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金融市场论文

摘要::我国金融机构退出规制改革是以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同时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过程。从正式制度的角度看,现阶段我国的正式制度就存在着不均衡的状况。此外,非正式制度的缓慢演进也影响和制约了改革过程的推进。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制度变迁金融市场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制度变迁金融市场论文 篇1：

制度变迁与中国债券市场的演变路径

摘要：债券市场是现代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它的演变发展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并存在许多不足。本文侧重于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中国债券市场的演变发展路径，从中提炼制度变迁和秩序形成的规律，并为中国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制度变迁；债券市场；演变路径

中国虽然很早就出现了债券的形式，但由于历史发展和认识不足等原因，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债券市场发展历史应该从1981年开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经济有了显著改观，国民收入增加，但与此同时，财政赤字出现，于是开始发行国库券以弥补财政赤字，并相继开始了企业债、金融债等的发行，以及逐步形成了初步的发行和流通市场。

与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债券发展历史相比，中国债券市场起步晚，目前存在规模小、种类单一、创新不足等许多不足。这是中国债券市场发展历程的时间因素造成的，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过探讨，本文不做重点研究。本文主要应用制度变迁理论，讨论在中国债券市场演变发展的路径中，如何逐步形成了目前的各项市场制度，是哪些因素导致中国债券市场形成目前的制度结构，又有哪些可供改进和借鉴的地方。

一、制度变迁中的强制和诱致区分

中国债券市场发展基本上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演变进程，从一片空白到发展成包括政府债、企业债、金融债和完整的发行、流通市场体系，体现了典型的制度变迁进程。

制度变迁属于制度经济学的范畴，制度经济学认为稳定的制度可以使各个利益主体找到属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平衡点；而当利益主体意识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或其既得利益受到威胁时，利益主体就会做出行动反应，要求对其效用或利益函数最大化作出更有利的契约安排。这就引起了原有制度中各利益主体位置的转移以及力量的对比变化，从而有可能引起新的制度安排，这就是制度变迁，也即“新制度(或新制度结构)产生，并否定、扬弃或改变旧制度(或旧制度结构)的过程。它必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于中国债券市场而言。关键是这个变迁过程体现为何种形式，遵循什么规律。

林毅夫认为存在两种制度变迁方式，即强制性和诱致性制度变迁。林毅夫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林毅夫，1996)。诱致性变迁主要是因潜在利润的诱导而实施，它是一个渐进的制度变迁形式，是获利主体的自发行动，这个变迁过程是自组织的。

林毅夫认为，在技术条件给定的前提下，交易费用是社会竞争性制度安排选择的核心。用最少费用提供定量服务的制度安排将是合乎理想的制度安排。从某种现行制度安排转变到另一种不同制度安排的过程，是一种费用昂贵的过程；除非转变到新制度安排的个人净收益超过制度变迁的费用，否则就不会发生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由于靠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存在着较高昂的交易费用，且存在着“搭便车”问题。导致提供的新制度安排的供给大大少于最佳供给，因此，就需要政府采取行动来弥补制度供给不足，从而产生强制性制度变迁。

强制性制度变迁除了受变迁主体对预期收益和成本判断的影响外，不同社会集团(组织)之间对现存收入再分配也会促成政府发动强制性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所引起，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不需要，只要政府预期收益高过费用时，政府就愿意进行制度变迁，但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意识形态刚性、集团利益冲突以及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等，政府又不一定能够建立起最有效的制度安排。

由于制度是一种公共品，无法克服外部性问题，如果制度仅仅是由诱导性制度变迁方式供给的话，那么将由于制度变迁巨大的外部性问题和初级行为主体的一致性同意所造成的交易成本太大，导致制度供给不足。在给定领域内，国家作为一种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拥有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的权力，可以解决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在提供制度服务方面，国家凭借其垄断性和强制性地位所付出的成本要比竞争性组织所付出的成本低得多。

既然诱致性制度变迁中出现的最大问题是“搭便车”和长时期的时间跨度等问题，而强制性制度变迁所面临的主要是政府理性的可靠性和知识的局限性等问题。因此，诱致性制度变迁需要强制性制度变迁来完成后期任务，强制性制度变迁也需要诱致性制度变迁来进行前期探索、积累经验。在某个特定领域的制度演进过程中，根据外部条件、市场成熟度和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会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制度演变路径。而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进程。

