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的制度变迁探索论文

【摘要】用制度变迁理论来审视中国的改革创新，是继续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重要思考路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创新绩效十分明显。继续推进改革创新、提高改革创新绩效，必须深入探索如何提供更多获利机会促成制度变迁行动集团形成、发挥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之间的互补作用等问题。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经济学理论的制度变迁探索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经济学理论的制度变迁探索论文 篇1：

试论制度变迁的成因、启示和基本理论

摘 要：所谓制度变迁，就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实质上，制度变迁就是一种更高效的制度对另一种更低效的制度的替代过程，即一种新的更有效率的制度的产生过程。因此，着重论述了制度变迁的成因、启示和基本理论。通过对制度变迁的成因、启示和基本理论进行明确的阐释，不仅有助于研究和分析有关和相关制度变迁方面的问题，而且也有益于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制度变迁基本理论。

关键词：制度变迁；成因；启示；基本理论

一般情况下，制度可被视为一种公共产品，因为它是由个人或组织制定出来的，也就是制度变迁理论所说的制度供给。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资源的稀缺性的存在，所以，制度供给是有限的和稀缺的。随着外界环境的不断变化或人的自身理性认识程度的逐步提高，人们会不断地对制度提出新的需求，以此来实现人们的预期，进而增加人们的收益。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基本均衡时，它基本上是稳定的；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不均衡时，现存的制度就不能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这样就会发生制度的变迁。所谓制度变迁，就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它是一种更高效的制度对另一种更低效的制度的替代和产生的过程。事实上，制度变迁不仅属于经济学范畴，而且属于社会学范畴。它不但包括一切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而且也包括整个社会领域的制度变迁；它既关乎人们经济利益的调整，又关乎人们权利、价值和文化观念的调整。本文主要对制度变迁的成因、启示和基本理论进行深入的论述。

一、制度变迁的成因

（一）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外部条件

由于相对价格的变化会改变人们之间的激励模式，而人们偏好的变化会造成契约结构的变化，这一切就有可能导致制度变迁的发生。不过，这并不是说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就必然导致制度变迁的发生。实际上，制度变迁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从更深层次意义上讲，制度变迁就是社会各种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而相对价格和偏好的不断变化只不过是制度变迁得以发生的外部条件而已。如果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不能破坏目前的制度均衡，那么制度变迁就不可能产生。

（二）组织的有效性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

在稀缺经济和竞争的环境下，制度和组织持续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变迁得以产生的关键。由于竞争迫使组织持续不断地对技术、知识等方面进行投资，以图生存，而组织获取的这些技术、知识方法将不断地改变现存的组织制度，同时，组织和企业精英们行为的效用最大化也决定了制度发生变迁的目标和方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制度变迁的发生会沿着什么道路前进，是各种各样的组织选择、竞争和合作的结果。

（三）适应效率是制度变迁的客观原因

众所周知，适应效率与配置效率是不同的，一方面，它牵涉那些决定经济长期演变的路径；另一方面，它还牵涉一个政府、个人和社会获得知识和学习的共同愿景，去指导创新和共担风险，共同进行各种创造活动，以求解决社会发展长期存在的“瓶颈”问题。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的有效性必然要求为组织提供适应效率。那么，制度的有效性是怎么为组织提供适应效率的呢？首先，制度的有效性要求组织进行分权决策、同意实验、支持发展和利用特殊知识，并积极探索解决经济问题的各种路径。换句话说，制度的有效性要求应为组织提供一种创新机制和一种能面对外部不确定性的适应能力。其次，制度的有效性要求消除组织的谬误，共担组织创新的风险，以及能够保护产权。这样，所有组织在激烈的竞争和不确定情况下，都有可能犯错误。不过，问题不在于组织会不会犯错误，而在于政府和社会是否存在消除组织错误的体制和机制。

（四）制度缺陷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原因

所谓制度缺陷，是指制度和制度结构自身不健全而导致的欠缺性。制度缺陷主要表现为：一是制度短缺。制度短缺是指制度的社会供给不足。制度短缺的不足，不仅表现在制度供给数量的不足，而且也表现在制度供给主体的意愿和能力的不足。二是制度僵化。制度作为一种公共规则与所有人的行为变化相比较，在其变化的速度上显然滞后于行为变化的节奏。即使是完善的制度，也要与时俱进，否则，它也会趋于保守并产生惰性，更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三是制度不均衡。制度不均衡是指人们对现存制度的一种不满意状态。在正常情况下，只有在制度的效用大于其成本、同时选择该项制度的净收益最大化时，人们才会对这一制度产生满意感；反之，当一项制度的净收益小于零或在某种可供选择的制度中该项制度的净收益最小时，人们就要产生改变这一制度的动机和行为。这样就导致了制度的失衡。

