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信仰培养研究论文

摘要：中国法学界的“法律信仰”命题，是对美国学者伯尔曼有关法与信仰（宗教）之关系论述的误解，这种理论对中国社会影响很深，并导致了法律界的一系列错误观念。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这一命题进一步进行反思和批判。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表明，法律不能被信仰；我国建立法治的途径不能依赖法律信仰，而应是加强法与社会的沟通，增加法的现实性、可行性、合理性与正当性。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法律信仰培养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法律信仰培养研究论文 篇1：

学生法律信仰培养途径研究

摘 要：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频现，容易让人迷失方向。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未来的接班人，应树立正确的法律信仰，抵御不良的社会诱惑，维护宪法与法律的權威。本文将从法律信仰的定义、目前学生法律信仰现状及原因分析以及如何让学生树立正确的法律信仰等方面，来谈谈学生法律信仰的培养。

关键词：学生；法律信仰；培养途径

0前言

美国著名比较法学和法制史学专家伯尔曼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对任何一个法治国家而言，法律信仰都是法治得到实现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党和国家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除了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还需要该完善的法律制度得到社会普遍的遵守与信赖。作为新中国建设未来的主力军，学生更应该注重对自身法律信仰的培养。

1法律信仰的定义

从字面上来看，“信仰”一词，首先是“信”，相信、信任，然后是“仰”，敬仰、仰慕。“法律信仰”，就是首先对目前存在并施行的法律充满信任，愿意相信并自觉遵守法律。进而在此基础上升华到对法律充满敬意与仰慕之情，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法律的尊敬。

2当前学生法律信仰现状及原因分析

2.1对法治的内涵认识不够深刻，难以形成法治信仰

法治信仰是发自内心的对法律的尊敬，尊敬是建立在了解的基礎上，如果对法治不熟悉，法治信仰就难以形成。目前学生对法治的认识大多停留在“依法治国”的宣讲口号上，学校对学生的法治教育只是简单的读法律条文，没有将法律精神普及到法治教育中去。对法治的内涵与法律精神认识不够，使得学生法治信仰难以形成。

2.2存在侥幸心理，难以通过法律信仰形成法治理性

现实生活中，很多学生的思想与行动是不统一的。他们明知闯红灯、小偷小摸等行为是法律不提倡的，但又存在着侥幸心理，这些学生没有足够的意志力来约束自己不当的行为。究其原因，是没有对法治形成信仰，更没有进一步将信仰化为约束自身行为的法治理想。

2.3对依法治国的认可度不够，法治情感淡漠，无法治信仰的感情基础

情感的产生是建立在认可的基础上，现今大部分学生对我国的法律制度不够了解，对依法治国的理念认可度不够。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不一定是法律，在家长及熟人社会的潜移默化下，更经常想到的是人情、关系等，法治情感淡漠，使得法治信仰在学生中缺乏深厚的感情基础。

3让学生树立正确的法律信仰途径探究

3.1国家与社会要重视对学生的法治教育，拓宽学生法治信仰形成的主渠道

各级国家机关与社会团体要加大对学生法治教育的重视程度，举办各种“普法进校园”、“送法进课堂”等普法活动，加大对法律的宣讲力度，为培养学生法治信仰提供智力支持。此外，法律首先得是良法，才有被人民所信仰的价值，国家在制定法律时，需充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3.2学校要加大法治教育的力度，为培养学生法治信仰创造良好环境

学校的任务是教书育人，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和道德水准。在学生法治信仰形成的过程中，学校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因此，学校应该把法治教育融入公共课程中去，增加法律知识的讲解，并用贴近学生生活的例子，深入浅出的讲解，增加学生对法律的了解与运用。

3.3学校要丰富校园法治文化，为学生法治信仰的产生创造生长土壤

学生的日常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里度过，校园文化对学生价值观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学校要将法治理念渗透到校风、校训、教学理念中去，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渠道进行广泛宣传。将法律知识教育贯穿到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比如在学校的报刊亭开设专栏，定期在校园广播推广法律知识，组织法律爱好者组建各种社团组织，举办类似模拟法庭、法律沙龙、法律知识竞赛等活动。通过形式多样的校园活动，吸引学生自觉主动的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律信仰。

3.4学生本身应加强法律知识学习，自觉培养法律信仰意识

法律的实行与遵守的主体都是人，作为在校学生，应当克服唯分数论的功利学习思想，课堂之外，投入更多精力到法律知识的学习中，并学以致用，尝试用法律知识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平时可多观看法制类书刊杂志与电视节目，多掌握法律知识，树立“法治至上”的理念。使法律信仰在心中生根，法治精神在内心升华。

4结语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政治理念，要实现依法治国，就要唤起公民的权利意识，树立正确的法律信仰。现今国际形势严峻，随着西方文化思潮的入侵，社会环境变得复杂，学生在面临实际问题时容易受到干扰与诱惑，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学生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有生力量，要从小培养法律意识，从内心确信对法律的尊重，在日常生活中学会运用法律知识解决问题。在实践中不断培养对法律的忠诚与信仰，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柯卫、朱海波.社会主义法治意识与人的现代化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张丁杰、曾贤贵.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模式的构建.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4]杨伟宏.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探索与争鸣，2008（8）.

