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电影文化阐释管理论文

2022-04-24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地区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要求,经过不断阐释与发展,精准扶贫诸多路径纷纷创立。2017年,以精准扶贫为主题的影视作品也呈现出了多样化态势,电视剧《索玛花开》《苦乐村官》及电影《十八洞村》都以各自獨特的视角与呈现方式展现了精准扶贫工作中扶贫干部与贫困地区群众通力协作、克服苦难,实现脱贫致富的故事。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女性电影文化阐释管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女性电影文化阐释管理论文 篇1:

跨文化语境下欧美女性电影的话语维度

从历史演进、社会变革的视角来看,跨文化语境的形成可以视作在全球化浪潮冲洗下对传统、现存文化的自信与自觉,基于跨性别、跨阶层、跨种族、跨地域而衍生出的碰撞、冲突、对抗、交流、融合等丰富的语义,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跨文化电影文本母题建立的基础性能指之一。基于跨文化语境的当代欧美女性电影,则普遍遵循着打破性别歧视、谋求平等对话、彰显权利诉求、革新社会政治等的生成逻辑与呈现模式,以强烈的话语权力表达为言说主题,投射多面人性与现实生活、书写文化图景与社会景观,从而演变成为当代西方现代主义电影序列中的关键类型。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在西方社会所激荡开来的女性主义思潮与民权运动为欧美女性电影话语权力的跨文化表达,提供了更具精神鼓舞性、可操作性的理论指引和实践参照。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的持续加强、跨文化生态的多样化流变,欧美女性主义电影的表现视野也围绕话语权的更新而进行了扩大,进而构建起了更具兼容性的言说空间,由此也使电影成为审视性别结构、追寻与重建身份记忆、寻求价值超越、推动社会形态革新的人文载体。

一、觉醒:生命经验与主体意识的诗化书写

自简·奥斯汀(Jane·Austen)、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Bronte)、艾米莉·勃朗特(Emily·Bronte)等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女性作家开辟了现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作品的创作路径与表达范式,尊重、显现女性群体作为独立的社会个体与阶层的生命经验,言说女性的主体意识与发展诉求,逐渐成为了一种能够引发受众高度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的文学传统与文化情怀。这种精神觉醒所引发的艺术、文化的自觉,对其后欧美女性电影的文本叙述与更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该类影片的结构形态、表现方式乃至演绎风格普遍都倾向于以女性群体及其社会活动,作为核心人物、剧情主线而展开书写,与原本占据主导的男性叙事形成了对比,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了富有社会指涉性的明晰主题。

在跨文化场域中的“觉醒”,不仅仅只是指向于女性反抗被压迫与被统治的单一语义,而是越来越多地被阐释为在文化冲突基础之上更为具体有效的反男权能指,其跨越了性别、阶层、种族、地域等要素,是在更趨差异化、复杂化的多元文明的洗礼下,女性群体相对于男性及男性文化的人格独立、精神自觉,并延伸至社会实践上的自我觉察。跨文化背景下产生并壮大的当代欧美女性电影,则可以视作是对女性追寻自我与质询身份、言说情感与思想的更为多样化的人文主义呈现,其进一步凸显了时代演变潮下女性群体对于自我解构、社会文明的觉醒式体认。

具体结合当代欧美女性电影的文本呈现,可见其对于女性群体在跨文化背景下的渐次觉醒的彰显,往往通过将之放置在自身所处的主体文化(女性文化)与异文化之间的对抗形态之中,聚焦其审视、定位自我与“他者”(多以男性为主体)的关系,使女性对于性别、阶层、国别、种族等具体要素的认知,得以延伸至公共权力、宗教、法律、社会管理等更为宽泛与庞大的视野格局之中,以一种诗化呈现的角度,释放女性群体在遭遇内外部困境之时的困惑、压抑、焦虑等本能情绪,叩访婚恋生活、职业发展、权益保障等社会议题,重建与强化独立、自信、坚韧等价值信仰,由此形成丰富的生命经验表达形态。在此基础上所实现的跨文化视野下的差异性美学理念、多角度哲学思辨等要素在文本叙述中的聚合,也使欧美女性电影能够进一步交互呈现艺术变革与思想言说,从而以同样具有诗化书写意味的表现方式,完成对于主体意识的深层次体认与全方位询唤。

