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独立经济法论文

诉讼独立经济法论文 篇1：

经济法诉讼独立性问题研究

摘 要：“社会本位”作为经济法的理论基础，反映了经济法的利益观——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注重社会作为整体的均衡发展，在保障社会整体效率的基础上，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经济法的这种基本价值取向，使之始终关注社会的整体利益，同时有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公益诉讼是有关机关、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的规定，对由于违反法律而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公益诉讼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切实地体现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属性，与经济法之间有着天然的契合性，并为经济法诉讼之独立提供了出路。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本位；公益诉讼

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一次从立法上承认了公益诉讼制度，此后相继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环境保护法》中，明确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和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有关组织能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使得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具备了可实施性。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进一步细化了公益诉讼的受理条件、管辖法院等，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逐步成型。然而，立法者和研究者偏爱于对公益诉讼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进行契合研究，而忽略了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深度探讨。在对待公益诉讼时，往往局限于现行诉讼程序的限制，将其肢解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程序中，没有关注到经济法诉讼独立的可行性。实际上，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其本质上都是私益诉讼，将公益诉讼设计于其中，只是一种背离主旨的牵强之举。经济法是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社会本位法，将公益诉讼归类于经济法诉讼符合其公益目的。

一、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属性

法律的生命力离不开社会利益关系，对不同对象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形成了不同的法律部门，随之也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价值取向和法律原则。研究两个法律部门的区别时，还应该认识到每一个法律部门都有自身的基本出发点，也称为它们的本位思想。公法主要调整国家机关之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公权关系，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私法是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法，以保护个人利益为目的，调整私人之间的人身财产关系。而经济法的社会性决定了它既不属于公法，也不属于私法，它是独立于公法、私法之外，并在二者之间起到平衡协调作用的一个新法系。其价值基础不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本位”，也不是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國家本位”，而是以社会整体为出发点，在保障社会整体效率的基础上，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的“社会本位”。学界对此仍存在着一些质疑，其主要理由在于：学界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存在概念不清晰，至今也没有统一的定义，那么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说也就失去了根基。这些反对者只是片面地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与圈定出一定范围的共性利益并加以保护划上等号，而忽略了前文提及的“从社会整体出发，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如何科学、客观地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公共利益的界定

人们在界定公共利益时倾向于在政治意义上附随地对其做定义，极少会从法学的角度出发，出现了国家与社会概念的混同，当涉及“由谁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的相关问题时，人们普遍将国家或者政府推向台前，以至于形成了每当有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侵害之时，社会便将求助的目光投向政府，盼望行政权力能出面进行相关救济。

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国家利益则是统治阶级利益的具体表现。国家利益表现为：一是国家的政权稳定与安全，这是政治统治利益的需要；二是国家法上国家主权意义上的利益；三是民事法律上的国家财产所有权。当前，随着社会经济往来的逐步频繁，在社会领域里面的冲突矛盾逐步显现，发生了一些损害扩散，表现出受害范围广泛、持续受害时间较长、受害者众多的特点。这些案件所涉及的公共利益，既非侵犯国家的政权稳定与安全，也不是民事法律上的国家财产所有权，更不可能是国家法上的国家主权意义上的利益。因此当今社会的公共利益绝不是笼统的国家利益能够替代的。如今的社会是社会自主力量蓬勃兴起的时代，对于公共利益的法律救济，迫切需要赋予相关的社会组织乃至个人以诉讼权和正当当事人资格，促进公共利益的多元救济机制。

（二）经济法中的公共利益

认清了公共利益不等于国家利益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归到经济法中的社会公共利益。在我国诸多法律部门中，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条文不止一部。但在具体条文的表述却并不相同，“公共利益”“社会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交叉使用，有的甚至出现在同一法律规范中。

由此可见，立法者并未对这三个概念做区分，学界也一般将其视为同一概念，因此本文将继续以“公共利益”指代大致相同含义的概念。但需要注意的是，“公共利益”在不同的法律部门和语境下，会存在侧重点的差异。比如，《民法》中提及的“公共利益”的侧重点体现在利益的归属上，在《行政法》当中出现的“公共利益”更加侧重于利益中独有的国家性。在经济法中出现的“公共利益”则更加注重社会的整体性，以社会整体为中心，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学界，有时也直接将经济法中的“公共利益”用“社会整体利益”来指代。“社会整体利益”将社会定为利益主体，这既避免了与《行政法》中追求的国家利益相混淆，又能与《民法》中的“个人本位”相辅相成。

