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青少年法律意识培养论文

哈尔滨市南岗区燎原街道办事处新发中学社区，辖区内有三所中学，还有全市唯一的一所弱智学校；小区治安环境不稳定。针对这种情况，社区把青少年德育教育、法制教育，杜绝“两无”减少或预防青少年犯罪，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社区青少年法律意识培养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社区青少年法律意识培养论文 篇1：

论大学生志愿者的青少年社区矫正参与路径

摘  要：我国社区矫正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逐渐探索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社区矫正发展模式。但青少年社区矫正仍存在许多实践困境：对青少年社区矫正认知失衡、青少年社区矫正制度失范、青少年社区矫正方法失效等。大学生志愿者参与青少年社区矫正，符合矫正内容的专业性，既是朋辈教育的价值回应，也是节约青少年社区矫正成本的现实诉求。借鉴国外社区矫正的经验，促进大学生志愿者参与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发展，要加强青少年社区矫正志愿者的队伍建设，拓宽青少年社区矫正志愿者的参与范围，构建志愿者与社区矫正对象的帮扶关系。

关键词：大学生志愿者;青少年;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西方国家不断进行刑罚制度创新和改革的产物，国外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者的构成一般包括三类，即社区矫正的专业人员、准专业人员和志愿人员，尤其大学生志愿者是青少年社区矫正的重要辅助力量。我国可以借鉴国外志愿者参与青少年社区矫正的成功经验，在司法实践中结合中国社区矫正试点的实际情况，探索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青少年社区矫正的有效路径。

一、我国青少年社区矫正发展存在的相关问题

青少年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我国十余年的发展历史中，从体制机制、参与主体、矫正模式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司法实践中，青少年社区矫正仍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亟待破解。

（一）对青少年社区矫正认知失衡

社区矫正被引进中国并于2003年开展试点至今，逐渐获得社会民众的理解和赞同，但同时应清醒地认识到，这距离社区矫正长远发展的社会力量支持还存在很大差距。青少年社区矫正在中国本土化的障碍较大，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治乱世用重典”的治国思想，“刑罚世轻世重”观念为重刑主义思想在我国经久不衰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养分。[1]重刑思想的影响使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推广困难重重。原因之一是社会民众的观念误区。社会民众普遍不信任青少年社区矫正的效果，甚至把社区矫正与“放虎归山”等同起来。社会民众在不安全感心理的作用下，宁愿将青少年罪犯投放进监狱这个“保险箱”，认为长期监禁的隔绝作用安全稳定，效果更佳。原因之二是刑罚机关的保守倾向。重刑思想不仅存在于社会普通民众，也存在于刑罚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中，影响他们的刑事判决。在司法实践中，行刑人员往往受宁重勿轻思想和社会民众舆论的影响，面对适用社区矫正刑罚时表现出谨慎乃至消极的态度。对青少年社区矫正认知失衡，制约了我国司法资源在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上的配置，制约了学术界对青少年社区矫正领域的理论研究，制约了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实际效果。

（二）青少年社区矫正制度尚不完善

我国青少年社区矫正现有的法律制度和相关配套制度尚不完善，从青少年罪犯接受社区矫正开始到矫正期满离开，这个过程中青少年社区矫正配套制度存在一定的不足。青少年罪犯特殊矫正制度、青少年社区矫正执法人员的职权制度、矫正人才资源的管理制度、前科消灭制度、判决前人格调查制度、社区服务令制度等这些与青少年社区矫正息息相关的制度都尚未相应建立。至今尚无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社区行刑制度。[2]虽然2012年颁布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把未成年犯罪人列入特殊适用范围，2019年12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七章是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特别规定，但青少年犯罪人和未成年人犯罪人不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都仅针对未成年犯罪人而言，区别对待的范围有限。青少年社区矫正制度失范还体现在立法冲突上，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管制、缓刑、假释的犯罪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新《刑事诉讼法》社区矫正对象为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据立法机关的法高于司法机关的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该按照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就出现了立法冲突。在青少年社区矫正实施过程中，法律规定的不同导致法律文件虽然存在却不能很好地执行和落实，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效率。

