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政治经济论文

《文化纵横》创办于2008年9月，这刚好是一个带有分界性质的年份。一方面，自新世纪初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走出90年代末期的通缩状态，恢复景气，一路高涨；到2008年夏季，富丽恢宏的北京奥运开幕式，万国莅临，仿佛直观地诠释了“中国崛起”的世纪主题。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奥运政治经济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奥运政治经济论文 篇1：

意大利足球

进入2007年，意大利接二连三发生爆炸性事件，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先是西西里岛爆发了骇人听闻的球迷暴乱，险些连累意大利足球各级联赛全面停摆，最后在意大利各方的努力斡旋下，以牺牲俱乐部和球迷的利益为代价避免了意大利无足球可看的尴尬局面。球迷暴乱事件刚刚消停没有几天，意大利政局又一如既往地出现不稳定局面，就在3月初，意大利现任总理普罗迪在中左联盟的勉强支持下才避免了被极没有面子地赶下台去。

其实，不论是卡塔尼亚的球迷暴乱还是普罗迪的继续留任，都会对意大利足球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二者区别就在于球迷暴乱使得意大利方面开始重视球场的安全工作，可以促进意大利足球的健康发展。而普罗迪的留任究竟会给意大利足球带来什么结果还未可知，但他的留任会让意大利足球再次步入单极世界是意大利媒体的主流观点。

《晚邮报》曾无奈地说：“在意大利，有时候你会觉得，足球不过是政治的衍生物而已”。

意大利足球与政治的渊源

墨索里尼，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大独裁者。在上世纪20年代上台之后一心重振罗马帝国雄风，他需要利用一切能够振兴罗马文明精神的武器，于是足球成了他所需要的工具，足球场成了他眼中的角斗场。正是他把足球的烙印，深深地刻入了现代的意大利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的点点滴滴中。至今，足球仍然是意大利政治经济形势密不可分的同生体，是意大利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世界杯、奥运会和世界上许多国家联赛都暂停，而只有意大利联赛在战争期间始终不间断的进行着，只有在战争末期战火烧到意大利本土之后才暂停过两年时间，而暂停的不过是全国联赛，各行政大区内的比赛依旧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不得不说算是墨索里尼的一件功劳。

随着二次大战的结束，意大利的右翼势力开始陷入低谷，之前被打压的左翼势力开始复苏。再加上英美在战争期间利用意大利黑手党，对黑手党势力的纵容，使意大利国内各种势力日趋平衡，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土壤，当然也包括对球队的支持。一些球队的球迷支持群体的社会阶层至今都是有具体分化的，而这一切正是始于二战结束之后。左翼支持的球队，右翼支持的球队，以及南方一些成分复杂的球队支持者，把意大利的社会阶层反映到了足球上，至今这一现象并没有多少改变。

二战结束之后，只有足球能够使意大利忘记战争中受到的创伤开心起来，因此，足球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意大利人民最为喜爱、最具影响力的运动，而政治家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一能够影响大众舆论导向的运动。意大利政局的持续不稳定加上战后意大利经济的发展，使得政治对于足球的影响力在减少，但是一些经济界的巨子却重新拾起了足球这个意大利人民最热爱的竞技运动，把足球运动变成了自己的联欢会。

上世纪60年代，菲亚特集团的阿涅利家族，还有莫拉蒂家族的安杰洛·莫拉蒂，成为这个时期富商权势控制足球俱乐部的典型代表。在阿涅利家族的管理下，尤文图斯以强大的财力支持，成为了意大利最有影响的俱乐部直到“电话门”事件东窗事发。虽然说商业资本的大幅投入促进了意大利足球的发展，但资本主义政治本身代表的就是资本家的利益，这种受经济政治影响下的足球环境，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酝酿着由社会危机引发的矛盾。也正是从此时开始，意大利足球的每一步发展都伴随着关于各种丑闻的留言。

