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黑客刑法论文

摘要：本文以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为主题展开论述，首先对网络虚拟财产的内涵进行了分析，然后分析了我国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的刑法困境，之后重点针对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措施进行了分析探讨。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网络黑客刑法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网络黑客刑法论文 篇1：

网络犯罪的嬗变与刑法立法完善

摘要：为回应愈演愈烈的网络犯罪，《刑法修正案（九）》对于原有刑法规定作出大幅修改，对于网络犯罪行为的扩张、主体的扩张、结构变化均作出细致规定，有其重要意义。同网络犯罪的事实嬗变相比，《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还需要在注重协调网络犯罪多变性与刑法稳定性的视角下，根据网络犯罪的法益、行为范围和共同犯罪结构的变化，构建科学完善的罪刑规定体系。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九）》；网络犯罪嬗变；公共安全；行为范围；共犯结构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互联网不但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模式，也改变着社会其他方面，包括犯罪行为。现行刑法制定于前互联网时代，为适应网络犯罪的不断发展，刑法也在不断地修正，特别是2015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在很多方面都作出了突破性规定，对应对网络犯罪的变化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些规定是否已经充足，又有哪些不足之处，尚需要深入研究。

一、《刑法修正案（九）》有关规定概述

网络犯罪刑法立法修改是《刑法修正案（九）》的重要内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说明》指出刑法修改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维护信息网络安全，完善惩处网络犯罪的法律规定”。《刑法修正案（九）》中的条文在很多方面都突破了原有的刑法规定，对于应对愈演愈烈的网络犯罪具有重要意义，并在《刑法修正案（九）》通过之后开始在网络犯罪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体现网络犯罪行为的扩张

《刑法修正案（九）》对网络犯罪行为方式的扩张作出新的规定：第一，对新的网络犯罪行为作出规定，增设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规制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同时对该罪也作了必要的限定，要求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并要求具有“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后果。第二，对刑法已经规定的网络犯罪行为的范围作出调整，修改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其对于《刑法》第253条之一作了较大的修改：对于非法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所属领域不再要求必须是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单位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对于非法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也不再要求这六类单位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扩大了行为对象的范围。并且《刑法修正案（九）》还降低了条件要求，不再要求上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必须“违反国家规定”，将其中的“国家”表述去掉，采用了“违反规定”的表述。

（二）扩大单位主体的网络犯罪范围

为了适应网络犯罪的新的组织形式，《刑法修正案（九）》扩大了一些网络犯罪的主体范围，增设了两类单位犯罪的处罚规定。第一，在《刑法》第253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定了单位犯罪。这是因为，在互联网发展的背景下，很多单位主体出于经济利益或者其他目的，事实上实施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有必要对其予以规定，以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第二，在《刑法》第285条、第286条与计算机信息系统相关的犯罪中规定了单位犯罪。虽然侵入或者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犯罪均是由自然人操作计算机实施，但是的确存在自然人执行单位意志、为了单位利益而实施该类犯罪的情况。比如，上海首例“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案件，其实就是单位犯罪。在该案中，王某所在企业集体通过了王某提出的通过黑客程序攻击对方企业的方案，最终由王某实施黑客攻击，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①然而由于当时该类犯罪的犯罪主体仅限于自然人，所以无法按照单位犯罪处罚。因此《刑法修正案（九）》对于该类犯罪犯罪主体范围的扩大是有必要的。

（三）规制网络犯罪预备行为与帮助行为

随着网络犯罪的发展，其行为阶段与范围日益复杂，很多网络预备行为事实上已经具有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其帮助行为也愈发独立地进入刑法视野。有学者指出，面对网络危害行为危害性倍增的态势，预备行为提升、独立化为实行行为将成为一种趋势；面对网络帮助行为危害性过大的问题，共犯行为的正犯化是出路。[1]《刑法修正案（九）》对于网络犯罪的预备行为与帮助行为均作出新的规定。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10月第32卷第5期王肃之：网络犯罪的嬗变与刑法立法完善第一，《刑法修正案（九）》规定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现实中，很多网络犯罪一旦实施危害巨大，有必要对其予以前置性打击。《刑法修正案（九）》新增设第287条之一，对于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及通讯群组、发布违法犯罪信息以及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的行为作出规定，在“情节严重”时，“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这一规定的增设有利于规制网络犯罪的预备行为。

