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管理论文

2022-04-23

摘要：将法律制度作为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变量纳入模型考虑已经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禀赋主义将法律与经济的关系假定为一种单向因果关系，认为一旦正确的法律制度建立起来，则自然会实现经济增长，这种仅从法律供给角度考虑二者关系的观念在“法律与发展运动”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片面的。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管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管理论文篇1：

我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在传统C-D生产函数中引入制度变量，实证检验了我国1952年至2011年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在长短期内的关系。首先，为全面衡量我国制度变迁，分别就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变化选取相应指标，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综合制度变迁指标。其次，在引入带有制度变迁变量的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构建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计量模型。最后，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检验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且制度变迁和人均资本存量都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短期内当期的产出变动还受上期产出变动的影响。

【关键词】经济增长制度变迁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在我国6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平均每年GDP增长率达到了9.8%，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但大多利用传统经济理论，将制度作为不影响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看待。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利用制度变迁解释国家内和国家间经济发展的研究日益增多，如诺斯认为创新、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制度才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Stiglitz（2004）认为经济增长动力问题研究应建立在一国特定经济环境和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我国建国以来，制度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度。因此，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便不能脱离我国的制度变迁。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图分析制度变迁背景下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为了考察制度变迁的长短期效应，本文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了分析。

二、文献回顾

自诺斯开创性研究以来，新制度经济学派尤其关注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诺斯一反传统观点，认为只有实施有效制度、实现执政者约束和产权保护，刺激民间投资和技术进步，经济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政治制度和产权制度先于经济发展并决定经济增长，资本和劳动只是经济实现增长的手段，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然而Acemoglu（2008）指出，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确定；Barro（1990）和Glaeser et al.（2004）更强调，政治制度是技术进步、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此外，我国学者对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刘红等（2001）和吴洁等（2003）分别在索洛和Rasmey模型框架中引入制度因素，以研究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潘慧峰、杨立岩（2006）将制度变迁加入内生增长模型，刻画了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李富强等（2008）将制度引入理论增长模型诠释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表明制度越完善，经济增长就越表现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发展。制度不仅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还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投入和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虽然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引起了学者的大量关注，但是对制度因素进行量化却一直是难点（车士义和郭林，2011）。我国学者分别从制度变迁的不同方面，并利用不同统计方法对制度变迁进行衡量（刘文革等，2008），但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并且，针对我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诸多研究也存在许多不足，对制度指标的选择较少考虑非正式制度变迁。因此本文试图在综合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考察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关系。

三、模型设计及变量选取

传统C-D生产函数假定Y=ALαKβ，其中Y为实际产出、A表示技术进步、L为劳动投入、K为资本投入。α和β分别表示劳动投入产出弹性和资本投入产出弹性，同时假定技术是中性的，此时α+β=1。本文在此基础上引入了综合制度变量I，即Y■=A■L■■K■■I■■。方程两边同时除以L并取对数，得出计量模型（1）：Inyt=lnAt+βlnkt+rlnIt+μ。其中，yt表示第t期的人均产出，kt表示第t期的人均资本，It表示第t期的综合制度指标，而lnAt作为常数项处理。

本文选取1952～2011年相关数据，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其中人均产出y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表示，并且以1978年作为基期。人均资本存量k采用王小鲁等（2007）的数据，并将2007年后缺失的进行指数平滑至2011年。

North（1990）认为制度不仅包括法律法规、契约合同等正规约束，还有文化习俗传统规范等非正规约束。本文对综合制度变量做了相应划分，分为正式制度及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的衡量参照林毅（2012）的划分标准，包括产权多元化IP、对外开放程度I0及分配格局变化Id，而对于非正式制度则参照雷韵等（2012），将人力资本作为衡量非正式制度的主要指标。因此，综合制度变量用函数表述为I=F（IP，I0，Id，Ii）。随后，采用能够很好避免指标之间的高度相关性的主成分分析对各项制度变迁指标进行综合。结果显示综合制度变量为I=0.250IP+0.262I0+0.225Id+0.263Ii。

四、模型实证检验

本文首先对模型中各变量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在5%水平内，Lny、Lnk及LnI均不平稳，但均一阶单整。由于同阶单整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nson协整检验以判别。依照SIC准则，Johnson检验的最优滞后变量选为1。结果显示，在5%显著水平下三者存在协整关系，即lnyt=1.235lnIt+ 0.596lnkt+0.855。且人均资本存量及制度变迁在长期内均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

随后，本文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研究长期均衡及短期波动关系。在协整检验基础上，将VEC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选为1，得到初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随后对初始模型中不显著的变量进行了剔除，得出修正后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如下所示：