二十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意大利战后经济取得的成就，各种政治势力重新抬头，极左和极右势力活动频繁，黑手党的势力也再度做大，伴随而来的是意大利国内社会矛盾加剧。由于意大利国内社会问题爆发，社会要求政治职权部门改革和调查解决社会矛盾的呼声成为意大利执政者不得不重视的问题，足球场在这时再次成为了一个小战场，假球案就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被曝光出来了，最终，包括AC米兰队在内的球队遭受到了降级处罚，包括“金童”罗西在内的一些球员坐了球监。这与今年的“电话门”事件颇为相似，都是在意大利大选期间，以及执政党和执政联盟交替的关键时刻爆发。意大利政治经济对足球的影响和控制，注定了意大利足球会随时因为意大利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变化而出现变数。但也因为意大利人民对足球的狂热，足球对政治社会的重要性才更被经济界政治界以及社会各方势力所重视，才更加助长了经济界政治界以及社会各方势力对足球界的影响和控制。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意大利传媒大鳄贝鲁斯科尼掌控了AC米兰俱乐部，并且像上世纪60年代的莫拉蒂家族、阿涅利家族一样，把这支俱乐部带向了成功。通过利用AC米兰俱乐部在联赛、欧洲冠军杯以及丰田杯赛的连续胜利，扩大了自己在意大利的影响力和民众支持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成功进入了意大利政坛，并在1994年赢得了意大利议会选举，接替了钱皮成为意大利总理。AC米兰俱乐部的巅峰，实际上也是贝鲁斯科尼本人政治经济事业的巅峰。贝鲁斯科尼利用AC米兰俱乐部和其传媒集团的影响力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而政治上的成功也使AC米兰俱乐部和其传媒集团能够有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土壤，一个典型资本主义政治游戏和典型的意大利足球游戏在贝鲁斯科尼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相对于与AC米兰命运相依的贝鲁斯科尼，左翼联盟领导人在执政后并没有如那些谙熟意大利政治的右翼政客一样主打足球牌，不过左翼的上台也足以对意大利足球的走势产生影响，在左翼控制议会的1996年到2001年这五年间，那些左翼政党议员坚定支持南方城市球队和小球会，使得这些球队成绩明显提升，南方足球势力第一次在意大利全面抬头，而北方的中下球会在这一时期内受到了令他们极其不满意的对待。

既然意大利足球有被政治干预的一贯倾向，因此对于2006年夏天的“电话门”事件就要做一次重新的审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普罗迪政府治下的意大利足球究竟何去何从。

重新审视“电话门”

2001年，以贝鲁斯科尼为首的中右联盟“自由之家”击败连续执政五年的中左“橄榄树联盟”并且连续执政了五年，贝鲁斯科尼连续担任总理，这一期间AC米兰也重振雄风，先后再次夺得了欧洲冠军杯冠军、联赛冠军。不过，贝鲁斯科尼五年执政风光背后却是隐患不断，伊拉克战争大大降低了贝鲁斯科尼在意大利的支持度，他的改革措施也使执政联盟与工会和反对党的矛盾越来越严重。2006年，当意大利大选再度来临时，普罗迪领导的中左“橄榄树联盟”与贝鲁斯科尼为首的中右联盟在大选中竞争非常激烈，最终普罗迪以极其微小的优势获得大选胜利并组阁。虽然看起来这和1996年那一次权力交接没什么不同，但是在足球场上的势力影响却发生了根本的逆转。

