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城镇化建设论文

[摘要]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大体经历了控制发展、曲折发展扣稳步快速发展三个阶段。体现了制度政策性、“半市民化”性、地域不平衡性、紧迫性以及高额社会成本主要由农民工间接支付五个鲜明特点。基于对历史进程和特点的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创新，是农民工完全退出农村、进入城市和融入城市的关键环节。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农民工市民化城镇化建设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农民工市民化城镇化建设论文 篇1：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日益富足，但是城乡贫富差距过大，城镇化的问题也愈来愈加突出，农民工能否顺利融入城市，直接影响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这其中有“文化”和“经济”两大影响因素，户籍制度，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以及农民工自身的就业问题都影响着城镇化的建设，我们要实行有效的措施来进行农民工市民化。

关键词：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

1 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现象加剧，真实农业人口下滑严重。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农村体制的改革，城镇化成为解决人口高度聚集的良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所隐含的问题一直让我们头疼。一方面，在城镇化建设过程当中，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存在，我国农业、和农民长期以来一直位于弱势地位，品质良好的生产要素单方面流向城市，虽然减少了我国农民的数量，但是也使农村变得更加边缘化。另一方面，部分城市的土地资源不切实际的过度开发，造成了大批的“空城”现象，人口城镇化的速度远远小于土地城镇化，致使土地资源，基础设施，资金等严重浪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能把农村、农民落下，落下农村农民也建不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为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三农”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处于矛盾的核心。妥善的解决农民问题是我国稳定蓬勃发展的重要前提。在传统城镇化进程中，不惜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实现外延扩张和数量增长的目标，这样的做法是极不可取的，会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和巨大的环境污染，往往需要花费更多的资金来弥补。在推动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我国仍大约有大量农民工由于户籍问题无法享受城市化的成果，户籍人口城镇化远远低于城镇化率。为此，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党中央、国务院就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进城人口权益的市民化上，使进城农民工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变化。

2 城镇化发展中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

2.1 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

农民工市民化是人的城镇化的主要标准之一，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具有农村户口但是却不在农村工作生活，而是选择进城务工，这些人大多数在城镇的第二，第三产业工作，具有农民和工人的双重身份。这种农民工现象是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迅速兴起，农村劳动力出现大量剩余，城市化的速度开始明显加快，在城市里的就业机会要比农村多得多，并且劳动报酬也要远远高于农村，交通方式也愈發的便捷，这种种因素造成了农民工大量涌入到城市里。农民工市民化是一系列过程阶段，他们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从农村户口变成了城镇户口。他们的居住地发生了变化，从乡村变成了城市。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也必须要进行转变，才能更好地属于城市，真正地实现市民化。

2.2 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现状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1978-2018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增加到8.3亿，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比上年末提高1.06个百分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比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836万人，比上年增长0.6%。本地农民工11570万人，增长0.9%。虽然数据显示农民市民化的速度非常快，但事实上农民市民化发展还很不平衡。在各方各面的生活上，同城里人享受一样的权益对他们来说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在就业时，他们会在就业岗位和工资酬劳方面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在子女教育上，他们也容易遭到上学难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我国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影响重大，使得他们在城市中普遍处于边缘地带或底层地位。陈丰认为，在我国进行城镇化改造时，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们并没有真正融进城市社会，他们一直处于城市的边缘，造成了一种“虚城市化”的现象。李燕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基本完成了非农业化和城市化，但是距离农民市民化的改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这其中会遭遇到诸多的体制性障碍。与此同时因为城乡政府规划的问题，官方人员和普通百姓对城镇化市民化并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不大了解农民市民化的意义所在，从而导致官方在进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不能很好地完成目标。

3 城镇化发展中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问题

我国要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分析其中的障碍因素是重中之重。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进程，要从多个方面考虑所面临的问题。根据现有的文献，可以把所遇到的问题大致分为“文化”和“经济”两大方面。由于农民工长久以来居住在农村，生活环境的不同造成了他们和城市里居住的人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差异，农村的教育环境普遍不高，也造成了他们在市民化的过程中举步艰辛。自身素质和文化涵养都是他们要加强的方面。

3.1 户籍制度

在西方国家，农民和市民的区分并不存在身份和福利的差异，仅仅是一种地域的划。而在我国，农民市民化的建设过程，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农民的身份是有别于城市居民。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后，农民就是指被登记为农业户口的人，不论其从事何种职业。以此为基础，对城市和农村采取不同的措施，导致城乡关系紧张，农民和市民的关系被迫变成对立关系。户籍制度的产生本意是防止农村人大量向城市扩张，防止城镇人口过度的膨胀造成社会断层，但是这也导致了大量的农村人无法进城，严重阻碍了城镇化建设，这种制度把农民限制在了农村，无法触及城镇。这也就造就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在我国，“农民工”是指户籍在农村，身却在城市的劳动者。他们的身份是农民，人属于农村，但工作地点却在城市，做的工作不是种地，而是与城市工人一样的工作。尽管大多数农民工已经在城市进行工作，职业和地域都发生了改变，但是他们的身份始终是农民，不能享有市民的社会福利，成了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人。虽然政府推出了相对应的政策，但是并没有改变农民工被歧视的现象。在就业方面，农民工的竞争力远远不如城里人。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农民工在城市首先面临着制度排斥，户籍制度是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的根源。

