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结合部农民市民化调查

城乡结合部农民市民化调查（通用8篇）

篇1：城乡结合部农民市民化调查

城乡结合部农民市民化调查

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过去以从事农业生产、在农村居住和持有农村户口为特征的单一传统农民正在逐渐分化为不同农民群体，他们在户籍、就业、居住、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差异不断扩大，利益诉求高度分化。

部分近郊农民为何在城却不转户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体系是和相应户籍捆绑在一起的，导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户籍含金量差别明显。从对已实施户籍改革的重庆市转户农民情况分析，农民转户取向既受自身经济条件、乡土情结影响，也与对更高水平社会保障、教育资源等的追求有关，农民选择性进城倾向明显。

记者采访发现，城乡结合部农民选择性进城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城乡利益关系正发生深刻调整。城镇户口附着的福利和公共服务含金量相对弱化，而农村户口含金量在增加，这导致农民转户选择更加理性和现实。在地处重庆主城区的沙坪坝、九龙坡、江北等地一些近郊农村，农民转户意愿要明显低于其他地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集体经济发达，农民甚至可以比城镇居民更高的福利待遇。

在九龙坡区华严镇共和村，自1985年创办村集体企业以来，经过近30年积累，村集体资产超过1500万元，有的村民家庭年均分红收入超过3000元，村里五保户、军烈属、老党员每年还能从村集体获得1000元生活补贴。村干部们说，村集体经济发达，并且有收益分配，农民是不愿意退出集体成员权，来换取一纸城镇户口的。通常这些地区已融入城市圈，农民不但有稳定非农就业，还有来自村社集体收益分红，谁愿转户呢？

在大中城市城乡结合部，一面是不少农民不愿转户，另一面是不少已转户的群众还想把户口迁回农村。在东部某大城市近郊农村，记者先后走访了10多个想要非转农的群众，这些人主要是原户籍在农村的大学生、征地农转非和进城务工经商并转户人员。李学鹏（化名）以前户籍在农村，2005年外出读大专时，将户口迁往学校所在地。李学鹏说：我们农村学生读大学或中专，要把户口迁出去。现在家里土地越来越值钱，征地拆迁量很大。而政府征地时，自己已不能与同村农民享受相同待遇，一分钱补偿没有。

篇2：城乡结合部农民市民化调查

摘要：法律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学法、知法、懂法、守法、是法制国家对每个公民的最基本要求。然而在农民这个特殊的群体里，由于知识水平有限、法律意识淡薄，出现很多不稳定因素导致犯罪事件频发，严重制约农村和谐发展，影响新农村建设。因此，本文认为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增强农民的法治理念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关键词：农民 法制国 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法特别是现行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知识和心理态度的总称，一般由法律心理、法律观念、法律理论、法律信仰等要素整合构建，它的内容主要有探索法律现象的各种法律学说，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解释，人们的法律动机，对自己权利、义务的认识，对法、法律制度了解、掌握、运用的程度，以及对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等。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自古以来，法律在治理国家中起到重大作用，十一届三中全确立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9月中共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一步把法律推入国家治理，推向基层民众。然而，在很多普通群众看来，法律是公家的事，是律师的事，并非他们自己能够有关心的。法律始终是一道神圣的光芒，可望而不可及。所以，在发生小矛盾小纠纷的时候，深感自己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们会吵闹甚至是为此大打出手，却很少有人知道怎样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的表现

1、法律知识不熟悉，法制观念淡薄。在农村，农村普遍务农或者进城务工，没有多余时间学习和了解法律知识。大多认为贴在街上的横幅、村规村约就是法律，或者有政府公章的就是法律。即便他们懂得“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的道理，对法律这一概念并不能准确地把握，难以划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往往是一失足造成千古恨。

2、不能明确权利与义务，不能有效的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宪法》还规定了公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等一系列基本权利。然而在不懂法的公民眼里，只要有工钱，哪管什么八小时工作制度，哪有什么加班费。表现最突出的是村委会、村领导的选举，民主选举是村民根据自己的意愿选举村民自治委员会，是农民行使政治权利的重要途径之一，有的时候还不知道呢，就有村长村支书了。很明显的，他们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都没有得到维护。而有的人则表现淡漠，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3、缺乏民主监督意识。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监督权，即公民有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公务活动的权利，它主要包括五项内容，即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是公民参政权中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监督有利于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促进勤政廉政，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监督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有位老人说过：“只要不夺我手里的碗嘴里的饭，什么权利官员还是不去招惹的好”，很多人都抱着这种态度生活，助长了歪风邪气、贪官污吏，这更进一步凸显出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必要性。

4、不重视法律法规，法律的权威性得不到体现。法律权威是指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机制和全部社会规范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一切国家及社会行为均须以法律为依据，法是唯一的权威。法律权威是实施法治的基本要素、只有树立法律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至上权威，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多数人选择通过亲戚朋友、邻居、村干部等第三人解决问题，很多人都是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才想到法律，而有的人宁愿“吃点亏”忍气吞声也不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摆正法律的地位，没有真正地重视法律和运用法律，没有认识到法律解决纠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二、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

1、农民文化水平整体不高，法律知识知之甚少，这是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的最根本原因。教育是获取知识的最基本渠道，然而在农村，受教育程度极低，尤其是30年前，尤其是妇女。马克思主义原理中的物质决定意识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观点，作为社会意识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意识的培育和提高也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在经济并不发展的农村，教育也很落后，这就导致了农民文水平低下，自然的法律文化水平也不会很高。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落后的文化教育无法满足当今世界的需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小之又小。这样的恶性循环致使农村教育难以提高，法制观念难以被了解接受。

2、传统文化根深蒂固，难以动摇。我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历史，封建迷信思想和习俗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封建迷信腐蚀人们的思想，阻碍科学传播的同时，妨碍政策法令贯彻执行。长期的思想禁锢，使农民的思想保守，并形成思想惰性，从骨子里不愿意接受新的思想，从而安于现状，遇到纠纷就选择忍让、只求平安。改革开放以来，要求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但这并不代表封建文化就从现实中消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封建思想不是一天形成也不是一天就可以解除的。我们常常听到“家丑不可外扬”、鬼神之说、命运之说，导致在面对犯罪分子的时候，人们往往宁愿相信是“报应”、是“该有的惩罚”，也不愿意吃官司讨公道。也正是如此，助长了社会的不良习气，诱使无知者触犯法律沦为犯罪，以至于从思想上束缚了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

