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基本管理论文

［摘要］军队履行国际维和任务，是对外军事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执行维和任务中有效实施跨文化传播，对于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军队软实力、推进政治工作创新、促进维和任务完成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从战略全局上来考虑国际维和行动中的跨文化传播问题。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跨文化传播基本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跨文化传播基本管理论文 篇1：

跨文化传播力概念的新审视

摘 要：跨文化传播力的概念在我国学术界尚未拥有统一定论，然而与其相关概念传播力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已有相关研究与界定。本文将通过对传播力及跨文化交际能力概念研究的评述，尝试对跨文化传播力的含义以及研究提出见解。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力； 传播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

自跨文化传播概念进入我国后，掀起了对此问题研究的热潮。跨文化传播力概念在诸多网络文献中频频被提及，百度输入“跨文化传播力”词条后，显示结果为40，600个（2014年5月）。然而在CNKI检索后对此并无相关研究与界定。所幸的是，国内有学者对其相关概念——传播力、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研究与含义的探讨。

一、传播以及传播力

什么是传播？胡文仲（1999）将传播定义为：“信息的传送和接受，一方发出信息，另一方接受信息，这一过程就是传播。”在人类社会传播中，传播又分为三种：人际、组织、大众传播。而对于传播模式，传播学界也相应提出了不同的模型，其中较著名的有Harold Lasswell提出的5W模式，分别指Who（谁来传播）、says What（说什么）、in what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对谁）以及with What effects（得到什么效果）。之后的社会学家Jack Lyle 与M. Lyle把传播过程置于社会大环境中的考察，完善了传播的模型构建。总体来看，传播学界对于传播模式的提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基本的传播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渠道或手段、受众、效果以及环境，并且任何要素变化都会影响传播过程。

什么是传播力？国内学术界有关传播力概念的界定可谓众说纷纭。比如，刘建明2003年首次提出传播力概念时指出，传播力是“媒介传播力的简称，具体指媒介的实力及其搜集信息、报道新闻、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能力”。而张春华（2011）认为，总体来看国内外对于传播力的研究大约分为以下四个角度：能力说、力量说、效果说、综合说。除了张春华所总结的研究视角之外，国内有关传播力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大众传播，如丁和根（2010）认为一个国家的传播力可以通过对外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少及强弱来衡量，郑保卫（2007）认为要提高新闻传媒业的传播力，则需通过了解受众需求、加大新闻传播渠道、加强信息报道质量；刘修敏（2012）认为电影传播力取决于对电影素材艺术性的保留和对大众迎合的平衡把握。不难看出，国内有关传播力的研究角度侧重各异，大致可以归为：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以及传播效果，涵盖了部分传播要素，然而相关研究对于传播者以及传播环境却鲜有专门研究。据此，笔者认为传播力既包括对传播内容、渠道、受众以及效果的综合评价，也应当包含对传播者的自身能力以及传播环境。简言之，传播的的任何基本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或手段、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以及传播环境）之一都会影响传播力的大小。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传播力

跨文化传播是指在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或公共传播的语境中，在有着互异的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互动地发送和接受语言和非语言信息，从而进行文化上互相联系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活动过程。因此结合上文传播力的定义，跨文化传播力研究的对象应当是在不同文化之间信息传播过程中，对传播的基本要素的综合考量。比如Hammer等（1978）提出的跨文化交际有效性三维度，即应对心理压力、有效交流及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之后学者对跨文化交际能力评估指标提出了不同标准，如Byram（1997）从应用语言学角度提出评估指标应当包括：语言、社会语言、会话能力以及态度、知识、文化意识等内容。在国际商务管理领域，人际技巧、语言能力、异国工作及生活动机、不确定性容忍和应对能力等因素被认为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表现（Schneider& Barsoux， 2003）。然而Helen Spencer-Oatey （2010）将跨文化交际能力总结为情感、行为、认知三个层面。

而国内有关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基本沿袭了Hammer， Helen Spencer-Oatey等学者的思路，并未有太多实质突破。教育领域代表观点为：语言能力、文化用语知识、目标与文化和文化意识为跨文化交际能力（高黎，王方，2007），国际商务领域主要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包括：跨文化沟通、跨文化适应、跨文化行动能力，文化智力、组织机构的民族中心主义、文化距离等因素（吴箫，肖芬，胡文涛，2013）。

