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监督研究论文

【摘要】宪法监督是国家为了保证宪法的实施而进行的监督。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早已对宪法监督制度作了规定，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现行宪法监督制度的一些弊端日益凸显，急需进一步完善。文章围绕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进行论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以期能对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宪法监督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宪法监督研究论文 篇1：

欧美宪法监督模式比较研究

摘要：大部分欧陆国家所采取的宪法监督模式均与美国不同，欧陆国家就移植美国违宪审查模式的努力并非不频繁，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法国、联邦德国、甚至是瑞士均曾强烈推动司法审查制度的设立，但此举均以失败告终。[1]本文将从实质因素、制度因素与政治因素三个方面出发，分析欧陆国家无法成功移植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原因进行探析。

关键词：宪法监督；比较；英美法系；大陆法系

一、实质因素——革命对大陆法系的影响

（一）成文法的“神圣化”

从一七七六年开始的西方世界革命，包括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意大利的统一运动、俾斯麦领导的德国统一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对欧洲大陆各国近代公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革命作为一场具有根本性质的思想革命的产物，其标志性的特点之一就是理性主义，理性力量所产生的主要思想之一即为“自然法”思想。理性主义认为自然法是无懈可击的，从自然法中所合理产生出来的新法律，也必将是完美无缺的。此外，革命还对加强世俗国家法律制度的威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革命之后，传统的封建义务和封建关系被废除，国家得到了公民个人的效忠；宗教上大部分的义务失去了其原有的法律性质；教会法院失去了本就所剩无几的处理世俗事务的审判权；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封建行会制定规章的权力被剥夺；家庭关系现在也由国家所制定的世俗法律来调整。另外，国家主义在塑造国家法律权威地位的过程中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国家主义认为国家制定的法律应当反映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和文化，因此欧洲大陆国家原本普遍接受的罗马教会所制定的共同法也不再具有往日的效力。可以说从前复杂的法律领域变得简单化，国家所制定的法律成为唯一的权威，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外，排斥任何来源于外国的法律；对内，排斥一切来源于地方组织或习惯的法律。[2]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欧洲大陆成文法“神圣”的现象了，在二战前其实无论是英国还是欧洲大陆的国家，议会的地位始终至高无上。由于法律是公共意志的体现，因此不可能危害“有权自身或者通过代表参与法律制定”的公民。在封建制度的时代，我们说“国王不会犯错”。而在大革命后，我们说，“立法者不会犯错”。[3]

（二）分权理论极端化的长期影响

美国对三权分立的理解是对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认为权力需要在分立的基础上制衡。欧洲各国对于三权分立的理解与美国差异极大，这与欧洲各国自身的历史发展与司法传统紧密相关。在法国大革命前，法国法官本身属于贵族阶级，他们支持土地贵族统治者，站在农民、工人与中产阶级的对立面；同时，法国在革命前无法明确地区分法律的适用和制定主体，封建法院拥有适用法律的选择权与解释法律的权力，它们往往拒绝适用开明和进步的新法，或者是站在与新法本旨相对的立场上对新法进行解释；[4]此外，法国人民对以巴黎髙等法院为代表的在革命前具有巨大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的封建专制机构具有刻骨的仇恨，这一机构与专制君主都是法国革命前封建政治统治的主要代表，是法国大革命在政治上主要的反对对象。[5]基于以上三点理由，在法国大革命中，司法官员是被作为革命的目标的。然而在美国或英国，法官常常是与人民立场一致，在反对统治者滥用权力、摧垮封建制度中起到重大作用；同时由于英国的普通法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理解为“法官造法”，因此英美的司法制度并未成为其革命的对象。