二、政府债券市场：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

中国债券市场在复苏阶段(1981-1993)的制度变迁基本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刚开始债券发行时，由于经济刚刚开始启动，国债发行规模较小，在1979-1985年间，每年发行额度都在100亿元以下，所占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比例较低，可以说是中国债券市场的预热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国债发行的规模也相应提高，1986-1993年间国债发行的规模基本上与当年财政“软赤字”的规模相当，说明在这个阶段所发行的国债仍然是财政目的为主，只是为了平衡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后的差额所形成的财政赤字而发行国债。

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改变了原有的单纯依靠银行的融资制度，开始重建债券发行制度，尝试利用国债发行来弥补财政赤字，虽然政府这一行为主观上并未真正意识到债券市场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会有重要意义，仅仅从财政的角度考虑开始重启债券市场，但在客观上为日后的债券市场的发展打开了强制性制度变迁之门。

在随后的债券市场发展过程中，政府继续承担利益调节者和制度制定者的角色，对推动中国债券市场的起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财政持续出现赤字，政府开始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财政赤字。由于当时中国经济水平所限和对债券市场认识不足，发行出现困难，政府只好采用行政摊派的方式向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实行计划派购，并且利率上也实行了管制，具有比较浓重的计划色彩，市场化程度比较低。在债券市场重开发行之后的7年里，中国并没有建立与之相配套的二级市场，在制度建设上体现了滞后性。1988年才成立了一些试点的债券流通市场，1990年成立了上海交易所作为场内流通市场，1996年成立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以及后来的柜台零售市场)，完成了二级市场的初级制度建设。至此，基本上构建了一个包括发行和流通两个市场的债券市场的雏形。可以说，中国最初的债券市场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色彩，并且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

在债券市场起步阶段，针对市场上对债券流动性

的要求，政府也不断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制度上的规范和设计，既满足了政府顺利筹资的需要，又在客观上满足了确保债券市场顺利发展的基本市场框架建立的需要。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在本阶段强制性制度变迁确实起到了迅速培植债券市场的作用。

三、金融债券市场：行政化设计和市场化发展的结合

金融债券市场也是政府主导行为下的结果。1987年中国国家信托投资公司在日本东京证券市场发行了外国金融债券，这是中国金融债券发展的开端，目的是“用经济办法调节资金供求，调整金融结构，搞活金融，并为社会主义资金市场开拓新路”，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相继发行金融债券。开办特种贷款，解决了一部分企业急需资金，保证了一些效益好的扫尾建设不受损失。此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相继发行了金融债券，1986年中国金融债券余额30亿元，主要由商业银行发行。从1988年开始，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发行了金融债券，就此中国的金融债券市场也开始逐步发展起来。1991年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共同发行了100亿元国家投资债券，1992年再次发行了60亿元同种债券，1993年，中国投资银行在境内发行5000万美元的外币金融债券，这是中国首次发行境内外币金融债券。1994年，中国为了筹集信贷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发展银行)，向金融机构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这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金融债券，兼有政府机构债券和金融债券的特点，其发展速度非常快，1994-2000年间，筹资额年均增长13.3％。2001年发行2590亿、2002年达到3075亿，有力的支持了国家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

1994年政策性金融债券的推出是中国债券市场上又一个强制性制度安排的成功例子，政府进行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国内大型基础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后来随着商业银行改革的需要，政府又推出了银行次级债以补充银行资本金、普通金融债以提高银行的资产负债能力等。政府利用其垄断性地位，为满足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推出一系列制度安排。这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金融债券规模的迅速增长。

而在推出之后，政策性金融债券市场在市场需求指引下，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主(其发行的金融债占全部金融债的大部分)进行了连续的创新，有效地引导了债券市场的市场化发展方向。1998年首先在发行方式上金融债率先以市场化方式进行招标发行，1999年首次在债券市场上推出浮动利率金融债券，2001年针对中国利率持续走低、市场上对长期固定利率债券的需求再次创新，推出了20年、30年长期固定利率债，同时推出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对冲的债券，2001年推出投资选择权债券，里面隐含了期权价值，可以释放投资人风险。

以上一系列的创新都是在市场需求下推出，由于充分满足了市场的需要，这些创新一经推出都得以顺利发展。这又形成了其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展路径。更重要的是金融债券的创新为政府债券的创新作了有益的尝试，其发行方式和品种等创新迅速扩散到政府债券市场。这种引导和扩散机制同时引导了债券市场结构的良性路径发展。政府债券市场在金融债券市场创新的过程中看到了创新的优势和利润，于是迅速加以跟进，形成了一个创新的扩散效应，债券市场结构得以演进和优化。