我们不难发现，国内外有关跨文化交际能力评估指标主要适用于人际传播的研究（如有效的交流能力、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等），并且跨文化交际研究评估体系最终落脚点为传播者自身的因素（知识、情感、技巧）。另外，我们从“跨文化传播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本身词义中也会发现二者的从属关系：传播在传播学中定义为“传递信息，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受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而交际“指二人及二人以上通过语言、行为等表达方式进行交流意见、情感、信息的过程”，不难看出，交际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谈，属于人际传播范畴。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可作为“跨文化传播力”其中一个子项-“传播者传播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问题与跨文化传播力问题的结合，不仅对国内传播力研究中跨文化因素的缺乏补充，也使跨文化交际能力问题研究不再拘泥于人际传播领域，而是将其置于更加宏观的传播方式，如大众传播中进行重新审视。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50

[2]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52-61

[3]刘建明.当代新闻学原理[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37

[4]张春华.传播力：一个概念的界定与解析[J]求索，2011（11）：76-77

[5]丁和根.生产力·传播力·影响力——信息传播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框架[J]新闻大学，2010（4）：136-142

[6]郑保卫.强化传播力彰显影响力拓展创新力提升竞争力-试论当前我国新闻传媒业发展之要略[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2）：18-27

[7]刘修敏.“非遗”题材电影传播力与教育力研究[J]当代电影， 2012（5）：155-157

[8]Hammer，M.R， Gudykunst，W.B. and Wiseman，R.L.（1978） Dimensions of intercultural effectiveness： An exploratory stud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2：382-93

作者：刘文彬

跨文化传播基本管理论文 篇2：

加强国际维和中的跨文化传播

［摘 要］军队履行国际维和任务，是对外军事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执行维和任务中有效实施跨文化传播，对于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军队软实力、推进政治工作创新、促进维和任务完成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从战略全局上来考虑国际维和行动中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本文重点分析了跨文化传播在国际维和行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基本途径，并从加强理论准备、人才建设、路径拓展三个方面提出了加强国际维和跨文化传播能力建设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国际维和；跨文化传播；战略

［

军队参与执行国际维和行动，是对外军事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政治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军建立之初，就身兼“战斗队、生产队、宣传队”的多种角色。因此，在异国他乡执行维和任务，官兵不仅承担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义务，而且还承担了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光荣使命。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军队履行国际维和任务进行跨国界、跨地域、跨语言、跨文化传播的特征将会日益彰显。如何有效实现国际维和行动中的跨文化传播，更好地维护国家和军队的良好形象，成为了我军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来研究和筹划。

一、跨文化传播在国际维和行动中的重要作用

跨文化传播是指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及组织、国家等社会群体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或文化交往活动，是一种伴随着人类成长的历史文化现象，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１］。军队参与执行联合国国际维持和平行动，是在陌生的人文环境中执行任务，除了完成联合国赋予的军事任务外，还要与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地域的文化进行接触交流，跨文化传播的特征十分突出。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军队执行国际维和任务，不仅承担着和平使者的使命，更为重要的是担当着文化使者的责任。能否有效实现跨文化传播，既是圆满完成国际维和任务的重要保证，更是提升国家和军队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１．实现跨文化传播是提升军事软实力、维护国家形象的重要形式。一个国家的文化，丰富地表现为国民的思想道德、理想信念、核心价值观念、文化科学素质和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化遗产以及民族性格、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等等。这种文化的内涵和精神，更渗透在国家意志、国家行为、外交政策之中，形成一个国家的整体形象。在传播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文化对国际政治的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指出，一切国际政治都是文化性的，我们正处在全球范围的文化政治时期［２］。军队履行国际维和任务，既是国家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外军事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其政治性、战略性特征明显，跨文化传播特质凸显。近年来，西方国家大肆传播“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论”等论调，指责中国承担国际义务不够，以诋毁中国形象，遏制中国发展。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后果，是由于我国的跨文化传播力量薄弱，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在承担国际义务过程中的传播力度不够，造成国家形象被扭曲、被误导。随着我国近年来履行国际维和任务的增多，中国维和部队和维和警察秉承着中华民族仁义中和的文化传统和建立和谐世界的文化精神，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风貌，也用卓越的表现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荣誉，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７日发表报告说，中国正在国际维和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显示出中国希望为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积极的贡献［３］。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勒罗伊表示，中国的参与对于联合国维和行动十分重要，联合国感谢中国为国际维和事业所作的贡献，期待继续并扩大与中国在维和领域的合作［４］。

