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信仰儒家文化论文

历史乃人文之本，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教学，不但要传授知识，更主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学习态度、思维能力、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使学生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稳定的心理素质、良好的思维方式、和谐的人际交往，以及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下面，我就教学实践浅谈一下人文教育在历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孔子信仰儒家文化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孔子信仰儒家文化论文 篇1：

儒学与以“天”“祖”崇拜为核心的中国人宗教信仰系统的发展

千百年来,真正在中国人的精神系统中发挥作用的宗教观念是以“天”“祖”崇拜为核心的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系统。但是,三代以降,以“天”、“祖”观念为核心的宗教信仰系统始终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若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原因就出在儒学身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中国人宗教观念的发展具有“二重性”:既有对天命、鬼神和祭祀的肯定,又有对人文和理性精神的张扬。这就决定了儒家文化同宗教既有密切的联系,又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利玛窦入华宣教遭遇的尴尬和窘境,在于基督教的反偶像崇拜与中国人千百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敬天祭祖思想之间的排拒和不容。当代祭祖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就其实质来说,是中国传统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结果。

关键词:儒学　儒教　敬天　祭祖　宗祠　信仰

作者:肖雁,1964年生,中国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儒学与儒教关系的论争一直是近年来学界的热门话题。关于儒学是不是宗教?儒学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称作宗教?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同宗教的关系是什么?它对中国宗教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有先生主张,儒学就是儒教,但持此一观点者,却有一个不能回避和难以说清的问题,这就是儒学的确和大家公认的一些宗教的规定和特性存在较大的距离。于是,从康有为开始,许多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儒学的宗教化,但一直收效甚微。我们不禁要问,儒学成为宗教的历程为什么如此坎坷和困难,这里面深层的原因是什么?笔者将就这一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不妥之处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教。

一、中国人最核心的宗教观念是什么

夏商周三代迄于今,真正在中国人(尤其是广大百姓)的精神系统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宗教观念是什么?我们认为,上天和祖宗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礼记’表记》说:“夏道遵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夏代以天命为尊,同时敬事鬼神。牟钟鉴先生说,夏道远鬼神并非不尊天敬祖,而是不过分崇尚占卜和巫术。而“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人不但有山川崇拜的习俗,而且还有山川祭祀、凡事都要向上天请示的习俗。在殷人的甲骨卜辞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国王想建造城邑,天帝答应了(“王封邑,帝若”)。天帝命令刮风了吗?天帝命令下雨了吗?(“帝令其风?”、“帝令其雨?”)天帝要赐给我们吃的并且保佑我们(“帝降食授又”)。可以说,殷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到了天帝的干预。三代之中宗教色彩之浓,以殷代为最。殷人认为,殷王祖灵“宾于帝”,是帝与人之间的中介,故敬天必祭祖。周人继承了尊天敬祖的传统,并对它进行了人文化的改造。“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宗教祭祀仍然是礼的重心所在。礼乐文化最早的表现形式就是对天神、地祗、人鬼的祭祀,这是一个神祭的传统,也是上古时期中国宗教文化的重要特点。

《诗》、《书》中所信仰的天,大多是充满了情感意志的主宰之天。《诗·小雅·正月》云:“天之杌我”,《信南山》云:“受天之祐”,《小宛》曰:“天命不又(祐)”;《尚书》中记载武王问事于箕子,箕子陈天地之大法,作洪范九畴,从中也可看出,无论是自然法则还是社会秩序,都是上天的安排。祭祀这种宗教信仰,为礼的各种规范秩序注入了文化价值和理想精神,体现着人们的终极关怀,培养着人们敬诚的品格,起着教化人心、稳定秩序的作用。

从西周开始,祭天的宗教祭祀活动就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如西周天子祭天分为四种形式:郊祭、封禅、报祭和明堂祭。其中以郊祭和封禅影响较大。祭天一直是王权的象征,直至清后期,民间才有祭天的权利。北京的天坛和地坛,曾经就是清王朝举行郊祭的地方。北京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原来就是明清皇家祭祖的地方。今天的民间还保存着敬天祭祖的宗教传统。

