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消费文化变迁管理论文

2022-04-22

[摘要]消费文化一经产生，就发生横向和纵向的传递与变迁。消费手段改造着消费者的意识形态、消费品卷入社会化进程、新中产阶级群体的消费力量主导了消费文化的霸权，消费文化的规范性与表达性正在经历重新瓦解与建构。当今大学生是以“95后”为主的一代，多元化的消费结构与个性化的消费观念成为逐渐打破储蓄消费格局的新生势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消费文化变迁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社会消费文化变迁管理论文篇1：

不同收入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差异分析

[提要]通过构建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系数、人均文化消费实际增长率、文化消费支出份额指数模型，以江西省1995-2019年间的文化消费统计数据为样本，运用以上三个指数对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五等份不同收入特征组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进行定量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收入特征组的农村居民家庭对文化消费的需求增强，各收入组间的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率差距在不断缩小，不同收入组家庭文化消费支出份额逐渐向均衡化方向发展，但中低、低收入组家庭的文化消费负担率增加。

[关键词]不同收入;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差异比较

[作者简介]唐辉亮，宜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开放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施永，宜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开放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江西宜春 336000）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社会认同研究”（SH18105）

文化消费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尽管学术界对文化消费的概念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总体上都赞成文化消费是指对人们能带来一定知识积累、认知、文化娱乐、精神满足等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消费行为。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居民文化消费模式由单一的实体空间消费为主逐渐向线上、线下的网络空间消费转变，具体主要包括教育与培训、书刊报纸订阅、学习技能提升、信息获取、影视音乐文化娱乐、旅游观光、体育健身等方面，它与一般的物质消费区别在于其能够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知识增长、认知的提高、技能的提升和精神层面的满足感，具有较长时间的持续增值性。因此，在当前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研究不同收入特征组的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差异，对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农村文化消费水平提升以及通过文化教育消费的人力资本积累实现自我发展的社会身份认同，具有较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文献综述

我国学者对文化消费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对文化消费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消费的结构内涵及其变迁、文化消费的区域差异、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文化消费与收入、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等方面。基于文化消费研究的范式，部分学者拓展了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研究视角，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现状、趋势及其主要问题研究。王亚南主编的《中国乡村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2013）》分析了中国20年间乡村文化消费需求增长态势;杜慧（2017）以许昌市为例分析了农村文化消费活动;徐望（2020）以江苏农村地区618个样本数据为例，深度探析了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现状与问题。（2）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因素及其区域差异研究。王俊杰（2012）基于面板数据，分析了河南省农村文化消费地区差异;金晓彤，崔宏静（2015）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应将其文化消费的重点由外显符号意义的文化消费转移到教育型文化消费上来，以通过积累文化资本来提升自我價值;陈广等（2016）分析了农村地区人口结构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张冲（2017）基于东中西部地区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3）农村居民收入与文化消费间的实证研究。葛继红（2012）以江苏364份农民文化消费微观调查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不同收入组农民对文化消费支出的影响;方帅（2018）基于全国3000多农户连续三年的微观调研数据，分析了文化消费对农户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以上研究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动因与困境、影响因素、区域差异、收入水平等方面进行较系统的研究，但对于农村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等不同特征组的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差异分析较少。基于这一原因，本文以江西省统计局官方统计数据为例，从不同角度定量对比低、中低、中等、中高、高五等份不同收入特征组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差异，以分析不同收入组农村家庭对文化消费的变化特征。

二、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差异模型的构建

（一）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系数

德国统计与经济学家恩格尔通过对比利时不同收入家庭的消费情况调查，研究了家庭收入对消费支出结构的影响，揭示了居民收入和食品支出之间的相关关系，以恩格尔系数比例来说明了收入增加对生活消费的影响程度。借鉴这一理论思想，通过构建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系数，即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其收入的百分比，以此来对比分析不同收入组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加对文化消费的影响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二）人均文化消费实际增长率

人均文化消费实际增长率可以较好地反映不同收入组居民对文化消费支出的变化趋势，人均文化消费的增长率也可以大致反映出居民对文化消费的重视程度。为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在构建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实际支出增长率指数时，设定一个基期，将各年的文化消费支出转化为实际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三）文化消费支出份额指数

文化消费支出份额是指各个不同收入组的文化消费支出占当年总体文化消费的份额，它可以反映出不同收入居民间文化消费的均衡程度，为分析农村低、中低、中等、中高、高五等份收入组居民对于文化消费的均等程度及文化消费的支出意愿，构建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份额指数，其计算方法如下：

（四）数据来源

以上构建的三个指数可以从不同角度定量判断不同收入组特征的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差异。地处中部地区的江西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于全国中间水平，另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农民工监测报告的数据显示，40周岁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0.6%，而江西省属于劳动力输出大省，其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具有一定的可比较性和代表性。因此，在进行实证分析时所采用的数据样本以江西省为例，且均来源于官方出版的各年《江西统计年鉴》（1996-2020），以农村家庭平均每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来替代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2013年之后人均常住人口指标为人均家庭人口，人均纯收入指标为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年之后所有数据为新口径调查数据。为去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以（1995年=100）作为基期，并利用GDP平减指数法对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进行调整，计算其实际支出值。

三、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差异的实证分析

（一）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的总体概况

根据江西省近25年来的统计数据，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名义值由1995年的93.48元上升到2019年的1349.7元，人均文化消费增长了近12.5倍，远高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8.95倍的速度，这一现象表明农村居民对文化消费支出的增长较其他消费有相对较快的增长。如果剔除物价这一因素的影响，以1995年为基期，人均文化消费实际支出增长呈持续增长趋势，其实际增长则达到了7.34倍（如下图1所示）。从人均文化消费占家庭消费的比例来看，则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从1995年-2006年基本处于一个持续增长的态势，其增长率由1995年的7.44%增长到2006年的12.10%，在这之后的近七年内人均文化消费占比则呈现持续下降，这一时期的变化主要跟1996年后高校收费并轨制、扩招政策以及2006年之后农村义务教育免费政策的实施有较大的相关性。进入2013年后，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占比又开始上升，且一直维持在10%以上的水平，2019年这一比例为11.58%，文化消费成为居食品烟酒、居住、交通通信之后的第四大消费支出。这一现象表明，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文化消费产品供给的不断丰富，农村居民对文化消费的投资意愿增强。

（二）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的差异比较

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系数反映了不同收入特征组居民的家庭消费结构，按上述公式（1）计算得到表1中的数据可以发现：（1）在2002-2006年，中等以上收入特征组家庭的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率相对较高，表明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低、低收入家庭除基础教育之外的文化消费能力较低;（2）随着2006年基础义务教育免费政策的实施，2007-2013年间不同收入组家庭的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率基本保持了呈下降趨势，且各不同收入特征组家庭间的比例差异较小，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教育均衡政策对保障中低收入家庭的文化教育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3）2014年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以及文化产品供给的不断丰富，各收入组居民的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率又开始上升，特别是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比例上升较快，这一现象表明低收入、中低收入家庭对文化消费的意愿和能力得到提升。