（三）青少年社区矫正方法失效

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正处于生长发育期，身心发展尚不成熟、未定型，有其特殊的心理和行为方式，这决定了开展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时应考虑其身心发展的特殊性，采用适合他们的社区矫正方法。对青少年罪犯实行社区矫正不仅仅是把他们放置在社区中，而应该采取相应的矫正方法让他们认识到犯罪应承担法律责任，受到刑罚处罚。社区矫正作为法律规定的某些刑罚或刑罚制度的附隨后果，自然也应体现出应有的惩罚性。[3]青少年社区矫正的价值追求包括惩罚、教育、帮助、矫正、回归等，最终目的是矫治青少年罪犯的不良行为，帮助他们顺利回归正常社会生活，同时增强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预防犯罪，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从司法实践看，我国的各个试点经过多年探索，总结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矫正模式和矫正方法，常用的矫正方法包括教育谈话、走访谈话、思想汇报、学习培训、公益劳动等较为传统的方式。总体而言，不少试点青少年社区矫正措施较单一，方法不多，矫正内容不具体。新时代背景下，这些传统的矫正方式面临新的挑战，某些社区矫正方法已经不适应当前的时代发展要求，无法满足当今青少年矫正对象的需求。传统矫正方法的失效直接影响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工作质量，达不到理想的矫正效果。

二、大学生志愿者参与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可行性

青少年社区矫正过程要充分运用社区的各种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基础设施，发挥社区自身的优势，动用社会的各种资源，达到教育、感化社区矫正对象，帮助其再社会化，重新回归正常社会生活。大学生志愿者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大型赛事还是扶危济困的过程中，亦或是在社会理念的宣传工作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大学生志愿者参与青少年社区矫正，符合矫正内容的专业性，既是朋辈教育的价值回应，又是新时代下节约青少年社区矫正成本的现实诉求。

（一）矫正内容的专业契合

自2003年我国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各个试点根据当地的实际开展社区矫正工作，逐渐探索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社区矫正工作模式。从这些社区矫正模式来看，几乎都离不开志愿者的参与，换言之，有志愿者的力量，社区矫正工作效果更明显。以北京模式为例，北京试点推行“3+N”社区矫正模式，即专业矫正人员、社工、志愿者为主，社区专门配备的司法助理员为辅，同时吸纳广泛的社会力量开展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广东试点则形成了“1+1+1+n+m”的格局，即司法行政部门监管指导+共青团组织统筹协调+枢纽型社会组织牵头组织+多家司法社工组织共同实施+广泛发动志愿者参与。近年来社会志愿者参与青少年社区矫正逐渐增多，但是由于专业背景不对口，实际矫正效果不一定非常有效。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内容很多，为了矫正青少年罪犯思想、心理和行为上的恶习，社区矫正机构针对其现状制定社区矫正方案，在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执行过程中，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法制教育、心理教育、道德教育等内容始终贯穿其中。大学生志愿者具备教育学、心理学、犯罪学、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背景，恰好和这些矫正内容高度契合。在青少年社区矫正过程中采用帮治结合的方式，给予他们专业教育、婚姻、就业、培训、技能训练等方面的帮教，帮助他们提高自身素质以便更好改过自新，融入社会。大学生志愿者的专业背景优势，是专业矫正队伍的有益补充，有利于提高青少年社区矫正的成效。