ΔLnyt=-0.268ECMt-1+0.479ΔLnyt-1+0.033 （2）

（-4.369）*** （4.321）*** （3.119）***

R2=0.357 ■2=0.333 DW=1.897

其中：

ECMt-1=Lnyt-1-1.235LnIt-1-0.596Lnkt-1-0.855 （2.1）

（-9.1414）*** （-17.524）***

由误差项可知，在长期内，人均产出与人均资本存量、制度变迁存在正相关关系。长期内，资本存量积累和制度改革均有利于我国长期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敏感性远大于经济增长对资本存量的敏感性，其可能的原因在于我国在过去60年中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转变，市场制度逐渐发展，因此制度变迁所体现出来的边际作用较为明显。进一步结合林毅等（2012）针对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结果，本文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非正式制度变迁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有着更为积极的作用。正如North（1990）所说，正式规则能够补充和强化非正式约束的有效性，也可能修改、修正或替代非正式约束，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将产生出对于不同交换制度框架的有效需求，而其成败，则取决于非正式约束。

此外，模型（2）中ECMt-1的系数显著为负，即当短期内人均产出偏离长期均衡水平时，误差修正项会将其拉回到长期均衡水平；Δlnyt-1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当期的人均产出正向地受滞后一期产出的影响。因此，修正后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证明了制度变迁和人均资本存量都对经济的增长有促进作用，同时当期的产出变动还受上期产出变动的影响。

五、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1952年至2011年的宏观经济数据，研究了长期和短期内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首先，本文按照North对制度的定义，将制度变迁分为正式制度变迁和非正式制度变迁，通过将制度引入传统的C-D生产函数，并利用Johnson协整检验及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制度变迁和资本存量与经济发展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制度改革和逐步完善将有助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而短期内当期的产出变动还受到上期产出变动正向的影响。因此，实现我国长期均衡发展，离不开各项制度的逐步完善，必须坚定不移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改革，同时不断提高国民教育水平，这将在长期内为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供条件。

参考文献

[1]North，D.C.，1990，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Acemoglu D，Robinson J.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growth and development[J].World Bank，Washington DC，2008.

[3]Glaeser E L，La Porta R，Lopez-de-Silanes F，et al.Do institutions cause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4.

[4]潘慧峰，杨立岩.制度变迁与内生经济增长[J].南开经济研究，2006，（2）.

[5]李富强，董直庆，王林辉.制度主导、要素贡献和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分类检验[J].经济研究，2008，（4）.

[6]雷韵，谢里，罗能生.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16）.

[7]林毅.经济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1952-2010年数据的分类检验[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7）.

作者简介：王运通（1990-），男，汉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市场结构与政府规制。

作者：王运通

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管理论文篇2：

法律供需均衡视角下法律对经济之反馈刍议

摘要：将法律制度作为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变量纳入模型考虑已经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禀赋主义将法律与经济的关系假定为一种单向因果关系，认为一旦正确的法律制度建立起来，则自然会实现经济增长，这种仅从法律供给角度考虑二者关系的观念在“法律与发展运动”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片面的。如果将法律需求纳入考虑范围，并承认经济发展主要源于一种“创造性破坏”，那么法律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的是一种高度复杂、循环往复的“行为及策略性反应”过程，法律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于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中“创造性破坏”具有良好的回应能力。

关键词：经济增长；供需均衡；禀赋主义；“创造性破坏”

收稿日期：2018-09-10

作者简介：王几高（1982—），男，安徽安庆人，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司法、金融法。

一、禀赋主义的理论、法律实践及反思

（一）禀赋主义：从韦伯、诺斯到拉波塔

从经济发展史来看，传统的商业惯例、社会习俗、家族关系和宗教力量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交易双方的诚信程度予以要求，从而给经济活动和交易行为带来保护性力量。但是，现代经济中的交易规模巨大、交易环节繁杂以及参与人数众多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使得传统的非正式规范无法成为维持现代市场秩序的制度支撑。20世纪初，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组织及近代工业革命产生的主要条件是围绕着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制度框架得到有效保障，包括：企业产权受到承认和保护，商业组织能够在市场中自由进入、竞争和退出，商业组织可以依据恰当的会计方法所进行的合理核算来做出决策，法律及其他相关制度具有可信赖性和可预期性，劳动者能自由享受其个人劳动成果，产权可以转让以及可以通过公开募集资金的方式为公司融资。他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即提供“理性规则”的法律秩序通过对交易行为提供“预期”和强制权力的保障而支撑着现代经济活动的开展。