3.2 农民工子女上学难

在中国的城市和村庄之间，每天都有数以亿计的流动农民工作，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存在于大中城市的各个地方。这些农民工背后有数以千万计的未成年子女。这些孩子是在城乡之间穿梭的特别群体，他们的教育问题也是让无数农民工头痛的问题。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存在哪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党和政府关注和特别关注的问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将从农业转向非农业，从农村转向城市，农民工和流动儿童的数量将继续增长。虽然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充分考虑到了流动儿童的教育，许多城市的政府主管部门也致力于解决农民工问题，儿童教育问题，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作用。首先，城市子女和农民工子女接受的机会是不平等的，农民工子女在上学年龄的升学率比城市子女要低得多。其次，农民工子女在学习过程中也会因为生活习俗，说话口音等无法融进城市子女的朋友圈，甚至可能会遭遇到歧视，造成心理问题影响身心健康发展。即使读了农民工子学校，师资和教学环境也无法和城市学校相比，造成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子女的差距越来越大。

3.3 农民工就业难

由于农民工们大多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整体素质偏低且缺乏专业技能，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甚至是加班加点的高危劳动。而且从2019年开始，农民进城务工不能像以前一样一手完工一手收钱，而必须要签合约，用人单位必须要给其缴纳养老保险。这本来是国家为了维护农民工权益所出的规定，但是如果全面实施的话。对60岁左右的农民工将会是致命打击，因为几乎不会有用人单位和他们签订合约，等待他们的将会是失业危机。近年来，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问题越来越重视，那些对环境会产生污染的企业，政府都是要求进行整改，甚至要求关门，这当中尤其是一些小型的工厂，没有做好合格的排污设备，只能被迫关停。对于农民工的需求就会大大地减少了，农民工找工作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4 城镇化发展中农民工市民化对策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所涉及的“三农问题”一旦解决，将会大力的推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但这是一项复杂、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对于个人来说，这要求农民工们加快适应职业转换，文化转换，生活环境转换;对于国家来说，也要求国家加大力度进行体制改革，政府加大力度进行监管。尽快扫清农民工市民化的诸多问题，让农民工能够真正地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要实现农民工市民化，首先我们要创新包容的社会文化，为农民工提供切实的社会帮助。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有的人把它全部归咎于农民工，这是非常错误的想法。因为在当今社会，虽然有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但是他们的教育水平普遍不高，缺乏专业的职业技能，只能找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他们几乎包揽了城市的“美容”工作，，我们要摒弃对农民工的偏见，对农民工多一份包容。要认识到，农民工早就成为这个社会健康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要积极地宣扬农民工对我们城市做出的贡献，认识到农民工对整座城市的必要性，对整个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性，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和支持，让他们在城市里产生认同感，只有全社会都加入进来，才能为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空间加快城镇化的建设。但这是不够的，农民工们也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学习职业技能，加快适应城市的文化，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能否成功融入城市。素质高的农民工，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以及更客观的职业和收入。目前农民市民化的进程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就在于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和职业技能不高，缺乏就业竞争能力。只有通过不断提升自己，努力学习知识技能，才能够在残酷的社会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时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的保护政策，让农民工享受和城市人一样的工作待遇，不能搞就业歧视，更不能搞工资差别对待。只有全社会上下一条心，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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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丰.从“虚城市化”到市民化：农民工城市化的现实路径[J].社会科学，2007（2）.

[5] 李燕.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身份转化问题及对策[J].理论月刊，2017（2）.

[6] 胡杰成.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一种社会互构论的视野[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2009.

[7] 卢巧玲.从“民工荒”现象看农民市民化[J]农村经济，2005（6）.

【通联编辑：李雅琪】

作者：胡骁骑

农民工市民化城镇化建设论文 篇2：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特点与制度创新

[摘要]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大体经历了控制发展、曲折发展扣稳步快速发展三个阶段。体现了制度政策性、“半市民化”性、地域不平衡性、紧迫性以及高额社会成本主要由农民工间接支付五个鲜明特点。基于对历史进程和特点的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创新，是农民工完全退出农村、进入城市和融入城市的关键环节。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社会保障制度；制度创新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历史进程回顾

1　农民工市民化控制发展阶段(1949—1977)

建国之初，国家完全没有严格控制城市和农村之间人口流动的设想。体现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基础上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第三章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当时的法律是允许城乡居民自由迁徙的，包括在“大跃进”之前我国城市人口曾有过较为迅速的增长。但是，从建国后近30年农民工市民化历史进程的总体上看，我国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处于一种控制发展的状态。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近20年时间里，农民工市民化实际上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在较长一段时间，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实行的是“反市民化”战略，即不是大规模地将农村人口迁往城市，而是相反，将大规模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

