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文化阐释管理论文

2022-04-20

【摘要】“微传播”语境下的文化自信建构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与兴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当下,因“微传播”语境下“微用户”个体,微信息内容与微空间治理中面临的现实困境,要求我们须积极探寻新时期文化自信建构的多种维度与相关战略路径,以此促进我国文化的创新发展。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传播文化阐释管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传播文化阐释管理论文 篇1: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核心能力构成

摘要:认为从岗位工作能力角度凝炼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核心能力存在障碍与不足。通过分析文化产业链的三种形态,认为文化产业链的核心环节涵盖原始研发、生产制造与商业运营三个主要方面,与三个环节相关联建构文化产业管理三项专业核心能力,即创意能力、文化产品生产制造能力及文化产品商业运营能力,并分析三项专业核心能力的基本能力构成。

关键词:文化产业链;专业核心能力;构成

专业核心能力是一种专业关键能力,又是一种实际工作能力。基于岗位视角进行专业核心能力分析是当前主要的分析方法,但是从岗位视角分析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核心能力有诸多不足之处。文化产业链为我们分析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核心能力提供了新的视角,利于我们更好地分析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核心能力的构成要素及彼此的关系。

一、专业核心能力及其研究视角

1.专业核心能力内涵的理解。从研究文献看,专业核心能力的概念与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理解,其一,认为专业核心能力是在专业领域内履行岗位职责的实际能力,突出专业核心能力的实际岗位工作能力,代表性学者蔡远满[1]、周泽民[2]、张海霞[3]等在论述中皆强调了岗位能力在专业核心能力中的作用;其二认为专业核心能力主要是一种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的综合体现,如任爱华与黄敏[4]、吕春莉[5]、何爱华[6],认为专业核心能力是包括了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思维和创造力的综合性能力,这种能力须经过专业的、系统的学习与训练才能形成。

2.專业核心能力构成要素的分析视角。专业核心能力的确定需要多角度、系统性的考量,依据社会人才需求、专业特点、专业发展来确定专业核心能力是众多专家的理论共识。但在具体研究实际中,当前对专业核心能力的分析大多基于就业岗位的角度分析本专业对核心能力的要求,进而凝炼本专业核心能力的构成。如文红、方磊[7]及吕春莉从旅游行业岗位入手分析旅游管理专业核心能力的构成。陈青[8]从岗位群的比较中分析财务管理专业核心能力。

二、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核心能力分析的视角选择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是一个跨学科的专业,涉及到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新闻与传播学、艺术学等等,这些学科各有特点,使得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在专业基础能力的培养中面临着极为复杂的障碍与困难,使得各高校文化产业管理的专业培养定位与人才培养目标不断变化,很不稳定,进而导致专业核心能力认知的不确定性。从就业岗位的角度出发比较现实地解决了专业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的专业能力问题,但对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核心能力而言明显地存在着不足,最大的问题即在于文化产业的构成体系上。文化产业是个业态多样、产品和服务各具特色的产业,文化产业各子行业在经营方式、经营形态、企业模式、流通环节等方面有所不同,甚至在产品的形态上也存在极大不同,如工艺美术品大多以物态形式存在,而文学作品则以精神形式存在。《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根据管理和文化生产活动的自身特点将文化产业分为10个大类,这10大类中各行业的岗位设置以及岗位的性质之间存在的差异是巨大的,如影视行业的岗位设置与工艺美术品行业的岗位设置、文化休闲娱乐行业的岗位设置与出版行业的岗位设置的差异是极为巨大的,由岗位设置、岗位性质差异导致各行业对专业岗位工作能力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因此很难从就业岗位的角度对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核心能力进行分析与总结。文化产业各行业对各自行业人才所应培养的能力大都已有清晰而明确的认知,基于专业核心能力的人才培养方面原本就已经形成各自的培养体系,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核心能力凝炼的尴尬与困难。综合以上的分析,从文化产业各相关岗位或岗位群角度凝炼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核心能力是有不足的,应该采用一个综合性的、整体性的视角。综合性要求这一视角能够超脱出某一具体的文化产业子行业的专业能力要求,从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视角出发,综合体现各子行业的专业能力需求。同时,文化产业管理既然作为一个学科,即便存在业态的多样性,在专业特性上必然有着某些同一的、整体的特性。同一整体的专业特性要求文化产业管理人才需要有某些共同的专业能力,因此以文化产业管理为一个整体来审视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核心能力是必要的,而不应局限于各行业的具体岗位能力的调查分析及综合。

