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信仰研究论文

2022-04-15

摘要:宪法宣誓制度具有典型的仪式感,更重要的是培养国民的法律信仰。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表明中国贯彻依法治国这一伟大方略的决心。宪法宣誓制度应配合依法治国方针,才能发挥长足的功效。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宪法信仰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宪法信仰研究论文 篇1:

略论宪法文化

[收稿日期]2007-04-23

[基金项目]本文为沙洋师专(荆楚理工学院)校级课题“宪法信仰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军虎(1972—),男,湖北天门人。2005级硕士研究生,沙洋师专(荆楚理工学院)学报编辑部讲师,主研方向: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教学。

[摘 要]宪法的真正贯彻落实有赖于宪法信仰的形成,而宪法文化的形成是宪法信仰最终确立的标志。从宪法文化含义的理解、历史沿革的探究中我们就可以得出在我国如何构建宪法文化的结论。

[关键词]宪法文化;历史沿革;构建

一、 宪法文化的理解

宪法信仰最终得以确立,必须仰赖宪法制度良好的支持和宪法文化观念的认同。被称为一代“国学大师”的钱穆先生曾对文化的价值功用作了至高的评价“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1〕(P3)这种观点虽带有“唯文化论”倾向,但说明了一个问题:必须重视文化的功能。因为,“一个人从一出生便面临着一个具有传统文化环境和确定行为规则的社会,个人是无力改变这种情况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从出生起便成为他所在的集体文化的组成成员。对这种集体文化,它只有逐步认同和适应。”〔2〕(P76)而“法律文化是人类文化系统中独特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精神文化的重要构成。”〔3〕(P220)博登海默也指出:“法律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4〕(P5)萨维尼认为:“法律如同一个民族特有的语言、生活方式和素质一样,具有一种固定的性质,它与一个民族特有的机能和习惯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融于一个民族的共同信念和民族意识之中。”〔5〕(P526)这就提出了法律与民族传统有深刻的内在联系这一命题。原因在于,法律的存在方式、运作模式和实现机制及效果都深深植根于民族的传统之中,而根植于民族历史传统的法律则因其久远的历史沿袭和传承关系而获得了民众的普遍的信仰和依从。

宪法文化是宪治的重要支柱。法治的建立必须要有理性的法律文化作为支撑。只有在理性的法律文化的基础上才可能建立起法治的大厦。“法治的存续,不仅要靠制度建设,而且还要靠一种新型的法律文化,一种为政治家、法官和所有公民所共同信奉的法律文化。这种文化使人们怀有这样一种信念,法律应当得到遵守,没有人能够例外,掌权者更不能例外。”“法律文化对法治的支持却比制度设施牢固得多。”〔6〕(P170)在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二者之间,一般的人们更经常以法律文化作为自己的行为根据,而不是根据法律的制度规定。特别是一般的对于没有经过法律专业培训的大军中,他们对于法律的理解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他们在做出自己的社会行为的时候,也很少会考虑法律的制度性的规定,往往是凭借自己对于法律的理解,实际上是基于自身的法律文化水平做出的。“可以确信,大多数人的行为标准并不是法律,而是文化(一般文化和法律文化),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具体的法律规定,也从未熟悉过法律文件。”〔7〕 (P404)“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一般文化和法律文化(与法律一样,并与法律一起)对评价事实情况和解决法律事务起补充作用。”〔7〕 (P404)

培养宪法文化的目的,是为法治国家建设奠定尊崇法治的社会文化意识基础。一个社会能否建立起法治,一个先决的条件是这个社会有无尊崇法治的心理,是否培养起了追求法治的信念。建立不起尊崇法治的宪法文化,法治就没有希望,因为“没有落实到每个人的观念和行动中的尊崇法治的法律文化的支持,任何法治都不可能横空独立。”〔6〕(P171)