在中国北方,许多地方还有敬天、祭祖的仪式。麦收以后,每家每户都要“敬天”。每年麦子割完后,农民见面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敬天了吗?”他们敬天的仪式很简单。人们往往选择麦收的某一天(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一天。哪一天不重要,关键要做这件事),备上菜肴和馒头,于中午时分在自家的院中举行答谢和敬奉上天的仪式,人们把这一活动叫做“敬天”。秋收后也要举行“敬天”活动。但是,秋后的“敬天”活动在时间上很不统一,有的人家在秋收后马上举行敬天活动,也有的人家把秋后的敬天活动放到除夕晚上或年初一早上进行。在山东农村,除夕的敬天活动每家每户都要进行。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三这一天,俗称小年。过小年时,人们往往要在纸上画马,然后烧掉,举行这一活动的人口中还要喋喋不休地说:“灶王爷爷上西天,再过七天来过年。”让灶王爷骑马到天上去见玉皇大帝,汇报人间一年的工作,民间把这一活动叫做“辞灶”,即祭祀灶王爷。“辞灶”时还要放一些枣、糖果等甜甜的东西,目的是粘住灶王爷的嘴,让他只说好话,报喜不报忧。上天一高兴,就会在来年降吉祥于人间。腊月二十三的“辞灶”活动,实际上也是民间敬天思想和活动的表现,因为灶王爷在这一天去天上拜见玉皇大帝,向玉皇大帝汇报这一家一年来的情况。这一点和基督教似有较大的不同。对于基督信奉者来说,面对上帝的忏悔是必须的,尤其是当自己做了不妥和错误的事情时,而中国民间的辞灶活动则希望灶王爷把自己一年中做的不妥和错误的事情隐瞒下来,不去报告给上天,这大概也算是两种宗教观念之间的一种不同吧!

祭天如此,祭祖亦如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传统的一个民族。中国的宗祠或称宗庙、祠堂是宗族供奉先祖的地方。宗祠是中国人供奉祖先神主(即俗称的牌位)、进行祭祀的场所,一向被视为宗族的象征。中国的宗祠文化已在马来西亚生根。当今在马来西亚,寻根问祖、缅怀祖先、激励后人、互相协作的风气日渐兴盛,宗祠成为加强海外华人华侨联谊宗亲、巩固友谊的重要场所。目前海外宗祠也与过去旧的宗祠有了变化和不同。由宗祠牵头举办的“义学”有着勃勃生机。许多宗族都在祠堂中设有小型的初级学校,聘请老师讲课,规模比普通的小学小,收费极其低甚至免费,办学经费由族产收入开支,教学质量也不错,使许多家境不宽裕的华裔子弟有机会上学,所以又称义学。除宗祠外,中国人的祭祖活动还有其他的形式,如墓祭、家祭。中国人把某人逝世的那一天称为某人的“祭日”,以后每年的这一天,他的子孙们都要举行祭祀活动,俗称“上坟”。此外,每年的清明节、鬼节(农历七月十五)、春节前夕,都要举行祭祖活动。每家遇到结婚等喜庆大事时,也要祭祖,把喜事禀告祖先。许多家庭在接连遇到不幸时也要祭祖,祈求祖先保佑自己。

总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两个东西是最神圣、最重要的:一个是上天,一个是祖宗。上天不能违,祖宗不能违。正如《礼记·郊特牲》所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返始也。”报本返始,不忘其初,始终保持对生命本源的敬意。

但是,我们想指出的是,以“天”、“祖”观念为核心的宗教在中国始终是以朴素的形式存在着,也就是说,它始终没有成为真正意义的宗教。原因是什么呢?若仅仅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

