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价值与宪法价值探讨论文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需要文化自觉，即对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要有自知之明、践行之愿。而文化自觉必须建立在科学认识群众路线的价值与限度基础上，才能合理规避限度，创新发展群众路线。本文拟从科学决策这一角度，对此课题进行探讨。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宪法价值与宪法价值探讨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宪法价值与宪法价值探讨论文 篇1：

政治价值与政治活动的追求

摘要：政治作为一种生活实践活动，本身就内含着政治价值与政治活动的统一，由此决定了政治活动应是经验性与规范性之间的一种张力。站在这种立场上审视政治概念在西方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古代人的政治观念与近代人的政治观念分别走向了追求政治活动与追求政治理性的两个极端，而唯有马克思主义才使得政治回归到了其现实生活的根基之中。

关键词：政治概念；政治活动；政治价值；政治理性

对“政治”这一范畴，由于观察立场、实践地位等不同，人们常常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追问“什么是政治?”将不会有什么确定的答案。本文试图从不同视角来阐述人们对“政治概念”的理解，并说明“政治”本身就是一种二元结构。

一、政治概念的思想追溯

(一)亚里士多德：政治是参加城邦的活动

在古希腊时代，政治活动都与城邦有关，城邦，原来是指“城垛”(the citadel)所在或指涉城垛内外居民全体，慢慢变成一个强调“全体公民共同体”的概念。后来，所有与政治活动有关的概念都由“城邦”衍生出来，例如，希腊文的polites是指享有参与城邦事务权利的公民politeia是城邦的宪法、政体或生活形态；polkeuma是掌握城邦统治权的统治团体politikos是政治家等等，政治也就成为与“私人”相对立的“公共领域”。《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来自于家庭：家庭集聚为村落，村落发展成了城邦，这是人类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城邦的出现，除了促进相互利益的极大化外，更主要的是为了“追求最高的善”，达成“自足的生活”。“我们看到，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明显，既然所有共同体都在追求某种善，所有共同体中最高的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就一定是最高的善。那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最高善就是“幸福美好的生活”，包括外在诸善(如财富、权力、声誉)、身体诸善(如健康、美貌)及灵魂诸善(如勇敢、节制、良善)等，其中以灵魂诸善为最重要。而城邦乃是帮助人们实现幸福美好生活的最好场所。

政治生活乃是公民之为公民的体现方式，或者说，是人在城邦生活中意义和价值的实现方式，政治被人们当成一种追求的生活样式而被实践着。人们普遍认为：“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活动被赋予了深刻的价值在内，城邦公民只有在政治活动中才能找到自身的意义之所在，人们只有在公民社会中并且只有通过公民社会才能达到其本性的完美。所以，在古希腊，政治是公民践行德性的最好方式。“单纯意义上的公民，就是参与法庭审判和行政统治的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要求。……凡有资格参与城邦的议事和审判事务的人都可以被称为该城邦的公民，而城邦简而言之就是其人数足以维持自足生活的公民组合体。”。

(二)霍布斯：政治是一种权力活动

在15－16世纪，马基雅维利首先将政治学与道德分离开来，主张从现实经验和人性出发观察政治问题，认为统治者应该顺应形势变化，采取不同对策才能取得政治成功。霍布斯由于确立了个人权利、自然状态、社会契约等概念，被视为近代政治概念的奠基者。

霍布斯采取了与古希腊相对立的角度思考政治问题。亚里士多德从宇宙目的论角度来阐释政治，认为政治的最高目的就是“幸福生活”，而霍布斯采取机械论的思考方法，从感性出发，使利己主义成为说明政治行为根据的心理学基础。霍布斯反对亚里士多德的“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这一说法，认为社会起源于相互需要或追求荣誉，而非天性。他说，人是自利的动物，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相互猜疑、争斗，而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身心条件大致相等，甚至连好恶的事物也约略一样。人人都想扩大利益，保全性命，争取荣誉，于是出现战争。幸亏大家都有理性，“把大家所有的权利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一人格是大家人人相互订立信约而形成的，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所以，自然状态必然会向社会状态过渡。霍布斯所说的政治，指的就是依据人们的自由意志的判断，以平等的方式缔结契约，建立至高统治权的过程。

古希腊政治向近代政治的转化是“应该怎样”向“实际怎样”思维方法的转变。古希腊提倡“应该是什么”角度(即善)来说明政治，而近代不关注“应当”(即善)，更多的是关注“实际上是什么”(即正当)，因而是从“人性”而不从“神性”立场出发，根据因果关系推导政治的概念。

(三)施密特：政治是敌我对立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是一本专门讨论政治概念的著作。施密特不从实质性的活动或目标来定义政治概念，而是从某种非实质性的层面人手，“政治的定义只能从发现并界定政治特有的范畴来获得。对比于人类思想行动中各种相对独立的活动(特别像道德、审美、经济等)，政治自有其判准，而这些判准可以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施密特摆脱了从名词角度来看政治问题，而以形容词化的名词来看待政治本质问题。施密特认为，“政治不过就是精神一教会与世俗一政治之间的对立：政治意味着两种具体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他推导说，“道德领域是善和恶，在审美领域是美与丑，在经济领域是利与害，问题在于，是否也有这样一种特殊划分来作为政治及其内容的简明标准。……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为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

当然，施密特强调他所谓的敌人并不是一般的竞争者或对手，更不是我们私下里憎恨的人，“我们与政治上的敌人对立，战斗，甚至加以铲除，不需要出自个人的恨意，然而，政治敌人毕竟是外人，非我族类，他的本性是以使他在生存方面与我迥异，所以，在极端情况下，我就可能与他发生冲突。”

(四)奥克肖特：政治是一种“暗示”

在《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一书中，奥克肖特考察了两种“政治”概念的理解。一种是经验政治观，即认为政治是一种经验活動，它只是追求当下的目的和欲望，而没有政治的计划和目的。“将政治理解为纯粹经验的活动是不合适的，因为它根本没有揭示一种具体的活动样式。它还有附带的缺点，即似乎鼓励无思想的人去追求一种参加他们社会的安排的方式，这种方式可能有不幸的结果；试图做内在地不可能的事总是一件有破坏性的事。”另

一种政治观是意识形态的政治观。在这里，“政治”被理解为一种纯粹的抽象目的。“人们假定政治意识形态是理智预先策划的结果，因为它是一批原则，本身不是由于参加了一个社会的安排所致，它能决定和指导那个活动的方向。”“最简单的政治意识形态就是单一的抽象观念，像自由、平等、最大生产率、种族纯洁，或幸福。在那种情况下，政治活动被理解为保证一个社会的安排符合或反映所选的抽象观念的事业。”

奥克肖特反对这两种政治观，特别是第二种观点。他认为，政治活动当然要追求某些理想和目的，但这些理想和目的不是通过抽象演绎出来的，而是应该在我们的生活中“暗示”出来的。将政治理解为一个独立地预先策划的活动是一个误解。“简言之，先有政治活动，政治意识形态随之而来；我们正在研究的对政治的理解在严格意义上有本末倒置的毛病。”他用了较多的篇幅来批判这种政治观，并分析了其原因。在他看来，意识形态的政治观就是“理性主义”的政治观，而所谓的“理性主义”的理性，不是一般的理性，而是近代以来流行的技术理性，这种理性是可以学习和继承的“知识”，也是专注于确定性的“知识”。技术理性在政治上所造成的结果是理性主义的“政治”成为了技术政治的替身。

