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信仰理念的马列主义论文

2022-04-29

〔摘要〕群团组织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信仰，全力维护社会主义法治权威，是我国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群团组织的法治功能主要体现在立法、司法、守法三个方面，有助于实现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助推我国公益诉讼的发展，进一步促进整个社会全面守法的法治氛围的形成。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基于信仰理念的马列主义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基于信仰理念的马列主义论文篇1：

人的现代化视阈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摘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的重要内容，主要是指制度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其中，人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从人的现代化视角看，在当前形势下，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人的现代化

文献标志码：A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的重要内容，也有学者把它称为继“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它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人是现代化的实践主体和根本价值追求，从人的现代化的视角探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国家治理，是指主权国家的执政者及其国家机关（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等机关）为了实现社会发展目标，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体制设置，协同经济组织、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社会一起，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推动经济和社会其他领域发展的过程。[1]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的一体两翼，二者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2]“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以“现代化”的标准来要求和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体来说，就是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3]

1.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指国家治理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性变迁，在内容上包括结构、功能、规则、方式方法、价值意蕴等，在价值导向上体现民主、法治、公正、效率、开放、包容等，其核心内涵包括治理体系的成熟性、稳定性和开放性。

第一，治理体系具有成熟性。成熟完善的治理体系既是国家治理的有效工具，又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4]370成熟是对治理体系质的要求。能否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能否适应广大社会成员的利益需要，能否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衡量治理体系是否具有先进性和成熟性的根本标志。成熟的治理体系，即能够通过不断改革与完善，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各方面的制度体系符合我国国情、符合广大人民的意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善治的要求，对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促进作用。

第二，治理体系具有稳定性。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是一个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的制度体系，其作用的发挥并不是简单的各制度子系统作用的叠加，而是整个系统所具有的整体性功能。因此，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要求各组成部分及部分与整体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具有相对稳定性，在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时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同时，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并不是排斥改革，不要改革，而是在不断改革完善中趋于相对定型，以至形成整个国家乃至全社会的稳定预期。此外，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必然以成熟性为基础，将不成熟的甚至是极其糟糕的制度定型化，必然会使国家和人民深受其害。

第三，治理体系具有开放性。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不同文明相互碰撞、相互交融，不同社会制度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影响，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民族国家治理体系只有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又具有开放性，才能具有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开放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固有品格，也是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重要生长点和强大动力。开放性具体表现为时间上的继承性和空间上的包容性。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既要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又要传承我国古代先贤国家治理的智慧，同时顺应时代潮流，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渐进性改进和内生性演化。

2.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的能力现代化，是指各治理主体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增强按照法律制度用法律思维治理国家的能力和水平，旨在更好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包括：在价值导向上体现人民性，在治理方式上坚持民主和法治，在治理手段上坚持多样性和协同化，在治理效果上活力与秩序并存。

第一，价值导向上体现人民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诉求。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人民而执政的党，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价值取向。坚持依靠人民来治理、治理为了人民，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稳步推进。

第二，治理方式上坚持民主和法治。民主和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本质特征。坚持民主治理，有利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有效解决利益冲突，确保各治理主体公平、公正参与国家治理并发挥各自的潜能。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运用法律手段来治理国家，能够实现国家治理的稳定性、有效性、合理性和科学性。所谓民主治理，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让广大公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始终坚持人民当作家作主，将人民主权真正落到实处。所谓法治，即运用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执政党坚持依法执政，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坚持依法办事，公民依法行使权利，使国家政权的所有者、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国家治理的行为都在法治的轨道上合法理性地进行。

第三，治理手段上坚持多样性和协同化。多样性和协同化是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传统的国家治理中，常采用单一的行政手段，政府包办一切，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大行其道，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部门化、碎片化、政出多门、部门主义、地方主义现象严重，这种“碎片化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治理的效率和效果。当今社会，社会利益日益分化，价值需求日益多元，国家治理业已成为一个多要素、多单元构成的复杂系统。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就必须摒弃单一的行政手段，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教育等多种手段多管齐下。同时，也要整体规划，统筹安排，注重治理的协同性，凝聚各方力量，形成治理合力，以取得最佳效果。

第四，治理效果上活力与秩序并存。治理效果是评价治理能力最客观、最直接的标准。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也是对国家治理提出的客觀要求。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5]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汹涌也不行。

二、人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目前学术界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究，多从制度的层面展开，因为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但是却相对忽略了制度背后更深层次的因素——人。人既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只有人才能担负起现代化建设的重任；人又是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只有实现人的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体现现代化的价值。人的现代化，从过程上看，是同阻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相抗争，摆脱各种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束缚，谋求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从内容上看，包括人的思想观念、素质能力、行为方式、社会关系等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建设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6]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人作为国家治理的能动性因子，人的现代化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关键作用。

1.人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保障。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是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它是在人的创设、运作中生成、运行和变迁的。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各领域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完善，我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制度作为一定历史时期为规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为设定的行为规则，既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又随着社会的变化和人的发展体现了相当大的主观选择性，是一种人们有目的建构的存在物。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说到：“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7]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8]任何现实的制度存在都是人创设和建构的结果，都与当时人的利益及其选择密切相关。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制度主体基于不同的利益需求、价值判断和思维方式就可能设计出不同的制度。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治理主体的知识水平、价值判断、思维方式甚至利益需求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制度的变革、制度体系的现代化离不开制定制度的治理主体的现代化，没有治理主体的观念的转变、能力的提升和素质的提高，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国家治理体系效能的发挥依赖人的素质。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说：“不仅制度的结构包含有重要的人格决定，而且即使是最好的制度，如民主制，也常常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的人。制度好似堡垒，它们得由人来精心设计并操纵。”[9]在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看来，那些先进的现代制度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依赖运用它们的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只有一个国家的人民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的生命力；否则，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也只是废纸一堆。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定出一个好的制度，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在于执行制度。制度的执行力既取决于制度本身的好坏，又取决于执行制度的人的素质高低。只有提高治理主体的素质和能力，才能提高制度执行力，才能充分发挥各方面的制度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