二、宪法文化的历史沿革

宪法文化是法律文化的分支,并且是近现代法律文化的核心。因为近现代法律文化的整体精神最主要地由宪法文化表现出来。有学者指出:西方的宪政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现象,是西方社会、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它被称为Unintended Consequence,即没有预想到的,没有想到的结果。〔8〕(P378)既然我们承认宪政是舶来品,就必须面对“这种制度是深植于西方深厚文化土壤中的,它本身又是西方历史长期演进而成的一种复杂的文化形态。”〔9〕(P1)它体现着西方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观念,蕴含着对人与社会、国家关系的理解,对诸如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的体认,也包含着对宪法、宪政本身的感知、信念和忠诚。应该说,在晚清“仿行宪政”之前,中国并无宪法性法律,宪法在中国作为一种文化“突变”现象,本身是不同文化观念激烈冲突的结果。〔10〕(P12-22)也就是说,宪法以及宪政与中国所已积淀而成的各种观念、思维结果及制度创设并不完全吻合。〔11〕孙中山先生曾说:“我们封建专制时代……也有宪法。”〔12〕(P580)但他只是从中提取了“共同遵守之大法”的寓意,而未完全从民主政治、权力制衡的角度来理解宪法。即使是晚清“仿行宪政”,其目的亦并非是限制专制,而是在于巩固君权,以求“皇位永固”。梁启超也认为,宪法是治国之“术”的一种,称之为“群术”。以术来解读宪法,将宪法理解为君主所操作的手段,有用时可将宪法玩弄于股掌之上,无用时将宪法弃之若粪土,如何实现宪法精神之土壤?这种传统法律文化对中国公众信仰的树立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梁治平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大概在于,中国当代法律制度源于西方,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东西,而制度后面的那套思想观念、行为却是千百年来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有其深厚的根基,决不是一种政治或社会力量在短时间内可以改变或者消除的。尽管中国人引进西方法律制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是透过他们的言行举止不难察觉,实际上存在着另外一套独特的行为准则。”〔13〕(P15-16)

由此可见,我国的历史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宪法信仰方面的遗产。在我国古代社会人们不明法律、鄙视法律、漠视法学,更惶论宪法。〔14〕(P283)后来产生的法律虚无主义和法律工具主义更是不可能使广大人民建立起对宪法的信仰与尊重,人们对宪法漠不关心,怀疑宪法的作用,对宪法的价值和品质缺乏认同感。这种状况令人担忧。如果不能培养和唤起人们对宪法的热忱,不能把宪法当作信仰的对象,作为“人民自由的圣经”和“人民权利的保障书”的宪法就无从体现它的作用和价值,就不可能具有应有的权威,宪法有效的实施也就不可能获得人民内心道德信念上的支持。

由此可以说,我们的法治,从制度到观念,从物质到精神都属于西方的产物,是舶来品,并无本土化的传统文化根基。梁治平先生对此分析道:“我们的现代法律制度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诉讼法等许多门类,它们被设计来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建构一个现代社会奠定基础,同时,它们也代表了一种精神价值,一种在久远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传统。问题在于,这恰恰不是我们的传统。这里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于是,当我们最后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即就陷入到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面。一种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产物的原则、制度,如何能够唤起我们对于终极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又怎么能够激发我们乐于为之献身的信仰与激情?我们并不是渐渐失去了对法律的信任,而是一开始就不能信任这法律。因为它与我们五千年一贯遵行的价值相悖,与我们有着同样久长之传统的文化格格不入。这样的困境不是比西方人面临的危机更难以摆脱吗?这也是一种死亡的征兆,其真实性与严重性绝不在后者之下。”〔15〕(P12-13)