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显示了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互相结合的发展路径，符合制度变迁理论中两者要进行优势互补的论述，因而推动了金融债券市场的飞速发展，使其迅速发展到仅次于政府债券之后的第二大市场。

四、企业债券：诱致性发生和强制性设计

与前两者相反，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更多地体现了自发特征。由于经济发展加速，企业扩大再生产需求加大，产生了通过债券市场进行融资的需求。于是企业债券市场开始了自发的发展，并迅速对政府债券形成了威胁。

从1984年开始企业在社会上进行债券筹资行为，当时对于企业通过发债筹资并没有相关法规出台，大多表现为内部集资、社会自发集资行为。由于其发行利率高于同期限国债，受到社会资金的追捧，一度造成了国债发行困难的局面。企业债自发状态下的发展，也产生了对其进行交易和流通的需要，推动了二级市场建立，1986年人民银行开办了企业债券的柜台转让业务，企业债券有了公开交易的场所。以上都体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征。

但政府由于本身利益的需要(优先发行国债，以解决财政问题；优先发展金融债券，为国家解决基础设施筹资等)，选择了压制企业债券的策略，在对企业通过债券市场筹资上，采取了严格的制度设计。

1990年，国家计委和人民银行颁布了《企业债券额度申报制度及管理办法》，对企业债的发行规定了种种限制，如企业发行债券必须通过地方计委、人民银行分行向国家计委和人行总行申报发行额度；国家计委和人行总行编制年度债券发行计划，报国务院批准后下达各地执行；企业债券只限于国家计划内、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续建项目，新开工项目不得发行债券集资；用于单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债券，技改项目发行总额不得超过总投资额的30％，基建项目不得超过20％，并不得超过自筹资金和预算内资金投资之和，等等。1990年至1993年分别下达了75亿元、250亿元(其中地方国有企业140亿元)、350亿元和490亿元的企业债发行计划。

1993年出现了企业不规范集资现象并引发了国债发行困难，政府在规范当时的企业债券、保证国债发行顺利等考虑前提下，进行了系列制度设计：如在当年国债发行结束后才可考虑发行其他债券；颁布了《企业债券管理条例》，详细规定了企业债券的发行方式、发行规模和财务要求、发债企业的信用评定、筹资资金的用途以及税收等条款，并于1994年对企业债券进行了大幅压缩，仅发行了地方企业债券45亿元。于是，政府通过系列制度设计改变了企业债券的发展路径，走向优先发展国债市场、压制企业债券市场的演进路径。

从1998年开始，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重新把发行政府债券放在债券市场的发展首位，企业债券的发展重新让位于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再次大幅下调。1998至2000年间，企业债券发行规模仅为147亿、158亿和83亿，出现下降趋势；而同期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则为3808亿、4015亿和4657亿元(徐涛，2005)。本阶段继续延续了上阶段的路径，强调政府融资，对企业行为的债券融资采取制度上的压制安排。

强制性变迁破坏了企业债券市场良性发展的格局，而企业债的发展具有诱致性变迁的特征，穿插于强制性制度变迁之中，虽然本身符合市场发展的需要。即企业确实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通过债券市场进行融资扩大生产，并且单纯依靠银行已经无法满足其长期资金需求，所以才有了本阶段企业债券的萌芽；但诱致性变迁速度慢且效率低，在强制性制度变迁面前明显居于弱势。所以在本阶段企业债的发展受到抑制，使中国债券市场结构在开始发展阶段就形成了强制性变迁格局主导下的优先发展政府债券市场、压制企业债券市场的路径模式。

五、小结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各有特点，应配合使用。不管是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都不能解决所有的制度供给问题，因为强制性制度变迁虽然安排效率高，但是安排的结果可能是低效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虽然安排的制度较符合实际的需要，但是速度太慢，而且核心制度不能及时供给，安排效率较低。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交替使用才会使制度结构效益最好、安排效率最高，能够较好地满足实际的需要。而对于我国目前各领域转型进程的制度设计，也应该从两者结合人手，才能提高制度安排的效率和效果，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作者：王　盛　董晓春　陈海滨