3、经济发展缓慢，贫富差距持续拉大。贫富差距拉大，有钱人都进城买房，导致有些公民破罐子破摔，不思进取。再者，换个角度谈问题，一般情况下的司法诉讼耗费成本都较高，而农民赚钱本来就很艰难，平时维持日常生活已经很不容易，有的农民在外打工，他们的工资还得不到及时发放，因此，通过诉讼途径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们宁愿选择私了等其他解决纠纷的渠道，也不去打官司，这就必然制约了广大农民的诉讼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高。

4、政府关系僵化，抵触情绪暴涨。随着现代行政法制的发展，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关心，已不再仅仅是命令与服从的强制性管理关系，而是更多地注入了服务与合作、信任与沟通的新型概念。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加快，城市开发步伐大大加快，土地开发也是热火朝天。在农村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的农村，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大量征收。与此同时，因土地征用而引起的纠纷也逐年递增，具有愈演愈烈之趋势。由于发展规划的需要，房屋拆迁也是必不可少的。房屋拆迁是一项系统工程，头绪繁多，内容复杂。其中涉及多方面利益，也可能引发多方面的利益纠纷。我们说过，每个决定都不能使所有人满意，在不能两全其美的时候，政府与公民就会发生分歧，距离也就越来越远，公民的抵触心理也就随之产生。即使是很多有利于公民的规章制度，政府执行起来也不一定会得到公民的支持，与之对应的就是公民有形无形的拒绝法律知识，从而提高法律意识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三、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途径

(一)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

农村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是农村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经济基础，也是提高农民法律素养和法律意识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

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发展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第一，“要致富，先修路”也许不适合现在大多数地方的发展状况，但农村的很多地方仍然贫困，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必先有四通八达的交通设施。所以，只有拥有良好的交通设施，才能引进别人的好的技术和设施，引进好的机械设备。发展就像学习，需要相互交流才能相互促进相互提升。只有把握好“拿进来”与“走出去”的尺度，才能更好的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不足，更好的发展自己。

第二，积极响应“三农”政策，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目前，很多农村仍然很贫困，要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必须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征收土地之后，很多人开始从商做生意，更多人则是沦为无业之人，这就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扶贫工作制度，加快发展贫困地区的社会事业，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只有更多人从无业的大军中解放出来，才能更充分地利用好劳动力，为社会为广大农村创造更多的财富。

第三，加快农村经济转型，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大非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自古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了我国农业的大部分比例。在科技发达的当今世界，小农经济已逐步被取代，二、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占据着市场的大部分，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将现有的现代农业、特色农业建设与当地的自然景观相结合，发展观光农业和乡村休闲旅游等，加快新型经济发展。

(二) 大力发展农村文化，加强普法教育和法制宣传

科教兴国要求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以及提高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国家兴旺民族振兴不仅与国家经济实力息息相关，与文化产业也息息相关。没有先进的科技文化作支撑，经济也很难得到发展，文化水平不提高，就没有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增强农民法制观念的主观条件，普法活动也难以进行。

第一，全面落实九年义务教育，积极发展高等教育。教育是获取知识最直接的途径，九年义务教育这种强制性、免费性、普及性的义务教育的实行，“该入学的一个不能少，已入学的一个不能跑”，动摇了农村“读书无用”的观念，更是给女孩子提供了上学的机会。

第二，加大普法教育和法制宣传的力度。在并不发达的农村，接触法律的途径不外于电视机。普法活动有利于将法律这一“神圣”的东西带到农村，带到农民身边，让他们感受到法律的存在，让他们知道法律离自己不远，从而达到普及法律知识、增强农民法制观念的效果。

(三)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基层司法执法。

《选举法》等一系列法律规范了基层选举、监督等相关活动，但在很多偏远地区，并没有达到“依法”的要求。司法执法机关的具体行为，直接影响农民对法律的认知，当他们明显感到不公平、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对法律的态度就完全只有怀疑。要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就必须提高农村基层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法律素养，改善执法、推进司法建设。

参考文献：

篇3：城乡结合部农民市民化调查

一、龙山县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思想现状

为了探讨解决这一问题, 笔者对龙山县城乡结合部15个行政村随机抽样了246户进行调查。龙山县城乡结合部的失地农民主要集中在民安、华塘、新城三个街道办事处。据调查统计, 仅民安、华塘、新城失地少地农民已达9106人, 共失地4872.633亩, 其中民安街道办事处失地农民最多, 其八个行政村共有8949人、3058户, 失地面积达1795.695亩, 回龙、五爱、茶亭、蔬菜等4个村全部失地的涉及1084户3145人。失地率达71.7%;华塘全部失地25户168人。根据县国土部门资料显示, 龙山县现阶段每征用一亩地大约会造成1.4个农民失地, 全县农民大约在2.6万人左右, 从失地时间来看, 多为失地3年以上者, 有的竟达10年以上, 如新城有122亩, 华塘58.62亩。从补偿标准来看, 普遍偏低, 且失地时间越长的农户, 得到的补偿越低。尽管近年每亩失地按31800元补偿, 与周边相比, 相对较高, 但以失地50年来算, 每年每亩只有600元左右。

(一) 基于政府征地行为的心理状况分析

农民因为封闭自守观念、征地补偿费过低以及不规范征地行为等因素, 不愿意土地被征用, 政府的征地力度却越来越大, 农民强烈要求提高补偿标准、希望失地后能充分就业, 但由于建立没有完善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 使失地农民心理失衡。表现如下:一是农本位思想较重。绝大多数失地农民认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务农是农民的本分, 没有了土地农民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本。二是封闭意识较强。农村“故土难离”、“金窝, 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的思想使得农民对自家房子和土地有着强烈的依赖心理, 对于生他养他的土地不愿离开, 舍不得转让, 也不愿意搬到别的地方去尝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三是迷信观念较浓。“发财不离老屋场”, 农民普通认为自家宅基地是一块“风水宝地”, 随意拆迁会给子孙后代带来厄运。四是拜金意识较深。大多数农民都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最高追求, 缺乏大局意识, 甚至有部分农民把拆迁与征地看成是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 与政府谈补偿问题时漫天要价。

(二) 基于失地后农民的心理状况分析

失去土地这条生存底线的农民希望和城里人一样有较多的就业机会、有较好的社会保障来支撑起他们未来的生活, 但现实让他们屡屡失望。这就使他们的思想、情感和心理复杂而矛盾, 带有明显的消极情绪和负面色彩。主要表现为以下心理状态:

1、对未来生活充满忧虑。

征地前, 农民种田尽管收益不是很好, 但收入稳定, 为农民提供了最低生活保障。征地后, 农民失去了最稳定经济来源, 虽然有一次性补偿费, 但长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极易让失地农民“坐吃山空”, 一旦这些“保命钱”被用完, 他们今后的生活成为难题。尤其是对那些以种养业为主、年龄偏大又无一技之长的农民, 他们将成为失地农民中的弱势群体。

2、对政府公信力产生质疑。

失地农民原本处于城镇化建设最前沿, 为城镇化建设作出了最直接的贡献, 本应优先享受城镇化成果, 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在龙山, 失地农民被征用1亩地的补偿额度在3.18万左右, 且近年来, 该县征地补偿费是随时间跨度变化的。他们认为政府征地补偿费相对较低, 征地的透明度不高, 集体土地补偿款管理制度不明, 中央有关政策不能很好地将贯彻下来, 对此产生了不满情绪, 同时又看到政府将征用的土地变相地以数倍、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增值卖给开发商, 而农村土地的原所有者并没有分享到土地出让后的增值部分, 这大伤失地农民的感情, 由此对政府产生了不信任的危机。

3、对政府产生依赖心理。

失地农民不仅简单地失去了土地, 同时失去了一系列权利和利益, 成为新的社会弱势群体。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创业冲动微弱, 风险承受能力低, 不能抵御较大困难和挫折, 不愿冒险, 缺乏主动寻找工作的意识, 加上相当数量的失地农民对就业岗位、收入要求预期较高, 一般不愿意从事苦、脏、累的工种, 还有农民对政府存在着“等、靠、要”的依赖思想, 分到土地补偿款后, 很快就花光, 缺乏长远打算。

二、龙山县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思想问题的原因分析

第一, 失地农民问题重视不够, 安置措施执行不力。由于部分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 有时更多关注的是征地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和政绩工程, 而没有考虑长久的社会效益问题。不能从全局认识到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严肃性和紧迫性。虽给予了失地农民一定的安置补偿措施。如给予一次性安置补偿费, 开设失业就业培训等, 但由于没能很好地区别失地农民相对于下岗职工存在的特殊性, 所以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流于形式, 实效性差。另外, 政府对城镇贫困、失业就业的安置岗位有限,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

第二, 失地农民易遭受就业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农民失去土地后, 他们的身份由农业户转为居民户, 但实际上失地农民却不能享有与城镇居民同样的待遇。一是失地农民与一般农村劳动力相比具有竞争的弱势性, 存在被动非农化, 对市场风险和非农就业准备不足的特征, 尤其是在当前社会就业压力大的情况下, 上述原因使失地农民加速边缘化。二是失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教育和培训、法律援助等政策缺乏明确规定。三是城镇人口享有的最低生活保障没有完全覆盖到失地农民, 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待遇方面具有明显的二元性, 失地农民自费参加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 参保率和保障水平都偏低。

第三, 失地农民自身素质、技术等处于弱势地位。首先, 目前劳动力市场正逐步由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技能型转变, 由于失地农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 普遍又年龄偏大、文化偏低、思想落后、技能单一等, 加上难以适应现代工业化进程中的用工需求, 就业空间日益萎缩。其次, 现在许多企业都向集约型经营转变, 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对低素质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越来越小, 失地农民就业更加困难。此外, 他们的维权意识落后, 自我保护能力弱, 缺乏对法律法规的了解, 无代表自己利益的群众组织, 其利益诉求难以畅通表达和解决。

三、加强民族贫困地区失地农民思想政治工作的应对策略

(一) 提高认识, 转变观念, 加强失地农民思想政治工作

1、统一思想, 高度重视失地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在城镇化飞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特别是民族贫困地区必须从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深刻认识思想政治工作在当前失地农民问题中的重要地位。一是认清失地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当前维护失地农民的权益不仅是当前的一个经济问题, 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不仅关系到我国城乡的协调发展和农村和谐稳定, 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二是强化失地农民保障的组织领导。要成立失地农民保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失地农民保障工作的落实, 抽调专门工作人员, 确保失地农民问题有领导专抓, 有专人负责。并把切实维护好失地农民保障工作纳入各级各部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实行目标管理, 对工作落实不力的单位, 要坚决予以责任追究。三是加强教育宣传, 转变失地农民观念。牢牢把握“以失地农民为本”着眼于加强失地农民思想政治教育, 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 通过多种形式和手段, 宣传、引导和教育失地农民更新思想观念, 鼓励失地农民积极参加就业培训, 理顺他们的思想情绪、激活其精神动力, 缓解政府社会信任危机。

2、夯实基础, 强化失地农民思想政治工作组织保障。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是农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 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责任, 也是加强农村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先锋阵地。一是建立完善基层党组织各项规章制度。要结合基层党组织工作的特点, 建立健全加强农民思想政治工作、党员联系帮扶群众、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 切实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二是加强基层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基层干部要充分认识到农村基层组织是代表农村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征地拆迁过程中, 要切实保护好他们的利益。三是建立失地农民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制。由乡镇 (街道) 组织领导, 村 (居) 干部专人负责, 责任层层分解到个人, 解决好失地农民问题, 把矛盾化解在最基层。四是充分发挥失地农民中“政治精英”作用。在农村, 农民利益表达往往是以个人或小团体的形式自发地进行。而这个人或小团体正是农村的“政治精英”, 做好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 配合征地拆迁工作, 可以大大减轻当地政府的工作压力, 确保失地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严密运转起来。

3、健全机构, 激活失地农民的精神动力。

从发展眼光看, 农民失地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也是时代进步的需要。因此, 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要以失地农民自我发展为基点, 突出抓好激活精神动力这一根本。一是强化自我发展意识。以失地农民党员为先锋和示范, 不断提高失地农民的思想认识、创业水平、创新意识, 通过思想上的转变, 行为上的带动, 以点带面, 增强失地农民自主创业的积极性。二是营造积极创业氛围。通过报刊、广播、电视以及开村组大会和党员干部会、发放宣传资料、张贴标语、悬挂横幅等多种宣传形式, 广泛宣传失地农民成功创业的先进事迹和有益经验, 调动大家参与的积极性, 大力营造“别人能, 我也能”, “赶快创业, 时不我待”的氛围。三是建立失地农民权益保护机构。以失地农民的自我发展为基点, 建立失地农民权益保护机构, 保护失地农民基本权益和利益诉求, 充分发挥党员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二) 结合失地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 积极探索失地农民的安置模式