（三）人均文化消费实际增长率差异比较

由于国家统计局在2002年才开始有按收入高低五等份分组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与支出的明细统计数据，因此以2002年为基期，并利用GDP平减指数法对不同收入特征组家庭的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的实际值进行调整，按公式（2）计算得到表2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的实际增长率，表中数据表明：（1）2003-2013年的十年间，不同收入组家庭的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的实际增长率基本均呈正负交替状态，其中受2006年基础义务教育全面减免政策的实施，2007-2008年大部分不同收入组的家庭文化消费实际增长率均呈负增长，其中中等及中低收入家庭文化消费实际支出负增长较明显，这一现象也表明中低收入家庭文化消费模式较单一;（2）2015年后的近五年来，各收入组家庭的文化消费实际增长率呈现正增长趋势，表明各收入组居民对文化消费需求增长旺盛，其中低收入及中低收入家庭的文化消费增长率较明显，这一现象既表明了低及中低收入家庭的文化消费意愿增强，也表明了在文化产品供给不断丰富的情况下，低收入家庭的文化消费负担加重。

（四）文化消费支出份额占比差异比较

文化消费支出份额反映出各收入组在文化消费中的均衡程度及地位，按公式（3）计算得到的表3中数据，从2003-2013年的10年间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组居民的文化消费份额占比一直在25%左右，但近五年来随着低收入居民对文化消费的投资意愿增强，支出份额占比不断提升，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组居民的这一份额比例已上升到35%左右，中等收入阶层的文化消费支出份额保持在较稳定的20%左右，而中高、高收入阶层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份额占比在2013年之前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一直占据文化消费的近一半以上，2013年之后各收入组居民间的支出份额差异不断缩小，各收入特征组家庭文化消费严重不均衡的现象有所改善。这一现象表明，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占家庭主导的情况下，越来越认识到文化对脱贫的重要性，低收入及中低收入家庭已逐渐意识到文化消费投资对积累文化资本来提升自我价值的重要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定量分析的结论

以上的定量分析从多角度论证了不同收入组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差异，揭示了在不同时期不同收入组家庭文化消费的变化特征。主要有以下特征：（1）各收入组的农村居民家庭对文化消费的需求增强，文化消费已占家庭八大消费中的第四位;（2）各收入组居民间的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率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中低及低收入家庭的文化消费需求、意愿、能力一方面被带动，另一方面其文化消费的负担率增加;（3）进入“十三五时期”以来，各收入组居民的文化消费呈现较快增长的势头，对文化消费的模式、渠道、产品供给等呈现多元化特征;（4）不同收入组家庭的文化消费支出份额逐渐向均衡化方向发展，中低等收入居民越来越意识到文化消费投资对其摆脱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性，明显增强了对文化消费的支出力度和意愿。

（二）政策建议

1.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提高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政府层面应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为指导，依托当地资源，加快地方特色农业的发展，推动农业农村开发转型升级，并通过大力开发新型农副产品，发展创意农业、新农旅融合项目，挖掘乡村非物质遗产项目等渠道助力农村居民增收致富。农民个体层面可以通过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外出务工等方式来提高自身的创收能力。社会层面要加大对中低收入阶层的帮扶，努力提高其收入能力。政府、社会和学校要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助学货款帮助，通过设立专项奖学金来鼓励农村贫困家庭品学兼优的学生获得相对均等的文化消费机会，以减轻中低及以下家庭的文化消费负担。

2.加大对农村文化市场的精准供给

当前农村文化消费需求增长旺盛，但农村文化消费基础设施硬件条件有限、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文化消费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不均衡矛盾凸显，文化消费的有效需求无法得到较好的满足。因此，一方面需要加大在农村建设文化消费场所和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打造诸如农家书屋、电影院、戏台、体育场馆、文创商店等形式的文化消费圈，对农村学生开展普及美育与艺术教育;另一方面，加大对农村文化经营者扶持力度，降低文化产品和服务价格，进一步落实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试点项目，利用当前新基建的利好时机，加大农村网络数字化建设，推动农村文化消费数字化、网络化发展。

3.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文化消费模式的转型

当前，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据农民工总量的一半以上，占農村从业劳动力的比重65.5%以上。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八成以上选择外出从业，而且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及大中城市务工，因此他们的文化消费意识更强.应引导和鼓励这些人群进行文化教育消费大转型，使其家庭教育消费投入由以前单一以子女为主逐步扩大到家庭所有成员，寻求最大限度开发自身潜力的受教育途径和“量身订制”的个性化文化教育服务，从某一种文化教育形式转向多样性的组合文化娱乐投资模式，促进其文化消费需求向自主型、个性化、多元性转型。

[参考文献]

[1]杜慧.农村文化消费活动研究——以河南省许昌市为例[J].社科纵横，2017，（5）.

[2]徐望.乡村振兴背景下引导与扩大农村文化消费的路径[J].农业经济与管理，2020，（2）.

[3]王俊杰.基于面板数据的河南农村文化消费地区差异研究[J].经济地理，2012，（1）.

[4]金晓彤，崔宏静.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探析：社会认同建构的路径选择[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1）.

[5]陈广，顾江，水心勇.农村地区人口结构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农村经济，2016，（1）.

[6]张冲，刘已筠.中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研究——基于东中西部地区面板数据[J].农村经济，2016，（7）.

[7]葛继红.农民收入与文化消费牵扯：江苏364个样本[J].改革，2012，（3）.

[8]方帅.文化消费对农户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

[9]施永，陈卓.教育政策对农村居民教育消费支出的差异分析[J].宜春学院学报2016，（10）.

[责任编辑：上官涛]

作者：唐辉亮施永

社会消费文化变迁管理论文篇2：

“95后”大学生的消费观念和行为调查

[摘要]消费文化一经产生，就发生横向和纵向的传递与变迁。消费手段改造着消费者的意识形态、消费品卷入社会化进程、新中产阶级群体的消费力量主导了消费文化的霸权，消费文化的规范性与表达性正在经历重新瓦解与建构。当今大学生是以“95后”为主的一代，多元化的消费结构与个性化的消费观念成为逐渐打破储蓄消费格局的新生势力。文章论述了当代社会变迁中消费文化的兴起，对“95后”大学生的消费结构及基于网络的消费意识形态进行考察，重点分析其作为未来的社会主流群体的消费特点同社会结构快速变迁之间的社会逻辑，并针对大学生的消费偏差行为提出多维度的互动策略。

[关键词]“95后”大学生；消费文化；社会变迁

[DOI]1013939/jcnkizgsc201818016

1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系列从经济领域开始的社会变革。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前，消费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消费的社会学理论问题鲜少被涉及。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消费所产生的重要的社会后果逐渐呈现。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网络购物的兴起，推动了提前消费的发展，“先消费，后付款”的消费体验逐渐兴起的背景下，包含的是人们的消费方式、支付习惯、信用测试等自我消费实现的考验。

那么，“95后”大学生在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了怎样的消费观念与消费结构？这与当今社会变迁中消费文化的兴起现象之间有什么联系？对于我们认识当今的消费文化现状又有何启示？基于这些问题的思考，调研采用实地研究方法，向沈阳市沈北新区大学生群体抽样发放问卷并进行访谈，通过整理分析调查结果，对当代社会变迁下新生代大学生群体消费文化现状作全面客观的认识，并探索其与消费文化兴起的社会逻辑。