譬如,2013年上映的英国影片《菲洛梅娜》(Philomena),通过展现一名爱尔兰女性历时近半个世纪、前往美国各地寻子的艰辛过程,呈现了在不同价值取向、社会管理机制、文明形态的冲突背景下,女性凭借母性力量与人生信仰,最终实现自我拯救与精神重构的动人故事,书写了“第二性”打破性别文化歧视与禁忌、处理宗教文明与现代文化冲突的觉醒史诗。在影片中,其对于跨文化语境下女性话语权力的解读,更多在于聚焦宗教文化与女性文化之间从冲突到和解的过程,反映女性作为弱者的本能自醒、无畏自救。从某种角度来看,在影片中,占据社会秩序话语主导权的宗教文明成为了劝诫人应当保持道德自律、节制肉体欲望的话语符号,而修道院可视作是男性借助宗教彰显权力意志、加强对女性控制的隐喻意象。面对宗教意志压制、大众话语诘难、不同文明生态下的思维方式与生活理念所引发的对话障碍,女主角菲洛梅娜(Philomena)始终未放弃寻回离散多年的儿子的信念,并以乐观的心态去努力排解自身出现的各种负面情绪。通过聚焦人物从因为未婚有孕、被迫进入修道院接受劳动管束的凄苦与酸辛,到目睹幼子被修女售卖给美国夫妇而自身无力改变结局的悲恸和绝望,再到年复一年往返于爱尔兰、美国两地寻访的矢志不渝,影片以饱含情感寄托的纪实主义表现手法,借助线性的剧情推进,以质朴、细腻的诗化书写,体现女性丰富、微妙的觉醒经验,完成了践行精神自救理念、体认宗教文化理念、重建人生哲学的主体意识的深度叩访,使阵痛、救赎、释然、和解等语义充分聚合,建构起了实现电影与受众之间形成言语对接、情感认同的话语场域。

二、聚变:抗争理念、身份重建与自我省思

以比较文学、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角度审视,反对男权专制、实现个体独立、获取对等的公民权利、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是贯穿于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序列的核心诉求之一,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电影文本投射现实的隐喻意象、主题言说的精神基质[1]。跨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使当代欧美女性电影在展现女性“醒来”的语境所指,开始不再单单局限于自我主体的确认、强化,而是伴随着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大众文化占据消费生态主场,借助批判男性窥视欲、想象欲、恋物欲的呈现视角,进一步凸显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生存意识与社会化思维,使更趋理性的抗争、涉及跨性别与跨种族的身份认同以及建立在实践自觉上的形而下反思,逐步引发了女性主义发展诉求在电影文本话语表达上的“聚变”。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重新体察男女性别的二元对立、找寻消解极端对抗的现实路径,开始驱动女性主义思潮与西方核心价值的深层次对接,使欧美女性主义电影的话语中心由反抗、破坏转向对话、共建。而在这一时期,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所催生出的跨文化语境的外延扩展、所谓的普世价值的跨意识形态认同,则为欧美女性电影的话语指认提供了更为强有力的文化消费取向、舆论倾向性上的支撑,令尽可能规避快感文化的优先表达、加强对女性话语中心样式的建构以及传达一种渐进式的反思意味,成为电影文本表现反对男权意志、均衡家庭伦理关系、打破职业性别区隔、披露社会权益分配矛盾、谋求建立跨性别与跨文明对话合作机制等权力诉求的认知统一[2]。电影除了发挥影像化记录的作用之外,也围绕女性群体的精神剧变展开文本形态上的空间解构与图景再造,由此生成的倡导理性抗争、加强身份认同和强调深度省思的言说主题,也具备了应有的文化解码功能与社会批判意义。

例如,美、法两国合拍的《天与地》(Heaven & Earth,1993)将故事背景设定在越南战争之中、构建以成长叙事为主体的书写结构,以女性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切入视角,呈现其从经历肉体摧残、精神恐慌、遭遇身份焦虑再到拒绝人格堕落、重建生活自信的复杂历程,显现出女性通过应对文明冲突完成全方位自我蜕变的话语涵义。在影片中,随着女主角黎里(Lyly)与同作为美军驻越少校的丈夫巴特勒(Butler)离开动荡的故乡越南、前往美国定居,如何融入全新的社会环境,也成为了女性必须面临的生存考验。在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乃至对立,则使跨国婚姻陷入了难以避免的破裂危机之中,令他们很难“可以没有痛苦的活着”,更无法将“既亲密、又自然、既可靠、又自由的关系维持下去”(玛丽莲·弗伦奇《醒来的女性:一部女性的心灵史》)[3]。而黎里与巴特勒从产生意见分歧到最终达成和解,既是生存哲学的女性化投射,也是女性对东西方世界的认知转变,又通过展现男性角色的宽宏、坦荡,在隐性层面去转喻西方文化所谓的开放性、包容性。最终,巴特勒的自杀,尽管在物理层面宣示了男性生命的终止,却并不意味男权意志对女权诉求的妥协。在影片的结尾,黎里带领三个儿子离开美国、折返越南。一方面,显示出在西方社会的话语结构之中,以男权为内核的男性文化仍旧居于权力秩序的中心位置,遭遇文明冲突困局、精神困境的东方女性选择回归自身所属的、相对于西方文明的异文明,成为了其处理冲突与对抗、维持生存可能的一种可行的抗争方式;另一方面,通过对“回家”“故土”“乡愁”等人文要素的聚合表现,女性从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唤醒与重塑记忆想象、找寻身份归属、加强族群认同的成长反思,消解了在文明冲撞中出现的生命阵痛与主体迷失。影片尝试借助人道主义去跨越种族差异、价值冲突、性别对抗的书写形式,也让跨文化语境下的女性话语表达更能以跨意识形态审视的呈现角度,以组建容纳平等对话、理念交互、价值共存等多元语义与发展诉求的言说空间。