三、文化产业链视角下的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核心能力组成

1.文化产业链的三种基本形态。文化产业各行业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产业链条,由于各个行业的独特性,也导致了各自产业链在组织与环节上的差异,如旅游业与艺术品行业、影视行业等在产业链上即有很大的不同。即便如此,学者们在不同文化行业的产业链的研究基础上,还是对文化产业的产业链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总结,认为从产业整体而言,文化产业链经历了链状、网状和产业生态系统三个层次与阶段。链状文化产业链采用纵向一体化的思路建构产业化链条,涵盖创意内容策划、文化产品设计和生产、销售和发行、供应链管理和消费者服务等环节。网状文化产业链以创意内容为轴心,在纵向及横向上将产业要素沟通起来,建立立体、交互的网络,然而产业链的核心仍然由策划创作、产品生产、销售流通、延伸产品开发等环节组成[9]。文化产业生态系统的实质是在创意的基础上驱动产品开发,借助传统生产与制造手段形成蕴含创意的产品,通过各种有效的营销手段推向市场,拉动后续产品的交换与消费,从而形成一条上下联动、左右衔接、一次投入、多次产出的产业链生态系统。

2.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核心能力组成。文化产业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是一整套围绕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展示、消费而建构起来的工业化、商业化运作体系。通过文化产业链三种形态的分析,可见文化产品的生产处于文化产业链的中心地位,文化产业链的核心也就是一个提出创意、形成创意内容、通过一定技术将创意内容生产制作成文化产品以及将文化产品推向文化市场的前后衔接的链状结构,涵盖上游原创研发、中游生产制造、下游销售流通三个主要环节。产业链的各环节体现了文化产品的转移路径,创意贯串于各环节之中。文化企业或者将不同环节整合到企业的生产运营中,或者因其担负文化产品的生产职能不同而处于不同的环节中。因此,以文化产品的生产与转移为中心,可建构文化产业链的基本核心形态结构,以及基于基本核心形态上的核心专业能力体系,如图1所示:

原创研发环节是形成创意并将创意生发为创意内容的阶段,主要是发明文化元素的价值,通过创意个人、创意团队将文化元素与某种市场需求或消费需求相结合,对文化元素的结构、形式、美感、样态、艺术等方面进行整合、组合、融入等形式的改造或再造,生产出某种创意,进而将文化元素创意转化为创意内容。这些创意内容以文本、设计、构想、专利、版权等成果表现出来。因此本环节的核心能力主要表现为原创创意能力,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对创意内容的原创性的敏感感知能力的作用。生产制造环节,是创意内容产品化的阶段。创意个人、创意团队甚至是工业企业将创意内容通过一定的手段、技术实现创意样态的转换,通过物质化、形式化或有形化,将创意内容转化为可观、可感、可赏的文化产品。随着创意内容的产品化,作为创意产品构成要素或符号意义的创意内容也随之被定型为某种文化样态或某种物化形态。文化产品生产与制作能力成为这一环节的核心。销售流通环节,文化产品成为文化经营的产业要素,在文化市场中流通,通过市场体制、展示和表演、传播平台等方式,与消费者需求相融合,满足消费者需求,为文化消费者所购买、体验、消费,实现文化产品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以及经济价值。因此在这一阶段,主要体现着对文化产品商业运营能力的需求。总之,从文化产业链的角度出发,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核心能力表现在创意能力、文化产品生产与制作能力及文化产品商业运营能力三个方面。

四、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核心能力构成分析

下面进一步分析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核心能力的构成。

1.创意能力。创意是在头脑中创造新的意象、表象、形象的思维和意识的过程。创意能力是运用创意思维进行创意的能力,在研究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有些学者已经明确地将创意能力作为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核心能力进行阐释,如李萍、钟璞,王明成。他们分别分析了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创意能力的构成,黄芳认为创意能力由产生新的、不同的想法与构思的能力及将新的不同的想法与构思“物化”为新的、不同的文化娱乐产品或服务活动的能力组成。而于鸿娟则将创意能力划分为创意思維能力、创意活动能力及创意产出能力三个维度。通过比较两位学人的论述,很明显创意能力主要包括两方面的能力,一是主体所具有的产生创意的思维能力,二是将创意转化为产品与服务的能力。但是将创意“物化”并不单纯是创意者所拥有的个人能力,而且包含工业生产与制作的能力,例如我们将设计的文化衫进行物化生产,运用的是机械生产的能力,因此将创意转化为产品与服务的能力构成上有一定的复杂性,不宜将其单纯归属于创意能力。创意是思维和意识的过程,因此创意能力首先体现为创意思维能力,即创意者具有的产生创意的思维能力,是创意者通过观察、体验、分析、思考等一系列思维过程创造出新的表象、形象、构思、流程等的能力,也就是形成创意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创意者还须综合应用想象、联想、发散思维、聚合思维等创造性能力。创意判断力也是创意能力的重要组成。创意是思维与意识的过程,同时也是思维和意识的结果本身,创意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对创意的成果是否具有原创性、创新性的评判就一直伴随着创意的过程。