（二）朋辈教育的价值回应

大学生志愿者参与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中，扮演多重角色，从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角度来讲，大学生志愿者是使能者、矫治者。大学生志愿者扮演使能者的角色，不仅为他们提供直接服务，还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挖掘青少年罪犯的潜能，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依靠自我内在力的推动转变观念，尽快融入社会。矫治者的角色是指大学生志愿者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参与到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中，从日常生活、心理调适、思想状态等方面进行介入，扮演治疗者的角色，帮助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解决问题。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年龄是25岁以下，这恰好是大学生的年龄层。因此，大学生志愿者不仅是使能者和矫治者，还可能是青少年矫正对象的朋辈好友。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在接受社区矫正初期，往往表现出抗拒、悲观和绝望状态，与社区矫正机构的专业人员、父母等可能存在代沟，与同龄人则无话不谈。大学生志愿者与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属于朋辈群体，能更好地进行有效沟通，帮助他们顺利完成矫正任务，同时建立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边沁在《立法理论》中指出：“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必须根据患者的性质及情况同时适用不同的措施。医药的秘诀就是研究所有的治疗措施，将他们结合使用，并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让它们何时生效。”[4]大学生志愿者与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相互之间的相近性和趋同性，使这种矫正活动更多地针对他们的需求实施矫正活动，呈现直接性、示范性和吸引力。借助朋辈教育的力量，强化青少年社区矫正的效果，促进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的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体系的形成。

（三）矫正成本的现实诉求

西方国家逐渐兴起社区矫正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传统监禁刑罚的成本过高。我国的社区矫正仍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的投入尚不足，大学生志愿者参与青少年社区矫正是节约矫正成本的现实诉求。在司法实践中，青少年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罚，与监禁刑罚相比可以节省修建监狱、看守人员、罪犯生活费等经费。此外，青少年社区矫正在社区中完成，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开展矫正工作。大学生志愿者参与青少年社区矫正能有效减少刑罚执行成本，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我国学者储槐植教授指出，在当代社会背景下，提高罪犯改造效益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刑法运行模式，刑事执法权从国家手中分出一部分给（还给）社会，使刑罚运行模式由“国家本位”向“国家—社会”双本位过渡，加强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罪犯改造方面的协调与配合。[5]大学生志愿者来自各大高校，本身专业文化水平及人文素质较高，加之选拔的是具有教育学、心理学、犯罪学、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背景的大学生，这样一方面弥补了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相关知识的缺乏，能为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提供更专业化、个性化、人性化的帮助，满足他们多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大学生志愿者参与青少年社区矫正属于无偿服务，虽然为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带来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却不需要社区矫正机构花费额外经费，大大降低行刑成本。而节省下来的行刑资源可用于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其他投入，如用于购置矫正用品、读物、心理测评仪器等，从而节省行刑成本，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

三、大学生志愿者参与青少年社区矫正的路径

（一）加强青少年社区矫正志愿者的隊伍建设

青少年社区矫正志愿者的专业性和各方面素质要求高，这就要求志愿者提升自身的能力。而对社区矫正志愿组织而言，管理人员具备过硬的专业素养，才能推进社区矫正志愿服务日益走向专业化和规范化。国外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相对完善，很多国家的非营利组织也有专业化的管理队伍。我国香港在志愿者管理队伍方面的工作经验亦值得借鉴。香港政府对义工管理人员的要求很高，只有素质高、专业性强的人才有资格申请担任管理者。加强青少年社区矫正志愿服务队伍建设包括青少年社区矫正志愿者自身和青少年社区矫正志愿者的组织管理者。其一，把好青少年社区矫正志愿者质量关。志愿组织在招募大学生志愿者时要严格把关，对申请者的思想、能力、素质等全方位综合考察，特别是高度的志愿服务精神应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其二，培养大学生社区矫正志愿者骨干力量。在开展社区矫正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多留意有管理能力的志愿者，在众多的志愿者中培养骨干力量，用青年影响青年，用青年带动青年，能够保持志愿队伍的活力。其三，加强青少年社区矫正志愿者管理队伍建设。一支专业化程度高的志愿者管理队伍能在社区矫正服务过程中发挥强有力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保证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健康、高效运行。司法机关、高校党团组织是青少年社区矫正志愿组织的领导者和指导者，应注重自身能力的提升，积累社区矫正和志愿组织管理的相关知识，有针对性地指导社区矫正志愿服务工作。只有打造强有力的青少年社区矫正志愿服务队伍，才能确保青少年社区矫正志愿服务工作的长效深入开展。