三、超越:基于性別建构的多重价值对接、社会文化形态耦合

社会性别理论的导入,拓宽了电影文本在思想主题上的呈现视野,为欧美女性电影的言说语义提供了更能呼应、显现乃至剖解时代文化症候的切入角度与投射方式。基于社会性别理论形成的性别建构表达,则往往借助象征形象分析、规范学科建设、社会角色区分以及价值体系认同等呈现方式,融入到了电影文本结构的叙述节点之中。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欧美女性电影序列中,性别建构并未成为文本层面显性的指涉参数,影片仍普遍停留在性别对立、价值对抗等层级上。在全球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当代欧美女性电影基于跨文化语境展开了文本结构、思想能指的再创造,同时借助影像化语言与剧情设定的创新呈现,使其开始突破之前相对固定、单一的主题言说模式,通过还原与再造身份想象与文化记忆,创造视觉奇观、深刻言说丰富而复杂的生活体认,使影片对于性别建构的涵义表达逐步上升到了融合写实性、浪漫性乃至象征性的立体化展现的层面,进而以性别间进一步的对等对话、开放合作去审视差异化价值取向的共存、多样性的文化形态的融合,使“超越”成为了电影文本主题的全新能指[4]。

比如,以女性政治战略家斯隆(Sloane)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为呈现视角的《斯隆女士》(Miss Sloane,2016),通过展现职业女性为要求联邦政府加强枪支管控奔走呼号、应对各类敌对势力阻挠、最终完成人生目标的惊险历程,折射出当下西方社会治理危机下更为深层的阶层矛盾、族群对立、文化困局。单以跨文化语境的视角来看,影片将性别文化冲突放置在了政治力量角逐、商业组织博弈、社群价值冲突等颇具现实语义的空间之中,通过围绕作为女性职业政治战略家的斯隆、反击无数的男性竞争同行的直接打压甚至暗中构陷展开非线性叙事,借助讽刺精英主义政治哲学的黑色幽默表达,斯隆所代表的后现代文明情境下的独立女性形象也愈发成为自由、法治、包容等西方核心价值的投射对象,可以视作是在隐性层面上、影片试图中和与消解各类冲突的调剂载体。在影片中,斯隆的女性身份更多了几分镜像映照色彩,其既有不同党派之间的利益博弈,也不乏种族社群错综复杂的关系制衡,更涉及到性别角色、职业分工、权益保障等具体类目,对于管控枪支议题的政治论辩,从某种意义上,演变成为了对当下美国社会问题的公开对话与深入协商。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在影片所构建的男权意志存在方式更为隐蔽、差异化价值取向博弈剧烈的社会生态中,女性不仅要扮演普罗米修斯式的古希腊英雄角色,而且也要成为能够运用生存哲学、坚守自我主体信仰的现代智者,这是其获取自身应有的社会权利的必由之路,也是助推消解性别文化冲突、建立互补式的性别生态的可行方式。影片以政府议会通过控枪议案、斯隆却因涉嫌违法被判入狱收尾,则是一种从遵循基本逻辑、维护主流秩序、民族情感认同的和解方式表述,其将性别建构的话语表达建立在了对美国乃至西方核心价值的再确认与再强化上。这本质上无疑是借助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去对解构性别文化的另一种形式,是尝试均衡处理女权主义与男权话语相互关系的探索表达。电影成为了其中发挥媒介作用的大众文化产品。而性别建构理念与女性话语诉求在跨文化语境中的聚合,也使电影文本的视点扩展至探索消解阶层区隔、破除社群对立、谋求一体化发展等归于现实主义乃至新全球主义的场域之中,由此也能使文本主题投射出积极、合理的现实观照意味。因此,对于斯隆而言,“她为了实现自己而展示了自己”,通过“对这个世界的责任感”,她显得“不再平庸”(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5]。

参考文献:

[1]李晶.性别、阶级与后殖民文本续写——女性主义经典电影《钢琴课》的多维度反思[ J ].电影评介,2018(16):17.

[2]张琦.小说改编电影中的女性形象重塑——以《凝望上帝》为例[ J ].电影评介,2018(11):110-111.

[3][ 美 ]玛丽莲·弗伦奇.醒来的女性:一部女性的心灵史[ M ].余莉,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112.

[4]宋德辉.女性主义电影的自我救赎[ J ].戏剧之家,2018(7):110-111.

[5][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 M ].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9.