二、制度变迁的启示

（一）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应发挥积极的作用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制度变迁，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参与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政府在制度维护和规则制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应扮演积极的角色。尤其在制度短缺、僵化、不均衡和市场失灵等情况下，政府更应该作为制度变迁的推动者，以此来保证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的均衡。不过，政府时常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成为制度变迁的主体。

（二）制度变迁的产生是各种利益主体间长期博弈的结果

一个新制度的产生并不是某一个集团行动的产物，而是在集体内部和不同集团之间讨价还价、相互博弈的结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各个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强烈要求最有利于自身的制度设计。在经过长期的各种利益集团对比博弈后，各个利益集团最终达成博弈的制度均衡，使制度安排重新均衡。在各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中，如果双方或多方形成相互对峙的局面，那么就会导致制度变迁的停滞。在实际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因为，各个利益集团的力量是不对等的，又因为参与制度变迁博弈的力量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所以，制度变迁的过程始终处于“均衡—不均衡—均衡”的循环怪圈之中，不断地推动着制度的变迁。

三、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

国内学术界研究制度变迁理论中最有名的就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他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制度的再造；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所制定的正式规则的实施，实质上就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对现有的收人进行分配与再分配。国外学术界对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道格拉斯 C 诺斯的建构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哈耶克的演进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和奥尔森的利益集团制度变迁理论。道格拉斯 C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一种建构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哈耶克的制度变迁理论又称为自我扩展理论。他认为，制度的演进过程具有自发性，其演进的方向是不确定的，因此，制度变迁的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奥尔森的利益集团制度变迁理论就是一种博弈观。他认为，“制度既不是完全由理性设计的产物，也不是演进主义的产物，而是各个利益主体在某个阶段相互博弈的结果。”综合以上几个当前国内外最流行的制度变迁理论，我们接下来对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进行详细的论述。

（一）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拉坦和林毅夫把制度变迁区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1978年，拉坦发表了著名论文《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并成功运用这一理论来分析欧洲中世纪农耕制度变迁、19世纪运输和交通制度变迁。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受到了批评。但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结合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在 1989年提出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于是，林毅夫就把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1.诱致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的创造。它是个人或一群人在获得利益时会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还可分为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两种。在正式的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和修改，必需受它所制约的一群（个）人的准许。因此，正式的制度安排规则需要创新者花时间和精力与他人谈判，进而达成一致的意见才行。然而，非正式制度安排规则的变动与修改是由个人完成，例如价值观、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都是按照自己的意识自主完成的。

诱致性制度变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来自基层。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基层的农民、居民等各种行为人为变迁的主体，也就是这些基层的行为人看到了预期的收益，进而提出了新的制度诉求，这就为制度变迁提供了方向。这些行为人是制度变迁的需求者，也是制度变迁的推动者和创新者。二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程序为自下而上。因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来自基层，所以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从局部到整体的变迁过程。也就是说，基层政府通过对行为人进行制度需求的分析，认识到这种需求制度的效用可观，所以便影响或推动上一级政府。同理，上一级政府也采用同样的方式影响或推动它的上一级政府，直至决策者制定好新的制度。三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具有增量革命和边际创新的性质。诱致性制度变迁应该是在保留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创新新的制度，或者是对外围制度进行适当地调整。因此说制度变迁是一种典型的边际革命和增量调整式的改革。四是在改革顺序上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首先，是先解决较容易的制度，再“啃硬骨头”。也就是说，在扫清外围制度障碍后，接着向核心制度突破，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其次，是在具体的制度上，一般都采用先试点、摸索经验，再由点到面，大面积推广。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哄而上、一哄而下所造成的重大的制度变化；同时，试点可以起到有效的制度示范和带动作用。五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路径是渐进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它采取的是非暴力的、非突发式的制度变迁路径，也是一种尝试性质的，以基层行为人对制度的需求来渐进地诱导出新制度的出台。总之，制度变迁基本假设前提也正如道格拉斯 C 诺斯所说的“制度变迁的诱致性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益”。也即是说，制度的转换、替代与交易，都需要一个过程，从外部利润的发现到外部利润内在化，其间都要经过许多复杂的环节。在制度变迁结构的架构上，不是所有的制度全部都能安排好，实际上，制度变迁是根据制度需求和决策安排，逐步地加以推行，这样就可以避免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震荡。

2.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命令或法律的引人而实现的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或政府。由于国家或政府的存在，作为国家或政府的统治者就需要维护一套制度来减少国家或政府的交易费用。众所周知，制度是一种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通常是由国家或政府生产的。按照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政府在生产公共物品方面比私人生产更有效，因此，在制度这个公共物品上更是如此。另外，诱致性制度变迁可能会遭受外部效应和“搭便车”等问题，这样就会造成实际需求中的制度供给不足。因此，在这种状态下，国家或政府就可以凭借其强制力、意识形态等功能优势来减少或遏制制度供给不足等问题，从而达到降低制度变迁成本。所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也是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变迁。