（二）拓宽青少年社区矫正志愿者的参与范围

志愿人员广泛参与到社区矫正活动是国外社区矫正工作的一大特色。例如，日本罪犯社区处遇制度是以志愿者的广泛参与为显著特色的，志愿者实际上成为社区处遇的主要力量。国外社区矫正志愿者的构成成分具有复杂性，包括退休人员、宗教人士、社会团体人员和学生，而恰恰是这种复杂性为社区矫正工作带来了诸多便利，志愿者也发挥了多元性的作用，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参与范围广。借鉴国外社区矫正志愿者的工作经验，我国大学生社区矫正志愿者除了关照、聆听、交往、帮助等之外，还要拓宽参与范围。其一，充当文化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和社会技能教育方面的教师。青少年社区矫正的最终目的是矫正他们的心理、行为和思想恶习，重新回归社会，文化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和社会技能教育必不可少。其二，充当社会物理环境的调节者和促进者。大学生矫正志愿者要积极为青少年矫正对象提供就业帮助，为他们寻找机会锻炼自身能力。其三，参与司法机构的工作，包括理论研究和实地调研。大学生志愿者文化素养高，专业技能强，参与理论研究和实地调研能为社区矫正机构带来学术力量。其四，参与社区矫正活动决策，为决策活动提供咨询和建议。大学生志愿者具有活力和热情，创意多，与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年龄相仿，熟知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需求和兴趣点，他们参与社区矫正活动决策能使活动设计富有创新性，符合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需求。

（三）构建志愿者与社区矫正对象的帮扶关系

开展社区矫正活动时矫正志愿者与矫正对象直接接触，这两者能否建立起良好的帮扶关系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社区矫正的效果。从国外社区矫正实践看，社区矫正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在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方面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就大学生志愿者与社区矫正对象的帮扶关系而言，从服务内容、服务方法、服务记录、服务成果等方面构建起大学生志愿者与社区矫正对象良好的、互动的帮扶关系。其一是实现青少年社区矫正服务内容的专业化。大学生志愿者的每个矫正小组都应该有心理学、法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专业的志愿者，提前收集矫正对象的有关资料，分析与诊断问题，制定矫正计划，评估矫正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志愿者根据自身的专业特长为矫正对象提供相应的服务，相互配合，保证服务内容的专业性。其二是实现青少年社区矫正服务方法的多样化。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需求多样，这就要求大学生志愿者采用多种方式开展服务工作，如文化辅导、集体谈话、个别谈心、书信交流等。其三是实现青少年社区矫正服务记录的条理化。详细记录大学生志愿者与矫正对象的服务过程能为矫正服务效果提供依据。在社区矫正服务过程中，大学生志愿者需要及时、全面地记录矫正对象的表现、改正情况、所遇困惑，以便其他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查看和把握该矫正对象的相关情况。其四是实现青少年社区矫正服务成果的规范化。规范整理社区矫正对象的服务成果，把矯正对象的基本情况、社会背景、主要问题陈述、矫正过程和个案反思做规范的文字整理，既是矫正对象的资料存档，也是矫正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为以后的志愿者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周国强.社区矫正制度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267.

[2]刘强.英国青少年社区刑罚执行制度及借鉴[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03）：110.

[3]郑丽萍.互构关系中社区矫正对象与性质定位研究[J].中国法学，2020（01）：162.

[4]（英）杰里米·边沁.立法理论[M].李贵方.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393.

[5]储槐植.刑事一体化和关系刑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409.