作者：郭菁菁

法律信仰培养研究论文 篇2：

法律信仰批判

摘 要：中国法学界的“法律信仰”命题，是对美国学者伯尔曼有关法与信仰（宗教）之关系论述的误解，这种理论对中国社会影响很深，并导致了法律界的一系列错误观念。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这一命题进一步进行反思和批判。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表明，法律不能被信仰；我国建立法治的途径不能依赖法律信仰，而应是加强法与社会的沟通，增加法的现实性、可行性、合理性与正当性。

关键词：法律信仰；宗教；法与社会

文献标识码：A

一、“法律信仰”命题的由来

在当代中国，“法律信仰”论已经从一种似是而非的误解发展为一种思想体系。之所以说这一命题是中国法学界的一个误解或错误演绎，是因为它原本来源于美国比较法学家伯尔曼的一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出自伯尔曼教授在1971年的一系列公开演讲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小册子《法律与宗教》^[1]。作者的主要观点是，法律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然而彼此相关的方面，是社会经验的两个领域。尽管这两个方面不容混淆，但任何一方的繁盛发达都离不开另外一方。没有宗教的法律，会退化成为机械僵死的教条。没有法律的宗教，则会丧失其社会有效性^[1］25。面对着196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社会问题，伯尔曼认为西方人所面临的危机并非法律的过度神圣化或宗教的过度律法化，即二者过分一体化的危机；而是相反，是它们过于分裂化的危机。因此，需要促进二者重新融合，才能使法真正被社会所信仰。

宗教在西方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并不陌生；研究西方法律制度时，决不可忽视宗教信仰的重要意义。马克斯•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分析了中国与西方在宗教信仰方面的不同，并从中归纳出中国无以滋生现代资本主义及法治观念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伯尔曼认为，在世界各国，宗教与法律的关系本质上并无不同，“我们发现，在所有的社会里，虽然是以极不相同的方式，法律都需要借助人关于神圣事物的观念，其目的的部分是为了使人具有为正义观念而献身的激情。……古代中国也是如此，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那里，法律被看做是必要的邪恶，不过，它又辩证地与儒教的礼仪、修养及新儒家的祖先崇拜和皇帝崇拜有密切关系。在苏联，神圣观念与正义观念的相互依存也是事实，……在所有已知文化当中，都存在着法律价值与宗教价值的相互作用” ^[1］62-63。伯尔曼并不怀疑，即使在中国，法律也曾与信仰融为一体（尽管程度可能不同），而这种信仰就是儒教及传统伦理。

信仰在西方的语义中特指宗教，其特点就是超验性，代表着一种终极性的、毋庸置疑和无需论证的真理。伯尔曼的本意十分清晰，他所论述的信仰就是指宗教及其他超验信念，暗含着非理性（迷信）的意蕴，而并非世俗人类的理性信念或感性的信心与热爱。而“法”与法律的区别，则是其命题的出发点。所谓对“法”的信仰，也就是对法律规则和制度之上或背后的具有终极性和超验性的价值——正义、公平、真善美和道德（即自然法）的信仰，法律只有借助这些力量才能提高其正当性和权威，从而得以有效实施。在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存在这样的信仰因素，它们是使法律具有正当性的精神基础，中国法律文化同样如此。换言之，伯尔曼的命题并非是论证法律规则（现实法或人定法）必须或必然为社会公众所信仰，而是在传统自然法的理论基点上，呼吁重视法律与宗教或传统的内在联系，希望法律的世俗化不致进一步损毁其精神基础，并对宗教和传统的逐步失落给法律带来的正当性危机表示出深刻的忧虑。

除伯尔曼之外，其他法律史和法律思想史的研究也都揭示出同样的事实，即西方的法治理念乃至宪政和人权理念实际上都渊源于宗教（基督教）教义和学说^[2]；而现代法在脱离传统和祛魅的过程中，将法律日益改造成为由（世俗）国家制定及其强制力保障的行为规则和以形式合理性为特征的社会控制系统，从而使其失去了神圣的色彩^[3]。这就使得伯尔曼的理想似乎失去了现实的可能性，也使得“法的信仰”这一命题本身开始动摇。事实上，法的祛魅过程仍在继续，全球化过程带来的文化融合，使得人权与宪政的理念已脱离其由以产生的基督教伦理，多民族的共同法只能以价值多元为基础，而现实主义法学则通过对司法过程实际运作的揭示，表明寻求法律背后的确定和统一价值的困难。总之，无论是否情愿，现代法律的支撑只能是理性和现实，与神学自然法或信仰渐行渐远。

实际上，伯尔曼本人认为，当代世界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法治都面临着同样的危机或困境，即法律与传统信仰的脱离；并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再次坦言这种危机，他指出：