２．实现跨文化传播是国际维和行动中政治工作的重要创新。“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文化作为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文明传承和历史积淀，通过交流传播，能够有效地影响受众的心理、情感和意志，消除隔阂和误解［５］。随着军队近年来参加维和行动的增加，执行任务中政治工作在新的领域得以拓展和创新。文化工作历来是政治工作领域里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军队政治工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维和部队每到一个任务区，都把文化工作当做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维和部队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广泛进行文化交流，通过组织中外官兵联欢、部队拉歌对唱、图片展览、放映外宣短片等形式，向驻在国政府、驻在国民众、其他国家维和人员生动展示一个国家军队的性质宗旨、历史传统、战斗精神、素质能力等非物质力量，传播中华民族古老文明和优秀文化传统，充分表现中国维和部队是一支和平之师、正义之师、文明之师，全面体现我国政府的整体外交政策，扩大外国军队和民众对我军的认知度和深入了解，增进与驻在国政府、民众及其他出兵国部队之间的友谊，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维和任务的圆满完成。赴刚果（金）执行维和任务的总参某工程兵旅官兵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特长，开设了跨越国界的“军人之家”，和乌拉圭、南非、印度等国的维和军人一起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各国维和军人不仅对中国军人“受累不怕累，吃苦不言苦，遇险不惧险”的精神风貌所折服，而且被中国优秀的文化所吸引，在维和营地迅速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中国驻刚果（金）大使崔永乾评价说：“你们不仅是来铺路架桥的，更是来架文化“桥”、铺文化“路”的。这个跨越国界的‘军人之家’，就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军队维护和平、建设和平的最生动体现。”［６］

３．实现跨文化传播是加强对外军事宣传的重要途径。军事外宣是跨文化的传播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７］。军队执行维和任务，本身就担负着军事外宣的任务，是塑造和树立我军良好形象的一个重要契机。由于要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明显的文化差异，我军要想在国际上树立良好形象，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就必须实施跨文化传播，搞好对外宣传。军事外宣只有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目标受众超越文化的差异，实现与目标受众的相互沟通和理解，使宣传内容得到目标受众的接受和认可，才能达到宣传目的。因此，军事外宣要确保宣传致效必须通过跨文化传播来实现。在我军近年来的维和实践中，外宣搭台，文化唱戏，积极有效地开展对外军事文化交流，已经成为我军遂行国际维和任务中政治工作的一条宝贵经验，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维和部队通过跨国际交流、跨文化传播大力加强军事外宣，有效消除其他国家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疑虑，为增强与其他国家的多边安全合作赢得稳定的国际环境，抵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影响，在国际社会建立起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同时也更好地向国际社会宣传介绍我军、塑造和展示我军形象，大力营造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可以说，在国际维和的战场上，通过军事外宣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能够让世界各国聆听到“中国声音”，感受到“中国力量”。２００７年中国赴黎巴嫩维和工兵营专门编印了中国维和宣传册，在营区举办中国成就图片展，利用这种无声、无交流障碍的语言，向驻在国政府民众和其他出兵国部队介绍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悠久历史文化、壮美锦绣山川和巨大建设成就。加拿大维和军官参观后深有感触地说：“从你们这里，我了解到一个崭新的中国。”［８］

二、军队履行国际维和任务实现跨文化传播的基本途径

跨文化传播共分为行为模式、认知模式和理解模式三种模式，其核心理念是基于传播方与受众的互动能力。因此，布莱恩·斯皮茨伯格说：“跨文化传播能力从广义上讲可以定义为一种效果，即在特定的语境里采取了合适而有效的行为。［９］”军队执行国际维和行动，实现跨文化传播必须选择合理的途径，采取有效的方式，以保证其合适性和有效性。