在批判两种政治观后，他阐释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政治是一种“暗示”，“政治是参加一批人的一般安排的活动，这些人由于机遇或选择而走到一起，在此意义上，家庭、俱乐部和各种学会都有它们的‘政治’。……这个活动是除了儿童和疯子外，群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份和有责任的活动。”

二、政治概念的哲学分析：政治概念的逻辑悖论

“政治”概念的多歧性，大致都可以把它规定在“活动”概念之内，把“政治”当成一种“活动”来对待。而作为“活动”的政治必须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例如：第一，政治活动是发生在公共领域，如果把政治当成一个公共领域来看待，这个领域该如何划定?第二，如果把政治当成一种活动来看待，这种活动的特质是什么?它有没有什么特定的目的或功能?第三，政治的本质是理性的吗?政治之中该不该讲理性?等等。人们认为，作为“活动”的政治关键就是要处理“个人活动”与“公共利益”、“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关系。

在古希腊时代，个人包括在城邦之内，公民之为公民的体现方式就是通过在城邦中反映出来，或者说，政治被人们当成一种追求的生活样式而被实践着。公共利益先于个人利益，个人只具有次要的实在地位，“个人行动”并不是在本体论意义上或经验上优先于社会而存在。古代人的目标是在有共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但是，“古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人们仅仅考虑维护他们在社会权力中的份额，他们可能会轻视个人权利与享受的价值。”而在近代，古典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行动”对社会有一种本体上的优先性，社会属于次要的地位，个人具有“天赋权利”，而政府就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后者是前者的手段而不是相反。霍布斯、洛克等古典自由主义者强调公民私人权利不能被侵犯，个人拥有自由权利，但“现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我们沉湎于享受个人的独立以及追求各自的利益，我们可能过分容易地放弃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对于卢梭来说，现代个人的境遇是自相矛盾的：个人必须依赖他人(公共利益)才能生存，但现代人被迫与他人合作(公共利益)而又一心考虑自身的利益。卢梭的个人与公共利益的矛盾，直接导向了“公意”的产生。他认为，对这一根本问题的解决在于“公意”，“公意”是每个人的“共同利益”。在一个社会共同体内，每个成员既有特殊利益，又有共同利益。“公意”是由每个人特殊利益中共享的部分构成的。但每个人在向公共领域转让所有权利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在继续拥有自己的权利。因此，公共利益与个人活动实现了“同一”。“公意”永远是正确一致的，“公意”通过主权得以实现，所以，主权也就具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但是主权在执行过程中，却遇到了难题，当权者常常以“公意”的名义为借口，对他人实行奴役。再说，“公意”本身的虚幻性，也不利于人们进行自由权利的保护。

故此，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出现了两大政治思想流派，一种是洛克等人所开启的，经由密尔至哈耶克等人所强调的“公民自由权利至上，以法治约束政府，崇尚的是代议制的民主”这一流派。另一种是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经由黑格尔到阿伦特等人所强调的公民对政治的积极参与流派。强调对公民自由的保护与强调公民对政治的积极参与，是政治哲学家们一直试图解决但难以解决好的问题。

奥克肖特等人试图从政治与理性的关系角度来解释政治概念本身的矛盾。在奥克肖特看来，政治活动又是捉摸不定的，没有统一性，它之所以成为知识的可能对象，是因为它的所有部分不是同时变化的，它经历的变化潜伏在活动之中。“没什么会长期不变，一切都是暂时的。”在政治事务上，只有猜测和纯粹意见，而没有普遍必然的真理。所以，在奥克肖特那里，理论是一个起事后解释与回应的应声虫，而政治活动本身也无非是一个没有长远目的的“大海航行”。在政治活动中，人们是在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海上航行，既没有港口躲避，也没有海底抛锚，既没有出发地，也没有目的地。“暗示”只能是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一种导向作用的反思而已。在他那里，政治概念仍然是被片面化地理解的，政治活动与政治理论的关系仍然相脱离。

其实，不管是政治概念的何种概括，都必然面临着政治活动的两面性。根据康德的观点，每一种活动都必将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表示与客观相联系的必然性的法则；二是把意志对上述行为作出的决定的原则主观地联系起来，从而使得参与活动具有了意义，成为了该行为的动机。政治活动也处在“既要求把规则当成外在的一致，也要把它当成行为的一种动机”这样一种二律背反的处境中。例如，在古希腊时代，政治生活乃是公民之为公民的体现方式，或者说，是人在城邦生活中意义和价值的实现，政治被人们当成一种追求的生活样式而被实践着。人们普遍认为城邦这一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活动被赋予了深刻的价值意义在内，城邦公民只有在政治活动中才能找到自身的意义之所在。人们只有在公民社会中并且只有通过公民社会，才能达到其本性的完美，政治具有内在的价值。但是，人毕竟是社会中理性的人，而政治也必须要服从一定的规则，对政治的价值追求不能代替政治的理性追求。遵循政治的規则中，人们又把政治当成一种外在的目标。古代人的政治观念与近代人的政治观念恰好是片面化地理解了政治概念。近代人在对政治理性的追求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肇始于近代的工具理性在政治领域的极度扩张，使政治价值理性被湮没，促使多数人在政治生

活中无法找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如霍布斯所言：要确保智慧成为现实，就得肃清怀疑论，还真理一个绝对可靠的基础，在所有已知的科学探讨中，只有数学是成功的，因此，新的教条主义哲学必须按照数学的模式来建立。“笛卡儿决定性地把培根对古人的革命转变为一种数学和科学的形式。……笛卡儿式的方法，正如在《规则》中所描述的那样，必然导致把人所建立的规则强加给多种多样的研究对象，或者在自然之光的目光下的东西，从而使之屈从于研究者理智的统一体，但也屈从于其意志。”理性主義“政治”相信人类可以用理性来控制、设计、监视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似乎保证了人类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达到完美的境地。理性是决定事物的价值、观点的真理，或行动适当与否的力量。近代以来人们对政治理解的片面化，必将导致把政治划分为现实社会生活的一个独立的领域，从而将政治工具化，使得政治生活脱离大多数人的生活世界。