2.人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主体的思想观念、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也是国家治理主体状况与国家治理客观要素的综合，是国家治理过程所体现的人与制度规则相互作用、相互结合的效能。[10]从社会实践看，影响国家治理能力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治理体系的完备程度，二是治理主体的素质。

人作为治理活动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因素，影响着制度的生成、运转和变迁，决定着政策的产生、落实和监督。人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英格尔斯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他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以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6]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的干部队伍。”[2]纵使具有最完善、最科学的国家治理体系，如果我们各级政府公职人员的素质不高、能力不强，在治理理念上不能实现从权威至上到法律至上、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从传统管理到现代服务的有效转变，在治理方式上不能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不能有效运用社会主义法治，在治理技术上不知道搭乘“互联网+”的快车、不会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如果我们普通民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创新意识、责任意识不强、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不高，那么我们的国家治理能力必定不强，国家治理体系就不能得到有效运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不能充分彰显。

从现实来看，我们当前的国家治理能力还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难以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殷切期待，不能很好地满足现代化对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现阶段，只有抓住“人”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促进人的思想观念、素质能力、行为方式、社会关系的现代化，才能为国家治理输送高素质的现代化人才；才能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才能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解决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体系不匹配的问题，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三、以人的現代化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从人的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有利于促进人的思想观念、素质能力和社会关系的现代化，进而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主体基础。

1.进一步解放思想。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灵魂。郑永廷指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人们必须经历观念上的变革，以促进人的现代化。观念现代化，就是邓小平所说‘换脑筋’，就是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11]435邓小平曾经说过：“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12]141不断解放思想，推动与时俱进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条宝贵经验。没有思想上的解放，就没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创新。任何一次社会变革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期和攻坚期，面临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艰巨任务，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13]

解放思想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所谓“大处”就是全党全社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各种旧思想、旧观念、旧理论的束缚，确立与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要在全社会树立一种解放思想的良好氛围。“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上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12]143-144

所谓“小处”就是把解放思想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社会个体上来，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促进人的思想观念的解放，树立与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与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正确观念和意识。首先，要树立法治意识。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法治意识是人们对法律发自内心的认可、崇尚、遵守和服从。法治意识的核心是法治的实质价值观念和法律权威观念。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要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增强对法律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坚持尊崇法治、捍卫法治，坚持学法懂法、守法护法，坚持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努力将法治意识转化为法律自觉。其次，要树立创新意识。创新是推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创新意识，是人们进行创造性活动的的出发点和内在动力，是唤醒、激励和发挥人的潜能的重要精神力量。创新意识，要求我们摒弃保守心理、依赖心理，走出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狭隘思维，勇于突破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用新理论、新思想解决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再次，要树立责任意识。我国宪法规定：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要增强主人翁意识，关心国家政治生活，积极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言献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民主化、科学化。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主动担负起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重任。最后，要树立开放意识。开放意识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意识、全局意识，它所反映的是人与社会这一根本关系。同时，开放意识也是一种宽容态度，是一种既善于学习、借鉴他人之长，又宽容、体谅他人之短的态度。[11]437-438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既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继承、发展古代先贤和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智慧和经验，又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借鉴、吸收域外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以一种包容、审视、扬弃的态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2.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素质能力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核心。人的现代化，从人自身全面协调发展的角度看，是人的自然性、实践性、精神性三个维度素质的现代化，实际上即人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现代化。人的身体素质的提高靠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充足的物质生活条件来解决。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依赖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11]因此，实现人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说还是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14]生产力是人类积极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解决社会同自然的矛盾的实际能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说是对人的解放。一方面，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物质生活的提高。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人的现代化就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有了可靠的物质保障和主体支撑。另一方面，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通过改革不断解放生产力，依靠科技不断发展生产力，既能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又能不断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人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进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4]370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人的现代化，就是要通过改革不断消解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弊端，最大限度激励和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是要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打破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障碍、创造空间。在当前形势下，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就是要以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为核心，围绕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巩固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财税体制及金融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今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已进入到以科技创新为主要动力的时代。因此，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还需要我们在推动科技创新上做文章。一方面，要继续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以创新促进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視人才和教育。科技的发展靠人才，人才的培养靠教育。邓小平也强调：“我们要在短短的二十年中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力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当然就不能不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科学教育事业，大力发扬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12]89-90应该看到，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已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发展迅猛。促进人的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以科技创新和科技发展为契机，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手段提升政府和社会组织的科学决策能力、社会治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应急管理能力等，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3.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社会关系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外在支撑。社会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各种各样、多层次的复杂关系，诸如业务关系、政治关系、道德关系、信息关系等，它既是个人活动交互作用的产物，又是人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外在支撑。社会关系的现代化，就是要求在社会的多元化变革转型中，人们拥有广泛的政治参与；随着社会与地理的流动性增强，人口流动和发展越来越充分；要努力使各种利益主体的需求能得到较充分的兼顾与满足，弱势群体享有越来越多的机会；社会阶层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得到有效缓解和疏导，社会关系进一步趋于和谐等。[15]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要解决的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现代化在价值导向上具有一致性。江泽民指出：“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党和国家事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至关重要。”[16] 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既能够促进人的社会关系的现代化，使人的各种需求和愿望得到尊重和满足，使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提升和发挥，也能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和谐的社会氛围和良好的社会基础。

当前，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现代化，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注重以下几点：首先，正确处理重大社会关系。正确处理重大社会关系是增强社会活力、保持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具体来看，就是要以现代财税体制为基础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为指导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为基础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以坚持人民是改革的主体为原则处理好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等。[17]其次，创新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方法。各级政府要通过向社会组织放权的方式，鼓励社会组织依法、依规自治，提高国家治理的弹性与韧性。在治理主体上，从单纯依靠政府作用向社会共同治理转变，充分发挥公民个人和各种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在治理方式上，从注重管制控制向注重协商协调转变，用民主协商和耐心疏导的方式，变刚性为柔性，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冲突。在治理手段上，从单一的行政手段向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道德、教育等多种手段转变，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科技手段推进社会治理的精细化、动态化、数字化、科学化。在治理环节上，从偏重事后处置向更加重视源头治理转变，坚持事先防范、事中控制和事后救治相结合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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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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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辛向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个基本问题[J].理论探讨，2014，（2）.