传统西方有高级法的信念，政治权力机构制订的法律必须服膺高级法，否则不具效力。这一信念事实上直至20世纪以前仍然流传，盛行了多个世纪。之所以有这种信念，主要是因为人们普遍相信上帝是高级法的终极创造者。但另一个事实却是：这一信念大都已为另一信念所取代……：法律仅仅是由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颁布的成文法、规章和决议构成的“技术组合”。高级法是铭写在人们心中并体现于十诫，对它的否定是西方法律传统危机的一环。西方法律传统危机是一种信心危机──人们不再相信法律是源远流长的古老遗产的组成部分，这里说的遗产关系到历代不断损益的宗教和哲学信仰系统及政治体制。要克服这种危机，并使人们再次信仰铭写于人们心中的法律──即“实证”法必须遵从已取得效力的“自然”法，并非像罗尔斯所想的那样只求诸理性，而必须也求诸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和许多人本主义者共同信奉的精神价值。这样的精神价值已隐含在传统的西方法律概念中，并体现在美国宪法的自然法条款之上，如“正当的法律程序”和“法律的平等保护”。

西方法律传统危机主要是一个精神危机，即法律的认同感和目标的失落，以及它的历史性质（它的过去和未来）的丧失。法国大革命的三个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已沦为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法律理论中，这三种“主义”关系到所谓的实证主义。根据实证主义的观点，法律是国家制订并由国家执行制裁的一套规则。大部分法律学者（或许以及大多数民众）都舍弃了自然法论，此理论将法律视为人类理性和良知的产物，一切法律的阐释和应用，都必须以它们的道德目标为依归。除了自然法论外，遭到舍弃的还有法律的历史论，它认为法律是人的精神和自古至今不断发展的文化的产物，法律必须服膺这些精神和文化。因此，世纪之前仍和政治理论相辅相成的法律道德和历史理论，如今不是沦为政治理论的附庸就是被弃如敝屣^[4]。

对于法治而言，失去信仰的精神基础是不幸的，因为这可能最终动摇法律帝国的神圣地位；但是，使法律走下神坛，也可能使人类对法律的态度更加理性，使法律更加接近民众的生活，这既不会影响法律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也不会改变世俗社会对法律的利用和依赖。但今天的世人和法律家都应该清楚，对法律的认同和尊重只能是基于理性，基于利益、效益和道德，而不可能是来自于信仰。

二、“法律信仰”命题的误解及其逻辑

中国法学家创造的“法律信仰”命题实际上是对伯尔曼思想的误读，已经远离了其原来的语境和本义。实际上，在西方三大法学流派的思想中都不能推断出“法律信仰”的命题。然而，尽管既无理论渊源，亦无任何经验性依据，这一命题却被中国法学界赋予了普适性。不可否认，学者们在证成这一命题中显示出了对法治的热爱、执著以及逻辑的缜密，但是，毋庸讳言，其中存在大量的理论混乱。

首先，存在大量的概念混淆和替换，例如，将“法”与法律等同，即将自然法意义上的“法”直接等同于国家制定的法律规则；更多的则是将信仰（宗教）与信念、信任、信赖、尊重、守法意识、法律意识、法律文化、法的价值、价值观、理性、服从、接受、热情等等概念进行替换；一些论述中直接使用“理性信仰”、“世俗信仰”等概念，本身就存在着难以释解的矛盾。

其次，在问题意识或范畴的角度上，伯尔曼的原论集中探讨的是法律与宗教和传统的关系及法的价值问题，而中国化的法律信仰命题则将其与许多问题相混淆。至少包括：法的实效、法的利益、法的功能、法律传统、守法的动机、法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理性，以及对现实法的批判等等。特别是往往将现代法律意识的形成或确立称之为建立法律信仰，将其归结为一个现代性问题，实质上与伯尔曼的本意完全相悖。

导致上述误解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在技术上，如魏敦友先生所言，或许是一种语言上和文化上的隔膜使然。在理论上，则是由于中国法学家原本就没有将法与宗教、传统和道德连接考察的习惯，而总是立足于建构，并自始就带有移植情结和法律意识形态的缘故。于是，“法律信仰”的理论体系就成为表达法律家自我主张的集大成之作和精神载体，并被打造为一种神话，其论证的基本逻辑是：首先，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即法律是可以被信仰的）；其次，西方法治国家的法律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其民众普遍信仰法律；第三，中国的法治之所以难以推进，法律实施之所以障碍重重，是因为中国人缺乏法律信仰；最后，只有建立了法律信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法治建设中的难题和困境。这一命题及其论证对中国社会影响至深，以至于不时可以从媒体、决策者、法律职业和公众舆论中听到类似的表述。