二、从公益诉讼到经济法公益诉讼

（一）我国公益诉讼的现状

尽管受制于经验的缺乏与制度的不完善乃至缺失，公益诉讼在我国尚还处于探索阶段，但是经过理论界与实务部门的共同努力，社会公众对公益诉讼的概念达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即是违反法律、法规，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和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的行为。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非仅仅只是简单地对私人利益损害的恢复的机械叠加。公益诉讼的原告既可以是直接受到违法行为侵害到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可以是与案件本身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根据法律授权的社会组织和个人。

当代中国的公益诉讼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21世纪之后达到了规模化的程度，在平等权、受教育权、环境污染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内纵深发展，其中“功德碑案”“松花江污染案”“春运涨价案”等已经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案件。就发展趋势看，诉讼的利益追求正逐渐由“原告的私人权益”向“公共利益私人利益平衡”过渡。在传统的诉讼模式中，诉讼的利益通常被理解为涉及原告的私人利益。原告需要证明自己的私人权益受到了侵害或者不利影响。近年来，这一标准已经逐步放宽，诉讼的利益由保障私人利益向私人利益公共利益兼顾转化。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既注重了原告的私人利益，也关注了原告提起的诉讼中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在过去诸如一毛钱如厕费案、要求铁路部门开具发票案等公益案件都被认为是“好事之徒”提起的，如今也逐步受到人们的正面评价。

（二）公益诉讼与经济法诉讼之契合

公益诉讼作为经济法的内部生命的表现，有效地维护了经济法的切实实施。经济法的“社会本位”使其在促进社会整体利益、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和谐发展方面起着其他法律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但由于经济法可诉性的缺失，其自身的价值和功能难以得到完全发挥。基于此，实现经济法的可诉性，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就成为解决和平衡经济纠纷、经济冲突的一条有效途径。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目前我国立法上的缺失，使得人们只能根据现有的法律规范将公益诉讼归类于民事公益诉讼或者行政公益诉讼。但是，这种受困于现行法律规范的牵强分类，遮蔽了最能和公益诉讼的本质和目的相匹配的经济法公益诉讼。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法才是促进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公益诉讼制度最相适应的实体法平台。

从本质上来看，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都是典型的私益诉讼。反映在制度层面便是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都是作为补充性的特别规定简单体现在相应法律中。经济法诉讼则完全不同，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以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为目的，因为绝大多数经济法诉讼都具有公益性，公益诉讼构成了经济法诉讼的重头戏。在这种形势下，以公益诉讼的目的与经济法的社会本位为连接点，将公益诉讼放置于经济法的框架内，势必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三、经济法诉讼之独立

自從“经济法”诞生于中国以来，一直备受学界质疑，甚至连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都一波三折。其中一个一直被反对者所津津乐道，而支持者只能选择缄默的事实是，经济法始终没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诉讼法”。如今经济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但是与之配套的经济诉讼程序应该如何展开却迟迟没有定数。一如前文所论证，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与公益诉讼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经济法公益诉讼应该是经济法诉讼的主要诉讼类型，所以经济法公益诉讼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基本上可以为经济法诉讼提供具体的代表模式，使经济法诉讼的框架更加明晰。

从诉讼目的看，经济法诉讼的诉讼目的具有前瞻性及整体性。这类诉讼的目的之一便是保护社会整体利益免受损害，具有显著的预防功能。公益诉讼的一个特征就是提起公益诉讼并不以公共利益受到了实际损害为唯一前提，在公共利益遭遇可能受损的危险时也可以提起，将危险扼杀在摇篮状态，防患于未然。从诉讼标的看，传统诉讼的诉讼标的通常具有私益性，是当事人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而经济法诉讼中的诉讼标的通常具有公共性。当事人的请求，不仅仅是简单地要求对方恢复原状或者支付赔偿，大多数情况下是对国家、企业或者社会团体要求进行或停止某项决策或活动，突破仅针对于过去的诉讼效果，同时具有前瞻性。从司法运作过程看，传统的司法运作过程的独断性表现在法律的独断性和法官的独断性上。经济法诉讼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对公共政策的能动参与，必然使得传统的司法过程由独断性向平等协商的新型诉讼模式转变。

综上，无论是诉讼目的、诉讼标的还是具体司法运作过程，经济法诉讼都洋溢着新的时代特征，对重形式的传统诉讼模式而言有了明显的突破，已难以为其所包容。因此，经济法诉讼作为一种现代性纠纷的解决机制，已是呼之欲出。

当下，几乎所有的实体法领域都出现了公益诉讼，但不同的实体法领域对程序规则的需求和价值追求却莫衷一是。公益诉讼始终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这与经济法自产生以来形成的“社会本位观”高度契合。经济法与公益诉讼其实是在“社会本位”思想基础指导下最配套的实体法与程序法。二者紧密联系，经济法规范在我国的大量颁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公益诉讼的产生，公益诉讼有效地体现了经济法规范所内含的强制约束力，维护了经济法的切实实施。这使得经济法与公益诉讼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也找到了对公益诉讼进行适时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总结的最佳切中点，由此可以开辟一条证成经济法诉讼独立性的新道路，并反之为公益诉讼的完善提供土壤。

参考文献：

[1]单锋.经济法视域内之公益诉讼研究[M].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年版.