看,或许就出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的身上。

二、儒家文化对中国人宗教观念的颠覆

千百年来,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中,客观上起了精神支柱的作用,它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思想信仰的核心内容。但是,作为宗教的儒家文化却有先天的不足和局限,为什么这样说?儒家文化既讲人,又讲神,但它在本质上所倡导的是一种与神道对立的人道的观念和人道精神,其基本性质是人文的、世俗的和非宗教的。不能讳言,儒家文化中也存在较多的宗教观念,但遗憾的是,这些宗教观念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这是因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中国人宗教观念的发展具有二重性。在孔子思想中,既有对天命、鬼神祭祀的肯定,又有对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的张扬,这种“二重性”既是对殷商时期宗教传统的继承,也是对其思想的新开展。孔子秉承三代以来的思想传统,既讲天,又讲人。孔子讲主宰或命运之天的次数很多。譬如,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天何言哉?四时生焉,百物生焉!”(《阳货》)《论语·雍也》载,孔子去见南子,南子声誉不好,子路不高兴,孔子发誓说:“予所否也,天厌之!天厌之!”假如我不对的话,天厌弃我吧!天厌弃我吧!《论语·述而》载,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魅其如予何?”上天在我身上生了这样的品德,桓魅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对于祭祀之仪,孔子也予以肯定。如他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祭祀礼仪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鬼神是存在的,“吾不与(去)祭,如不祭。”我若是不能亲自参加祭祀,是不请别人代替的。又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不是自己应该祭祀的鬼神却去祭祀,这是献媚。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孔子儒学具有明显的二重性特征。他既承认鬼神的存在,却又自始至终对鬼神保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楚昭王病重,拒绝祭神,孔子赞美他“知大道”。(《左传·哀公六年》)子路曾经问孔子如何服侍鬼神,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生的道理还没有弄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在这里,孔子又强调现实的事情,而不谈死后的事情。对天和鬼神不否认,而又强调人的生的问题,强调人的主体意识。在孔子思想中,神和人这两个东西并不是半斤和八两的关系。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孔子最为关心的是现实的人和人生,其思想的核心是“仁”,他要求君子要进德修业,追求道德自觉。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坚持讲仁(人),而不讲神。《论语·述而篇》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宋代大儒谢良佐对这句话的解释可以说是颇得孔子思想之真意,他说:“圣人语常而不语怪,语德而不语力,语治而不语乱,语人而不语神。”这就是说神是存在的,但与人相比,孔子显然更关注后者,语人而不语神;死也是难免的,但与生相比,圣人更关注生。因此,孔子虽然也仰望信仰的蓝天,其思维的触角也时常驰骋在理想的天国,但是,相比而言,他更为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他脚踏的是现实的土地,所倡导和高扬的是人的主体意识,他要在此岸世界,而不是彼岸世界中寻找人类精神的家园和自我心灵的安顿处。因此,孔子是一个既仁且智的人生导师,而不是大教主。孔子是人而不是神。

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家学说关注社会和人生,强调人的主体意识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精神传统,决定了它既同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又同宗教存在着相当的距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儒学和宗教千百年来一直是一对冤家,既互相渗透,又互相对立,两者之间始终保持着适度的张力,但始终难以实现一种实质性的融和或互相替代。这是儒学不能成为宗教的关键原因。

三、利玛窦人华宣教对中国宗教观念的影响

利玛窦是第一位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士。他致力于学习汉语和研究儒家经典,利用儒家学说阐释基督福音,试图使基督教更易于让中国人接受。利玛窦“确信基督教和儒学之间存在着并行不悖之处,特别是早期孔子教诲中对至高存有的崇敬和高尚道德的劝勉,更与基督教多有相近之处。”在利玛窦看来,儒学不但和基督教并行不悖,而且“还可以为基督教填补空白”,儒家还是基督教“潜在的同盟军和皈依者”。正如利玛窦在其著名的《天主实义》中所说的:“儒家经典的表达方式虽然原始,但暗合了神和来世生活等基督教的观念。”

在利玛窦看来,儒学与基督教完全有可能相互吸纳与互补,因为他们之间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是否允许皈依的基督徒继续敬拜祖先以及孔子的亡灵,这类礼仪是人神化的象征还是仅仅是崇敬的象征?这样的发问最终导引了一场“礼仪之争”,问题集中在中国传统的“祭祖祀天”是否具有宗教性上。以戴德生为代表的大多数基督教徒把中国的祭祖一事看作是异教行为,他们认为,除了耶和华外不能有任何形式的崇拜。但是,基督教的这一观念很难为中国的信徒所接受。像花之安等十分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教士,在祭祖问题上则持守中立的态度。大多数中国本土的基督教信徒则认为,祭祖乃“报本追远之大礼”,乃“先王之法”,不祭祖则“有违三纲五常”,甚至沦丧“中国之文教”。在他们的心目中,祭祖压根不是什么迷信及偶像崇拜的行为,而是道德伦理的体现。还有一部分中国基督信徒在承认敬天祭祖的前提下,认为中国的祭礼有其优美的精神,并能够体现孝亲之道,遗憾的是现今流行的祭祀,已经严重扭曲了这些“本义”,成为“俗祀”,沦丧了昔日良善的精神。因此,惟有上帝才是真正的祖宗,也只有皈依基督教,方能体现真正的孝亲之道。