当“电话门”东窗事发之时，尤文图斯已经没有了阿涅利兄弟的庇护，AC米兰已经没有了贝鲁斯科尼的总理身份作为支撑，政治经济上的失势使得尤文图斯和AC米兰只能成为待宰羔羊而没有丝毫反击的能力，事件的进展完全控制在以普罗迪为代表的左翼政客手中。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阿涅利家族在政治观点上更倾向于右翼而不是左翼。左翼政党出手介入了足球丑闻调查，尤文图斯作为多年以来阿涅利家族的形象代表自然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惩处，他们也是整个事件的核心。没有了阿涅利，阿涅利家族在整个意大利的影响力就要打上大幅的折扣，因此要整垮尤文图斯就变得相对容易了。拉齐奥，佛罗伦萨等俱乐部受到牵连，成为这场风波中最主要的责任方也是肯定的，因为这两家俱乐部一直以狂热的右翼分子推崇而闻名，所不同的是洛蒂托相对于德拉瓦莱在政治上更接近于左翼政党，因此拉齐奥受到的处罚是所有俱乐部中最轻的，而佛罗伦萨却只能接受-15分开始联赛的局面。

至于AC米兰，贝鲁斯科尼所领导的中右联盟仍旧在议会中是最大的反对党，几年的总理资历，使贝鲁斯科尼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关系网，在政坛的地位举重若轻，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威势仍然存在。尽管意大利的政府和政党不能干扰司法审判，但是这样的政治情况肯定也是法官所必须为国家政治稳定考虑到的。另一个方面，身为意大利的传媒大鳄，贝鲁斯科尼旗下的传媒集团如果放弃对意大利足球联赛转播的推广，将会使整个意大利足球蒙受损失，干扰到意大利足球经济，这些肯定都是主审法官必须权衡的。一旦真正过分地打击贝鲁斯科尼，后者想要鱼死网破，最后吃亏的还是意大利足球，所以AC米兰最终没有被判降级，其实并不意外。

纵观整个“电话门”事件，无非只是意大利政治与足球相互影响关系的又一次体现，执政的左翼联盟借助着足球清剿着右翼集团势力，而尤文图斯作为后台已经失势的俱乐部成为整个事件的牺牲品，这些并不是什么意外之事，与其说是意大利相关部门整治足球俱乐部，不如说是为了整治足球俱乐部的后台而做的形象工程，以掩饰左翼联盟借上台之际打击报复右翼联盟，对右翼联盟进行政治清算的真正目的。“电话门”事件披露的尤文图斯操控裁判之类的意大利足球丑闻并不是之前就没有消息，而且如此作为的也不单单是尤文图斯一家俱乐部，在意大利，没有哪家俱乐部敢说自己完全清白，只是因为以前当事各方的后台都还有着权势，即便事情被揭发，也不会有太大的波澜，而当政治形势失衡之时，所有的一切也都恰到好处地爆发出来了，如此巧合实在让人感觉匪夷所思。

普罗迪对足球的影响

影响意大利足球的问题不在于足球本身，而在于政治；影响意大利足球在电话门事件之后走向的，也不在于足球本身，而同样在于政治。要探究普罗迪当政对于意大利足球的影响，就要搞明白“电话门”事件对于意大利足球究竟有何影响。

“电话门”事件首先就直接结束了尤文图斯和AC米兰这对“神圣同盟”对于意大利甲级联赛的控制和统治。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意甲联赛的冠军绝大多数时间内都被尤文图斯和AC米兰所垄断，而在转会市场上，两家俱乐部更是利用其后台在意大利的势力呼风唤雨。但“电话门”事件直接终结了这些，也让意大利足球进入了一个重新洗牌的阶段。而国际米兰以及其后台老板莫拉蒂家族成为了这一事件中的最大赢家。

虽然凭借经济上的影响力而在意大利各方面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但是莫拉蒂家族的绝大多数家庭成员却始终对政治兴趣不足，只有莱蒂齐亚·莫拉蒂曾在政府任职，而马西莫·莫拉蒂更是干脆回绝了舆论和米兰多数政客让其参选米兰市市长的提议，因此可以说这一家族的家庭成员都没有非常大的政治资本。不过由于莫拉蒂家族长久以来在政治上的左翼倾向，因此只要是左翼政府执政，就不会过多为难国际米兰。而“电话门”事件更是有意大利坊间舆论表明是普罗迪领导的意大利左翼联盟与国际米兰联合起来搞的一次政治运动，双方各取所需，尤文图斯的降级以及AC米兰的被处罚让国际米兰结束了长时间被两家死地所打压的局面，而左翼政府则对右翼联盟的种种行为进行了清算。虽然莫拉蒂在“电话门”事件中始终没有对其他球队落井下石，但这完全是出于意大利足球圈内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而已，实难出于其本意。