1、改革和完善相关土地征用补偿制度, 多种方式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

一是逐步提高土地征用补偿费标准。土地征用补偿要充分考虑经济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应该以农民征地补偿费全部进入社保测算能领到城区最低生活保障金作为参照系, 将现行补偿标准提高。二是建立和完善农用地分等定级和农地价格评估体系。综合考虑自然条件、区位条件、环境条件等, 对农用地进行分等定级, 结合农用地等级, 制定农用地价格评枯办法。以农用地分等定级和农用地评估价格为基础、以经营性目的的农地转用市场价格为参照, 确定土地财产补偿标准。三是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土地流转模式。允许农民以土地使用权入股、出租的方式参与土地的开发, 分享社会进步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 或通过租赁方式, 由转让土地的农民向企业收取租赁费, 以解决失地农民长期的生活保障间题, 还可以允许农村集体非农土地直接参与城市化开发, 增加失地农民的收益。

2、提高失地农民务工素质和技能, 千方百计扩大就业。

一是加强教育培训, 提高失地农民的就业技能。以市场的需求和农民的需求来定培训项目 (对失地农民实行“菜单式”和“计单式”培训) , 以竞争定培训机构 (对就业技能培训机构实行面向全社会的招标制) , 以补贴促参与 (对参加就业技能培训的失地农民, 政府给与一定的财政支持) 等有针对性地安排不同的培训内容, 提高农民就业和务工的技能和素质, 让他们掌握一些实用技术, 拓宽他们的就业渠道。二是实行公共就业工程, 大力开发社区就业岗位。如实施建筑、道路、绿化、社会建设等劳动密集型工程或在社区把解决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同加强城市的绿化、环保、卫生、交通、便民服务等项事业结合起来, 使之形成提供就业岗位与创造本地财富的新循环。三是给予更多优惠政策, 促进失地农民就业。对失地农民从事个体经营的, 税务、工商部门要优先办理营业执照, 对营业税、所得税、管理费等给予适当减免。开办资金有困难的, 提供专项小额贷款, 提供贴息支持。对经营所需的场地、设施等有困难的, 提供帮助、做好服务工作。此外, 与用地单位协商, 在相同条件下优先吸纳被征地单位的劳动力, 对聘用失地农民的企业给与鼓励和优惠政策等。

3、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 解决他们后顾之忧。

一是建立失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失地农民是不同于农民又有别于城镇居民的边缘性群体。因此, 在农民失去其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之后, 就应该将其转为城市居民, 纳人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 和城镇居民一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二是完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失地农民普遍年龄偏大, 很难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建立失地养老保障制度, 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对养老问题的担忧, 因此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三是健全城乡医疗保障制度。政府加大资金投入, 对于城镇居民参加医疗保险给予适当补助。同时, 扩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 把失地农民纳入参保对象, 通过多渠道筹资, 解决失地农民医疗保险问题, 建立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障体系。

4、加快小城镇经济发展步伐, 推进失地农民市民化。

篇4：城乡结合部农民市民化调查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中国农学会副秘书长陈建华认为，这从根本上明确了城镇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身份定位，保障了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农民工在城镇工作，集中在商业、建筑、餐饮等行业。通过在非农产业劳动换取报酬，实际上已经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

美中商业贸易委员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约瑟芬里克指出，随着中国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农村必然会出现大量农业加工和服务性企业，同时，更有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为离开土地的农民提供社会保障是一个关键问题。目前相当多的中国农民是在干城镇工人的工作，却无法将自己的生活方式转变成城市的生活方式，在城市没有“家”，是城市里的“农民”。他说，从身份上说，不该有农村人和城镇人之分，而应把所有的劳动者都看成产业工人，其中一部分从事农业生产，一部分从事工业生产，另外一部分从事服务业工作。全社会的劳动者只有分工的区别，都可以享受社会福利和保障。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王思斌认为，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具体政策，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入城镇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简化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的各种手续，防止变换手法向进城就业农民及用工单位乱收费。要加快解决及时兑现进城就业农民工资、劳动条件差、子女入学等问题，并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还有专家指出，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过大，因此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郑功成教授提出，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推动农村城镇化的重要环节。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长期以城镇居民为主，农民较少受惠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近些年来，农村不仅未能像城市一样确立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且以往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已基本解体。如果不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业企业的大量出现就不可能，农民更不愿意离开赖以为生并有“最后保险”意义的土地。

有关研究预测，到2030年，中国农村人口中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17.39％，而城镇的同一指标为13.1％。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同时，农村的家庭保障功能也因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子女外出务工而持续削弱。有关专家建议，要分类分层解决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具体内容包括通过加快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逐步实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体化，消除济贫政策中的身份歧视；完善乡村救灾制度；分类建立医疗保障制度，包括医疗社会保险、合作医疗，以及必要的乡村医疗救助；发展多种形式的民间扶贫济困活动，将乡村慈善公益事业作为重要的补充保障机制，并根据农村居民的需要和保险市场的竞争发展，推动农村商业保险的发展。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在一些地方，进入企业工作的农民在离开土地的同时就地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例如，四川成都农村已经开始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努力使大量失地农民参加社保、医保。根据规定，成都农村进入企业的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标准，将参照城市养老保险办法执行。当地有关部门还预计，到2007年，成都城市化率将达到42％，大量农民将以产业工人的身份成为市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宋泓博士提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还将改变农民的收入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无论是进城务工的城市产业工人，还是不离土不离乡的农业产业工人，都将通过工资的形式领取劳动报酬，通过商业环节采购生活资料，通过城镇基础设施享受市民生活的权利。比如，农民可以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有偿流转获取相应的择业资本，农业工人不必一家一户卖粮卖菜承担市场风险，生产效率和收益的提高换来消费水平的提高，粮、肉、菜等生活必需品实现商品化，子女入托入学、有病就医以及养老方面，依靠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一句话，要让农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以浙江省平湖市为例。这里近年先后吸引外资、民资和各类工商资本近3亿元，创办了许多涵盖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诸环节的农业企业。大量农业企业促使农村聚合发展成为城镇，平湖286个行政村撤并到了138个，城镇化水平提高到43％。同时，在这些新兴城镇还建立了劳务市场体系，农民通过劳务市场得到技能培训，通过就业服务进入农业企业，领取工资并进行各种生活消费。此外，平湖还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村各类经济组织、农业企业、个体农民工商户统一纳入养老保险范畴，并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农民进入养老保险。