第二，《刑法修正案（九）》规定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抛开将帮助行为直接理解为帮助犯，进而再由共犯向正犯转化的思路是否妥当，通过刑法打击这种帮助行为的做法已经被理论界和实务界广泛认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设的第286条之一、第287条之二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作出专门规定，其立法目的在于“釜底抽薪”，打击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义务、不恰当履行义务的行为以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行为。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实施了相关的帮助行为，在“情节严重”的情况下则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上述规定，有利于防止网络服务提供者成为某些网络犯罪的帮助犯，在应对网络犯罪结构变化上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二、网络犯罪嬗变背景下《刑法修正案（九）》的不足分析

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互联网从根本上再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整个社会结构。刘德良教授在研究网络时代的特征时，曾从技术特征与社会特征两个维度展开分析，其认为所谓互联网络的社会特征，是指网络环境所具有的、基于互联网络的技术特征而衍生的、不同于现实环境的特殊性。[2]郭玉锦、王欢编著的《网络社会学》一书中提到，网络社会的特征包括跨时空互动性、去中心化、信息共享、沟通中的过滤性、兼容性与张扬个性。[3]笔者认为，从社会特征的角度研究时代特征的方法值得借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其技术特征逐渐淡化，社会特征愈发凸显，网络社会的特征正是互联网时代的核心特征。网络社会跨时空互动性、去中心化对于犯罪行为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导致网络犯罪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跨时空互动性的影响下，行为传递的速度急速增加、成本急剧降低、犯罪结果扩散极广，这种情况下需要对网络犯罪所侵犯的法益进行重新考量。在互联网去中心化的影响下，分散的节点构成网络，网络成为基本社会结构，原有的支配式的社会运转方式必然被传递式的社会运转方式所替代。这一点也必然导致犯罪行为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包括行为方式的扩张，也包括共同犯罪结构的变化。因此，刑法不能简单沿用传统的犯罪规制思路与框架，而应该根据网络犯罪结构的变迁，设置合理科学的罪刑规范体系。《刑法修正案（九）》虽然对此有较为充分的认识，但是其规定仍然存在若干不足之处。

（一）对于法益变迁考虑不足

跨时空互动性意味着网络中的事物以节点为中转、以互联为形态，形成相互关联的巨大网络系统、群组、数据库，而这些系统、群组、数据库在将人们所需求的便捷与效益扩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风险与脆弱放大，最为典型的是在前互联网时代可能只对某个“点”造成侵害的犯罪行为，很可能随着这个“点”成为网络中的节点而导致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危害，如此，其对于法益的侵害已经具有相当的公共性。

从与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有关的网络犯罪来看，在前互联网时代，侵入、非法控制或者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更多的是点对点的行为，行为人对于侵入、非法控制或者破坏某一信息系统的故意颇有特定性，该类犯罪更多地体现为对社会管理秩序的违反，而且具体结果往往不宜于被刑法评价，所以可以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角度予以规制。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侵入、非法控制或者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影响的未必只是特定的信息系统，很可能由于系统与系统之间的连接、系统与数据库之间的连接，导致不可想象的后果，比如名噪一时的“熊猫烧香”案、“5·19”断网案等，其早已在事实上危害了公共安全，有必要通过刑法进行单独评价。

从与信息数据有关的网络犯罪来看，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数据往往以集中存储的形式存在，一次犯罪往往可以获取巨大数量的信息数据，其公共性愈发明显。在几乎所有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件中，涉案的信息数量往往都十分巨大，少则几万，多则数百万条，有的甚至多达3亿多条。[4]这些严重侵犯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已经不仅仅侵害了公民的个人权益，更是严重侵害了社会公共安全。然而现行《刑法》却将该罪置于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这种设置只是在现象层面理解应保护公民个人信息，而没有深入思考法益的现实变化和未来趋势。

（二）对网络犯罪行为方式扩张考虑不足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中各种行为的方式不断增多，社会意义更加凸显。就网络犯罪而言，之前可能只有某一种典型行为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现在其他相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日益明显，需要刑法予以规制。而且，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这种扩张也必然会蔓延到更多的网络犯罪。

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而言，《刑法修正案（九）》依旧沿用原有规定，主要打击非法获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而没有涵盖所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如未经允许推送信息、广告邮件等客观上不当利用了公民的通讯方式、个人偏好等信息的行为便不是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人个信息，而是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5]目前，在犯罪产业链化的影响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已经从以获取行为为中心转向以利用行为为中心，不仅非法获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均事实上服务于非法利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而且这些利用行为在行为构造上与非法获取、非法提供行为的分离愈发明显，其作为刑法视野中犯罪行为的典型性也愈发加强，亟须刑法对其作出规定。然而《刑法修正案（九）》虽然对于非法提供、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对于非法利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未加考虑，即存在立法疏漏。