１．军事交流合作。根据２００４年底出版的中国第５部国防白皮书，我国已正式把“开展军事合作与交流”作为一项重要的“国防政策”，这标志着我国的军事外交将不再局限于低层次、局部的普通交流，而是已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次和全局的高度，已成为坚持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重要内容［１０］。随着我军参与执行国际维和任务的增加，逐步有计划、有重点扩大与外军在开展维和行动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已经成为中国军队提高执行维和任务能力和扩大对外军事交流的发展趋势。自２００４年以来，中英两国多次协调举办中英维和行动研讨会。此外，中国还与瑞典、挪威、东南亚国家联盟举行类似研讨会，使中国军队更好地理解了其他国家在开展维和行动中的普遍性做法和成功经验。中国军队还与国际Ｓ－Ｉ－委员会合作举办研讨会，向维和部队介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中的习惯规范等［１１］。扩大与外国同行在维和行动方面的交流，即为中国军队在动员、组织机构和部署能力方面的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更为重要的是能够通过军事合作有效进行跨文化交流，增进相互间的理解，消除部分国家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疑虑。在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时，中国维和部队由于是执行保障任务，没有派出作战部队，自身防卫力量较弱，更需要与其他出兵国部队进行军事行动的协同与合作，以确保安全顺利地完成各项保障任务。因此，军事交流合作成为维和部队一项常态性的工作，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就成为了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交流沟通顺畅，军事行动进行得也就顺利，双边之间的交流合作也就能够更加深入；交流沟通遇到障碍，就会影响军事行动的展开，继而影响中国军队的形象，而这种交流沟通的基础就是要消除文化上的差异。与外军相比，我军的政治信仰、军队体制、价值追求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一面，在军事合作行动中就要注意一方面对接外军指挥体制，一方面要保持坚定信仰，真正做到“和而不同”，运用“无声的语言”来顺利实现跨文化传播，使外军更加了解中国军人的价值观，敬重中国军人仁义正直、勇敢无畏、大爱无私的精神道义。

２．文化交流输出。我军的软实力建设，本身就包括军事文化传播和文化渗透的职能。军队执行国际维和行动，积极进行军事文化传播，本身就是加强对外军事宣传、提升军队软实力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在异国他乡执行国际维和任务，加强与联合国特派团、驻在国政府民众和其他出兵国部队的文化交流，是实现跨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之一。执行国际维和任务，维和部队要适应包括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军队体制、不同政治信仰、不同管理理念、不同价值观念等在内的各种异质文化，如何消解这些异质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除了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外，我维和部队要主动地对外国民众和其他维和部队进行文化交流输出，通过各种文化交流活动，生动地展示我国历史厚重的文化传统和文明成果，宣扬我军价值观念、军队体制、作风形象等在内的先进军事文化，展现军队的精神风貌、文化素养等。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表现形式多样，维和官兵要灵活选择文化传播的途径，找准文化交融的基准点，以此影响外国民众和军队对我军的情感认同，引起感情上的共鸣。比如，在联合国重大活动、驻在国重大庆典节日、其他出兵国重大庆典节日以及中国传统节日等时机，通过文艺演出、联谊活动、举办酒会等形式，向外军和民众宣传中国和平崛起、建设和谐世界的和平理念，传播中国军队的优良传统和先进文化。针对维和驻在国多是政治、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的特点，通过开办业余学校的方式，传播中华文明，宣传现代科技知识与现代化生活方式，开展智力和科技帮助活动。特别是要把握外军和外国民众对中国武术文化、饮食文化、戏曲文化等感兴趣的特点，积极借助这些传统文化优势，搞好文化传播，增强文化传播的吸引力和渗透力。