2文献综述

21国外相关研究

消费行为和态度往往集中反映在消费文化中，国外研究者们对此提供了理论研究框架。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2000）认为，消费文化是片段的、不断重复再生产的文化，难以凝聚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消费文化在今后的趋势就是将文化推至社會生活的中心。他区分了关于消费文化的三种视角：①商品的扩张引起了消费场所等物质文化大量积累，使闲暇及消费活动显著增长。②人们对商品的满足程度同样取决于他们获取商品的社会性结构途径，人们为了建立社会联系或社会区别，会以不同的方式去消费商品。③消费时产生情感快乐梦想欲望等问题。

美国社会学家凡勃伦（Thorstein BVeblen，1964）研究了美国上流阶级消费模式及心理形成的社会和文化机制。他认为，当消费者满足人类基本的物质幸福后，便有余力去进行“炫耀性的消费”，即有闲阶级为了某种社会地位、名望、荣誉而进行的一种对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这种消费指向的不是物本身，而是物所承载的地位身份品位等（符号价值），是有闲阶层在名望和身份上的投资。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2001）在《时尚哲学》论述了时尚的本质及功能，他认为人们在时尚上的消费，是人们反抗客体文化的压制而进行的主观行动反应，并且是作为消费扩大之下商品继续分化的最佳例证，他指出了时尚的消费观：个性和阶级。

22国内相关研究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王宁，2001），消费并不仅仅是个体行为，而往往是一种共有行为，是一种同时为许多人所共同表现出来的文化。消费文化总是带有地理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发展、民族、物产和人们创造能力、适应能力等行为特点（赵吉林，2009）。

国内对大学生消费现状的研究颇多，在对消费的相关分析时大多强调消费问题，而忽略了社会事实的客观性。主要研究者切入角度有消费观念的研究，如魏宁（2013）、张红霞（2014）、张林（2016）等将大学生的消费问题建构社会主义思潮下，相关思想教育也是其主要讨论对象；也有消费行为方面，顾天竹（2017）将消费行为视为主要研究方向，提出学生提高消费自控能力、校方加强德育管理和健全规范消费市场成为引导大学生合理消费的有效途径；还有相关研究侧重于消费行为和态度的某一具体方面，如享乐主义消费观（贾常遥，2017），基于互联网的消费行为（彭鑫，2017），符号性消费观（孟庆宁，2016）等。引人注意的是一些对大学生贷款现象的调查研究，大学生向往自由、独立的思想观和消费观使其通过微消费贷款得到愿望的满足（毛能，2016），大学生也因此逐渐被纳入网络借贷商的主要目标中。在以上国内研究中，大多研究均有相关政策的提出，但有些针对性较弱，对策不够具体或视角较为单一，有些只具条理而没有整合性，另外，这些对策均忽略了社会的运行逻辑。

23研究总结

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大多着重于宏观社会或微观个人的区隔性研究，而忽略了在宏观的社会变迁背景下引进个体行为态度的消费解读。“95后”大学生在消费文化上的表现及特点，是中国社会变迁进程的一个阶段性局面，同时也对社会化进程表达了适应性，对未来消费文化趋势的形成具有预示意义。

3当代社会变迁中消费文化的兴起

31社会变迁下消费观的变革

传统中国社会“以俭为德”的消费观根深蒂固，计划经济时期大多数人保持着俭省的消费习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已经完成了初步的资本积累，居民的生活水平逐渐迈向小康，消费结构开始从以“衣”和“食”为主要内容进入以“住”和“行”为主要内容的消费阶段。人们不再满足于温饱而是慢慢倾向于享受与发展。这时，以货币价值作为模仿衡量的标准，品位作尺度，消费结构下社会地位的认同也由此形成。模仿，即成为消费的重要趋势。一方面，模仿具有增加群体整合度和阶级区分的功能；另一方面，则不断输出享受、炫耀的价值观。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逐渐从消费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了耐用消费品时代，具有一定制度化文化资本的新中产阶级群体逐步扩大，但新中产阶级群体缺少一定的经济资本、社会出身及与之相关的对文化解码能力。为了获得这种地位上升所需的必要积累，新中产阶级发现了可以掩饰其资本欠缺的资源，即高雅文化的消费。在新中产阶级引导的价值变化潮流中，普遍的应享意识介入消费观中。人们对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的习惯性期待，形成了消费文化的霸权。

32消费手段对消费意识形态的改造

宏观背景下，透支性消费作为脱离传统消费形式的新力量，承担着刺激消费的最初使命。基于网络的微型信用消费贷款，伴随着网络购物产业的发达，形成了信用额度下的定期免息和分期借贷，刺激中低消费人群的购买力。消费手段的日趋便捷，逐渐使消费者不再将商品价值与个人预期连接。透支性的消费手段满足了人们接受外界刺激后产生的消费需求，跨越了获取商品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潜移默化地改造人们的消费意识形态。

在消费行动集中的城市场域中，社会群体的惯习伴随着多重挑战。一方面，人们通过储蓄维持安全感；另一方面，却又接收着线下折扣活动、传媒广告、名人网红价值输出等促销手段的刺激。发展迅速的互联网造就了消费文化的趣味性和时尚性；服务业的发展和制造业品质的提升，使消费品呈现个性化和多样化，大规模生产和高消费改造了人们的生活——追求品质。

33消费品的社会化

通常情况下，社会化是指个体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人们习得了社会规范，并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以实现持续性期望。但随着社会的分工，人趋向异化，一部分社会行为遵循着已有的客观规章制度，另一部分又追寻个性的发展。伴随着社会阶层的交叉性，群体心理的整合往往依靠文化的多元性得以联系。人们依托于互联网进行文化交流，省去了面对面的成本，却伴随着时间和货币的消耗。在众多的文化市场中，人们通过网络寻找认同感，这个过程则促进了消费品的转型。商家将多元文化刻入产品，赋予消费品以品位，例如逐渐兴起的古风文化促进了古风服装和古典书籍的消费，旅游文化的兴起促进了流动旅游团的定制，人们对知识的追逐促进了付费听书、网课等互联网消费平台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个体与生活世界黏合度的降低，衍生出文化与社会结构的裂痕，而通过货币塑造的消费品则紧紧贴合着社会文化的进程，实现消费文化的兴起。

4“95后”大学生消费文化现状及成因分析

41研究对象与方法

“95后”大学生是指1995—1999年出生的新一代大学生群体，是当今大学生群体的最新力量。本次调查以沈阳市沈北新区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调查大学范围涉及十所本科及专科大学生。作为迅速崛起的消费群体，其在以知识为中轴划分的社会中基本处于“中产”地位，“95后”大学生的消费理念、消费行为、消费方式和消费环境的汇合体的象征——消费文化，必然会并引导未来社会的消费主流。

文章通过查阅相关书籍、报刊、文献、互联网等图书资源和网络资源，了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相关研究成果及相关理论，并进行资料的整理与归纳总结，为进一步分析提供理论框架。调查过程主要针对沈阳市沈北新区十所高校的“95后”大学生的消费行为进行问卷调查。按照随机抽样的原则，发放问卷并及时收集整理、统计分析。根据问卷分析得出的结果和不足，选择部分调查者进行深度访谈，以求进一步了解“95后”大学生的消费需求和消费心理，深入挖掘更为真实和准确的信息，以得出并解释“95后”大学生的消费特点、消费结构和消费问题，为论文的论证提供有力的证据。