至于AC米兰更是如前所述，他的成绩好坏几乎与贝鲁斯科尼的政治生命息息相关。左翼联盟在“电话门”事件中的目的以及所做所为就是为了要彻底终结贝鲁斯科尼的政治生命，但由于贝鲁斯科尼在意大利的政治经济领域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普罗迪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得太响。

由于近几个赛季以来，意大利俱乐部在欧洲赛场上的成绩一直靠AC米兰这一家俱乐部支撑着，在已经处罚了尤文图斯后，如果再处罚AC米兰，那么意大利球队在欧洲战场上的成绩和利益靠谁来得到最基本的保证确实让意大利足坛头疼，所以AC米兰至少不会因为贝鲁斯科尼的下台而立即受到致命的牵连。而且，在加利亚尼任意大利足球联盟主席时，AC米兰与众中下俱乐部打下了同盟一般的关系，一旦加重处理AC米兰难保不会出现多米诺骨牌般的效应，这也是普罗迪所要考虑的。

而这次普罗迪继续执政意大利，得以肯定的一点是为了政治需要，普罗迪肯定会借助足球来稳固自己的地位，在足球场上拥有自己的代表。由于罗马自身的实力、后台森西的势力都不足以与莫拉蒂家族相抗衡，因此身为罗马球迷的普罗迪不得已只得选择国际米兰作为自己的代表，而其多次声称自己是国际米兰球迷的行为就更认证了这样一种猜测。虽然普罗迪选择了国际米兰作为其代表，但罗马等之前被神圣同盟所打压的俱乐部都会借助普罗迪的执政而一扫之前的霉气，也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尤其是在电视转播费用等直接关系到俱乐部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上，普罗迪政府都会尽可能地为这些俱乐部提供帮助，这也就能很好解释为什么本赛季公认的降级热门球队雷吉纳在比赛中总是可以获得裁判一定程度的照顾了。

普罗迪在继续获得执政资格后AC米兰的处境也许会变得更加不利，就本赛季的比赛来看，AC米兰在比赛中总是受到裁判的“特殊关照”，而在刚要翻身的时刻有关方面做出了“电话门”事件的终审判罚险些使得AC米兰彻底沦落为保级球队，而所有的这些更像是一场针对贝鲁斯科尼和AC米兰有预谋的计划，而一旦AC米兰无法支撑起意大利球队的门面，那么AC米兰在国内赛场上的处境也就到了最为险恶的地步。

在意大利，政治和足球仍然是密不可分的，足球场仍然将是政治的另一个战场。只要意大利人民对足球依然狂热，就必然还会有政治经济界的强人，希望利用足球控制足球，把足球当作自己的资本。

当然，只要有这种政治经济界的影响注入，意大利足球就要永远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局而震动。所以，在这样的一场政治与竞技的纠缠中，最为无奈的是意大利的球迷。球迷才是这些政治与足球斗争中的受害者。

作者：睡　猫

奥运政治经济论文 篇2：

面向中国与世界的变局

《文化纵横》创办于2008年9月，这刚好是一个带有分界性质的年份。一方面，自新世纪初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走出90年代末期的通缩状态，恢复景气，一路高涨；到2008年夏季，富丽恢宏的北京奥运开幕式，万国莅临，仿佛直观地诠释了“中国崛起”的世纪主题。另一方面，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球，中国受其影响，加上国内因素的作用，增长放缓，景气结束；在2009年，即使以4万亿投资拉动，也未能阻止宏观经济步入长期的下行通道，从2007年14.2%的增长率高点，下降到2008年的9.7%，2012年的7.9%，乃至2017年的6.9%，进入所谓“新常态”。