篇5：城乡结合部农民市民化调查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分析 作者：袁经天

来源：《新农村》2011年第23期

摘 要：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顶级阶段“，它要求在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镇建设来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并最终消解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市民化，指的是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借助于工业化的推动，让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大部分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生活方式和交际方式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

解决农民市民化的问题需要多头并进，除了继续推进农民工、城郊农民向城市转移外，还必须根据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加大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力度。居村农民市民化理当成为我国农民市民化的重头戏，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目前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要克服农民市民化中的种种制约，必须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城镇建设和发展、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层面、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建设及政府的管理和服务上求得全面突破，这样方能让更多的农民变为市民，加快实现农民市民化。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 居村农民 市民化

一、农民市民化概念的内涵

农村和城市、农民和市民都是相比较而言的，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说：“农民是相对城市限定自身的，如果没有城市就没有农民。”在我国，居住在农村、具有农村户籍并拥有承包耕地的社会成员皆为居村农民。市民，又称城市居民，通常是指具有城市有效户籍和常住在市区的合法公民。长期以来，我国在“非农业”和“农业”户口之间、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人为地划出了一道鸿沟，造成其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等方面的悬殊差别，形成了“市民”与“农民”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利群体，其弊端不言而喻。

农民市民化，就是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在西方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道路通常是通过人口迁移来完成，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就揭示了这种农民市民化的一般规律。

而城乡一体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经过程。城市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指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在中国，相对于那些还在以土地为生的传统农民来说，农民工可以说是城市化的“先知先觉者”，城市化首先是农民工市民化，只有这样，中国城市化才可能逐渐推进，最终实现其既定目标。

二、城乡一体化农民市民化障碍及其成因

1.二元制度羁绊：新生代农民工属性归宿问题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形成了一种城乡长期隔离的二元社会结构。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们仿佛无根的浮萍，漂移在城乡的边缘社会。

根据有关部门调查，70.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村人”，5.0%认为自己已是“城里人”，而24.8%的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农村人”。可见“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上的困惑和迷茫。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和突出贡献者，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但旧体制的习惯性排斥，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现实的情况是，新生代农民工退回农村，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融入城市，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

2.诉讼渠道不畅：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话语权缺失

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是身处城市的“边缘人”，他们利益表达渠道是否方便和通畅是其权益维护的重要前提。调查显示，有近半数的“新生代”农民工（49.7%）认为表达意见、反映问题“不方便”，40.3%的农民工认为“基本方便”，仅有10.0%的农民工认为“非常方便”。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缺乏表达意见的机会呢？42.8%的农民工认为是因为“没有一个组织代表自己讲话”，42.3%的认为“自身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偏低”，34.1%的认为是“由于现行的各种经济制度缺陷而引起”。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地务工经商时，经常有“有话没处说，有苦没处讲”的感觉的高达32.9%，“有过这种感觉，但次数不多”的占43.5%，“基本没有的”仅占15.9%。由此可见，有不少农民工因为自己的利益受损却奔走无门而苦恼，农民工普遍反映：我们有什么问题和要求，都没有地方去说，也不知道找谁说。不难预知，长期的心理压抑极易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失望、苦闷、忧郁的情绪，甚至反社会的行动。这一问题亟需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3.已有城乡差异惯性存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缺乏支撑

目前我国有1.4亿农村人口在流动就业，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崛起，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渴望改变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另一方面，城市市民的冷漠致使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重构困难。新生代农民工更看重自己的尊严和生活质量，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过上比父辈更好的生活。但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在造就巨大城乡差距的同时，也衍生了城里人的天然优越感，他们视农民工为“二等公民”，刻意与农民工维持疏远。这种排斥关系，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身在城市却不能融入其中。

4.政府公共服务失衡：新生代农民工尚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

根据环境保护部发布去全国城市环境管理与综合整治报告，去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34%。但中国的城市常住人口统计口径包括了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村流动人口。目前，1.4亿农民工被统计为常驻城市人口，但仍处于“半城市化”状态。所谓“半城市化”,指没有

彻底融入城市社会的状态,表现为农村流动人口在制度上没有享受完全的市民权,在社会行动上与城市社会有明显的隔离以及对城市社会缺少认同感,不认为自己是市民。

三、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对策

进城农民真正变为市民，显然是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涉及制度、政策与体制的改革与调整，也涉及到经济发展、政府投入、城市建设等方方面面，需要我们站在时代和战略的高度，用广阔的视角作统筹规划，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力争在以下几个方面求得新的突破。

1.在思想观念上求突破

从历史角度看，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农村与城市，农民和市民本来根本不存在鸿沟。世界上原先没有城市，也没有市民，人们都生活在农村田园。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才出现了一座座城市，可以这样认为，城市原来是由农民创造的，城市的市民原本都是由农民转化而来的。一部城市发展史，就是农民创造史，农民演变市民史。那种对农民的偏见，对进城农民工的冷漠、歧视行为，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们对城市发展史的无知，对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的无知。至于有的人习惯地把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归咎于进城农民，这是不公正的，也是缺少辩证分析的。如上文所说的城市病问题，其实城市病产生的原因是城市基础设施不足，是长期计划经济下短缺经济的产物。农民进城固然会加剧城市基础设施负担，但进城农民通过自己的劳动，也可为城市基础设施发展作出贡献，近年来城市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工功不可没。再如进城农民抢城里人的饭碗问题，实际情况是，农民所从事的工作，一般都是脏、苦、累等城里人不愿干的工作，没有农民工，城市的正常运转可能会瘫痪。可以说，今天无论是城镇居民的生活还是城镇经济的发展，都已离不开农民工。

2.在城市建设上求突破

要让数亿农民向城市转移，并为城市所接纳，由农民变市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城镇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也即城市必须为农民进城提供生活和工作的空间，提供一个较为理想的载体。

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和世界各国城市化的经验，应根据各地城市发展的现状，包括发展的条件和可能，因时因地实行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全方位协调发展的方针。我们尤其应加快建设，发挥其在推动农民市民化的作用。在大中小城市并举，协调发展过程中，对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较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也必须加以重点发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全方位发展，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互为补充，形成一个结构完整、运行协调的城镇体系，我国农民就有希望以有序的方式，加快速度，较大规模的流入城市，实现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