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或政府。因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国家或政府看到了潜在的收益去积极主动地设计和制定制度，所以国家或政府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自然也就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二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程序是自上而下的。因为国家或政府是制度变迁的主体，那么其程序当然是国家或政府制定后，然后由各级地方政府或职能部门来推行，一直到制度开始发挥作用。三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激进性质。无论是整体性制度设计，还是单项制度安排，都不是渐进性质的，而是制度一出台马上就一步到位，因此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很明显的激进性质。四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存量革命性质。对全局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设计就能从核心制度开始进行创新，而不必像诱致性制度设计那样先从核心制度的外部开始，渐进深入。

总之，从本质上讲，无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它们的变迁都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交易和创新过程。正如道格拉斯 C 诺斯所说的“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于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框架”。制度变迁实现后，在一定时期内会就出现制度均衡的局面。但是，制度均衡只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不变的。如果制度层面出现新的组织和经营管理方式，或者是法律、政治等情况发生变化而使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变化，那么制度均衡就一定会被破坏。由于制度安排不能获取专利，诱致性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在实际生活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很难分开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制度变迁。”

（二）制度变迁的嵌人性理论

嵌人性理论是由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 ） 、哈里森·怀特（Harrison C.White）和马克·格兰诺维特（ Mark Granovetter）三位学者提出的。嵌人性理论就是研究在特定的社会活动中产生现存制度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 20世纪50年代，卡尔·波拉尼在《作为制度化过程的经济》一文中最早提出，“经济过程的制度化与一个社会的联合与稳定的过程紧密相连。这个过程会产生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具有一种由社会定义的功能，……由此产生相应的价值观、激励机制和政治形态。在这样一种相互关联的过程中，人类的经济活动被制度化。……也正是基于此，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容在内是极其重要的。对经济结构和运行而言，宗教和政府可能像货币制度或减轻劳动强度的工具与机器的效力一样重要。”在该文里，卡尔·波拉尼认为，人们对某些经济行为与模式的选择，往往是与他们所赖以生存的那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方式等密切相关的。

在论述市场产生的社会过程时，怀特指出，市场是企业间通过相互观察彼此行为而进行自我复制和再生而产生的社会结构，如市场供给就是生产厂商之间行为互动的结果。怀特认为，首先，生产商们一开始就处于互相接触、相互观察对方在做什么的同一社会网络中，尤其是对方在同类和相关产品上是如何定价的等方面。因此，生产商们的社会网络也为他们提供了很重要的经营管理和供求信息。其次，处于同一社会网络中的生产商们相互暗示并相互传递着信息，从而建立和保持一种信任合作关系。依据这种共同的规则，人们从事着生产、合作与经营。最后，市场规则实际上产生于处于同一个圈子里的生产商们，而不是生产商们按照凭空而起的市场规则来行事的。换句话说，“市场制度只是生产商网络内部相互交往产生的暗示、信任、规则的反映。”

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行为只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而已，它从内容和方式上都会受到其行为发生的那个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特定的经济制度是特定的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格兰诺维特同时还认为，“嵌入性问题同样存在于原始部族和现代市场社会中，并且人的行动紧密嵌入在人际网络关系中。”他在进一步阐述“嵌入性”问题又时指出，经济行为嵌人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而最重要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一种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其中的相互信任就是嵌人性网络的机制。因此，“在人们的经济生活或经济行为中，不是什么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使人们相互间产生有效率的社会互动，而是由于人们被置于特定的网络之中，并由此产生了相互间的信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产生有效率的互动”。“有效率的经济交易和互动往往产生在间接或直接的相识者或熟人之间，嵌入性的概念所强调的是信任，而非信息。”

总之，一方面，我们必须进入具体的特定社会生活关系网络之中，重点去寻找和分析社会生活关系网络的具体形式，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范围内去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制度安排的具体过程；另一方面，只有当我们找到制度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如何与人的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构成了制度运行的现实逻辑，那么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认识和把握制度所嵌入的特定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说，制度不但具有一定程度的规制性，而且也是特定环境的衍生物。