[2]杨玉梅.经济法总论的人类学解读[M].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3]李澍.“论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原则”[J].论坛集萃，2013年第8期.

[4]孙笑侠.“论法律与社会利益——对市场经济中公平问题的另一种思考”[J].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

作者简介：

沈晴雯（1992～ ），女，汉族，江西上饶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2015级经济法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法。

作者：沈晴雯

诉讼独立经济法论文 篇2：

对经济法意义上若干诉讼理论的评判

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收集、整理和归纳，本文对经济法意义上的诉讼理论观点做了五种粗线条的分类，并对以上五种观点做些介绍与评判，从而发现，“民事诉讼”说和“行政诉讼”说受“大民法”和“大行政法”的影响深刻，不是真正经济法意义上的诉讼理论；“经济法诉讼”说、“公益诉讼”说和“独立经济诉讼”说是比较合理的，但以往的研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纠偏，本文将其中的合理部分进行有机的结合和升华，认为我国有必要构建与经济法实体精神、原则、宗旨和体系保持高度吻合的公益经济诉讼理论和制度体系。

[关键词]经济法；诉讼理论；公益经济诉讼；诉讼法

颜运秋(1968－)，男，南京大学博士后，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法与诉讼法；(江苏南京

211102)余

彦(1987－)，男，中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学。(湖南长沙410083)

本文为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和南京大学博士后基金项目“经济法实施机制研究”(项目编号：08SFB2044)、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重点课题“宏观调控程序法律问题研究”[课题编号：CLZ(2011)B07]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重点课题“民事检察监督模式研究”(课题编号：GJ2011809)的研究成果。

一般而言，诉讼包括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即我们平常说的“三大诉讼”。但是，诉讼的类型永远不限于此。伴随着经济法实体规范及其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学者开始自觉与不自觉地研究经济(法)诉讼问题。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收集、整理和归纳，笔者对以往经济(法)诉讼理论做了如下五种粗线条的分类：一是认为“经济诉讼属于民事诉讼”的观点，即“民事诉讼”说；二是认为“经济诉讼属于行政诉讼”的观点，即“行政诉讼”说；三是认为“经济诉讼是独立的”观点，即“独立经济诉讼”说；四是认为应当将“经济诉讼”正名为“经济法诉讼”的观点，即“经济法诉讼”说；五是认为“经济诉讼属于公益诉讼”的观点，即“公益诉讼”说。当然很难说今后不会有更多的观点，但是基本大类应该不会改变。下文分别对以上五种观点做些介绍与评判。

一、“民事诉讼”说

大多数学者，尤其是民事诉讼法学者，也包括一部分经济法学者，尤其是坚持“大经济法”观点的经济法学者，一般都认为经济诉讼属于民事诉讼。在他们看来，经济诉讼就是关于经济方面的，也就是涉及财产内容的诉讼，其实质属于民事诉讼。出现这种观点的关键在于他们对经济纠纷的理解，也就是对经济诉讼受案范围的界定，当然，有时也涉及对经济法的理解问题。

虽然有的学者认为“经济诉讼独成体系”，但还是认为：“它适用民事诉讼法，完全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则、制度、程序和方法进行诉讼，因此它乃属民事诉讼范畴。”柴发邦先生曾经为“独立经济诉讼”说的作者的著作作过序，但是他并不赞同该书作者所期望的经济诉讼在立法上、学科上的独立。他相信，民事诉讼法学界多数同志对此与他有共同的看法。虽然，他也承认：“现行民诉制度和传统民诉法学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与经济诉讼实践要求不太适应的内容，需要从理论上加以研究，近几年来，不少民诉理论工作者在这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有学者虽然出版了《经济诉讼》的著作，但是他认为“我国没有经济诉讼法，经济纠纷案件的诉讼适用民事诉讼法”，这就决定，该书不能脱离民事诉讼法有关基本规定的范围，也不能完完全全写成民事诉讼法的著作，其实该书只是以“经济”易“民事”，换汤不换药罢了!在他看来，经济纠纷案件，是指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之间，为享有和行使经济权利、承担和履行经济义务而产生争议的案件。现实生活中，经济纠纷案件可以分为两种：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与一般经济纠纷案件。前者是围绕经济合同的订立、履行、转让、变更、解除和终止而产生各种争议的案件；后者是除经济合同纠纷案件外的其他所有经济纠纷案件，如财产权益纠纷案件等。司法实践表明，在经济纠纷案件中，以经济合同纠纷案件居多。他还概括了经济纠纷案件具有如下一些主要特点：第一，凡是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的(由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般由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适用民事诉讼法进行审理，适用的实体法主要是经济法、民法；第二，全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原告与被告法律地位平等；第三，大部分是通过协商、调解、仲裁方式解决的；第四，采用诉讼方式解决，有胜诉败诉之别。诉讼费用一般由败诉的当事人负担，双方都有责任的则由双方分担。随着三大合同法的统一立法，这种观点不攻自破，销声匿迹，没有了市场。