三、政治：作为一种生活实践

对“政治概念”的误解必然导致政治远离人的生活本身。在文德尔班看来，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事实世界，一个是价值世界，事实世界是表象(现象)世界、理论世界，价值世界是本体(自在之物)世界、实践世界。与这两个世界相适应，他认为有两种不同的范式，前者追求的是严密的理性逻辑、普遍的真理和知识体系，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后者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其理论形态表现于道德哲学、社会哲学、实践哲学等。政治哲学显然属于实践哲学范式。所以，在政治中，政治不能没有价值追求。这种追求是哲学的，因而是终极的，它所要追问的不是政治活动的具体目标，而是由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决定的终极价值。但是，人类的价值追求并不能脱离生活，它是现实的人同满足某种需要的客体的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因为任何价值都有其客观的基础和源泉，具有客观性，是人的某种需要同满足这种需要的客体属性的特定方面的交接点。而且，人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是在现实的人同客体的实际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即在社会实践中确立的，只有通过社会实践，人们才能发现客体事物及其属性对自己的实际意义，并自觉地建立起同客观事物之间现实的价值关系；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人们才能实际地发现和掌握关于客观事物的属性的理性使用方式，使客观事物更加有益于人，以人所需要的形式为人们所占有，亦即使它们的价值得以实现。因此，价值一方面具有意义的向度，另一方面又不能离开理性的向度。人们在追寻意义的同时，不能忘记，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才能更好地使客体的属性功能合乎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价值与政治活动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政治价值是反映政治主客体关系的概念，它通过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的认同或排斥、支持或反对、构建或废除的政治实践活动反映出来。政治的价值蕴含着实践的目的性，主体通过实践活动能够获得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并使之赋予意义和存在的价值。同时，这种实践的意义还有其更为深刻的内涵，即实践就是通过一定的人类理性协作性活动方式，在追求这种活动方式本身的卓越的过程中，获得这种活动方式的内在利益，实践的价值关系中内含有价值与理性的统一。在这一点上，与奥克肖特理解的实践不同，实践并非捉摸不定的，没有统一性的政治活动，政治理论在政治中的作用也并非是对政治活动的回应的应声虫。在马克思主义这里，政治实践本身就是政治价值与政治理性的统一。

在政治实践活动中，不应该把政治活动与政治理论分开来理解。在马克思看来，任何一种哲学或理论，其根基都在于现实生活之中，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并受制于生活实践。但是，马克思视实践为本原，并不否认理论的作用，他“反对理论哲学的方式，但却并不一般地反对理论体系。”“这是因为否定理论活动主体能够绝对地超越于现实生活，并不否认理论主体能够相对地超越于现实世界。”相反，对于实践具有重要的引导功能和批判功能。“如果否认理论对于现实生活的任何超越性，把生活世界视为终极的东西，那么，理论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种现实生活的应声虫。”

政治活动既是经验性的，又是规范性的，政治概念应是经验性与规范性之间的一种张力。经验性政治概念告诉我们政治在现实生活中指涉哪些现象，经验性的定义是用来帮助我们察觉日常生活中哪些人、事、物与政治有关。规范性的政治概念建议我们理想的政治应该意味着什么。规范性的定义是用来描绘一种美好的图像，鼓励我们在进行政治活动时以之为标杆，使人性得以提升，世界更趋完美。政治的经验性与规范性是不可分离的。

责任编辑　刘荣军

作者：虞新胜

宪法价值与宪法价值探讨论文 篇2：

文化自觉视域下群众路线的科学决策功能、限度及规避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需要文化自觉，即对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要有自知之明、践行之愿。而文化自觉必须建立在科学认识群众路线的价值与限度基础上，才能合理规避限度，创新发展群众路线。本文拟从科学决策这一角度，对此课题进行探讨。

一、群众路线蕴含的科学决策功能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革命实践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新发展，一般认为，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群众路线的简明概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群众路线从内容到形式基本定型的标志性表述，第一次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有机融合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从科学决策角度看，这一融合使群众路线真正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并得以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导下发挥其科学决策功能。具体而言，群众路线从价值目标标准、决策过程和决策方法三个方面保证和推动了科学决策的实现。

（一）从决策价值目标与标准来看，群众观点的确立要求党和国家的一切决策活动必须始终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从价值目标与根本标准上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

1943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了群众观点的重要性，“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①1945年5月，毛泽东再次在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中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②1945年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刘少奇第一次系统论述了群众观点：“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这一经典概括不仅概括了群众观点内容，而且指明了群众观点在群众路线理论系统中的决定性地位：“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③这实际上要求党和国家的一切决策活动必须始终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从而从价值目标与根本标准上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二）从决策过程来看，群众路线建立了一个“群众—领导—群众”的动态循环决策发生发展系统，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高科学决策水平

第一，正确的决策认识只能“从群众中来”。因为群众是实践和认识主体，离开了群众的社会实践经验，一切思想、理论、观念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由于群众的经验和知识往往是自发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群众很可能局限于眼前利益（短期利益），而认识不到真正利益（含长远利益）。所以“从群众中来”并不是群众意见的简单堆积和罗列，还必须“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必须要有整理、分析和概括，即“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④这就要求领导者必须以民为师求得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形成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和方案。

第二，正确的决策认识形成后还有第二阶段，即必须“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实践的检验，并将领导的决策主张变为群众认可的主张，接受群众的检验评判，这样才能指导实践，变为实践。领导—群众环节，不仅在实践和决策之间构筑了一个循环决策系统，而且在群众的认同与领导的主张之间也构筑了一个循环沟通系统，这使得主体认识从单一认识主体演变成主体系统，而且是一个开放循环发展的系统，因而使决策在进入实践环节之前更趋理性、更趋科学。正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⑤可见，只有经过千百万群众实践的千锤百炼，并且始终能够经受住锤炼的决策，才是真正能够改变世界惠及于民的科学决策。

（三）从决策方法来看，群众路线内含了从个别到一般再到个别的决策辩证法，奠定了科学决策的方法论基础

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曾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从哲学高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领导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予以解释，并且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⑥这两个方法实质是同一个辩证法，即个别—一般—个别的方法，具体说就是“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⑦这一认识辩证法运用于决策实践就是决策辩证法，它使群众路线找到了对治科学决策过程中最忌讳又很难避免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等错误的利器——调查研究方法。

只有解决好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这个大问题，群众路线才能真正发挥其科学决策功能。当然，这“需要经历一个端正立场、改造世界观、锻炼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长过程，要下一番苦功夫才能做到”。⑧为此，新一任总书记习近平执政以来，在全党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号召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把调查研究作为做好工作的基本功，深入田间地头、厂矿车间，听实话、察实情、获真知”。⑨

二、群众路线存在的科学决策限度

（一）决策主体限度

如前文所述，在中国政治实践中，群众路线的主体实际是双主体，即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这两个主体从性质而言，是根本利益一致的主体，而且群众路线也内在要求这两个主体达成高度一致。但在政治实践中，特别是政治决策时，拥有具体权力的组织及领导才是实际决策主体，其决策观念和能力直接决定着决策的科学性。但从现实来看，长期执政处于权力高位、理想信念弱化、能力不足和自我利益膨胀等原因往往使其“先锋队”的假设失效，导致限制决策民主的充分发挥。一些自以为是、闭门造车的弱智决策正在摧毁民众对党的信任和信仰。群众看似在决策过程中只是配角，但从网络参与程度来看，65.2%的网民是包括工人、农民、打工者、失业者在内的一般职业群众，而党政干部，包括企业中高级干部，却是网民比例最少的群体，前者2015年只占0.4%，后者也只有0.5%，而且都比2014年下降0.1个点⑩。近年来官方乌龙事件频发，不能不说和党政干部缺乏足够网络政治历练有关。可以说，网络的平等化、扁平化和公开透明等特性已经把一些依旧高高在上不思进取、蔑视网民的传统官僚的外衣扒了个干净。而微信、微博、QQ、Facebook、Skype等交友工具的发展，使得老乡会、师生会、家庭会、同学会、战友会等各种各样的群体组织如网络春笋层出不穷，充分彰显了群众的群众路线水平。如果党政干部无视这一发展趋势，依然看“低”、看“偏”、看“轻”群众，恐怕群众路线就真的成为群众的路线，而领导干部只能成为群众的尾巴，又何谈运用群众路线科学决策呢？可见，无论是党，还是群众，都是具体的现实的人的集合体，其决策理性受社会环境、政治生态、教育培训和物质技术条件等因素变化而变化。这种决策地位理论应然与政治实然的不同及政治理性的时空变化必然影响群众路线科学决策功能的发挥。正因为这一矛盾认识的存在，处理不好就会带来科学决策功能限度。