（三）对网络共同犯罪结构的变化考虑不足

互联网时代的去中心化特征无疑影响着网络犯罪结构的现实变迁和发展趋势。就网络共同犯罪而言，共同犯罪人之间的意思联络、行为分工也面临着网络犯罪组织结构扁平化带来的认定和处罚困难。网络空间中犯意联系的片面性、单向性，挑战着传统共同犯意认定的刑法理论和司法规则。[6]一位互联网企业的高管曾指出，目前在中国从事互联网地下黑色产业的人员超过40万人，并且早已经从单个个体或者团伙的犯罪行为，发展成为一条条成熟的产业链，上、中、下游彼此分工合作，互不干涉，各取所需。②可见，网络犯罪在其结构上有了不同于传统犯罪的独特的链状犯罪结构。对于网络共同犯罪而言，实行行为与帮助行为的界线日益模糊，而且帮助行为的帮助对象也极度扩张，像为帮助实施电信诈骗而制作木马的行为，从形式上看属于帮助行为，但是其帮助对象往往成百上千，这种情况下，该“帮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远远大于实行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套用原有共同犯罪的理论模式就可能难以起到良好效果，扁平化的社会结构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网络共同犯罪的组织形式，进而对刑事立法如何对其进行调整提出新的命题。

《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在回应上述变化时存在缺憾。其新设的第286条之一、第287条之一和第287条之二的规制重心都在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然而在网络犯罪产业链上游的工具、程序提供者往往是具体的个人、组织，而非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因此，上述规定对于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的打击范围并不全面。而且，如前所述，帮助行为在网络共同犯罪体系中的地位也需要重新考虑。按照传统理论，如果是递一把菜刀给别人，在明知他人是切水果和要去杀人的不同情况下，后者显然构成帮助行为。但是现实中一个人很难提供给别人上千甚至上万把菜刀，而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却可以向成千上万个行为人提供帮助，在这类“帮助行为”不构成刑法第285条、第286条所规定的犯罪时，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就难以妥善处理。而且，更为棘手的是，随着产业链式的网络犯罪发展，在以利益为核心而非以共同意思为核心的网络犯罪中，依附于实行行为的帮助行为的判定思路必然会面临共同故意根本无法判定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理应将帮助行为等“共犯”行为及时独立设置罪名，并且应在立法技术上留有足够的解释空间来让刑法以稳定的姿态有效地应对网络共同犯罪的嬗变。

三、完善网络犯罪刑法立法的路径思考

网络犯罪刑法立法要注重协调网络犯罪多变性与刑法稳定性，在充分考虑网络犯罪变化的现状与趋势的前提下，使刑法在其治理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一）对于法益的扩张给予必要认可

如上所述，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网络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出现了扩张，其最主要的形式就是从财产法益、社会秩序法益向公共安全法益扩张，这种扩张已经出现，而且必然会继续扩大，这一点应该在刑事立法中予以认可，并应对现有立法进行必要的调整。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一定意义上，“‘网络安全’的范围开始出现第一轮扩展，呈现出在一国范围内‘对内溢出’的态势，开始承载信息社会的‘公共安全’”。[7]

例如，关于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的行为，之前有学者建议，在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对恶性计算机病毒相关犯罪规定特别罪名。[8]笔者同意这种观点，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的行为所侵犯之法益，从公共秩序法益、个人法益的角度，都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该类行为涉及的法益是十分重大的，一旦恶性计算机病毒发作，在生活处处离不开网络的互联网时代，往往涉及成千上万的被害人，其危害结果是难以估量的，所以这里的法益应该是公共安全，而不是社会管理秩序。也就是说关于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的行为所侵犯的法益已经从社会管理秩序向公共安全扩张，且这种扩张应该被刑法认可，否则不足以应对该类犯罪事实上法益的变迁。而且，危害性程序一旦被制作出来，即便没有对具体的系统造成损害，但由于信息传播的特征，也会使众多计算机系统处于被危害的可能性之下，即这种制作行为本身就已经造成了现实的危险，因而不仅是其传播行为，制作行为也需要刑法予以规制。

（二）对于犯罪行为作出全面的规制

对于网络犯罪行为，要尽可能使条文规定的行为范围全面，使该法条能够适应更长时间的网络犯罪治理。就行为范围而言，某些网络犯罪可能原本只能通过某种典型方式实施，但是随着去中心化的影响，更多的实施方式与该典型方式日趋等价，同样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后果，因此，需要对这些犯罪的行为范围重新考虑。[9]