从我国控制人口自由迁徙的思路看，虽然公安部1951年公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但是以正式的法规第一次提出控制措施的是1953年4月17日政务院发出的《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之后，国务院于1955年6月9日又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也就是在该指示的基础上，1958年1月9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一规定标志着我国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否定了1954年宪法规定的我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的条款。此后，针对1958年“大跃进”农民工流入城市的问题，1959年中共中央接连发出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人的指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等。到了1960年，对户口管理就更加严格了。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我国采取了大规模压缩城镇市民人口的措施，到1963年底全国共下放城镇职工(绝大部分是由原农民工转化来的市民)1887万人，减少市民人口3000万人。1966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城镇干部及其家属“上山下乡”约3000万人。这种控制(可以说是“反市民化”)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以后。直到1977年11月。国务院转批的《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还是强调要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并在具体的通知中再次明确规定“农转非”的指标不得超过当时非农业人口总数的1.5％。这种较长时期控制的结果，使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从三年自然灾害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近20年我国城乡人口的变化看，1960年我国城镇总人口为13073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中的比重为19.75％。1978年城镇总人口虽然增加到17245万人，增加了约4200万人，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中的比重却仅为17.92％，下降了近两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1961～1978年问，农村人口由53152万人增加到79014万人。也就是说，我国从20世纪50～80年代初近30年时间里，农民工的市民化不仅没有进展，甚至可以说是倒退了。

2　农民工市民化曲折发展阶段(1978～1991)

从1979年到1983年严禁农民工进入城市。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大批下乡知识青年返城，大批下放职工落实政策回城，全国约有2000万人需要就业。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1年10月明确规定：“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要严格控制使用农村劳动力，继续清理来自农村的计划外用工”。1981年12月，国务院又下发了《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通知》。此外，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政策效益”，使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弱化了农民工流人城市的愿望。1978—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从改革前的134元增加到355元，实际增加1.3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7.7％，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由1980年的3.32：1缩小到1984年的2.56：1。实际上，农村并不是没有剩余劳动力，而是被社队企业吸收，限制在社队企业内。1979年9月，中共中央要求：“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的发展”。1979年和1981年国务院又分别颁发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和《关于社队企业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若干规定》等文件。这些文件贯彻实施的结果是，到1983年全国农村社队企业发展到135万个，从业人员3235万人。占当时农村劳动力总数的近30％。

从1984年到1988年允许农民工进入城市。198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1985年中央“1号文件”又提出：“在各级政府统一管理下，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1985年7月，公安部颁发《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确立了与城镇户口相衔接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使农民工流动有了具体法规和政策依据，农民工的转移和流动进入了增长期。到1988年初，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已达2000多万人。这一时期，国家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的基本态度是默认和稍有放开。

从1989年到1991年农民工进入城市又受到控制。1989年春节后，3000～4000万左右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全国各地的交通运输和城市就业频频告急。而此时城市的问题是：由于以控制总量和降低速度为主要内容的治理整顿刚刚铺开，城市不但吸收不了大量农民工，而且还有不少已经就业的农民工被清退。滞留在城市无所事事的农民工给城市社会治安、户籍管理、环境卫生等带来不小压力。因此“妥善安排农村富余劳动力，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鉴于此，1989年4月10日。民政部、公安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控制民工盲目外流的通知》；12月，全国各地又进行了一次户口整顿，要求“不符合在市镇落户的人员，由有关人员尽量动员他们返乡”。而且1989年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农转非”过快增长的通知》中，针对不少地区“农转非”政策放得过宽，控制不严，致使“农转非”人数增长过快、规模过大的情况，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农转非”的管理。1990年4月，国务院再次下发《关于做好劳动就业工作的通

知》，要求对农民工进城务工实行有效控制、严格管理，并建立临时务工许可证和就业登记制度，防止大量农村劳动力盲目进入城市。这些措施的出台，使1990年、1991年“民工潮’’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但仍然达到2500—3000万人以上。

3　农民工市民化稳步快速发展阶段(1992～现在)

从1992年到1998年，以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之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国家开始引导农民工市民化。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地区内的自由流动”。同时，公安、劳动部门也放宽了户籍管理、流动人口管理和劳动就业的一些规定，使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人数逐渐增加，到1998年进城农民工总数已达到1亿人左右。

从1999年以后，国家放开并支持农民工市民化。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之后，农民工由自发、无序转移。变为在政府的组织、支持、指导下，积极有序地转移。

近年来，国家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相关政策。2003年1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的通知》，通知提出“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政策原则。2003年10月。农业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委制定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该规划着眼于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和就业能力，提高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就业的能力，并指出所需经费由政府负责。“国办发78号”和“国办发79号”文件，分别对涉及农民工市民化的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农民工技能培训问题又做出了专门规定。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年初，国务院又发出了进一步改善农民工进城就业环境的文件。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它涉及了农民工工资、就业、技能培训、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和服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土地承包权益等方面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是维护农民工权益、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纲领性文件。在这个阶段，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稳步加速，市民人口比重由1992年的27.63％(32372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40.53％(52376万人)，市民人口共增加了20004万人，年均增加1819万人。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若干特点分析

1　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政策性特征

建国后。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户籍制度”、“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尤为明显。建国初期，全国上下以恢复国民经济为中心，城市的发展更是如此，由于工业化的迅速增长，引起了大批农民工进入城市和工矿企业就业的热潮。当时，国家担心城市在食品供应、交通、住房、服务等方面难以承受过大的压力，政务院便于1953年4月17日发出了劝阻农民工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这一指示标志着我国第一个控制人口自由迁徙政策的出台。之后，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正式制定，确定了中国特有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就业、土地、人口等二元制度，从而控制了农民工的市民化。