2.文化产品生产与制作能力。德里克·弗罗里达在其《创意阶层的崛起》中认为任何人都具有创意的能力,但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生产出文化创意产品,因为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与制作需要有一定专业生产与制作能力的支撑。文化产品生产与制作依据其生产方式可以粗略地分为个体生产、团队生产与工业化生产三大类型。这三种生产方式对文化产业从业者与管理者的专业核心能力的要求有所差异。个体生产是主要通过个人的方式进行生产以完成文化产品的生产与制作的生产方式,如文学创作、艺术创作、手工艺品制作等。在个体生产中,生产者往往兼具创意者与制作者双重身份,既要有独特的创意天赋,更需要有实现创意传化为文化成品的能力,也就是文化产品的生产与制作能力,这一能力其实是创意能力的一体两面,因此有些学者会将其归入到创意能力中。对于个体文化生产者而言,语言表达、视觉表达、艺术构思、手工技艺等能力显然是其进行文化生产与制作所必备的专业核心能力。同时,随着文化与科技融合越来越紧密,个体生产中新科技的运用能力也愈发重要,如现代的声光电技术、软件技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等,这些是个体生产者的专业核心能力的构成部分。

3.文化产品的商业运营能力。文化产品的创意、开发、生产是文化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可是文化产品最终的目的是面对消费者,为消费者所感知、体验,因此,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人才不仅要有纵贯古今的文化视野进行文化产品的创意、开发,也需要具备策划经营的理念、现代产业意识与经营思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需要依据市场的需求将文化元素转化为创意,然后将创意变成生意,将生意变成好生意,这些皆为商业运营能力涉及的范畴。在文化产品商业运营能力中,知识产权保护与经营能力、文化产品营销策划能力为其重要的能力组成部分。

许多学者指出文化产业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运行,文化市场中的文化品位极不确定,文化产品的消费也具有不确定性,能够准确评估文化产品的销售情况以及准确预测或者成功推出文化产品是文化企业获得成功的关键,可见,文化产品的营销策划能力是文化产品商业运营能力的重要组成。

参考文献:

[1]蔡远满.试论应用型本科人才核心能力的培养[J].大众科技,2006,(7):210-211.

[2]周泽民.论应用型本科教育专业核心能力及其培养[J].常州工学院学报,2009,(4):103-105,112.

[3]张海霞.以培养专业核心能力为导向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中国市场,2015,(23):200-202,220.

[4]任爱华,黄敏.金融类院校财政学专业核心能力培养路径选择[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5,(10):140-142.

[5]吕春莉.应用型旅游管理本科专业核心能力及其培养探析[J].教育教学论坛,2016,(13):117-118.

[6]何爱华.以培养专业核心能力为导向的经济学主题式教学设计构想[J].高教学刊,2016,(24):8-10.

[7]文红,方磊.旅游管理专业核心能力及培养对策[J].怀化学院学报,2010,(10):124-126.

[8]陈青.应用技术大学财务管理专业核心能力研究[J].新会计,2014,(11):20-21.

[9]王克岭,陈微,李俊.基于分工视角的文化产业链研究述评[J].经济问题探索,2013,(3):167-172.

Key words:cultural industry chain;professional core competence;Constitution

作者:杨国荣

传播文化阐释管理论文 篇2:

“微传播”语境下文化自信的建构

【摘要】“微传播”语境下的文化自信建构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与兴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当下,因“微传播”语境下“微用户”个体,微信息内容与微空间治理中面临的现实困境,要求我们须积极探寻新时期文化自信建构的多种维度与相关战略路径,以此促进我国文化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微传播” 文化自信 建构

“微传播”有助于增强文化吸引力。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发展,人们接触信息的形式多样化,信息传播的广度在不断增大,过去的传播内容与形式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用户的需求,在当下,要想增强传播对于社会公众的吸引力,促使当下文化自信建构的实现,就必须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强有力的传播路径、丰富传播途径。当下的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接通范围越来越广,为“微传播”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将教育性和观赏性、技术性和艺术性相结合,让人们在图文并茂中感受文化魅力的同时,也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与新的传播途径。“微传播”主要传播碎片化的内容,满足了处于忙碌的现代社会中的人群需要,人们能够利用碎片化的时間接受微信息,也恰恰是这种碎片化的、短小精悍的传播内容,抓住了用户需求,使人们在这种多维吸引中极大地增强了自我对于文化主体性与互动性的认知与感受。

“微传播”有助于提高文化竞争力。文化自信必然是以繁荣的文化事业与发达的文化产业作为支撑,没有文化产业的兴旺发达,文化自信也会受到影响。借助于“微传播”平台传播我国文化,即是对于优秀文化的有效传播,更是拉动文化产业发展、提高国家文化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近几年不断发展的“微经济”也丰富了传播方式,为传播产业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过去的文化产业经济做一个比较的话,“微传播”作为一个涉及面更加广泛的社交媒介,打破了原本固有的局限性,不断促使其走向越发公开化与透明化的道路。具体来看,“微传播”下的文化产业是以网络为载体,形式和内容都有别于传统文化的新型文化产品,而与此同时,此类文化产业正逐步在全球形成一种文化产业发展新潮流,并保持着高速发展的势头。中国要想在全球的文化市场中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提高全球的文化竞争力,借助“微传播”的力量已然是文化发展的必需手段之一。