殊不知，传统的民事诉讼法是以私法程序保护私法权利，因此，民事诉讼法的内容和制度与经济法所调整保护的关系国家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经济关系并不完全相适应。例如，国有资产流失后，谁有权为保护国有资产而提起诉讼；一些体现国家宏观调控意志的经济关系在双方自愿协商中失去应有的价值后，谁有权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提起诉讼。这些依照我国的民事诉讼法都很难给予解决，因为我国的民事诉讼要求原告必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有学者感叹：“经济法应当有自己特殊的程序法，有自己特殊的诉讼原则和制度，以保护经济法所调整的特定经济关系。但遗憾的是，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和立法都严重滞后，从而严重地影响了经济法的实施，使国有资产的保护困难重重，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护不尽人意。”

还有一种置我国大陆法文化传统于不顾的“大民事诉讼”说。这种观点认为我们对法的性质应该做大的划分，除了“军”和“刑”之外的法都是“民”，其调整的社会关系都属于民事范畴，政府的行为尤其是政府管理经济和参与、涉及经济的活动，都纳入民事的范畴，按照这种理念，经济法纠纷的解决也应该纳入“大民事”诉讼的范围。“政府在从事经济管理和经济活动时，有何违法行为，依法应承担何种责任就承担何种责任，如果政府行为或商事活动中包含行政决定，或者通过行政决定来从事或涉及经济或商行为的，就不能以‘行政’相对待，而应该以调整相关经济关系的法所规定的责任或制裁形式补救之，譬如该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就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该赔礼道歉就赔礼道歉，该赔偿就赔偿等”。适应“大民事”法治要求，我国还应建立“官告官”的民诉制度和“官告民”的公诉制度，以便通过正当合法及时的途径和方式，来处理包含有行政以及公共因素的经济纠纷。这种“大民事诉讼”观点借鉴了英美法系的做法。因为我们国家的诉讼模式接近于大陆法系，所以要实行这种制度，必然会引起法律制度的根本变革，这样的付出未免过大，而且也不符合我国的法文化传统，“大民事诉讼”模式引入我国必然“水土不服”。

以上“民事诉讼”说，实际上否定了经济诉讼的独立存在。一方面，这种观点似乎并未注意到经济冲突的特

殊性以及解决这类冲突在程序上的特殊需要，而过分地估计了民事诉讼的涵盖力；另一方面，各类诉讼在逻辑和方式上较大的共通性则支持了这种观点。事实上，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以及民事诉讼之间的共通之处甚至超出它们之间各自的差异，但恰恰正是这些个别性差异赋予各种诉讼对不同性质冲突解决的适应性，并由此设定了各自独立为一体的价值。

二、“行政诉讼”说

将经济诉讼理解为行政诉讼的观点在我国不太流行，但是在苏联却有代表性。在苏联甚至有学者认为经济诉讼就是行政程序。T.E.阿鲍娃在《经济法理论问题》第七章中专门论述了“经济诉讼——保护经济权利的程序”。经济诉讼如同经济法一样，与国民经济管理有直接关系。因此，不从一般理论方面解决关于诉讼实质和界限问题，也就不可能解决关于各种诉讼的特征问题。

许多行政法方面的学者根据国家管理就是通过有关的程序形式而实现的有权国家机关的权力执行指挥活动这一点，认为这种形式就是行政诉讼形式。这种活动的程序在他们看来就是诉讼，而规定这种程序的规范他们则说成是行政诉讼。按照科兹洛夫的意见，诉讼规范调整国家管理机关在日常执行指挥活动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的实现动态，以及社会团体和公民在国家管理机关进行日常执行指挥活动时的权利和义务是实现动态，即解决具体案件的行政程序。经济诉讼就是解决经济争议的程序和保护权利的无争议程序。经济争议通过请求和公断程序(仲裁法院)、通过上级经济领导机关和其他经济领导机关加以解决。解决经济争议的程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请求程序；第二，公断处(国家公断处和部委公断处)解决争议；第三，争议双方的上级经济机关或一方的上级经济机关解决争议；第四，其他经济领导机关解决争议；第五，仲裁法院解决争议；第六，解决企业内部争议。所以，所谓经济诉讼就是指国民经济领导机关保护企业、联合企业、其他经济机关以及他们的分支机构和生产单位的经济权利的法定活动程序。调整这种程序的规范的对象就是在国民经济领导机关联系到保护权利和合法利益而进行的活动中产生的关系。这种活动的客体一般是被侵犯的或者发生争议的经济权益法律关系。当然，这种将一切解决经济争议的程序都理解为经济诉讼的观点，扩大了对诉讼特征的认识，未必可取，同时，也是经济行政法在诉讼上的突出体现。