（二）体制制度限度

实际上，每个社会都存在决策主体——领导（精英）与利益主体——群众之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就在于创造了群众路线来解决这一难题，通过群众路线形成集体意志。但是，面对群众不懂政治政治参与意识却越来越强，党是先锋队先进性程度却参差不齐的现状，如何按照恩格斯所说的“力的平行四边形 ”原理形成决策合力，这需要体制制度加以规范引领，这恰恰是群众路线自身所无法解决的体制限度。群众路线虽然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揭示了协商民主的实质和过程，但如何才能保证这一过程与目标的实现，却需要配套政治制度资源协力解决。仅仅视群众路线为决策工具、决策手段而非价值追求本身，这必然影响到决策者究竟用怎样的态度和精力去了解群众的利益要求、去判断群众的利益表达、去分析群众对政策目标的热情、去处理相左的意见，进而影响群众路线科学决策功能的发挥。科学决策体制的背后，是各种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的支撑与配合。群众路线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整治利益观念偏颇和权力不当使用的价值理念，却没有具体提供避免人们趋利避害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技巧。

（三）决策成本限度

群众路线作为一种党群互动式的民主决策方式，它包括“从群众中來”和“到群众中去”这两个环节的建立、运行、评估和反馈过程，通过获取、整合与评估信息知识来生产公共决策产品，当然必须投入时间、人力、资金、技术等物质和非物质成本。这是决策成本，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它还应包括这些要素成本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组织、执行、保密等外部成本。一般的决策制度设计，有着相对清晰的制度开始过程、决策过程、制度终局，其成本控制比较清晰，而群众路线只有抽象的两句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使得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群众路线都存在相当大的民主弹性操作空间，由此产生了其特有的决策成本限度，即影响群众路线科学决策功能的成本制约因素。如组织成本高昂可能导致群众路线科学决策功能低效或无效；人的有限理性及机会主义倾向容易导致决策者作为群众利益的代理人却在行使群众路线时跑偏走样；保密成本的增加限制了群众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与深度，等等。

三、规避限度合理开发群众路线科学决策功能的思考

在一个现代化国家中，决策科学化和决策民主化不可分。决策科学化，首先就要民主化，没有民主化，不能广开思路、广开言路，就谈不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人民的创造智慧，但只有决策民主化，而没有科学的程序、标准和方法，只能是形式的民主，或过度的民主暴力，都不是真正的民主。正像列宁说的那样，“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事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而“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 因此，规避限度来合理开发群众路线的科学决策功能，实质是通过群众路线的有效实施，处理好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的关系，提高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能力。

（一）提高决策民主性，真正发挥群众路线双主体的合力作用

如前所述，决策主体限度的存在与决策主体的政治理性及其影响因素（社会环境、政治生态、教育培训和物质技术等）相关。因此，规避决策主体限度就应该从规避和治理这些因素着手提高决策民主性，才能真正发挥双主体的合力作用。

1.要将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思维调整为理性妥协的民主决策思维。

现代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了精英治理和精英决策的必然，但由此走入只信精英、唯精英至上的精英主义思维，就会自毁长城、自掘坟墓，失去民意认同这一决策合法性基础。“从理论上讲，群众路线既反对精英主义和权威主义，又反对大众主义，它所寻求的是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所以，理性妥协是群众路线科学决策功能得以实现的正确思维方式，也是现代决策活动中平衡利益冲突，实现利益共享的一种思维方式。民主决策归根结底需要理性妥协、开放包容的创造性思维劳动来应对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二是决策者要培养包容性思维。所谓“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智”。只有在“担当”和“包容”的分寸上下工夫，经常下基层，接地气，和群众一起坐板凳，面对面交流，心与心沟通，才能看到问题的本质，听清群众的心声，进而让“包容”牵手“和谐”。三是决策者要培养理性妥协的务实性。理性妥协的价值目标是以人民为本位，必须能够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追求决策目标的实现。既要正视执政党自身队伍的变化，又要密切关注群众队伍的结构成分和思想状况的变化。通过理性妥协把以人为本具化到老百姓的真实生活中、实在利益中，把决策效应转变为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必须能够并善于在冲突中与对立一方平等协商并做出一定的让步，从而达到共存与双赢的目的。

2.必须切实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民主决策能力。

领导干部处于决策的核心地位，其民主决策观念与能力直接影响着决策的民主化水平和质量，代表着党和政府的民主形象，映射着党和政府的现代执政能力。因此，提高领导干部的民主决策能力是发挥群众路线双主体合力作用的关键。只有认真倾听和重视人民群众的呼声，坚持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拓宽群众意见反馈渠道和互动沟通渠道，建立健全舆情分析机制，多种方式发展决策民主，力戒领导者凭“独断专行”的“长官意志”做决策，并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对领导干部加强决策监督，规范领导干部的决策行为和决策程序，特别是加强对“一把手”的权力监督，我们党才能真正提高民主决策能力，才能民信之、民服之、民拥之、民助之，群众路线才能落地生根，发挥科学决策功能。

3.必须创造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生态。

一是在思想上树立政治问题也要百花齐放的观念。30年前，万里就曾提出，“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堂堂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领导路线正确，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是不会被几句逆耳之言或别有用心的人借某些问题的煽动搞垮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打造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生态环境，如今，我们需要用更大更多的政治勇气与智慧取得突破性成果。因此，习近平多次强调政治生态的重要性。“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 。

二是要用强有力的规范培育党群互信文化，让信任激励合作与参与。首先，要用权责分明的制度规范树立决策者的公信力，特别是强化其担当意识，保证权力与责任对等。其次，在夯实决策者的公信力的同时，还必须以提高公民素质为着力点，培育公正诚信、健康向上的社会政治生态。第三，群众作为现代公民，在不断分享社会进步带来的民主盛宴的同时，也必须努力养成依法依规行事习惯，不断提高正确获取和辨析网络信息的能力，避免将网络当成泄愤、攻击、传谣阵地，甚至成为一些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推手和幕后帮凶。

（二）提高决策科学性，用制度改革弥合群众路线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张力

1.要从民主集中制这一“法定规范”向“功能发挥”观察角度转变，更加准确地评估决策体制制度设计的科学合理性。

群众路线的科学决策意义就是把决策过程看作是党同群众之间相互交流的动态过程，其关键是能否把握好党和群众在决策过程中的关系，即民主的“度”和集中的“度”。长期以来，由于我们更多的是满足于从“原则规范”而不是从实际作用的角度来考查分析民主集中制的地位作用，对决策制度结构也是就制度谈制度、就结构谈结构的多，而体制合力、功能效益等层面的评估分析少，一定程度上导致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一些制度虚置弱化，非正式组织边缘化，没有形成民主决策的配套合力。要想真正让决策体制符合民主集中制，即群众路线的科学决策要求，就应该在法定规范基础上，进一步从功能角度观察其是否具有民主决策作用。