对于其中最为典型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立法时要注重对两类行为予以关注：第一，应规制非法利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刑法修正案（九）》中的规定依旧是围绕“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展开的，即主要是规制公民个人信息的非法提供行为和非法获取行为，而非法利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并不在该条的规制范围内，因此，需要在立法修改时加以规定。第二，应规制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刑法修正案（九）》中关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表述依旧是“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没有对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作出明确规定，不利于遏制该类行为以及该类行为有可能诱发的下游犯罪。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一般是将购买行为解释为“其他方法”之一，但笔者认为还是应该与“窃取”“其他方法”并列规定为妥，以免为放任这种行为留下余地，即避免由于刑法规定的模糊而事实上导致该类行为的蔓延。

只有对现有立法规定予以完善，增设有关非法利用、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的规定，构建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全面打击的完整体系，才能有效地打击该类犯罪。对于其他网络犯罪条文的修改以及新增条文的设置也要注意对于犯罪行为的全面规制。

（三）对于网络共同犯罪结构的变迁作出恰当的规定

受网络社会去中心化等特征的影响，网络共同犯罪的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原有的行为体系被解构。在以往的共同犯罪模式当中，实行犯始终处于共同犯罪的核心地位，而帮助犯、教唆犯往往依托于实行行为，并以实行行为的存在作为处罚的根据，共犯从属说③一直以来占据刑法理论的统治地位。在处理网络共同犯罪时，往往也都套用原有共同犯罪的模式予以处理。在《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之后，仍有学者认为，在他人没有实施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时，对于提供帮助的人不可能以帮助犯论处。[10]然而，网络的去中心化也客观上作用于共同犯罪，基于互联网所形成的链状结构成为新的共同犯罪模式，帮助行为的意义更加凸显，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比实行行为更加典型，这使得以实行行为为中心的原有共同犯罪体系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共同犯意愈发模糊。很多情况下，缺失意思联络或者促进犯罪意思的证据，即使行为人对他人利用自己的信息网络技术实施犯罪具有明确认知，仍然无法成立共犯，甚至连片面共犯也较难成立。[11]比如，一些网站对其提供的服务是否被应用于犯罪缺少明确认识，仅仅存在概括的认识，行为人却利用这样的服务达到了危害社会的目的。[12]在这种情况下，共同犯意的判定就存在较大的障碍。

对于网络共同犯罪，要注意其犯罪结构的变化，对相关条文作出必要的修改与新设。目前还需要在《刑法修正案（九）》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规定的基础上，正视链状的网络犯罪结构，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之外的其他产生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网络帮助行为予以入罪，以免放任该类行为的蔓延。具体而言，对于前文所述的向多数犯罪行为人提供特定工具、程序等行为，就应在刑法中予以规定，可补充在第287条之后。在整合上述规定之后，可采用“等”作为兜底规定，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式各样的类似行为。在作出上述规定的同时，可通过“情节严重”的规定限制打击范围，以防止刑罚运用的过度化。不过上述规定与《刑法》第358条规定的协助组织卖淫罪并不相同，协助组织卖淫罪实际上就是对实行行为的帮助行为予以单独处罚，而网络犯罪的很多帮助行为是基于其行为与犯意的特殊性才有必要予以独立规定，这一点在对网络共同犯罪作出规定时应当予以注意。

四、结语

刑法立法应在深刻分析网络犯罪特点的基础上，统筹考虑网络犯罪的现实变化和未来发展，达到兼顾网络犯罪治理与刑事立法稳定的效果。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完善网络犯罪刑法立法并不意味着将网络犯罪的所有问题交由刑法解决，而是使刑法摆脱亦步亦趋、顾此失彼的立法状况，在完善自身规定的基础上，与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等相互协调、彼此衔接，共同有效地治理网络犯罪，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注释：

① 参见http：//www.why.com.cn/epublish/node4/node11858

/node11861/userobject7ai95505.html。

② 参见http：//mp.weixin.qq.com/s？_biz=MjM5MTA0NjU3

Ng==&mid=401607362&idx=1&sn=78c2da178b3f74d341

7260c41e02eed5&scene=1&srcid=0904xbSAWEY73rVQjK

FRZwcB#wechat_redirect。

③ 共犯从属说与共犯独立说相对，是指共犯的成立以及接受处罚必须依附于正犯的实行行为，没有正犯的实行行为便不存在共同犯罪，更不能对共犯进行处罚。

参考文献：

[1] 于志刚.网络犯罪与中国刑法应对[J].中国社会科学，2010（3）：125.