3.在维护合法权益上求突破

要推进农民市民化，就必须积极创造条件，让进城农民享有城市市民应有的权益，并切实得到维护和保障。一是就业权。应尽快取消对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种种政策限制，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通过平等竞争就业，和城里人享有同等工资待遇。二是进城农民子女受教育权。这种权利包括入学机会平等，入学条件平等，挑选就读学校的权利平等，交纳的费用平等。三是社会保障待遇权。农民要变市民就必须让进城农民享受与市民统一的福利待遇，这样才能消除进城农民的被剥夺感和与市民身份地位的不一致性。在社会保障待遇上求突破，不可能一蹴而就。从目前实际出发，在无法一步将农民变为市民，将其全部纳入现行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较为可行的办法是由易到难，按照分类和分层保障的原则，逐步提供社会保障。首先为进城农民建立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相对养老保险，这两种保险所要缴纳的保险费金额较低，单位和个人均能承受。其次，可考虑吸收较长时间（5年以上）进城就业的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单位和个人，缴纳的数额与缴纳的办法可等同于城市职工，按有关规定按时征缴。四是参与城市社会管理和政治活动权。为保障我国公民的完整权益，同时也为了推进城市政治文明建设，应让进城农民特别是其中进城时间较长的农民参与城市社区民主管理和相关的城市政治生活的实践，包括参与决策、选举人民代表、民主监督活动等等，这样让进城农民在为城市建设服务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在自己所在城市找到一种归属感、责任感。

4.在制度层面上求突破

首先是户籍制度改革要有新突破。变农民为市民，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彻底打破户籍“坚冰”，对户籍制度进行全方位、大力度改革。改革的先后逻辑顺序是：先建制镇和县城，后到中小城市，最后到大城市和特大型城市。实际工作中应从各类城市的实际承受能力出发，赋予各市更大的自主权，按进城农民的不同类别的具体情况及具体人群，渐次开放户口准入。可试行以公民住房、生活基础（以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为依据）为落户标准的户籍迁移办法。其次是土地制度改革要有新突破。根本途径是建立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土地流转制度，除了必须坚持农村土地由农户为主承包经营的制度，至少延长30年甚至长期不变的以外，应当允许农民对其承包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转包、出租、继承或有偿转让；或者作为资本入股，取得其应有的股权和红利收入。只有这样，才可使那些有可能不再以土地为生的农民逐步向城市转移，变农民为市民。

5.在政府的管理与服务上求突破

推进农民市民化涉及的部门多、范围广，做好这项工作必须由各级政府出面，既要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统一管理，又要想方设法，积极为进城农民提供良好服务。要把管理与服务结合起来，注意把对进城农民的管理更多的融入到对他们的服务中，通过多种服务来提高管理的效果。根据目前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政府管理与服务工作的突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是根据各城市的现有规模和城市化发展的目标和趋势，以及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和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承受能力，对吸纳农民进城落户变市民的数量，分的实施计划作出具体设想。同时对进城农民的住房、公有设施包括其子女上学等问题，纳入城市总体建设规划，统筹考虑。二是积极为进城农民提供务工经商的信息。所以说城市还是农村政府应及时提供各地劳动力供求信息，建立各种中介机构，积极帮助农民牵线搭桥引路，有序地组织

篇6：城乡结合部农民市民化调查

亲爱的农民朋友：

你好！我们是东关办事处关于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调研小组成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亟待规范化的解决。本

调查将针对东关街道办事处辖区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现状进行调研，为妥善解

决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维护其合法权益，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地区经济

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基础资料。真诚感谢您的配合！

一、被征地农民的基本信息

姓名村第组性别年龄岁

二． 调查信息：

1、您家里有口人；劳动人口有口；就业人口有口；

2、您的文化程度（）

A、没上小学B、小学C、初中D、高中或同等学历

E、大专以上

3、请选择，失地前您家庭主要经济来源：

◇农业；◇第二三产业；◇房租；◇集体补助；◇外出务工；◇入股分红；◇自

主创业；◇其他：请选择，失地后您家庭主要经济来源：

◇农业；◇第二三产业；◇房租；◇集体补助；◇外出务工；◇入股分红；◇自主创业；◇

其他：

4．你的年收入(包括工资,奖金,补贴等)总共有多少（）元？

A、5000元以下B、5000—8000元C、8000—11000元

D、11000—14000元E、14000元以上

二、被征地情况

1、您家被征土地占原来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约为多少？（）

A、二分之一B、三分之一C、四分之一D、其他

2、您被征地的面积是亩，得到的安置补偿费为（）元？

3、您家的土地是（）下被征用的？

A、政府强制B、与用地单位直接协商C、政府出面协商

4、您家失地到现在多久了？（）

A、半年内B、半年至一年C、一年至两年D、其他

三、政府向失地农民提供的社会保障政策具体落实情况

1、您的土地被征用后，政府是否提供补偿措施？

A、是B、否

若有提供：

（1）这些补偿措施有何种形式（）(多选)

A、提供一次性的土地补偿金B、提供就业安置C、提供医疗保险安排

D、提供就业技能培训F、提供社会保障G、提供小额优惠贷款H、致富或科技、项目方面的信息I、其他

（2）若选F，那么具体的社会保障措施包括（）（多选）

A、农村养老保险B、医疗保险C、“五保户”制度

D、最低生活保障制度E、其他

措施落实了多少？（）

A、完全落实B、一半以上C、大约一半D、一半以下E、没有落实

2、自从失地后，村内以下哪些公共服务得到改善？（）(多选)

A、城镇燃气B、用水C、有线电视D、医疗或养老保障E、教育F、修路G、什么都没有改善

四、失地农民对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的认识度

1、您愿意被征地吗？

（1）愿意，原因是（）（可多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

A、种土地没多少收入B、国家的补偿措施和社会保障安排合理

C、相信政府会解决问题D、政府动员得好，要服从政府安排E、对自己被征地后的生活充满信心F、其他

（2）不愿意，原因是（）（可多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

A、征地补偿标准较低B、补偿措施或社会保障难以实施

C、收入会减少D、生活没有保障

E、征地过程中权益被侵犯F、其他

2、被征地前，政府相关部门是否有开展有关社会保障的宣传活动？

A、有B、没有C、没有宣传但已了解部分D、没有宣传，非常不了解

3、您在征地前是否有主动向政府了解被征地后的社会保障问题？

A、有B、没有C、想过，但是不敢问

4、当您的社会保障问题没有得到落实，会用什么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A、法律B、保持沉默C、从众D、使用暴力