三、对“法律信仰”命题的质疑与批判

法律作为国家制定的规则体系，具有内在的价值、正当性与合理性，并得到了民主的认同，因而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但是，由于利益博弈和现实需求与条件的限制，法律必然只是一种存在局限性、弊端和高成本的社会治理工具，不具有终极性和至善性，也不可能被无条件地全部实施和实现，更不可能被树立为人世间的信仰。换言之，法律本身是不可信仰的。毫无疑问，主张法律信仰的学者或法律家多出于对法治的热情向往，是在为自己建立一种精神上的追求或理想家园。然而，在承认“法律信仰”论具有一定启蒙价值的同时，不得不指出，其实质是法律职业群体的自我诉求和利益的正当化，隐含着对其在法律体系中独占地位的主张。在我国正急于向法治迈进的历史背景下，这种理论很容易从一种法律意识形态发展为一种法律无所不能的迷信，将法律思维、法律技术、法律职业和法律规则神圣化，在隔离与社会传统文化及习惯等的联系的同时，否认各种非法律或非正式社会控制的正当性，最终通向极端的一元论价值观和法律中心论。

实际上，并非所有的法学家都误解了伯尔曼和法律与信仰的关系，一些学者试图努力将这一误解带回到原初的起点。笔者亦曾在短文《法律怎样被信仰》中暗示了这一命题的错误，希望厘清法律与宗教、道德及传统的关系，突破法律意识形态的窠臼，注重法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道德和文化对于法治的意义：

在西方，法的信仰来源于宗教传统。道德与宗教并非同一种社会规范，但二者之间却有着天然的联系。“惯常的公式是，法律最终以道德为基础，道德最后建立于宗教之上”^[1］154。道德是法律与宗教之间的桥梁，没有宗教的堤坝，道德难以形成势能，一旦失范，往往一溃千里，而没有道德基础，法律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同时，法律又是道德的最后防线。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或国家宗教，由于儒学主张的道德伦理教条同时兼有宗教教义的意义，故被称之为“儒教”。中国法与宗教似乎并没有多少联系，但如果按照伯尔曼的看法，中国法也同样有着其信仰基础，那恰恰是指儒家的道德伦理教条。换言之，在中国，被神圣化的道德本身，兼有宗教的功能。或许，今天我们要树立对法的信仰，必须首先从找回我们的道德开始，尽管道德的重建比法制的建立更加艰难。笔者的这篇文章首发于《法学家茶座》第一辑，但省略了注释；后收入许章润教授等著的《法律信仰—中国法律及其意义》一书中。当时，出于对法学界“信仰”说的善意尊重，笔者并未明确对法律信仰命题提出否定和批判，以至于也同样被归类到法律信仰的阵营中。此外，笔者在有关法律职业的研究中，多次指出，法律职业群体对法律的职业信念（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称之为信仰，但与宗教信仰不同）是需要培养和确立的，但这与要求民众建立法律信仰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并且应与法学的批判怀疑精神相辅相成。

朱苏力教授通过揭示法律与利益的关系、信仰与怀疑的关系以及法律职业行为的悖论和张力，事实上解构了“法律信仰”的命题。由于意识到法律（规则）本身不可能真正被信仰，一些学者试图将自己心目中的“法律信仰”解释为世俗的信心和信念^[5]，但是由于他们不仅没有明确指出法律不可信仰，也并未深入分析批判法律信仰论本身存在的问题，因此，这种误解和错误始终未能得到纠正。

即使如此，仍有一些学者则自始就对这一命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例如，魏敦友先生从概念上对这一命题的错误作了清晰的梳理和批判。张永和教授则从信仰与权威（法律）的区别说明法律不可能被信仰，得出了法律与信仰的结合（勾连）的论断在中国不可能实现的结论^[6]。在其《信仰与权威：诅咒（赌咒）、发誓与法律之比较研究》一书中，张永和教授从信仰与权威这一对范畴的对立入手，分析了信仰与法律之间的区别以及法律信仰论的谬误；并对许多法律信仰论说进行了点评与批判。在该书代序中，王启梁教授也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法律不会成为人们的信仰。更为重要的是，法律不能妄图成为一种信仰，因为法律如果要成为一种信仰，意味着他要改变和重塑人们的内心信念和对生活意义的认同”^[7]（代序）。与仍占据着主流话语的法律信仰论相比较而言，这些论证的声音虽然还很微弱，但显示出一种理性和冷静，预示着一个反思的时代即将到来。

四、西方民众信仰法律吗？

“法律信仰”论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判断，即西方法治国家的民众普遍拥有“法律信仰”，并且将其日常的守法行为与诉讼行为归结为这种“信仰”的表现，这不仅将信仰与对法律的信任或依赖混为一谈，而且这个事实判断本身就是难以成立的。在西方国家历史上，部分民众或许确曾对法律抱有类似宗教的崇信，但随着法律的世俗化，在当代现实生活中，这种崇信已无法得到印证，至少绝不是一种普遍性的民众意识或心理。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中期以后，法律和诉讼的激增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多元化的趋势以及共同信仰和价值观的失落。美国法社会学家弗里德曼将这个时代称之为“选择的共和国”，人们拥有选择信仰、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自由，也在不断通过自己的主张挑战既有的法律权威。大众的法律文化建立在一种不断地选择的基础之上，因此，当代社会在不得不以越来越多的法律构筑权利和自由之边界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承受巨大的成本和弊端^[8]。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教授Susan S. Silbey曾在1990年至1993年对美国人的法律意识做过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