“微传播”有助于激发文化创造力。在“微传播”语境下文化接受在文化创造实践的展开和文化创造力的提升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一方面,借助“微传播”的手段可以充分实现文化资源的共享,能够在短时间内对于我国文化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夯实激发文化创造力的基石。另一方面,这种新兴传播方式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经由其开放性、广泛性将世界连接在一起,能够以最安全、最快捷的方式真正实现多方互通。在此基础上可以更加理性地使用这种传播方式,本着传播中华文化,加强我国文化实力的初衷,推动我国文化在新时期下的发展,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此外,通过文化传播加强对外文化交往,可以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并结合本国国情,使我国的文化跟上时代的发展,积极融入世界文化中去,这样才可以加深我国的文化传播力度,提升我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让世界更了解中国,全面提升整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自信。
“微传播”语境下文化自信建构的三重困境

“微用户”用“微”不知“微”。“微用户”在信息传播中阐述观点,进行信息交互的同时,也由于自身的媒介素养的欠缺导致用“微”不知“微”的状况时有出现,其具体表现在一是不知何为“微”素养,传统媒体几乎没有使用的“门槛”,但对于当下的互联网、通信交流、以及对于多媒体电视的使用来说,都需要用户具有一定的技术操作能力。二是不知“微”信息的真假性,换言之,因缺少对于信息的甄别能力和感知能力,用户传播信息的随意性较为突出,而这种虚假不实的消息在传播过程中不仅困扰着媒体正常运转,甚至会影响社会正常秩序。三是不知“微”运用的界限所在,部分用户利用微媒体的虚拟性与隐匿性,对自己言论与行为不加以控制,为吸引眼球,刻意夸大传播消息,违反了网络言论规范。由于个体自身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在“微”传播语境下对于文化自信的实际践行。

“微信息”重“传”不重“整”。“微传播”中的微信息虽然具有小单位、碎片化与快速的传播特点,但也面临着由于自身特质而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一方面,微信息的传播可以说是信息的动态整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无数个体的连缀串联和融合。信息接收者有时会按照主观目的和需求,从而造成对真相的歪曲或还原,造成信息传播实际目的的偏离。而又因“微媒体”最终运行端口只负责对某些信息进行数据上的分析,无法对用户的实际数据进行有序整合,部分用户会借此漏洞,无视道德失范风险,扰乱信息传播秩序。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微信息作为某一信息的局部碎片,天然带有高度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也在悄然引发着信息的失真性,导致社会公众所获得信息与事件的真实性有所偏差。但对于多数“微传播”平台来讲,其根本目的只在于通过这些信息传播赢得人们的关注度,获得实际效益,很多时候也并不会对这些信息资源做进一步的整合与筛选,这就从客观上阻碍了信息传播氛围的良好营造。

“微空间”疏“引”又轻“管”。微信息内容具有综合性、多元性的特点,涵盖内容多面,这也就难免使得社会公众的思想观念受到冲击,造成了用户个体价值观失序的现象,间接导致文化自信建构的外在环境逐步走向复杂化的发展趋势。一是“微空间”中网民群体在对热点舆论事件的影响力和掌控力明显上升,在为普通大众的利益诉求和情绪释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话语平台的同时,使得国家难以像过往那样加强对言论的监管,同时也给西方不良思潮的入侵提供了温床。二是我国对于“微空间”法律制度建设并不健全。立法的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存在利益相关性,其责任落实制度设置并不完善,缺乏一定的惩治力度;而网络监管技术滞后,又缺乏相应的安全扶持政策,在海量数据相互交融的背后又在考验着“微空间”各治理主体的信息防范技术与治理能力。如若不加以治理,长久以往,就会缺乏一个良好的信息传播环境,长久有效的文化自信在此语境下的建构便也无从谈起。


“微传播”语境下文化自信建构的多种维度

弘扬主流文化,坚守核心价值观。我国的主流文化是以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主导的文化因子,其主要内涵包括以国家为重、舍小利求大利的愛国之心,强调社会和谐、以和为重的大局观,以及重视品德、人人好公的高尚道德追求等,诸如此类的优秀内涵是人们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产物,也是我国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坚守来源。我国的历史跨度大,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程中积累了众多文化资源,由于部分文化表述含义抽象,无形中加大了传播的难度。而当下信息技术的发展,移动信息终端的多样构成,得以助力“微传播”数字化的传播方式集文字、声音、图像于一体,寓教于乐,凭此可极大提高群众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知度,更有助于增强我国民族认同感与凝聚力。