【责任编辑：黎峰】

作者：屠静芬马博

基于信仰理念的马列主义论文篇2：

新时代群团组织的法治功能及其完善

〔摘要〕群团组织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信仰，全力维护社会主义法治权威，是我国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群团组织的法治功能主要体现在立法、司法、守法三个方面，有助于实现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助推我国公益诉讼的发展，进一步促进整个社会全面守法的法治氛围的形成。实践中，要不断完善群团组织的法治功能，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群团组织的领导以及群团组织的自身建设，积极提升群团组织成员的法治素养，发挥群团组织自身优势，强化群团组织在促进软法治理中的作用，全力助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

〔关键词〕新时代;群团组织;法治功能

〔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可见，群团组织是推动社会治理的重要依靠力量。事实上，群团组织助力社会治理是依靠政治功能、法治功能、德治功能、自治功能共同实现的，其中，群团组织的法治功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研究、廓清、完善群团组织的法治功能是进一步发挥群团组织在社会治理中重要作用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有助于明确群团组织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群团组织是群体性社团组织的简称，“群团组织是社会组织中直接由党领导的群众组织，是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它与一般的社团组织有明显区别，也并不完全等同于公民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它与社团组织和公民社会中的“社会组织” 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虽然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府机关部门，但是却与政府机关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我国，每个群团组织都代表着某些特定领域的群众，它是中国共产党联系这方面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便于中国共产党了解这方面群众的诉求，有助于争取他们的支持，在团结一致的基础上，共同促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党的群团工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积累了宝贵经验，成为党治国理政的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和不断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 〔2 〕。确实，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群团组织一直是党联系群众、凝聚力量，为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的重要依靠，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事业的顺利推进都离不开群团组织的支持和拥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在这一中心任务的指引下，群团组织应当继续发挥自身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专业优势、群众工作经验优势等，不断完善自身的法治功能，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贡献自身的力量。

一、群团组织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

群团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各方面群众的重要纽带，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群团组织参与法治社会建设也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要求。” 〔3 〕

（一）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实现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培育和传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借鉴世界发达国家法治的先进经验，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国情，尤其是深入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而形成的一种先进理念。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获得了升华和演进，同时也需要更深入的培育和传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仅是展现社会主义法治本质要求的那些观念和信仰的集合体，“它也是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对法治思想的进一步抽象和提炼，是马列主义同法治思想有机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4 〕。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有效传播关系到民众对法治的理解和认同的程度，也关系到执政党成熟运用法治思维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能力。从法律运行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新时代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法律的制定要求牢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律的运用需要秉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律的执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律的遵守必须认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包含的一系列观念信仰和价值准则离不开群团组织作用的发挥。群团组织虽然属于社会团体，但是相较于其他社会团体，其长期同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更加熟悉和认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并且，它们对自身所代表的群体具有天然的和不可替代的号召力。因此，群团组织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仅高效便捷，而且覆盖面广、说服力强。从实际工作的角度来看，群团组织通过在本组织内定期开展法治理念宣传报告会，定期邀请本地区法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为自身所联系的那部分社会群体讲授法学知识，实现法治理念传播的常态化;通过播出有教育意义的法治宣传片的形式，促使那些自身所联系的群众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群团组织有时也作为诉讼参与人促进司法公正、维护法律权威，从而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积极传播法治理念。

（二）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信仰

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广大民众牢固树立法治信仰。法治作为我们国家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已经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系之中，这表明我国已把法治当作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之一。各国的政治实践已经表明，法治明显优于人治，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宝贵成果。要使法治深入人心并获得广泛认同，首要的任务是广泛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律至上的社会理念。法治只有在被广泛信仰和认同的基础上才能成为人们依赖的一种常态生活方式和精神依靠。正如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言，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在现代社会中，法治的最终实现首先要依靠法治信仰在民众心中生根发芽，乃至根深蒂固。要理解法治信仰，必须了解信仰一词的含义。信仰属于精神范畴，在世俗社会中，信仰往往支撑着人们在心理上对某些现象或者事物的无限向往，以致表现出崇拜的精神状态。而法治信仰综合了人们对于法治的认知、评价、情感等多种心理要素。从这个角度来看，法治信仰绝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熟悉法律文本，而是在更高的精神层次上对于正义、自由、秩序、公平、民主、人权等法治元素的理解和珍视〔5 〕，以及在此基础上将法治作为我们治國理政的基本模式来认知和理解。

群团组织对民众法治信仰的树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具体体现在：第一，作为一种建制化存在的群体组织，各个群团组织对法律治理规律的认识与探索能够转化为依法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经验总结，并有助于其他社会主体在对法治现象理性认识的基础上产生对法治的认同感，这是调整和维系健康社会关系所必须的前提条件，也是整个社会树立法治信仰的前提条件。第二，群团组织可以弥补广大民众对法治认知的不足。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民众缺乏对法治基本概念和理念的认知，法治信仰的树立就无从谈起，而群团组织作为法治概念和理念传播的重要社会主体，有助于促进广大民众了解和认识法治的基本概念和理念，从而牢固树立法治信仰。第三，群团组织有助于深化民众的法治情感。在法治健全的社会中，法治信仰是广大民众内心深蕴的思想情感，也是日常生活和交往中的精神寄托，对法治的信仰意味着法律不只是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制力而存在，法律以及法治作为一种生活与生存的方式承载着广大民众在社会交往中的价值评判以及思想交流的重要使命。从这个角度而言，奠定民众信仰法治的那部分最基础、最深厚、最朴素的精神情感激励着他们信任法律和尊重法律，并愿意为法治理想奋斗和献身。有学者曾说，“法律不只是世俗政策的工具，它也是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 〔6 〕。群团组织通过法治传播引导自身所代表的那部分社会群体，有利于增进和深化广大民众的法治情感，这对整个社会法治信仰的树立至关重要，也从根本上助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三）全力维护社会主义法治权威