（三）制度变迁的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由社会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团所主导和推动的主流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意识形态是指一种信仰体系和世界观，也是一种完善的价值观念和规范。所以说，意识形态不但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心理和文化含义，而且还和人们的社会化过程以及生活的价值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总的来说，意识形态是降低提供制度服务成本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诺斯在他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文中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关于世界的一系列的信念，它具有3个的特征：第一，它是个人与社会环境互动生成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并以“世界观”的形式存在的，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第二，它是个人所领悟的关于社会公平的道理和伦理合并在一起的；第三，当一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个人意识形态上的看法。然而，“在个人改变他的意识形态之前，必然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文中指出，“许多国家从某一具有强烈感召力的意识形态，如民主或共产主义，或者还通过一个不同的宗教、语言或文化来赢得更多的力量和团结。”林毅夫认为，很多资料中提到意识形态大多是由于它具有确认现行制度安排符合义理或凝聚某个利益团体的功能。一个社会也好，一个利益集团也罢，假如它们的成员中的大多数对制度的公正原则不具有相同的感觉，那么这些规则就不可能恒久地存在下去。再假如，一个国家或社会不同阶级或阶层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足够大，那么就有可能会引发革命，从而形成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以此来获得个人不可能获得的收益。不过，对个人行为的假设中也表明，所有大组织团体生来就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因此，主流的意识形态一定能够解决“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降低认知世界成本的有效工具，所以为了使人们获得有效益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就必须相当好地合乎个人对世界的认知。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和个人经验的积累，个人对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认识也会逐渐地改变。有效的意识形态必须相当地灵活，不但能赢得新团体成员的信认，而且又能促使老团体成员的高度忠诚。林毅夫又认为，意识形态也是人力资本，它能够帮助个人或其他人对社会活动中劳动分工、收人分配、现行制度和制度结构的作用作出积极的道德评判。因此，“意识形态信念能起到弱化‘搭便车’、道德危险和偷懒的功能。”

在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呢？吉登斯认为意识形态主要有三个功能：第一，意识形态把局部利益调整为整体利益；第二，意识形态否认矛盾的存在，并对矛盾进行转化；第三，意识形态通过具体的载体使现存制度安排合法化。因此，吉登斯指出，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意志合法化的工具，是行使权力和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手段。从表面上看，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看似有利于某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实质上却掩盖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本质。吉登斯同时又认为，“分析符号秩序中的意识形态方面……就要考察含义的结构是如何调动的，从而使统治集团的局部利益合法化。……从机构的角度考察意识形态就要反映符号秩序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活生生的经验中维持统治形式的……从这一角度考察意识形态就要识别将含义同合法性联系起来以巩固统治者的利益最基本的结构要素。”

总之，“任何制度的制定、实施和调整，都必须对制度安排所涉及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核心价值问题作出交代。同时，要想让制度能够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成为一种纳人到人们价值系统内的思考模式，从而使制度能够嵌人社会生活中具体地发挥作用。”

（四）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源自于布兰·阿瑟等人有关技术演变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性质的开创性研究。布兰·阿瑟认为，新技术的应用一般都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因为某种原因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凭借先发优势，利用先发优势来降低组织或单位成本。这样，流行的技术标准就导致其他组织或单位纷纷效仿，就能够产生相同技术的协调效应。因此，在市场上越是流行的技术规则就促使人们相信它会进一步产生巨大的潜在的预期等等，以此来实现自身的良性循环，从而为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胜对手奠定了基础。相反，如果某种具有较之其他流行的技术可能晚了一步，那么就不能够获得足够多的学习者而陷人恶性循环的境地，甚至就被锁定在不能积极发展的路径选择之中。总之，“细小的事件和偶然的情况常常会把技术发展引人特定的路径，而不同的路径最终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诺斯最先提出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这一理论主要论述了旧的制度安排对现在和未来所实施的制度安排以及人们过去的行为对自己的现在和将来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过程和实施机制。诺斯指出，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就会使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被锁定在这一特定的路径之中。诺斯认为，“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这一看法证明了在所有制度变迁过程中原有的制度安排所具有的惯性功能，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上的惯性作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或影响着制度变迁的实际效用。就这个问题说来，制度变迁研究应该从制度文化着手。我们应该说，所有的制度变迁都是长期积淀而成的，其具体的社会效果不但体现为以制约为特点的制度自身的效果，而且也体现为以习惯为特点的具有文化内涵的制度效果。对于后者来说，社会成员的行动和意识上的表现是自发的，甚至可以说是自觉的，即使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变迁的制度，它的社会作用的效果也比不上原有的制度的文化效果。诺斯进而又认为，经济交易中的行为人在进行效用最大化的决策时，面对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信息不完备可能会导致经济交易后果的无法预期，进而选择何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方式则是不确定下的“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活动方式。格兰诺维特也认为，“经济制度是通过社会网络动员资源得以建成的，势必要受限于先前的社会、政治、市场与技术等历史背景。决定制度变迁的轨迹有两个：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的市场。”