将经济诉讼理解为行政诉讼的一种类型的观点在我国确实还是存在，这与有些学者认为“经济法是经济行政法”或者“经济法是行政经济法”有密切关系。因为既然“经济法是经济行政法”或者“经济法是行政经济法”，那么表明经济法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是隶属于行政法的，所以在法律程序上，走的也就是行政许可一行政处罚一行政复议一行政诉讼的处理路径。这种观点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然而，经济法与行政法实际上属于不同的法域范畴，二者之间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价值取向、法律责任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所以上述所谓不言自明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基于经济法与行政法都有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能，于是有学者认为公益诉讼实际上就是行政公益诉讼。他们认为这种诉讼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接受司法审查的是国家机关的行为或不行为，多数表现为不行为。因为受害者是国家或者全体人民，侵害人(行政机关)本身就是这种利益的法定守护人，所以公益诉讼理应主要为制约行政性权力而设。认为公益诉讼只限于针对行政机关及国家公务员而提起，似乎不够，公共利益受害的情形也不只是由于行政机关造成的，多数是由于非行政机关所为，当然应当追究其责任，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称其为行政公益诉讼。

三、“独立经济诉讼”说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我国，创立独立的经济诉讼的要求不时被理论界提出。而提出这一要求的实践背景正是改革以来各种有别于一般民事冲突的经济冲突的不断出现，并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繁难。

有学者认为，经济诉讼作为一种新颖的诉讼形式出现于我国社会生活中。经济诉讼的问世，改变了我国传统诉讼制度的固有结构，强化了对社会冲突的诉讼机制，拓宽了诉讼手段的应用范围。经济诉讼的创建，预示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向经济深层的全面的渗透，也标志着我国经济法制的进一步完善。与此相联系，经济诉讼也日益成为经济主体解决经济争议和冲突，维护合法经济权益的必要手段。毫无疑问，经济诉讼作为法律手段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维护正常经济秩序，实现国家对宏观经济的控制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是他们只是在表面上发现了经济诉讼的一些特点：第一，经济诉讼以社会生产和经营主体为诉讼当事人；第二，经济诉讼的技术性、专业性强；第三，经济诉讼具有一定的综合性；第四，经济诉讼争议标的大，相关主体多，涉及地域范围广，所适用的规范多；第五，经济诉讼中国家干预成分较为突出。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冲突与一般民事冲突的差异在于：第一，冲突主体至少有一方为社会生产单位，而非生活消费主体。第二，与前述相联系，冲突发生于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之中，直接滞碍再生产的流程。第三，冲突常常与政府行政行为相关，而又绝非单纯的行政争议。第四，在这类冲突中常常伴有刑事犯罪行为，解决冲突既需要消除经济争议，同时又必须制裁刑事犯罪。在审理过程中，经济争议是非的判定与刑事犯罪是否成立的判定往往互为前提。第五，冲突的隐蔽性、复杂性非一般民事纠纷所能比拟，举证或审查的难度突出。正是这些差异使部分学者感受到了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的必要性。

因为无法认识经济纠纷与民事纠纷的本质区别，所以，他们虽然抱有充分信心肯定“经济诉讼的自体特征和内在规律将依靠大量的审判实践不可抑制地表现出来，人们对之认识也将逐步趋于成熟和统一，以至于经济诉讼是否为独立的诉讼将不再成为理论上的难题”，但是，他们“所着意构绘的经济诉讼的概貌，依然未能脱出传统诉讼模式(尤其是民诉模式)在观念和制度上给我们所设置的限定”。但是，他给我们的启示却是深刻的：断定经济诉讼不能脱出民事诉讼的窠臼或许可以有许多根据，但只要承认民事诉讼——至少是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并不能完全适用于经济冲突的解决，解决经济冲突的诉讼应有某些特点，则经济诉讼的独立也就有了足够的事实前提。