制度变迁金融市场论文 篇2：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金融机构退出规制研究

摘要::我国金融机构退出规制改革是以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同时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过程。从正式制度的角度看,现阶段我国的正式制度就存在着不均衡的状况。此外,非正式制度的缓慢演进也影响和制约了改革过程的推进。

关键词:金融机构退出;政府规制;制度变迁

一、正式制度变迁不均衡

正式制度是人为设计的,其施行要靠权威机构的强制推进,对违反制度有关规则的惩处也须得有组织的权威机构强制执行。制度不均衡是指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在数量上或结构上不相匹配,造成制度现状并不合意,通过改进可以提高总体收益情况。笔者认为,我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规制改革是以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同时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过程。从正式制度的角度看,现阶段我国的正式制度就存在着不均衡的状况。

(一)正式制度供给

正式制度供给有两种方式:市场供给和政府供给。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市场主体不健全且相互间博弈的均衡格局还没有形成。所以,市场供给还不能成为正式制度供给的主要方式。实际上,市场供给和政府供给是两种相辅相成的方式。从我国制度变迁的历程上看,政府主导是正式制度供给的主要方式。政府在进行制度改革时,会考虑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当制度变迁收益大于制度变迁成本时,才会进行相应改革;当制度变迁收益小于制度变迁成本时,政府就会维持制度现状。具体来说,在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规制改革中,存在着以下制度供给不足。

1.产权制度。产权制度应该包括所有权制度、经营权制度、处置权制度和收益权制度。产权制度是一组权力束,在清晰的产权界定下,各种权利都被赋予了所有人。我国目前的金融产权改革不到位,没有建立起适应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的产权制度。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相对完善的金融产权交易所,这给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造成了不小的障碍。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规制部门在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清算中的能力就表现不足。虽然我国有处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资产管理公司,但其职能仅限于此,并不能自主决定对非银行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处置。此外,由于缺乏必要的产权制度保护,行政力量是推动接管和并购的主要手段,规制部门没有动力也没有力量采用市场化的退出规制手段。

3.法律制度。首先,缺乏直接立法。虽然我国在不断加强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立法方面的工作,但是仍然存在着立法空缺。如《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法》、《非银行金融机构接管条例》、《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条例》、《非银行金融机构并购条例》等相关处置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法律法规至今仍未出台。其次,法律内容欠缺。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在内容上和立法结构上都存在着较多的矛盾和冲突。不同法律对同一调整对象的规定甚至截然不同。就法律条文来说,法律义务界定并不清晰,表述较为泛化,规制部门面临着“有法难依”的状况。

3.市场退出制度。市场退出制度包括救助制度和退出制度。救助制度包括风险预警制度、应急处理制度、救助基金制度等。退出制度包括资产清算制度、风险分担制度等。我国现阶段缺乏相应的市场退出制度安排,由于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改革目前的退出制度安排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政府利用隐担保和软预算约束的方式来代替市场退出制度。从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规制的发展状况来看,隐担保和软预算约束的制度安排不仅没有起到降低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目的,相反,却造成了道德风险的隐患,使得很多的显性危机转化为隐性危机,加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4.显性担保制度。我国目前缺乏显性担保制度。而隐担保制度即所谓国家兜底,相关方面没有明确的制度安排。当非银行金融机构出现危机时,通常由国家央行或财政部出面,采用行政手段来保证债权人的利益。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隐担保制度。在非银行金融机构市场退出过程中,往往由人民银行和地方政府承担投资人赔付的责任。事实上,政府承担了最终的担保责任。这种政府的隐含担保不仅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导致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的扭曲,容易引发通货膨胀。更为严重的是,政府隐性而模糊的担保制度会导致道德风险的发生。由于政府没有明示担保的范围和程度,往往会激励非银行金融机构过度冒险。隐性担保制度也给证券业和保险业埋下了潜在的隐患。

5.软预算约束。软预算约束的形成有两个主体:即预算约束体和支持体(雅诺什·科尔奈等,2002)。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支持体通常为政府财政和国有金融机构 。国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支持体通常为政府财政和中央银行。由于我国实行隐担保制度,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救助过程中,往往由政府买单。政府成为实际的风险承担者。由于救助资金部分来源于财政资金,所以造成了软预算约束状况。软预算约束导致在非银行金融机构风险中性的情况下,非银行金融机构不重视风险管理和资产配置,失去了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激励机制,非银行金融机构不用交纳保险费即可获得国家的救助资金。从而使得非银行金融机构热衷于搞风险投资。这种状况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初期较为严重,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依然存在。