此外，诺斯又认为，影响和制约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报酬递增。因为当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越是能够使社会成员的报酬全面递增时，人们接受和实施这种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大。二是不完全的市场。当市场的发育越不完全，人们就越不可能在经济行为之前掌握准确和全面的制度信息。这样，制度变迁的路径就越容易呈现出发散性和不可预测性。市场和信息越不充分，交易费用的成本就会越高，制度绩效就会变得越低下。这也正是因为高昂的交易费用，使得大量现成的低绩效制度安排陷人“锁定”状态而长期存在的根本因素。三是利益因素。一个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会从现存制度安排中得到所得的资源或收益越多，那么它们要求维护现存制度安排的呼声就会越高，诉求制度变迁的驱动力和积极性就会越低，阻止这种制度变迁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总之，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来看，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去认识宏观政策的施行往往与具体运行的制度安排不相匹配的原因；也可以进一步分析，在体制改革带来的社会制度变迁中，为何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制度替代、转化与调整，或者是在非正式规则意义上的变通形式？这一切新制度安排的发生都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有关。

综上所述，总的说来，当制度供给与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基本上是稳定的；当制度供给与需求不均衡时，现存制度就不能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制度变迁就产生了。实际上，制度变迁不仅属于经济学范畴，而且属于社会学范畴；它不但包括一切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而且包括整个社会领域得制度变迁；它既关乎人们经济利益的调整，又关乎人们的权利、价值和文化观念的调整。因此，制度变迁一般用以阐释“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也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特定的组织行为变化、这一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化、在一种组织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规则的变化。”总之，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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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边燕杰.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J].国外社会学，1999，（4）.

[责任编辑 高惠琦]

作者：陈东方

经济学理论的制度变迁探索论文 篇2：

制度变迁理论视野下的中国改革创新

【摘要】用制度变迁理论来审视中国的改革创新，是继续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重要思考路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创新绩效十分明显。继续推进改革创新、提高改革创新绩效，必须深入探索如何提供更多获利机会促成制度变迁行动集团形成、发挥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之间的互补作用等问题。

【关键词】制度变迁 改革创新

制度变迁理论及制度变迁模式

制度变迁理论兴起于20世纪下半期，以科斯、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利用主流经济学“话语”分析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形成以制度分析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框架，因其见解的独到性和理论的创新性迅速在许多学科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制度”的概念，目前在学界并没有完全统一的看法，学者们普遍采用诺斯对制度的定义，即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①在诺斯的定义中制度用的是“institution”，而不是传统惯用的“system”，由此可见，诺斯所定义的制度不再局限于正式的法律、规章制度等正式规则，而有了更加宽泛的涵义，它还包括各种习惯、习俗、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非正式制度。

在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制度变迁的过程首先是需要形成制度变迁的第一个行动集团，他们提出关于制度变迁的具体方案，并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和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这个行动集团在制度变迁中起主要作用；其次是在第一行动集团的影响之下，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相较于第一行动集团，第二行动集团起次要作用；最后是两个行动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②我们由此可以认为制度变迁的过程实际上需要形成制度创新的行动集团去实现对原有制度的重新调整，并使之发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改变。

制度变迁模式是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关注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其认为主要有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种模式。前者是在预期的外在利润刺激下微观个体主动参与、缓慢推进的制度变迁，由局部到整体，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主动性制度变迁模式。诱致性制度变迁常常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而且从个体局部行动到社会普遍接受的过程会经受种种考验，一旦因某些条件限制而无法为社会所接受，制度的变迁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与此同时，诱致性制度变迁还难以解决“搭便车”的行为。于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制度变迁就成为另一种重要模式。它有效克服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历经时间长而容易导致失败的弊端，也有效解决了搭便车的问题，而且还可以使制度供给的规模经济和规模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但是，强制性制度变迁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其缺失主要表现为制度制定者的有限理性约束和其背后利益集团的偏好会对制度变迁效率产生负影响，而且强制性制度变迁无法遵循一致性同意原则，在一部分人获利的同时往往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在推进制度变迁过程中会出现“阳奉阴违”的情形，最终无法实现制度变迁带来的预期经济高效率。我们由此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模式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才是推行制度变迁的最佳模式。

很显然，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下的制度变迁理论，揭示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于考察中国的改革创新也必然有重要意义。

中国改革创新中的制度变迁模式分析

改革开放是中国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它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对具体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邓小平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③显然，这些具体体制都在制度变迁理论的“制度”范畴内。这表明，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制度（institution）变迁过程，要从制度着手进行改革创新。