42“95后”大学生消费现状及特点

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多元性消费趋势投入大学生群体，伴随的是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的转变，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整理，“95后”大学生消费现状及观念逐渐呈现出以下特点。

421消费水平差异化、理性消费占主导

由于大学生尚未踏入社会中的工作，缺少固定的收入来源，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其主要的经济来源仍旧为家庭供给（8893%），其他来源为亲友资助、助学贷款、学校的奖学金和兼职收入（见图2）。对“95后”大学生的每月消费总额调查：2561%的大学生的月均消费支出在1000元以下，1000～1500元是“95后”大学生的普遍月消费总额（5819%）。由此可以看出，“95后”大学生消费水平个体差异较大，呈现不平衡性、等级化和两极化等特征（图3）。但是，大部分“95后”大学生消费水平较为合理，理性消费仍是消费主流，在生活费的使用比例上，基本衣食住行支出仍是当前“95后”大学生的主要支出。大多“95后”大学生在购物时对商品价格和实用性的重视超过商品的品牌、档次和款式（见图1）；另外，对于自己心仪的物品超出自己支付能力时，大多数调查者会选择放弃购买（7191%）。所以可以认为，多數“95后”大学生能够以自己实际支付能力为基准选择性购买商品。

“95后”大学生消费水平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年级、性别等维度上（见图3）。男女消费的差异主要是消费观上，男生更加看重商品的功能性与体验性，在烟酒、网络游戏、IT产品等方面消费较多，女生则更注重商品的情感性与象征性，热衷于逛街和网购，购买各种饰品、衣物、化妆品等。随着学业的不断加深，“95后”大学生的平均消费水平从低年级到高年级显示出阶段化增长趋势，提前消费的频率也呈现递增趋势，由于大一时期生活费用来源单一，大二、大三逐渐掌握消费的自主性，并通过多种方式赚取生活费用，而大四面临就业压力，通信费、学习考证费用不断增加，消费行为更趋丰富和多样化。

422消费结构多元化

消费文化能映射出消费者内在的行为准则与价值观念，消费观念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进而影响消费结构。对消费项目进行分析归纳，可将大学生的消费结构划分为生存消费、交往消费、发展消费、享受消费。生存消费指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衣、食、住、行消费；交往消费指维系社会情感交往而进行的消费，包括通信、恋爱、人情往来等支出；发展消费指大学生用于自身发展的消费，包括学习、培训等费用；享受消费指满足享受的娱乐、旅游、个人爱好等消费。社会环境的日新月异，使得“95后”大学生们已不再局限于寝室、图书馆、教学楼三点一线的单调生活。除基本的衣食住行消费、学习消费外，运动健身、交际恋爱、手机网络、旅游、网购都成了大学生消费的热点。调查数据（见图4）显示：“95后”大学生的消费支出中，衣食住行支出占4358%，社交消费和休闲娱乐支出同样占1465%。由此看来，“95后”大学生对精神文化消费日益增加，从简单生存需要上升到生长发展、享受需要，消费类型渐从生活型向文化型转变。消费结构多样化趋势明显。

423追求个性消费，注重符号价值

当前大学生在消费时，注重的因素从功能角度划分可以分为两类：功能消费和符号消费。功能消费重视物质的质量及实用价值，其目的在于满足人们基本的生活需求。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日趋丰富多样，人们更加注重商品所持有的附加意义，即符号消费，更多突出商品消费的工具性与表达性。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中物质的极大丰盛使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再像以往那么重要，消费社会的逻辑也不再是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占有。调查数据显示：7031%的被调查者赞同会通过一个人所拥有的商品判断对方的性格与品位。对“95后”大学生而言，通过追求商品的符号价值，更能体现个性、表达自我，进而展现内在自我价值。

在消费社会中，消费不再是单纯的物质性活动，它同时也是一种符号活动、交流活动和表现活动。商品的附加价值体现在商品的符号意义对商品的提升上，大学生对于品牌的追求正是一个典型，他们认为品牌作为符号体现了商品的档次以及消费者的身份和荣誉，并试图通过所拥有的高档品牌来树立在同学之中的个性和地位，表征自己已经处于某种特定的社会阶层，不仅满足自我内在需求，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和社会表现的过程。

个案1：小林，大三，平时会关注一些品牌的动态，尤其是包和化妆品，对这类商品的高档低档品质等都了如指掌，当有心仪的牌子上新时，会迫不及待地购买，对自己已买的牌子都如数家珍……“这些品牌的东西，质量一般有保障，而且很好看，撞款的概率也很小，平时基本上看不到一模一样的”。

424消费方式趋向网络化、电子化

随着电子化和网络化的不断普及和相互推动，社会消费的支付方式已经从单一的现金交易向手机支付、银行卡、信用卡等多种形式的交易方式转变，新型的支付手段使人们的消费生活更加方便快捷。作为互联网影响下的新生代，“95后”大学生具有多元开放的思想意识，对于新兴的时尚产品能够迅速接受，他们的消费方式早已从传统方式转变到网络电子平台，调查数据也印证了这一事实（见图5）：外出时，9173%的被调查者会使用支付宝、微信等手机支付，309%的被调查对象选择刷银行卡或者信用卡消费。长远来看，支付宝、微信等移动支付方式将会成为消费支付方式的一大主流。

图5“95后”大学生外出消费方式

作为网络新媒体的主力军，“95后”大学生的消费均大量以互联网为媒介，伴随着电子商务的持续刺激、实物配送的日趋完善、生活质量的提高、场所的丰富多样，他们愈加倾向于选择更为快捷的电商消费模式，逐渐成为网络购物的中坚力量。调查数据统计（见表1）：在被问及“您平时的网购频率时”，大部分被调查者选择了“一个月一次”，所占比例为6338%，有2456%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一周一次”，515%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一年一次”，691%的被调查者选择“一周两次及以上”。同时，九成多的95后大学生认同网购促进了消费，近七成的“95后”大学生也表示自己会在“双十一”或者“双十二”促销日进行购买。这一事实表明，网购消费在“95后”大学生群体中已相当普遍。

参照群体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方式可分为三类：一是信息传递原则，个体从参照群体成员处获取信息，做出消费决策；二是示范效应原则，个体将参照群体的消费行为视为标准，从而接受并采纳；三是团体压力原则，当参照群体呈一定规模时，多数人的消费价值观念迫使个体消费观转变，进而引导其行为。消费是个体社会化的产物，是社会文化熏陶培养的结果。“95后”大学生进入大学阶段，消费行为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化特征，身处集体环境中的“95后”大学生，在与其他人接触和互动过程中，他们的行为受到同辈群体认同的影响，逐减显现出群体之间态度、观念、规范、行为准则的相似性。调查中（见表2），当问及“是否会为了合群调整自己的消费结构时”，5962%的被调查者表示认同，同样，在“影响购买商品的主要因素”一题中，5645%的选择了朋友、同学的推荐。可以看出，同辈群体对“95后”大学生消费行为影响较大，个体希望通过购买具有扩展并延伸自我意义的商品，从而归属于某个群体，获得这个群体成员的认同，实现归属的需要，群体成员间的相互模仿更加深了個体内部的凝聚力与心理认同感。