(二)正式制度需求

金融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基础。金融制度的形成是市场经济主体在利益驱动下,反复博弈形成的相关安排。在正式制度下,金融制度表现为一种固定的法律形式,市场主体依据这种法律形式来安排自己的活动。市场退出制度是金融制度的一个子集。金融制度和市场退出制度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金融制度的发展会带动市场退出制度的发展,有缺陷的退出制度反过来会制约金融制度的发展。我国的金融制度发展较慢,缺乏必要的金融产权制度和市场退出制度。在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呈现不平衡的发展状况。市场经济是可进可退的自由经济,通过新企业的加入和经营失败企业的退出实现了市场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循环。到目前为止,我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制度需求还是政治需求,而非市场需求。是由外力作用而非内部驱动,是被动变迁而非主动变迁 。

(三)正式制度非均衡演进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非均衡”是一种常态。由于影响制度供求的因素较多,制度均衡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即使出现也不可维持。只要制度保持可持续性,在供给和需求力量的作用下,制度变迁就可以实现。但是,我国金融制度格局已经出现了不可持续的状态。由于金融运行中矛盾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给整个金融市场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影响了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制约了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例如,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在制度“真空”状态下存在着大量不规范的操作方式,给金融市场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如果不打破这种制度僵局,就会影响到整个金融制度的健康发展。

二、非正式制度变迁缓慢

规范的讲,非正式制度是“为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诺斯,1971),诺斯将制度分为三种类型 :正式制度(规则)、非正式制度(规则)和这些制度(规则)的执行机制。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因素;诺斯(1990)认为 “非正式规则的一个主要作用是去修正、补足或延拓正规规则。”“一种新的非正式规则均衡将在正式规则变迁后逐渐演化,正式规则用于否定和替换现存那些不再适应新演进的谈判结构的非正式规则”。在后来的研究中,诺斯(1997)通过对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的比较研究发现,必须更加重视非正式制度,特别是文化深层的影响。具体来说,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有以下两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影响下的心理行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比较重视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在传统文化方面,“中庸”是普遍被接受的思想。凡事不走极端,处事较为缓和是中国民众的生存智慧,“以和为贵”的思想深入国民的脑海中。民众普遍认为“破产就是砸饭碗”。 因此,中国人不喜欢大风大浪的快速变革,倾向于柔风细雨似的缓慢变革。所以,把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作为社会事件来看而不作为经济事件来看待,就是从这种思想出发的结果。此外,就规制环境而言,导致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产生危机的原因往往不是技术因素,而是人为因素。目前,我国社会信用状况较差,缺乏诚信体系;人们对债权债务关系的观念淡薄,重视人情关系,忽视法律法规的作用等都与这种传统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2.非正式制度变迁造成的时滞。“时滞”是中国改革中较为普遍的现象。从一项改革想法开始酝酿到改革措施逐步落实往往要经历一段时间,有时候往往要耗费较长时间。渐进式改革就仿佛符合这种特点,从认识到接受再到执行就要耗费较长的时间。所以一项制度的好坏往往要通过时间的检验才能有公允的评价。非制度变迁时滞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比如说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具有稳定性。一旦人们形成较为固定的意识形态,就很难打破。即便有可能,也会耗费较长的时间。除此之外还有传统观念的影响。虽然我国在国有企业改革、医疗卫生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方面作出较大努力,但民众担心的是改革对自己的利益是否会带来影响。我国居民喜欢有中介参与的金融活动,不太接受以信用为手段的融资形式,就是因为传统思想中“有保人更可靠的”心理在发挥作用。因此,传统思想影响和意识形态的稳定性造成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实滞效应,导致制度变迁较为缓慢,从而影响了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规制改革的步伐。在我国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主导的制度变革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变迁缓慢已成为制约改革发展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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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 洋,栾福茂

制度变迁金融市场论文 篇3：

中国现代金融制度变迁：基于成本转移说的分析

摘要：道格拉斯·诺思提出的成本——收益理论是研究制度变迁的标准理论。然而，由于金融资源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它对于我国金融制度变迁并不适用。结合我国国情，我们提出成本转移的假说，以此来分析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动因和路径，最后对未来我国金融制度变迁进行展望。