三、宪法文化的构建

我们必须从培养民族文化高度来构建社会公众对宪法的信仰精神。在这一进程中,首先,必须加强宪政教育。“教育是使外化了的精神有效地内化于对象的精神世界,并使之在其中得到最大增殖的精神动力。”〔16〕通过宪法教育,培养人民群众对宪法的信仰和依法治国的观念,形成尊崇法治、信奉宪法的“风尚”,在人们中间形成符合社会主义法治根本要求的价值观念、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行为模式,从而真正使宪法成为“人民内心的法律”,树立其永恒的权威。在进行宪政教育时,要注意加强人民主权原则的贯彻。只有把人民看作主权者,把宪法视为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才能使这种代表民意的宪法至高无上,才能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在宪法与权力冲突时才能毫不犹豫地选择神圣的宪法为依据,才能摒弃法律工具主义而使宪法自身具有独立的品质、价值和目标定位,才能使宪法“由手段升为目的,变成一种非人格的最高主宰。它不仅支配每一个人,而且统治着整个社会,把全部的社会生活都纳入到一个非人格化的框架中去。”〔17〕(P84)

其次,要真正塑造宪法文化,必须加强法治型宪法文化观念的普及性宣传。①在主体方面,既要强调政府的作用,因为政府有义务负责对全体公民实施宪法普及性宣传来提高全体公民的宪法意识;〔18〕(P23)又要重视民众的推进作用,因为宪法文化的最深刻的社会基础是民众,法律文化的改变最根本的是民众法律意识。因此,培养宪法文化必须要有民众的广泛参与和积极推进。在宣传内容和方式方面,内容上应以法治型宪法文化观念的基本精神为宣传内容②,形式上要注意通俗性宣传和必要的理论性宣传相结合,注意发挥各种舆论、宣传工具的作用。例如潘恩的第一本著作就称《常识》。该书用通俗的语言表述了与《独立宣言》相同的天赋权利哲学。其中最经典的法治格言是:“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而且不应该有其他的情况。”〔19〕(P35-36)这本小册子迅速在北美的居民和军队中广为穿越,即不出一个雨夜,它“就几乎已被所有的白种美利坚人阅读或听人朗读过了”,〔20〕(P240)从而对独立战争和法治启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只有这样,使得宪法思想理论“社会化”,使得这些思想理论具有真正强大并且持久的力量,从而使社会大众在接受这些观念的过程中自觉受到理性的规制和约束。同时我们在普及过程中,应该重视宪法学家的研究成果。正是由于宪法学家的存在,法治的价值方向、理论的导向、支撑和润养、观念基础以及技术规则等的认同和对法治理论的理解与运用才会有保障。

再次,必须加强宪法教育。因为宪法教育是传承、普及、学习宪法文化、宪法知识与宪法理念的过程。这里我们既强调学校的教育,同时不能忽视其它各种教育。对于前者来说,它是一种最系统化的、强有力的宪法教育途径。在教育对象方面,要以对干部的教育为要点,③ 以对学生的教育为关键,要从孩子教育抓起。

由于公民宪法教育强化了人们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思想观念的普及,因而通过宪法教育,一方面可以提高全体公民的宪法意识,从而产生立宪、行宪要求,并要求在实践中开展宪政活动,进而强化他们的政治参与性与积极性,唯此,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主动参与到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宪法才能反映广大人民意志,宪法才能够具备广泛的民意基础。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制宪者的宪法素养,从而直接决定宪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同时,通过宪法教育,有助于规范宪法主体的宪法行为,使其清醒地认识到其行为的目的,从而预测、评价、控制自身的行为。例如,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很多公民在选举过程中会主动放弃自己的选举权或消极被动地行使自己的选举权。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这些公民并未认识到参加选举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参与国家、地方重大事务和决策的过程,或者虽然认识到了行使选举权的重要性,但认为自己的力量极其微弱而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这种对行使选举权的目的缺乏清醒的认识,自然就会影响到其选举行为的进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难以培养公民对宪法的情感。只有通过宪法教育的加强,公民在态度上才能转化对宪法的认识。才能够把握宪法行为的标准和尺度,从而在自己的行为方式上做出合理安排。

总之,在承认宪政文化主要来源于西方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衍生或再生于西方的宪政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交融。因为“法律是文化的一种,如果没有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一种文化是不可能轻易移植到另一种文化里面的” 。〔21〕(P2)如果我们社会形成了“能够懂得我们借以生活的那个社会的各项法律,乃是每一个绅士和学者应有的教养;是自由文明教育中极有用的,甚至可以说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22〕(扉页)那么,我们民族宪法文化之形成就为时不远了。这样公民的宪法信仰最终生成了。