作者:吴思颖

女性电影文化阐释管理论文 篇2:

女性主义视域下精准扶贫影像空间的内生力建构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地区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要求,经过不断阐释与发展,精准扶贫诸多路径纷纷创立。2017年,以精准扶贫为主题的影视作品也呈现出了多样化态势,电视剧《索玛花开》《苦乐村官》及电影《十八洞村》都以各自獨特的视角与呈现方式展现了精准扶贫工作中扶贫干部与贫困地区群众通力协作、克服苦难,实现脱贫致富的故事。女性视域下对精准扶贫工作的刻画,《索玛花开》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电视剧《索玛花开》是一部由中央电视台、凉山文化广播影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脱贫攻坚主题剧,其敏锐把握时代潮流,讲述了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下扶贫女干部与彝区人民共同努力、勤劳致富的故事。该剧建构了一个指向少数民族的品格、由经济落后所带来的文化局限、脱贫政策及其存在的必要性等内容的精准扶贫影像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女性主义视角起了重要叙事作用。

一、精准扶贫影像空间中的女性主义

在电视剧《索玛花开》与《苦乐村官》所建构的影像空间中,女性角色作为某一个体对剧情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正向作用,而作为一个集体则占据了相当大的空间比例。女性在上述两部作品中是一个重要的表达范畴,而女性主义观念也在精准扶贫的影像空间中得到了良好铺展与更加新颖的阐释。

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发表了被誉为女性主义圣经的《第二性》,阐明了女性“要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就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客体,成为他者(the other)”。[1]其中,通过“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区别”[2]发现了“女性”这一社会建构物的历史性。上个世纪中叶以后,“‘观看’在人类理智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形成一种视觉中心主义的观看政治”[3]。1975年,在电影这一视听艺术亟待性别理论阐释的召唤时刻,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发表了《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这篇运用了精神分析理论与拉康“镜像理论”的著名论文,被广泛认可为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开山之作。该文探讨了在弥漫着父权无意识的社会中,主流(好莱坞)电影是如何将作为被“凝视(gaze)”之物与“男人的另一个能指”[4]的女性编码进古典叙事之中的,又是如何有意无意中将女性塑造成社会所期待的“刻板形象”的,据此揭示电影作为一种象征秩序系统,是如何持续地建构女性整一化的理想自我,并持续地维持既有的父权意识与父权社会秩序。在《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中,劳拉·穆尔维认为女性角色在银幕中无非是用来满足男性窥视快感的、客体化存在的一个色情对象物,其常会对男性角色的帮助发出邀请,而请帖就是银幕中她唯一真正拥有的东西──性诱惑力,一种在男性目光的“凝视”中被塑造(异化)的“女性气质”。上述观点是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普遍共识,而这一共识所阐释的现象(再现模式),仍广泛存在于当今世界的影视作品之中。

影视作品的女性主义策略主要有两种:一是反视觉快感,即以女性为主角,并使其摆脱被男性欲望对象化的客体地位,如《让娜·迪尔曼》《桃姐》等;二是赋予女性主角叙事上的主体地位,即使其对剧情发展产生推力。这种推力可以倾向于源自主体的行为,如《时时刻刻》;也可以倾向于源自主体的意识,如《人鬼情》。亦有一部分并重以上两种策略的影视作品,电视剧《索玛花开》便属其中一例。在创作者的刻意设定下,该剧通过剪除女性主角的性诱惑视觉元素成功避免了观众对其可能存在的客体化欲望,继而呈现给观众一个淳朴善良、正直坚韧、充满正能量的女性主角。同时,主角王敏不是一个被动的存在。首先,她具有完整甚至强大的行为自主能力。其次,她不同时刻所展现出的思想观念是剧情推进的主导力量。《索玛花开》中除了主角王敏之外,还塑造了多个不被主流再现模式所束缚的女性人物,如衣着、座驾与行事风格皆显“中性”的城市独立女性李俏;丈夫亡故后独自照料两个孩子的坚强妇女呷呷嫫;崇尚自由且思维独立的纯真少女马海阿支以及处事灵活、头脑精明的杂货店女老板吉布英花。该剧唯一显明地展现女性主义观念的位置是第15集:王敏与村委会决定要在火把节前完成通往其他村镇的公路修建工作,却遭到阻拦,村前妇女主任呷呷嫫的积极带动,村中所有女性作为一个集体站了出来,率先承担起了公路的施工工作。电视剧《苦乐村官》中虽然不存在女性主角的设定,但是剧中女性角色对于剧情发展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如第1集中,母亲和奶奶是致使主角万喜回村并担任主任的主要人物,二者对主角的影响奠定了该剧基本的剧情走向。女性角色在该剧中有着人物关系与剧情发展的润滑剂效用,梅花、杏花和乔叶在全剧中不懈追求各自的价值实现,并以各自的独特性格为多次渐趋僵硬的人物结构舒筋活络,进而影响乃至推动剧情演进。以上两部剧作对中国贫困地区现实情况的把握全面且富有洞察力。女性主义观念在精准扶贫影像空间中得到了自然而然的完满铺展,这种自然是由创作团队所秉承的现实主义文艺策略与贫困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农村的实际现状所共同决定的。