法治对于美国人来说既是神圣的，又是世俗的；它既超凡脱俗，远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又构成了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人相信法治不是基于相信完全的正义，也不是基于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恰恰相反，美国人对法治的信念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和自相矛盾的，是几种不同的观念彼此强烈而持久地融合。美国人敬畏法律，但又常常厌恶法律。他们害怕法律，但同时又要寻求法律的保护。这是因为美国人既把法律看作不遵守规则的律师们玩的游戏，又看作超越于个人行为之上的一个严肃的过程。他们对法治充满希望，但也知道在法律体系中“资源拥有者占据优势”这一事实。这些不满的和理想主义的观点共同支撑着法治。而对法律的反抗有人是为了尊严，有人则是为了报复。但是这些行为往往又带有很强的正义感和公正感^[9]。

根据实证调研结果，研究者们将美国人对法律的态度分为三种类型。（1）法律面前的求助者。这一部分人所占比例很少，他们坚信法律的制度安排，并且确实从法律制度中获得了支持和他们心目中的正义。（2）法律游戏的参加者。人数相对更多，他们把法律之间的关系视为游戏或策略性交锋的战场；所关注的并非法律程序的合法性或法律的普遍价值，而是个人利益的价值以及法律的条文和形式在满足他们的欲望方面的效率。这部分人不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但承认可以通过法律获得权利和利益，相信资源和律师是这场游戏中最重要的因素。（3）面对法律困境的反抗者。对于多数普通民众而言，法律被认为是一种不平等力量的产物，人们与法律的关系是任意的和反复无常的。他们常常违反法律，采取计谋、寻找托辞以规避或滥用法律。常见的情况是在抵制或规避法律的同时并不违法^[9]。

法社会学家梅丽在1980年代对美国基层民众的诉讼行为所作的实证研究特别关注了诉讼行为与其法律意识的关系。作者指出：“一些人仍然认为法院是平等、公正和权威的，但另一些人则认为法院营私舞弊、懦弱、对他们的问题漠不关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经验告诉他们不必对法院心存恐惧和敬畏，那里是可以进行操纵和表演的地方。”^[10]

麦考利教授指出：美国人很少被法律的修辞所束缚（困扰）。这个国家的普通人都是一些伟大的爵士乐手，随时准备根据法律的基调进行即兴创作^[11]。

法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和现实主义的立场表明，无论是民众的态度、行为还是法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都显示着相同的事实：即，现代西方社会的法律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既不是万能的，也并非一种迷信。人们遵守和利用法律与信仰无关，法律已经越来越远离其宗教基础，回归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理性和世俗的机制，普通民众往往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法律与诉讼——这就是法律自身的宿命。毫无疑问，对于向着法治社会迈进的中国而言，对法律和法治的崇信确实可以作为法律职业人的职业信念，也能表现为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和习惯，更应成为统治者的政治理念，而法律和司法的良好有效运行也必然会增加民众对法律的信任和依赖，然而，无论是法律意识还是对法律或司法的信任（信赖），本身既不是法律信仰，也不可能借助法律信仰才能确立，而法律的权威和诉讼的利用率也绝不会被视为法律信仰的标志。

五、“法律信仰”论批判

无论我们对伯尔曼本人的观点和重建自然法信仰的理想赞成与否，都不得不承认，在我国现实的法治建设中，对法律的信仰既不可能建立，也不可依赖。诚如张永和教授指出的：“将一个在中国根本没有任何可操作性，哪怕就是在西方实际上都不可能存在操作性的理念引进中国并希望在中国得以生根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冲动和不理智的表现。”^[6]要解决中国现实的社会问题，树立法律和司法的权威，首先必须破除所谓法律信仰的虚假命题，客观地认识法律的作用及其局限性。毫无疑问，这既不意味着否定法律和法治的价值，也不否定理性信念的作用，当然也绝不是否认应该提倡全民族树立对法治的信念。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法律信仰”论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法学界的一种意识形态，并体现为一种法律中心的一元论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会影响法学研究的进路和结论，也必然会在具体的制度建构、决策和实践方面产生误导；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一贯将法律与国家权力等同的语境下，很容易成为无视传统、轻视社会，违背道德及情理的理由。最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将所有的问题归结为民众法律意识低，将法律化和诉讼以及法律职业者的作用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良方，等等。

在理论研究方面，很多学者已经习惯于将法律信仰论作为毋庸置疑的前提，以至于深受这种思想方法支配，无法摆脱法律中心的结论。例如，一些研究者通过对基层农村纠纷解决状况的实证调研，看到了法律和司法的困境，也看到了法律与社会的脱节。但是，基于既定的价值取向，这些问题通常总是被解释为国家法律资源和司法供给不足，并必然以强化法制、普及法律意识和提高纠纷解决机构人员的法律素质（培训）作为改善现状的惟一或主要出路。一个关于乡村纠纷解决的实证研究指出：“现代化的目标纠纷解决机制——诉讼——并没有被乡土社会所接纳。……现代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导致的新冲突，使得村落社区公共体的和谐关系的维持变得困难，使得乡村社会进一步陷入无序状态。……极端一点说，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处在暴力与屈辱两极之间。这使得现代化的诉讼体制甚至整个法律制度在乡土社会陷入了全面的合法性危机之中。”同时作者却认为：“这种合法性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法律信仰的缺失。……在我看来，法律被信仰，首先意味着诉讼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得到人们的尊重，成为人们解决纠纷的正常诉求。”^[12]将诉讼行为与法律信仰命题简单对接，正是法律信仰论最常见的逻辑，乃至于其结论已经成为一种定式，甚至会遮蔽实证素材本身的客观内容和意义。