关键词：金融制度变迁；成本转移说

作为金融和制度的有机结合体，金融制度是约束参与各种信用活动和货币流通交易双方行为的正式规则以及正式规则约束下的秩序。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经济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时期，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现代金融制度也正在从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从不同角度来分析我国现代金融制度的变迁问题。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以金融制度中的核心——银行制度为出发点，从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者分业、混业的角度，回顾了我国自80年代开始、以1995年为分界点的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的历程，分析了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同时提出混业经营是建立我国有效金融制度的大势所趋。胡炳志在对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各自制度确立的历史回顾、理论依据和特点充分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和特征，提出了建立中国金融制度的构想——兼业经营制度，张立洲认为，推进金融体制变迁的核心机制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动态博弈，以及金融结构演进与金融监管的动态协调。他通过对美国、日本、英国从分业走向混业以及德国始终坚持混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分析，得出我国金融业经营体制变迁的方向是走向混业，而实现这一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是金融控股公司。李文华通过对商业银行制度历史变迁阶段的制度特征、理论特征和市场行为特征的理论分析，结合我国商业银行制度变革的历史和现状，认为综合化是我国商业银行制度变迁的趋向。张杰拓展了诺思的国家效用函数，对国家控制金融的收益和成本进行了量化分析。结合我国货币化程度的进程，他认为1988年是我国货币化收益进入递减阶段的起始点，也是我国国家金融控制由主动转向变动的折点，对于处于转轨期的中国来说，我国的金融制度安排应该形成三元过渡的格局。范恒森(2000)更是引入了影响金融制度变迁的意识形态因素——金融文化，以此作为正式金融制度约束下的秩序。在分别论述了各个具体制度的变迁路径后，由于意识到金融制度作为一个制度存在时的非均衡常态，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金融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孔祥毅等分别从金融协调与金融中介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等制度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我国金融制度的变迁，认为有一条主线贯穿于金融制度变迁的始终，即金融自身发展及金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必然是一个金融内部结构及金融与经济之间不断协调的过程。

应该说，上述研究分别从不同的侧重点分析了我国现代金融制度的变迁过程，其分析研究都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然而，这些研究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缺陷就是，只有极少数人回答了“为什么我国的现代金融制度会发生制度变迁”，大部分的学者都回避或忽略了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恰恰又是理解我国现代金融制度变迁的核心因素。

一、成本转移说：金融制度变迁的新视角

要想对制度变迁的动因进行分析，就不能不提诺思的理论和贡献。诺思提出的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山之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也一直是大多数专家学者进行制度变迁研究时的重要理论依据。在他看来，制度不是外生给定的变量，而是能在技术不发生变化的情形下，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是诺思制度变迁模型的基本假定，正是由于潜在利润的存在，才驱使行为主体有动力去推动制度变迁。然而，潜在利润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制度变迁的发生。诺思认为，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是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的关键因素，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而当预期收益小于预期成本时，行为主体将维持现状，制度变迁不会发生。结合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可以得到如图1所示的逻辑关系。尽管林毅夫并没有给出制度均衡的具体定义，但他认为从某个起始均衡点开始，有四种原因能引起制度不均衡。因此，我们可以将制度变迁的过程理解为既是制度需求者不断追逐新的最大“潜在利润”的过程，也是制度沿着“制度均衡→制度不均衡→制度均衡”这一路径不断进行变迁的动态博弈过程。从表面上看，这个逻辑关系似乎是没有问题的，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问题。尽管“潜在利润”是一种在已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主体无法获取的利润，但它的本质还是利润，只要是利润就必然是收益与成本的差额。既然有潜在利润存在，那么暗含的假设也就必然是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如果是预期成本大于预期收益的话，潜在利润自然也就不会存在。我们认为，应该的逻辑关系是由于行为主体期望获得潜在利润，所以考虑要推动制度变迁，而最终决定是否要推动制度变迁的关键因素是，与行为主体在B制度下所能获得的利润与原来在A制度下所能获得的利润的差额相比，行为主体将原来的A制度转变为B制度所要花费的成本孰高孰低。如果利润之差大于成本，行为主体将推动制度变迁；如果利润之差小于成本，行为主体将不会去推动制度变迁。也就是说，尽管仍然是进行成本一收益分析，但这里的收益的含义应该是行为主体在B、A两种制度下分别能获取的利润差额，而不仅仅是在B制度下能获取的收益，而成本则应该是将A制度转换为B制度所要付出的成本。然而，要想将这两者单独地预估和计算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进行比较了。因此，如果运用诺思的制度变迁模型，仅仅从比较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角度去分析我国的金融制度变迁问题，必然会使研究陷入困境。