推进文化传播,占领文化高地。当代我国文化传播强调民族性,并且建立友好型和融合型的传播理念,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内传播的过程中,积极以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要传播对象,丰富传播内容,将其相互融合并落实到恰当的文化载体上,与人民的现实生活需求紧密结合以此来加强人们对于本土文化的认知。而对外,要努力建造全方位、多层次、有效果的现代化对外传播体系。首先是适时更新对外传播理念和传播技巧,对传统资源中有价值的内容进行现代阐释和发扬,充分发掘其中的文化价值与魅力;其次要加强在传播内容上的设计,积极融入国外先进文化理念,丰富当代我国的传播内涵。在进行对外传播时要注重跨文化的传播困境,以采用适合的传播方式加大我国的文化传播力度,扩大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借助两种方式的有效结合可以由内而外加强群众的文化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

整合文化资源,打造文化产业。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一方面要对我国现有的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另一方面也要做好文化产业的发展工作。文化资源是一个国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起来的关于社会价值标准、社会理论制度等方面的精神文化成果与集中体现,唯有在文化传播中注重价值的充分利用,才可以维持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可是,文化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我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以及价值观、影视传媒文化资源等,即便是同样的文化资源,如果存在形态、传播途径、价值实现方式不同,其传播范围和渗透力度也就会不同,进而影响其价值实现。“微传播”作为传播媒介的一种存在形式为我国的文化大发展提供了快捷的互动传播,日益增长的“微”经济形态无疑又为文化产业的发展作出了进一步的补充。加之微媒介下的使用用户众多,使得文化资源整合的主体更加大众化,人人都是文化资源的开发者、整合者、利用者,这就为文化资源的整合注入了强有力的活性因子,为文化自信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支撑。
“微传播”语境下文化自信建构的战略路径

加大教育力度,提高“微用户”个体的文化素养。“微用户”个体的文化素养的提升要通过社会教育与自我教育的相互配合而得以实现。在社会教育中,要促进政府与社会民间组织的联系。其一,政府作为维护媒介素养教育的管理人员,应积极制定规范来制约不当的传播行为,以营造一个健康的传播环境,并且促使人们做到懂法,守法。其二,加大对于相关教育政策的扶持力度,加大资金投入来鼓励各媒体机构通过培训和考核等方式努力培养出更优秀的、高素质的公务人员。相关社会组织能够通过相应的学术研究,探索传播对象与传播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且塑造一种平衡稳定的状态,以此来带动不同媒体人才队伍的素质提升。此外,对于“微用户”使用个体而言,要做到遵守法律法规与道德规范,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提高自己的理性交往能力。其三,要努力掌握新媒介的使用技能,有效利用微传播平台传播自己的声音和思想,旨在让“微用户”个体自觉成为“微传播”语境下文化自信建构的重要推动器。

着重文化整合,创新文化发展。“微传播”语境下文化资源的整合主要是偏重于对公共文化资源的整合上,要想借助文化资源的共享实现均衡化发展,在资源的整合过程中,要强调在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化主体的相互合作。第一,要由政府主导,严格遵循一定的原则,完善监管、权力下放等制度的建设,建立各机构之间的联动机制来调动公共文化机构参与的积极性。第二,鉴于文化在虚拟空间的“微传播”与现实生活中文化的传播与构建机制是紧密相连的,因此也要处理好因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所导致的各地区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于乡镇以及偏远地区要着重改进管理,加大人力与物力资源的支持来加强薄弱机构的设施建设,加强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与公共文化网络建设。第三,在做到对于文化资源有效整合的基础上,还要利用云计算以及多网融合等技术,最大限度地提高文化资源的利用最大化。不仅要做到文化的表现形式新,即通过数字化形态等技术支撑将优秀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作新的展现,还要注重文化内容的创新:既要体现出文化的本土化特征,更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和格局,换言之,就是要在保持本国文化的特色和传统的基础上,对于外来文化进行整合和创新,实现文化的双向交融,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与兴盛。

营造良好的“微传播”环境,引导文化传播新方向。营造良好的“微传播”环境,除了有法律制度的外在保障外,还需增强国家对国内舆论走向的监督管理,巩固我国的主流价值观,防范国外不良意识形态的入侵。在进行国内舆论的监管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网络舆情预警机制体系实现精准引导,这样可以在舆论事件发起阶段就开始介入,以高效率低成本的方式实现对网络舆论传播不确定性风险的有效规避。二是侧重于正能量信息向度的宣传与弘扬,与当下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紧密相结合,坚持正面引导的原则,加强与受众的双向互动。三是充分发挥舆论领袖的中介或是过滤的作用,对其而言要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在“微空间”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正确的言行主动引导文化的健康发展。四是应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优势,构建一个传播内容优良、健康、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舆论引导格局,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在对外传播中塑造好中国形象,在世界中传递中国观点。加强议程设置,增进社会共识,加强社会公众对我国自身文化的认同感,提高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为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刘士林:《中华文化自信的主体考量与阐释》,《江海学刊》,2009年第1期。

②张显龙:《互联网环境下增强文化自信的战略考量》,《中国信息安全》,2014年第6期。

责编/张蕾 美编/杨玲玲 史航(见习)