[2] 刘德良.网络时代的民法学问题[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3.

[3] 郭玉锦，王欢.网络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215.

[4] 庄晓晶，林洁，白磊.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区域性实证分析[J].人民检察，2011（9）：69.

[5] 赵秉志.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研究[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1）：127.

[6] 郭旨龙.论信息时代犯罪主观罪过的认定——兼论网络共犯的“通谋”与“明知”[J].西部法学评论，2015（1）：58.

[7] 于志刚.网络安全对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的嵌入态势和应对策略[J].法学论坛，2014（6）：10.

[8] 皮勇.我国新网络犯罪立法若干问题[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12）：48.

[9] 王肃之.从回应式到前瞻式：网络犯罪刑法立法思路的应然转向——兼评《刑法修正案（九）》相关立法规定[J].河北法学，2016（8）：157.

[10] 张明楷.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J].政治与法律，2016（2）：11.

[11] 刘宪权.论信息网络技术滥用行为的刑事责任——《刑法修正案（九）》相关条款的理解与适用[J].政法论坛，2015（6）：101.

作者：王肃之

网络黑客刑法论文 篇2：

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措施研究

摘  要：本文以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为主题展开论述，首先对网络虚拟财产的内涵进行了分析，然后分析了我国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的刑法困境，之后重点针对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措施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网络虚拟财产;刑法保护;权益

一、引言

网络虚拟财产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在网络虚拟活动中所形成的个人财产，如常见的网络游戏账号充值。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参与网络活动的居民数量在不断增加，而通过充值以及其它途径所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是，侵犯网络虚拟财产的事件也在不断出现，使一些居民遭到了一定的损失。对于很多居民而言，其掌握的虚拟财产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真实财产转化而来，因此针对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呼声在不断增加，本文则针对网络虚拟财产刑法保护的相关内容展开讨论。

二、网络虚拟财产的内涵

2.1网络虚拟财产的界定

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概念进行界定，是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刑法保护的重要基础，但是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学术界针对这一概念并没有做出明确界定。在很多学者看来看来，网络圩您财产可以看作是网络的附属衍生品，这一类型财产的产生是网络技术支撑下网络社交、网络游戏、网络购物中所产生的虚拟性财产。从广义的角度来看，网络虚拟财产可以理解为在网络交易或存储中所形成的虚拟物，如在网上申请的各类账号;从狭义层面来看，网络虚拟财产可以理解为可以在网络空间可以被交易的财产，如QQ紫钻、游戏积分等。

2.2网络虚拟财产的特性

第一，虚拟性。虚拟性是网络虚拟财产的最大特点之一，因为这一类型的财产不能够被当作真实的货币或物质进行使用，只有在网络的虚拟环境中才能够流通，这一类型的财产在现实中并不可见，只有进入到相应的网络平台才可见，比如登录游戏账号进入游戏程序中才能够使用其虚拟财产购买各类装备。而且网络虚拟财产只能够用来进行特殊的交易，通常无法转化为现实的财产。

第二，价值性。网络虚拟财产也具有自身的价值，比如使用网络虚拟货币在网络平台进行交易，也正是因为具有价值性，才使得人们对网络虚拟财产具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并防止他人进行财产侵害。

第三，合法性。通常情况下，网络虚拟财产是通过法律认可的网络平台或程序中获取，因此网络财产的获取往往是经历了合法的途径。例如腾讯公司在市场推广的各类社交软件、游戏平台、邮箱等。而通过非正常手段所获取的网络虚拟财产往往具有非法性，因为这种行为会对他人的权益造成一定的侵害。

三、我国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的刑法困境

從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在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论调，仍然处于饱受争议的状态。针对侵害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在刑法中通常会按照侵犯自由罪、非法入侵网络罪、非法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予以论处，而在行为主体的罪名的认定中，通常是以最高法的司法解释作为风向标，在此过程中，最高法院所作出的解释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在我国当前的法律法规中，《民法总则》中指出，网络虚拟财产被认定为居民的私有财产，这一财产受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从这一层面来看，网络虚拟财产已经被列入到刑法保护的范围之中，但是进行的法律保护还不够全面。而且很多居民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意识还不够，因此，刑法在保护我国居民网络虚拟财产中的实际作用还不够明显。