二、女性主角政治信念与性别意识的双线建构

电视剧《索玛花开》的主角──谷莫村扶贫第一书记王敏,无疑是当下精准扶贫影像空间中所有角色里最具创作表现力的一位。“第一书记王敏这一人物形象在近年来我国电视剧作品中并不多见,她身上既有以往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女性当家人’的影子,敢想敢干、勇于奋斗,又带有新时期年轻干部知识丰富、时不我待的时代特点。”[5]可以说,王敏这一角色是优秀女性扶贫干部和女性主义戏剧角色之典型范例的统一。与其他角色一样,王敏的理想与性格也在事件的合理推动下不断演变。王敏的内心走向可以分成两条线:一是明线,即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政治信念的发展;二是暗线,即反抗父权的女性独立意识的成长。两条线各自演进,互相促动,概括地讲,主角的政治信念与性别意识的成长实际上如同三幕剧一样逐层推进,经历了三个不断深化的阶段。

首先,在第一阶段中,王敏为了提早完婚,决定帮助发生意外的未婚夫完成扶贫任务,此时她并没有认识到扶贫工作的复杂性与必要性,进山扶贫于她而言只是必须完成的一件事情。同时,她将对未来生活的全部期待放到婚姻之上,在“女大当嫁”的社会期待下,她对作为扶贫干部的未婚夫周林实行逼婚。本阶段中,她不仅没有任何政治色彩,而且完全是男权的附庸,其自我认同与价值实现依靠的是被男性所绘制的家庭蓝图。

其次,在第二阶段中,王敏在工作中逐渐认识到了扶贫工作的必要性与艰巨性,在工作的推进中逐渐明确了自己的政治信念。同时,她在扶贫工作中所遭遇的各种困难也让她愈发坚强与独立。她为了真正使谷莫村村民走出贫困而焦头烂额,少有时间照顾住院疗养的未婚夫。因王敏不同意放弃扶贫任务并与未婚夫提前完婚,二人终至决裂,这里展现了主角愈发坚定的政治信念。在这一事件中,王敏面临着两个冲突,即政治信仰考量下的集体幸福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冲突;女性主义方面考量下的独立人格与社会期待之间的冲突。最终王敏选择了政治信仰下的集体幸福与女性主义下的独立人格。

最后,第三阶段所占篇幅虽然仅有结尾的半集,但意义却相当重大。周林因坠落扶梯而缺席于集体婚礼现场,最后抢救无效身亡。王敏于悲痛中完成了谷莫村扶贫任务,在村民的含泪送别中走向了未婚夫坠亡的扶梯,继续推进“悬崖村”的扶贫任务。电视剧在收锣罢鼓时,于莫大的痛苦中达成了一种康德式美学的崇高与壮美。曲已终人未散,王敏依旧走在扶贫路上,此时的她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扶贫干部与共产党员。不仅如此,作为一个拥有着崇高社会主义理想的独立女性,她已经成为一个彻底摆脱客体地位,以独特个性走向女性解放、走向全面发展的典型人物。

主角的政治信念与性别意识共同经历的以上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表明,国家精准扶贫任务的推进与作为个体女性的性别独立是有着某种同构的。同时,该剧中存在着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问题”,即其有向男权世界妥协的嫌疑。王敏多次在遭遇困难之时向作为市委副书记的父亲求助或哭诉,这里体现了其在女性主义观念表达上的不彻底。不过,这样的剧情处理也塑造了人物的立体感,增强了人物对观众的感染力。影视作品需要考量并将现实的模样揉入故事情节以保证作品真实可感,然而故事符号化将消解说服力,故事过于写实则无吸引力。正如罗伯特·麦基所言:“故事,是生活的比喻。”[6]《索玛花开》中出现的“问题”存在着必然性,而这部剧集也可以作为进展明显但仍然任重道远的中国女性解放之路的一个文化表征。

综上,《索玛花开》是一部以脱贫攻坚为主题,并以女性解放作为次文本的女性主义影视作品。同时,该剧也在悄然中反击了一些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所认定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具有父权本质”这一无端指控,在精准扶贫的影像空间中良好地展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念。

三、女性解放之于精准扶贫影像空间的内生力量

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版的一系列学术成果为中国性别和女性主义研究这一议题定下了讨论基调与主流话语,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朱迪斯·斯泰西(Judith Stacey)的《中国的父权与社会主义革命》(1983)。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女性问题持相对统一的总体化态度(即父权本质),且认为女性主义实践应“自治独立”,并与政治体制与社会文化作出区分,暴露出这些学者对现实现状了解的缺失与“田野调查”资料的匮乏,可以说是一种“空想女性主义”。