大学生每月用于自己支配的钱是有限的，但只有极少数的“95后”大学生会有规划自己消费构成的意识，储蓄意识淡薄，大多数大学生会下意识地盲目追随流行于校园中的消费风向，而逐步丧失自我判断和自主决策能力。访谈中，当问及被访谈者，“是否合理规划过每个月的生活费的时候”，多数人表示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个案2：大二的小夏平时不乱花钱，但也一直没有合理规划的想法，消费方式先松后紧“在每个月末，月生活费快要用完的时候，就稍微省省，这样生活费就差不多正好够用，现在网购挺方便，可以分期付款，之前我手机丢了，很快就分期借贷重新买了一个，生活也没有太大的压力”。

个案3：大四的小周即将毕业，因为面临找工作、初步进入社会的阶段，格外注重个人的外在形象，平时也会关注一些职场穿搭，“前几天做头发花了不少钱，又买了几套比较好的职业装……之前打工赚的钱不太够花，不过用信用卡透支了一些钱，等找到工作再以后慢慢还吧”。

互联网电子商务背景下，信贷消费、分期消费平台应运而生，比较典型的平台有京东“校园白条”、支付宝“蚂蚁花呗”，不仅激发了“95后”大学生的金融消费需求，更实现了超前消费。多数被调查者表示会使用信用卡或蚂蚁花呗来购买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商品，调查同样发现，大一到大四使用提前消费手段的比例总体呈增加趋势，“先消费后支付”模式渐渐为“95后”大学生所接受。原因在于大学生群体可支配的资金与商品获得的期望存在断裂，于是利用分期付款购买轻奢侈品或者价位较高的电子产品，通过不同月限分期慢慢偿还，很有可能导致大学生严重的超前消费并无力偿还的问题。

432盲目性、炫耀性、享受性消费增多

部分“95后”大学生消费中明显存在着盲目心理、炫耀心理和享受心理。凡勃伦效应指出：由于消费者可能是想要通过使用价格高昂、优质的产品来引人注目，具有一定的炫耀性。因而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又被称为“炫耀性消费”。具体表现在人际交往、娱乐、恋爱方面的消费过高，在满足了基本生活之外，更多地追求品牌和时尚，具有品牌意识。

一方面，“95后”大学生希望通过物质消费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另一方面，社会生活诱惑的增加，购买一种商品已经不再是停留于追求商品实用功能的阶段，而是它能够实践商品附带的符号价值，即满足某种心理欲望。他们正处在人生中社会角色变换最为频繁、自我价值需要不断得到外在确认的时期，加之消费文化的兴起，更希望在这个注重经济价值、以金钱确认身份地位的现代社会中，引起外界关注以汲取资源，获得个人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

44“95后”大学生消费行为影响因素

人是社会化的产物，“95后”大学生作为社会性动物，其消费现状的形成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为，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结果。

441社会与个体

消费主义思潮影响下，西方享乐主义价值观、拜金主义不断传入，使人们原有的消费观受到强烈冲击，消费品日趋个性化和时尚化。市场经济的繁荣，网络消费的普及都在无形地重构着人们的消费观念。互联网支付的便捷弱化了大学生对于货币的概念，为“95后”大学生高频次的消费提供可能，而以电子商务为主导的网络消费市场为大学生指向便捷多样的消费渠道，为盲目消费、冲动消费提供了驱动来源。随着大学生与社会的逐渐接触，广告、媒体宣传的强势噱头，时尚引导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附带着网红、明星的示范效应，愈加塑造了大学生独特个性、自我展示的消费行动，诱导甚至支配着“95后”大学生们的消费生活。

同辈群体的趋同性同样影响着“95后”大学生的消費选择：当看到别人购买某种商品时，这件物品自己可能并不需要，受多数人消费行为的影响也盲目随大流去购买，而购买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自己保持与同辈群体内部所谓的一致、认同与归属感。这种参照模仿表明群体归属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引导着“95后”大学生的消费行为。

442自我与家庭

当今社会正是物质产品被广泛赋予符号价值的时代，商品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相比以往的任何一代，如今的“95后”大学生都能够相对轻易地获得丰富的物质储备。从对“95后”大学生消费来源的调查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家庭是“95后”大学生生活费最根本、最主要的来源支撑，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95后”大学生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在家庭结构中，大部分“95后”大学生成长于家境殷实的独生子女家庭，父母会给孩子提供尽可能好的物质支持，体现在会提供尽可能多的生活费用，拥有充足的生活费使得随心消费产品成为可能。而家庭互动中，由于代际成长背景、家庭环境的显著不同，其父辈的消费观与其本身接触的消费现状的差异在调和过程中或许会出现“左倾”或“右倾”的失衡，消费观的转变为“95后”大学生消费结构的变迁奠定基础。

5总结与相关对策

每一个现代社会的存在，都依靠革新和社会管理，并力求预测未来。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服务模式的不断增长，时刻冲击着人们的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以农业社会为基底的中国社会，在社会化进程中实现着多阶层的发展，社会地位承载着社会期望，通过教育和知识途径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往往是被人们认可的手段。若以知识作为差异的中轴，大学生无疑是新中产阶级式的未来存在。“95后”大学生是当今大学生的最新力量，形成消费领域的内聚力，突破储蓄消费的内卷化。一方面，消费文化在社会变迁中驱使大学生群体消费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大学生群体的流动性和集体力量又不断挑战社会变革的管理。消费文化似乎对抗着社会主流文化，却又得以重构其规范性与表达性，将文化赋予符号意义，实现自身的推进。

大学生群体内部呈现的提前消费的递增化和过度化，随着社会变迁，未来可能会导致部分主流群体消费结构的“左倾”，尽管相对全部社会群体，该趋势会呈现小众化的特点，但仍需引起关注。笔者认为，应先由从外而内（即从社会到家庭）到从内而外（即从家庭到社会）的规律，差序减轻该趋势的负面影响，并期望在社会循环下，家庭、学校、个人均形成意识建立机制的内在发展力，各方面有：

（1）从社会政策方面，须对借贷渠道及网络贷款信息进行深度审查，并推动建设大学生相关理财政策，借助大众媒体进行反面教材式的忠告和积极舆论的宣传与倡导，由此促使大学生建立理财观和过度消费的危机意识。

（2）从学校引导层面，设立相关消费认知教育体系（如开设相关课程、讲座），建设理财性质的自组织团体（如社团），以及使用传媒系统（如校广播台、校报）输出理性消费形态等，进一步将社会政策切入高校学生的生活世界，将其消费目的合理转移，促进合理消费意识的萌芽与发展。

（3）在家庭结构角度，家庭成员获知的社会政策和舆论效应与大学生习得的消费认知，通过个体与家庭成员直接或间接（如朋友圈微信群里对警示性消费热点的转发和交流）的互动，使规范性消费得以循环，形成家庭、个人和社会的消费管理体系。

（4）对于大学生群体中的个体，需要在不断与家庭、学校、社会的互动中，习得并增强财富规划意识和对消费对象、借贷渠道的辨别能力，以真正达到社会化基础下的适度消费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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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第十三届“挑战杯”辽宁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项目（项目编号：201702641）。