在法国大革命中，革命派强调权力的完全分立与对司法权的严格限制，强调“议会至上”，所有的立法权都应当交给代议制的、可以代表公民意志的立法机关。既然三权完全分立，就不应当相互干预另一方的功能，因此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均无权立法或干预立法，司法部门对立法行为与行政行为的审查也均是不被容许的。这种观念即使是在法国已存在宪法监督机制的今天仍然有所影响。根据法国现行宪法，法国的宪法监督机关为宪法委员会。宪法委员会成员为9人，任期9年，由总统任命3名，由议会两院各任命3名。尽管从这一机构目前的实际活动来看，其类似于德国的宪法法院。但从法国宪法委员会的名称及其成员来源看，都表彰出其显然是一个政治性而非司法性的组织，从这一机构设立之初的运行情况来讲，也体现了其浓厚的政治性色彩。[6]“对于大革命者及其继承者而言，旧制度下最危险的权力是行政权（以专制权为代表）而不是立法权。相反，立法权代表了民主的胜利。”法律由人民选举的立法者制定，既然立法者经过审查讨论通过了该项立法，则意味着立法者已经充分行使了审查权，该项立法就必然是合乎宪法的。此外，出于对司法权扩张的恐惧，法国严格限制司法权，在大革命后甚至有一部分法学家主张完全否定法官的法律解释权，更不可能允许其解释宪法或者对“人民”的立法进行审查。

（三）对“服从先例”原则的否定

大陆法系的传统观念倾向于对法官与司法权进行限制，严格的分权理论强调普通法官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立法权，这就可以推导出先前的判决对之后的审判活动没有任何的拘束力。传统大陆法系理论中对“服从先例”原则的否定，必然会使普通法院对立法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失去效力。因为司法审查是对有着强大合法性基础的国家法律进行审查，但是普通法院的司法审查如果仅能够对当前案件中当事人产生拘束力，对之后任何的审判活动都没有约束力，其正当性必然是极其微弱的。

此外，出于否定“服从先例”原则的司法传统，在欧洲大陆进行违宪审查也将会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欧洲社会中，对君主和贵族专制统治下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惨痛记忆导致了其抗拒任何不平等适用法律的行为。”然而，在司法审查系统中，如果个人可以说服法官宣布某法律违宪，则这法律将不会适用于该人；但如果其他人无法说服法官宣布同样的法律违宪，则该法律又会适用于该人，这种制度看起来似乎难以保证公平。[7]

二、制度因素

（一）政治制度的差异

通常认为，实行总统制的国家相较实行议会制的国家更有利于采用司法审查模式，然而大部分欧洲国家采用的是议会制或者混合制。的确有议会制国家采用由普通法院进行分散式审查的美国司法审查模式，但毫无疑问，这些国家司法审查制度的运作均不及美国那样有效和高效。

此外，通常认为，美国的联邦结构更有利于实施司法审查制度。因为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存在联邦和州两套立法体系，美国大部分的违宪审查案例往往只对州法律进行合宪性控制；但在欧洲，法官将不得不查证——有时甚至是专有的——国家法律的合宪性，而这些法律由来自全国的代表制定产生，存在更为强大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来源。

（二）法官的差异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法官在能力与权力范围之间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大陆法系的法官在整个法律职业中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法律职业中具有威望的往往是权威的法学家而非法官。与英美法系国家法官选任所需要的资历相比，大陆法官的选任与政府机关其他公职人员的选拔差异不大，年轻的没有什么司法实践经验的大学毕业生也被认为可以胜任这项工作。不可否认，大陆法系国家也有许多水平较高的法官，但就整个法律职业群体而言，法官的业务水平往往并不高。其次，传统的大陆法系理论要求法官做一种循规蹈矩的、机械式的工作，不能创制任何法律，仅仅能够适用有立法机关创设的法律，依照立法机关制定的程序办案，普通法院的法官根本没有对立法进行审查的权限。此外，美国法官是在经由选举产生的政治当局的同意下选举或任命的，其任期大部分都由宪法和法律明文规定，而大陆法系法官则是“职业法官”，是某种意义上的官僚、公仆、机关职员，在全能的议会前，法官往往不敢坚持其法律理念。