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指“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女性主义实践……它是理论和革命在一个具体的第三世界场景中的本土化实践和历史体验。”[7]其在演进过程中融合了多种在当时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女性主义观念。例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大力推崇妇女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管理,而在我国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民族主义女性主义,鼓励女性走上各种工作岗位为抗战作出贡献。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本土化的一次重要尝试,明确且坚定地表明了女性在家庭构建与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2015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上发表的题为《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共建共享美好世界》的讲话中提到:“没有妇女解放和进步,就没有人类解放和进步。”[8]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阐明了新时代下妇女解放对于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地位,也体现了新时代下中国共产党对于女性问题的高度重视与妥善解决女性问题的坚定决心。中国女性的独立与觉醒,不仅会为脱贫攻坚任务带来巨大的经济动能,而且其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将能够为贫困区群众带来更强大持久的内生力量。而这种内生力量则是贫困地区脱贫且不返贫的重要力量,这种思想在电视剧《索玛花开》的影像空间中也有着具体且贯穿始终的展现。剧中,谷莫村每一次出现重大意义的发展都有着女性角色的积极投入与推动,而在一些重要时刻中(例如第15集中的修路),女性角色更是站到了主要推动者的位置上。需要指出的是,父权意识更多的是一种被建构并弥漫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无意识,常见的振臂呐喊呼唤来的仅仅是社会关注。对深层次的无意识进行渗透与瓦解必然是一个“慢功夫”,比起大声疾呼,当下更需要无声润物。电视剧《苦乐村官》因在女性主义话语的呈现方面极为克制,反而可以无声但较为有效地浸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之中,剧中女性角色本身及其行为方式的设置是一种更为温和隐忍的内部突破策略,女性角色被展现为改变男性角色观念乃至整个故事结构与走向的柔和且坚定的力量之源。正如毛泽东所言:“妇女能顶半边天。”文艺作品“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9]电视剧《索玛花开》与《苦乐村官》作为根植于人民群众生活的现实主义影视作品,其影像空间中的女性主义理念的展现是一种与现实生活的互文结果。而女性解放作为一种内生力量不仅存在于精准扶贫的影像空间中,也存在于以共同富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精准扶贫方略之中。当下的精准扶贫影像空间,展现了女性解放作为一种内生力量之于微观的家庭、社区建设与宏观的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及在当前的脱贫攻坚与精准扶贫任务中,中国女性的觉醒与解放既是重要动力,也是应有之义,绝不能被忽视。

结语

整体上讲,在精准扶贫的影像空间中,电视剧《沸腾》《坚果》《一号文件》《我的金山银山》《长虹岭》《扶贫办主任》等塑造了形态各异的审美空间指向。在有些作品中,女性主义视角下党的扶贫工作叙事观念,已然有了一定程度的表现。从《苦乐村官》中柔和但又拥有着莫大力量的女性角色,到《索玛花开》中性别意识逐步成长、政治信念逐步升华的女性主角,皆表明了意识觉醒且具有独立人格后的中国女性将会在精准扶贫工作乃至整个国家的建设中产生的巨大作用。在上述两部剧作所建构的影像空间中,精准扶贫是主题,而彰显女性力量、推动女性解放则是创作者的另一个话语,现实主义的创作策略,也使得二者的立场拥有了高度的真实性与可信性。因此,当下以《索玛花开》和《苦乐村官》为重要文本的精准扶贫影像空间与当前社会现实在观念同构的基础上,形成了良性的交叉互动,也彰显了女性解放在当下精准扶贫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全译本)[ M ].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01.

[2]游晓燕.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关键词 [ J ].咸宁学院学报,2009(4):61.

[3]韩琛,马春花.电影与恋物──劳拉·穆尔维的影像理论[ J ].文艺研究,2013(5):100.

[4][英]劳拉· 穆尔维.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 M ]//外国电影理论文选.周传基,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639.

[5]汪淑双.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劇《索玛花开》的创作特点[J].当代电视,2018(2):30.

[6][美]罗伯特·麦基.故事[ M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20.

[7][美]王玲珍.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再思考──兼论美国冷战思潮、自由/本质女性主义对社会主义妇女研究的持续影响[ J ].王玲珍,肖画,译.妇女研究论从,2015(3):13.

[8]习近平.习近平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讲话[EB/OL].(2015-09-28)[2019-05-01]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28/c_128272780.htm.

[9]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5-10-14)[2019-05-01]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16825558.htm.