３．媒体对外宣传。媒体对外宣传其基本要求就是要实现跨文化传播，运用目标受众的语言释放设定的信息或者是符号语言，实现外宣的目的。因此可以说，媒体对外宣传就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首先，要准确定位中国军队的国际形象。维和部队走出国门直接面对国际民众，执行国际维和任务，深刻表明中国军队是制约战争的一支重要和平力量，如何把军队这个基本形象准确地传达给国际受众，是媒体对外宣传跨文化传播的基本任务之一。因此，媒体对外宣传要积极适应受众的需要，消解文化误读，从遵循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出发，准确地把所要释放的信息翻译成他们所能接受的语言，实现文化融合与情感联结。其次，要注意统筹国内与国外的多种媒体资源。抓住国际维和行动中我军执行重大军事行动、完成重大工程运输保障任务、实施人道主义援助、参加重大仪式庆典等重要契机，合理设置活动议题，与受众密切接触，深度交流，统筹国内与国外、军内与军外的媒体资源，有效实施“并肩作战”，表达我军的理念，展示我军素质，宣扬我军品牌，让国外受众和媒体在可触摸的亲身经历中真正感知我军的魅力，客观地报道我军执行国际维和任务的卓越表现，进一步扩大国际维和行动中对外宣传的影响力、渗透力。再次，要积极拓展媒体对外宣传途径。媒体对外宣传要实现立体式报道，除了保有传统平面媒体的宣传优势，还要善于借助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的传播优势，通过微博、贴吧、短信、论坛、博客等新媒体资源，丰富宣传报道的形式。如利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英文网站，专门开辟有关中国维和部队维持和平行动的专栏，及时报道我维和部队的感人事迹，使国际受众更为直观地了解到中国军人在维和行动中的表现，理解中国先进军事文化的真正内涵。

４．人道主义援助。跨文化传播除了有形的文化传播外，还要通过“行动”这种无形的传播，使受众从亲身体验中增强对所传播文化的感知和认同。在国际维和行动中，对驻在国政府和民众实施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援助，就是跨文化传播的一种有效行为模式。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充分体现中国军队对于驻在国政府和任务区民众的人文关怀，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生存环境，并真心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这是人类社会最为通行的一种跨文化语言，最能够打动人心，赢得外国民众的认同和赞誉。在实施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其实就是在传播中国军队“仁义之师、文明之师”的先进文化理念，展现中国军人热爱和平、关爱群众的大爱之心和仁爱情怀，体现中国军事文化的“人本”传统和“和谐”理念。从近年来的维和实践来看，维和部队主动为驻地政府和民众做好事、办实事，积极开展助学捐赠、医疗帮扶、工程支援、技术帮带等活动，赢得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广泛信任，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济南军区第五批赴苏丹维和大队在瓦乌任务区维和期间，先后向西加扎勒河州３所平民小学捐赠了价值２万元的学习、办公用品和文体活动器材；为瓦乌教学医院安装了由中国政府捐赠的先进医疗设备，并向该院赠送了大量药品；为当地民众义诊，为瓦乌市５岁以下婴幼儿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１０００余名，帮助瓦乌修女学校拉运河沙、吊装水箱，向芭比拉村民传授种植技术，“中国军人”的品牌受到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广泛赞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系列援助援建活动实施后，当地掀起了一股“汉学热”，当地群众和其他出兵国维和部队官兵都以能够说上几句中文为荣，还有部分人主动要求向维和官兵学习中医、武术、厨艺等文化［１２］。

三、加强国际维和中跨文化传播的能力建设

加强国际维和中的跨文化传播，必须充分遵循跨文化传播能力建设的基本规律，夯实基础，强化素质，多法并举，综合致效，切实将其视作一项战略工程来抓。

１．加强国际维和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准备。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跨文化传播理论诞生以来，逐渐成为西方众多学科领域的一门显学。中国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从外语教学领域引入后，在国内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中国２００１年成功入世后，更进一步地刺激了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成熟和发展，为国际维和中跨文化传播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从我国目前的理论研究情况来看，跨文化传播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传播、对外宣传以及文化交流等层面，主要集中于对认知模式、理解模式的研究，对于国际维和行动这种行为模式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目前尚属空白。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从理论上给予国际维和行动中的跨文化传播以指导，使中国形象和军队软实力的跨文化传播能够有效借助国际维和这一军事外交活动的重要契机，开拓军事外宣跨文化传播的新局面。

２．加强国际维和跨文化传播的人才建设。人才是事业的支撑。增强国际维和行动中的跨文化传播影响力，就必须要建立一支素质高、专业化强的军事跨文化传播队伍，全面加强跨文化传播训练及教育。一方面，要加强跨文化传播的专业队伍建设。统筹国内媒体力量和军队专业报道力量，抽调部分精兵强将组成“政治过硬、业务过硬、外语过硬”的专业机构和力量，加强对国际维和行动中跨文化传播的整体策划，加强跨文化传播的符号编码的翻译，使跨文化传播能够有效打破文化“壁垒”，消除文化差异，赢得文化认同。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维和官兵的跨文化传播能力培养和训练。维和官兵既是跨文化传播的参与者，又是跨文化传播的行动者，他们的跨文化传播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维和跨文化传播战略实施的效果。因此，在国内集训期间，就要注重加强跨文化传播技巧的培训和外国语言文化的学习，使他们的互动能力、演讲才能、语言表达能力、驾驭能力、协调能力得到一定的提高，以适应跨文化传播的需求。