责任编辑  邱翔翔

作者：林梦洁

社区青少年法律意识培养论文 篇2：

以社区为阵地充分发挥“青少年维权岗”作用努力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

哈尔滨市南岗区燎原街道办事处新发中学社区，辖区内有三所中学，还有全市唯一的一所弱智学校；小区治安环境不稳定。针对这种情况，社区把青少年德育教育、法制教育，杜绝“两无”减少或预防青少年犯罪，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建立了全市第一个“青少年维权岗”，以活动载体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使辖区内青少年在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法制意识等方面都得到了提高，有效地预防了青少年犯罪和治安案件的发生。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万绍芬曾来社区视察，对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题词“满腔热情、倾注爱心、千方百计、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建设社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值得赞扬。”

一、以社区为主体，学校、家庭为依托，建立“青少年维权岗”网络体系

为了使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落到实处，社区于2004年建立“青少年维权岗”联络站和预防青少年犯罪组织机构。以居民庭院为单位，建立了“青少年维权岗”组织机构和党员护权岗。组建了“青少年维权岗巡逻小分队”，制定了活动方案和工作细则，建立了“一卡”、“三簿”、“一制”。“一卡”即“维权岗队员”身份卡，“三簿”即维权岗队员登记簿，维权岗活动登记簿，维权岗队员好人好事登记簿。坚持作到年初工作有规划，月月有活动、次次有记录、有照片、有反馈。这样，不仅为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建设提供了组织保证，也为促进社区的“青少年维权岗”工作注入了活力。同时，把在校生参加社区活动情况反馈给学校，一方面，便于学校掌握该生在校外的表现，另一方面，也调动了在校生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

二、以青少年维权岗为载体，开展法制教育，形成教育系列化

社区利用青少年维权岗和预防青少年犯罪组织这一警民共建的优势，请派出所的民警定期进行法制讲座，普法宣传，先后请燎原派出所所长明常青、片警王晓春等给青少年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请区关工委副主任扬晓初讲《黑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举办了法制教育报告会、学法用法演讲会、法律知识进家门等活动。成立了“青少年维权岗”宣传小分队，举行了宣誓仪式，在2005年建立了“青少年维权岗”宣传站，每天早晨，利用社区广播站向社区青少年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黑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和《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若干意见》《交通法规》以及《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向社区广大居民和青少年发出，做遵纪守法少年的号召。同时又编写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宣传《五字歌》、青少年《社会公德四字歌》和《素质教育三字歌》、《一室一厅三字歌》，寓教于乐，在社区团员和青少年当中广为传唱，提高团员和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做到知法、懂法、用法、守法。2006年暑假，在社区举办了青少年远离毒品展览，几十幅图片和案例，展示了毒品的危害，4天的展出吸引了众多的青少年和家长观看，使青少年受到深刻的教育。

三、以思想道德教育为主线开展“三爱”教育

为了使青少年更加热爱祖国、爱人民、爱家园，在驻区单位的支持帮助下，社区树立了旗杆，每周一和重大纪念日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发了青少年爱国主义意识。

利用假期，社区组织青少年开展了“三个一”活动。即进一个农家院，吃一碗农家饭，交一个农村小朋友。带领红领巾小分队到红旗乡曙光村体验生活，同曙光村孩子共同到田间地头劳动，让他们了解农村孩子在艰苦的条件中刻苦学习的精神，更加珍惜自己的学习环境，热爱自己美好家园。

四、以活动为载体促教育，培养“四有”新人

社区在对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中，注重日常各项有益活动的开展，以活动为载体促进德育教育。在庭院内通过“金星榜”记录展示每个青少年参加活动情况，评选出爱心星、勤劳星、勇敢星、智慧星、巧手星、特长星、文明星。使各项活动的开展既有吸引力又有凝聚力。