（三）长期以来欧洲国家并未形成统一的法院系统

大部分西欧国家的法律系统与司法机构之间并不统一。由普通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制度仅仅在法院系统统一的情况下方可良好运作，如普通法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没有公法、私法的严格划分，争讼案件不分类型。宪法问题可能在各种诉讼的各个阶段提及。因此，无须设立单独的法院与单独的程序，在法律条文是否合宪的问题上也不会出现不同的法院系统观点冲突的风险。然而在大部分欧陆国家，由于秉行公私法分立的传统，许多国家设有独立的行政法院，并未形成统一的法院系统。

三、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对欧陆国家无法移植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也有影响，1921年所出版的一本著作对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艾杜瓦·朗贝《法官政府和反对美国社会立法的斗争》。该书使人相信，司法审查是一种保守的制度，其通过阻碍立法改革而阻碍所有的社会进步。罗斯福新政时期其与美国最高法院保守力量之间的冲突也强化了这一观点。司法审查制度更多地被认为有利于政治权力而为左翼势力所排斥，尤其是欧洲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力量。司法审查被等同于“法官政府”，不仅仅被视为对至高无上之成文法的攻击，而且还被视为社会保守主义的工具。[8]

同时在二战结束后，对于像德国、意大利这些刚从独裁及专制时期走出的国家，难以想象在其司法机构并未提前更新的情况下设立一套真正的司法审查系统。因为这些国家的法官都是独裁时期所任命的法院法官。如若采用司法审查制度，则国家必须大范围地对法官进行“净化”。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9]

结语

在欧洲大陆，传统上，宪法被认为是纸面上的宪章和宣言，而如今，宪法已变成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必须遵守的可以实施的法律规则（而且是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规则）。在宪法实施上，欧陆国家正在打破“大陆法系传统”向美国系统靠拢，在某些方面甚至比美国走得更远。[10]“正如比较法所告诫我们的，每个国家或社会改变其法律和政治制度或机构以适应其特殊需要。欧洲移植美国模式的努力表明，一种系统——不管多完善，或者可能因为如此——并不必然比另外一个社会自身所孕育的制度更适用于该社会。”[11]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我国，是否需要实施宪法监督模式以及需要怎样实施适合我国国情的宪法监督模式是我们需要审慎思考的问题，不能一味单纯地移植和模仿外国的制度，探寻出最适合我们国家实际发展状况和司法制度的规则才是最为重要的。不管规则的具体形式，只要能够适合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并且能够在实践之中在该国发挥这一制度其应有作用的制度就是好制度。（作者单位：吉林医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参见路易·法沃赫：《欧美宪法司法模式比较研究》，《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十二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转引自冉·克劳德·贝干：《联邦德国的法律合宪性控制》，1982年；安德烈阿·奥尔：《瑞士的联邦法院》，1983年。

[2]参见：（美）约翰·亨利·梅利曼（John Henry Merryman）著，顾培东、禄正平译，《大陆法系：西欧、拉丁美洲法律制度介绍》[M]，第四章，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3]参见前注[1]

[4]参见前注[2]，第18页

[5]参见沈宗灵《比较宪法——对八国宪法的比较》第18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参见前注[5]，第344、345页

[7]参见前注[1]

[8]参见前注[1]

[9]参见前注[1]

[10]如德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既允许具体审查，也允许抽象审查；既允许事前审查，也容许事后审查。

[11]参见前注[1]