韦伯的这一理论被新制度经济学加以继承和发扬，其中美国经济学家诺斯通过对经济史的梳理考察后发现，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在近代崛起，根本原因在于西欧社会产生和发展出高效率的经济组织，而高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出现又依赖于在制度上通过确立产权来对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创造出一种激励机制——使得个体的经济行为变成一种私人收益率无限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提高要素市场的效率。可见，有效实施的产权和契约法通过提高企业家的可预测性、降低交易的成本，使得经济高速发展。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以拉波塔为代表的研究团队（以下简称LLSV）从微观的截面数据就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进行了定量化研究，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选取了49个有公众公司的国家，对其法律渊源、投资者保护的法律规则以及执行效果等重要内容进行了分类，通过对法律变量和财务变量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投资者权利保护程度、法律执行质量等法律变量与资本市场规模、公司价值等金融变量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LLSV的研究对法律改革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世界银行在其研究基础上设计了衡量法律治理、司法质量以及政府规制水平的五大类指标，以此量化分析各国、各地区的商业法律与规制情况，自2003年起每年出版《营商环境报告》对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商业法律、产权保护等商业规制环境进行评估，并提出改善各国和地区投资环境的政策建议。

在这种分析路径下，法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被暗示为一种单向因果关系：法律制度——经济秩序和效率——经济增长。一旦合理的法律制度被建立起来，那么经济增长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结果。美国学者米尔霍普和德国学者皮斯托将这种观点称为“禀赋主义”，其理由是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将法律制度视为与高速公路等基础建设类似的、经济腾飞前所需的一项固定资产投资，即它是一种稳定的外部因素，不会变动不居，在法律适得其位时，经济社会的发展路径也就被决定了。

（二）禀赋主义理论下的法律改革实践及反思

禀赋主义对法律改革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法律与发展运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批来自发达国家（早期主要是美国）的法律学者、政治学家致力于将所在国的法治理念和法律制度输出并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兴起了“法律与发展运动”，这些行动主义者在国际组织、发达国家政府、高等院校和私人基金的資助下，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建立本国“现代的”法律制度体系以实现本国的“现代化”。

法律与发展运动分为两个阶段：“旧法律与发展运动”和“新法律与发展运动”。前者始于20世纪50年代终于20世纪70年代。在这次运动中，美国分别派了大约150个、50个、50个“使团”到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人士除了在本国被组织起来参与各种实践活动之外，还被挑选出来到美国斯坦福、哈佛、耶鲁、威斯康辛等大学接受培训和交流，整个运动耗资巨大，仅美国法律援助计划中的资金投入就达到2000万美元。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法律与发展运动陷入了危机和困境，1974年其主要领导者正式宣告了这一阶段法律与发展运动的“死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们认为，尽管这次法律运动是充满善意的，但却不是科学严谨的，因为这些改革尝试是建立在一个大胆假设——法律制度体系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功能的基础上，而这种大胆假设一方面缺乏某种发展完善的理论支持和论证，另一方面又没有在其发源国家获得实证数据的检验。

“新法律与发展运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政策的设计中强调市场机制和经济自由的复归，取消了制约市场机制和扭曲资源配置的各项计划管制，在转型国家中一般会同时推进两类改革：I类改革，即宏观稳定、价格自由、向国际市场开放等；II类改革，即市场导向型法律体系和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商业、银行部门的深层次发展和适合的监管机制等。在这次运动中，来自欧美国家的法律专业人士怀揣各种宪法、民商法典和立法政策建议蜂拥而至， 15个主要国际性发展机构和20多个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加入了发展中国家法律改革与技术援助的项目之中。这次运动是否能够最终达到预期安排和效果尚未形成定论，但这次运动依然带有“旧法律与发展运动”固有的缺陷：虽然这些从发达国家中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已经成为当地立法，但这些新法律规则的实施程度乏善可陈，执行效果不尽人意。因此学界广泛认为该运动的效果和影响相当有限。

对法律与发展运动反思和总结有很多，其中美国学者戴维·杜鲁贝克在总结教训时指出，在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制定者看来，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代表着一种更加高级和更为先进的法律发展阶段，同时他们往往没有思考他们自己国家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和制度需要。在这种背景下，所移植的那些植根于自由主义文化和强调个人价值实现的西方法律制度，同本国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和制度需要可能完全不相容，因而没有理由认为外国的法律会天然地与本国的现实相互匹配和衔接。因此，必须对这些制度需要本身进行研究，制定的解决方法也必须适合本国的需要。将法律供给视为一种可以单独实现经济发展预期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可能太过简单ak 过于理想。

二、法律供需均衡决定了法律制度功能的实现

（一）法律供需均衡的经济意义

法律供需分析的假设前提是存在着一个具有类似于市场机制属性的法律市场，市场机制是通过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两支力量共同推动的.在法律市场中，法律制度获得生命力、有效地实现其功能价值也是由法律供给和法律需求两个方面的均衡所达到的。