1.组织广大社区青少年围绕重大节日开展活动。例如，“七一”党的生日，组织青少年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参观“党建图片展”，举办文艺演出。慰问解放军并为他们包饺子，军民联欢共庆“八一”建军节，请省军区三干所宵寿禄讲“我的乡亲刘胡兰”，王政委讲“冀中平原地道战”，李政委讲“血战牛驼寨”。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我们以此为契机，在青少年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我们请抗日老战士，被誉为“活着的刘胡兰”的陈素兰老妈妈讲抗日故事，组织他们参加纪念演出活动，对团员和青少年进行深刻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2.开展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活动。如家庭趣味运动会、创作作品展、绘画展、参观科技圆的科普展，举办棋类绘画比赛、组织慈善、济困、扶贫捐助活动、学习公民道德四字歌、举办家庭小食品现场观摩表演比赛，青少年冰上运动会、元宵节楼道灯谜、揭批“法轮功”签名仪式等。在社区青少年当中营造崇尚科学、崇尚文明、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

为了提高青少年公民道德意识，在广泛开展教育的基础上，利用开学前举办了青少年公民道德知识擂台赛，社区共产党员佩带党徽带领青少年登上擂台打擂，擂台赛不仅内容丰富，涵盖了公民道德、法律法规、政治常识、时政要闻、自然地理知识，而且形式新颖，除必答、抢答、选择题外，还增加了家庭美德即兴讲演，竞赛气氛热烈，竞争激烈，表演精彩，赢得在场观众阵阵掌声。

3.社区“青少年维权岗”组织青少年为创建国家级文明城区做贡献开展的系列活动：（1）为配合“新世纪树哈尔滨人新形象”活动，组织金星小分队清理乱贴、乱画，使小区面貌焕然一新。（2）组织团员青年参加义务植树，并进行了绿地认养，使“花草有主、树木有家”。（3）开展以破陋习、树形象、做合格公民为主题的“小手拉大手”、“啄木鸟”行动，走上街头向市民宣传。（4）在创建绿色楼道工程中，青少年发挥其特长，与社区居民一起动手装饰楼道，哈尔滨电视台对此进行了报道。（5）组织青少年参观消防中队，掌握应付突发火情的几种方法，增强了消防意识。（6）开辟了小小读书屋，数百本内容健康趣味丰富的图书，让青少年远离黑色网吧，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既增加了科学文化知识又陶冶了情操。

通过实践，社区干部深深体会到，社区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家园，也是青少年施展才华，培养道德情操的校外课堂。为此，社区充分利用这一阵地，创造性地开展“青少年维权岗”工作，把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寓于各项活动之中，通过活动使青少年思想品德、法制观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得到了进一步升华，预防犯罪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争做“四有”小公民蔚然成风，有力地促进了社区两个文明建设，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上级党组织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和通力合作，荣获了共青团哈尔滨市委授予的“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我们将继续努力，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

（作者单位：黑龙江哈尔滨市燎原社区）

作者：闫丽萍

社区青少年法律意识培养论文 篇3：

我国青少年犯罪与法治教育的现状研究

摘要：当前，我国在各方专家学者的努力之下，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但是涉及内容过少、目标定位不明确、学校注重力度小等问题依然存在。青少年正处于成长的重要阶段，法律意识淡薄甚至无意识造成了他们不能正确的去对生活中存在的不良诱惑甚至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甄别。纵观我国中小学法律课程教授的现状，与我国法治教育的目标相去甚远，路径和方法仍需不断完善，法治教育的观念也亟待改变[1]。

关键词：法治教育；青少年犯罪；犯罪意识；法律意识；国民教育体系

作者简介：李佳轩（1994-），女，汉族，江苏丰县人，江苏师范大学法学院。

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我党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治国基本方略，由此开启了我国进行法制建设的开端；1999年，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被写入宪法；2014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其中明确提出了法治国家的建立，最重要的是要从青少年抓起，要开设法律课程。