改革开放以后，下乡的知识青年需要大批返城，下放的干部职工需要大量落实政策回城，国家便采取了严格控制农民工进城的政策，已经进城的部分农民工被纷纷清理回乡。80年代中期，由于城市就业压力开始逐渐得到缓解，城镇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偏重重工业的产业结构开始向轻工业、服务业转化，这为农民工进城就业提供了机会。同时，农村改革开始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民增收缓慢。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开始拉开，国家政策又允许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但是，到了80年代末期，由于经济发展过热，从1988年开始的国民经济治理整顿使得部分进城农民工又返回农村。当时，乡镇企业不增反减，农业效益下滑，农民负担过重，致使1989年春节过后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为保持社会稳定，国家又出台了控制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政策。

90年代初。我国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速度加快。劳动力作为市场的主要要素，当然应在市场调节下自由流动。此外，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逐渐发生变化，由控制农民工的盲目流动到鼓励、引导和宏观调控下的有序流动，并开始实施以就业证卡管理为主的农民工跨地区的就业制度，同时，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也进行了改革，这些制度政策的变革，加快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从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从中央到地方连续出台了许多政策，采取了许多有利措施，逐步改革、取消了农民工进城的制度政策性障碍，为农民工市民化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使农民工市民化开始步入稳步、高速、健康、正确的发展轨道。

2　农民工市民化的“半市民化”特征

农民工的“半市民化”，是指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他们虽然离开农村进入了城市，但并没有完全成为市民(居民)的现象。其表现为农民工既不能完全退出农村，也不能完全进入城市，更不能完全融入城市。身份得不到确认。

由于现代社会保障的缺失，农民工不能完全退出农村。在农村社会保障尚待健全而城市又无法保障的情况下，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对非农就业并没有持续的信心，往往把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他们知道，一旦企业不景气或企业倒闭，或外出找不到工作，或者国家的政策有所变动不利于进城务工，他们随时可以回到土地上来。不至于没有“退路”。所以。农民工不愿割断同土地的“脐带”。

由于城乡统一平等就业制度和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尚未形成，农民工也不能完全进入城市。一是非正规性就业限制农民工进城。非正规就业是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主渠道。所谓非正规就业是指没有取得正式的就业身份、地位很不稳定的就业。传统上被称为“临时工”。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并不包含地位的积累，以前积累的职业资本无法成为晋升的基础。因而，农民工进入正规部门取得稳定工作的进程十分缓慢。二是歧视性就业环境不利于农民工进城。各地方政府出于保护本地居民就业和地方利益的动机，针对农民工制定了严格的带有明显歧视性的管理政策和就业政策。这既加大了农民工就业和流动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又使农民工面临更大的就业困难和失业风险。三是就业信息缺乏，阻碍农民工进城。农民工普遍认为找工作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就业信息和没有人帮助。

由于建立在城乡两种户籍制度基础之上的二元社会保障体制，更不能使农民工完全融入城市。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保障体制导致农民工无法享受“国民待遇”，从而大大提高了他们融入城市的“门槛”；始终成为城市边缘人，严重妨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长期以来，户籍制度被看作是造成农民工市民化的首要制度性障碍，这当然是对的。但以为只要开放户籍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实际上户籍制度改革的真正困难并不在于户籍制度本身，难点在于与其相联系的社会保障等种种福利制度的改革。现有的户籍改革并没有形成让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下来的制度引导，并没有真正改变原来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

二元社会保障体制。

3　农民工市民化的地域不平衡性

不同地域间农民工市民化显示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农民工大多选择东部沿海及大中城市周围的经济发达地区作为进人的目标，而这些地区也是农民工市民化速度比较快、程度比较高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地区一直保持着对农民工强大的吸引力。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提供的“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及流动状况”报告显示，2004年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流动就业占全国农民工的57％，而流入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就业数量占到了全国农民工的70％。当年转移农村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达到5％以上的有：江西、福建、重庆、四川、湖南、安徽、广西和宁夏。在当年转向外省的农村劳动力中，转向东部地区的比重为84.2％，转向中部地区的比重为7.7％，转向西部地区的比重为8.1％。此外，尽管有大量农民工跨省转移到东部发达地区，但从总体上看，农民工市民化还是以省内为主，实现跨省市民化的数量比较少，极少数农民工能够实现跨省永久性迁移，完成彻底市民化。据研究表明，仅有20％的农民工在城市务工5年以上，同期劳动力回流比例达到78.7％。实际上，跨省务工就业的农民工返回农村或农业的比例还要高。

农民工市民化地区不平衡性主要源于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密集，人均农业资源十分有限，经过数千年的开发利用，农业资源的利用率已经很高，可供进一步开发的农业资源已极其有限。农业资源供应的有限性，使得发达地区农业部门内部消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十分有限，伴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所形成的人与资源矛盾日益恶化，必然会把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推到农业部门以外寻找出路。另外，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城市分布密度高，多数农村地区都能得到城市的辐射。在发展非农产业过程中，很容易得到城市在资金、技术、人员、设备等方面的支持。事实上，这些地区乡镇企业的初创就是与城市工业的扩散密切相关。也正是发展与城市的各种形式的联合，它们才得以不断地发展壮大。此外，地区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较高，还为该类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发育程度较高、潜力较大的市场。同时，由于比邻城市、信息灵通、交通运输方便，这既可以降低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也便于农民工寻找就业机会，比较容易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