法律供给是指国家机关在特定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提供和适用法律规则以规范社会主体的行为。诺斯认为，国家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各方博弈的基本规则，这些基本规则主要承担两个方面的重要目的：一是确定竞争与合作的基本准则以促成产权结构形成，从而对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中的所有权结构予以界定；二是在第一个目的框架中，降低因界定、谈判和实施作为经济交易基础之经济契约而发生的交易成本，从而使得投入产出率水平达至最大化，进而增加国家税收基础。[1]此外，由于正式制度在本质上具有公共或半公共产品属性，由国家集中化方式而不是民间分散化方式来进行制度供给，可以有效地低制度供给成本。

法律需求是一种制度需求，是社会主体因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产生的对国家机关的立法、执法、司法活动进行“购买”（主要体现为“遵守”法律）的主观愿望和客观能力，是人们对于现有的和未来的法律资源的肯定性需要和现实性行为。[2]法律需求的根源在于作为需求主体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具有“经济人”属性，即其行为选择是以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为准尺。法律需求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现有法律制度的效用、主体利益偏好以及非正式性规范等。

法律供需均衡是指国家机关进行立法、司法、执法等法律供给与人们遵守法律的主观愿望和客观能力的法律需求之间达到彼此适宜状态。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律供给和需求没有达到均衡状态，法治的方向应该是尽可能使法律的供需关系趋向均衡。尽管现实社会中法律供需均衡难以达到或转瞬即逝，但这种供需均衡的逻辑结构为立法和司法活动提供了一种参照标尺。

（二）法律需求对经济治理的价值

首先，如果其他的非正式制度能够有效地、低成本地保护或协调相关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那么即便是现有的法律供给充沛且在促进市场发展方面效果良好，市场主体也未必愿意“购买”或采取法律制度的方式。换言之，非正式制度会减损甚至冲销法律制度需求。如二战后的日本法律制度高度发展，法律制度供给充沛，但是彼时日本的商业组织和政府官僚部门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官吏精英们积极发挥着保护私人经济部门的利益并协调市场商业活动的核心作用，这种模式在一段时期内促成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又反过来正向强化了这种非正式制度模式，这就使得经济活动很多方面都不依赖法律制度作为治理机制。[3]

其次，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交易环节的复杂、交易主体的增多，原有的依靠人际关系相互监督、相互信任以及声誉机制等非正式制度難以适应和满足交易的现实需要。美国学者克罗斯指出，若没有国家对市场主体权利的强制性规制，仅仅依照市场自发运作所产生的高额的交易成本将会使得这种复杂的社会生产系统陷入瘫痪之中，更不用说进行长期交易中的特定投资了。[4]因而市场主体对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的治理需求就会不断增加，此时法律规范才能真正介入和参与市场活动，获得推动经济增长的机会和条件，而不是被市场主体束之高阁。正如美国学者伯克威茨所言，当被调整的法律适应当地实际需要时，人们将产生使用法律的真正需求并愿意分配足够资源以执行正式的法律制度和发展正式的法律秩序。[5]

第三，需求是主观愿望和客观能力、肯定性要求和现实行为的统一。如果说交易主体对法律制度的“需要”是一种“愿意”选择法律制度作为交易行为的庇护者，那么将这种“愿意”转化为真正的法律需求，是法官、律师、政治家以及其他法律中介等关键主体和主要利益群体的现实行为。正如美国学者米尔霍普所言，那些支撑着以特定法律制度或非正式制度作为治理制度的“人”是正式的法律变迁所需要的至关重要的潜在制度变革力量。[6]要使得法律有效地发挥功能，必须存在对法律制度的需求，对法律制度的强大需求将为法律变革提供资源，法律中介者积极回应了这种需求，从而使得文本上的法律规定（法律供给）可以被运用到实践中。

三、经济发展中的“创造性破坏”与法律制度

（一）法律与经济的“行为及策略性反应”过程

对于禀赋主义中隐含的法律供给与经济增长存在单向直接因果关系的假定，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质疑和分析。美国学者金斯伯格和尤伦认为，对于特定法律制度与经济结果之间到底存在着何种直接因果关系，目前学界所知甚少，而且特定规则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无法观察性。[7]美国的另一学者伯克威茨认为，新的法律供给在深刻改变既存的现有经济秩序的同时，可能还会带来不利的后果，例如，彼时印度殖民政府为了改善农民受制于特定区域内拥有垄断地位的单一债权人的困境而移植了土地业权制度，新制度在创造了具有竞争性的债权人市场的同时也导致了农民所租土地被收回，结果酿成农民起义。[8]