2.要构建有效的逆向决策参与模式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美国学者哈丁认为群众路线与西方社会科学中的决策过程模式不谋而合，只是用语不同。但是，群众路线并不完全等同于目前流行的各种公共参与模式，因为它是一种逆向参与模式，它所强调的是，决策者必须主动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而不是坐等群众前来参与。为此，要通过构建一个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来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一是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搞好党际协商。二是要积极探索建立社会协商民主机制。三是决策后要有监督评价问责。要建立公民参与的开放式绩效评价。党的政策好不好由群众来评价。

3.要加大党的领导制度建设，建构与群众路线相适应的党的集中领导体制。

建构与群众路线相适应的党的集中领导体制，关键要在党内民主建设上下工夫。此外，我们在发展党内民主并规范党内关系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挥党的代表大会和委员会的作用，处理好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集中领导与个人崇拜、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关系，完善“党委决策—政府执行—人大监督”的权力运行机制，有效提高民主决策的质量，降低民主决策的成本和风险，减少民主决策失误，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党内民主再造建构与群众路线相适应的集中领导体制，赢得集中决策所必需的坚强党性和决策合法性。

（三）完善知识提高能力，正确处理决策成本与效益的关系

1.要科学认识和处理决策成本与决策效益关系

一是不能简单地套用经济活动的成本—效益规律来分析评判政治决策活动。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都可以用成本—效益这一分析框架予以分析，但与经济活动中的成本—效益负相关这一规律不同，政治决策活动显然要复杂得多，尤其是需要发挥群众路线进行决策的事项，往往是重要的公共利益决策，参与的人员多、部门多，利益协调难。而政治决策成本的关键性变量是参与政治决策者的人数，通常政治决策团体规模越大、人数越多，政治决策成本越高，政治冲突形成的趋向也越高 ，这也加剧了群众路線决策过程中的成本—效益分析和评判难度。因此，无论是决策涉及的组织成本、机会成本，还是保密成本，都必须建立在决策总效益的基础上进行价值评估，即是否实事求是地按照决策内容和目标需要建立高效的组织机构，配备胜任的领导者和一般的政策执行人员，制定必要的规章制度，使决策目标的实现建立在人财物最合理的利用基础上，是否实现性价比最高的利益最大化，如果是，则成本再高、花费再多也是科学合理的决策，否则，成本再低决策也未必合理有效。

二是发挥群众参与政治决策活动，比直接民主更有利于降低高昂的机会成本，但并非以数量取胜，似乎参加的人越多就越民主，就越符合群众路线要求，决策效益就越高；也不是为民主而民主，似乎只要人们聚在一起鼓掌欢呼一致通过就是民主决策。我们要正确认识决策规模与决策冲突之间的关系，在降低决策成本与提高决策收益间进行合理的权衡，并采取适当的程序和规则。

三是不要误认为决策越透明越有利于解决政治冲突，达到民主决策目标。民众的高透明度立场是基于理性依据（人性本恶）而非道德依据（人性本善），但高透明度并非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负功能甚至会多于正功能。因为高透明度会损害负责任的政治行为，推动做表面文章和装腔作势，甚至强化冲突，使决策被动乃至陷入困境。透明度究竟应该多大，不仅要顺应民众的知情权要求，还要符合决策事务本身的公共性、保密性等专业特点与决策规律要求。习近平特别强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措施出台，要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要在建立、完善落实重大项目、重大决策风险评估机制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使我们的各项工作真正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从源头上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因此，任何一项决策开始之前，应该进行决策风险评估，包括决策透明度和决策保密度考量，处理好透明与保密的关系，特别是解决好信息不对称和沟通的有序有效问题。

2.加大政治决策过程中知识与信息的储备与动员，建立学习型组织领导方式以控制成本保证效益

建立学习型组织领导方式是控制决策成本，保证决策效益的关键。要加大政治决策过程中知识与信息的储备与动员，实现权力与知识的合理匹配。第一，要储备足够的决策所需知识与信息。第二，要善于利用一切力量有效动员政治决策过程中的知识与信息。一是必须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专家学者和各种政策研究组织的力量，对重大决策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并提出政策咨询报告，起草重大政策文件并对政策效果进行专业性评估。二是要建立更加完善的信息处理机制来弥补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如进一步完善有流于形式之嫌的联系群众机制，以责任追究制度化完善决策机构内的组织信息沟通机制，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完善领导成员之间及相关部门之间互通信息的机制，加强传播媒介机制的主流意识形态指导，巩固党和政府获取信息、宣传政策以及监督政策执行的重要阵地，等等。

3.抓住事前评估和事后监督两个环节，着重提高决策计算与监督能力

规避群众路线的决策成本限度，不仅要实现组织领导方式的转变，还要扎扎实实地提高决策计算与监督能力，算好公共决策这本利益账，真正保证群众利益的最大化。主要是抓好事前评估与事后监督两个环节。第一，明确标准，深入调研，计算决策的可行性与风险性。美国学者卡尔·帕顿和大卫·沙维奇认为，一项好的公共政策的评估标准是：“技术可操作性（technical feasibility）、经济与财政可能性（eco-nomic and financial possibility）、政治可行性（political viability）、行政可操作性（administrative operability）”。但这大多是数字和技术标准，对我国而言，最根本的标准不是数字与技术，而是价值标准，是以人民性为核心，以公共性为基本特点的价值标准。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呼声，才能了解民意，集聚民智。这是保证任何时候政府决策所需的“活水”都不断流，都清澈见底的好办法。第二，坚持有效决策监督，确保决策落地落实。坚持走群众路线，就能使决策迅速地最广泛地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解释工作，使人民群众懂得并掌握政策精神，从而自觉自愿地贯彻实施，而不是仅靠少数人发号施令，如此循环往复，才能使决策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丰富、更民主、更科学。

[ 注 释 ]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71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4～109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 《刘少奇选集》上，第354页，人民出版社1981版。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⑦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第90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⑧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100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⑨ 韩喜平：《作风建设：习总书记强调了哪些》，《人民论坛》2014年1月上。

⑩ 《CNNIC：2015年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文复联网数据资讯中心，www.199it.co m/archives。

恩格斯曾经提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合力论”，即“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人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05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群众路线的决策过程实质也是这样一个过程，不过产生的合力是决策结果。

《列宁全集（第34卷）》，第4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9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胡伟：《政府过程》，第7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万里文选》，第52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习近平：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03/07/c_12755409 2.htm。