2008年是一个分水岭式的年份，如果不是很健忘，也会记得这是一个多事之秋。《文化纵横》创办于此刻，固然属于巧合，但是作为一本在“体制”外运转、成本不低的纸质期刊，《文化縱横》与其所处的时代究竟是什么关系，却是一个需要面对和质询的问题。总的来说，作为一本人文社科类杂志，《文化纵横》关注的当然首先是“时代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这决定了它的跨学科并以“思想性”见长的特点。与此同时，尽管笔者并非总是——特别是近几年——赞同《文化纵横》的一些判断，但值得称许的是，这本颇具“时代感”的刊物，它的编辑团队，常常能够把对当下时代纷纭错杂的感受、经验和观察，及时地加以提炼，上升为一种理论化的思考和命题。这种特点，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经常能够对于当代思想起到某种规划和组织的作用。

2008年至今，世界格局已经从全球化的巅峰，渐渐呈现出“全球民粹化”的趋势。其中的关键点就在于，“资本”挣脱了民族国家的藩篱。以往，尤其是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增殖的冲动，总是被政府、舆论、公民社会、宗教团体等力量所形成的制度和文化环境所辖制、所利用，一定意义上，“资本”被关进了“社会”这个笼子里。但是，全球化，即资本在全球流动，自由地寻找成本低地，在冷战结束，东西方壁垒解除后，资本的流动陡然加速，而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的后果则是，大批人口被甩出了全球化进程，导致社会结构的“民粹化”。2008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世界经济衰退，以及全球化导致全球民粹化，大概是近10年来世界经济政治走向的基本面。

就国内而言，2008年以来，在景气结束的大背景下，从阶层固化和传统复归，到2012年以后的政治反腐，90年代的不少特征，包括经济社会高度流动等现象，此后逐一弱化或几近于消失，“延长的90年代”渐行渐远，当代史的确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多年来，国内经济总量扩张，利益格局分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不平衡。这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就表现为各种歧见和纷争。

也是以2008年为起点，当年4月，由于奥运火炬在海外传递途中受阻，包括“80后”青年在内的海内外华人自发行动，维护火炬和国家利益，时称“四月青年”。“四月青年”向前承接90年代中后期的民族主义者，向后则演变为互联网上的“自干五”和“小粉红”群体，长期与“公知”争吵对抗。“公知”则接续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和90年代的政治自由主义，其态度言论涵盖相当广泛的人群。自2008年以来，原有的思想流派分化重组，“新左派”整体上保守化，左右翼都在向传统寻找资源，但不论如何演变，“公知”的立场倾向及其代表性始终都存在，成为一个无法克服和消解的“硬核”。必须承认，思想、文化和价值观领域内的长期分歧和对峙，一种文化内部不能实现自身的整合，是一个社会的“内伤”，它折射出的可能是整体社会结构的某些深层问题。

什么是文化？文化本来就是一个社会对其政治经济实践的提炼、升华和符号化。所以，任何关于重大文化问题的分析和判断，都需要回到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之基本面去寻求依据和解答，同样，文化问题的根本解决，最终也需要在这个基本面做出调整。

从这样的视野来看，《文化纵横》所一向倡导的“文化重建”，也必须以政治经济基础的重建为前提。近代以来近两百年，中国已完成了“救亡”的历史任务，以各项标准衡量，“工业化”目前也即将完成。在完成这两大任务之后，未来，为适应下一个历史阶段，治理模式和发展模式可能都需要进行深度调整，这将意味着重建一种现代文明。这样，“文化重建”就将扩展为“文明重建”。