如果将法律需求纳入考虑范围则会发现，将法律与经济发展视为一种高度循环往复的“行为及策略性反应”[9]过程可能更为可取。由于新技术的出现、新市场主体的参与抑或是关于市场或参与主体的破坏性信息的出现，导致了既有市场结构发生了变化，使得现行法律制度和市场需求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和潜在冲突，产生了一种新的法律需求。为降低这种因为新的紧张和冲突关系在现行法律制度未给予明确指导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和预期缺乏，及时缓解市场需求和现行法律之间的紧张度，立法部门、行政机构和司法部门等法律体系的主要构建者们必须提供新的法律供给以便对这些不确定性予以回应，帮助市场主体形成明确预期。法律供给主体的每一次回应将会对这些问题中所涉及的产权结构、利益关系形成新的界定和划分，这种产权界定和利益划分本身就是一种博弈规则，因而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激励机制。在新的激励机制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市场主体也会相应地调整其行为以适应新的法律规则，并且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对新规则娴熟运用至极，直至下一个新的法律制度出现。这一过程不是一次性回路，而是一个周而复始的法律与市场之间的螺旋式反馈过程。

从法律供给角度来看，法律制度作为一项资源禀赋将推进市场活动的扩张；从法律需求角度来看，法律制度是根据市场变化带来的新需求做出的一种制度回应。美国的企业法律制度就是在不断回应不同商业发展阶段要求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在美国商业发展的草创阶段，各州颁布了赋权宽泛的公司法以满足公司形态兴起的需要，但在随后的职业经理人兴起阶段，构建经理层和公众投资者之间的信赖和忠诚关系成为资本市场的一项重要需求，因而法律创立了信息披露、利益冲突规则和信义义务等规范。到了金融中介和机构投资者成为职业的投资经理阶段，金融中介稳健运行，将公众隔离于金融中介的破产风险之外又成为了一项新的市场需求，因而法律创设了大量的限制性监管规定。当下，众多工薪阶层将个人财富和资产委托给投资计划管理人进行保值增值，社会化储蓄功能也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如何保障这些委托人的权益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结果就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开始兴盛。[10]

（二）经济发展的“创造性破坏”及法律制度的回应能力

在解释经济增长时，奥地利学者熊彼特试图从经济系统内部找出导致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导致经济发展的内在力量是“创新”，并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的概念。所谓的“创造性破坏”是指，创新会持续地从经济系统内部破坏旧有经济结构而代之以一种崭新的经济结构，每次大规模的创新都会淘汰旧有技术和生产体系，并建立起全新生产体系。而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中“创造性破坏”的回应能力恰恰是法律制度促进经济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回答了LLSV的发现：相对于大陆法系国家而言，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更加强调保障投资者权利，金融市场也更为发达、经济增长更为迅速。普通法系国家在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中“创造性破坏”的回应能力方面能够做得更好，其根本原因可能就是普通法系国家强调判例立法，而判例立法更像是一种决策分散、去中心化的市场，它具有一种帮助好的创新存活、差的创新淘汰的遴选机制；普通法执行“遵循先例”的机制，可以在大部分时间内为市场提供一种稳定预期，但在市场发生巨大经济变化时又允许规则及时地发生颠覆性变化、确立一种崭新的稳定预期（相对的，大陆法系国家强调成文立法，成文立法活动类似于一种决策集中化的中央计划机制）。换言之，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之所以能更好地保护投资者，提高经济效率，关键在于其法律制度所内含的对经济发展中“创造性破坏”的良好回应功能。

禀赋主义让我们看到了法律供给对经济的助推作用，而法律供需均衡则提醒我们这种助推作用的实现依赖于法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内在需要的回应。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产生不同的经济秩序需要，也会带来不同的制度需要，因而在法律制度层面的回应也会有所不同。对于成熟的工业化国家而言，构建一套适合的法律体系并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就足以推动经济持续发展，但是对于比较落后的经济体或转型国家而言，只是简单地移植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框架并不能实现工业化的大发展。事实上，相同的制度对于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会有着不同的效果。西方著名的经济史专家格申克龙认为，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在引入适当的法律制度的情况下，在经济发展早期的确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在后期对经济增長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法国经济学家阿吉翁等在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框架内建立了一个将制度作为内生性因素纳入其中以分析经济收敛的模型，通过分析该模型后得出结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制度与之匹配；在国内生产力水平与全球技术前沿之间差距较大的经济发展阶段，模仿模式可以高效提高生产力，因此制定能够促进模仿的政策制度较为适宜；在国内生产力水平与全球技术前沿之间差距较小的经济发展阶段，独立创新对生产力的提高作用更为突出，因此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律制度以促进国内自主创新。[11]

毫无疑问，禀赋主义所秉持的法律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作用的理念显然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对大多数的持续经济增长而言，法治即便不是充分条件也是一个必要条件，大量的历史性和比较性的经验数据已经表明，法治与经济增长具有一种正相关关系，但是法治不只是提供法律制度，禀赋主义的法律供给视角所带来的法律与经济之间的简单因果关系可能在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法治文明的进程中产生一些错误认识。事实上，对于法律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是存在着很大的理论讨论和辩驳的空间，起码从法律供需均衡这个角度还值得进一步微观性地探索法律和经济关系的作用机制，如果经济发展的内在力量是一种“创造性破坏”，那么将法律与经济发展视为一种循环往复的“行为及策略性反应”过程可能更为可取。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冯玉军.法经济学范式研究及其理论阐释[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01）.

