工工资与企业的经营效益挂钩。这样的分配方案对于国有竞争企业而言具有合理性，因为国有竞争企业凭借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于市场竞争中获取收益，其利润是经营价值的实现，体现了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的真正价值，反映了市场竞争中企业人力资本对企业运营绩效的贡献程度。而国有垄断企业依托垄断市场、垄断经营与垄断价格而获取超额利润，其收益无法体现企业人力资源在经营中的真正价值，垄断企业基于工效挂钩分配利润，以较低的劳动生产率与较少的劳动投入而获取高额收入也就在所难免。如此的分配制度不仅拉大了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而且降低了国有垄断企业的生产效率。

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普遍获得畸形高薪。行业内部收入分配呈现两极分化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公平的普遍表现。部分国有企业内部分配相当不均衡，高层管理者年薪数百万，中层管理者年薪数十万，而基层员工年薪仅数万元。中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主要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以及中长期激励等三部分构成。在市场运行中，基本年薪与绩效年薪表面上来看较为规范，实际上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制定权由自身掌控。这是国有企业高管获取畸形高薪的真正原因所在。

给予国有企业高管高薪酬的分配制度是受到对管理者激励的理念影响。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产权人缺失导致委托代理关系多层化。随着代理层次的不断增多，国有企业资产增保值的动力在经营中不断弱化，为委托人利益服务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此背景之下，为了激励管理者对国有企业资产增保值的动力而采取了高管高薪制度。然而，如此的激励制度不仅没能抑制管理者掠夺国有资产，而且管理者与基层员工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激发了基层员工与社会大众的不满情绪。公平理论认为，对员工的激励来自于其满足感，此满足感既来自于自身努力付出的成本与获取的报酬的比，也来自于自己的付出与报酬比同他人的付出与报酬比相比能否体现公平的影响。遗憾的是，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无法使基层员工与其他社会成员感到受到公平的待遇。如此的分配制度既拉大了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又抑制了普通劳动者工作的激情，也激发了社会成员的不满情绪，有碍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④

调节贫富分化的现实意义

解决当前困扰人们的社会问题。当前困扰中国的大量社会问题，诸如无孔不入的腐败现象、频繁发生的各类犯罪、黄赌毒等社会丑恶、坑蒙拐骗制假行为、道德伦理滑坡现象、日益突显的仇官仇富心理、普遍存在的社会浮躁心态之类，莫不与贫富差距过大关系密切。现实生活中，惊心动魄的两极分化现状、部分人的一夜之间暴富、反差极大的消费水平等，给人们心态以剧烈的冲击，导致了普遍的心理失衡，滋生了种种铤而走险以及发泄不满的行为。贫富差距越来越扩大，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是大量社会问题产生的总根源。不从根源上加以解决，单凭强化思想教育与加强社会管理等工作无法取得良好的成效。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并非只存在于中国，其他国家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顺利度过问题多发、矛盾不断的阶段，其中的关键在于培育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构建中等收入者居于多数的社会结构。只有如此，社会才能更加稳定和谐，国家才能实现长治久安。⑤

获得“得民心、顺民意”的政治收益。较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尤其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能够迅速而显著地缓解当前社会存在的矛盾，获得民心，顺应民意，赢取良好的政治收益。这既有益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又有助于兑现为了人民而发展、依靠人民而发展、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实际行动，也有利于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还有益于增强执政者的政治根基。于国际而言，其可以有效回应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质疑，可以有力回击敌对势力图谋作乱的行径。当代中国若想在当今世界占据一席之地，首先应该得民心，于收入分配方面应该想方设法地调节贫富分化。如此，中国才可能拥有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政治环境。

实现分好蛋糕以促进持续发展。需要正视的是，较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将在经济上面临诸多两难问题，诸如增加居民收入与抑制通货膨胀之间的矛盾，工薪阶层涨工资与农民阶层增收难之间的矛盾，工人涨工资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矛盾，抑制高收入与调动积极性之间的矛盾等等。以上两难问题需要得到稳妥处理，要将风险与代价降低至最低限度。综合权衡之下，将蛋糕更多地分给民生，益处良多。