而且，我国刑法在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中还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导致相关立法内容无法与我国社会实际相适应。具体而言，这一滞后性表现为在社会实际环境中出现了网络虚拟财产侵犯活动后，在立法方面才会进行相应的条例制定。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网络虚拟财产侵犯活动的出现频率在不断上升，很多人受到的损失都无法被有效弥补，而且在当事人的网络虚拟财产被侵害后，公安机关很难找到进行侵害的不法分子。另外，针对网络虚拟财产侵犯行为的处罚中，司法机关往往会以盗窃罪来论处，相对而言，犯罪贩子所受到的惩罚力度较轻，无法充分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最后，网络虚拟财产侵犯行为很难被发现，在此类财产的盗窃过程中，往往是借助特定的技术手段并通过虚拟的网络空间进行，因此具有较高的隐秘性。

四、网络虚拟财产刑法保护的建议

4.1 明确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认定标准

在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中，首先要对这一类型财产的价值进行认定，在具体的认定过程中，首先要通过网络供应商进行认定，比如网络游戏供应商，因为在用户进行游戏娱乐过程中会购买游戏公司所推出的游戏币，而游戏币的使用方式完全由游戏公司来决定，所以，游戏公司会对用户的这一网络虚拟财产流动情况有一个明确的了解，因此在网络虚拟财产价值的认定过程中必须借助此类网络供应商。其次，根据用户在网络虚拟财产积累中所投入的真实费用来认定，因为对于很多网络用户而言，其获取的网络虚拟财产就是通过真实费用的购买来获取，所以可以通过用户的真实花费来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进行认定，进而为相应的司法活动提供可靠的依据。再者，根据网络用户的交易均价来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进行认定。这一认定方式能够与我国的市场经济进行紧密联系，因此这一认定方式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与上述两种方式相比，这一认定方式更加能够体现公平性。

4.2以立法明确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

在新形势下，为了不断提升刑法法律在网络虚拟财产保护中的实际作用，则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予以明确，这样能够为不法分子的处理提供更为明确的法律依据。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很多网络虚拟财产侵害活动并没有立案，因此刑法的保护作用并不明显。这一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是因为我国刑法中还没有对上述行为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无法明确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而且，我国刑法中针对网络虚拟财产侵害行为的处理，还没有作出统一规定，通常情况下，不同的地方会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一些地方会将这一侵害行为认定为盗窃罪，一些地方则认定为侵犯隐私罪，还有一些地方甚至不作任何处理，针对上述活动并不立案。而上述情况的出现，会对法律的权威性和公平公正性造成破坏，还会引发网络虚拟财产交易的混乱，进而对我国的经济市场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为此，新形势下，国家法律部门要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进行统一认定，将网络虚拟财产纳入到公民合法财产中，并针对侵犯公民网络虚拟财产行为制定统一的处罚方式，进而为各地公安机关的立案以及对侵犯主体的处理提供可靠的依据。

4.3明确网络供应商负有的举证责任

加强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还需要加强对其的举证。因为网络虚拟财产的侵犯行为很多是由网络黑客类人员采取特定的网络技术予以完成，而对此很难进行取证，而在取证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则是获取侵犯者的IP地址，但是在此过程中必须借助网络供应商的力量，使其协助公安机关高效查找不法分子。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很多网络供应商并不会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因此极大的增加了此类案件的处理难度，为此，可以在相关法律文件中将网络供应的举证责任与义务予以明确，使其积极主动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进而有效降低此类案件的处理难度，进而更好的保护我国广大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

五、总结

综上所述，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在这一方面做到还不够完善，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对网络虚拟财产的立法工作，进而不断提升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效果。

作者：钟刚

网络黑客刑法论文 篇3：

网络犯罪的特征与刑法规制研究

摘 要：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都变得更为便捷。但是，随之而来的网络新型犯罪也是屡见不鲜，我国现行《刑法》也存在着法律的滞后性，加之信息化网络时代背景之下网络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研究如何加强刑法关于网络犯罪的规制具有必要性和重要的积极意义。本文在借鉴和引用他人的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司法实践，分析如何运用好刑法规制的手段，从入罪和量刑上规制好网络犯罪，以避免网络犯罪对我国法益的破坏和危害。

关键词：网络犯罪;刑法规制;研究

作者简介：徐泽明（1995-），男，汉族，河北滦南人，湖南工业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刑法学。

一、网络犯罪的特征

相较于传统的犯罪而言，网络犯罪因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呈现出其独有的特点，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身份的虚拟性