E、寻找有关部门出面解决

五、失地农民对政府社会保障政策的满意度与社会保障责任意识

1、你对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否满意？（）

A、是B、否

满意的原因方面：

不满意的原因方面：

2、您认为该由谁来承担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所需基金？（）

A、国家B、集体C、个人D、三方都应拿出一部分钱

3、您觉得自己准备用以下哪种方式解决自己老年以后的生活问题？

A、向家庭成员或亲戚朋友寻求帮助B、向社区（邻居、村等）寻求帮助

C、向社会养老保险机构寻求帮助D、等待政府救助F、只能靠自己

4、根据养老保险的内容及您自己的经济条件，您会选择怎样的投保标准？（）

A、每月40元以上B、每月20-40元C、每月20元以下

D、无钱参加或不愿参加E、不了解或说不清

5、你对社会保障的实施期待度高吗？

A、高，希望社会保障能解决我以后生活的问题

B、希望国家社会保障能解决一部分生活问题，自己可以解决剩余部分

C、不高，认为不需要国家的社会保障，自己完全有能力解决生活问题

篇7：城乡结合部幼儿教育现状调查报告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和动迁户数量激增,在入园难、入园贵背景下，辖区应需而生了大量游离于现行教育体制之外, 由民间兴办、以低端人群特别是进城务工人员学龄前子女为主要收托对象的多种类型的非正规幼儿园未能在教育主管部门注册，因而未被官方认可，平时我们称之为“黑幼儿园、非法幼儿园、无证幼儿园”等，属现行教育体制之外的办园类型。他们为解决处于城市边缘群体子女的学前教育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非正规幼儿园具有因地制宜、方便入园、对应服务、收费低廉等优势。同时，由于管理缺位和失当，生存境遇堪忧。直面城市边缘群体子女学前教育这一日益凸显的社会问题，正视非正规幼儿园存在的价值，需要政府转变观念和职能，进行制度创新，对低端民间办学给予政策扶持，以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多样化发展。

关键词：城乡结合部、非正规幼儿园、边缘群体子女、学前教育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进城务工人员以家庭式流动的方式大量涌入城市，他们大多选择在生活成本较低、距离中心城市不远的城乡结合部居住；同时，部分经济条件不佳的城市动迁户选择城乡结合部作为过渡点生活，绝大多数学龄前儿童都跟在父母身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这一庞大而特殊的群体对于幼教的特殊性需求亟需得到关注。这一背景下，城乡结合部出现了大量以收托流动人口子女为主、形式多样的民办非正规托幼教育机构。就现实情况分析，非正规幼儿园当前正在发挥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也不可能消失。非正规幼儿园的生存与发展亟需教育行政部门及社会各界的足够关注和重视。

2014年4月27日至5月6日，我们对辖区幼儿园进行了调查，主要以柯柯牙街道区位为样本，着重调查了6个社区内由民间兴办、未经教育部门注册备

规模较小，收费适当。非正规幼儿园规模一般较小，20人以下的3家、21—50人的5家、51—100人的4家、101—200人的4家、200人以上的1家。托费往往成为园所全部的经费来源，每月托费大多集中在200—350元，有的仅收160元，最高400元；除了孩子的伙食及一些玩教具开销，房舍租金和教师工资是主要的支出项目。因地段和房舍面积不同租金差异较大，教师工资一般在1500—2200元之间。流动儿童生活的不确定性，常常造成园所生员不稳定，或是出现淡旺季。生源充足时，园所能够维持基本运转，略有盈余。

这里特别指出的是,非正规幼儿园没有任何财政政策补贴支持,园所建设的标准、设施的配备都是因陋就简，能省则省，只有依靠3至5年以上托费结余的积累才能对园所进行修缮和扩建，补充玩教具及其他设备设施。

2、生员、师资与保教现状

生源甚广，教学单一。调查发现，收托的1064名儿童为外来务工人员学龄前子女，占总人数的60.5%，多为就近入园。户籍生源家长送孩子来这里图个就近便利，况且社会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幼儿教育低端市场，但公立幼儿园不能满足需求。13所没有活动室，占园所总数的68%，只是在教室内简单布臵或点缀几张挂图，玩教具严重匮乏。为开展教学之便，教师多依靠成套教材实施活动，部分园所的一日活动流程和小学一样。相对较为规范的3所幼儿园的中有个别有经验的老师能够实现较好的师幼互动，但缺乏经验和专业发展动机的年轻教师居多。

师资匮乏，流动性大。大部分非正规幼儿园园长缺乏幼教专业背景，但也不乏有学前教育专业毕业或是从幼教一线历练出来、有自己的教育理想和办园理念的园长，如：海天幼儿园、大拇指幼儿园、小神童幼儿园。教师队伍普遍年轻化，所调查的园所中共有专职教师54人，其中37人为大中专毕业生、占68.5%；少数教师取得幼师资格证。每班基本配备1—2名老师，小班一般会增加教师。保育员多为几个班共用。园所负责后勤工作的老师一般也身兼数职，例如，一位老师可能同时负责保育员、体育老师、厨师、保卫等角色。由于园所为满足家长托幼需求，提供延时服务和周末托幼服务，教师的工作量比较大，教师队伍不稳定、流动性较大，60%的教师在1—2年内就会流失。

平时为家长提供的延时服务一般不另外收取费用，这些均有别于作息制度严格的正规幼儿园。灵活、便利而又有针对性的服务，自然赢得了家长的满意。非正规幼儿园之间存在着同业竞争的情况，市场的压力，必然促使各个园所想尽办法，努力调整自己的服务范围、质量和方向，赢得生存和发展空间。

3、因地制宜，应需而生。非正规幼儿园大多地处城乡结合部，其兴办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尽管园所环境简陋，还是与社区周边环境相协调和适应的。我街道属城市规划区域，具有不确定性，因而不可能大量兴建正规幼儿园，更不用说公办园了。聚居这里的大量边缘群体子女就近入园的现实需求十分迫切，非正规幼儿园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他们以处于低端的务工人员家庭的学前子女为对象，基本满足了当地群众的托幼需求。

4、身份尴尬，管理失当。非正规幼儿园大多办学条件简陋、师资力量薄弱，不符合教育部门制定的托幼机构注册相关标准，平时我们称之为“黑幼儿园、非法幼儿园、无证幼儿园”等，这种状况折射出的是教育行政部门在幼儿教育方面的管理理念。身份的缺失，使得非正规幼儿园长期游离于政府和教育部门的视线之外，有时面临资金紧缺，难以维系，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