３．加强国际维和跨文化传播的路径拓展。“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是一种思想与方法的方程式，它像人类演算的数学题一样，永远都不会完结。而且我们弄清楚一个问题，常常只是触及了跨文化传播的冰山一角，找到一种路径，我们同时会发现这种路径的有限性，而不得不继续寻找。”通过近些年的国际维和实践来看，我们已经摸索出了部分跨文化传播的方法路子，但总体上来说还只是一种自觉活动，缺乏顶层设计，传播路径、形式等还较为单一。加强国际维和跨文化传播的路径建设，要注意动员海外华人、国外部分友好媒体等力量参与到跨文化传播中来，进一步丰富国际维和中的跨文化传播平台；要进一步加强对网络媒体的开发运用，使跨文化传播实现范围全球化、速度及时化、信息海量化；要进一步拓深军事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使跨文化交流能够更为顺畅和谐，直接对国际受众产生一定的影响，为军队执行国际维和任务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舆论支持。

参考文献：

［１］杨瑞明．跨文化传播［Ｊ］．新闻传播，２００３，（３）．

［２］倪建平．中国在非洲的文化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Ｊ］．对外传播，２００８，（１）．

［３］瑞典研究所称中国的国际维和作用越来越大［ＥＤ／ＯＬ］．新华网，２００９－０２－１８．

［４］张永兴．写在中国参与国际维和２０周年之际［Ｎ］．解放军报，２０１０－０８－０１．

［５］孟彦，樊剑英．军旅文化在对外传播中绽放魅力［Ｎ］．解放军报，２０１０－１０－１５．

［６］樊红华，庆浩，王安民．维和工兵战地文化纪实［Ｊ］．军营文化天地，２００５，（３）．

［７］参见成都军区某部维和总结材料，２００７．

［８］拉里Ａ·萨默瓦，理查德Ｅ·波特主编，麻争旗等译．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Ｍ］．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３：４１１．

［９］逯维娜．我军形象跨文化传播的困境与选择［Ｊ］．西安政治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１）．

［１０］于君．中国军队扩大参与维和行动及中美未来军事合作前景分析［Ｊ］．现代军事，２００９，（９）．

［１１］参见济南军区第五批赴苏丹维和大队总结汇报材料，２００９．

［１２］单波．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Ｊ］．新闻与传播评论，２００９，（１）．

责任编辑 杜福洲

作者：余远来

跨文化传播基本管理论文 篇3：

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模式研究

自2004年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建立以来，截至2013年年底，全球已建立440所孔子学院和646个孔子课堂，分布在120个国家（地区）。①随着孔子学院的快速发展，孔子学院研究也日渐成为学界热点，但对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现状和效果研究还较为薄弱，对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的基本模式缺乏归结，而这恰恰是总结过去、评估现在、启迪未来的关键一步，意义重大。

作为跨文化传播机构的职能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汉语，为了帮助各国人民学习汉语、了解中国，中国适时推出了孔子学院项目，也希望借此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发展对外友好关系。一般情况下，孔子学院由中方高校和外方高校合作共建，共同管理，并接受孔子学院总部的领导。孔子学院专职工作为汉语和中国文化推广，并协助中外合作交流项目的开展。

孔子学院专司对外汉语教学，日常承担高校学生的汉语课程，组织开展汉语兴趣班，培养本土汉语教师，开展汉语考试和汉语教师资格认证等。孔子学院教师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寻找契合外国人汉语学习的沟通方式与教学手段，将中国文化的最重要元素——汉字教给外国人，在与外国人的沟通过程中，使他们逐渐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构建一个从了解到理解再到认可的动态的跨文化传播过程②。孔子学院还负责中国文化推广活动，如中国教育、文化等信息咨询、中外语言文化交流活动、各类中国文化展览等，他国民众通过孔子学院获得了体验中国文化的平台，更多的外国人通过孔子学院开始了解中国文化。此外，孔子学院还协助完成一些中外合作交流项目，借助于此平台，中外在文化、教育、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增多，沟通协调也更为顺畅。除了日常的面对面沟通外，当地的媒体以及自建网站等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方式。