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村首先揭开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中国农村改革序幕，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开创了先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新型集体所有制。在这种新型制度下，种田能手和普通农户的收入产生了差异，辛勤劳作与消极怠慢也导致不一样的结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制度创新适应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状况，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也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作为“理性人”的农民看到了制度不均衡条件下的潜在外部利润，十分愿意接受并要求进行土地制度的创新。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小岗村首创之后，是依靠国家文件形式完成在全国推广的。1982年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普及。由此可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伟大创新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制度性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恰恰体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之间的一种互补关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并由此成功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随着改革逐渐铺开，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新时期，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又一个重大节点，最重要的突破还是要在制度上创新。制度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利益作用下的优胜劣汰过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孰优孰劣？社会主义中国能不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需要具备什么条件？这些都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创新过程中必须厘清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④这一阐述从理论上突破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属不同制度属性的陈旧观念的笼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随后党中央在许多重要会议当中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至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一系列的制度创新随之产生。第一，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党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只能由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构成，改革开放之后，逐渐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可以作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推进了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分配领域，则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创新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第二，经济体制改革创新之外，政治体制的制度创新也在不断深化。政治体制创新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本质。因而，中国政治体制制度创新的路径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多方面展开，如不断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第三，其他体制的改革创新也随之推进。在中国的改革事业中，经济体制的改革创新是重点，但不可能单独进行，需要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改革与之相配合。因此，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科技、教育、文化和卫生等各个领域内的制度创新也全面展开，触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

实际上这些触及各层面、各领域的制度创新的实现，一方面在于国家文件决议的强制力量，另一方面原因是在制度变迁外部利润的诱导下，人民群众自觉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两者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制度创新逐步形成发展并不断完善。

结语

从制度变迁视野下审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我们可以自豪宣告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创新绩效十分明显。随着改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大大增强，矛盾也日益凸显。温家宝在2012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我们仍然要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从制度着手在各个领域内深化改革创新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提供更多获利机会促成制度变迁行动集团形成、发挥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之间的互补作用等问题，都是我们继续推进改革创新、提高改革创新绩效必须思考的关键问题。

（作者为广西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立项项目“改革创新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8BZX002）

注释

①②［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5～226页，第8页。

③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7页，第373页。

作者：刘爱新

经济学理论的制度变迁探索论文 篇3：

从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看中国高等教育的制度变迁

［摘要］文章从制度变迁的主体、内容、动力、方式等因素入手，提出了中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三阶段论”。通过对三个阶段的考察分析，总结出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变迁是宪政框架内的“供给主导型”渐进式改革，具有强制性变迁向诱致性变迁转变、依照成本高低进行连续边际调整的特色。多年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强调国家行政指导的必要性，保证了改革的可控制性和稳健性，同时，政治力量、市场力量、公共力量的三方博弈导致了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失衡，这个失衡表现为变迁呈现出一个渐进、滞后、冲突及不均衡发展的过程。只有分析不同路径的成本收益，才能寻找到制度变迁净成本最低的改革方案。文章总结的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与发展方向，对于今后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制度变迁 高等教育 体制改革 边际调整

［作者简介］赵文彬（1966- ），女，江苏盐城人，盐城工学院人事处，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江苏 盐城 224051）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也处于变革中。教育改革的本质是教育体制改革，而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更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它包括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学校组织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反映了高等学校与社会、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与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有着密切关系。转型期的高等教育改革既要服从市场规律，又要服从官方意志和公共利益。政府控制、市场动力、公共需要这三方的博弈导致了中国高等教育转型期的失衡，这个失衡表现为高等教育的制度变迁呈现一个探索、渐进、滞后、冲突以及不均衡发展的过程。总结梳理高等教育在转型期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与发展前景，对于今后正确把握高等教育改革的总体方向十分必要。

一、制度变迁次序选择：宪政框架内的阶段式演进

同中国其他产业经济的发展历程一样，高等教育制度的变迁也受到了转型期两种体制的摩擦和政治、经济环境变动的影响。由于教育具有较强的外在性，其追求的價值目标具有多元性，除经济目标外还有其他外溢目标，如社会效益、政治效益、文化效益等，因而教育体制改革不同于一般的经济改革，它必须在中国的宪政框架内进行。正如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的：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必须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二十多年来，我国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都是在中国特有的宪政框架内进行。从制度变迁的主体、内容、方式、受益者四个关键因素的角度考察，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呈现阶段式演进的特征，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的划分尽管以时间为顺序，但时间的界线并不明确，主要根据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和主体在该阶段发挥的主要作用而定。各阶段的变迁有相当的重叠和延伸，这也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在“政治、市场、公共利益”的三重制约和激励下变迁路径的反复和曲折。

1.第一阶段：政府主导，以办学自主权为突破口、以经费筹集为目的的制度变迁。第一阶段的改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推行至90年代中期，这是政府主导的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为突破口，以筹集办学经费为目的的制度变迁。在传统集权体制下，中国高等教育相当于高度集中的行政实体，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实行国家集中计划，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投资办学、分别管理、统一考试招生、国家包上学包分配的体制，这是一种“一包二统”的体制。这种体制造成了许多非效率的结果，巨大的财政补贴、沉重的财政压力正是改革前中国高校运作效率极其低下的最直接反映。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实行高校后勤社会化等思路。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高校要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这一阶段的改革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后期。