[3][6][9]（美）柯提斯·J·米尔霍普，（德）卡塔琳娜·皮斯托.法律与资本主义：全球公司危机揭示的法律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M].罗培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美）弗兰克·B·克罗斯，罗伯特·A·普伦蒂斯.法律与公司金融[M].伍巧芳，高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8]（美）丹尼尔·伯克威茨等.全球视野下的法律移植效应[J].清华法治论衡，2014，（01）.

[7]（美）汤姆·金斯伯格等.法律与经济发展：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什么？[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6，（04）.

[10]Robert Charles Clark，The Four Stages of Capitalism：Reflections 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Treatises，94 Harvard Law Review.pp561-582（1981）.

[11]刘志铭，郭惠武.创造性破坏、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的发展[J].经济评论，2007，（02）.

（責任编辑：张艳）

Key words：economic growth；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endowment doctrine；“creative destruction”

作者：王几高

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管理论文篇3：

改革开放后新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构建民族地区制度因素指标体系和理论模型，本文发现，制度因素，特别是经济制度因素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政治制度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积极作用，法律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不明显。本文最后还提出了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三条建议。

[关键词]新疆;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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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跃平，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光木，男，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地区经济制度研究。

在某种意义上，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增长重要源泉已成为共识，但是，这一理论适用于世界多数国家、全国整体和国内部分省份，并不意味着对民族地区同样适用。这是因为，我国民族地区有着和东中部其他省份不完全相同的政治、经济、地理、制度、文化等环境和因素，适用于国家整体的经济理论并不能简单的套用于民族地区，或者说，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否依赖于制度的保障，制度因素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大小，是不是具有决定性？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因此，探究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制度根源和因素是一个颇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然而，在国内经济研究领域和民族经济研究领域，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研究并不是很受重视，相关研究成果也较为鲜见，在倡导和推进各区域均衡发展，使人民群众更多更公平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本文旨在借助概要梳理制度变迁理论，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来探究民族地区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通过构建民族地区制度因素指标体系和理论模型，进而提出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具体切实可行的建议。

一、研究基础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经济学家从未停止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探讨。关于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有三种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古典经济学家以及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都认为增加自然资源、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投入就能够导致经济增长，并认为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经济增长理论兴起，这一理论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它将知识和人力资源引进经济增长模式，说明了经济长期稳定均衡增长的源泉。但是这一理论忽视了社会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同时代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用历史与经济相结合的研究向人们表明：历史上的经济革命并不是由技术革命导致的，技术革命只不过是伴随经济增长的一个现象或一个结果，是制度的变迁为技术革命铺平了道路。制度是一种稀缺要素，当经济增长存在制度瓶颈时，制度变迁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制度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1]

目前，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的观点已经得到普遍认同。新制度经济学派通过大量实证提出了“制度至关重要”的命题——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才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詹姆斯·A·道等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的最大障碍，不是资源条件差、收入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弱，也不是人口太多、缺乏外援，而是缺乏一种有效的制度。”[2]威廉·伯恩斯坦也指出：“繁荣是制度性的，在某个社会框架下人们对商业交易的思索、操作和相互影响，决定着经济增长。”[3]国外新制度经济学新近研究成果表明，制度作为一种经济基础设施是决定经济主体是否愿意投资于资本、技能以及经济长期发展所需技术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制度经济学也给予了高度关注，也诞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陈志武（2008）通过分析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的发展历程，发现“物资丰富只能给一个国家提供优质的‘先天条件’，但这并非‘先决条件’。一个国家更重要的财富是其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以及与其相配套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这种制度财富是无形的，它比有形的‘地大物博’更重要、也更‘值钱’。”[4]刘传江、周玲（2003）通过研究也发现，尽管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不仅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而且也涉及到经济结构、技术进步等方面的问题，涉及到指导思想、发展战略、产业政策乃至人们的观念问题，但对其起决定性作用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体制问题。综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人们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不同的经济体制就会产生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进而影响其经济效率和增长方式。因此，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必然会有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增长方式。[5]

随后中国学者将注意力转向国内。王艾青（2009）立足中国实际，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了制度和经济增长的联系。进而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开始的，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大大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成本，带来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6]王树春等（1999）则对比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制度效应，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及其作用方式将逐步转变，最终建立起具有内在制度创新机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变迁转变为自发性制度变迁模式，促使经济可持续增长。[7]傅晓霞、吴利学（2002）通过分析市场化和开放型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也验证了制度创新与制度变革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之一的观点。[8]胡树林（2004）以西部为例，也发现西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借助制度与创新这一粘合剂促成生产要素、企业与产业的联动运转，从而形成合理的、高度化的区域经济增长结构，制度安排决定着西部经济的整体运行状况，强烈地影响着西部经济的增长与发展。[9]张梅（2008）通过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进行研究后也发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既不能忽视技术进步，更应该强调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的作用。[10]