跨文化传播的三种模式

作为跨文化传播机构，孔子学院通过直接的课堂教学、借助大众媒体和自建媒体传播等方式，传播中国文化，践行公共外交理念，成为国家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手段。总体上，孔子学院的跨文化传播模式可以总结为人际传播模式、大众传播模式与自建媒体传播模式三类。

模式一：人际传播。文化是一套符号和认知的系统，孔子学院将这套符号系统推广，让他国民众能够认识乃至认同中国文化，让双方能够实现理解，建立意义的共享，其主要途径便是人际传播。目前，孔子学院主要通过汉语课堂教学、文化推广活动等人际传播形式推广中国文化。汉语课堂教学主要通过汉语培训班、汉语学分课、汉语夏令营、冬令营、相关讲座等形式，培训各类学生、社区感兴趣的普通民众、华人华侨、本土汉语教师等；文化推广活动主要包括剪纸、书法等各种形式的中国文化体验等。孔子学院通过面对面的传授，将汉字和中国文化相关内容传播给受众，双方在互动的过程中，实现受众对孔子学院授课内容的接触、认识和认可，建立起和谐的传播关系，从而在意义层面和关系层面达成传播目标，并随后进入再传播阶段，即二次传播，这样便阶段性地完成了孔子学院跨文化人际传播的基本流程。

如图1所示，孔子学院通过直接的面对面汉语教学和文化推广活动，将中国文化的形态和理念传递给受众，受众接触这些信息后，经由感觉、知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的过程处理这些信息，并针对信息内容提出疑问从而完成信息输出，这也就完成了从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到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处理活动的完整的人内传播过程。随后，受众将自己的疑问和思考与孔子学院人员充分沟通，调整与适应后实现认知上的和谐，传授双方从而实现意义共享，在中国文化元素理解上达成一致，受众也完成了对中国文化和孔子学院从认识到认同的人内传播过程和对传授双方传播关系的认可。最后，受众将自己认同的孔子学院和中国文化介绍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即二次传播，从而完成了从认知到行为的转变，孔子学院的跨文化传播影响力得以扩大，人际传播过程得以实现。人际传播是目前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其可以促进和谐传播关系的建立，增进文化间的交流，是未来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

模式二：大众传播。大众媒介通常是指一种传播渠道里有中介的媒介，这样的中介可能是复制和发送信息符号的机器，也可能是报社或电台之类的传播机构③。而孔子学院常常借助这样的机器或机构传播中国文化，我们将孔子学院基于大众媒介的传播称为孔子学院的大众传播模式。孔子学院主要通过汉语教学与文化推广活动向当地民众传播中国文化，但由于数量有限，能够直接接触到孔子学院的民众规模有限。而经由大众媒介的报道孔子学院便可到达更多的民众视野，从而获取注意力，这些注意力进而转化为民众进一步了解孔子学院的动力，同时，这些民众也将成为孔子学院未来活动的参与者。因而，孔子学院的大众传播情况关乎孔子学院的未来发展。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习惯于接受各种自身无法直接接触的感知世界的信息。这种世界不是实实在在能够感受到的事件本身，而是关于它们的复制符号或者摹写，并通过人的心理世界，影响个人意见和舆论的发展方向。④也就是人们通过媒体对新闻事件的报道，把握和解读世界，用新闻事件拼凑出对世界的认识，但媒体则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利益来“构造现实”的。这一基于媒体的需求和利益构造的现实成为受众下一步行动的基础。在孔子学院的大众传播模式中，媒体将孔子学院的信息以新闻的形式传达给受众，受众则综合新闻报道情况，构建自己心目中的孔子学院形象。如果经由人内传播获得的孔子学院形象相对积极和正面，受众可能会进一步去了解和传播；反之，则容易引发负面的态度和行为。因此，大众媒体报道一个怎样的孔子学院，影响着民众对孔子学院形象的认知和建构，影响着孔子学院未来的发展。