宋衍涛：《政治决策的成本和风险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04年第4期。

责任编辑：徐慧枫

作者：张雪梅

宪法价值与宪法价值探讨论文 篇3：

报复性公正研究知识基础与研究热点

摘 要： Citespace作为知识图谱重要生成工具，被广泛应用在不同学科、领域、主题的研究中，成为回顾以往研究成果、发现当下研究热点的重要技术手段。报复性公正作为社会公正的组成部分，在学界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以知识图谱为手段开展报复性公正文献计量分析可为下一步研究指引方向。通过共被引分析、文献突发性分析、关键词聚类分析、学科领域共现分析，发现报复性公正研究与恢复性公正、惩罚、权威主义等内容联系紧密，且研究者越来越关注报复性公正的影响因素；报复性公正研究以心理学研究为主，还出现在法学、政府学、犯罪学、社会学、刑罚学、政治科学等领域。可见，研究者开展报复性公正研究需要考虑概念、理论、领域的多样性，并具备多学科知识基础与跨学科视野。

文献标志码： A

关键词： 报复性公正；citespace；知识图谱；信息可视化

一、研究背景

社会公正历来是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核心标志，学术界对社会公正的关注也由来已久，研究者从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视角研究社会公正，在研究的过程中考量社会公正的具体作用和运行机制。学界对社会公正的研究经历了从一元论到四元论的演变过程。

一元论观点认为，社会公正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是人对社会公正情况的综合感知，认为多元论观点中各元素相关程度很高，各元素间没有本质区别〔1〕。然而一元论的社会公正概念忽略了社会情境的多样性以及人在情境中反应的多样性，对社会公正的认知脱离情境，过分简化了社会公正在不同环境中的感知水平与影响力，随即二元论观点被提出。

二元论社会公正认为社会公正表现为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分配公正关注分配结果的公正性，而程序公正关注分配过程的公正性〔2〕，前者体现了个体对物质和数量特征的关注，而后者则是表现为对分配程序的关注，认为程序服务于结果，只有在程序不存在偏倚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分配结果的不偏倚。可以说程序公正是分配公正的递进，不仅是时间上的递进，更是功能的递进。

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程序公正仅关注正式的制度层面问题，例如分配程序的制定与执行，对非正式的人际互动问题并未给予关注，也就是说关于非正式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公正感知被研究者所忽视，进而在二元论观点上提出互动公正的概念，认为人际互动关系对公正感知有重要影响，并与程序公正相区别〔3〕。从概念的演变过程来看，互动公正又是对程序公正的递进与补充，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本质上都是对正式结果的关注，以正式的程序保障最终的结果，然而互动公正使社会公正的评判标准范围扩大，将人的因素纳入研究的范畴之中，研究者视野从“正式”向“非正式”介入，从制度、程序、结果的客体接受性向人的主体互动性介入，从社会公正评价结果的静态性向社会公正评价过程的动态性介入。

四元论观点则将互动公正一分为二，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人际公正，认为诚实、尊重等人际互动品质会影响到公正感知，二是信息公正，认为在公正感知过程中真实、准确、全面的信息很重要〔4〕。人际公正与信息公正分别落脚于互动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因素：互动体验与信息传递。一方面，在人际互动过程中体验到他人对自己的尊重、诚实、礼待会增加双方互信，增强个体对地位平等的体验，若任何一方表现出欺骗、鄙视都会破坏平等关系，地位平等的认知被打破很难让处于弱势方体会或预测公正的结果；另一方面，信息传递过程中，需要保证传递信息的真实性与有效性，甚至还需要兼顾信息传递价值的对等性，一旦一方传递虚假信息，则会造成信息不对等，而信息不对等的直观感知便是对称的平等地位被打破，信息越少、越不真实的一方将处于劣势，增强不公正的感知。

社会公正的研究显示了学界对“什么是公正的”“怎么才能做到公正”“公正是如何被感知的”等问题的关注。研究社会公正的内在结构表现出研究者对社会公正形成过程和社会公正认知标准的关注，关注点在于人的认知心理，强调的是个体对社会公正的感知，当下研究也多集中在社会公正的下位概念，多是从社会公正的评价与认知切入研究主题。然而，社会公正是一个跨学科的议题，不仅影响着个体的认知，还具有一定社会功能，是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有研究者提出报复性公正（retributive justice）与恢复性公正（restorative justice）两个概念，二者均是从社会公正的功能特性出发，在更为宏观的社会环境中开展社会公正的研究。

报复性公正认为社会公正的义务就是惩罚破坏者的破坏行为，其内在逻辑是作恶者的行为破坏了社会稳定状态，使得社会运作的通用规则被破坏，而对作恶者的惩罚是破坏状态的对称表现，即类似于将“对社会的不公”复制为“对作恶者的不公”，认为惩罚是作恶者的“应得”报应，可以将报复性公正理解为一种消极的维护公正的手段。而恢复性公正认为社会公正是需要达到预防破坏行为发生的状态，通过惩罚达到预防的目的〔5〕。恢复性公正的潜在理念是仇恨与报复不利于个人，也不利于社会，相较于惩罚对仇恨的强化，更应该化解仇恨，不论是协商还是调解，最重要的是减少惩罚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化解仇恨的过程中，需要双方都感到公正与认可，因此，恢复性公正是一种达成公正的积极理念，在南非与北美等地区的司法实践中有所运用。两种不同社会公正功能的认识论视角，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社会公正的新思路。

相较而言，报复性公正更多地存在于社会实践之中，被法学、社会学、心理学领域关注与研究，而恢复性公正更像是一种理念，尚未在社会实践中形成潮流，其实践方法与成效评估还在进一步的研究之中。国内学界对报复性公正与恢复性公正的研究尚未足够关注，表现为在学术研究中鲜见相关专业术语，对报复性公正与恢复性公正的研究缺乏系统性，而总结国外相关领域的前沿研究有助于我国学者开展研究，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公正理论。另外，报复性公正具有多学科研究的特性，例如研究报复心态与公正感知之间关系的社会心理研究，又如公正的报复特性与人权、法治之间关系的法理学研究则是将心理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联系起来。因此，开展报复性公正学术研究，尤其是多学科、跨学科之间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學术价值与意义。

与此同时，研究从分配公正、程序公正、互动公正向报复性公正、恢复性公正的学术转向，表现出学界研究公正从特征到功能的转向，即暗示研究报复性公正与恢复性公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具体而言，对于我国执政者、管理者来说，报复性公正恰好可作为结点，广泛联系不同的社会现实，例如法治建设、精神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以一个全新视角探究社会建设中的失衡现象，评估社会建设的成果；同时，报复性公正还可作为契机和创新点，介入到我国的司法改革、司法制度建设的过程之中，为我国的司法实践与社会公正感知之间的联系提供启示，所以，本研究希望利用citespace的信息可视化分析技术找到报复性公正研究的知识基础、重要文献节点以及当下研究热点与前沿。

二、研究方法

Web of Science（WOS）是在世界范围内被研究者普遍认可和利用的文献检索系统，内部集成了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学科大量研究资料，为探索报复性公正研究发展脉络和当今研究前沿与热点，提供了丰富而全面的数据支持。因此，选择WOS作为检索工具，其检索结果具有全面性与权威性。本研究利用WOS系统，在SCI-EXPANDED、SSCI、A&HCI、CPCI-S、CPCI-SSH、ESCI等数据库中，以“retributive justice”（即报复性公正）为主题词，检索1996～2017年的文献资料（包括article、proceedings paper、review三类），共计检索获得171篇文献资料，并以纯文本形式保存记录文献所有信息及其所有引用参考文献信息，数据下载日期为2017年6月10日。