有学者曾经根据我国经济审判的做法认为，我国经济审判机构体系基本形成了，经济诉讼也以新的诉讼类型而跻身于我国诉讼体系之中。并且主张，制定独立的《经济诉讼法》，这是由我国经济诉讼既不同于刑事诉讼，又不同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独立性所决定的。同时他们还认为，从经济发展对经济诉讼所提出的要求来看，我国应当强调经济诉讼的独立性，并且更为重要的是要制定独立的《经济诉讼法》，以保障我国经济审判工作的正常进行。因为经济审判工作开展以来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已使我们有充分理由对民事诉讼程序在经济诉讼中的适应性提出怀疑。具体表现在：一是经济纠纷

案件的争讼标的往往较大，有许多案件直接关系到国家或集体的大宗财产，涉及的经济利益重大，因而，人民法院或检察院从保护国家、集体的整体利益出发，就不得不要求获得广泛的干预权利，并以此来制约经济纠纷双方当事人的处分行为。因此，这就决定了经济诉讼中不能简单袭用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而必须创设符合自身特点的起诉、认诺、放弃、和解、撤诉等具体制度。二是经济纠纷所具有的综合性质也要求确立不同于刑事、民事诉讼的经济诉讼制度。可以说，只有制定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诉讼法典，才能有效地保证经济法规的具体实施，正确、及时地解决各种经济纠纷，适用经济责任。其观点是可取的，但是他们没有好好地论证，只有结论。

四、“经济法诉讼”说

为了避免使用“经济纠纷”、“经济诉讼”可能引起的歧义，漆多俊先生称国家经济调节中出现的法律纠纷为“经济法纠纷”、国家经济调节中出现的法律纠纷的司法解决为“经济法诉讼”。虽然这种称呼并不像看对联一样，给我们视觉上的美感与对称性，但是至少表现了学者的良苦用心，指引我们力争探索经济法上的特有诉讼机制，更好地明晰该诉讼与其他诉讼类型的差异。为了解决经济法纠纷接近司法问题，近年来法学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囿于传统的三大诉讼理论，许多诉讼法学专家不承认有新的经济法诉讼类型，但也意识到了所谓“现代型诉讼”带给诉讼法的冲击。经济法学界对此问题更是殚精竭虑，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纠纷需要司法解决，但并不等于说一定要有独立的经济法诉讼制度。他们认为，经济法调整对象具有广泛性、调整方法具有综合性，经济法纠纷也因此呈现多样性。从纠纷主体的地位看，既有平等市场主体之间的纠纷，也有管理者与相对人之间的纠纷，还有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的纠纷，错综复杂，要建造统一的经济法诉讼制度是不现实的。相反，对于违反经济法的犯罪行为，他们认为可按刑事诉讼处理；对于行政机关与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经济法争议一般也可以交由行政诉讼处理；对于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一般适用民事诉讼的规定。当然，经济法毕竟有其特殊性，“三大诉讼”显然也不能解决所有的经济法纠纷，对于现有“三大诉讼”不能解决或者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法纠纷，则确实需要在检控和受理机构、诉讼程序等方面作出一些特别的规定，创设新的诉讼制度。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复合诉讼”说，是由于对经济法上“国家经济调节”理论误读的结果。学界有与他十分呼应的观点。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诉讼不限于公益诉讼，维护私人的利益永远是诉讼最根本的动力，经济法诉讼无疑应包括大量的私益诉讼。经济法诉讼的定位不应该是与传统三大诉讼相并列的第四种诉讼类型，也不应该包含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或刑事诉讼任何一种诉讼之中，更不是这三种诉讼的简单叠加，它应该是一种多元化、开放性的诉讼类型，包括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以及经济法的各种特别诉讼程序。

但是，他们同时认为，经济法诉讼更多地表现为公益诉讼，我们需要建立一些经济公益诉讼制度，这包括：第一，国家经济调节机关就某些类型的经济违法案件对行为人提起的诉讼；第二，纳税人或民众为维护社会公益因某些自己无直接“诉讼利益”的事由对国家经济调节机关提起的诉讼；第三，社会团体、公益组织为维护社会公益对国家经济调节机关或实施经济违法行为的组织或个人提起的诉讼。可惜他们还是主张，“经济法诉讼当然不限于经济公益诉讼，维护私人的利益永远是诉讼最根本的动力。大量的经济法上的权利都最终体现为主体的个体权利，应依靠个体提起私益诉讼来维护；经济法纠纷也主要表现为利益相关人与国家经济调节机关或利益相关人相互之间的争议，其解决无疑也应当是私益诉讼”。他们认为：“不要为构筑独立的经济法诉讼制度、更不是为了丰富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理论依据而无病呻吟。”“经济法纠纷的解决无须也不可能有独立的经济法诉讼制度，它主要是借助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方式，再辅以某些特别的经济法诉讼制度。”其实，恰恰就是那些特别的经济法诉讼制度才是其精华和核心，那种舍本求末的研究思路是存在问题的。有学者不追求统一的经济法诉讼程序的设计和经济法诉讼法典的制定，并不认为他的使命是为经济法独立地位提供程序法上的支撑，不赞成认为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应有独立的经济(法)诉讼法的观点。他试图在漆多俊先生“三三理论”基础上论述经济法的司法实施问题，自认为是在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问题上对“三三理论”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完善。但是他同时又怀疑“有一天人们充分论证了经济法纠纷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经济法纠纷从性质上看，应分别属于民事纠纷、行政纠纷或者刑事案件”，或者“纳入经济法纠纷范围的纠纷有许多不应纳入”。笔者不知道他研究的意义究竟有多大?