作者:李百晓

女性电影文化阐释管理论文 篇3:

文化创意企业管理者特征与投资决策关系的研究

摘 要:经济社会在进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之后,市场对于企业的发展要求也变得更为严格,创新理念被更多的企业逐渐重视起来,因此文化创意产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为了产业之中的各类文化创意企业取得更为优质的发展机会,管理者也在不断改进企业的发展规划方案,进而寻求适合该类企业在经济市场的发展路径,在研究文化创意类型的现代企业的未来发展按道路时,需要对投资者决策与管理者基本特征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了解,本文对这二者关系展开探讨。

关键词:文化创意企业;管理者特征;投资者决策;关系

知识经济给我国的经济市场带去了影响,各类企业不仅仅充分关注现代科技给企业带来的推动力量,同时也对创新理念以及文化创意给予了足够的关注,文化创意行业有极好的发展条件,虽然我国的该类企业具有起步相对比较晚的发展劣势,但是受到各种物质条件以及政策支持的影响,该行业与现代市场具有极好的融合度,为了促进该行业发展,获取更多经济收益,投资活动的合理性很关键,在决策投资时,需要对各种变动因素进行考虑,管理者特征是很明显的影响因素,本文对其与决策者投资活动之间的关系加以阐释。

1 研究样本分析

1.1 确定研究样本

由于文化创意企业多为中小企业,所以本文的样本企业均采用我国某市上市的中小板和创业板企业,在进行样本企业的选取时遵循的原则有:主要从事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广告会展,艺术品交易,设计服务,旅游、休闲娱乐,其他辅助服务业等九大类二十七小类行业的文化创意企业。剔除 ST 类的企业。管理者个人信息披露不全的企业。遵循上述原则,本文最终选取了2016年 110家文化创意企业为本文的样本企业。本文实证研究时所用的总投资强度、研发投资强度、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总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增长率通过 WIND 数据库、CSMAR 数据库计算得到。管理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女性比例、在职时间和具有技术、设计工作经历的比例通过CSMAR 数据库披露的管理者个人信息整理得到。

1.2 研究假设分析

文化创意企业的管理者大多具备相应的专业特长,接受过系统的创意专业教育,具有较高学历和较高的个人素质,掌握一定的创意企业相关知识和技能,是具有创意灵感的设计能手,更加注重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由委托代理理论可以看出,作为企业各项决策主体的管理者,其管理行为将直接决定企业的投资决策。管理者的价值观、基本认知和一些可观察到的个人特征会使其对事物的洞察力受到限制,受限的洞察力使管理者对事物产生选择性的认知,这种选择性的认知将决定管理者对现实事物的理解并做出最后的战略选择。委托代理理论还考虑股东与管理者间的关系,管理者持股可减少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使两者对待风险的态度趋同,从而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

1.3 确定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即投资决策指标,结合现有的相关理论与文献和我国文化创意企业的行业特点,本文选取总投资强度和研发投资强度来表示企业的投资决策。 总投资强度的计算方法,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计算方法。早期的学者一般使用固定资产当年的增加值、工程物质和在建工程增加值之和与期初总资产之比来表示企业的总投资水平。 考虑到我国文化创意企业的行业特点,本文使用魏亚平等对文化创意企业投资总额的计算方法,用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在建工程、工程物资、无形资产和开发支出增加值之和表示企业当年的投资总额,企业当年的投资总额与期初总资产之比即为企业的总投资强度。研发投资强度的计算方法,本文与大多数研究一致,使用研发投资与营业收入之比表示研发投资强度。

在管理者特征变量的选择上,根据Barker、Mueller 等研究,除选择具有共性的年龄、在职时间、女性比例。 还根据文化产业有极其显著的特征,它和大部分传统产业不同,不但需要创意创造文化产品,还需要借助科技、网络和计算机技术进行设计和研发,因此在管理者特征变量的选择上,受教育程度和具有技术、设计工作的经历就更加重要。

1.4 构建模型

本文在对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对管理者特征与企业投资决策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为对我国文化创意企业管理者特征与企业投资决策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将分别对管理者特征与企业总投资强度、研发投资强度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建立以下研究模型:

管理者特征与企业总投资强度的回归模型:TOINV = α + β1AGE + β2EDU + β3GEN +β4TIM + β5PRO + β6LEV + β7SIZE + β8ROA +β9GRO + ε

管理者特征与企业研发投资强度的回归模型:RDINV = α + β1AGE + β2EDU + β3GEN +β4TIM + β5PRO + β6LEV + β7SIZE + β8ROA +β9GRO + ε其中,TOINV 表示企业的总投资强度,RDINV 表示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

AGE、EDU、GEN、TIM 和PRO 分别表示管理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女性比例、在职时间和具有技术、设计工作经历的比例。LEV、SIZE、ROA 和 GRO 分别表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总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增长率。 α为常数项,βn 为第 n 个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随机变量。

2 研究结果分析

2.1 变量分析

从对选择的样本研究可以明确以下几个结论,我国的文化创意类型的新型企业具有整體投资强度低下的问题,虽然部分企业具有极高的投资能力,但是大部分企业存在着明显的投资问题,这类企业的发展水平差异也极为明显,投资问题限制了该行业的持续性进步。对该类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进行调查后发现,管理人员之间虽然偏大的年龄差距,但是年轻化的趋势很明显,大部分管理人员的学历水平都比较高,一学历水平在大学本科以上。该类企业男性管理者的数量更多,受到在职时间的影响,管理者的工作变动情况极为频繁。企业的负债率具有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既受到企业实际规模的影响,同时也展现除了该行业竞争激烈的市场竞争。