本文行将结束之际，作为对法律信仰论及法律中心论的回应，笔者再次重申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尽管法律在现代社会中的权威作用不容质疑，而且法律控制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其他社会控制的弱化，但法律不仅不能取代其他社会控制（包括信仰、道德、习惯等）的功能和作用，而且必须与其他社会控制机制相互配合才能实现合理和有效的社会控制。正如庞德指出的：“如果法律在今天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那么它就需要宗教、道德和教育的支持；而如果它不能再得到有组织的宗教和家庭的支持的话，那么它就更加需要这些方面的支持了”^[13]。现代社会可以期待宗教信仰对法律的支持，但法律和信仰（宗教）的统一——法律信仰却是不可欲的。

其二，法律信仰论将法律的实施寄托于公民的法律意识或守法意识上，但不可忘记，任何法律均不能仅依靠社会主体的自觉守法而实现。法律运行需要的基本条件是：具有现实合理性和可行性的法律规则，具有权威和执法能力的执法机关及必要的执法成本，以及社会主体基于利益和道德的守法行为。信仰的作用只能是通过影响信教者的道德和行为，对守法提供一种支持，但在信仰多元的当代，宗教与国家及其法律的关系已渐行渐远。因此，信仰对法律的支撑已经非常有限，必须坚守的底线则是公共道德。为了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与其祈求莫须有的法律信仰，毋宁认真对待以下基本要素：

1.法律实施的成本与其正当性及社会认同成反比。符合传统习惯和公共道德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价值观的规则或制度，执行成本低；反之，移风易俗或试图进行社会变革或改造以及缺少正当性或公众认同的法律，实施成本高且难度大。获得正当性及社会认同的方式除了尊重习惯和传统之外，最重要的是民主化、充分参与讨论的过程和信息的公开等。

2.法律实施的有效程度与其正当性（即合法性）及执法成本成正比。在任何法律的实施中，投入的执法成本或资源越多，实施的程度越高；如果缺乏必要的资源和成本加以保证，即使是良好的法律规则和制度也不能自然得到实施。相比之下，良法容易有效实施、执法成本低，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国家强制力的使用^[14]。

3.法律实施的有效程度与社会主体的道德和守法意识（包括执法者和公民）成正比。尽管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期待百分之百地实施和实现，但是，符合传统、公共道德及多数人利益和价值观的法律，被社会主体自觉遵守的程度高，社会效果相对较好。缺乏道德、宗教和守法意识的维系或支持，法律就只能依靠强制力和执法保障实施。与社会道德的同向性（也包括与传统和习惯的同向性）越高，法律运行的成本越低，反之亦然。

4.习惯在法律实施和社会控制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法律建构中，确认社会事实、来源于传统或常规的规则和制度，容易被社会主体理解、接受和遵守，实施成本相对较低、实施有效程度相对较高。反之，缺乏传统或本土资源、超前创新的规则和制度建构，运行成本高、实施程度低，在实践中亦容易背离最初的制度设计与预期。

5.法律建构必须注重现实可行性。法律不仅可以确认发展传统，也可以进行社会建构。但前提是，必须立足于真实的社会需求、具备必要的条件和合理时机。缺乏现实可行性的建构不仅需要极高的执行成本，也容易导向失败。因此，决策者对社会条件和环境的准确把握至关重要。

总之，法治绝不可通过建立法律迷信的方式实现，以法律信仰作为解决中国现代社会问题和法治现代化的进路，不啻于缘木求鱼。需要认真对待的，倒是法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及其对于多元文化和多元正义的宽容和促进。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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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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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iticism of “Belief in Law”

FAN Y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chool of Law, Beijing 100872, China)

“Belief in law,” a doctrine prevailing among Chinese law academics, is nothing but a misreading of the American scholar H. J. Berman’s statement pertain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faith (religion), which has exerted a deep influence upon Chinese society and derived a series false ideas in law profession. As such, it is inviting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study of the present endeavor indicates that law cannot be believed in (superstition). Rather, in the course of building a society of rule of law, it is not “belief in law” but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law and society, and reality, feasibility, rationality and legality of law that signify.