五、“公益诉讼”说

这种观点认为经济诉讼属于公益诉讼，有的将“经济诉讼”称呼为“经济公益诉讼”，有的将“经济诉讼”称呼为“公益经济诉讼”。“经济公益诉讼”说认为，经济公益诉讼就是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按照司法程序，依法对个人或者组织提起的违反经济法、侵犯国家经济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进行审理和判决，以处理经济违法行为的活动。它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作为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经济公益诉讼涉及的相关主体多，地域范围广，影响大，所适用的规范多；国家干预的成分较多；原告胜诉后应当得到国家的奖励。他们建议建立像国外那样的公益诉讼制度，能够抓住“经济法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怀”这一本质内容，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确实能够解决目前经济法面临的不能适用传统三大诉讼模式的缺陷。

2002年笔者在《公益诉讼理念研究》一书中，设专章“经济法与公益诉讼”论述了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契合性，并提出了“公益经济诉讼”的概念，探讨了如何科学界定公益经济审判庭的受案范围、切实维护公益经济诉权、更新公益经济诉讼当事人理念、确立正确的公益经济诉讼原则和合理规范公益经济诉讼规则等公益经济诉讼的核心问题。这样，实际上是将“独立经济诉讼”说和“公益诉讼”说进行了有机结合。

不同诉讼类型的存在取决于不同社会冲突的性质差异和程度强弱以及反映到不同实体法上的质的规定性。经济法作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无论是受国家调节管理的经济法关系还是国家在调节管理过程中与受调节对象之间产生的经济法关系，都具有明显的社会公共性质。通常情况下，一旦这些法律关系遭到破坏，当事人之间产生经济法纠纷或经济法冲突，遭受损害的不仅有经济主体的个体利益，而且更严重的还有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由于国家调节是为弥补市场缺陷才需要和产生的，所以国家调节方式和活动必然是针对市场存在的那些缺陷，采取相应措施，这又决定了经济

法体系的基本构成。市场存在着三缺陷(市场障碍、市场唯利性、市场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国家调节采取三方式(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以排除市场障碍，国家直接投资的进入和退出，国家指导、促进或称宏观调控)；经济法体系有三构成(市场规制法，国家投资法，宏观调控法)。此即经济法“三三理论”。当公益经济诉讼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成为理论研究对象后，我们必须确立公益经济诉讼的理论起点，特别是公益经济诉讼研究的实体法理论基础，经济法“三三理论”就是我们研究公益经济诉讼的实体法理论基础。并以此为基点展开对公益经济诉讼的多向度研究，形成对公益经济诉讼的系统性逻辑认知体系，包括理论和制度方面的，以回应司法改革实践的理论需求。

有学者以竞争关系为例，分析了竞争冲突可以分为三种情形：第一，市场竞争者与反竞争行为者之间的竞争冲突；第二，消费者与反竞争行为者之间的竞争冲突；第三，国家与反竞争行为者之间的竞争冲突。第一类冲突中，反竞争行为者的各种不正当、不公平手段不仅损害了其他竞争主体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扭曲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第二类冲突中，反竞争行为者以垄断、欺诈行为对消费者权益进行背弃与破坏，受损害的消费者往往具有不特定性，所以，反竞争行为对消费者利益的损害主要表现为消费者群体的整体性利益损害。在第三类纠纷中，国家作为社会经济秩序的宏观维护者与管理者，以维护自由、公正的市场经济秩序为己任，其社会整体利益导向性质自不待言。当上述纠纷发生，竞争者、消费者的个体利益遭受损害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然而，一旦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发生损害，在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人或虽然有直接利害关系人，但其不愿或不能起诉的情况下，一般社会公众、社会组织及其他国家机关因为不具有适格的原告资格，不能以原告身份向法院提起诉讼，利益损害的司法救济机制就难以发动，司法的裁判功能不能发挥作用。于是，解决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根本措施就在于在传统诉讼制度基础上建立一种特殊诉讼程序——公益经济诉讼。公益经济诉讼的特殊性并非仅仅表现在原告资格的扩展方面，在法律责任、法院的制裁权限以及诉讼程序的综合采用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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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萍]