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全力维护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权威。在古汉语中，权威意指权力和威势。根据《辞海》的解释，权威含有尊严、权力和力量的意思，主要指人类社会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威望和支配作用的力量。法治权威则是指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或法律制度以及其中的每项原则或规则，如果其存在是根据或来自于该国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一个或多个法律渊源，那么，在执行和被遵守的过程中，这些法治原则和法律规范本身所显示出的力量和可依赖性被称之为法治权威〔7 〕。群团组织有助于法治权威的维护，这是因为虽然权威在字面上意味着权力和威势，但是权威的获得最终必须依靠民众的自觉信服和接受，从这个角度来看，法治权威的树立和维护不是以法律的强制力威慑民众被动接受，而是以法治魅力感召民众，以法治的生活方式影响民众，在这个过程中，群团组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群团组织熟悉社会主义法治内涵，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积极运用社会主义法治方式，宣传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深入参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全过程，因此，它们对促进广大民众理解法治、认同法治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法治权威的建立与维护至关重要。

二、新时代群团组织的法治功能

（一）在立法上，有助于实现民主立法、科学立法，体现立法价值的多元性

群团组织有助于推进公众参与立法，促进新时代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增强立法价值的多元性。我国《立法法》第5条明确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求立法活动应当具有民主性和科学性。

首先，群团组织有助于实现民主立法。群团组织代表着与其所联系的那部分群众的切身利益，在国家立法过程中的声音表达了这部分群众的立法需求，“以群体利益的代表与整合促进社会治理的利益共识” 〔8 〕。例如，2008年至2013年，“全国妇联共参与刑法、人民调解法、侵权责任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社会保险法、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等百余件次涉及妇女利益的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修改” 〔9 〕。全国妇联代表广大妇女群众的利益，明确提出了要严厉打击拐卖妇女的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农村妇女各项权益等意见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被立法机关纳入立法草案之中，促使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融入法律的制定和运行，切实保障了妇女的各项合法权益。由此可以看出，群团组织广泛参与立法过程，能够使得立法适应并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具体利益。立法的民主参与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群团组织参与立法可以提高立法的民主性，扩展公众参与立法的广度深度，提高立法的质量和可接受性。

其次，群团组织有助于增强立法的科学性。某些群团组织对特定领域的立法有专业优势，或者其本身就集合了大量的法律专家。例如，中国法学会及其各地分会，其大部分会员都是专业法官或高校法学教师，在他们的参与下，可以大幅度提高立法的效率和质量。实践中，各地法学会的会员广泛参与地方立法咨询和论证的事例不胜枚举。具体而言，他们在立法的前期准备工作过程中参与立法前论证，减少不必要的立法资源浪费以及重复立法、无效立法;在所立之法施行一段时间以后进行立法后评估，减少了立法瑕疵，使立法更加适应社会发展，这些都表明了群团组织对立法之科学性的助益。

再次，群团组织有助于所立之法兼顾各方利益，体现立法价值的多元性，兼顾利益的多样性。许多学者提出，立法应当体现整个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但在目前的立法实践中，公众参与立法的实际影响力和意见得以采纳并转化为法律文本的切实可靠性还在进一步完善中，立法所应体现的公平正义仍需要不断加强。在公众参与立法过程中，必须从体制和观念上承认并兼顾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立法需求与利益〔10 〕。群团组织代表不同社会群体、社会阶层的立法需求和利益，在立法过程中的参与可以极大地提高立法价值的多元性，使所立之法具有更广泛的可接受性。

（二）在司法中，有效助推我国公益诉讼的发展

群团组织有助于推动我国公益诉讼的发展，同时，其也是诉讼中的重要参与者，在新时代司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了避免类似“公地悲剧”的情形发生，国家机关或者相关的组织、个人可以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来保护公共权益免受不法侵害。作为公民和社会团体参与社会治理和国家管理的有效途径，公益诉讼制度有广泛的适用前景，也有深远的制度价值。在实践中，为了防止“滥讼”情形的发生，必须选取合格、适当的原告，从而保证公益诉讼目的的实现。群团组织同特定社会群体联系密切，并掌握着他们的现实情况，在他们的权益受到损害时，群团组织可以代表该社会群体以诉讼的方式维护其权益，因此，群团组织是公益诉讼适格的原告。例如，针对公共盲道上路砖破损、缺失，出现交错路、断头路，商贩乱占盲道，公共设施随意占用盲道等现象，当地的残疾人联合会就发起公益诉讼，促使盲道乱象尽快改造，切實保障盲人出行安全〔11 〕。

事实上，群团组织本身就有作为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的法律资格。一是群团组织可以作为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48条、《行政诉讼法》第2条等都有相关规定;二是群团组织还可以作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参加诉讼，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8条和《刑事诉讼法》第33条等都有相关规定。群团组织所特有的密切联系群众的特性，使其在担任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过程中，更容易与当事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沟通交流，合理的法律意见易于被当事人所接受，容易产生共情，并得到当事人的理解信任，也更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群团组织的成员担任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往往是基于群团组织的推荐，他们被推荐的原因一般是因为其个人有较高的政治素养、过硬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等，再加上群团组织成员与当事人不具有利害关系，更不是为了收取高额的代理费用，因此群团组织成员代理当事人进行诉讼的目的更加纯粹，可以有效地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三是群团组织在诉讼中可以作为证人来支持起诉者。基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就是说，当国家、集体或者个人的权益受到损害时，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如果因力量薄弱或知识欠缺而不敢或者不愿起诉时，群团组织可以支持其起诉，不仅可以为利益受到损害的当事人提供专业上以及物质上的支持，还可以作为证人直接参与诉讼。如2020年10月20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公开在线审理全国首例疫情期间售卖伪劣儿童口罩案，在本案中，当地共青团组织和妇联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动员优势，调查走访、搜集证据，在庭审中出庭作证支持起诉，促使被告人深刻认识到自身行为的危害性，服从法院判决，积极履行赔偿义务〔12 〕。如果没有当地共青团组织和妇联组织的参与，分散的受害者极有可能由于诉讼成本而放弃参与诉讼，正是由于当地共青团组织和妇联组织积极搜集证据、提供法律帮助，此案才得以圆满解决。此案例说明群团组织可以作为诉讼参与者在司法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鼓励、支持、动员当事人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保障国家、集体或个人的合法利益。通过群团组织在司法中法治功能的发挥，实现了法律的正义，维护了法治的权威。