相较于传统的犯罪而言，网络犯罪依托于互联网这个虚拟的网络平台，只要一台能上网的终端设备、一个IP地址，即可与网络相互连接，也就是说，犯罪分子如果要实施网络犯罪，只需要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或者手机，一个能上网的IP地址即可实施。而且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IP地址都可以是虚拟的。甚至部分网络犯罪当中，犯罪分子还会盗用他人IP地址实施网络犯罪，这也为司法实践中侦查这类网络犯罪带来了比较高的难度。身份的虚拟性使得网络犯罪不仅在侦查当中难度更高，而且也让网络犯罪相较于传统犯罪的犯罪成本相对更低，这也是为什么当前网络犯罪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诸如网络诈骗，由于网络信息传递成本的相对低廉，从司法实践来看，在侦破的网络犯罪当中，网络诈骗往往是团伙作案甚至其作案范围是全国性质的，正是由于其低廉的犯罪成本，加上身份的虚拟性，才让网络诈骗这类网络犯罪屡禁不止。

（二）侵害的客体利益的广泛性

网络犯罪不仅能侵犯传统犯罪所侵犯的客体，而且也能够侵犯传统犯罪所无法侵犯的客体利益。例如，比特币这类虚拟币虽然并不具有实物作为价值承载物，但是因为其具有一定的市场流通性和价值，对于比特币的所有权人而言其代表一定的财产利益。显然，传统犯罪是无法盗取比特币这类虚拟币的，但是网络犯罪却能轻而易举的就将这些虚拟财产盗窃，例如，可以采用黑客技术直接进入拥有比特币账户的人的比特币账户，然后采用一定的技术将比特币划入盗窃者或者其他人的账户。而且因为网络犯罪主要依托于这种信息传递便捷、高效的互联网，信息传递速度快、传递成本低，这种网络犯罪从萌芽到发展成熟之快是传统犯罪所无法比拟的。

（三）犯罪主体逐渐低龄化

传统犯罪当中，因为一些犯罪工具的准备的复杂性、犯罪着手实施对个体的要求，导致未成年人在传统的犯罪当中所占据的比重较少。然而随着网络逐渐在未成年人当中普及，网络给予未成年犯罪主体以更多的便利和选择，让未成年可以在网络犯罪当中为所欲为。全球范围来看，网络犯罪当中犯罪主体低龄化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由此可见，网络在给予人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让未成年人的生活发生了悄然变化，由于网络上信息五花八门，未成年人可以接触到的人和信息较之于以往发生了质的改变，犯罪主体的低龄化也提示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刑法》关于网络犯罪互动的规制，增加犯罪分子的违法成本，真正的发挥《刑法》对犯罪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作用。

二、刑法关于网络犯罪的规制存在的问题

尽管随着2015年我国《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以及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我国《刑法》关于网络犯罪的规制相较于以往已经有所完善，但是，由于法律具有滞后性，我国《刑法》关于网络犯罪的规制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网络犯罪的规制范围过窄

从当前我国《刑法》关于网络犯罪的规定来看，部分直接规制网络犯罪的相关条文，如根据我国《刑法》第285条第2款以及第3款的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前款规定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或者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罚金。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或者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工具，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不难发现，我国《刑法》的这条法律条文当中将“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纳入了入罪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犯罪行为人实施了《刑法》规定的违法国家规定，侵入前款规定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或者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的行为，但是情节不严重的，不能追究刑事责任。显然，这样的规定并未能有效正视这类网络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关于这类网络犯罪的规制范围过窄，不利于打击网络犯罪。此外，针对网络刷单这样的新的违法犯罪，可以在《刑法》当中增设专门的法律条文加以规制，以真正的体现罪刑法定原则，加强对这类新型的网络犯罪的规制，以保障我国网路秩序安全，避免新型的网络犯罪对法益的侵害和破坏。