[注 释]

①笔者认为,我国所推行的普法运动其出发点是带有功利性,其目的在于让人民达到守法而已。这样就根本不能实现法治文化。因为,法治要实现的是法的统治,其内涵为民主,特征是人权的保障,这样即使人们守法了,也不能说法治实现了。

②笔者之所以称之为法治型,乃在于强调宪法文化的规则性的培养,因为,法治的精义在于规则性。

③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人性的善与恶两面性是客观存在的和不可否认的。但在对待掌握公权力的政府官员却不能考虑人性善的因素。西方思想家就是从人性恶的角度来阐述法律控制和权力制衡的必要性。这一点对我们认识官员教育的重要性具有启示意义。

[参 考 文 献]

〔1〕钱穆.文化学大义〔M〕.台湾:台湾中正书局印行,1981.

〔2〕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M〕.吴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转引自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苏〕C·C·阿列克谢耶夫.法的一般理论(上)〔M〕.黄良平,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

〔4〕〔美〕 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修订版).

〔5〕萨维尼.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C〕//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6〕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7〕〔俄〕B·B·拉扎列夫.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王哲,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8〕杜维明.儒家人文主义与民主〔C〕//儒家传统的现代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9〕王人博.宪政的中国之道〔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10〕 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11〕陈晓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文化透视〔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

〔12〕孙中山文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3〕梁治平.新波斯人信札〔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14〕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15〕〔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16〕谢兰荣.试论教育概念的界定及其方法论问题〔J〕.教育理论与实践,1994(5).

〔17〕梁治平.法辩〔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18〕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9〕潘恩.潘恩选集〔M〕.马清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0〕〔美〕查尔斯·比尔德,玛丽·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卷)〔M〕.许亚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1〕〔美〕M·A·格伦顿,等.比较法律传统序论〔M〕.法学译丛,1987.

〔22〕〔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M〕.李克强,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金风平〕

作者:周军虎 张义忠

宪法信仰研究论文 篇2:

论宪法宣誓制度的现实意义

摘 要:宪法宣誓制度具有典型的仪式感,更重要的是培养国民的法律信仰。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表明中国贯彻依法治国这一伟大方略的决心。宪法宣誓制度应配合依法治国方针,才能发挥长足的功效。

关键词:宪法宣誓;法律信仰;依法治国

作者简介:胡双(1992-),女,汉族,广东广州人,华南理工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研究方向:宪法学。

依法治国的根本是依宪治国。为依法治国保驾护航,培养国民对宪法、法律的信仰,可以从内而外的改善我国法治现状。
一、宪法宣誓制度的概念及背景

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年7月1日表决通过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该决定要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公开进行宪法宣誓。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则基于以下几个因素:

(一)依法治国方略的不断推进

依法治国理念是中国在总结过去数十年的经验教训下,经过几代人的论证形成的智慧结晶。1999年“依法治国”正式写入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共十六大将“依法治国”上升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内容;2014年10月28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更全面、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阐释依法治国路径图。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是依法治国不断细化,不断深入的体现。任何一个制度的展开及逐渐深入均须牢固的群众基础及舆论导向,不会一蹴而就。

(二)当前国内的法律信仰的严峻现状

宪法宣誓制度的本质是一种仪式,只要是仪式就会有一种追求,使公民内心深处塑造真正的宪法信仰才是这个仪式的最终使命和归宿。①纵观国内近年来的新闻热点,一系列的冤案,行政执法人员与小摊贩硝烟弥漫的战争,群众在政府门前静坐等事件层出不穷,无一不反映了国内的法治现状的冲突,国民对于法律和行政机关的不信任。虽然经过数十年的完善与改进,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国与法律体系较为发达国家仍有很大的差距。在法律逐步普及的同时,我国民众的法律信仰悄然发生,但究极其程度仍停留在浅薄甚至是萌芽的初始状态。相较之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选择信仰法律,客观上是基于人的理性的一种选择。②伯尔曼说过,“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狂信”。法律的庄严性与宗教中的神圣性一脉相承是西方的创举,但中国法律却没有这样可以借鉴的宗教资源。中国当代信仰不定、有法不依的普遍现象与此具有莫大的关联。古代以来,中国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以皇权至上为特征的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直确认并全力维护专制王权的绝对至上性”。③
二、宪法宣誓制度的意义——法律信仰的培养