2.2 投资决策活动与管理者特征关系分析

从对作为样本的文化创意企业的调查可以发现,企业之中的管理者的年龄越大,其投资强度也就越低,可知两者呈负相关。

管理者的学历越高,企业的投资强度也就更强;企业中的女性比例越高,这类企业的投资活动也就更为活跃,很多女性管理者为了不再成为其他人眼中的弱势力量,会对投资活动抱有更高的热情,借由成功的投资经历来对自己的工作能力进行证明,摆脱弱势形象。管理者在职时间长,其研发型活动的投资力度也就更大,对于企业发展情况有透彻了解后,管理者更能看清研发投资的重要性。

根据控制变量与企业总投资强度和研发投资强度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资产负债率与企业总投资强度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与企业研发投资强度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说明我国文化创意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总投资强度和研发投资强度越低。总资产收益率与企业总投资强度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说明我国文化创意企业总资产收益率越高,企业总投资强度越低。总资产增长率与企业总投资强度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说明我国文化创意企业总资产增长率越高,企业总投资强度越高。

3 投资发展建议分析

之所以研究文化创意企业内部的投资强度与管理者特征之间的关系,是为了帮助该种类的企业寻求可靠的发展之路,从投资这一环节来增强创意型企业的发展动力。现以研究结果为准,给出以下可信度较高的投资发展建议:

在本次研究中,唯一与投资强度呈现出负相关的特征为管理者的年龄,因此可以在选聘管理者时优选选择年轻的竞争者,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年龄偏大的管理者并不会对投资活动抱有较高的积极性,他们往往更喜欢规避投资带来的风险,年轻的管理者更为关注企业的业绩,会积极地开设投资活动,也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考虑到管理者的受教育程度这一特征给企业总体投资能力带去的影响,优选学历更高的管理人员是更好的决策,学历高的管理者往往有更为强大的工作理论基础,这部分管理者会将工作精力更多地消耗到企业变革方面,也能够使企业的资源与资金被更为充分地利用,而面对企业中已有的低学历的管理者,企业可以安排其进行进修学习活动,以此来填补其在工作理论方面的不足之处。

女性管理者具有一定的管理优势,但是很多创意类型的企业都存有男女比例不平衡的问题,因此在保持已有员工的条件下,可以加大对女性管理者的聘用力度,使男女两种管理者的数量可以保持平衡,同时还能使企业保持多种管理风格,进而使决策者对于投资持有正确的态度,在积极面对投资机会的同时,也能够对风险有正确的认识。

在职时间也会给投资行为带去影响,因此可以适当延长管理者在职的时间,使企业的管理活动保持稳定,以便于控制企业的投资强度,使其保持适中,但是也不能使管理者的在职时间过长,使其在长时间的固定时间之中形成经验主义,降低企业生成的投资强度。

无论是哪一种行业都需要技术性人才辅助发展,而文化创意这一行业也不例外,因此在选拔管理者时,还要对其实际的工作经历进行考量,有技术以及设计等方面的工作经历的管理者能够更好地处理文化创意企业的投资问题,基于具体的企业投资问题,管理者还需要掌握一定的财务以及法律知识。

除了本文重点研究的几种管理人员的特征外,决策者还要重视外部环境因素给投资活动带去的影响,包括文化创意市场变动以及互联网金融等,在适应金融市场的变动时,还要积极利用新型技术元素,充分融合线下和线上两种发展活动,探求更多的投资机会 。

4 結束语

本文根据对文化创意行业的企业的实际调查情况,对其投资决策活动与管理者主要特征 进行了分析,借助调查结果发现总体投资强度和研发投资的基本强度与以下几种因素会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且这种正相关关系很明显,包括管理者的女性所占比例、受教育程度、参与设计工作的实际经历、具有技术水平,与投资强度呈现负相关的特征只有年龄特征。根据此次研究成果给出了最终的投资建议,决策者在调整投资方向时,必须要考虑到本文分析 的几个管理者的基本特征,选定出最优投资计划。

参考文献:

[1]李海涛.管理层能力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D].(北京科技大学)(2017).

[2]郑传均,张喜龙.管理者特征与融资决策关系研究--文化创意企业视角. (2016).

[3]孟晓咪.融资约束对文化创意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D].(天津工业大学) (2016).

[4]戴雅雪.管理者早期经历对公司投融资决策的影响研究[D].(湖南大学)(2016).

[5]陈玥.文化创意企业投融资内生决策的效率评价研究[D].(天津工业大学) (2017).

作者:姜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