（三）在守法上，有助于促进整个社会全面守法的法治氛围的形成

守法是法治运行的落脚点，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法治状况的重要指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有效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法治能发挥以上保障作用的前提是法治被民众广泛遵守、主动接受、始终尊崇，或者说法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被民众习以为常，继而能主动践行。实践中，每个群团组织都密切联系着某一方面的群众，在日常工作中，群团组织通过多种方式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使自身所联系的那部分群众获得法律知识、形成法律信仰，从被动地遵守纸面上的法律条文到主动地践行法律的原则和精神，从而实现守法境界的提升，促进整个社会全面守法的法治氛围的形成。另外，群团组织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的广泛参与，本身就彰显了法治精神，传播了法律知识，践行了法治理念，彰显了法治力量，代表了一种高层次的守法状态。例如，针对2019年发生的“视觉中国版权争议事件”，共青团中央在官方微博上的发言就彰显了群团组织应有的法治功能，有助于促进广大民众和互联网企业养成正确和健全的版权观念〔13 〕。

三、新时代群团组织法治功能的完善路径

在精神层面，群团组织有助于传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树立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维护社会主义法治权威;从法律运行的角度来看，群团组织在立法、司法、守法的过程中也显现出了不可替代的法治功能。然而，要进一步巩固群团组织的法治功能，不能停滞不前、故步自封，应当立足新时代的需要，从以下多个维度继续完善和增强群团组织的法治功能。

（一）加强党对群团组织的领导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作用，把各自联系的群众紧紧凝聚在党的周围。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也提出，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坚持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确保社会组织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群团组织不仅是我国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联系各界群众的重要纽带。要进一步发挥群团组织的法治功能，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群团组织的领导，从而保证群团组织在正确的政治轨道上各尽所能地号召和鼓舞其所联系的各方面群众共同致力于党中央所倡导的依法治国伟大方略〔14 〕。从实践来看，“把党建工作纳入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并且制度化是近年来社会组织治理领域的重大趋势” 〔15 〕。群团组织在依法开展工作、推动社会治理、发挥法治功能的过程中，重点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思想上，群团组织要认真学习宪法、法律、党章，与党中央精神始终保持一致，切实维护党的意志的权威性;在立场上，群团组织在发挥自身法治功能的同时必须强调聽党指挥，把党下达的政治任务准确高效地传达给群众，把自己联系的群众密切团结在党的周围;在行动上，群团组织要起到桥梁纽带作用，通过发挥自身法治功能为党分忧、为民谋利，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依法化解群众之间的矛盾，凝聚群众力量，增进与群众的感情。

在新时代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群团组织要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牢固树立法治意识、服务意识、大局意识，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带领群众开展工作，进一步发挥和完善自身的法治功能。另外，群团组织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法开展工作的过程中还要保持自身的群众性。群团组织发挥法治功能的最终落脚点是保障群众的各项合法权益，因此，必须要坚持以群众利益为中心，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保障人民群众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事务的权利，增强群众的法治意识;对于群众之间的矛盾，群团组织要加强同群众的联系，了解群众的困难，关心群众的诉求，运用法律思维和法治方式多元化地解决群众纠纷，有效预防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群体性事件的产生。

在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群团组织领导的同时，也要支持群团组织依照法律和章程自主开展工作，加强自身建设。从群团组织自身建设的维度看，在参与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过程中，群团组织要充分发挥其自主性，加强自身建设，壮大组织力量。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群团组织的领导力量、组织建设和工作方式，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应有的法治功能。具体而言，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选拔领导班子的过程中，要严格依据组织规章、选拔机制，选拔德才兼备、廉政爱民、负责任、有担当、能奉献的好干部作为群团组织的负责人。领导班子要加强法治理论学习，加强廉政建设以及相应的任职培训制度建设。第二，在组织建设方面，群团干部既是群团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群团组织中的领头羊，因此要加强群团组织中坚力量的建设。要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强化考核机制，以此增强群团组织的活力及战斗力。第三，创新群团组织的工作方式，有效利用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技术，“通过融入数字政府建设，加强群团组织间数据共享” 〔16 〕。另外，还要依法优化群团组织工作机构配置，从咨询、决策、执行三方面着手，不断壮大群团组织的力量，从而进一步发挥群团组织的法治功能。

（二）提升群团组织成员的法治素养

群团组织成员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法治素养以及法律知识水平，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处理难题、化解矛盾。首先，要加强对于群团组织领导干部法治素养的培育，只有保证“关键少数”具备高水平法治素养，才有可能在整个群团组织中形成依法治理的氛围，促使全体成员都能不断提高自身法治素养。其次，应加强对群团组织其他成员的法律知识培训，不仅要通过线上的法律知识讲座充实群团组织成员的法律知识技能，还要通过线下课堂为他们提供随时学习法律知识技能的机会，使他们在长期的学习培训中逐步形成成熟的法律思维，养成深厚的法治素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参与立法的过程中提出高水平高质量的立法建议，在参与司法的过程中维护司法公正，在倡导全民守法的过程中引导广大民众达致守法的高级状态。