作者：施静一杨凤杰

社会消费文化变迁管理论文篇3：

困境与破解：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的青年精神文化生活审视

摘要：文化消费主义是消费主义转向文化领域生成的一种社会思潮，它通过消解青年文化品质需要的抗性、建构文化消费符号、培植关键“意见领袖”和控制青年文化消费发声等形式，对青年文化消费施加影响。受文化消费主义误导，部分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陷入困境，表现为理想信念走向虚无、价值追求逐渐扭曲、审美生活日渐庸俗、娱乐生活趋于空虚。对此，应通过引导和满足青年精神文化需要、培植青年科学的文化消费观念和行为、重塑青年的精神家园，推动青年精神文化生活有序、高质、向好发展。

关键词：文化消费主义;青年;精神文化生活;文化商品

文献标志码：A

基金项目：教育部2021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自然辩证法概论’课教学的思想政治性提升研究”（21JDSZK048）;湖北高校省级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度融入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体系研究”（2020060）;湖北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21ZDMY08）。

作者简介：曹志磊（1997-），男，安徽芜湖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社会思潮;成良斌（1964-），男，武汉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杨雪英（1996-），女，土家族，重庆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青年文化。

“精神文化生活既是指那种具有深厚精神内涵的文化生活，也是指那种把与人们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的文化生活作为主要形式和载体的精神生活”[1]，主要涵盖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审美生活、娱乐生活等方面。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全球化程度的提高，西方消费主义思潮借助资本流动与文化输出进入我国，而文化消费主义正是消费主义转向文化领域的产物，它内涵着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导向，并通过影响青年文化消费，冲击了青年精神文化生活，多方面围困并阻碍其精神文化生活健康发展。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精神文化生活在青年成长成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厘清文化消费主义思潮的形成机理、影响机制及其对我国青年精神文化生活带来的现实困扰，寻求破解之道，是帮助青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进而赓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举措。

一、全景观照：消费主义的文化转向及其影响青年文化消费的内在机制

文化消费主义是消费主义思潮文化转向的结果，这一转向具有内在的转换机理。同时，文化消费主义对青年文化消费的影响也具有一系列内在机制。

（一）从消费主义到文化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是“20世纪初在美国开始出现并逐渐盛行起来的一种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现象和价值觀念体系”[2]。生活方式上，它主张消费至上，鼓吹消费是体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手段;社会文化上，表现为资本逻辑的文化外延，诱导个体服从资本的无限扩张;价值观念上，遵从《蜜蜂寓言》的预示，排斥一切禁欲主义观念，推崇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等。

文化消费主义是消费主义思潮在文化消费领域的拓展，力图通过“满足人们片面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使其痴迷低级甚至畸形文化消费”[3]，其并未超出消费主义的本质限定，而只是披上了一件新“外衣”。从消费主义到文化消费主义，存在一整套转换机理。首先，大众对文化生活重视度的提高是这一转换的社会源头。亚里士多德虽然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但也指出平庸的人活着是为了吃饭。唯有当大众物质生活需要达到一定满足程度时，“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又引起新的需要”[4]531，即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要。其次，文化的商品化、资本化和产业化为这一转换提供了必要前提。文化商品化进程被大众占有后发展迅猛，资本入驻和文化产业的集群化也就成为大势所趋，这也为消费主义打通了侵入文化消费的道路。再次，资本逻辑在文化领域的扩张为这一转换提供了根本动力。资本逻辑就是资本无限扩大再生产的增殖逻辑，为谋夺“开辟新大陆”福利来满足增殖野心，当大众消费转向文化时，资本就迅速入驻并极力鼓动大众的文化消费欲。最后，现代大众媒介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这一转换提供了支撑载体。资本要求的文化消费的普遍化必须基于文化商品流通和传播的普遍化，现代大众媒介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文化商品摆脱了对物的固化依赖（单维关系如一本书对应固定文化内容），而转向一种动态依赖（多维关系如联网设备每时每刻都在更新文化内容），推动了文化商品流通和传播的普遍化趋势，进而为文化消费主义的盛行提供重要载具。

（二）文化消费主义影响青年文化消费的内在机制

青年是参与文化消费的重要群体，也是文化消费主义的目标群体，文化消费主义根据青年文化消费理念、行为特点，发展出一整套影响机制。

第一，张力消解：青年文化品质需要的抗性拆解。青年群体的文化消费行为不仅基于工具理性的有用原则，更有呈现价值理性的品位追求，对文化商品的内容质量等表现出“不妥协”态度。但对习气功利的资本而言，文化商品仅具有增殖的工具价值，因此功利主义地追求最高文化生产率和利润率是其唯一信奉的“道德律令”。青年群体与资本的价值取向的对抗构成当代青年文化商品“生产—消费”过程的内在张力，试图取得全面成功的青年文化商品都必须将品质和效率的博弈维持在双方底线之上重合的有限范围内。因此，文化消费主义作为资本追求效率的手段，就呈现出瓦解青年群体对抗张力的机制：一方面通过强化“及时享乐”的感官刺激来消解青年严谨认真的理性思维，一方面通过强调文化商品的泛娱乐性来回避青年的理性追问并麻痹青年，总体上是以功利的工具思维模式来消解青年的品位追求。

第二，符号建构：青年个性表达的文化消费模式。人是“符号动物”，一切“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5]，青年群体热爱自由，追求刺激，秉持“不走寻常路”的个性信条，文化消费成为他们表达个性的重要途径，文化商品内蕴的个性符号成为青年最为看重的附加值。鲍德里亚指出，消费行为受到两种相互冲突的制度的规范，除需要外，“另一个则是产品符码化”[6]203。因此，在青年需要总量既定的前提下，开发、孵化文化商品的“独具一格”的个性符号即IP是当下文化消费主义的重要影响机制。如《盗墓笔记》在同时杂糅男性向的冒险和女性向的耽美等元素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盗墓”IP，取得丰硕的销售成果，大量同人文、周边产品的出现也证明了该IP的市场号召力。该机制一方面呈现“解放”形式，推动青年个性思维的发展，鼓励他们勇敢撇开世俗眼光、打破权威束缚、“活出自我”;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控制”形式，即试图借助重复的媒介宣传来编织信息“茧房”，掌握青年个性符号诠释的话语权，并适时推进符号内容的变迁以增加青年文化消费需要，从而推动青年群体持续消费。

第三，“领袖”培植：青年群体关键“意见领袖”（KOL）与资本的相互成就。相较于资本和商家，青年群体在文化消费选择中更信任具有一定情感联系的关键“意见领袖”的推荐。这些“意见领袖”往往带着明星、网红等标签，属于青年群体某一兴趣圈层的中心人物，具有一定契合青年实际需要的感染性要素（如颜值、才华等），自带较大流量，因此对青年文化消费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以当下青年二次元文化圈中的手办文化消费为例，二次元KOL的精准营销推荐具有明显的拉动销售作用且仍有巨大潜力[7]。但资本与“意见领袖”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互构关系：一方面资本为既有“意见领袖”造势或直接“造神”，通过开设选秀节目和物色草根素人，收买“水军”为其拉票、“打call”等，打造有吸引力的“人设”;另一方面这些“意见领袖”也需要资本提供的平台来实现流量变现，因此必须服从资本安排，向大众进行营销宣传，如在微博上为其站台、参加电影宣发等。文化消费主义进一步强化了二者间的利益融合，一方面增强资本对“意见领袖”的控制，一方面为“意见领袖”的“热度”服务，提升“意见领袖”们的群体影响力。