作者：郑楠

宪法监督研究论文 篇2：

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思考

【摘要】宪法监督是国家为了保证宪法的实施而进行的监督。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早已对宪法监督制度作了规定，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现行宪法监督制度的一些弊端日益凸显，急需进一步完善。文章围绕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进行论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以期能对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词】宪法监督 事前审查 事后审查 宪法诉讼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兴衰，凡是政清明和者则昌;凡是政令不通者则衰。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必须依靠社会综合生产力的繁荣来实现，社会生产力的繁荣必须依靠商品交易，而商品交易是否顺利、快捷，来源于信用。马云的成功，笔者认为那是因为网络销售者和网络购物者皆相信马云的支付宝及其相关平台所提供的信用。而信用是需要维护与保障的，人们在发展历史中逐渐发现信用的最佳维护工具就是法律。而宪法又是法律体系的核心部分，宪法监督恰恰对保证宪法的贯彻实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本文针对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宪法监督的涵义和方式

宪法监督，又称宪法实施的监督，是为了保障宪法的正确实施，而对一切违宪行为进行审查并纠正的制度。宪法规定的内容是一个国家中最重要最根本性的问题，并且宪法的效力是最高的。从宪法规定的内容和法律效力上，宪法实际上与普通法律所调整的对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宪法是法律的法律，故而，被称为“母法”，普通法律是子法。由此可见，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宪法是现代法制的基础和依据，没有宪法就不会有完备的法制，没有完备的法制就难以实现依法治国。而宪法监督是为了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宪法正确实施、保障公民权利实现，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当前，宪法监督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存在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归纳起来，世界上大致有三种宪法监督体制：

一是由立法机关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这种体制源于英国，主要是由国家的立法机关或者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并依照法定程序审查现行法律、法规和行政行为是否违宪。从世界各国的实施现状来看，由立法机关进行违宪审查的国家已为数不多，而在实践中，立法機关有效行使违宪审查的国家几乎没有。①

二是由司法机关监督宪法。采用该体制的国家主要是由法院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并按照诉讼程序审查某些行为是否违宪。该监督制度起源于美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时至今日，除美国外，实行这种体制的国家超过60个，司法机关监督体制已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广泛的宪法监督方式。

三是由专门机关监督宪法。采用这种体制的国家主要是通过专门设立的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解释宪法、审查现行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并对宪法的控诉行为进行裁决。奥地利是最早设立这种体制的国家，宪法法院专门负责监督和保障宪法的实施，后来这一制度又被大陆法系国家所借鉴。目前，这种监督体制发展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宪法法院，这种形式下设立的宪法法院并不审理普通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另一种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宪法委员会，主要是采用事先审查的方式，即对各项法律在颁布之前进行合宪性审查。

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发展现状

从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颁布以来，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为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现阶段的宪法监督制度是由1982年《宪法》规定的，它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和1978年《宪法》的规定。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我国宪法的监督主体过于单一。我国现行宪法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这一规定为保证宪法监督提供了立法依据，同时表明我国确立了由立法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监督体制。此外，我国《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也可以提出有关违宪的书面审查意见。结合我国的宪法和立法法的这些规定，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当前的宪法监督主体主要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这种监督显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和权威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既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又是最高立法机关，有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权力，这正与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相统一，更有利于保证宪法的权威性。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当然享有宪法监督权，这与宪法的立法精神也是相符合的。

宪法监督体制形成多层次。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已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上而下的多层次监督体制。具体体现在：

第一，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和控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第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既要接受全国人大的监督，同时又要负责监督和控制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第三，作为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在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的同时，要对各部委和各地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这种监督既包括对违法行为的监督，也包括对其作出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的监督。第四，我国宪法还赋予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地方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权。这是宪法赋予地方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是监督政府决策的必然要求。地方人大的监督有利于保障我国法律法规在地方的遵守和执行，它是地方存在的多种监督形式中最具有权威性的监督。第五，地方政府有权监督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的行政行为的适当性。