（三）发挥群团组织自身所联系的特定方面群众的优势

群团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要进一步发挥和完善其法治功能，必须充分发挥自身所联系的特定方面群众的各种优势，“社会组织才能发挥传递政府治理意志的中介作用，促成国家与社会主体之间的沟通” 〔17 〕。具体而言，第一，应发挥群团组织所联系的特定方面群众的信息优势。群团组织作为密切联系各方面群众的社会组织，其广大成员涉及社会阶层的方方面面，信息渠道广泛，利用群众所掌握的信息，可以在立法调研、司法舆情等各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第二，应发挥群团组织所联系的特定方面群众的专业优势。某些群团组织的会员有自身的专业优势，如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法学会等，在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之时，科技工作人员、法律研究者等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立法建议;在法治宣传和普法教育中，艺术家、作家也可以通过生动的文艺形式和文学作品等促进全民守法。第三，应发挥群团组织所联系的特定方面群众的基层优势。群团组织发挥其法治功能的阵地在基层，重点与关键点也在基层，各地群团组织不仅是反映基层群众呼声和诉求的重要渠道，也是化解基层矛盾、推动基层社区民主管理的重要力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向基层放权赋能，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要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各地方基层群团组织的参与。具体而言，群团组织可以通过参与基层的公共法律服务，开展社区的普法教育，加入社区矫正队伍发挥自身的法治功能。在公共法律服务过程中，群团组织要积极引导群众树立遵纪守法意识，创新法律服务手段，充分发挥12348法律服务热线、群团工作网站、心理咨询窗口等平台的作用，准确把握并及时反映群众的利益诉求，积极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努力维护好所联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在社区普法教育过程中，要通过教育培训、知识论坛、科普宣传等积极普法，引导群众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在参与社区矫正过程中，群团组织要加强与公、检、法、司等各部门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合作，凭借自身优势，疏导被矫正人员心理，帮助其树立法治意识，预防其再次违法犯罪，维护稳定的基层社会秩序，从而形成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局面。

（四）发挥群团组织在促进软法治理中的作用

软法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法学研究成果和方法论，更新了我们认识法律、理解法律，以及运用法律解决社会问题、应对社会风险的路径和范式。从硬法的角度来看，法律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强制力，代表了单向度和不容置疑的命令与服从。“软法往往是自治共同体内部沟通协商，并达成语内行动力的最终产物” 〔18 〕，通过此种协商民主形式，可以“发展相对弹性的公共规范和能使协商参与者形成共识和合约的软法规则” 〔19 〕，由此而言，各个群团组织内部的章程和制度就可以被认为是软法。相较而言，軟法的适用范围更加广阔，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回应性、兼容性。群团组织在发挥法治功能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重视并积极参与国家层面的立法与司法，另一方面，也应当不断完善自身的软法并以其所具有的交往、反思、论辩与商谈的特质来实现社会整合和促进基层治理，以此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为新时代法治社会建设贡献自身应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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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雯

作者：闫斌郭慧丽

基于信仰理念的马列主义论文篇3：

意识形态工作的三个面相探究

摘要：当前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理念与手段以及理论与实践等三个方面的错位问题。在本体上，意识形态工作一方面要弥补现实性因素，防止意识形态教育的空心化，另一方面要发掘理想性因素，防止意识形态教育的碎片化，实现理想与现实的同一;在传播上，意识形态工作一方面要与时俱进，继续在网络传播的路径上进行理念创新，另一方面更要克服“本领恐慌”，让网络传播的手段创新不再滞后于理念创新，实现理念与手段的同一;在治理上，意识形态工作一方面要发掘意识形态的理论与实践在事实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更要强化意识形态的理论与实践在认知上的一致性，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同一。

关键词：意识形态本体;意识形态传播意识形态治理;错位;同一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工厂环境中农民工的集体行动逻辑研究”（14YJA81000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新论述、新观点是治国理政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在2013年“8·19”讲话中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①。目前，在党中央强有力的领导下，意识形态工作成效显著，态势良好。但同时意识形态领域仍面临突出的问题与挑战，当前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理念与手段以及理论与实践等三个方面的错位问题。因此，如何理解这三方面的错位，又将如何实现错位的同一，是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意识形态本体：理想与现实的错位与同一

意识形态的核心功能是强化民众对于政治共同体的政治认同，而民众对于政治共同体本身则既有理想诉求又有现实诉求，因此主流意识形态要想更好地发挥其功能，本身就必须兼具理想性与现实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共和国60年来的意识形态本体建构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发挥着巨大的功能，但是就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同一来看，还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错位”问题：

第一，从共和国前30年的意识形态建构来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理想、轻现实”、“重意识形态、轻治理绩效”的倾向。共和国建立之初，国家文盲率高达80%，且部分党员甚至领导干部对马列主义往往是“只闻其名而不知其实”。因此，为巩固社会主义政权，迫切需要进行意识形态教育，以“保证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的胜利，保证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②。然而，面对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加之赫鲁晓夫的“阶级调和论”、“阶级斗争熄灭论”以及“波匈事件”的影响，毛泽东格外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将原来的正面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涤除旧中国历史文化沉滓的整合方式，逐步改变为用暴风骤雨式的全民运动，采取强烈的政治灌输方式和激烈的阶级斗争手段”③。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使得意识形态的批判成为人民社会生活的常态。其积极之处在于，它统一了人民的思想，极大地唤起了民众对执政党和社会主义的认同感与建设热情。但其消极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由于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理想性、忽视其现实性，从而导致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类意识形态的极端倾向的出現，对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破坏。

第二，从共和国后30年的意识形态建构来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现实、轻理想”、“重治理绩效、轻意识形态”的倾向。前30年“贫穷”是人民实际生活的常态。然而诚如邓小平所言，“社会主义是好东西，但如果是穷社会主义总不能说是好的。马克思主义是好东西，但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谁还相信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要使国家富强起来”④。鉴于此，该时期党和国家将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相较之前不再刻意强调敌对阶级，而是鼓励“先富帮后富”。但是在这一纠偏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种“重现实、轻理想”的矫枉过正倾向，“唯GDP论政绩观”是这种倾向的典型体现。然而，现实的治理绩效、尤其是GDP绩效受制于经济周期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在经济降速、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冲击下，也会给意识形态本身与民众的政治认同带来不确定性与挑战。