作者:徐苑林

传播文化阐释管理论文 篇3:

工业文化传播研究的现状与路向分析

摘要:工业文化传播作为特定领域的传播,至今没有引起政界、业界和学界的足够重视,系统性的研究尚未起步,有限的研究成果零星分布在工业管理、工业文化和市场营销等领域,这种状况显然不能适应新时代工业文化建设的需要。当下有必要开展专门研究,关注工业文化传播实践,以工业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等基本要素为研究路向,回应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为实践提供指导与理论支撑,并为构建工业文化传播学打下基础。

关键词:工业文化;工业文化传播;“5W 模式”

一、引言

中国工业正在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等一系列变革,转型升级需要文化引领。2016年工信部、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推进工业文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大力发展工业文化,是提升中国工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是塑造中国工业新形象的战略选择,是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有力支撑”[1],工业文化建设已得到政府、行业和企业的重视。文化是需要传播才能发挥作用的,可工业文化传播作为特定领域的传播,至今没有引起政界、业界和学界的重视,传播体系尚未形成,甚至对谁传播、传播什么、从哪传播等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还不甚清晰,传播不力、不会传播等问题依然突出,这将直接制约工业文化的发展。开展工业文化传播研究,是一项紧迫的、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学术活动,它不仅是“兴文化、展形象”[2]的需要,也是树立工业文化自信的需要,其研究领域极其宽广。

二、工业文化传播的研究现状

工业文化传播是国家、行业、企业、媒体和学校等社会组织及个体等不同主体,借助制度、物质和行为等中介,通过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传播方式,对工业文化信息进行传递、接受及反馈的过程。目前我国工业文化传播研究明显欠缺,至今尚无一本专著;在“中国知网”上以“工业文化传播”作关键词进行搜索,结果为“0”;再以其搜索篇名,只有2篇硕士学位论文和1篇书评,且关联度有限;其研究成果零星分布在相关研究领域。

在工业文化传播主体认识上,王正林等认为政府是推进工业化的主导力量,由政府部门担任工业化舆论造势和宣传活动的导演,其效果将会比其它部门来得更好[3]。程楠等主张从国家宏观、行业中观、企业微观三个层面对工业文化建设进行统筹规划,建立工业、文化、宣传、科技、教育等部门共同参与的行政体制和协同工作机制,培育专业传播机构,同时广泛动员社会各方参与工业文化建设[4]。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等行业组织和大众媒体、学校是工业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目前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工作力度显然不足[5]。

在工业文化传播内容方面,有些学者认为要讲好中国工业故事、弘扬中国工业精神、塑造国家工业形象。王新哲、孙星等认为要深入挖掘、传承“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传统工业精神,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创新精神、诚信精神、企业家精神等;强化中国工业品牌传播,着力塑造诚信、质优、创新、绿色的中国工业新形象[6,7]。

在工业文化传播渠道上,王新哲、孙星、罗民等认为工业文化载体包括物质环境载体、精神产品载体、活动载体、政府与企业载体[8]。大而言之,工业文化传播的途径有自然传播、商贸传播、战争传播、移民传播和媒介传播[8];具体而言,工业精神可以通过描述工业生产的文学、艺术、影视、音乐作品等进行宣传[8],国家工业形象除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传播、产品使用,经济合作、科技文化交流、工业旅游观光等都是重要的途径,还可以通过广告传播、事件营销、口碑营销、公共外交、公共关系等进行立体传播[8]。单霁翔认为工业博物馆、工业遗产地和各级各类学校教材都是工业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9]。展会也被专家们认为是极具活力的传播点。

在工业文化传播策略上,张峰主张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讲好中国工业故事[10];程楠等认为要借鉴世界级新闻媒体的传播方式,结合中国人的语言和思维特点,用大众能听懂、能理解的話讲述中国工业故事、阐释中国工业文化,创新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方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工业文化传播格局[4]。学者们还在工业品牌、工业遗产、工业旅游、工业文学及工业纪录片等相关专题研究中涉及特定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传播媒介的传播策略,只是大多语焉不详,缺少可操作性。

纵观研究现状,可发现工业管理、企业管理、工业文化、文化遗产和市场营销等领域的学者虽从不同角度研究涉及了工业文化传播问题,但囿于各自的学科视野,对其并未作深入探究,学理分析和建设性对策远远不足;有限的研究成果呈零星分布状态,缺少归整、融合,碎片化表达难以形成影响力;工业文化的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等无人论及,系统性研究尚未起步。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工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新时代推进工业文化建设,亟需开展工业文化传播的专门研究。

三、工业文化传播的研究路向

工业文化传播是特定领域的传播,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律,放眼长远,有必要基于传播学理论,借鉴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和工业管理等学科研究成果,从工业文化传播史、工业文化传播理论和工业文化传播实务等维度来构建工业文化传播学,但研究现状清楚地表明,目前尚不具备建立学科的条件。当务之急是关注工业文化传播实践,以哈罗德·拉斯韦尔的“5W 模式”作为传播评价框架,以工业文化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等基本要素为研究路向,回应当下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探究优化策略,从而为实践提供指导与理论支撑,并为构建工业文化传播学打下基础。