可以看出,大多数中国本土基督教信徒是把古代祭礼看作是本质上与基督教信仰并不相冲突的具有伦理及宗教性的双重意义的行为。甚至一部分人意识到,只有基督精神才能拯救日趋沦丧的孝亲之道,这就使他们能够在信仰上接受基督上帝,在行动上可以践行儒家的“仁义”和“礼仪”。当时的康熙皇帝也认为,尊孔是尊他为师,而不是奉他为神;祖宗牌位仅仅表示子孙的孝心与忠心而不是崇拜。因此,敬天祭祖和信仰上帝并不矛盾。然而,中国上层和大众对上帝和天祖观念的认同,利玛窦对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和儒家文化的宽容态度,并没有得到所有传教士的理解和认可。罗马教廷依然认为,中国的祭祖礼仪传统具有强烈的宗教意味,这与基督教的信仰是格格不入的。最终还是颁布了禁止教徒“敬孔”、“祭祖”等事的禁令文告。传教士内部观念的冲突以及罗马教廷对礼仪之争的干涉,最终伤害了基督教的宣教事业,又加上朝廷的倾轧使得情况进一步复杂化,随后出现的宗教迫害,结束了中国传教活动的黄金时代,到1800年,以往所有的宣教收获和进展都丧失殆尽。

我们想说明的是,这场论争的主旨并非是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文化的内容是否能够互补的问题,可以说,基督教所具有的人世精神和儒学是相通的,其相通之处恰恰是儒家文化中的人文意识和“博施”“济众”精神。这场论争的焦点在于,基督教所信奉的上帝和中国人千百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敬天祭祖的信仰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基督教的上帝崇拜和儒家敬天祭祖崇拜的相遇,可以说是东西方两种不同信仰的相遇。尽管本土的基督信徒,甚至康熙皇帝自己都没有意识

到中国传统的敬天祭祖的礼仪所具有的宗教意味,很明显的例子是:康熙皇帝一方面对基督教表现出了较大的兴趣,另一方面又对上天和祖宗表现出了巨大的忠诚,积极致力于敬天祭祖活动。据于本源先生《清王朝的宗教政策》一书统计,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亲自参加祭天活动八十三次;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亲自参加祭天活动一百零八次。显而易见,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才能够最终形成的数字。而每一次的祭拜活动,他们又都表现得至诚之至,并非只是为了达到“神道设教”目的而例行公事。以康熙皇帝为例。《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收集康熙皇帝所作的诗文以及重要批示(谕旨),在题为《谕礼部》的批示中,许多都专门针对祭拜问题,强调祭拜必须虔诚。

历史事实亦证明,“自基督教在近代扣敲中国大门伊始,祭祖问题一直困扰着华人教会,成为中国基督教历史中绵延甚久又极具争议的课题。即使在20世纪末,在台湾、香港、新马等地的华人社群中,祖先崇拜的影响仍未随社会的西化而消退。在中国大陆,虽然经过30多年反封建主义及破除四旧的冲击,但祖先崇拜的活动近年随着改革开放的空间而蓬勃再生。勿庸置疑,祭祖问题仍将是中国教会必须认真处理的灸手课题。”

可以说,虽然利玛窦宣教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基督教的信仰和一些观念籍此进入了许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成为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和思想行为的一部分,也正是基督教的传人,才使我们意识到中国人自古以来所信仰的敬天祭祖的传统是一种宗教传统。在这一意义上说,利玛窦来华宣教又是成功的。从另一方面看,任何外来宗教和文化如果想要进入中国,就必须审慎地对待儒家文化,必须正确处理外来文化与中国人精神信仰系统中的两个重要观念——“天”和“祖”。

四、中国传统的敬天祭祖观念在当代的发展

敬天和祭祖是中国人宗教信仰系统中两个重要内容。一般说来,“天”的地位要高于“祖”,但是,由于“天”所担负的责任太大,它要护佑天下人,而“祖”只需护佑自己的子孙,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祖”的情感自然要比“天”亲近得多。因此,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祖”在中国人宗教信仰系统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祭祖活动越来越多,相对说来,敬天活动越来越少。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祖宗崇拜遮蔽、甚至压倒了中国人对“天”的信仰和追求,使得宗教意识的产生在国人这里变得极其困难。这种情况在当代中国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民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祭祖的宗祠,但很少能够找到敬天活动的场所。近年来,我们曾对中国大陆地区宗教活动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浙江省温州市进行了调研。以温州市苍南县钱库镇为重点,通过考察这里宗教、祭祖活动,我们发现中国传统的敬天祭祖活动在这一地区表现出了新的发展态势和特点。