我国采取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相结合的宪法监督方式。我国的宪法监督方式主要有两种：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所谓事前审查，是指在法律、法规制定过程中，生效之前，由专门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对其进行审查是否违宪，经审查认可后，才可以颁布执行。如我国现行宪法规定：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需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所谓事后审查，是指对已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对它是否与宪法相抵触予以审查，一经发现违宪内容，及时修改或者撤销。如我国宪法中有关于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的规定。这种采用事前审查与事后审查相结合的方式监督宪法的实施，既可以预防违宪行为的出现，又能在违宪行为出现时及时纠正。

当前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现行宪法已经制定了宪法监督制度，对宪法实施的监督也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但现行的宪法监督制度还存在不够完善之处，严格意义上的宪法监督制度还相当薄弱。

第一，现有的宪法监督主体难以有效监督宪法的实施。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换句话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的宪法监督主体。事实上，全国人大作为我国的最高国家立法机关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除了每年召开的次数有限之外，会议期间还要进行国家立法活动和决定人事问题及其他重大问题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职责实在过于繁重，难以有效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长期以来的实践证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对违反宪法行为进行过处理。当前，我国宪法的监督体制难以形成专门化、经常性的工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影响了宪法监督制度职能的发挥。纵观世界各国的宪法，跟立法机关的宪法监督方式相比，不管是由司法机关监督宪法的实施，还是由专门机关监督宪法的实施，对违宪行为的审查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第二，宪法监督方式单一，监督程序过于笼统。我国宪法监督目前采用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相结合的方法，客观上确实对宪法监督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方式存在两种不足：其一是过于侧重对国家立法机关的监督，而忽视了对其他主体的监督;其二是过于侧重对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进行监督。以德国与法国为代表的由专门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模式，既有抽象性审查的权力，又有附带性审查的权力，可以有效防止宪法监督方式单一的诟病，值得我国借鉴。

我国现行宪法未对宪法监督程序作出具体规定，宪法监督的启动程序和审查程序规定在立法法及有关法律文件中。宪法监督程序过于籠统、粗糙，可操作性差。如我国立法法仅规定了宪法监督的提起和审查的情况，并没有具体规定有关宪法监督的程序。

第三，宪法监督的可操作性差。在我国，跟普通法律相比，公民的宪法意识相对薄弱，甚至许多公民不了解宪法的内容和地位，不知道运用宪法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真正地把宪法当作“法律”来加以理解适用。如在司法实践中，很少有公民直接依据宪法控告侵犯其基本权利的违宪行为，也几乎没有将违宪行为作为法律责任予以追究，更没有专门的宪法法院或者宪法法庭审理违宪案件。即使实践中出现了违宪立法或者违宪行为，也根本无法以宪法为法律依据进行纠正或者裁判。

宪法虽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但它也是法律的一种，因此宪法应具有法律的一般特征。法律的可诉性，应当成为法律，特别是现代法治国家法律的基本特征之一。②因此基于现代法治国家的要求，宪法也当然具有可诉性的特征。但目前我国宪法案件还只是在个别地方、个别法院偶然出现，毕竟我国尚未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法院没有进行违宪审查之权。

另外，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宪法监督体制事实上由于没有健全的程序性保障，导致宪法监督职能大打折扣。我国《立法法》关于受理、审理和裁决的规定则较为模糊，进入宪法监督程序的审理和裁决阶段较为艰难。