作者：颜运秋 余彦

诉讼独立经济法论文 篇3：

试论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摘 要：经济公益诉讼的产生是经济法律对现实社会需求作出的回应，也是完善经济法律制度，切实保障国家、社会经济利益的要求。由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和经济公益诉讼制度自身的缺陷，构建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有许多问题需要决。

关键词：社会公共利益；经济公益诉讼；必然性

2000年8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机构改革工作正式启动并进入具体实施阶段，这次改革的主要举措就是撤销经济审判庭，建立“大民事”审判格局。由于经济审判庭不复存在，使得经济法责任实现的司法途径变得异常狭小，引发了法学界尤其是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的进一步反思。针对经济法案件诉讼程序的空白，笔者对经济公益诉讼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并给出完善建议。

一、构建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必然性分析

经济公益诉讼是指在社会经济公共利益可能或实际遭受侵害时，法律允许特定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为维护社会经济利益对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企业或其他组织和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经济公益诉讼不可能被行政公益诉讼，也不可能通过民事公益诉讼来解决，因此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首先，构建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具有宪法理论基础。我国宪法的主要原则是权力属于人民、保障公民权利、依法治国等。经济公益诉讼制度为这些原则的实现提供了切实的途径和司法保障。由于传统的诉讼理论对公共利益的保护较少，使损害的利益没有得到保护。因此，建立经济公益诉讼符合宪法的要求。

其次，构建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具有实体法理论基础。经济诉讼作为经济法的内部生命的表现有效地体现了经济法律法规所内含的强制约束力，维护了经济法的切实实施。

近年来，有关保护公共利益的案件越来越多，这些诉讼因其社会性和公共性，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我国，比较突出的是国有资产流失案件、环境保护案件等有关公共利益的经济法案件。由于诉讼制度的不完善，合法的公共利益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传统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建立经济公益诉讼。

二、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现状及构建的障碍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法律诉讼理念对现实的束缚还很大，这使得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困难重重。而现实中，不法经营者却利用国家尚没有建立较为完善的诉讼机制这一漏洞，从事不正当竞争。国有资产的无端流失等现象都使得社会整体利益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尽管国家出台了很多这方面的实体法规范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救济机制，还很难保障社会整体利益。

分析我国目前的诉讼机制，不难发现要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必须要对我国现有的诉讼机制进行必要的改革。现有的诉讼制度成为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障碍，笔者以为最突出的障碍有：

（一）当事人适格理论的限制

当事人适格，即我国所说的正当当事人，是指当事人就特定的诉讼,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成为原告或被告，即受本案判决约束的当事人。我国公益诉讼遇到的最大的障碍就是传统当事人适格原则要求原告必须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这使得使得在大量的社会公益遭受不法侵害时，社会组织和公民难以成为诉讼的主体。社会整体利益能享受到司法保护的机会十分渺茫，公益诉讼制度亦难以建立。

（二）经济法法律责任制度的缺失

对经济法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的相关规定不明确，特别是缺乏对经济调节主体(主要指政府)相关责任的规定。经济法贯彻着经济民主的理念，不能只将经营者规定为义务主体，也应将政府和其他经济调节管理主体的社会责任法定化，同时强制性地要求履行这些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制度的不完善使公益诉讼失去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有力保护手段，也妨碍了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

三、构建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设想

经济公益诉讼，是与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这一特征相适应的，具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特性，与传统的诉讼制度有很大不同。然而，作为一种诉讼机制，它与传统的诉讼制度又不乏相似之处，因此对其构建的思路应当是在现有诉讼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突破和创新。

（一）突破当事人适格理论，放宽原告的起诉资格

在经济关系日益复杂的今天，特别是在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况下，仅依靠利害关系人来解决利益保护问题，有时是不充分的。为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吸收我国民事法律中“为了维护死者的名誉允许社会其他人（主要是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规定的优点，放宽原告资格，允许与社会公共利益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个体、社会团体和国家特设机关为维护公益提起诉讼，以纠正公共性的违法行为，救济被侵害的公共利益。

（二）创新经济法的责任制度

经济法作为建立在民商法、行政法等传统法律部门基础之上的新兴法律部门，其法律责任制度的发展当然应建立在传统法律部门调整的基础之上。经济法的发展可以看出，在传统法律责任制度的基础上，经济法责任制度越来越表现出了独立发展的倾向。鉴于此，经济法责任应当归为独立的部门法责任，它主要包括经济责任或财产责任、经济行为责任、经济信誉责任和经济管理责任。在经济公益诉讼案件中，需要救济的损害和需要制裁的违法行为与一般的民事案件有很大不同，因而在法律责任制度上也必须要有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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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ＷＹＱ)

作者：吕晓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