一是祭祖内容的变化。

宗祠本是祭祖敬宗的场所,祭拜的对象理应是自己的先祖。但是,在浙江温州的宗祠中不但供奉着本族的先祖,而且还供奉了后代或同辈中的有德、有功者。如,在陈氏宗祠中供奉了“日臻无疆”的巨大匾额,上写:“祝陈志俊先生荣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在蔡陈纪念堂醒目的位置,悬挂着刻有本族留美、留德博士以及考取国内的博士、硕士裔孙名单的巨幅大匾,儒桥头宗祠“科举及第”:恭贺林福坚考取中国科学院博士匾。这些被供奉的人是社会的佼佼者。这就使今日的宗祠看起来更像老少同堂,人人皆宜。曾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主任设计师的陈仁琪,也在陈氏宗祠中占据着显赫的位置,有楹联与其功绩相配:“神州宇航,名蜚欧美,以报份榆,耀祖光宗。”在族人看来,这些有德有功者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领受了祖上恩泽。

在宗祠中以悬挂匾额或者用楹联的形式记载他们的业绩,这种形式不仅确立了先祖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而且还加强了后辈人祭祖敬宗的意识,更能达到“追根溯源不忘列祖列宗,教育子孙不忘养育之恩”的目的。因此,有所成就的同辈或晚辈进入宗祠,成为祭祀的对象,对于祭祖敬宗这一古老的宗教意识和观念来说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此种宗教形式更加凸显了宗祠所具有的教化意义。

二是宗祠功能的多元化。

宗教的发展是和时代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时代的宗教也就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因此,随着历史的发展,宗教总是越来越多地被添加进了时代的内容。就宗祠来说,它的基本功能是祭祖,但当我们进入许多祠堂里时,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唱戏的声音,看到的是这里架起的羽毛球场地上的年轻人运动的身影。当我们造访仙居陈氏宗祠时,宗祠的门口醒目地悬挂在着“仙居乡老人文化活动中心”,让我们以为自己进入了娱乐活动中心。宗祠的功能不仅仅局限于祭祀祖宗,而是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在宗祠中,随处都可以看到老人协会、文化活动场所、党员活动场所、爱国教育基地等等,这些东西与宗祠建在一起,使宗祠自身的功能呈现多元化趋势,处处体现了时代气息。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传统的敬天祭祖活动在今天为什么会呈现出上述特点呢?为什么会越来越加进了现时代的内容呢?这是因为,任何一种宗教要想发挥作用,就必须和它的时代、实践相结合。宗教发挥作用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程度。当代祭祖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就其实质来说,是中国传统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适应时代要求的结果。因为历史和实践发展到哪里,人的认识就会发展到哪里,人的宗教观念也相应地发展到哪里。

最后,我们还想回答在文章的开头所提出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人的敬天祭祖思想和活动能不能发展成为宗教?我们的回答是:很难。因为“天”和“祖”的确是中国人宗教信仰系统中的核心观念,但是,以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为基本特征的儒学同样是中国人精神信仰系统中的重要内容。儒家思想和敬天祭祖思想是一对分不开的“冤家”。一方面,儒家思想是在敬天祭祖的基础上产生的,儒家从来没有抛弃天、祖观念,但是,另一方面,天、祖观念从来也没有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吕氏春秋·不二篇》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仁”是孔子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观念,人文思想和理性精神千百年来一直为儒家所倡导。因此,在一个以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为基本特征和追求的儒学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度里,要想使宗教得到全面和完善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一个敬天、祭祖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度里,要把宗教从人的思想观念和信仰系统中驱除出去,同样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要研究中国的宗教问题,以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为基本特征的儒学和以“天”、“祖”崇拜为核心的中国人的宗教信仰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话题,也是我们必须予以认真对待的问题。

(责任编辑:于　光)