第四，发声控制：青年文化消费发声的资本收买。青年在文化消费中的角色属性并非固定和受动的，而是存在一种角色动态转变的新趋势。《大学生消费调查报告》显示，大学生更加信赖产品熟人、朋辈的推荐[8]。同时，青年群体也更有意愿和责任心帮助朋友“种草”和“拔草”，他们在“小红书”“豆瓣”等公共点评类APP或微信朋友圈、QQ空间等私人社交圈上对特定文化商品的使用和体验感受进行评论，呼吁好友“入坑”或避免“踩坑”。这种表现让青年群体成为文化消费中的“生产消费者”，即他们一方面在消费，一方面又生产他人的文化消费需要，甚至他们的文化消费行为本身就被纳入文化生产过程，如演唱会中观众与歌手的互动正是演唱会的重要环节。文化消费主义通过收买和控制青年群体消费发声的机制来影响青年文化消费，具体有软性和硬性两种形式：软性形式即通过送礼物、返现等形式收买青年消费者给好评或分享给他人，硬性形式则是直接通过后台控评和购买“水军”在各大平台刷好评和宣传。

二、困境反思：文化消费主义困扰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现实表征

辩证来看，文化消费主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产业发展，但其影响主要还是负面的。青年一代，正处在精神文化生活的形成期与完善期，同时较少从事生产性劳动，拥有一定物质基础和空闲时间，接近凡勃伦所说的“越位休闲”（vicarious leisure）状态，易发生“越位”的过度消费。此外，文化消费主义又结合青年文化消费行为、理念的特点来影响青年，因此青年很可能被文化消费主义围困进而精神文化生活中陷入诸多现实困境。

（一）理想信念走向虚無

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青年理想信念高远、坚定与否，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但受文化消费主义影响，部分青年理想信念可能会崩塌瓦解、没入虚无。

其一，在自我中心意识中解构崇高理想。青年一代应志存高远，树立崇高理想，但“在一个消费时代，或是一个自称如此的时代里，是整个社会前来适应个人”[6]184。文化消费主义强化了感官和意识上的个人主义，让部分青年陷入唯我的感觉主义。对青年感官欲望的强化和理性思维的剥夺，造成部分青年的集体思维蜷缩为个体思维、集体主义消弭于利己主义、社会责任倒向个人享乐。例如，越来越多青年的职业理想从社会取向的科学家、教师等转向个人取向的明星、网红等。在这种自我中心意识中，部分青年理想内含的社会崇高性转变为个人世俗性，对自我现实感受的重视超过了对社会发展前景的考量，崇高理想也就解构为自我欢娱。

其二，在文化功利化氛围中瓦解理想信念。“文化是理想信念生成的精神纽带……是培育理想信念的重要依托”[9]，一个良好稳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助于坚定青年信念。文化消费主义将功利化带入文化市场，让整个市场都展开了一场文化资本循环速率的“生死竞赛”，文化商品的品质、内涵等都被资本狂热的“求金欲”抛之脑后，市场应然的良好秩序被“快餐”主义打破，市场的稳定性被功利化的生产竞逐摧毁，这一乱象进而影响了社会整体文化环境。同时，这种功利化氛围也借助文化商品显现并影响到部分青年。长此以往，功利化所有的短视主义、现实主义、享乐主义让部分青年只关注眼前与自我感受，而看不到自身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丧失奋斗目标的他们以“佛系”自居，认识的误构引起实践的错位，这些青年打着“反内卷”的名义，以“躺平”为荣，对未来、理想的坚定信念在思维和实践的双重逻辑中遭到瓦解。

（二）价值追求逐渐扭曲

价值追求为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向度坐标，但文化消费主义既将多维的价值俗化为纯粹经济价值，又用符号价值取代一切其他价值，致使部分青年的价值追求逐渐扭曲。

其一，在文化消费中落入价值陷阱。文化消费主义受资本主导，正如“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4]192，它的“价值”只是资本增殖意义上的自我商业价值，缺失了社会、道德等价值意蕴。此外，它还向青年狂热营销“享乐至上”“潮流至上”等价值观念，实则是用资本建构的“消费叙事”来解构并取代社会主流价值叙事方式与价值共识。部分青年一方面被其内含的单维价值观念误导，用经济价值凌驾于一切其他价值之上，以个人价值割裂总体价值，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方面被其外显的庸俗价值观念诱导，排斥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用文化消费衡量个人价值，在追求自我价值的路途中深陷无边的文化消费主义“泥沼”。

其二，在符号消费中迷失价值追求。文化消费主义试图用符号价值淹没实际价值以谋求商品溢价和畅销，而这种符号价值建构本身又是基于资本的逐利需求、个人主义和短视特性，部分青年误用这种资本建构的虚伪符号来建构自我价值，如某些文化商品出品方在宣传时大肆鼓噪该商品与爱国主义的紧密联系，误导青年将消费该商品与爱国者的身份建构联系在一起，结果将现实的爱国行动搁置一边，本末倒置。一方面符号价值的偏隘性决定了青年自我认识与价值追求的狭隘性，另一方面符号价值的现实脱轨性决定了他们自我认识与价值追求的虚幻底色以及意识的虚假性。青年们在迷信于符号表征的所谓“个性”、沉浸在文化消费创造的虚幻映像中的同时，将价值追求的集体性、长远性和实践性弃之不顾，最终迷失在前途命运“不靠奋斗靠包装”的假象中。

（三）审美生活日渐庸俗

审美生活是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审美生活可以愉悦身心、提升精神境界。但在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文化内容劣质庸俗，文化形式突出感官刺激，可能造成青年审美的庸俗化取向。

其一，在低俗的文化内容中产生审美偏差。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的文化市场中充斥着资本的增殖狂热，随着质量优先原则这一张力抗性的消退，缺乏美的意蕴的低俗文化大行其道。马尔库塞揭示了资本主导下大众文化的俗化趋势，指出“快乐原则吞并现实原则;性欲以对社会有利的形式解放出来”[10]，认为在抹除精英文化的对立和超越性要素后，低俗文化成为流行。例如一些文化资本平台，为吸引流量，放纵大量暴力、软色情等低俗文化商品的问世，助长“恶搞文化”“审丑浪潮”“废话文学”等低俗文化的流行。青年长期受到低俗文化的影响，很可能发生审美的认知偏差，批判向度的缺失让他们认同甚至效仿这些庸俗文化的畸形审美，如“网红脸”“白瘦幼”等。

其二，在持续的感官刺激中降低审美素养。本雅明指出，“消遣性接受随着日益在所有艺术领域中得到推重而引人注目，而且它成了知觉已发生深刻变化的迹象”[11]，而文化消费主义将这种感官消遣推广至所有文化商品。热爱冒险、追求刺激、注重娱乐是青年的本性，但却被资本利用和放大，沦为劣质、低俗文化商品的重要目标群体。青年虽然可以通过感官刺激缓解精神压力，获得瞬间快感，但不利于其审美素养的长期发展。青年长期将注意力放到感官刺激就会忽视文化商品对自身审美素养的熏陶，对即时感觉的强化导致后续反思的匮乏，审美反思的缺位加剧审美素养的下滑。