4　农民工市民化的紧迫性

农民工群体中的第二代农民工和失地农民(“三无农民”)，是目前迫切需要市民化的两个亚群体。第二代农民工是指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民工，他们成长环境和家庭环境都已发生很大变化，绝大多数没有务农经历和经验，与农村家庭很少有经济方面的联系，具有强烈的城市认同感、城市生活方式和长期工作在城市的市民化愿望。无论从心理、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未来目标、工作能力等方面都更接近于市民，更容易融入城市，是市民化进程中需要最先在城市中沉淀下来的成为市民的群体。他们在农民工中所占的比例较大，而且其规模会越来越大。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中16～30岁的占6l％，31～40岁的占23％，41岁以上的占16％，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如不尽快实现他们的市民化，长期积累下去很有可能引发一些社会问题。

失地农民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去土地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权利后，没有持续稳定性就业和社会保障，尚未完成市民化仍然保持农民身份的人。由于失地农民已经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农民，不能享有城市居民享有的所有权利，相当一部分农转非人员没被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失地农民作为农民工中的特殊亚群体，与自愿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不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被迫部分或全部丧失了土地，失去了生产资料和相应的生活保障；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处于部分或全部从农村退出的状态。虽然失地农民获得了数量不等的补偿款，其中的一部分人还转成了市民身份，但相当一部分人处于失地、失业、没有社会保障的状态。他们被迫从农村退出后，在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和数额有限的安置补偿费逐渐用完的处境下，无生存能力，生活将面临困难，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严重阻碍和谐社会建设。如何使失地失业农民获得新的谋生手段，甚至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以至成为真正的市民，无疑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5　农民工市民化的高额社会成本主要由农民工自己间接支付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主要有：(1)就业成本。农民工外出找工作的交通费用以及办理各种证明证件等费用。(2)生存成本。农民工为了维持基本生存而付出的代价，比如租房或购买房屋等。而且一般生存环境都相当恶劣，农民工实际上是以健康和家庭生活的受损为代价。(3)风险成本。农民工除了因工作不固定造成失业风险外，还有高额的医疗费用。由于他们多从事险、重、累的工作，工作条件和保护措施差，工伤事故发生的概率较高。(4)教育成本。农民工本人的职业技能培训及子女教育费用都很高。(5)心理成本。工作的压力、失业的担忧、生活工作条件的恶劣、父母妻子儿女的牵挂、城里人的歧视以及外界环境的种种不适应，使农民工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担。

在我国现有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农民工进城就业及其市民化进程还受到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其市民化的社会成本是相当高的。根据中国科学院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5)的测算，每转变一个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需支付社会总成本约2.5万元。其中“个人支付成本”需要1.45万元，人，“公共支付成本”需要1.05万元，人。可是，“公共支付成本”这一部分，从名义上看是政府支付的，而实际上也主要是由农民工自己间接支付的。因为，政府在这方面支付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民工创造的价值转化而来的利润和税收。研究表明，1978—2000年我国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平均时间为3.5年。如果按每年每个农民工只创造3000元的利润和税收，就足够支付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支付成本”这一部分。而事实上，每年每个农民工创造的利润和税收远远不止3000元。

三、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是社会保障制度创新

1　创新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民工市民化需求和能力

当前，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提高农民工市民化需求；二是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农民工只有同时具备市民化需求和市民化能力这两个条件，才能完成市民化。实际上，在农民工市民化的每个环节或每个阶段上，农民工个人的主观需要和相关能力是很重要的，两者的共同作用才能完成市民化过程。农民工只有市民化需求而没有市民化能力，完不成市民化；相反，农民工只有市民化能力而没有市民化需求，也完不成市民化。如果从农民工个人在城市定居下来的需求和在城市生活下去的能力的角度来看，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那些既具有市民化需求又具有市民化能力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融合的过程。

要想提高农民工市民化需求和能力，必须分析影响农民工市民化需求和能力的关键因素，从制度政策上找准两者的结合点。既能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又能有效地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实现农民

工市民化的根本前提是就业，农民工的主要顾虑是失业、疾病、养老等市场风险。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需求和能力，核心问题在于化解其市民化进程中的市场风险，为他们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制度保障帮助农民工把握更多的就业机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他们的收入能够维持全家人在城市中低水平的生活费用。农民工对市民化的有效需求和能力就能得到有效提升。同时，解除了后顾之忧的农民工还可以转化为新的消费群体，潜在的市场可以转化为现实的不断扩大的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就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农民工的市民化提供更大的空间。而且，解除了后顾之忧的农民工还可以放弃其在农村的土地经营权，使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农民收入成为可能，这又会进一步扩大农村市场，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从制度政策创新角度人手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障碍来自许多方面，比如认识、制度、政策、成本、素质等制度性和非制度性障碍。但是，农民工市民化遇到的最大障碍仍然是制度性障碍。从制度性障碍分析，有制约农民工成为市民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保障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等。在这些制约制度中，社会保障制度是制约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核心制度。因此。为农民工提供制度保障，核心是要为农民工提供市民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市场失灵”的社会保障领域发挥政府不可或缺的调节作用，为市场机制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充分发挥作用提供制度保障。进而形成保障农民工市民化健康、有序、高效运行的市民化机制。