一、青少年的犯罪意识与法律意识

世界各国范围内，青少年犯罪的比率都在不断上升，并且，青少年犯罪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越来越趋向于低龄化。据有关资料统计，50年代我国青少年犯罪仅占刑事犯罪总数的20%以下，而当前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据调查，青少年犯罪的动机非常简单且盲目性和突发性的特点非常突出。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犯罪没有明确的目的，仅仅是因为琐事吵嘴或小事纠纷，有的甚至是看不惯别人的行为就实施加害行为，从而导致犯罪[2]。在他们的观念意识里面，对于犯罪的概念非常模糊，他们甚至于并未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正在进行犯罪。青少年时期，他们自制能力差、思想与行为易于受到外界的不良影响，所以这个时期是他们法律意识塑造的重要阶段，这就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作用。

而在我们这个经济、技术都飞速发展的阶段，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不断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变、新鲜事物不断出现。而青少年处于最为敏感的阶段，对于出现的新鲜事物有很强的好奇感，并且他们接触这些新鲜事物的途径也越来越多样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接触的事物未经筛选，而依据他们的思想水平、道德水平、法律意识，根本无法进行正确的判断，所以其中的一些不良方面便有了可乘之机。法律意识的培养的目标就是在青少年面对各种不良诱惑时，凭借自身的法律水平就可以进行正确的判断，从而避免在他们无意识的情形下做了错误的甚至是犯罪行为；其次，在日常的教育中，除了将书本上专业知识的教授外，还应该注意其心理健康的调整，要注重使学生理解知识背后的人生哲理与内涵，不应该将思想道德的教育、法治教育与公民教育脱节[3]。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支撑国家强大发展的基石，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我们都知道，成年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已经形成，对于法律观念的改变较为困难，所以，我们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必要性显而易见。

二、我国青少年法治教育建设的现状

翻阅当今中小学生的课本，对于法律知识面非常狭窄。以江苏省小学生为例，仅仅是在其《思想品德与社会》这本书对于一切青少年的犯罪有些微的涉及，引用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几则法条。据我们的调查，有的学校对于这样的内容直接省略；有的学校虽进行学习，但在一定程度上仅是流于形式。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并未详细行讲解，只是简短的进行了一下介绍而后又继续进行下面的内容，使得学生们对于这一节的内容只是停留在有印象的阶段，而没有真正的理解，更不用说模拟实际体验。我国的中小学课程一直有思想品德与社会或者是政治教育，但却没有专门的法治教育课程。在依法治国的理念提出之前，在《思想品德与社会》中只是存在道德方面的一些内容。近年来，课本中开始有一些具体案例与法条的出现，这就说明，在依法治国的号召之下，法治教育有了一些成效。但是，法治教育的方式非常单一，仅是通过书本上的几条法条作为全部。这样的方式，法制教育的水平尚且不能达到，更何况法治教育。并且当前，升学的压力逐渐增大，由此导致学校与家长的意见非常统一：成绩才能说明一切。而这个成绩就是语数外等主干课程的成绩，使得本来法治教育的缺空更加严重，可能原本的思政教育、法治教育的时间被语数外所取代；另外，学校里面也没有专门的具有法律知识的老师。目前中小学的法治教育老师都是由思想政治老师来替代。这些老师不仅没有系统的法律知识水平，更加没有社会实践的经验。

法律概念读起来拗口，仅通过文字便想要理解更是需要很深的功底。青少年这个群体的理解力往往还处于成长丰富的阶段，所以模拟实践、日常演习等一系列容易使青少年接受、更加有活力的方式便变得尤为重要。而当今我国的教育体系中，这样的方式也十分匮乏。我国也有法治教育开展的先驱。例如北京海淀区的各个中小学响应我国法治教育的号召，开展了一系列的法律知识竞赛、模拟法庭演戏等一系列活动，并且借助新媒体微信、微博等方式建立法律网站、法律基地来向学生传播法律知识[4]。这样多样化的方式带来了极好的效果，海淀区的学生们学习法律知识的热情高涨，也成功地通过这样的方式增强了自身的法律见解。