(一)法律信仰是法律存在的生命

法律信仰是法律存在及生长的土壤,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言简意赅地指出了法律信仰对于法律的重要性。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法律及国家机关都必须受宪法的约束。在这个层面上看,宪法宣誓制度是国家工作人员心悦诚服地接受宪法的规制,并为实现依法治国的宏图而奋斗的体现。因为法律是为人而设立的,法的价值在于服务于人。如果法律被人们所质疑或置之不理,束之高阁,而不被人们所信仰,那么法律也就丧失了它存在的意义,宪法宣誓在此则把民众的關注焦点再次吸引到宪法信仰的层面。④特别是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的价值表现更为重要,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法律在维持着市场的运行,在主导这个社会,这都建立在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之上,正因人们产生了这种法律信仰,才使法律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使它具有生命力和活力。

(二)拥护宪法是衡量国民法律素养的重要标准

宪法作为广大人民群众维护自身权益的根本大法,其是否能够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敬畏是衡量一个民族法律素养的重要指标,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基本途径和标志。西方历史法学派萨维尼认为:“法律的存在形式,运作机制和实现方式及效果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民族的历史传统,而在民族历史传统上建立起来的法制因其长久的历史沿袭和传承关系而获得了民众的普遍认同和遵从。”⑤公民对以宪法为核心,以其他基本法为基础的所有法律的普遍信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最高纲领,宪法信仰集中体现了公民的法律意识修养,全部法律的操作方式和实施效果都与公民的宪法信仰有密切的联系。

(三)宪法信仰对于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具有重要意义

实行依法治国就是依靠法律治理国家,而法治并不是国家单方面的事,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社会主体对以宪法为首的法律的信仰程度直接决定了公民的守法、用法的状况,与法律的实施效益紧密联系。竭力追求收益避免伤害是人的本能,人的行为直接受到其心理状态的支配,因而社会主体的法律意识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法律行为模式的选择。因此,公民的守法、用法状况与公民的法律意识有直接的关系。
三、宪法宣誓制度的贯彻与完善

宪法法律信仰的培养是一项复杂,系统化的工程。社会主体中个人的举动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法律信仰形成和发展不是一个顺其自然就能达到预期效果的过程,它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养的结果。

(一)培养宣誓主体的宪法情结

制度的遵守和施行的都要以主体对这种制度的内心认同和信仰为前提,制度之所以很容易流于形式的原因在于这种制度对人的影响还不足以引起人的重视。要使宪法宣誓制度在实践中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必须首先培养国家工作人员的宪法意识,培养他们对于宪法宣誓制度的认同感。⑥这种信仰的培养不是简单的形式上宣扬就可以形成的,必须将学习宪法精神和相关的实践相结合。培养国家工作人员的宪法情结,可以从树立宪法的权威、改变权利大于法律、官员权利第一的错误思想等着手。国家工作人员的宪法情结的培养是我国建立宪法宣誓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得到内心认同的宪法宣誓制度只会形同虚设。

(二)增强宪法意识

增强国民的宪法法律意识,让国民对宪法法律有更透彻的认识,在日后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首先想到诉诸法律手段。

1.增强权利意识。就当前我国目前民众的法律素养及法律意识而言,宪法宣誓制度对于民众可能是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却未曾真切感受到宪法宣誓制度在我国依法治国进程中所迈出的历史性一步,因此大力推进普法活动,增强社会民众的法律意识,让更多的人关注宪法宣誓制度对于该制度的贯彻及落实极其重要。