Citespace是由陈超美教授开发的数据和信息可视化软件〔6〕，通过可视化手段直观地展现科学知识领域的信息全景，识别某一科学领域中的关键文献、热点研究和前沿方向，在国内外信息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7〕。学界通常将citespace的分析结果称为科学知识图谱，知识图谱也被研究者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使用〔8～9〕。本研究使用citespace V对文献数据进行共被引分析、聚类分析、文献突发性分析，总结报复性公正相关研究的发展历程与趋势，发现其中的核心文献以及当下学术热点与前沿。在研究之初对WOS数据进行除重操作，发现未有重复文献被记录。随后在新建分析项目中将最大引用跨度（look back years）设置为-1，表示将文献中所有文献都包括在内，将最大相邻节点数量（max.no.links to retains）设置为10，表示仅保留每个节点关联最大的10个连线。在数据分析过程中，设置时间切片为1年。

三、研究结果

（一）报复性公正文献共被引分析

1.报复性公正研究知识基础

以cited reference作为节点类型，利用每年被引用最多的30篇文章作为文献选取标准，运用cosine方法计算关系强度，利用Pathfinder+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Pruning the sliced network的方式进行裁剪，经过citespace对共被引文献聚类分析之后，得到由551个节点、3115条连线组成的知识图谱，其网络密度为0.0206，modularity值为0.9131，silhouette值为0.7785，按照李杰和陈超美的标准，此结果说明网络模块化结构显著，聚类效果良好，且具有较高的信度〔10〕，使用tf*idf算法以关键词对各聚类结果命名。分析结果显示，一共获得47个文献类别，其中多于30篇文献的聚类结果及其最具代表性例句见表1，聚类知识图谱主要结构见图1。

聚类结果显示，最大聚类标签为“报复性公正—黑人被告”（retributive justice-black defendant），以retributive justice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大量文献自然是以报复性公正为核心内容，因此最大标签为报复性公正合理。第二大聚类结果标签为“第三方反应”（third party response），第三方反应是指公正的评价者/感知者，不以加害人或受害人的视角去考量公正程度。研究关注第三方反应说明研究报复性公正时研究视角更加多样化，将研究视角从公正事件的局限当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将研究者从考虑个人利益得失的“计算”中解放出来，使得研究进一步深入与细化。随后，在标记为“结果”（consequence）的第三大聚类中，根据citespace中提取代表性例句（representative sentences from each cluster）的功能，发现结果主要表现为对报复性公正的研究证实了某结果或某假设，属于论文结构的一部分，而非报复性公正研究相关内容，所以在知识图谱中，#2聚类没有出现在主要文献共现网络中，而是与主体网络结构相分离。

从知识图谱看出，报复性公正研究引用的早期文献，包括#1“第三方反应”（third party response）、#7“平等—货币”（equality-currency）、#10“资源分配—冲突解决”（resourceallocation-conflict resolution），說明这三个聚类是报复性公正研究最初的知识基础。第三方反应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在实证研究中更贴近实际，被研究对象不需要假想一种场景而代入其中任何一方，只需要根据自己（作为第三方）的真实感受做出反应，从而更符合研究逻辑。报复性公正往往是建立在惩罚破坏社会公正行为的基础之上，评价公正与否的主体自然是第三方，因此，第三方反应是区别于当事人视角的反应，并作为研究基础知识而存在。平等作为分配公正的一种原则〔11〕，是公正实证研究的最早基础之一，而货币作为分配公正研究的材料之一，与平等原则一起被后来的公正研究所保留，成为研究公正的理论基础之一；以资源分配命名的类属更是将报复性公正研究的知识基础指引到分配公正相关理论，即公正研究的理论起源之一。将三个聚类结合在一起看，能够清晰发现报复性公正研究的由来或历史转变，即从最基本的运用不同的分配原则解决资源分配冲突向社会行为的转变，从分配当事人视角向第三方视角转变。

2.报复性公正研究发展脉络

从知识图谱中可知文献最早集中在#1、#7、#10聚类中，随后发展到#9、#22聚类，最后演进到#5、#6、#14聚类。在早期研究（#1、#7、#10）中，报复性公正主要引用第三方反应、平等、资源分配三个类别的研究。#1聚类强调的是对第三方反应的研究，研究主要是站在第三方的视角探讨公正感知、公正行为、公正决策及其后续影响的问题，表现出公正研究的视角转向。而#7与#10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分配公正与分配公正原则的一部分，说明分配公正部分理论是报复性公正研究的重要起源与基础，但是有趣的是，程序公正、互动公正等理论并没有出现在聚类结果中，这可能是与公正划分的结构有关，分配公正、程序公正更倾向于公正感知的标准与原则，而报复性公正具有社会意义和功能。

在中期研究（#9、#22）中，报复性公正主要引用文献关注“责任”（responsibility）与“比例性”（proportionality）两个方面。前者（#9）的研究主要关注在行为人的责任与意图上，例如报复是否公正的判断与行为人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而为有关，后者（#22）则关注罪行、惩罚等多方面因素的成比例性，表现为行为人造成的后果与惩罚的成比例性，表现为大罪过大惩罚、小罪过小惩罚，按照最终罪刑相適应的原则实践公正。但是标签后的备选标签（8th amendment）表示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该修正案的内容是酷刑不得使用在青少年身上，说明在对公正的考量因素上不在如以往仅仅考量平等，还会参考行为人的年龄、社会地位等信息。可以看出，在中期研究中，文献对“什么是公正”的评价标准变得更具体、更复杂，使用的信息也有变丰富的趋势。

在代表近期研究的#5、#6、#14聚类结果中，有两个与最大聚类结果命名相同，均为报复性公正，但是其备选聚类标签不同。#0的备选标签为“黑人被告”（black defendant），而#5、#6分别为“协调规则”（coordination rule）和“合理推论”（valid inference）。协调规则是指当公正的评价者出现认知失调时，通过内部的协商与再平衡，缓解公正与不公正对评价者公正信念带来的挑战，例如对受害者的公正与对自己而言的公正可能存在冲突。合理推论是指当公正评价者运用基于惩罚的报复性公正还是运用基于修复社会功能的恢复性公正作为公正感知标准时，通过对一些因素权衡考量来做出选择，例如双方是否同属于一个集体（group）。#14聚类标签为“利他性惩罚”（altruistic punishment），是指认为在不论是否涉及自身利益时，基于对他人的惩罚是为了维护更好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运转状态、保护其他人的权利与利益的理念。利他性惩罚表现出惩罚的利他性功能，而其最终目的是作为社会成员之一的个人希望通过“利他地”参与到惩罚中，以维护社会公正状态，将越轨行为带来的破坏效果恢复到正常状态，即恢复性公正（restorative justice）的状态。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期研究与近期研究的过渡时间内，报复性公正研究引文基本与#0文献聚类结果重合，文献数量庞大，可以看作是报复性公正研究历史从对形成公正感知的信息研究向公正感知的社会功能的转变。通过对近期研究所引用文献的分析，可以佐证研究向公正感知社会功能的转向，即从报复性公正研究转向报复性公正与恢复性公正相结合。