然而，制度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的总称，究竟包括哪些方面呢，或者说，哪些方面的制度才是对经济增长产生实实在在影响的制度呢？这是最近几年来国内制度经济学家们重点关注的问题。王洪庆、朱荣林（2004）利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在河南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经济体制变革对河南省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贡献，是促进河南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11]张跃平（2008）总结分析国内外经济增长中的制度绩效实证研究成果后认为，产权制度、契约制度、政府与市场相互协调关系等制度对经济增长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12]李延凯、韩廷春（2009）基于中心城市层面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厘清了上述观点，他提出：规范的地方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存在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提高经济市场化运作水平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保证，对外开放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13]戚文海（2010）以俄罗斯为对象进行研究，发现体制变迁、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是制约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三大因素。[14]闫茂旭（2013）则专门探讨了干部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计量研究结果表明，新时期以来的干部制度变迁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及问题都与干部制度密切相关。[15]

在认真梳理既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刘玉珂、邝湘敏（2012）通过构建一个制度的综合指标体系，并以湖南省为例，对不同的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综合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影响。[16]雷韵等（2012）放眼全国，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角度运用中国1990～2009年的统计数据全面的衡量了期间的制度因素，研究发现，由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所构成的正式制度在制度因素中占据主导地位，而非正式制度在制度因素中所占的比重较小，制度因素不仅仅可以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对基本生产要素发生作用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17]

综合国内有关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脉络来看，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四大主要制度因素有望成为共识，现有研究成果对于经济增长制度因素的阐释也都在这一构架之内，这意味着，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等四个纬度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制度源泉具有一定理论基础，本文也将根据这一推理展开接下来的论述和实证。

二、指标体系构建

在这里，本文借鉴了雷韵等（2012）的分析框架：[18]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而经济制度为所有市场主体提供了一套可以起到“看不见的手”作用的制度框架;市场经济是一个法治经济，而法律制度为维护市场秩序的公平提供了一种法律规范;市场经济能够有效运行的前提都是处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之下，政治制度的健康运行为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正常运转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市场经济还是信用经济，而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规范了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有效的非正式制度为正式制度的成功发挥作用提供了催化剂的作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正式制度和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通过产权的明晰和界定，一方面，作为生产要素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通过影响劳动和资本等基本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的性质、管理的激励、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在既遵从现有理论成果，又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前提下，本文拟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来对民族地区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假设：制度主要由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非正式制度4个一级指标组成，经济制度可具体划分为4个二级指标，分别是产权指数、市场化指数、对外开放指数和政府干预指数;政治制度可具体划分为3个二级指标，分别是选举民主指数、协商民主指数和工会保护指数;法律制度可具体划分为3个二级指标，分别是民事诉讼代理指数、刑事诉讼及代理指数、非诉讼法律事务件数指数;非正式制度则由意识形态指数一个二级指标构成，用每万人中大学生数量来代替，理由是非正式制度难以衡量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形成关键在于人们知识的学习，而知识的学习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通过接受教育所获得的，因而用每万人中大学生数来量化非正式制度并非不可取。其中，第一个二级指标又分别由1到3个三级指标所构成（具体见表1）。

需要说明的是，在以上评价体系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权重各为0.5，因此，正式制度中为一项三级指标的权重仅为0.05。本文之所以作如上设计，主要是因为，在包括新疆在内的民族地区，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很好建立起来，传统民族文化、宗教等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较东中部地区仍然很大。当然，以上权重分配也只是一种理论性的尝试，目前很难做到精确无误。

三、实证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家关于制度至关重要的结论，是经济分析和科学论证的结果。这个结论是建立在科学、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基础之上的，已为越来越多的经济研究者所认同。因此，本文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将制度变量引入C-D模型来开展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1978年至201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治、经济、法律和非正式制度等方面的数据，时间跨度为35年。数据来源于《新疆50年》和根据历年《新疆统计年鉴》整理得来，除法律制度相关数据部分缺失外，其他数据均相对完整。从图1可以看出，在过去的35年间，新疆不论是政治、经济、法律还是非正式制度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一定进步。其中，法律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进步非常明显，这也和人们的感官认识十分相符;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初虽然呈现出一定的跳跃特性，但从近30年来看，两者也获得了比较稳定的进步，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正在朝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法治化方向稳步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内部各项具体统计指标的不可比性，图1在某种程度上仅具有表征意义，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统计意义，只能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制度变迁的方向性特征，不能准确说明变迁的具体程度。

图1 1978年至2012年新疆制度变迁示意图

（二）模型构建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本文构建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函数模型如下：