2.提高国民在宪法宣誓制度的参与度。民众应参对于宪法宣誓制度的推广及落实十分关键。国家工作人员向宪法宣誓,而人民作为宪法制订的主体,见证该仪式的进行会让人民更有当家作主的感受、作为国家主人的自豪感及社会一份子的责任感,让这一制度对广大民众不再只是可望不可即的“空中楼阁”,民众的参与感让其感受宪法宣誓的亲切、真实,形成对宪法的敬畏姿态。

(三)提升法治现状公信力

所有法律的制订及实施均不能违反宪法精神,因此对于宪法宣誓制度最好的贯彻方法即是依法办事,这才能切实地让民众感受到宪法宣誓制度的庄严、神圣性而不是仅仅流于形式。只有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机关的无比坚定的信任,人民才能确实感受到该制度的神圣、严肃。

1.宪法是根本大法。法律从来都不是自足的,民众的认同才是法律的社会基础。⑦法治的含义有两重:生效的法律得到普遍的认同,而公众所认同的法律又恰恰是良好的法律。想要获取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和服从,立法机关需要确实履行职能制定出良好的法律,使法律的正义渗透进国家在管理和服务社会方面,让公众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均能感受到法律的正义和公平,从而建立公众对法律的信赖。同理,宪法宣誓制度想得到社会民众的普遍认同,即要求该制度是良好的制度,而良好的制度即是能够坚持群众路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合法权益。

2.树立司法权威。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法律的实施者,培养法律信仰要求服从和认可法律,从这个角度看,拥护司法机关,支持司法机关的职能行使是国家机关司法权威的体现。权威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接近民意,以人民的利益为工作的出发点,这样社会公众才会将自己的心头大事放心交给司法机关,司法机关依法正确行使职权,切实在宪法及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公正判决,公正执行,公众自然也会服从和遵守,从而进一步加深对司法机关,和对国家机关所宣誓的宪法及法律的认可。

3.提升行政执法水平。由于行政执法人员是人民赋予权利的法律执行者和捍卫者,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此行政执法人员要以身作则,发挥模范先锋作用,在执法过程中不仅要忠于宪法法律,忠于自身的宪法宣誓,而且还要在法律的权限内发挥主观能动性,以便民高效为出发点,积极地处理社会争端,捍卫法律,履行自己的宪法宣誓誓言。行政执法水平的不断提高,让行政执法机关更好地管理与服务社会,进而得到社会公众的拥护和支持,从这一角度来看,对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机关的拥护和支持也就是对于执法者所竭力捍卫的宪法法律的肯定。
[ 注释 ]

①王广辉.宪法权威论[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

②张倍利.西方法律信仰的形成与启示[J].上海人大月刊,2015.02.

③冉宁,张宇龙.论法律信仰的培养[D].河北大学政法学院,2009.02.

④冉宁,张宇龙.论法律信仰的培养[D].河北大学政法学院,2009.02.

⑤王秀鹏.论法律信仰的培养[J].桂海论丛,2008.05.

⑥贾燕飞.对构建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2015.01.

⑦郭治国.论法律在现代社会如何被信仰[J].现代商业工贸,2011.01.
[ 参 考 文 献 ]

[1]王广辉.宪法权威论[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

[2]张倍利.西方法律信仰的形成与启示[J].上海人大月刊,2015.02.

[3]刘小平,杨金丹.中国法律信仰的内在悖论及其超越[J].法商研究,2014.02.

[4]冉宁,张宇龙.论法律信仰的培养[D].河北大学政法学院,2009.02.

[5]王秀鹏.论法律信仰的培养[J].桂海论丛,2008.05.

[6]賈燕飞.对构建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2015.01.

[7]郭治国.论法律在现代社会如何被信仰[J].现代商业工贸,2011.01.