3.报复性公正研究突发性文献

对文献突发性进行检验，经检验突发性文献共计5篇，分析结果见表2，突发性文献被引年度分布见图2。

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计算分析突发性文献在171篇原始文献数据中的耦合情况，结果见表3。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同时有20篇文献引用了3号、4号两篇文献，表明这两篇文献研究主题与内容相近程度高。引用3号、4号突发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报复（retribution）与补偿（compensation）两种公正结果之间的关系，例如研究者发现报复与补偿是不对称的两种心理倾向〔12〕，当被试先惩罚犯罪者，其补偿受害者的意愿会降低〔13〕，以及研究其运作机制，例如道德〔14〕、情绪〔15〕、角色（加害者、受害者、旁观者）〔16〕对感知报复性公正的影响。另外，1号突发性文献与3号、4号的耦合程度也相对较高，但是引用1号突发性文献的文章关注惩罚形式所反映出报复的现实目的与功能，例如研究者发现，面对外国犯罪嫌疑犯，报复心态与支持折磨、支持死刑具有正相关关系，对外交政策制定有重要意义〔17〕，同时也关注更多样化的报复性公正影响因素，例如宗教中上帝的形象〔18〕、亲密关系中的谅解程度〔19〕、不同年龄段对公正公平的理解和推理水平〔20〕。总体来说突发性文献被引用多集中在2010年前后，这再一次证明突发性文献具有重要承前启后的作用，引领着报复性公正的研究方向。

（二）报复性公正热点问题研究

1.报复性公正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研究者认为以关键词共被引聚类能够较好反映出当下研究热点〔21〕，所以本研究以keyword作为节点类型，提取每个时间切片中出现频次最多的200个关键词作为分析数据，运用cosine方法计算关系强度，使用MST+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Pruning the sliced network方法进行网络裁剪，经过citespace对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之后，得到由699个节点、350条连线组成的知识图谱，其网络密度为0.0015，modularity值为0.93，说明网络模块化结构显著，聚类效果良好，silhouette值为0.5498，说明聚类结果合理。报复性公正研究关键词共现分析结果见图3。

从图3可以看出，报复性公正研究中最多使用的四个关键词是报复性公正（retributive justice）、惩罚（punishment）、公正（justice）与恢复性公正（restorative justice），其出现先后顺序为惩罚、公正、报复性公正、恢复性公正，与研究发展的逻辑相一致。对公正的研究最早，即关注对破坏行为的惩罚，随后惩罚的含义被复杂化，演变为报复（retribution），进而发展为对报复性公正的研究，而新近研究开始向恢复性公正发展，强调惩罚或报复的逻辑背后是为了社会恢复到正常且良好的状态，实现报复内涵由消极向积极的转变（由retribution向restoration转变）。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关键词原谅（forgiveness）与恢复性公正在时间和距离上非常相近，说明两者共现可能性很高，可以从恢复性公正的内涵上加以理解。恢复性公正代表的是通过强调群体内的社会规范与社会价值来实现公正的“确认”，在不公正状况中，通过协商、沟通、互动的方式，实现社会公正的“确认”与维护，其中重要的一环便是在协商、沟通、互动之后，加害人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受害人对加害人的达成一定程度的谅解。

经过对报复性公正研究关键词聚类分析，并使用tf*idf算法对聚类结果命名，报复性公正研究关键词共降维为35类，聚类结果见图4，其中聚类内容数量超过30的有五类，结果见表4。从图4中可以发现，最重要的三个聚类为#8“报复性公正—监禁”（retributive justice-imprisonment）、#12“权威主义—集体成员关系”（authoritarianism-group membership）、#14“创伤”（trauma）。从表4中可以看出，除#1聚类结果不理想外，其他聚类Silhouette值均显示其聚类合理可信，主要关键词聚类结果为#0“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2“报复性公正—原则”（retributive justice-principle）、#3“社会决策—报复”（social decision-retribution）、#4“联结—大学生”（association-college student）。

根据关键词聚类分析结果可以发现，使用报复性公正研究当前热点主要集中在与其相关的认知与反应过程等内容，具体来说包括在报复公正语境下对权威主义（#0）、报复性公正原则（#2）、社会决策（#3）、可识别性（#22）、监禁（#8）、有效推断（#13）、和解（#18）、集体知觉（#23）、群际间冲突（#24）等内容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结合之前对共被引文献内容以及关键词共现情况的分析可以预测，报复性公正的研究热点会向恢复性公正转移，即两者关键词共现可能性会越来越高。利用LLR算法对聚类结果命名，原#0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聚类命名被恢复性公正（restorative justice）代替，可见报复性公正与恢复性公正共现可能性会越来越高，说明恢复性公正是与报复性公正紧密相连的概念，在未来研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2.报复性公正研究学科领域共现分析

以category作为节点类型，以每个时间切片中出现最多的50个研究领域作为提取阈值，运用cosine方法计算关系强度，经过citespace对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之后，得到由64个节点、195条连线组成的知识图谱，其网络密度为0.0967，modularity值为0.4945，说明网络模块化结构显著，silhouette值为0.6003，说明聚类结果合理。将网络线透明度参数设置为0，得到报复性公正领域分布图，见图5，以年轮表现方式呈现领域分布图见图6，以年轮形式表现的知识图谱中，其中年轮的大小代表发文数量，年轮最外圈代表中心性，越宽中心性越大〔6〕。

从图6中可以看出对报复性公正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和领域，充分体现出其跨学科的特色，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心理学、政府学、法学、社会心理学，除此之外还涉及社会学、政治科学、犯罪学、刑罚学、哲学、国际关系等，其中心理学占比最大，研究最多，其次是政府学与法学，再次是社会心理学，随后是社会学、犯罪学、刑罚学、政治科学等社会科学。另外，分析结果显示，还有部分交叉学科、跨学科研究。

四、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知识图谱研究方法对WOS中1996～2017年报复性公正文献进行了共被引分析、文獻突发性分析、关键词聚类分析、学科领域共现分析，并利用citespace可视化工具以期研究报复性公正研究发展脉络、研究热点与前沿。引文共被引分析发现报复性公正研究知识理论基础集中在资源分配—冲突解决、平等—货币、第三方反应等领域的研究；对报复性公正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研究关注分配公正相关信息，例如资源、货币、第三方反应，中期关注责任与比例性，近期则关注利他性惩罚、协商规则、合理推论等与恢复性公正相关的内容，这表明恢复性公正可能是接下来研究的方向之一。文献突发性分析发现，对报复性公正的研究越来越关注相关事件、行为、态度中的具体信息，越来越关注影响报复性公正因素的多样性。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结果显示当下报复性公正研究热点主要包含报复性公正分别与惩罚、公正、恢复性公正之间交集的研究，具体而言，知识图谱计算出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监禁、集体成员关系、权威主义、报复性公正原则。经过学科领域共现分析，知识图谱显示报复性公正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最主要的研究领域为心理学，而政府学、法学、社会学、犯罪学、刑罚学、政治科学的研究也相对较多，除此之外，还有部分研究属于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本研究显示，报复性公正的研究涉及领域广泛、涉及变量丰富、涉及理论多样，想要对其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需要具有跨学科的视野和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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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艳艳）

作者：杨宇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