2　创新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农民工完全退出农村

创新社会保障制度，以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替代传统的土地保障，实现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第一个重要环节——真正退出农村。由于农村现代社会保障的缺乏，强化了传统土地保障的功能。农民工对土地保障的依赖，制约了他们彻底从农村退出。目前，无论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民工，还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农民工，他们都仍是集体土地所有者中的合法一员，他们自己不愿意彻底脱离土地，不愿割断同土地的“脐带”关系，而是与农业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农民工在退出农村时出现“退难”问题，原因是在农村现代社会保障缺失，城市又无法为农民工提供合适的社会保障情况下，农民工自然把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视土地为他们永远的根，最后的救命稻草。

实施土地换保障。针对那些工作和收入都比较稳定的农民工，由于农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已不再重要，他们也不再从事农业劳动，也没有再从事农业劳动的愿望，土地只是其最后的生活依托。对这类农民工而言，割断他们与土地联系的条件基本成熟，参加城镇社会保障的能力和愿望也大体具备，因此，可以实施土地换保障，直接将其土地换保障的收益计入农民工个人账户，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使他们真正从农村退出，加速农民工在城市“沉淀”和融合。如果将农民工进城后能否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与是否将承包土地使用权一次性出让挂钩，相信进城农民工对土地的“眷恋”程度会大大降低，向市民转变的需求会大大提高，在城市中生活下去的信心会大大增强。

3　创新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农民工完全进入城市

创新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实现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第二个重要环节——真正进入城市。从劳动力市场与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关系看，外部劳动力市场制约农民工进城。外部劳动力市场是相对于内部劳动力市场而言的。在企业的内部，实际上存在两种劳动力就业市场，一种是内部劳动力就业市场，具有首属劳动力市场的性质，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职业有保障、权利平等，在工作制度的行政管理上有适当的程序和规则，并有较多的晋升机会，其工资由职位本身决定。由于历史和制度原因，只有经过正规招聘的人员才能够成为内部劳动力市场里的一员。另一种是外部劳动力市场，农民工的就业就属于这种，即同内部劳动力市场相对应，具有次属劳动力就业市场的性质，工作条件差、就业变化大、要求苛刻、随意给予处分以及晋升机会较小，且该市场上的工资是由劳动力的供求决定的。为了实现企业或内部市场劳动力的集体利益，共同对外部市场劳动力形成的利润进行瓜分，如采用低工资、无福利待遇、临时工的方式进行雇佣，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进入。

从深层次分析制约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因素主要有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户籍制度三个方面，其中社会保障制度是最核心的问题。创新了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就有了基石。因为，土地制度并不是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所在，农民工退出农村难，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农村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城市又得不到保障。创新了社会保障制度，居住地登记的户籍改革也就有了支撑。因为，户籍制度并不是农民工成为市民的最大障碍，它只是调控农民工市民化的一种手段，真正改革困难的并不在于户籍制度本身，而在于与其相联系的社会保障等福利制度。因此，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制度建设的关键，在于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它可以起到毕其功于一役的功效，实现农民工完全进入城市。

4　创新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农民工完全融入城市

创新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上建立和完善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第三个重要环节——真正融入城市。在社会保险上，可以考虑按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的次序进行。由于农民工的特殊身份，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主要在条件较差的外部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因工致伤、致残、致命的事故时有发生，并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劳资纠纷，决定了对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应当作为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项目尽快得到确立。考虑到农民工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对于小灾小病可以自己解决，而遇到大病却难以靠自身的力量化解风险，所以要考虑对农民工实施大病医疗保险。具体操作上，可以在对其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加以区别对待。最低生活保障是国家基于公民人权的需要，对特困居民实施的一种无偿救助。农民工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当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也是一个需要特殊救助的群体，当其基本生活难以为继时，国家有义务对其进行救助。考虑到农民工所在企业多为微利型、劳动密集型工厂，为减轻企业负担，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可先暂不实行。想一步到位，把社会保险的项目做全，其愿望是好的，但在政府、企业和个人都没有积极性的条件下，是不易收到预期效果的，只能延缓进程，最终阻碍目标的实现。

在社会救助上，由于社会保险无法满足不同层次农民工的多方面保障需求，农民工不仅非正规就业的比例大，还有许多是自我雇佣形式的，即使在企业中普遍推行了社会保险制度，这部分自我雇佣的人群也不能被覆盖，这样在农民工中又造成了新的不公平。还由于社会保险只能覆盖全体劳动人口，即使农民工本人被社会保险制度所覆盖，一旦有家庭成员遭遇疾病、上学或其他意外事故，社会保险对于农民工家庭可能遭遇的风险也没有保护作用，这正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生活的顾虑所在。针对农民工建立相应的特殊社会救济制度，即在他们遭到突发性的天灾人祸时能够给予紧急救援，如食品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法律援助等，就可以帮助农民工在城市生活陷入困境时，仍然可以生存下去，促进其与城市的融合。

在社会福利上，从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角度来讲，农民工社会福利主要涉及的是农民工子女方面。就当前农民工子女总体状况而言，处境较差，很多权利缺乏实现的条件，成长环境有待改善。从短期看，农民工子女问题直接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从长远看，农民工子女问题关系到下一代的基本素质，从而影响第二代农民工能否完全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政策文件，落实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提高对农民工子女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率。尽可能给予他们关爱，为他们创造成长发展的良好环境。