作者:胡双

宪法信仰研究论文 篇3:

宪法宣誓,从探路到规制

如果宪法不被信仰,宪法的力量便无从谈起。向宪法宣誓是培养宪法文化、宪法信仰,从而牢固树立宪法权威的重要形式。但是,如何防止宪法宣誓沦为形式主义,如何真正通过宪法宣誓对特定的公职人员形成法律和道德约束,有一个内化于心、外化与行的长期过程。

从2016年1月1日起,无论是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还是基层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职时都要公开向宪法宣誓。

宪法乃九鼎重器,如何真正通过宪法宣誓对特定的公职人员形成法律和道德约束,有一个内化于心、外化与行的长期过程。

宪法宣誓成定制

2015年7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以153票赞成,0票反对,2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说,决定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建立了我国的宪法宣誓制度,明确了宪法宣誓的适用范围、誓词内容、组织方式、基本规程等。

决定明确,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有评论认为,决定正式确立了我国的宪法宣誓制度,开启了依宪治国新阶段。

笔者查阅新闻报道发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审议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草案时,对誓词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比如说,方新委员建议,将誓词中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拥护”一词改为“忠于”或者“尊重”。还有一些委员建议,将“履行宪法职责”改为“履行法定职责”。辜胜阻委员则建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努力奋斗”改为“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这些意见得到了采纳,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誓词,作了比较大的修改,由一开始的65个字,增加到70个字,彰显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理念。

知名评论者傅达林认为,誓词从“拥护”宪法到“忠于”宪法,境界要求得到极大提升,不仅需要在行为上遵守、捍卫宪法,而且更应在内心形成宪法信仰。

湖南办法注重实施

按照决定的要求,宣誓的具体组织办法由省级人大常委会和负责组织宣誓的机关来制定。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根据主任会议的安排,负责组织起草《湖南省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草案)》,征求了省直单位、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意见、市州人大常委会意见,并就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进行宪法宣誓有关问题请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2015年11月23日,经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后,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2015年12月4日,湖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南省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除了沿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中有关宪法宣誓誓词的原文,该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实施宪法宣誓制度的适用范围、宣誓活动的组织、关于宣誓的基本规程、宣誓仪式场所、宣誓人站位和着装等问题。

《办法》对宪法宣誓制度的适用范围规定为全省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获任命、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有人提出,宪法宣誓是否包括由各级人大常委会推选、决定的本级人大常委会、“一府两院”主要负责人的代理人选?2015年11月30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主任王刚在向常委会会议作《湖南省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草案)》说明时指出,由于这些代理人选都是依法从机关副职领导人员中被推选或者决定为代理人选的,在担任副职领导人员时已经进行过宪法宣誓,没有必要在推选、决定其为代理人选后再次进行宪法宣誓,外省通过的宪法宣誓实施办法也没有要求代理人选进行宪法宣誓的规定。

关于宪法宣誓的组织,《办法》分不同情况作了具体规定,分别在各级人大会议、常委会会议和“一府两院”进行。《办法》规定,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仪式由本级人大会议主席团组织在本次会议上进行;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的本级政府个别副职领导人员和其他组成人员,人大专门委员会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常委会副秘书长、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负责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等,宪法宣誓仪式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在当次会议上进行;由各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两院”的国家工作人员和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两院”自行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均由“一府两院”分别组织宣誓仪式。

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举产生后如何进行宪法宣誓的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没有明确规定,外省也没有统一做法。王刚主任在说明中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答复福建省人大常委会类似问题的请示中,同意只有在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后才能进行宪法宣誓。针对宪法宣誓的场所问题,湖南省人大常委会联工委请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答复同意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经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后,在最近召开的一次本级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进行宪法宣誓,宣誓仪式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