本文责任编辑：张永和

作者：范　愉

法律信仰培养研究论文 篇3：

概论课对于大学生法律信仰培养的作用探究

摘　要　本文从法律信仰的涵义与作用入手，阐述了大学生法制教育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并着重分析了概论课在大学生法律信仰培养中的作用，以期为我国的依法治国方略提供借鉴。

关键词　大学生　法律信仰　法制教育　概论

在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后，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不断健全，人们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特别加强了对于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不仅对大学生进行了普法教育，使他们拥有了基本的法律知识，而且还培养了大量拥有丰富法律知识的专业的人才，和过去相比，我国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得到显著提高，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这一过程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普及法律知识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以下简基础课）直接用来传授基本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其他的课程如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课）、中国近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则从侧面，采取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对学生进行了法制教育。

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法律知识的传授，二是法律意识的培养，三是运用法律能力的提高，以概论课为代表的后三门课程主要是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由于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识的灵魂和核心，因此本文主要探究概论课对于大学生法律信仰培养的作用。

1 法律信仰的内涵及作用

所谓法律信仰是指人们高度信奉法律精神，并把法律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严格的在法律的支配下活动的心理状态。法律信仰意味着人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一切行为，都自觉不自觉地从法律出发，用法治思维来思考问题，以符合法律要求的方式来处理事情。

法律信仰是较高层次的法律意识，是法制教育的核心，只有信仰法律，才可能守法。法律作为公平、正义的象征，守法仅是法律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守法精神才是法律信仰的灵魂。守法精神不仅要求主体遵守法律，而且要求其把守法内化为道义上的责任和义务，变被迫守法为自愿守法，变他律守法为自律守法。高校承担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①因而高校法制教育应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法律意识，尤其是法律信仰，培养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是法律实施的根本途径，是依法治国和建立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因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②

尽管法律可以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维护其实施，但法律权威的确立必须以法律信仰作为前提和基础，因为法律信仰的核心是一种内在的心理信念，只有法律权威赢得了全世的普遍的心理认同，法律权威才会化作人们的内心自觉。就如耶林所说：“如果法律是棵大树的话，那么法律信仰就是这棵大树的根，当根发挥不了任何作用时，它将在岩石和不毛之地中枯死，其他一切则化为泡影，一旦暴风雨来临，整棵大树就会被连根拔起。”对此，卢梭也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③

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对法律的信仰，无论制定多么完美的法律都显得多余，法律的公信力也无从产生，所以说建设中国特色的法治社会，除了具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外，更为重要的工作则是培育信仰法律的精神。在一个法治国家里，真正能阻止犯罪的并不是持枪荷弹的警察，而是内心守法的传统和习惯。只有人们不是出于功利的考虑、不是出于畏惧惩罚来遵从法律，而是从内心认同法律，并把法律内化为自己行为的一部分，法治国家的建成才有可能，才有可能根本解决我国在对大学生法制教育方面遇到的难题。

2 我国大学生法制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分析

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我国大学生的总体的法治素质得到显著提高，他们拥有较为健全的法律知识，较强的法制观念和运用法律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他们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现象却值得我们反思。一是大学生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和其所拥有的法律知识不成正比，事实证明，对我国法治进程影响深远的人和事件不是那些掌握丰富法律知识的大学生或法律专业人才，而是那些没有多少法律知识的“倔人”；二是部分大学生只是把法律当做工具，即他们学习法律的目的不是心甘情愿的遵守法律，而是寻找法律的漏洞，千方百计地回避法律的制裁，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把法律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而只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三是没有养成法律思维的习惯，遇事易冲动，往往感情用事，很少考虑法律规定及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四是部分大学生对于法院的判决并不是真心服从，而是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从，守法精神还未形成。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法律信仰的精神还远未形成，还没有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原因如下：

其一，在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中，朕即法律，法律不是保护人民自己权利的，而是专制的代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那时，人们绝不会认为只要自己遵守法律就会一生平安， 当人们面对权力和法律的时候，总是对权力充满信心，对法律缺乏信心。人们普遍认为法律只是统治手段，自己是不得已才遵守法律的，而不把法律看成是文明社会的必需品，是自己的保护神。甚至在中国普通百姓的心中，并没有把遵守法律(更不要说是信仰法律)看成是一件光荣和高尚的事情，反而很多人把会钻法律的空子看成是非常聪明的表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

其二，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司法腐败，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等，使部分大学生对法律产生了不信任感。他们认为即使有健全而完善的法律体系，在中国也很难贯彻实施，法律只是限制守法人的行为，对更多的违法者来讲是无用的。

其三，在实际教学中，很多法制教育课程往往只被看作是普法课，教师只是努力地为学生灌输法律知识，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信仰教育，没有以法律知识为载体，培养大学生的法律信仰。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往往把法律素质的高低等同于法律知识的多寡，实际上，法律知识的多寡与其法律信仰的强弱没有必然的正比关系，法律知识渊博的人并不一定会比法律知识贫乏的人更为守法。如果没有法律信仰，也许法律知识就成为某些人规避法律、投机钻营破坏法治的工具。正如孙晓楼先生所言，“学法律的人若是没有人格或道德，那么他的法学愈精，愈会玩弄法律，作奸犯科。”