既然行为主体在B制度下的收益是难以确定的，那么作为理性人的行为主体又为何会愿意选择推动制度变迁以获取不确定的可高可低的收益而舍弃目前已有的十分确定的收益呢?最好的解释就是，行为主体其实是为了降低成本，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成本转移说”。收益的弹性使得单纯比较A、B制度下的收益不仅是毫无意义，也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比较的重点就应该聚焦在相对刚性的成本上。由于行为主体在A、B制度下所要支付的成本往往是可以确定和较为准确估计的，因此比较成本是不难做到的。我国现代金融制度变迁最主要的动因是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

通过四个因素可以近似地估计国家控制金融所支付的成本：国有金融机构的经营费用、国有金融机构的存款利息支出、中央银行的监督成本和国有银行配置金融的低效率损失。其中，尽管中央银行的监督成本可以用

其经营费用来衡量，但由于资料的限制，无法找到相应的数据来进行计算，因此暂且不予比较。通过表1的统计结果，我们不难发现以下几个变化特点：(1)尽管偶有调整，MC和BD都基本保持了增长的态势。(2)SI一项的调整较为频繁，但基本趋势还是减小。从1998年突然大幅增加后，sI就一直持续减小，尽管在2004年略有回升，但与1993年相比，数值还是减小了。(3)总成本尽管一直上升，但增幅不算很大，其中2003年总成本的突然上升，主要是由于中国银行的BD突然增加造成的。通过观察各自的时间序列，我们可以看出，1998年的SI一项达到了峰值，1999年的MC、BD和总成本都达到了自1993年以来的极值，之后就一直减小，直至2003年才又重新增加。因此，可以说1999年时我国支付成本上升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此外，1993年的BD值很小，1994年就翻了10倍，此后就一直增加。由于有国家强大的财政作支撑，所以以前国有商业银行在坏帐和不良资产方面基本没有任何准备。但随着不良资产的日益增加，其他成本的不断升高，国家终于不堪重负，决定减压，分摊成本。这也是我国之所以会选择在1999年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专门从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的原因。事实证明，这一旨在降低成本的制度变迁收到了成效，使得总成本开始降低，一直到2003年才又重新上升。而如果国家没有推动这一金融制度的变迁，总成本不仅会持续上升，而且上升的幅度肯定也会越来越大。

回顾我国现代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可以发现，从单一的国有银行制的银行主导型发展到今天银行、保险、证券三者互相促进的市场主导型，政府的力量始终是核心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作为行为主体的政府一直受到两方面的压力：外部压力和内部压力。一方面，原有的金融制度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不同的游戏规则势必带来与国际接轨的困难，也必定影响我国融入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原有的金融制度难以满足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所造成的国民日益增长的投资需求。从引进QFII到建立QDII，这一变化决不仅仅意味着单纯一个字母的变化。内外部的双重压力使得政府不得不开始思考进行金融制度的变迁。然而，政府并不愿意放弃对金融的控制。1979年至1984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成立，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以往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代表的单一的国有银行制度，实现了商业金融和政策金融的分离，但严格的专业分工使国家资本通过工、农、中、建以国有独资形式垄断了绝大部分银行资源。国家仍然是金融资源的垄断者。为了缓解国有银行过度集中的金融风险，政府开始从单纯追求对国有经济的货币性支持转向寻求货币性金融支持和证券性支持并存，分别于1990年12月和1991年4月成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此外，保险业也在1980年正式恢复后开始蓬勃发展。但正如表1所示，缺乏必要的良性竞争在解决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后顾之忧的同时，也使得大量的不良资产沉淀了下来。公司治理结构的混乱，控制成本的不断上升，让政府苦不堪言。于是，不愿放弃控制金融的政府开始选择有意识地逐步放开一部分市场，通过引入更多的竞争者参与竞争，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是减负措施之一。

根据林毅夫定义的制度变迁两大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我国现代金融制度的变迁是这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制度变迁都是由主要行为主体——中央政府根据自身的效用函数发出一个信号，具体表现为政策、试点或红头文件，其他行为主体根据这一信号对中央政府的举动进行猜测和预期，采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于是便导致了各种金融机构、金融组织和金融工具的出现。很明显，中央政府的政策和红头文件属于强制性变迁的范畴，其他行为主体据此做出的反应和采取的举措属于诱致性变迁的范畴，搞试点则兼有两者的特点。而目前正在进行的日益深化的金融制度改革，是政府在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创造空间。但无论采取的是何种形式的制度变迁，进行何种形式的制度创新，降低成本是推动制度变迁的最主要的动因。