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立法建议

长期的实践证明，宪法监督制度是宪法实施的重要保障，离开了健全的宪法监督制度，任何一部宪法都无法真正贯彻实施。当前，有鉴于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要逐步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要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就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建立真正适合我国国情并能推动我国法治发展进程的宪法监督制度。鉴于此，笔者认为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建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宪法监督的专门化和独立化，已逐步成为现代宪法监督制度的发展趋势。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既对保障宪法的权威性和尊严更加有利，也是保证宪法实施的必然要求。当前，许多学者都赞同在我国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如果我国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不仅维护了宪法的权威和保障了宪法的实施，而且增强了监督宪法的力度，并且也符合世界宪法监督制度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我国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作为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之一，专门负责宪法监督，来进一步增强和完善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的职能。宪法委员会专门负责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同时也负责审查法律、法规、规章等立法性文件是否与宪法规定相一致，并负责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相关的报告意见。相信作为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宪法委员会的设立，将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宪法监督的作用。伴随着宪法委员会的逐步设立和完善，还可以考虑在地方人大也设立宪法委员会，加强宪法的监督作用，当然这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笔者认为，我们还可以通过进一步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使其积极参与宪法监督。据调查，我国公民的宪法知识水平与其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是成正比的。当前我国广大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偏低，造成公民的宪法意识普遍较弱，主要表现为对宪法的内容和地位缺乏应有的了解和尊重，这种不良现象会影响我国宪法的贯彻实施，阻碍我国法治发展的进程。除了每年12月4日的国家宪法日外，学校、单位、社会可以多方面关注并举办有关宪法宣传的法制活动，如单位定期组织普法活动尤其普及宪法，学校重视课堂法制教育尤其要强调宪法的地位，最好能把这些活动列入考核单位文明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

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宪法的法律性在制度上的集中表现，就是由司法化的机关适用宪法，进行宪法监督。③目前，将宪法引入司法领域已经成为国际人权公约签署国的一项国家义务。我国一贯注重人权的保护，并已先后加入了17个相关人权国际公约。实现宪法司法化是保护人权的必然要求，没有宪法诉讼，人权的保护就会软弱无力，缺乏有利保障。只单一的设立宪法委员会专门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无法满足有效监督宪法实施的目的。因为宪法委员会主要是负责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当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受到侵犯时，却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如果能够建立完善的宪法诉讼制度，公民便可以直接依据宪法控告侵犯其基本权利的违宪行为。这样做既可以使普通公民亲身体会到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切实保护，又能够增强公民的宪法意识。建立宪法诉讼，同时也符合宪法司法化的国际发展趋势。

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建立专门的宪法法院还不具备条件，可以在普通法院设立宪法法庭，专门负责个案审查和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案件，这样对宪法委员会是一个有利的补充，既保证了宪法的权威性，又保证了宪法像其他法律一样的可诉性。对于宪法诉讼的受案范围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包括适用的程序都应当像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一样，有相配套的程序相对应。

完善宪法监督程序。完整的宪法监督程序应当包括宪法监督的提起、受理、审查和裁决四个阶段。要完善宪法监督程序，就必须尽快完善相关立法，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笔者认为可考虑在《监督法》中设立专章规定宪法监督程序，内容包括：宪法监督的提起程序、受理程序、审查程序、裁决程序等，且这些内容应当规定得比较具体，可操作性强。当前由于我国《立法法》规定的程序过于笼统简单，真正启动宪法监督程序较为困难。如《立法法》可以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都可以向宪法监督工作委员会提起宪法监督程序，经审查之后由宪法监督工作委员会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决定，并且对有关受理审查的程序做出具体规定，如审查范围和审查期限的规定。

总而言之，我国要实现依法治国，首先是要实现依宪治国，而维护宪法权威，关键在于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宪法的权威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命运，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向前推进，建立高效的宪法监督制度成为当务之急。我们既要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又要对国外有益的宪法监督制度进行积极地吸取和借鉴，逐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保障我国宪法的权威性和尊严，进而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发展。