（二）网络犯罪量刑畸轻

正如前文所述，网络犯罪的信息传递速度快、成本低，所以一旦发生网络犯罪，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能够对相对范围内的广泛的网络用户产生相应的影响，所以相较于传统的犯罪而言，网络犯罪虽然违法犯罪成本相对较低，但是危害性更高、影响范围更为广泛。根据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应当给予这类网络犯罪与其恶劣影响程度相匹配的惩罚措施。但是，从当前我国《刑法》关于网络犯罪的规定来看，显然量刑畸轻。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285条第1款关于采用非正常网络手段入侵“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等网络系统的规定，其量刑标准为三至七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然而众所周知，针对这些国家重点保护领域的非正常入侵，所产生的危害后果显然是非常严重的，仅仅规定三至七年有期徒刑且并处罚金是并不能够匹配其相应的危害性的。此外，当犯罪行为人依托于互联网实施传统的犯罪行为时，例如，在网络上实施诽谤罪等，我国《刑法》未就犯罪分子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实施诽谤罪予以特别的良性规定，而显然相较于传统的诽谤罪而言，利用网络实施诽谤罪因互联网的受众的广泛、信息传播速度快，造成的危害后果显然是传统的诽谤罪的危害后果不可比拟的，如果仍然《刑法》关于诽谤罪的规定入刑，显然是不符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而且，如果不规定和其危害程度相匹配的刑罚，就变相的让犯罪分子的违法成本远低于其实施违法犯罪可能带来的利益，难以真正发挥出《刑法》关于惩治犯罪和预防犯罪的功效。

三、如何加强刑法对网络犯罪的规制

尽管当前伴随着我国《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及最高法关于网络犯罪出台的一系列司法即使，使得我国《刑法》关于网络犯罪的规制相较于以往得以进步和完善，但是我国《刑法》关于网络犯罪的规制仍然存在规制范围过窄、量刑畸轻。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我国《刑法》关于网络犯罪的规制。

（一）进一步拓宽网络犯罪的规制范围

例如，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285条第2款以及第3款的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前款规定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或者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考虑到当前信息化时代背景之下，计算机信息系统针对人类学习、工作和生活都具有着重要意义，甚至可以说计算机系统储存的信息不仅可能涉及到财产利益而且可能涉及到人类隐私，一旦计算机信息系统遭受非法入侵，所产生的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方面的法益遭受侵害都是难以预估的。只要行为人有非法入侵并控制上述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就应当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之内，应当取消“情节严重”的这一规定，以真正意义上的增加行为人的违法犯罪成本。毕竟，入侵或者非法控制他人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这一行为本身就已经具有潜在的危害性，而如果要将“情节严重”这一规定纳入入罪的条件，笔者认为，是难以起到《刑法》的惩戒和预防的作用的。所以，笔者认为可以进一步拓宽我国《刑法》关于网络犯罪的规制范围，将这类网络犯罪当中的入罪条件进一步简化，让更多的违法网络犯罪行为能够纳入《刑法》的规制范畴之内，真正意义上的增加网络犯罪的违法犯罪成本。这也是当前信息网络飞速发展，保障网络安全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

（二）针对特定的网络犯罪，适当增加量刑

正如钱文所述，仍然以我国现行《刑法》第285条第1款关于采用非正常网络手段入侵“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等网络系统的规定，其量刑标准为三至七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相关规定为例，考虑到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对我国的重要性，非法入侵这些领域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是难以估量的，笔者认为可以适当增加该条款当中关于这类行为的量刑，根据我国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规定适当的量刑，以增加犯罪分子的违法犯罪成本，充分发挥《刑法》的惩罚和预防作用。此外，针对犯罪行为人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实施传统犯罪，如在网络上实施诽谤的行为且构成我国《刑法》关于诽谤罪的入罪标准的，考虑到网络的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的特点，其相较于传统的诽谤罪而言，所产生的危害后果更大。笔者认为，可以将我国《刑法》当中关于诽谤罪的规定增加加重情节，针对行为人利用网络实施诽谤行为的，可以将其纳入加重处罚情节，以符合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针对特定的网络犯罪，适当增加量刑，可以提升相应的网络犯罪的违法犯罪成本，以惩治和预防网络犯罪，有效的降低网络犯罪发生的频率和概率。

综上所述，网络犯罪是区别于传统犯罪的一种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犯罪，其具有侵害法益范围广、犯罪主体低龄化等特点。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网络犯罪的规制主要存在规制范围过窄、量刑畸轻等不符合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的特点。笔者认为有必要仅以拓宽现行《刑法》关于网络犯罪的规制范围和针对特定的网络犯罪，适当增加量刑。考虑到法律具有滞后性，我国《刑法》关于网络犯罪的规制方面的研究仍然是一条很漫长的路，希望借此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的学者能够更多的参与和投入到该领域的相关研究之中，能够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关于网络犯罪活动的规制，真正发挥刑法对于网络犯罪活动的惩戒和预防作用。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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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肃之.从回应式到前瞻式：网络犯罪刑法立法思路的应然转向——兼评《刑法修正案（九）》相关立法规定[J].河北法学，2016（08）.

[3]徐才淇.网络犯罪发展趨势分析[J].甘肃社会科学，2016（03）.

作者：徐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