《文化纵横》已经度过了十年，对于各种思想派别，能做到兼收并蓄，同时又秉持其一贯立场，在境内几家同类的思想性平台调整办刊风格后，几乎是一枝独秀。特别期待今后的《文化纵横》能更进一步，包括反思曾经据以为前提的一些判断，以开放的心态，面向中国与世界的变局。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

作者：祝东力

奥运政治经济论文 篇3：

浅析如何改善我国入境旅游业

入境旅游是我国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大力发展入境旅游，对促进和带动我国旅游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对宣传我国旅游整体形象，增进与世界各国和地区人民的友好交往，传播中华民族先进文化和文明成果，促进对外开放，推进和谐世界建设，具有积极作用。笔者认为，就目前中国的形势来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善我国入境旅游业。

1.努力改善国民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

在2007年欧洲酒店业举行的全球游客形象评比中，中国游客获得了倒数第三的评价。这一结果令国人汗颜。众所周知，国民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是国家的“软实力”。每一个出境旅游者都在相当程度上都代表着我国的国在家形，而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吸引国际游客的重要因素。我国政府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对中国公民的出国文明行为的规范和教育引导工作，树立良好的国民形象。

2.加强与各客源国的政治经济合作，简化出入境手续

良好的外交关系是旅游业合作的基础，要吸引各客源国的旅游者前来我国旅游，必须要与对象国保持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因此，加强与各个客源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合作是发展入境旅游业的一个重要前提。简化入境手续是指尽量减少游客办理入境手续的程序。入境手续的简单化对于旅游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鼓励和支持，给游客带来方便。有些国家或地区针对某些特定客源国和地区制定免签的措施，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客前来旅游。因此，在我国未来的入境旅游业中，有必要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简化国际游客的入境旅游手续，为出入境游客提供方便。

3.积极实施区域旅游合作，提高旅游产品的品牌形象

在亚洲各旅游目的地中，旅游资源的相似性使得我国的旅游业正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态势，单一的旅游目的地已经很难形成对国际旅游的吸引力，借助区域旅游合作提升和增加整个区域旅游的吸引力已经成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具体来说，可以借助知名的文化区域提升中名气较为一般地区的旅游知名度，形成连带效应。如开发“华夏文明的摇篮——中国四大古都游”、“中国东部鱼米之乡运河泛舟之旅”和“中国宗教起源探秘之旅”3个入境游新产品。此次产品都体现了“新”字，比如北京的“新”体现在增加了一些新的景点，如奥运场馆、水立方、鸟巢等，客户反响很好。这样便可以引导国际游客在中国进行区域性的深度旅游，改变他们只选择几个大城市作蜻蜓点水式旅游的现状，既可以延长国际游客在我国的停留时间，还可以增加其他重游中国的几率。

4.加大国际旅游人才培养力度，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迅速发展的中国，必将迎来更多的国际旅游者，培养更多国际型旅游人才是发展我国入境旅游业的一个重工作。这就需要我国各级各类旅游院校和旅游企业进行校企合作，一方面要通过各类院校加强旅游专业人才的理论经学习，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旅游企业的培训提高旅游工作者的旅游工作技能。

英语作为国际上使用范围最广、覆盖面最大的商务通用语言，在国际交流中的地位显然无法避。因此，提高我国旅游人才的英语水平是发展我国入境旅游的重要条件。

5.加强旅游商品和纪念品的开发设计，努力提高购物旅游服务质量

随上旅游 的不断发展，作为旅游活动的六要素之一的购物旅游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在旅游目的地经济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在我国的国际入境旅游收入构成中，商品销售的收入占入境旅游总收入的比重长期徘徊在20%附近，与旅游发达国家和地区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开发设计有特色的旅游购物品、创造良好的购物环境，也是我国进一步发展入境旅游的重要工作内容。可能性挖掘我国地方特色产品系列、民族特色产品系列、文化特色产品系列、实用特点产品系列和高技术含量产品系列，形成旅游纪念品体系。

（作者单位：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

作者：梁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