王刚说,鉴于长沙、衡阳、怀化铁路运输法院、检察院已移交湖南省管理,以及省在部分设区的市的管理区设立了人民法院,相关的设区的市人民检察院也在一些地方设立了人民检察院,作为派出机构,考虑到国家司法体制改革发展的需要,在宣誓制度适用具体范围和规程中,与通用的表述相比,增加了人大常委会“依法任命的其他法官、检察官”, 明确宣誓仪式同样由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组织其在本院就职会议上进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宣誓仪式的一些基本要素做了原则性规定,如宣誓的形式可以采取单独或者集体的形式,宣誓人或者领誓人要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宣誓场所要悬挂国旗或国徽等,但对领誓人的产生没有明确,对宣誓人的站位、着装等也没有规定。湖南省的实施办法进行了细化规定,在进行集体宣誓时,由负责组织宣誓仪式的机关从选举或者任命、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中指派1人领誓。进行单独宣誓时,宣誓人面对国旗或者国徽站立,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诵读誓词。集体宣誓时,领誓人站在宣誓人前方,面对国旗或者国徽站立,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整齐排列,右手举拳,跟诵誓词。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要求“宣誓人应当着正装”。笔者查阅百度百科,其解释为:“正装就是正式场合的装束,而非娱乐和居家环境的装束。如西服、中山装、民族服饰等。”

宪法宣誓探路者的历练

其实,在宪法宣誓制度实施前,湖南省不乏先行先试的探路者。张家界市永定区较早开展向宪法宣誓。2008年2月,在永定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由该区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一府两院”领导人和常委会会议决定任命的24名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均身着正装,手持宪法,由区人民政府区长领读誓词。永定区人大常委会开展向宪法宣誓由此发端。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郑遐耀告诉笔者,七年来,永定区有近300名国家工作人员宣誓后就职。同时,加强任后监督,督促国家公职人员践行誓言。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建立宪法宣誓制度以后,湖南省各地纷纷开展向宪法宣誓。

笔者做了一番统计,此间,宪法宣誓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国家宪法日组织国家工作人员集体宣誓。在首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00多位经州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分别在州委书记叶红专、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彭武长的带领下,向宪法宣誓。在2015年的国家宪法日,由长沙市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近300人集体向宪法宣誓。常德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举行了集体向宪法宣誓活动。郴州市的一些县、市、区以及宁乡县、道县、吉首市等地,举行了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集体向宪法宣誓。

另一种是在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上进行宪法宣誓。2014年12月,张家界市永定区尹家溪镇召开四届人大二次会议,新当选镇长、副镇长公开向宪法宣誓;2015年6月,在益阳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新当选的益阳市人民政府市长许显辉和3名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向宪法宣誓;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2015年有7名新当选的乡镇长在人大会议上向宪法宣誓,成为湖南省在人大会议上开展向宪法宣誓的先行者。衡阳市、益阳市、郴州市以及长沙市岳麓区、湘潭市雨花区、湘乡市、衡东县、常宁市、湘阴县、澧县、临武县、宁远县、溆浦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花垣县等地,人大常委会首次举行了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宪法宣誓。

这些探路者为建立和实施宪法宣誓制度提供了历练,营造了声势,彰显了宪法威仪。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各地的实施办法,从2016年1月1日开始,向宪法宣誓统一“格式”。

2015年11月11日,“天下人大是一家”微信群热议宪法宣誓时,“风飞杨”提出,“宣誓和任命书颁发,逻辑上哪个在先哪个在后?我倾向于先发任命书,后宣誓。”宪法宣誓制度不可能规制所有细节,实施办法还有待于实践完善。

宣誓最早起源于古老的祭祀、宗教,宣誓人庄严表示将信守承诺。否则,将受到惩罚。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看来,宪法宣誓制度以庄严的仪式,彰显宪法的尊荣,对特定公职人员形成法律与道义的约束。湖南常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新华认为,“向宪法宣誓是一种警示和约束。让宣誓人树立对宪法权威的崇敬,依法办事,慎权慎行。”湖南花垣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石绍成宣誓后道出了敬畏感:“既然宣誓了,就要兑现,决不能当儿戏。”

毋庸置疑,如果宪法不被信仰,宪法的力量便无从谈起。向宪法宣誓是培养宪法文化、宪法信仰,从而牢固树立宪法权威的重要形式。但是,如何防止宪法宣誓沦为形式主义,如何真正通过宪法宣誓对特定的公职人员形成法律和道德约束,有一个内化于心、外化与行的长期过程。

(作者单位: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人民之友》杂志社)

作者:田必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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