二、我国金融制度变迁成本转移说的实证分析

由前面的分析，成本转移是我国推动金融制度变迁的最大动因。伴随着成本的降低，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从表2的数据中可以看到，尽管金融相关比率相对比较平稳，但基本的趋势还是上升；而消除了通胀因素对GDP增长影响后的我国经济货币化指数则是稳步增长，从1993年的1.14上升到2004年的1.91。这些无疑都说明了在我国政府领导下的货币当局所实施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换句话说，我国政府所遵循的以降低成本为主要指导原则的金融制度变迁在成功实现成本转移的同时，也在提高我国金融发展水平方面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现代金融制度变迁呈现两大特点：第一，金融机构多样化的趋势明显。在表3中，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额在存款性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中的比重在不断上升，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在金融总资产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这说明不仅银行业本身的金融机构向多样化发展，并且与其互补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在不断地壮大。因此，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显然提高了。第二，证券业和保险业快速发展。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已初具规模。截至2003年底共有证券公司132家，营业网点3020家，其中127家的总资产为5333亿，净资产为1246亿。此外，共有111家取得执业资格的咨询公司经营。股票发行、债券发行和基金发行的规模和数量也有了明显的增长。截至2003年12月31日，沪、深两市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共有1287家，全年证券市场通过发行、配售股票共筹集资金1358亿元；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可转债的发行总量首次突破1万亿元；基金总数达到110只，全年基金首发规模达到678亿元。随着外资保险公司的逐步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正式颁布实行和保监会的成立，保险业初步形成了以大型国有控股公司为主导，多家股份制公司、中外合资公司和外国公司分公司并存的竞争格局。

三、结论及展望

国内已经有不少研究我国金融制度变迁历程的文献，然而，它们都无法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即为什么我国的现代金融制度会发生制度变迁。本文在诺思的成本一收益分析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成本转移说”，即作为行为主体的政府，在内外部双重压力的作用下，在确保国家对金融控制权的同时，以成本转移作为决定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的关键因素。为了支持这一理论框架的提出，我们对我国1993年—2004年国家控制金融的成本进行了具体的量化分析，结果发现尽管总成本在不断上升，但上升的幅度不是很大，并且一直是升中有降。正是这个“升中有降”说明了我国不断进行的制度创新的成效，有力地支持了成本转移的假说。1993年—2004年我国金融相关比率的稳中带升和经济货币化指数的稳步增长，说明我国的金融制度变迁在实现成本转移的同时，也成功的提高了金融发展水平。此外，金融机构多样化的趋势明显及证券业和保险业快速发展是我国现代金融制度变迁的两大特点，也是今后金融制度创新的发展方向。

在我国以往的金融制度变迁中，政府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主导作用。在可预见的未来，政府在金融改革中的作用仍然是决定性的。到目前为止，我国的金融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都是在政府可控的前提下进行的。然而，这一控制成本的不断上升，使得政府无法简单的通过垄断的形式来继续控制金融资源。于是，成本转移自然成为了政府在降低成本同时又能维持控制权的绝佳选择，也成为推动我国现代金融制度变迁的最大动因。然而，随着各项限制的逐步放开，原本可控的金融资源很可能在市场开放到一定程度时变得不受掌控，此时由政府主导的成本转移为主要动力的金融制度变迁就让位给由市场主导的以成本一收益为最主要动因的变迁方式。这是因为，尽管成本的确可以通过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得以降低，但由此形成的新制度在降低原有成本的同时，往往会带来一些新的成本，于是反而在一段时间之后，会使得总成本与原来相比反而增加了。以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为例，它们确实曾经有效地降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依赖感，认为新的不良资产也可以通过专门的机构来予以剥离，反而增加了坏帐和不良资产发生的概率。2004年中行和建行的二次、三次剥离就是最好的例证，这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维持这些公司的成本。由于撤消这些公司必然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不稳定影响，因此政府几乎不可能不承担继续维持这些公司存在的义务。于是，旨在降低成本的改革，反而增加了政府的负担。实际上，要想彻底地降低成本，只有发挥市场的力量，让“看不见的手”来配置资源，实现金融制度的最优化。

责任编辑　陈孝兵

作者：蔡珞珈　朱　昊　李天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