（四）娱乐生活趋于空虚

数据显示，2018年“90后”“00后”新生代在文化娱乐上的消费占比就已经超过24.5%[12]。娱乐生活是青年缓解精神压力和疲劳、实现身心愉悦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青年的娱乐生活呈现只“娱”不“乐”的状貌。

其一，在短暂的狂欢中缺失人生体验感。根据勒纳的发展情境论，青年所处的社会情境对其成长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文化消费主义营造的文化消费狂欢情境中，部分青年对生命意义等宏观问题的探索就被“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所取代。波兹曼揭露了“娱乐”的世界统治力：我们“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13]。文化消费主义进一步强化了“娱乐”的权柄，试图用浅薄空虚的娱乐文化取代意蕴深刻的严肃文化和高雅文化，文化营养的匮乏与文化教化功能的遮蔽和肢解，进一步扼制了青年的思维探索，多元的人生体验降维成纯粹的作乐寻欢，在即时快感消退后，其体验就趋向虚无。

其二，在娱乐消费中陷入孤独无助困境。有调查表明：“‘90后’大学生进行的文化消费……呈现出浅层化、娱乐化、消遣化的亚健康状态。”[14]在这种亚健康文化消费中，青年一方面不能得到多少思想沉淀，一方面如果将在此养成的自私自我的娱乐趣味带入现实，在现实生活中也会面临诸多困境：“我行我素”的青年对他人感受的忽视以及异质观点包容性的减弱，让其在现实行事中难以顾及他人感受，甚至用线上的圈层模式为人处世、画地为牢，造成社会性的脱离，引发精神孤独。此外，青年若形成娱乐文化消费上瘾机制和非理性的超前消费习惯，就会沦为自身欲望和文化资本的奴隶，财务赤字让欲望不能得到持续满足，从而陷入痛苦无助中。

三、破解之道：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应对策略

文化消费主义思潮微观上阻碍了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良性成长，宏观上也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对此，应通过引导和满足青年精神文化需要、培植青年科学的文化消费观念和行为、重塑青年的精神家园来帮助青年打破文化消费主义在精神文化生活中造成的困境，推动青年精神文化生活有序、高质、向好发展。

（一）引导和满足青年精神文化需要，推动精神文化生活有序发展

精神文化需要是文化消费的前提，也是精神文化生活发展的动力。但是，文化消费主义一方面利用文化商品的符号价值来虚假地满足青年对理想信念、价值追求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利用文化商品的使用价值来放纵青年对审美生活和娱乐生活的需要，实质是将青年精神文化需要统一转化为无休止的欲望。因此，必须在对这种“统一欲望”解构的基础上对症下药，推动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有序进行。

一方面，要帮助青年打破文化消费主义营造的符号假象，引导青年将对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的需要建立在现实奋斗中。首先，坚守线上线下多维文化市场阵地，严格管控文化资本并把关其在各大平台上的推广活动，严禁带有虚假性和过度联想性的内容，并形成严格健全的管理机制。其次，基于青年对“个性”等符号的追捧态度，引导青年推动这些符号建构重回“正途”，从“正能量”的积极视角重构文化产品的符号意义。最后，强化青年的理想与价值教育，引导青年超越符号、“回歸本真”，将实现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的需要落实到现实奋斗中，特别是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联系在一起，不断奋进。

另一方面，要帮助青年摆脱对庸俗文化产品的惯性依赖，用优质“文化盛宴”提升青年审美生活和娱乐生活品位，重塑青年群体的文化消费张力。首先要完善文化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文化商品的监管体系和社会评价体系，让文化“劣币”无处可传从而无利可图。其次要加强青年的审美和娱乐教育，助其树立科学理性的审美观和娱乐观，重构文化鉴别的批判和反思向度。最后要由文化宣传等相关部门主导，生产大量如《我和我的祖国》《觉醒年代》等优质文化产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用一系列“文化盛宴”向广大青年传递高尚、积极、理性的审美和娱乐品位，从而恢复被文化消费主义瓦解的文化商品“生产—消费”过程的内在张力。

（二）培植青年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观念与行为，提升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

文化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塑造精神世界、促进个体精神成人。但是，在文化消费主义误导下，部分青年形成了错误的文化消费观念，引发精神文化生活的俗化。对此，应帮助青年树立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观，养成正确的文化消费行为习惯，提升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

一方面，从认知层面提升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一要明确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观就是“要求消费者自觉抵制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倾向，反对炫耀性、符号性、虚假性的异化消费模式，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15]。二要通过“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教化机制，同向发力，多元助推青年对正确消费观的内化。社会充分发挥媒体平台的舆论引导功能，宣扬正确的文化消费观念，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社会文化消费风气。学校应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中强化文化消费观教育。家庭应在家风教育中加入文化消费观相关教育，家长更要以身作则。三者联动实现的大思政课建设可以推进文化消费观教育，从而以更宽广的平台、更庞大的受众群体、更低的准入门槛和更多元化的手段帮助青年形成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观。

另一方面，在行动层面提升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内化是前提，外化是关键。一要重视关键“意见领袖”和朋辈行为对青年群体的行为示范效应，督促和引导“意见领袖”等社会公众人物进行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对青年群体施以正向引导。二要在大数据时代保护隐私的前提下，精准掌握青年的文化消费动向，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行为规范与引导。三要激发青年主体活力与创造力，激励、引导青年成为当代优秀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让青年近距离切身感受优质文化产品内含的精神品质与价值意蕴，从而主动同文化消费主义与劣质文化产品划清界限，自觉养成正确的文化消费习惯。

（三）重塑青年精神家园，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境界

精神家园“是人们对生活意义、生存价值和生命归宿的一种精神与文化认同”[16]。但是，文化消费主义造成青年理想信念的虚无、价值追求的扭曲、审美生活的庸俗和娱乐生活的空虚，给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带来严重危害，造成青年精神家园的荒芜。为此，必须帮助青年在现实的基地上重塑精神家园，在重塑中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境界。

青年精神家园的荒芜一方面源自文化消费主义营造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毒瘴”，一方面在于过度消费劣质文化商品引发的精神营养不良。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引领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层面的要求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爱国”就是要求个人与国家间要建立亲密的情感联系，力戒个人至上倾向;“敬业”就是要求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奋斗、发光发热，抵制享乐主义倾向;“诚信、友善”就是要求个体间保持和谐良好的联系，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反对个人主义倾向。通过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引导青年超越文化消费主义造成的局域性视野和片面化思维，将自身精神文化生活发展的微观叙事同宏大的历史叙事相结合，超越个人享乐的低俗境界，追求奉献社会的崇高境界，重新找回建设精神家园的正确方向。二要充分挖掘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用这些精神文化滋养提升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境界。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华夏儿女的共同精神家园，“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17]。同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影响青年精神生活、引领学生成长成才中发挥主导作用”[18]。因此，我们要促进这些优秀文化资源的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让其成为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强根剂”和“营养剂”，让青年在优秀文化的涵养中培实精神文化根基，筑牢精神文化之魂，共建美好的精神家园，开创精神文化生活的新境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争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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