(一)传播主体的研究路向

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工业行业、工业企业、各类媒体、高等院校、协会、学会、国际组织等机构和个人都是工业文化的传播者。这些传播主体以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等形式开展的有关工业文化方面的传播活动及其得失,都是研究的对象。

政府在工业文化建设与传播中理应发挥主导作用,其主导作用如何发挥、发挥得如何,是值得探究的。国家及地方政府工业政策与规制制定、推行及变革过程中的组织传播行为,政府在博览会、交易会、职业技能竞赛和劳动模范表彰等工业文化活动中的作为,国家领导人外交活动与中国工业形象传播等均可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工业行业组织承上启下、广泛联通,是工业文化传播的中坚力量,其传播能力、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工业遗产联盟和地方工业文化协会等不同层级的代表性组织开展的工业文化传播特色活动等,可作综合研究或个案研究。

工业企业是工业文化传播的核心力量,也是工业文化的载体和落脚点,其工业文化传播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值得研究的选题更多。如企业家的工业文化素养及传播行为、工业企业面向市场的文化营销活动、企业内部的文化传播活动、师徒关系中的文化传承等,既可作综合分析,也可作个案研究;鞍钢陆续涌现出的各级英模9 800余人、航天科技集团师徒制传承工匠精神等突出现象和典型做法中的工业文化传播经验可作专题研究。

大众传媒是工业文化传播的主阵地,各类媒体的工业文化传播理念、传播行为、传播力度、传播艺术和传播效果等可作定性或定量分析。学校是工业文化传播的重要基地,其教育教学中工业文化的融入度,如进教材、进课堂、进校园的状况及效果值得关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开设“工业文化”、福州二中开设“影视剧里的工业文化”课程等教学活动可作个案研究。此外,国际组织对中国工业文化的影响;从洋务运动到新中国建立、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工业发展不同时期代表人物的工业文化思想及其传播;企业家、劳动模范、民间收藏者、“大V”和“网红”等个体在传播工业文化方面的作为与作用,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

(二)传播内容的研究路向

工业文化是由国家工业文化、工业行业文化和工业企业文化等多层次构成的,其内涵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等。面对如此丰富的内容,工业文化在传播中如何提炼与展示,这是不同传播主体需要探索的,也是学界需要研究的。

工业形象、工业精神是工业文化最本质、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工业文化传播的重点内容。长期以来,国家工业形象、中国工业精神等没能很好地形塑、提炼与广泛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工业文化碎片化、国家工业形象模糊甚至被污名化,因此,国家工业形象和中国工业精神传播的得失是迫切需要明辨的问题。工业文化传播建构国家工业形象时,如何反映政府、行业、企业、企业家和员工的工业理念和工业行为,如何展示企业形象与品牌形象,如何展现国家工业成果和整体实力,这些事关国内外公众对国家工业整体性认知的问题,有必要逐一深入探讨。工业文化传播展示中国工业精神时,对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创新精神、诚信精神等核心要素把握得如何,对“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航天精神”等传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精神弘扬得如何,对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新型工业化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工业精神提炼得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应点面结合、纵横观照,多角度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工业文化传播内容研究方面值得开掘的领域极其宽广,如敬业、创新、合作、诚信等当代中国工业文化核心价值观如何更好地弘扬,新型工业化进程中追求的原创、质优、绿色、人本等亮点如何充分地展现,工业成就、模范人物和先进典型业绩如何生动形象地再现,这些都需要专题探讨。此外,特定类型工业物品的文化因子,如航天器、高铁等大国重器的命名文化;工业企业或产品广告宣传语;厂训、厂规中的工业文化理念,它们如何更有效地传播,也是值得探究的。

(三)传播渠道的研究路向

传播渠道是传播内容与传播效果生成所必不可少的平台,如何把这一平台建设好、利用好,助力工业文化实现得体、快速、广泛、深入传播,其中有大量值得研究的课题。

第一,工业自有传播渠道的开发与利用研究。例如,企业家、劳模和广大员工的人际传播渠道日趋广阔,其传播工业文化的作用发挥得如何;工业组织的工业管理、工业生产、工业产品、工业贸易、工业建筑及工业园区等都是工业文化的传播载体,可实际利用得怎么样;工业旅游、工业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和纪念馆等如何有效利用;工业行业与企业的网站、两微一端公众号、宣传册、宣传片、公关活动等如何实现优化传播等。