首先，着眼于未来发展，中国的巨大潜力与空间将归于国内市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在于国内需求，更高水平的大众消费一旦产生，国内的发展动力与创造活力会进一步得到激发。其次，投资减少会延缓经济增速，从而增加就业压力。但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将推动服务业发展，吸纳更多的人从事服务业，反而会有效缓解就业压力。再次，工资水平提高将导致出现提高企业经营成本、减弱国际竞争力等问题，但这种局势必须面对，可以通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来改善。然后，提高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意味着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将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促进企业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最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还将扩大居民文化消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培育新的增长极。总而言之，调节贫富分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积极效应难以估量。⑥

调节贫富分化的路径

完善劳动者与单位之间的分配机制。单位、劳动者与政府是单位利益的相关三方。只有立足于协调兼顾相关各方利益，方能使单位收益最大化得以实现。政府不仅应该依据平等合作与互惠互利的原则，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而且应该通过劳动法律法规规范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依法保障双方的利益；还应该借助改革工会制度、提供法律援助等方式完善劳动力交易的市场机制，实现劳动者工资收入与单位利润和政府税收的同步协调增长。此外，政府应该维护劳动者与单位双方的合法权益，尤其弱势劳动者群体的权益，借助保护与增加劳动所获得的收入，打下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根基。

控制政府财政增长幅度及支出结构。通过减免中小单位与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费负担及财政补贴等手段，调节初次分配关系，有效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水平。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民生工程建设的支出，实现城乡基础公共服务均衡化发展。控制政府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消解通货膨胀对贫富分化的负面效应。不断扩大各阶层普遍关切的社会保障的覆盖广度，扩大社会救助的范围与增强扶持弱势群体的力度。强化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的转移支付，缩小不同地区与部门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改变当前地方政府形成的不良土地财政体制与民争利格局，扩大保障性与公益性的公共土地产品供给。将超额征收的财政收入通过发红包与建立养老基金等方式实现惠及民生的目的。⑦

强化国有垄断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中国国有垄断企业的资产与收入属于全体国民的共同财富。一方面，政府应该通过立法等手段遏止国有垄断企业集体性侵吞全民财富的不良行为，规范与监管少数高层管理者的薪酬与福利。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全面整顿国有垄断企业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改变产业准入的所有制限制政策，破除政府行政垄断，消除其所造成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负面影响。就短期发展而言，政府应该采取向国有垄断企业征收垄断经营税的方式，实施严格的垄断价格管理制度。就长期发展而言，政府应该遵循市场经济存在的公平竞争原则，放开垄断行业生产经营存在的所有制限制，同时逐步建立完善的反垄断法律制度。

推进有关公民财产收入制度的改革。建立与完善房地产与金融产品等市场的交易制度，履行遏止通货膨胀的责任，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建立公权与私权的平等共存地位。改革城镇土地产权制度，破除政府对建设用地市场绝对的垄断权，明确与尊重乡村家庭土地财产权与交易权。在城市工业化进程中，通过公平公正交易土地财产权，为乡村家庭带来财产性收入，优化乡村家庭的财产资源，实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目标。加快公益性组织机构改革，扶持与支持各类民间慈善组织机构的活动，规范与完善捐赠基金与资金管理体制。借助城乡发展统筹化与公共服务均衡化等手段，缩小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形成良性的社会收入分配格局。⑧

（作者单位：上海海关学院）

【注释】

①周文，赵方：“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库茨涅兹假说的再认识”，《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3期，第23～29页。

②王亚红：“贫富差距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相关性分析及战略对策”，《云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第58～62页。

③辜胜阻，曹誉波，王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商业时代》，2012年第14期，第4～5页。

④卢现祥，罗小芳：“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基于利益集团理论视角的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7期，第71～79页。

⑤乔俊峰：“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地方政府治理转型视角的分析”，《现代经济探讨》，2013年第9期，第21～24页。

⑥高世楫，卓贤：“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和启示”，《理论学刊》，2011年第12期，第33～37页。

⑦范洁：“‘中等收入陷阱’：理论阐释、地区分布及跨越路径”，《生态经济》，2012年第10期，第39～42页。

⑧肖明辉：“‘包容性增长’视角下的分配机制探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62～66页。

责编/丰家卫（实习）

作者：吴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