作者：肖 雁

孔子信仰儒家文化论文 篇2：

人文教育在历史教学中的体现

历史乃人文之本，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教学，不但要传授知识，更主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学习态度、思维能力、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使学生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稳定的心理素质、良好的思维方式、和谐的人际交往，以及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下面，我就教学实践浅谈一下人文教育在历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一、通过历史人物的教学，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历史知识蕴藏着非常丰富的做人道理，如果离开了历史人物及其活动来讲人文精神，那只会造成空洞乏味的说教后果，没有任何意义。如：教学《孔子及其儒家文化》一课时，我首先讲述孔子的生平，然后介绍他的“仁爱”思想，引用《论语》中的记载：有一次马厩失火，孔子退朝归来，问：“伤人乎?”而不问马，其话语中不正体现出了孔子对人的关怀，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吗?又如：“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霍去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的岳飞等历史人物所表现的都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价值观和人生观，这正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历史教学中，我们提倡人文精神，学生通过学习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在思想上受到教育，明确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明确了为祖国明天勤奋学习的目的。从中学会了做人、学会了做事、学会了求知、学会了与人共处。了解自己、了解他人、了解社会，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二、通过悠久文化遗产的教育，提高人文素质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的国家。千百年来，这些丰富的遗产激励着每一位华夏儿女自强不息、奋勇前进，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如：教学“古代服饰”时，我让学生了解：服饰能表现出各个历史时期的进程，反映每一个时代的特征。通过启发、诱导，可提高学生的探究精神、审美能力，同时也加强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育。如：唐代妇女多彩多变的服饰，处处显示出靓丽、浓艳的色彩，各种造型都很丰满，雍容之中显示着富庶，这些，无一不说明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妇女的服饰呈现出包容、开放、自由、进取的文化精神。又如：精美的青铜器、世界奇迹万里长城以及神奇的敦煌飞天……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勤劳和智慧的象征。通过研讨，使学生从内心确立其对真、善、美价值的追求，丰富了学生的精神世界，陶冶了学生的人格情操，提高了学生的人文素养。

三、通过历史事件，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创新勇于探索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无限创造力的民族，在科技、文化等众多领域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中国古代的都江堰和大运河的修凿，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都是民族创新的表现。在近现代，林则徐的“师夷”，康有为的“上书”，毛泽东的“探索”，邓小平的“改革”……都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落后的面貌勇于开拓创新的举措。新时期，江泽民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就要求我们：对学生进行创新教育，开发他们的创新能力。我们知道，在新的历史时期，如果没有开拓创新的精神，社会就会停滞不前，国家就会落后，历史就会倒退。我们还要培养学生敢于挑战权威精神、展现创新思想，这都是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方向。

总之，新世纪应大力弘扬人文精神和素质教育，历史教育工作者应牢牢抓住这个契机，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教育以人为本，应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帮助学生成长，创造完美人生。教育学生如何去大胆创新，如何去竞争；教育学生如何诚实守信，如何与他人、与自然建立和谐的关系。这都是新时期教育赋予教师的神圣使命。

(作者单位：铁力市职业高中)

责任编辑／郎威

作者：王成范

孔子信仰儒家文化论文 篇3：

儒学与世界和平

[摘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历经两千余年，远播海外，辐射周边国家，形成了影响世界的儒学文化圈，对世界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儒学文化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儒家的道理正大恢宏，值得世界采用，它引领人类不断献身社会改革，是一种内在的文化原动力，是儒学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只要以仁者爱人之心、“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态度，建立互助互爱的社会秩序、互敬互爱的国际关系，那么，世界和平便可早日到来。

[关键词]儒学；世界；和平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一代宗师、万世师表，为世界公认的十大思想家之首。儒家学派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经2500多年的传播和发展，形成了中华文明参天大树的主干。儒家文化为中华民族提供了_一种无与伦比的伟大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是中华民族借以统一和壮大的轴心和原动力。

基于世界风云变幻，要想使世界和平与发展，诚如1988年1月，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所言：“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00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泰勒博士说：“不管人类进步与否，时至今日，人类社会始终不能越过孔子在2500多年前所讲的范围。”21世纪，世界总的趋势是“和平、发展”，只有和平才能发展，要发展又必须和平。而儒学正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最好学说。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不靠武力辐射周边国家，远播海外，覆盖的人口超过全人类的1／4，形成了影响世界的儒家文化圈，对世界文明影响深远。