作者：高　君

农民工市民化城镇化建设论文 篇3：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困境与出路

[摘要]迄今，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对文化心理层面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的探讨还有待阐释。该文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层面市民化中面临文化适应惰距和身份认同模糊的困境，并对如何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行了对策思考。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文化适应身份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农民工问题在新时期的新表现，突出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上。伴随第一代农民工从城市的逐渐退出，新生代农民工最终能否融入城市社会成为社会和学界所关心的问题。如何引导新生代农民工主动、有序、稳定地融入城市社会，在当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

我国城乡二元的制度分割造成了市民化研究取向与国外学界的不一致。第一，国外的市民化研究主要探讨的对象是农民，而国内的市民化研究对象主要是我国特殊体制下的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第二，国外的市民化研究集中在微观层面的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而国内的市民化研究则重视从宏观制度层面探讨农民工的城市进入问题；第三，国外的相关研究将市民化界定为主观的、能动的过程，而国内的研究则将市民化视为一个被动的、社会变迁的过程。

我国的市民化研究一般是研究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一般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由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变[1]。当前，有关农民工市民化现状的研究，社会学界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种“半城市化”状态，用来描述农村人口虽然进入城市，但与成为市民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现象。王春光认为，与西方国家经历过的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现象相类似，中国也存在城市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现象，突出体现在农民工群体上。西方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半城市化”现象，主要是因为农村流动人口不论在劳动技能及相关的收入上，还是在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上，都不能马上与城市社会相适应、相融合，但是中国农民工的半城市化主要体现在没有被城市社会完全接纳和不能很快适应城市社会两个方面[2]。

第二种观点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其实是农民市民化的一个阶段。刘传江认为，受特殊的制度遗产和渐进性的改革模式影响，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过程被分割成两个子过程：第一阶段是从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即农民非农化阶段；第二阶段是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即农民工市民化阶段。农民工市民化是在第一阶段完成以后，在农民工对城市社会不断适应的基础上进行的，也是问题和障碍的凸显阶段[3]。

第三种观点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种“虚城市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陈丰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由于不能为户籍制度及其相关制度所接纳，导致其不能改变农民身份，难以形成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被边缘化。表面上看，农民工不断进入城市，似乎已经实现城市化了，但是农民工职业与社会身份的分离、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均表明他们未能真正融入城市，市民化仍然存在较大阻碍，是“虚城市化” [4]。

以上代表性观点可以分别归结为“半城市化”论、“特殊阶段”论和“虚城市化”论，但是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三种观点具有以下共性，即：（1）都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很大程度上受制度结构因素的影响；（2）都认为生产方式的改变与市民化的实现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还体现在农民工的心理层面上；（3）都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健康城市化的必然要求。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迄今农民工的市民化研究，大多集中在制度结构层面，即研究户籍制度等相关制度对农民工城市身份的排斥，而忽视了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文化适应以及对自身身份的认同问题。

事实上，自农民工群体出现，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就已经开始。近几年，有关“农民工农民化”、“农民工内卷化”的研究说明，第一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遇到了阻碍，已经宣告中断或失败[5]。宏观制度上障碍决定了农民工究竟能否获得市民身份，而心理层面的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则决定了农民工能否取得市民身份，进而真正融入城市。另外，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户籍制度的逐渐放开，农民工的市民化条件不断成熟，但是农民工对城市文化是否适应、对市民身份是否认同将直接影响其留城意愿，决定农民工是否能够最终融入城市社会。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有关农民工的市民化研究，应该在以下两个方面转换视角：第一，研究对象应由第一代农民工转向新生代农民工。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逐渐退休或返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将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因而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将会演变成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第二，研究重心应由制度层面的市民化研究拓展到文化心理层面，表现为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问题。

本文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现状进行讨论，试图发现其文化心理层面市民化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對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进行分析。

2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困境

文化适应是文化人类学概念，指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通过不断接触，使双方或两个群体最初的文化类型发生变化的现象；身份认同是指个体对自己在社会中地位、位置、角色、形象和与他人关系性质的接纳程度。如前所述，将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纳入市民化研究的范畴之中，是国外市民化研究的惯例，而国内在此方面却较少尝试。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困境不仅包括宏观制度层面的障碍，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层面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应忽视。已有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正面临着文化适应惰距和身份认同模糊两大困境。以下作具体分析。

2.1 文化适应惰距

有关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程度较父辈有所提高，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层次。具体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较为适应，但对城市的语言和价值观念适应性不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路径，分别为市民化路径和农民化路径。所谓的市民化路径，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过程中，逐渐适应了城市的文化环境，习得了城市社会的大多数文化要素，逐渐实现市民化。这种对新文化要素的适应乃至习得，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城市社会身份逐渐接受，融入城市的愿望因而提高。与市民化路径相反，对城市文化表现出不适应的新生代农民工最终会选择适应农村文化，中断市民化进程[6]。

