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简析

2022-09-11

1 引言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我国近年来的工作重点, 也是“十三五”规划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十三五”规划中明确要求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市化率, 主要目的是统筹城乡发展, 缩小贫富差距, 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助力贫困人口早日脱贫致富。1958年,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签署, 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正式建立,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 二元户籍制度就像一道屏障阻碍着以农民工为主的进城务工人员的市民化进程。

2 农民工市民化

2.1 流动人口与市民化

从2010年开始我国流动人口持续上升, 最高峰达到2014年的2.53亿人。2015年,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人, 比2014年略有下降, 但仍占总人口的18%, 相当于每六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除此之外, 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也有较大变化, 以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比例已“过半”, 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呈上升趋势, 2015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9.3岁, 比2013年上升了1.4岁, 增长速度快于全国人口增长速度。在未来的10—20年间, 我国将长期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 流动人口主要聚集在东部等沿海城市, 中西部地区省内农民工比重会有明显增加, 其中东部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75%左右, 西部仅占15%左右。

2.2 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为什么想要拿到城市户口, 实现其“市民化”呢?正如俗话所说“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只要是一个正常人, 他就有改善自己生活处境和条件的意愿。一般来说, 城市居民在生活环境、工资水平、社会保障和教育资源等方面要比农村居民好, 因此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中, 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相互转化还只是单向的, 并不像一些发达国家一样, 存在逆城市化的现象。除了经济条件这个大方面的因素之外, 当然还有一些个人化的因素, 比如说家庭因素、年龄因素、性别因素等。王桂新等就曾根据上海市调查数据分析指出:在市民化意愿上, 有配偶在市内工作的人比没有配偶在市内工作的人市民化意愿更强烈, 年龄较大比年龄较小的市民化意愿更强烈, 男性比女性市民化意愿更强烈。

2.3 市民化程度

现在学界将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形式城市化、常住化城市化和市民化, 这三个阶段在市民化的进程上有着质的区别。而最后一个阶段是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一个阶段, 由于广义的农民工市民化还与心理认同和身份认同等因素有关, 因此还不能够找到一个完全适合测量市民化高低的指标, 目前广泛使用的度量标准是市民化程度。市民化程度表现的是农民工在外经济条件与内部心理认同上向城市居民转化的程度。市民化程度被看作是一个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衡量其市民化发展阶段水平的量, 一般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从内部联系上来说, 市民化程度的高低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密切相关。

3 上海市各地区常住人口状况聚类分析

上海市现辖16区1县, 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 以农民工为主的外来人口流动情况也不尽相同。就上海市而言, 2015年末常住人口为2415.17万人, 其中外来人口达到981.65万人, 外来人口占比约40.64%, 多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为主。

本文选取2015年年末上海市各地区截面数据, 从行政区划面积、年末常住人口以及外来人口三个指标, 运用SPSS软件对17个区县的数据进行聚类分析, 得出聚类树图。从聚类树图我们可以看出, 可将上海市17个区县分为五类, 具体情况见表中数据。从外来人口占比和GDP平均占比我们不难看出其特征与成因。

第1类:浦东新区模式。该类别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平均比例较大, 与其他类别不同的是浦东新区行政区划面积远大于上海其他区县 (除崇明外) 。浦东新区作为上海第一大行政区, 2015年GDP总额达7898亿元, 占全市GDP总额的31.6%, 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区域建设, 使得其对以农民工为主的进城务工人员的需求远大于其他区县, 而对于上海进城务工人员来说, 浦东也正是能够提供给他们工作岗位最多的一个地方。数据表明, 在浦东新区的547.49万常住人口中, 外来人口达234.32万, 其外来人口基数远大于其他区县。

第2类:该类共包括黄埔、徐汇、长宁、静安、普陀、闸北、虹口和杨浦8个区。该类别主要特征是行政区划面积和人口基数小, 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小, 对技术性人才和高知识分子的需求较大, 其中静安区人均GDP居全市前列, 经济发展较快。但由于区域和人才需求层次的限制, 所能提供的工作岗位较少, 因此, 外来人口占比较小。

第3类:包括闵行、宝山和嘉定三区。此类别的三个区经济发展相对较快, 而且行政区划面积较上一类来说大了不少, 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因此对农民工的需求较大, 仅次于第4类。

第4类:该类包括金山、松江、青浦和奉贤四区。这四区单独区划行政面积是上一类别的2倍, 但人口却比上一类别的人口少很多, 属于人少地多且劳动密集型产业较多的地区, 为知识水平较低的农民工群体提供了较多的工作机会, 所以这一类别的地区流动人口最多, 农民工等外来人口占比达到了51.8%。

第5类:该类只包括崇明县, 可称之为崇明模式。崇明是继台湾、海南之外中国的第三大岛, 崇明县行政区划面积虽大, 但由于岛礁的缘故, 导致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且交通不便, 所以崇明县的流动人口是最少的, 只有20.9%。

4 结语

从以上统计分析不难看出, 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也有很大进展。以中国首位城市上海为例, 流动人口占比最高的地区为松江区, 流动人口占比达61.7%, 这就意味着松江区十个人中有六个人是外来人口。流动人口除了占常住人口比重大之外, 还存在地区分布差异现象, 从上海各区县的分布差异, 到东西部各城市之间的分布差异, 我国流动人口聚集存在着显著的地域差异。一般来说, 经济发达的地区, 流动人口占较多, 市民化程度较高;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流动人口较少, 市民化程度较低。

农民工市民化由于受到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制约, 在其进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 可以肯定农民工市民化是需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 只有破除制度的屏障, 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才能得到质的提升, 户籍制度是其发展受限的根本原因。其次, 从政府角色定位来说, 地方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 使农民工即使掌握国家政策, 保障有效信息接收的及时性与准确性。除此之外, 政府还应加大引导力度, 设立一些为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解决问题的机构, 尽量从外部条件和主观认同上同步引导农民工的市民化。最后, 从农民工自身素质和城市市民来说, 农民工应不断加强自身技能知识的学习, 多参加一些职业技术培训, 发扬干中学精神, 努力提高自身素质。而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的市民化也要秉持着一颗包容、接纳和认同的心, 在生活上和心理上积极帮助他们越过市民化这道坎, 实现共同富裕。

摘要:中国特有的二元户籍制度就像一道屏障阻碍着中国市民化的进程, 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又重新得到重视。本文以上海市为例, 通过SPSS软件分析上海各地区间流动人口的占比权重和差异性分布, 从侧面讨论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阶段性和不完全性。尽管在城乡二元制度的阻碍下, 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和农民工市民化仍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关键词: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聚类分析

参考文献

[1] 王桂新, 沈建法, 刘建波.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J].人口与发展, 2008.

[2] 吴祖泉.就业视角的农民工市民化过程考察——基于上海的个案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 2015.

[3] 王桂新, 陈冠春, 魏星.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考察——以上海市为例[J].人口与发展, 2010.

[4] 王冉, 盛来运.中国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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