（作者单位：新乡广播电视大学）

【注释】

①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393页。

②王晨光：“法律的可诉性：现代法治国家中法律的特征之一”，《法学》，1998年第8期。

③李树忠：“论宪法监督的司法化”，《政法论坛》，2003年第2期。

责编 /许国荣（实习）

作者：岳学敏

宪法监督研究论文 篇3：

论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及其完善

目前世界上存在着三种宪法监督体制：一是立法机关或者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体制；二是普通法院通过违宪审查行使监督职权体制，这一监督制度肇始于美国，现有60多个国家实行这一制度；三是设立专门机关监督宪法实施，主要是设立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等审理宪法案件的监督体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宪法监督制度出现了三种体制跨越不同的社会制度，日益结合、相互渗透的特点和趋势。这是国际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发展的趋势以及各国的民主宪政的发展在宪法上的体现。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历程，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完善。1954年宪法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1978年宪法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的职权；1982年宪法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宪法监督制度。现行宪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第六十七条第一项中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从而确定了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宪法监督制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维护宪法实施的职责主要是解释宪法和监督宪法的实施。解释宪法是对宪法的精神、原则和条文作出权威性的解释，是保障宪法实施的前提，而宪法监督制度及其监督机制则是宪法实施保障的关键。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监督宪法的实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根据法制统一性原则对各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规章是否符合现行宪法的原则和具体条文的规定予以审查，凡是违反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同宪法的规定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及其条款一律无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予以撤销；二是对国家机关和特定的社会组织的活动是否符合宪法规定进行审查监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仅有权撤销违宪的行为,同时有权罢免违宪的国家工作人员。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的设置既体现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效力，同时也反映了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监督职权的特点。宪法监督制度是为监督国家立法机关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的原则、精神和规定而设立的一项专门的法律制度，宪法监督制度对保障宪法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现行的宪法监督体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都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二是规定了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能；三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认为有必要时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并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有权作出相应的决定；四是规定了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对宪法实施的保障职能；五是赋予了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宪法的权利。

我国采取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宪法监督的体制，是符合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性质的制度选择。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性和宪法的尊严以及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出发，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集中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同时，采取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常设机关行使违宪审查和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是符合宪法基本原则的制度设计。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性质和宪法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在法律体系中的法律效力等决定了在我国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监督职权。宪法赋予了监督机关对所有的违宪行为或与宪法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的撤销权，罢免违宪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权力，不仅符合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议行合一”的特点,也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享有“修改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表明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政体形式下，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统一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这种政体不适宜另设专门的监督机构，也不可能将违宪审查权交由司法机关依照诉讼程序行使。此外，监督宪法实施，除由法定审查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行使审查并撤销违宪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和罢免违宪行为责任人职务的两种方式外，还规定了诸如确认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要求全社会和全体公民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实施。

一切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必须以宪法为依据，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这是违宪审查的基本内容，也是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宪法实施的关键所在。我国宪法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了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与“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等三项涉及修宪和立法的职权；宪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了修改宪法的特别程序及通过法律和其他议案的一般程序。宪法第六十二条在列举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时明确规定了其“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的规定及其限制，以及“解释法律”、撤销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等项职权。

我国采取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宪法监督的制度虽然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完善，但是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并且这些缺陷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而日趋凸现，需要我们予以完善。

我们认为完善现行宪法监督制度，必须从进一步健全宪法监督机构和进一步完善宪法监督程序这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针对现行宪法监督制度所存在的监督机构及其职权不完善的现状,在保障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监督职权的前提下进一步规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方式和途径。二是针对现行宪法监督程序尚没有系统全面的法律规范,宪法监督缺乏程序保障,致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难以行使宪法监督职权，导致宪法监督制度缺乏力度的状况,借鉴国外监督制度,进一步完善现行的宪法监督的程序和机制。

我国的宪法监督采用的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体制，这种体制的优越性不仅在于体现了宪法在国家生活中的权威地位和在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效力，同时也体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及其立法机关的性质。但是实践证明，现行宪法采取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体制由于全国人大每年只召开10~15天的会议，时间短，审议表决的议案较多，同时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常委会会议，其审议、决定的议案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精力上都无法保证有效地行使宪法监督职权；加之我国又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任务繁重复杂的大国，宪法监督往往难于落实。因此，针对我国宪法监督机构在行使监督职权上存在的时间不足、精力不够、对违宪行为的审查监督往往不到位、流于形式的情况，应当加强监督机构的建设，使宪法监督职权得到有效的行使。对此学术界见仁见义、各抒己见，我们认为两种形式可供选择：