3 概论课对于大学生法律信仰培养的作用

3.1 从弥补基础课不足的角度来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以培养大学生的法律信仰

基础课是高校对非法律专业大学生进行普法教育的主要课程。在这门课程中，由于内容繁多庞杂，多数教师通常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传授应用性较强的法律知识，用于法律条文的解读和案例的分析上，以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需要，而对于个人法律素养起综合性、潜质性作用的哲学、史学、政治学等学科知识的传授的力度不够，以至于有些大学生法律条文很清楚，但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却不强。虽然说法律知识是培养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法律知识的多寡与法律意识与法律信仰的强弱并没有必然的正比例关系，而领会法律精神，培养法律信仰，形成现代法制观念，才是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关键。如果没有正确法制观念的支撑，就会失去对法律的尊重与信赖，即使有丰富的法律知识，仍可能经受不住私欲的诱惑而违法乱纪、甚至是犯罪。

有别于基础课教学，概论课教学不再讲述有关的法律条文和案例，而是重在传播蕴含其中的法律精神，培养大学生的法律信仰，让大学生在我国民主政治的进步中感受法治的力量，给人以希望。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内容的讲述中，穿插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的相关内容，让同学们了解法治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形成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具体而言，市场经济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没有法律保驾护航，市场经济就不能顺利进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原则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也是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运行的；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必须以法律的完善和信仰为前提和基础，而这些都是培养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的重要环节。

3.2 从依法治国和民主法治进步的角度来培养大学生的法律信仰

建设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依法治国，不仅仅需要完备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培育信仰法律的精神和理念，法律信仰不仅是文明社会和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还是法治国家的精神意蕴和心理基础。没有法律信仰的法制只不过是一种强力所支配的法制，这种法制表面上看起来有着巨大的威慑力，但实际上却是苍白无力，是没有强大生命力的。依法治国的要义便在于全社会均普遍具有共同的一种精神和信仰、意识和观念，依法颁布的法律在社会公众心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我国恰恰是缺乏这种法律信仰精神，法律信仰精神的缺失已成为影响我国法治发展的最大阻力与障碍。

当前我国的法制教育主要还停留在守法教育阶段，重在传授学生一些部门法的基本规范和知识，已不能适应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需要。因为守法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视线仍然是传统的，是传统的法律工具主义倾向和法律义务主义观念的表现。虽说守法教育是法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若以守法教育代替了整个法治教育，以守法为法治教育的初衷和归宿，则不仅不利于培养出具有现代民主意识和现代法律意识的人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代法的基本观念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悖逆。法治国家虽然要求每个公民守法，但仅有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况且法律规范能否被遵守，绝不取决于法律本身的强制力，而是取决于人们对于法律的内心信仰。因此，只有彻底转变法的观念，以培植人们对于法律的终极信仰为出发点，才是提高大学生守法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前提基础，才是深层的对素质教育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回应。概论课则正是从这个角度来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的。

3.3 分析法律信仰形成的基础和条件，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以培育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的培育需要平等意识、权利意识等作为基础，在形成这些意识之前，培育法律信仰几乎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很难取得成功。所以概论课也很注重这些意识的培养，以最终形成法律信仰的精神。

一是权利义务意识。法律信仰的培育、法制观念的形成与公民的权利义务意识密切相关，忽略个人权利、以义务为本位的传统思想是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淡薄的重要原因。关于权利与法律的关系，我国当代法学家认为：“法是权利呼唤的结果，没有权利就没有法律。”鉴于法律与权利的种种内在联系，法律权利的设定会给守法者带来种种利益，从而成为人们遵守和信仰法律的直接动机。如果把激发人们法律信仰的权利因素以义务服从代替之，就意味着遵守法律非但不能给人们带来便利，甚至还会给人带来不便和损害，那么只要没有实际的强制力，即使是被人们公认的法律，也很难为人们自觉遵守，更不可能进入人们的心灵和身体，成为他们的信仰。所以，要培育人们的法律信仰，必须从培养人们的权利义务意识开始，而《概论》课的内容决定了其可以把公民的权利义务意识贯穿于教学的始终，因为从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改革开放的形成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都离不开人们的主人翁意识，离不开公民权利义务意识的培育。

二是平等意识。平等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的法制原则，社会主义的法制的基本原则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主要指公民不分性别、民族、种族、职业等一律平等地享有和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利，平等地承担和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不论任何公民，只要是违反法律，都要依法受到追究。按照法律精神，不承认有任何享受特权的公民，也不承认任何免除法律义务的公民。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对于任何公民，不论其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社会地位等有何差别，都要给予平等对待，从而保证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平等地受到法律保护，任何公民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平等地受到法律追究和制裁。因而培育公民的法律信仰和现代法律意识，就必须建立平等意识，坦然面对合理差别，这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前提条件和价值基础，也是人与人进行沟通的基础，所以能否以正确态度来对待现代平等与差别，是现代公民法律意识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概论课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展开的，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要求参与的主体必须是平等的，所以平等观念是概论课授课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为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育奠定了基础，成为我国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重要一环。

€L鼙疚氖鞘易г?010年教改课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大学生法治人格的培养模式研究”的系列论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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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站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