第二,大众传媒发挥主阵地优势和主渠道作用的状况分析。图书、报刊、音像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传统媒体上工业文化的承载量,其传播的“时、度、效”及传播艺术等,可用定量或定性方法作综合研究或个案研究;大众媒体上的专栏、专版和行业媒体,工业纪录片、工业摄影、工业科普读物和工业文学等工业文化传播态势可分门别类开展专题研究。网站、微博、微信、客户端、抖音、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平台,大数据技术和3D全景展示、AR/VR展览、H5互动、游戏植入等新兴传播方式,它们用于工业文化传播的优势、策略及风险;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内容、渠道、平台等方面融合传播的發展现状、趋势及对策,这些都需要研究者予以关注。

第三,城市与社会活动中的工业文化传播研究。基于大传播视阈,城市称得上是工业文化传播与展示的最大平台,中小学和高等院校可谓重要的传承基地,它们的传播特性、功能及价值可作综合与个案研究,不同城市、各类学校的传播得失还可作比较研究;科普宣传、博览会、大赛、节日庆典、“中国品牌日”等大型活动,国内产业转移、“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移民与对口支援、劳务输出与“回流”创业、跨国公司与跨国经营、后殖民主义与全球化等社会活动都是工业文化传播的载体,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颇多。

(四)传播对象的研究路向

工业文化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它不只是“工业人”的文化,还是社会公众共同享有的文化,其传播主体多元、传播内容丰富、传播渠道广阔,传播对象比大众媒体的受众更宽泛、构成更复杂,值得探讨的问题也更多。

第一,传播对象的独特性研究。工业文化传播对象广泛分布在国内外不同的社会领域,从哪些角度来认识其面相和角色、区分其构成类型;不同类型的传播对象,如国内与国外、业内与业外的一般受众,官员和企业家等工业管理者、产业工人、农民工和青少年学生等特殊受众,他们各自的文化需求、兴趣偏好、接受心理和接受特点有哪些,其工业文化素养如何;传播对象是工业文化传播的参与者、解读者,其接触、理解、记忆、认同、反馈及二次传播中的主动性和选择性,作为集体成员参与组织传播和作为个体参与大众传播及人际传播的态度、行为上的差异性和关联性,这些都是有研究价值的。

第二,传播对象与传播主体、传播渠道的关系分析。工业文化传播过程中传者与受众是借助渠道实现信息交流的,传者、渠道、信息和受众等要素密切关联,如何改进受众与传者、渠道的关系,实现协同进化并优化信息互动;受众的社会身份、文化水平、接受能力和接受心理等因素是如何影响其与传播者的关系和渠道选择的;大众传播和特定传播场域,如工业行业、企业、学校、城市和工业遗址及场馆中,受众与传者、渠道关系的强弱及其特殊性;受众面对工业文化不同传播主体、不同传播渠道,其参与传播的程度有何差异,这些问题有必要作定量或定性研究。

第三,新传播格局下传播对象的新变化透视。在全球化时代,工业文化的传播对象更具广泛性,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的受众具有哪些共性与差异性,跨国跨文化受众的基本构成、分布状态、文化需求、接受渠道、兴趣偏好和接受特点等有哪些;在新媒体时代,交互式传播中受众更具自主性,其作用和影响与过去相比有何新变化,受众的媒介技术掌握程度是如何影响其工业文化的接受及反馈的,受众特别是自媒体用户随机、自发进行的工业文化传播活动该如何利用与引导,这些问题不仅是传者需要关注的,也是学者需要调查研究的。

(五)传播效果的研究路向

在工业文化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确定内容、选用渠道、瞄准对象等传播行为,无不是以传播效果最大化为目的的。这一目的实现程度如何,即工业文化传播对个体与社会的认知、态度和行动实际产生影响的质与量怎么样,其中大有探讨余地。

在宏观层面上,工业文化传播效果与传播主体、内容、渠道和对象的关联性、相互作用机制及各传播要素协同增效的策略,其中有大量的选题可作学理分析或实证分析;在中观层面上,工业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渠道和对象等要素各自对生成传播效果质与量的影响,可展开专题研究;在微观层面上,因工业文化传播主体分布广泛、内容千姿百态、渠道形态多样、对象千差万别,每一个传播要素都可以视其为构成因子分别开展传播效果研究。例如,传播主体方面,政府、行业组织、企业、大众媒体、学校等工业文化传播活動;传播内容方面,中国工业精神、国家工业形象、工业品牌的传播,工业先进集体和劳模事迹传播;传播渠道方面,特定载体及其传播方式、传播时机、传播强度,新媒体及媒体融合传播;传播对象上,面向一般受众的普及性传播和特殊群体的针对性传播,面向区域、国内和国际的传播,诸如此类的因素对个人、团体、组织及社会产生的影响都值得做定量与定性分析。

工业文化传播研究至今还是一个有待开辟的领域,基于“5W 模式”提出的研究框架及路向更多偏向于实践层面,工业文化传播特性、原理、发展规律,工业文化传播史及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特色,中外工业文化传播比较等更多史论课题还有待深入探究。工业文化传播任重道远,亟待业界、学界协力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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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艾涓]

作者:陈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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