三、国外预防青少年犯罪与法治教育的成功经验与我国现状的比较

（一）法国的校园事件跟踪和警报系统（SIVIS系统）与社区组织[5]

法国近几年受自身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青少年犯罪的几率直线上升。法国政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立法机关到社区内部，联合社会各部的力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校园事件跟踪和警报系统与社区组织的作用尤为明显。SIVIS系统是建立在法国所有学区内的一个追踪系统。这个系统的建立更好地关注校园内发生的暴力事件，并且及时为双方当事人提供相应的法律帮助。将校园青少年犯罪与行政管理部门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便于出现问题迅速解决，并对违法犯罪进行直接快速的法治教育，将犯罪行为对青少年的不良影響及时扼杀于摇篮里。

法国各处的社区组织设立的未成年人接待中心或者是服务处对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美国实行以州政府为主导、学校教育为主体、融合民间非政府组织、全国律师公会、慈善组织、宗教组织等多方力量，共同开展法治教育的模式[6]

美国的法治教育已经发展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社会内外的一切力量都对青少年的违法犯罪问题有着极高的关注度。家长通过家庭教育引导孩子认识基本社会规则和法律知识；学校通过各项手段寻求律师、法官等法律人士的支持；校园内的老师运用各种资源，精心设计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案例激发学生思考、讨论，根据不同年龄的学生采用适合学生发展的教学方法；联邦政府通过政策的公布和经费的足够提供来表达对法治教育的支持[7]。社会各界的支持让美国对于法治教育的开展得以顺利进行，从小学开始，便有系统的法治教育体系，对于青少年法律意识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日本将法治教育融入个性教育、生存教育[8]

日本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类似我国现阶段学生面临强大的升学压力，学校家庭仅仅是注重学习成绩而忽视了学生的道德教育、法治教育，导致学生普遍的出现厌学、打架斗殴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现象，严重的更是出现了杀人放火、抢劫抢劫等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改革运动，给青少年的法治教育情况带来了重要的转折。在改革的过程中，将法治教育纳入个性教育和生存教育是重要的准则。在政府一系列政策文件的支持之下，日本的教育理念开始转变。在学校开展基础知识教育、技能教育的基础上，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使得学生由自由的观念向有规则的自由转变，注重自由精神与规则意识的融合。

（四）我国对于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努力

在1995年“三五”普法时期，原国家教委、司法部共同印發了《关于加强学校《法制教育的意见》，提倡推动在中小学配备一名专门负责法治教育的副校长，开设法律知识课堂。从“五五”普法开始，我国明确提出了包括“法律进学校”的“法律六进”目标；2007年，中共中央部、教育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了《中小学法制教育指导纲要》，要求各地中小学全面、规范地开展法制教育，将中小学法制教育融入课堂教学和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提高法制教育的针对性、时效性。2014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明确提出了法治国家的建立，最重要的是要从青少年抓起，要开设法律课程，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但是，现如今的我国法治教育停留在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的范畴与我国的法治教育体系的设想仍存在较大的空间，所以仍然需要不懈的努力。

不过，青少年问题的解决、法治意识的培养并非一日之功，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但是，现在我们有了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同时有了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途径，有了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有了成功经验的参考与借鉴，青少年知法、懂法、守法的局面将很快便会实现，法治国家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陈毓.从法制教育到法治教育——大学生法律素养培养新思路[J].法制与社会，2009（07）.

[2]贺仁华，杨善云.浅谈当前青少年犯罪的现状与预防[J].科技信息，2011.

[3]孙德岩.我国青少年法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6.

[4]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课题组.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调研和思考[J].中国司法，2015.

[5]汪娜.法国青少年犯罪预防措施及其借鉴[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

[6]肖娜.初中生法治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J].湖南科技大学，2015.

[7]李先军，张晓琪.美国中小学法治教育的历史演进、特点及启示[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5.

[8]汪蓓.中日青少年法治教育改革比较研究[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作者：李佳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