G=A K a L b I c

式中，G代表地区生产总值，L代表劳动存量，I代表制度变迁，A、a、b、c为参数。将函数自变量和因变量取对数后得：

InG=A+aInK+bInL+cInI

其中，I分别表示的是经济制度（Ie）、政治制度（Ip）、法律制度（Il）、正式制度（If）、非正式制度（Iu）和合成的制度因素（I），而G指历年新疆生产总值，K指历年资本形成率，L指历年城乡就业总人数的增长率。本文通过Eviews6.0得出了如表2的回归结果，模型1至模型10分别表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经济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政治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法律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制度为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

（三）结果分析

首先，从制度因素总体来看，新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非常显著，不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正式制度中，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显著，这也和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此外，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正向的，即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发展和成熟，政治民主程度的提高促进了新疆经济的增长。与之相比，法律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不明确，这可能是因为，法律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间接的，才使结果中的系数出现了负数。

其次，从逐一制度因素的单独作用来看，只有模型1、模型4、模型5、模型6和模型10通过了T检验，这说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同样对经济增长存在影响;相比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确切和直接。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单独将法律制度纳入模型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明确，但当将法律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合并起来考虑时，法律制度变量又通过了T检验，而政治制度不论是单独纳入模型还是和非正式制度合并考虑，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没有通过检验，这又说明，政治制度虽然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由于新疆政治领域制度改革和法治层面的进步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从而导致这些原本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没有及时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最后，从模型1-10全面来看，尽管就业增长率因素（L）全部通过了检验，但资本形成率（K）无一通过检验，这不仅和人们的通常认识不符，也和之前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相悖。这可能是因为，在包括新疆在内的民族地区，由于金融体系发展相对落后，无论商业银行体系还是现有的股票市场都还不具备良性资本结构的特征，致使民族地区没能够有效地将货币资源分配到最有利于提高资本形成率、提高产业的技术含量、培育新兴企业和具有抗风险能力的领域和行业中去，因此就造成资本因素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无能为力。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本文认为有必要进行专门研究，因此不再主观推断。总而言之，仅就新疆来看，制度因素，尤其是经济制度因素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由于我国民族自治区的共性远远大于个性，因此本文认为基于新疆的结论也能够适用于其他民族自治区。

四、结论和建议

在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时，是否应当考虑制度因素？这已经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答案十分肯定。研究结果表示，制度变迁对改革开放后新疆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寓示着，3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重大决策在新疆和民族地区的实践也是十分成功的，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稳步深入推进，新疆和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也在充分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在促进新疆经济增长中虽然也发挥出了一定作用，但和经济制度相比，政治和法律制度方面的进步还不是十分明确，基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民主化和基于地区治理上的依法治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这也给新疆和民族地区在未来一段时期的改革发展创造了机遇和空间。为此，本文提出以下三条建议。

（一）不遗余力地推进经济制度改革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

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利好政策和推进东中西部均衡发展的总体思路，将包括新疆在内的民族地区发展纳入全国经济大版图进行考虑，具体到新疆而言，应着重利用好独特的区位优势，充分发挥在新丝绸之路和中亚经贸往来中的桥头堡作用，将新疆打造成大中亚的经济中心;另一方面，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新疆和广大民族地区应以大力发展金融业为重点，进一步扩大资本规模，进一步释放资本活力，进一步激发资本潜能，让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实实在在的应有作用。

（二）继续推进政治民主化和治理法治化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难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新疆和广大民族地区在政治民主化和推进依法治国方面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其民主和法治进程还远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没能够较好适应经济增长的需求，不得不说，这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短板之一。为此，新疆和广大民族地区应继续提高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地区治理的比例和积极性，并为他们参与地区政权、地方治理和政治协商创造良好的条件;应不断普及法律教育，不断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通过依法治理地方事务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树立良好的榜样。

（三）高度重视非正式制度改革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点

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约定成俗、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包括价值信念、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相比东部和中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我国民族地区由于地处相对偏远，多以“小聚居”形式存在，因此在某些情况下，非正式制度甚至比正式制度更能够发挥作用，这种格局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够解决的。因此，重视和改革非正式制度，成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独有一面。具体来说，就是应以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中高等教育的普及率和教育质量为重点，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素质，提高他们的自我谋生和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能力，提高他们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发展经济的能力，提高他们参与地方事务的能力，提高他们融入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能力，从而并最终服务于地区经济增长和提高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水平。

当然，本文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如受制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内，许多有价值的数据短时间内无从获得或者没有办法获得，而且，时间跨度仅30多年，相对较短，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研究结论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另外，民族地区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研究还有许多可以挖掘的地方，本文受篇幅的限制和作用水平有限，没能够一一道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针对这些弊端，希望在后续的研究中逐步解决，使理论研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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