二、建议意见

（一）正视现实，转变观念。非正规幼儿园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原因是应市场之需而生，当下幼儿教育入园难、入园贵的社会现实令人焦虑，是民间通过自发的智慧和力量解决了政府难以作为的社会问题。职能部门应当转变观念，认识民间力量的积极作用，改革僵化的管理办法，将非正规教育发展与社区建设及社会治理相结合来考量现实问题。特别是单独二胎政策的放开，势必在2-3年后产生新一轮的入托高潮，将再次考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目前，街道社区已经做出努力和采用现实可行的办法管理辖区内托幼机构了。

篇8：城乡结合部农民市民化调查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依据全国2749个村庄调查提供的资料, 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村庄道路状况差、饮水困难、公共文化薄弱、文化设施普遍较差、农村环境污染形势严峻、社会保障堪忧、医疗资源严重缺乏、教学质量问题严重。人口流动的研究成果表明, 经济发展特别是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后, 人口的流动不完全是生产问题, 还是生活问题;不完全是寻求就业岗位问题, 还是寻求生活环境问题。显然, 只要能够实现“农村城市化”, 有效改善农村居住和生活条件, 那么农村和处于农村地区的城镇不仅可以留住农村的人力资本, 而且也可以吸引城里人住到农村, 以其人力资本在农村开发出新的发展项目, 成为提高农村发展能力的基础条件, 有助于最终缩小并克服城乡收入差距, 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战略目标。

一、创建新型农居小区:“农民市民化”的路径之一

改善农村的生活和居住条件, 就需要在农村进行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建设。具体地说, 要给农村集中供水、供电、供气、通路、通电话、通电视、通网络, 要在农村办学校、办医院。这正是在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和推进城乡一体化时, 中央强调要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入农村、扩大公共财政阳光照耀农村范围的理论根据所在。

传统农村布局的最大特点, 是由农业的自然性所决定的生产的平面性和人居的分散性。如宁夏, 土地面积6.64万平方公里, 人口600多万, 其中占总人口50%以上的农村人口分散在300多个乡镇、2600多个行政村和超过1万个的自然村中 (因每个行政村实际上包括若干个人口并不聚落在一起的自然村) 。而在农村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方面, 我们传统的做法是依据“地理空间普遍繁荣”的理念, 搞各种各样的“村村通”、“村村有”工程, 将稀缺的建设资源像撒胡椒面似地撒向农村各个角落。实践证明, 这种方式下, 基础设施既建不全, 也做不好, 并且不具有可持续性。其效率不高的根本原因, 不仅在于忽视了资源有限性这一前提, 更重要的是忽视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经济特性, 即资源的集中。这种实际过程中资源的分散使用与基于经济规律的资源集中之间的悖论, 是制约农村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发展滞后从而造成城乡差距拉大的“硬伤”。因此, 在新形势下, 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 必须转变观念, 更改思路, 调整“地理空间普遍繁荣”的理念, 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树立“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人的幸福而非地理空间的普遍繁荣”的理念, 遵循“按照可持续扩大盈利空间格局的要求提供生产要素”的规律来调整既有的农村空间格局———实行人口适度集中, 创建新型农居小区。

人口适度集中有利于低成本、大规模地进行农村道路、电力、广播、电视、电信、给排水、互联网、供气、供热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低成本地推进农村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有利于低成本地优化农村经济结构, 发展商贸、餐饮、邮电、通信、文娱、金融、体育、物业、修理、保安、信息、运输等为群众生产生活服务的产业, 繁荣农村经济;有利于扩大农民消费范围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社会化程度, 打破传统聚落方式的封闭性、血缘性、宗族性乃至宗教性樊篱, 扩大人们社会交往的范围, 改进人们交往的方式, 从而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现代意识;有利于留住如教师、医生、各种能工巧匠等人才, 并为其发挥作用提供良好的条件;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村民自治质量;有利于营造竞争的环境, 激发人们积极向上的意识;等等。

实行农村人口适度集中的具体方式就是创建新型农居小区 (村庄集中)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2008年8月25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居民适度集中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根据《意见》的远景规划, 宁夏回族自治区1.3万余个村的91万户农村居民将按照一定的规模, 适度集中到环境优美、发展潜力大的新农村。推进农村居民适度集中居住, 其实已贯穿在近几年宁夏塞上农民新居和危房危窑改造两项重大工程中, 与之一脉相承。今后宁夏将优先实施中心村学校、卫生室、文化室、商贸网点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 加快集中居住区水、电、区、河谷川道、公路沿线集中。

二、实现权利均等:“农民市民化”的路径之二

首先, 取消城乡有别的一切歧视性政策, 使农民与城市居民享受平等的政策和机会。如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就业与在城市就业享受平等的权利;农民及其子弟入学及选择学校享受与城市人平等的权利;农民与城市人享受平等卫生医疗的资源;各种社会保障不只是提供给城市人, 也应提供给农村人等。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在此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2008年以来, 实行城乡教育一体化管理, 统一了城乡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标准, 整合优化教育资源, 实施了城乡联校行动和教师轮岗制度, 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8.01%;成立了农村环卫保洁队伍和2个农村城管执法队, 将条件成熟的一站村、龙泉村、兴民村纳入城市环卫管理范路、气、信息、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 增强集中居住区的吸引力, 促进附近农民向规划的中心村集中居住。按照“小村合并、大村扩容”的思路, 在乡镇辖区内, 突破村级区划界限, 加快对生态和生存条件恶劣、人口稀少的自然村撤并, 向附近的中心村集中。按照“靠城、沿路、近水”的原则规划布局, 推进农村民居向城郊镇围, 将兴民村路灯全部纳入城市公共照明智能化系统;树立“用市民的思路培训农民”的理念, 对失地农民和富余劳动力有针对性地加大培训力度, 使农民逐步转变为产业工人, 进而向市民转变。

其次, 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从而使城乡居民在城市和农村的流动和居住不受户籍的限制。农民居住在城市, 城市职工居住在农村完全取决于各自的选择。逐步取消农业和非农业的户口性质划分, 实行一元化户口登记制度, 真正把农民转变成居民、把农村转变为社区, 促使广大农民“脱胎换骨”。

再次, 建立类似于日本、韩国等国的“农会”和“农协”的合作组织,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农民合作组织是为农户提供流通和金融服务的合作组织, 如信贷合作社、流通合作社等。农户参与合作组织, 可以克服农户因分散而产生的市场不平等地位, 提高讨价还价的谈判能力, 克服农户人力资本存量较少、市场知识不足的缺陷, 抗衡经济领域各环节“歧视性”价格, 避免中间商的盘剥。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