一是在保障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监督职权的前提下进一步规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方式和途径，探讨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即宪法监督委员会，其地位与法律委员会同等，以行使宪法监督职权。宪法委员会作为全国人大下属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对违宪行为和违宪的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并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改变、撤销的建议、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监督职权、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罢免的建议权，并规定其工作的程序。

二是参照其他国家的体制，在全国人大之下增设一个与最高人民法院地位平行的宪法法院，规定其受理案件的范围、审判程序、法律责任与执行程序的内容，宪法法院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汇报工作并受其监督，同时宪法法院受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交付办理的宪法案件，受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诉讼的宪法案件，以及宪法法院从其他渠道受理的宪法案件；规定违宪诉讼程序及其法律责任。这种体制既不同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下的宪法法院，因它不是独立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外的分权制宪法体制下的宪法监督；同时又区别于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直接行使宪法监督权的体制，它在确认宪法最高效力和最高权威的前提下进一步确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最高立法机关的性质和地位，并体现宪法监督职权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体制结构，同时又弥补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行使监督职权时间不够、精力不足和缺乏专门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而造成的体制上的缺陷和诸多不便。

宪法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在职权和分工上要有严格的区别。二者都是由全国人大产生、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汇报工作，并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但二者受理案件的范围不同，法律性质有所不同，宪法法院是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依照诉讼程序审理违宪案件，行使宪法监督权，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宪法法院有权受理包括国务院及其各部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国家机关的违宪案件，以保障宪法的实施。

宪法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之间的相互地位与相互关系，可以比照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之间的相互地位和相互关系予以设计。最高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最高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所有的国家机关和全体公民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活动进行监督。根据现行宪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的法律监督职权从广义上讲应当包括宪法监督，但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等国家法律都没有明确赋予其宪法监督的职权，在检察机关的受案范围中也没有规定宪法监督的内容。但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惟一的法律监督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有权对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宪法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等国家机关遵守宪法、法律的活动进行法律监督。设立宪法法院后则应修改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赋予其行使提起宪法监督案件的权力，如果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增设了宪法案件的控诉权，将意味着我国的宪法监督同时被纳入诉讼审判程序，将导致我国宪法在体例结构和法律制度方面出现重大的变动。

我国在1981年9月曾为审理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设立过特别法庭和特别检察庭，足以说明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特别法庭、特别检察庭审理特别案件的宪法监督制度曾经有过尝试，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完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从本质上看，不仅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犯罪案件，而且是严重违宪案。但由于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下未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也没有专门审判违宪案件的宪法法院，全国人大及常委会享有的宪法监督职权缺乏可以操作的程序与机制，也未能通过授权的方式将宪法监督权授予特定的机关行使。因此，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宪法监督职权。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下依照宪法法律为审判特定的重大违宪违法案件而创设的特别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它与常设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地位相同，又互不隶属，在案件管辖和诉讼程序上互不管辖，在审级上属终审法院——最高审判机关享有的审判权力。“两案”审判终结后，“特别法庭”和“特别检察庭”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宣告撤销，终止其权力，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现行宪法规定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享有机关设置权，并有权将本应属于自己行使的职权在特定条件下授予新设的国家机构或授予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可见，宪法监督在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同时，在特定情况下，有权创设专门机关并授权其行使，也可授权其他机关行使。因此，建议修改现行宪法，明确规定设立宪法法院，行使违宪案件审判权，保障宪法的实施。

参考文献：

[1]俞子清主编：《宪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修订版。

[2]焦洪昌、姚国建著：《宪法学案例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3]韩大元主编:《外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4]马玉祥：《宪法实施的监督及其在司法上的运用》，《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

[5]马凤翔：《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建议》，梁尔源：《论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特点及其完善》，《人大研究文萃》第四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

作者：努妮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