一

儒家文化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孔子生于鲁，仕于鲁，在列强争霸的春秋末期，他怀抱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信仰，周游列国15年，推行儒学，先后到过齐、卫、宋、陈、郑、蔡、楚等地，把他的儒学思想带到了中原大地的“小世界”。孔子逝世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为王者师”。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推崇儒学，传至南越(今越南)，越南儒学兴；晋武帝太康六年，王仁传《论语》至日本，不久日本颁大宝律令，同时举行祭孔典礼；明朝初年，朝鲜创建成均馆于汉城(今首尔)，尊奉孔圣，祭礼文庙，如同中国一样称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明神宗时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接受儒家文化，并将《四书》译成拉丁文，接着法国人金民阁用拉丁语翻译《五经》，至此儒学文化的核心《四书》、《五经》传到欧洲，被转译成多国文字；清乾隆、嘉庆年间，意、德、英、美等国不少著名学者撰著《孔子传》多达20余种文字。儒学以完美的体系走向世界。特别是在当代，儒学走向世界的步伐加快。1970年，美国加州以明28日孔子诞辰日为教师节；1994年，世界儒学联合会在北京成立；2004年7月，我国宣布在全世界建立100所“孔子学院”；近几年，“儒学热”在全球迅速升温。这充分证明，儒学2500多年来一步步走向世界，传播的地区遍及亚洲、欧洲、美洲、澳洲的众多国家和地区，并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充分说明，儒家思想学说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既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既是传统的，也是当代的，应该还是未来的。

二

放眼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环境恶劣化。如何能使世界和平，儒学“平天下”的文化，有其特殊的功效和意义。

儒学文化的核心“仁”，除了作为一个最基础的、普遍的、首要的道德要求之外，还综合了内在的、主观的自我修养与外在的、客观的社会指向两个方面。当学生问什么是“仁”时，孔子说：“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就是说，做人不仅要爱自己也要爱他人，要从“爱人”和“推己及人”这一思想出发去看待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问题，这样才能使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甚至天下的人彼此相爱、和睦相处，大家才都能过幸福、安宁的生活。未来世界的人，只有持有“仁”的价值观，才能享受丰饶的经济和发达的科技带来的安乐的幸福生活，才能建立和平发展的新世界。

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特殊形式。儒学用反对霸道的仁道，用反对侵略主义的人道主义来处理好这些关系。孔子认为：“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论语·卫灵公》)本着“四海之内皆兄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即对“蛮貊之邦”的人民也要讲“仁德”，只有这样，才能有持久的世界和平。“仁”就是要讲“忠”、“恕”。先从家庭关系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顺”等伦理实践做起，作为加强群体观念和人道主义的重要方法，进而推广到国家与国家、民族和民族上来，以求得世界永久和平。

中华民族文化底蕴深厚。“和而不同”是儒家提出的伟大理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和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

纵观我国几千年的历史，虽然分分合合，纷争不断，但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大趋势是整个历史发展的主线，而且即使是在“统一”的时期，统治者在政治制度、宗教信印、经济形态等方面，仍然允许在某些地区、某一阶层、某种行业中保持它的特殊性。在探讨全球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时，中华民族的这种“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和实践会给世界很大启迪。

三

儒家文化的本质是和平、和谐。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就是人和自然要和谐相处，“天、地、人”三者一体，“天地者，性之本也；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礼记·礼三本》)天地产生个人，人替大地揭开了自然规律、法则。人依天地之则来规定自己的为人法则，就是天人合一，就是顺天道，就是体现天道，就是替天行道。人自天地生，故人离不开天地，永远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天、地、人密不可分，天生万物，人的繁衍离不开自然的哺育，环境被破坏了，人们就无法生存。

当前，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全球每年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加上其他有害气体及尘埃，使全球一半的城市人在不健康的空气中挣扎；全球变暖，四季失调，全球1／3的土地受荒漠化的威胁，森林大面积消失，臭氧层空洞加大，酸雨频繁，水源枯竭、物种锐减……环境破坏的规模和速度，已远远超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群体的控制能力。

儒家的以自然法则为基础的“天人合一”学说，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儒家的道理正大恢宏，值得世界采用，它引领人类不断献身社会改革，是—种内在的文化原动力，是儒学献给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只要以“仁”者之心，持“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思想，态度，建立互助互爱的社会秩序、互敬互重的国际关系，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便可早日到来。

作者：孔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