第三，在当前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中，前30年与后30年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同一性还有待进一步的梳理与阐明。习近平指出，“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⑤。他同时指出，“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⑥。没有前30年思想、物质和制度等方面的经验积累，没有正反两方面的思考与借鉴，就没有后30年的飞速发展。后30年意识形态工作的探索是对前30年的坚持、改革和发展。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两个30年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同一的，但是两者在理想性与现实性的侧重等方面，也确实存在着某些不一致之处。正是这种不一致，使得有人以纠正“文革”错误的名义来否定“社会主义”;以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名义来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深刻意义;以改革开放后的辉煌成就来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而导致社会上出现了“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或“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等论调。这表明主流意识形态在梳理与阐明两个30年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为了纠正意识形态本体建构过程中出现的理想与现实的错位问题、实现两者的统一，有必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对症下药：

第一，弥补意识形态的现实性因素，防止意识形态教育的空心化。后30年的意识形态建构工作在这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而前30年的意识形态建构工作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不少教训。因此，在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意识形态教育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便于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同时还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⑦。这就要求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应积极主动地直面民众所关心的现实问题、民生问题等，并通过具体的公共政策来回应这些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众更易于理解和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才能避免意识形态教育的空心化、空洞化。

第二，发掘意识形态的理想性因素，防止意识形态教育的碎片化。“一个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来自它的表达方面，也就是使其信徒能够表达自己的要求和愿望的能力。”⑧ 在这方面，前30年的意识形态建构工作积累了充分的经验，由此确保了民众在极端艰苦条件下的爱国热情与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中要充分地吸取这些经验，认真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将最高理想、共同理想、“中国梦”具体化为每一个中国人自己的理想、梦想，坚持“以百姓心为心”，从而避免过分现实化的意识形态可能带来的碎片化、不稳定的挑战。

第三，打通两个30年的意识形态，实现意识形态在理想性与现实性方面的同一。超越现实的理想与现实生活的幸福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希望同时拥有的，主流意识形态只有同时满足成员的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心理需求，才能最大限度地增进他们对于该共同体的政治认同。前后两个30年的意识形态建构工作在这两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没有前30年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探索、巩固和强化，就没有共和国的安全与发展;没有后30年意识形态建构的突破、强调与创新，就没有共和国的改革与开放。因此在面对前后两个30年的认知问题上，我们既要“回望来路”又要“抬头看路”。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主要工作，便是依据这种心理需求，在现实与理想两个层面之间调整、打通两个30年的意识形态，从而强化民众的政治认同。

二、意识形态传播：理念与手段的错位与同一

诚如习近平所指示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媒体环境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网络新媒体已全面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中国人生存的基础媒介环境。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17年6月，我国网民数量增长至7.3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3.2%，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6.95亿，占上网总人数的95.1%。从媒体使用习惯看，“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思维、生产生活及学习方式，改变着舆论的生成方式和传播方式，网络新媒体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也应该向网络新媒体转移。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今天的意识形态工作者要成为明者和知者，“必须正视這个事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了”⑨。为此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工作“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⑩ 具体要从理念创新和手段创新两个方面着手。

经历了20多年网络新媒体的现实洗礼，也经历了思想上的固守与转变，意识形态工作的网络传播路径在理念上已经深入人心。可以说，意识形态工作已经完成了理念上的转换，实现了理念创新，但却又广泛存在着“本领恐慌”问题，即理念创新还没有转变为手段创新。在网络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者们还在使用传统媒体环境中才能奏效的灌输式的意识形态宣传手段，远没有“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11}。

基于网络新媒体的媒介环境，无疑给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主导地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一，是网络新媒体“多点—多点”传播模式的挑战。传统媒体的传播遵循的是“点—面”的线性、单向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主流意识形态通过信息把关、二级传播控制、议程设置和框架嵌入，可以让“宣传”按其意图得以有效进行。但网络新媒体的传播遵循的却是“多点—多点”的非线性、双向乃至多向模式，此时的受众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受众”，集传者受者身份于一身，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媒体的“把关人”作用，导致把关成本可能无限提高、意见领袖祛魅或多元化、媒介议程设置多元化、公众议程设置能力趋强以及框架批判力量的增长等，最终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模式失效或难以为继。

第二，是网络新媒体非中心化或多中心化的挑战。传统媒体“点—面”的传播模式是以高度的中心化为其特征的，在这一模式下，传统媒体如报刊、杂志等的信息控制通过各个层级的“把关人”来完成。“把关人”在传统媒体中处于决定媒介内容的支配地位，主流意识形态完全有能力将自己置于无可替代的中心位置。而在网络新媒体传播中，由于“多点—多点”传播效应，加之“人人都是麦克风”，许多边缘逐渐趋向于中心，使原本处于中心位置的主流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被消解，失去唯一的中心地位甚至在某些时间或区域内趋向边缘。多中心化不仅让原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受众流向其他的中心，而且也使得留下来的受众信念不再牢不可破，给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带来一定的挑战。

第三，是网络新媒体传播中主客体关系的改变。在传统媒体中，传者和受者的关系是“主体—客体”关系，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播方式主要是自上而下，此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受众处于客体地位，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但在网络新媒体的传播格局中，受者不再是被动的，而是可以反馈、抵抗和反向传播的积极受众，“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不再垄断麦克风，普通个人不再只是听众，而是成为主动的发声者，成为麦克风的主人”{12}。主流意识形态的绝对主体地位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下受到挑战，“主体—客体”关系正在演变为“主体—主体”关系。主流意识形态在传播的意义上，必须体现传者与受者的同一。

面对网络新媒体的挑战，主流意识形态要维护自己的主流地位，不仅要从理念上接受媒介环境已经发生改变的事实，从而积极地参与到新的媒介环境的建构中来，而且还要熟悉和掌握网络新媒体的传播手段，并运用到意识形态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中，以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第一，意识形态工作要完成从宣传到传播的转型。在传统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工作主要是单向的自上而下的宣传模式，作为信息传播方的“传者”拥有绝对优势地位。但在网络新媒体格局下，“多点—多点”的非线性传播使传播不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甚至多向的。受众也不再是单纯被动的客体，而是主动积极的主体。因此，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必须遵循传播规律，做到因时制宜，精确把握传播发展的大趋势，完成意识形态工作从宣传到传播的转型，从而在双向沟通的意义上，达到传者与受者的同一。