2.第二阶段：自上而下，以调整高校结构布局为突破口、以提高办学实力为目的的制度变迁。第二阶段的改革经历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这是以政府规制为手段，以调整高校结构布局为突破口，以规范教育主体，提高办学实力和效益为目的的制度变迁。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明确，高等学校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重复设置、规模偏小、效益偏低、办学条件差等问题逐渐突出。为改变这一现状，1992年底国务院批转文件《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举办体制上形成以国家举办为主，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格局。199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教委《关于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共建、联合、合并、协作、划转等五种改革形式，逐步形成了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两级管理、分工负责，以省级人民政府统筹为主，条块有机结合的新体制。2000年又进行了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院系调整，建立了一批学科比较齐全的综合大学。自此，我国高校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得到逐步提高，实现了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的协调发展。

3.第三阶段：上下合谋，以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为突破口、以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为目的的制度变迁。进入21世纪，中国教育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讲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2000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推动高校开展以人事分配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着眼于理顺政府及其高校主管部门与高等学校的关系，突出高校自主办学的独立法人地位，通过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以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并相继制定颁发了《中国教育和发展纲要》《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教育法》等。现代大学制度是一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大学制度，它以政府、社会和学校三者责任、权利和利益明确与定位为前提，以高等学校的法人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整体设计与系统安排的学校制度。至此，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型的高等教育体制已经形成。

二、制度变迁主体选择：从强制性变迁向诱致性变迁过渡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行为包含着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两种行为，当个人或集团作为行为主体采取制度行为进行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时，就成为“制度行为主体”，简称为“制度主体”。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中制度主体的差异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其中，以“初级行为团体”自发行动为特征的制度变迁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而以国家的自觉行动和强制性推进为特征的制度变迁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①前者主要考虑经济上的成本收益，后者既考虑经济收益（即产出最大化），又考虑非经济收益（如政治效益、社会利益等，制度经济学中将此称为“政府的租金最大化”）。

从中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三阶段”可以看出，在制度变迁的初期以强制性变迁为主，即中央与国家行政及立法机关通过下达行政命令或者借助法律手段，有目的、有步骤地实施教育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作为制度主体进行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随着改革的深入，在宏观上形成了规范的教育管理体系和法律体系，政府必然从教育的许多领域中淡出，或让位于市场，或让位于学校自主，转向间接的宏观的调控。这样，教育制度供给者趋向多元化的格局，政府在制度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大大削弱，而公众的作用增强，教育制度变迁就进入了诱致性变迁阶段。②诱致性变迁阶段发生在改革的第二阶段，其重点是规范微观教育主体的行为方式，学校开始重视用好政府给予的办学自主权，逐步构建了学校自觉接受外部“政府宏观管理”“市场适度调节”“社会广泛参与”的调节、监督和约束机制；学校内部开始逐步实施“面向社会、面向市场、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管理体制。③

而第三阶段的改革更是高校作为创新集团积极主动参与的结果，创新集团④的作用在于：如果在原有制度安排下出现了不能获取外在利润的情况，现有制度中的某些个人或集团就会自发地考虑进行制度变迁，用新的制度安排代替现有制度安排，以获得外在利润。第三阶段改革涉及了竞争制度、激励制度、约束制度和报酬制度等，都是创新集团以自身产出最大化为目标函数的创新行为。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在自发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中，往往也需要用政府的行动来促进变迁过程。⑤为此，国家在评估高校创新集团实行的制度变革对其带来的收益大于所需成本后，则加以同意、承认甚至鼓励。高校创新集团采取的每项制度变革，事实上都是在获得国家的同意后取得的重大进展。这种“强制性变迁向诱致性变迁过渡”的中国高校体制变迁特色，得到了各个利益主体的推动，尽管改革对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利益格局作了适度的调整，但总体而言是皆大欢喜。