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在描述社会变迁过程中非物质文化变迁滞后于物质文化变迁的现象时，提出了“文化惰距”理论。该理论认为，文化对社会变迁具有重要影响，传统文化中的习俗、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因子具有一定的惰性，与社会变迁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性，新的文化因素输入因而遭到抵制，进而延缓了社会变迁；相反地，如果新的文化因素输入较为顺利，旧的文化因素的惯性就会减轻，社会变迁的进程就会加快[7]。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面临着如下困境：受传统农村文化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具有惰性，成为其顺利实现市民化进程的障碍[8]。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逻辑体现在宏观层面上，可以很好地反映出文化对社会变迁的功能：个体层面的文化适应程度上升到群体、社会的层面上，即文化的惰性强弱问题，文化惰性越强，社会变迁就越缓慢。

2.2 身份认同模糊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适应结果影响，具体体现在：对城市文化适应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越倾向于认同其市民身份，而对其农民身份持不认同甚至排斥的态度。有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较第一代农民工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对于自我身份认同呈现出混沌性。一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对农村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开始不适应或不认同，开始尝试认同市民社会；另一方面，在与市民进行沟通和互动的过程中，制度上规定的农民身份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内涵”，对农民身份的认同被加以强化，即使他们不认同自己的制度身份，市民社会的不认同、不接纳使得其与周围社会形成了明显的社会界限[9]。不难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正面临这样的困境：虽然从事非农生产，较父辈而言对城市的文化生活方式更为适应，但制度层面上对其市民身份依然没有明确的规定，新生代农民工游离于市民身份与农民身份之间，对自身的身份保持一种不确定的、模糊的态度。

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是可以进行培育和引导的。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参与、社区融合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社区的参与程度越高，对城市的文化适应水平也会相应提高，进而会产生城市社会的认同感，会努力去认同自己事实上的市民身份[10]。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市民身份的认同在社区参与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强化，与此同时市民开始逐渐认可和接纳作为社区成员的新生代农民工。

3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思考

以上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困境作了理论分析，那么如何改变这一困境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能够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呢？换言之，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出路在哪里？针对这一问题，下面分别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对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进行讨论。

3.1 改革户籍制度的利益分配机制，实现平等国民待遇

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长期以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农村退出和城市进入造成困扰，特别是附着于其上的各种利益分配功能获得难度之大，让新生代农民工切身体验到市民化的不易。打破户籍壁垒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必由之径，且应注重于利益分配机制的转变，而绝不限于户口册的更换，其中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制度是较为重要的两方面。建议在有条件的地区先行试点，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当中，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较强等特点，创新机制灵活管理，建立可转移、可续接的面向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他们在城市中的最低生活水平。同时建立城乡一体、区域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正规就业，促进其职业转变和身份认同度的提高，也有利于其个人收入的增加。

3.2 增强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发挥民间组织作用

对新生代农民工输出地政府而言，应主动为他们提供工作指导和信息服务，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组织化程度，避免盲目流动，同时保障现行制度下新生代农民工在原户籍地的相关利益；对新生代农民工输入地政府而言，应将新生代农民工视为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劳动力资源，通过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中介机构为他们提供及时有用的工作信息和就业技能培训，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竞争力，保障他们在企业的合法权益。特别是，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地、工作地分离的现状，需要地方政府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破除制度障碍，可以社区为单位，擴大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同时，发挥非政府组织的情感联络作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组织化程度。非政府组织凭借其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贴近性，通过举办文化活动、进行知识讲座等方式，能在他们的文化适应、情感认同、技能培训等诸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非政府组织与社区联合举办一些活动，将会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市民化进程。

3.3 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识，提高社区参与程度

新生代农民工首先应树立社区意识，强化对社区的情感认同，他们虽然没有多少务农经验，然而长期的农村生活经验使得其身上带有强烈的家庭本位、家族本位意识，难免对他们的社区参与行为产生一些消极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应该主动从语言价值观念、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适应城市文化，提高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是参与其他社区活动的基础。此外，也需要社区居民改变旧有观念，主动接纳、积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进入。其次，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文化水平，是进行社区参与的必要条件之一，虽然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较第一代农民工要高，可与城市居民相比还是略有差距，需要他们自身去弥补。再次，应强化新生代农民工与社区的利益关联，具体可以表现为与他们的生活环境、安全、文化需求等方面的利益相关，来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活动。最后，新生代农民工应主动参与社区政治活动，政治参与作为社区参与中的较高阶段，对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与社区居民团体的交往互动、对于他们自身的政治诉求利益维护、对于他们群体的素质提高和个人的全面发展、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提高和完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郑杭生. 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 甘肃社会科学, 2005, (4): 4-8.

[2]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2, (7): 30-32.

[3] 刘传江, 徐建玲.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4] 陈丰. 从“虚城市化”到市民化：农民工城市化的现实路径[J]. 社会科学, 2007, (2).

[5] 李强. 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J]. 社会学研究, 2002, (6): 13-25.

[6] 邵东珂, 范叶超.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调查研究[J]. 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2): 114-119.

[7] W.F.奥格本. 社会变迁——关于文化与先天的本质[M].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8] 范叶超, 杨慧玲.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惰距[J]. 黑河学刊, 2011, (2): 179-180.

[9]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关系[J]. 社会学研究, 2001, (3): 63-76.

[10] 周明宝. 城市滞留型青年农民工的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J]. 社会, 2004, (5): 4-11.

作者：范叶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