第二，意识形态工作要有互联网思维。在移动互联技术逐渐成熟、“永远在线、时时互动”成为现实的技术环境下，互联网不再只是外加的工具，而是内在地嵌入人类的生存方式中，人人都是网络生活的参与者和受影响者，尤其是90后一代人，从小就在互联网环境中长大，是真正的“互联网+”的一代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若还停留在“+互联网”的时代，就无法内在地嵌入网络新媒介环境，实现理念与手段的同一。此外，强化互联网思维还要求我们按规律办事。网络新媒体、网络空间运行都有一定的规律，只有“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培养和提高认识规律、遵循规律的能力，按客观规律办事”{13}，才能充分利用互联网，让互联网更好地造福人类。

第三，意识形态工作要开创一种网络新媒体传播格局。这不仅意味着需要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中发展一套更完善的传播手段，重建把关、二级传播、议程设置和框架嵌入等的有效性，实现所谓意识形态传播手段创新;而且还意味着“要大力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14};此外，还要密切关注移动互联技术和传播模式的新动向，将APP、O2O等新传播技术和新传播模式及时运用到意识形态的传播中，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让技术手段的创新反过来促进理念的创新，逐步掌握舆论领导权，占领新闻传播制高点，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三、意识形态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错位与同一

意识形态问题归根结底是“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是其能否得到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问题”{15}。只有当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实践与其意识形态理论在事实上保持一致、并且这种一致为共同体成员广泛认可时，意识形态强化成员政治认同的功能才有可能真正发挥出来。保持这种一致性，是意识形态治理领域的首要工作。当前主流意识形态治理领域存在着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部分领导干部的政治实践与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在事实上的错位。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而领导干部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传播者和治理者，理应坚定、自觉地信仰与践行主流意识形态。但是由于部分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缺失等原因，其政治实践（如贪腐、不作为等）与“为人民服务”等主流意识形态理论之间存在着明顯的脱节甚至是背离。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5月发布的《形象危机应对研究报告2013—2014》中指出，官员形象危机呈“多元高发”态势，其中“贪”（30.7%）、“渎”（24.8%）、“假”（17.4%）位列前三位，是群众对官员负面形象的主要认知。此外，部分领导干部“在涉及到政治原则等大是大非问题的争论上不敢站在舆论斗争的第一线，不敢发声、不敢表态，甚至纵容错误思潮愈演愈烈”{16}。这种脱节与背离，不仅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且侵蚀了执政党的形象与公信力，破坏了民众的政治认同。

第二，政治实践与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在事实上并未错位，但是在民众的认知中二者是错位的。为了应对当前中国复杂的政治与社会问题，现实的政治实践往往不得不采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策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策略其实是在坚持主流意识形态根本理论的前提下做出的，因此二者在事实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以及自身在理论建构、传播治理方面的滞后等原因，民众对于这种一致性可能认知不足，只注意到主流意识形态与当前政治实践在表面上的脱节或不一致，从而滋长了民众对现实政治实践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双重疑虑。当前民间和网络舆论中广泛存在的“中国还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吗？”的困惑，就是这种疑虑的一种体现。

第三，部分民众的政治实践与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错位。根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统计，近年来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非主流意识形态长期位居“十大社会思潮”之列，充斥网络空间，有着较高的活跃度与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民众的思想混乱，使得民众被误导，马克思主义被曲解并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加之政治民主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各种标榜“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的西方社会思潮通过不同的传播渠道渗透我国社会各个层面，甚至取代了主流意识形态而成为部分民众在政治实践中实际奉行的意识形态，严重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优势。

在我国，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正如列宁所说，“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17}。这种错位显然会对主流意识形态本身以及民众的政治认同和国家治理造成消极影响。若不及时应对，主流意识形态就会“要么被搞乱、被‘妖魔化’，要么被架空、被虚幻化”{18}。因此，有必要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加强现实的政治实践与主流意识形态理论之间的同一性：

第一，坚定地纠正部分领导干部违背主流意识形态的违纪违法行为。习近平强调，“只有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19}。尤其是要强化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巩固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共产主义信仰的核心地位，引导党员干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同时要强化监督与惩罚力度，对于部分领导干部在坚守主流意识形态舆论阵地时存在的“不善为”、“不能为”、“不作为”等现象，要坚决进行清理和治理;对于“胡作为”、“乱作为”等违纪违法行为，要以“零容忍”态度予以坚决打击，从而强化民众的政治认同。

第二，积极发挥党委、宣传部门、新闻媒体以及专家学者的作用。习近平指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20}。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的统筹和指导;要发动各战线、各部门群策群力，分门别类地形成“政府官员讲政策、专家学者讲理论、新闻媒体讲故事”的全方位、多形式、立体化宣传模式。同时，“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21}，通过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宣传等方式来自觉地面对、回应、解答民众对意识形态与政治实践不一致的疑虑，从而强化其政治认同。

第三，通过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理论建设与宣传治理，牢牢把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坚守主流意识形态的阵地。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我们要明确意识形态治理的特殊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坚持“在多元中立主导、多样中谋共识”{22}，继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3}，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此外，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治理过程中，还要勇敢地揭露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困境，对于各种负面信息和不实言论不仅要依靠传统的“删、减、堵”的方式，更要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对错误的思想观点进行批驳，以反击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注释：

①{14}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3、205页。

②《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

③ 李建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路径的优化历程论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④ 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87—688页。

⑤⑥⑦{20}{21}{2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2—23、165、156、155、153页。

⑧[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蒲劬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页。

⑨{11} 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⑩ 习近平：《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人民日报》2014年2月28日。

{12} 周奉真：《“麦克风时代”与舆论引导问题》，《求是》2010年第4期。

{13} 林如鹏、支庭荣：《我党新闻思想理论的创新发展——论习近平总书记新闻思想的系统性、创新性与时代性》，《光明日报》2017年6月9日。

{15} 侯惠勤：《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第二次战略性飞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