笔者认为孔子学院的大众传播模式，经由记者、媒体和受众的信息理解与过滤，最终为受众认可，并发生二次传播行为，进而完成整个传播过程，具体如下：

如图2所示，记者实地采访孔子学院的相关活动，通过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形式，跨越文化障碍，获取孔子学院活动信息，通过与孔子学院工作人员的沟通，并运用自己的知识体系认识和理解孔子学院。在此过程中，记者通过人际传播接受孔子学院信息，通过人内传播认识孔子学院，而该认识将通过媒体报道的形式呈现。媒体通过对记者新闻报道的把关，将自身观点渗透到报道之中，并通过媒介发出。面对此信息，了解或接触过孔子学院的受众，能够基于自己的认识处理这些信息，达到内心的和谐一致；而不了解孔子学院的受众，可能为媒体的报道左右。在通过人内传播理解孔子学院信息后，受众可能发起二次传播行为，而此模式下二次传播的规模将远远大于人际传播模式下的二次传播规模。在此模式中，媒体如果能够积极地解读孔子学院，那么正面看待孔子学院的群体将大大增加。因此，孔子学院工作人员与媒体从业人员的沟通显得尤为重要，这关系着媒体能否呈现一个真实的孔子学院。

模式三：自建媒体传播。除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孔子学院还通过自建媒体传播中国文化，如通过自建网站对外传播孔子学院的办学宗旨、基本活动，通过举办“中国电影展”“中文精品书展”等方式传播中国文化，这些都属于自建媒体传播。

与自媒体不同，孔子学院的自建媒体受政府的支持，属于公共外交战略工具，在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目的等方面与普通大众的自媒体传播有着明显的区别。而如果将孔子学院看作是类似普罗大众的个体，在由中心向边缘的传播模式、互动传播、用户本位等方面，孔子学院与自媒体又相似。自建媒体包括自建的媒体和“拿来”的媒体两种，前者如孔子学院网站，后者如电影展览、图书展览。孔子学院的自建媒体传播与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不同，自建媒体传播在受众规模、传播影响力、专业化程度方面远不及大众媒体；与人际传播相比，自建媒体传播无法顾及受众个体的感受，无法主动及时捕获受众的反馈信息，无法根据受众的反应及时调整传播策略。但另一方面，自建媒体也有自己的优势，其完全掌握在孔子学院手中，可以自主决定其传播形式、传播内容，有效辅助孔子学院的人际传播。

自建媒体传播延续如下的过程，首先孔子学院将具有一定传播目的的内容整合，并确定自建媒体的形式，内容和形式准备好后，自建媒体上线，受众接触并获取到这些信息之后，对孔子学院形成或修正印象，并决定是否进一步接触孔子学院。受众对孔子学院的态度形成之后，可能产生二次传播，孔子学院的传播影响力也随之扩大。如下图3所示：

结论

孔子学院通过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自建媒体传播，让中国文化通过多种渠道到达他国民众，并通过他国民众实现二次传播，从而获得持续扩大的影响力。三种传播模式中，人际传播是根本，保证了孔子学院的跨文化传播效果；自建媒体传播是辅助，帮助人际传播扩大了传播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传播效果；大众传播是拓展，扩大传播规模的同时提升影响力。与大众传播模式和自建媒体传播模式相比，人际传播模式中，受众的人内传播与孔子学院工作人员和受众之间的人际传播以互动的形式实现对接，从而实现了孔子学院工作人员与受众在信息流动充分的情形下达成的意义贡献和关系共建，保证了受众对孔子学院的准确理解，这是其他传播模式所不具有的优势。

不管以何种方式传播，孔子学院都需要克服语言、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面的障碍，将合适的传播内容通过适当的途径传达给受众，并尽可能地对受众的疑问做出及时的反馈，以实现受众对中国文化和孔子学院的认可，并做出行为上的二次传播，从而扩大孔子学院的影响力。而如何保证受众在二次传播中能够传播一个正面的孔子学院并不断扩大传播规模则是未来孔子学院传播影响力提升研究中应予关注的内容。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研究》最终成果的一部分，项目编号12BXW035）

「注释」

①国家汉办网站，http：//www.hanban.edu.cn/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②沈蓓蓓：《从孔子学院看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贵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③[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第2版），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陈力丹：《舆论学： 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安然 魏先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