三、制度变迁模式选择：“供给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

由于教育的特殊地位，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转型期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采取的是一种在维护高校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妥协式、过渡式的渐进式制度变迁，尽量采取成本最小的方式，使各个利益主体的福利水平不降低，至少是相当时期内不变。高校管理体制存在着三个利益主体：一是以上级主管部门为代表的政府；二是高校的领导者；三是大量经济人类型的普通教职工。在这三个利益主体中寻找成本最小的改革路径，让三者都满意，是改革者的主要制度变迁思路。要让党委政府满意，改革成本最小的路径是在不投入资金的情况下维持旧有的行政控制，完成高校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又不必向高校投入资金，让高校实现自给自足。中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是将高校限制在行政体制内，允许高校利用所掌握的公共物品进行创收，从适度招收自费生开始，到多方位筹集教育经费，直至吸引多方投资联合办校。对高校的领导者而言，成本最小的路径是维持公共机构运转的前提下，完成党和国家的教育任务并实现产业化发展。政府在改革中为高校提供了税收上的优惠，同时让高校面临的竞争远远低于非教育行业，这些优势都可以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利益。在二十多年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中，高校争取到更大的利益空间，符合高校领导者的利益。教工初始处于被动地位，对于他们改革成本最小的路径是在维持和扩大原有经济收入和地位的基础上容纳新的机制，从改革的实践看，教职工的收入和地位正逐步提高。据有关调查，高校教职工在各行业中，属于中高收入阶层，他们往往也成为改革的推动者。在高校体制改革的三个阶段中，始终强调国有产权的主导地位，强调国家行政指导的必要性，这种方针使高校发展得到国家强有力的政治保护和稳定的经济收入，从内部持续供给的正激励机制角度看，是供给主导型的标准案例。

四、制度变迁路径选择：依照成本高低进行的连续边际调整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渐进性的连续的演变过程，是通过制度在边际上的不断调整而实现的。“这种制度的变迁首先发生在旧有体制危机最严重、机会成本最低和收益最高的场合，因为旧有体制的危机使得这种场合的交易很容易达成，重新签约的交易成本较低。”⑥纵观中国高校管理体制三个阶段的改革，完全是遵循成本最小化的原则，按旧体制中各个制度层面危机的高低，逐步递进改革。而且，边际性调整使每一次改革的深度都会达到而且也仅仅达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一点。

我国旧的教育体制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由于国家财力有限，仍然远远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能否筹措比较充足的教育经费，成为第一阶段改革的关键。高校沉重的财政压力是当时改革进程中危机最重的制度层面，于是政府出台了扩大自主权、多方筹集经费的改革措施。这种政策可以随时收回，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政府不会损失什么，是一种成本最小的制度供给，理应首先采取。随着第一阶段制度创新效用的逐渐显现，一些高校拥有了资源控制权和配置权，具备了制度创新能力，他们通过对国家所有的存量资本的运用获得了增量收益，但此时“条块侵害”的旧体制束缚了高校的发展，成为旧体制中危机最重的层面，导致了高校“重新签约”的努力。换言之，高校具有独立的利益目标和行为能力，便利用下放的有限控制权和决策权捕捉潜在的制度收益，自然产生了第二阶段的制度供给。同时，第二阶段的改革促使高校进一步扩大规模，高校管理者以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为趋利动机，制度变迁报酬递增效应决定了高校以持续发展的“规范化主体”为路径，接着催生了第三阶段的改革。这三阶段的改革具有连续的边际调整的特征。边际调整使高等教育的制度改革进退有据，并且使每一次变迁的深度都会达到而且也仅仅达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一点，制度变迁报酬递增的特性又使得高校管理体制创新呈现出一浪接一浪的连绵之势。

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与文化根源，有着强烈的路径依赖倾向。路径依赖对于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对于有效推进高校改革、降低改革成本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诺斯指出，制度的报酬递增特征决定了制度渐进变迁的基本方向，而行动者有限的信息和价值观所建构的主观模型决定了行动者的具体选择，因此，行动者有可能持续作出相对无效率的选择，低效率的制度安排就将长期存在下去。⑦比如以连续的边际调整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使得逐渐壮大起来的利益集团反过来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并造成高等教育生态环境的恶化；高校表现出的自利行为、内部人控制行为等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公众的利益。只有分析不同制度变迁路径的成本收益，不断纠正路径的偏离，才能寻找到制度变迁净成本最低的改革方案，这也是政府、高校管理者和学者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注释］

①张曙光.论制度均衡和制度变革［J］.经济研究，1992（6）：32.

②孙百才.教育制度变迁新路怎么走［J/OL］.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

49166/4629984.html，2006-07-26.

③靳希斌.教育产权与教育体制创新［J］.广东社会科学，2003（2）：78.

④“创新集团”的概念，详见程虹、窦梅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上的“制度变迁阶段的周期理论”一文。作者在文中提出，制度变迁是一个由制度僵滞、制度创新和制度均衡三个阶段所组成的周期。制度变迁的三个不同阶段，都是由不同的利益集团所主导：在制度僵滞阶段是独占型利益集团主导，在制度创新阶段是创新型利益集團主导，在制度均衡阶段是分享型利益集团主导。

⑤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J/OL］.http://www.jjxj.com.cn/articles/135.html，2002-10-02.

⑥王跃生.不同改革方式下的改革成本与收益的再讨论［J］.经济研究，1997（3）：47.

⑦曹正汉.将社会价值观整合到制度变迁理论之中的三种方法——凡勃伦、哈耶克、诺斯的理论之比较研究［J］.经济科学，2001（6）：22.

作者：赵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