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派生诉讼的法经济学分析——基于成本效益分析范式的研究

2022-12-29

股东派生诉讼是指当公司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就其所遭受的某种行为的侵害提起诉讼时, 公司股东可以代表公司以代表公司以使公司获得赔偿等救济为目的而针对该种行为提起的诉讼。传统法学理论一直强调股东派生诉讼对公司高管的监督作用, 却未能进一步挖掘该制度更深的经济学内涵以及其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这种思路在设计和改进相应法律规则时不能抓住问题的根本并做出更有效率的决断。因此, 本文将从经济学的视角切入, 首先分析股东派生诉讼的经济学内涵[1]。

一、股东派生诉讼的经济学内涵

现代经济理论将公司看作一些列合同关系的集合。其中一项重要的合同关系就是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形成的代理关系。在这项合约中, 委托人聘请代理人代表其开展某些活动, 包括把一定的决策权委托给代理人。然而, 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有各自的利益考量, 所以代理人做出的决定往往不是最有利于委托人。委托人与代理人博弈过程中所付出的费用因此称为代理成本。

一般而言, 市场可以自发地对这种降低经济效率的行为给出反馈。但是市场很难有效处理那些大规模一次性的管理层侵占公司财产行为, 因此需要法律规则进行外力的调控。在公司法中, 其具体的体现就是董监高的信义义务, 即公司高管应当以适当的注意管理公司以免损害公司利益, 并要把股东的利益放在他们个人利益之前[2]。

但是, 信义义务并非自发性执行的, 其往往要借助司法程序的保障。然而现实中, 公司的事务主要由管理者掌控, 股东往往远离公司的经营管理, 等待公司这个拟制的法律主体自行救济是很不现实的。这个时候就催生了股东派生诉讼, 由股东代表公司对那些侵犯公司利益的高管提起诉讼。我们可以发现, 股东派生诉讼是顺应一系列经济规律而产生的法律现象。其经济学上的根本内涵,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还是一种降低代理成本的手段[3]。

二、股东派生诉讼在中国:从鲜有问津到井喷增长

股东派生诉讼在中国首次以法条的形式是在2005年的《公司法》修订中, 第152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 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在本次修订生效后, 我国司法实践长期未显示出股东派生诉讼活跃的迹象。这一近乎无人问津的状态直到201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 >征求意见稿》对股东派生诉讼内容进行修改后才逐渐开始发生变化。本文以此为分界线, 通过在“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以及全国裁判文书网的相关关键词检索, 对近5年来我国股东派生诉讼的司法实践情况作出如下统计[4]。可以看到, 自《<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 >征求意见稿》发布后, 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数量突然经历了井喷式的增长。那么《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 》对于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完善为何起到如此直接的正向效应?股东派生诉讼的直接受益人并非原告股东。按照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股东因此就很难产生诉讼的动力。为了探究《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 》背后对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实践的影响机制, 本文将采取经济学上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来具体探究法律规则影响股东派生诉讼实践运用的原理。

三、股东派生诉讼的成本效益分析

法律主体的理性选择涉及对法律成本和收益两方面的仔细权衡, 法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正是基于人们会自发地去衡量预期的法律收益和法律成本, 并通过对效益的评价来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断。当法律安排具备以下条件:预期法律收益-法律成本>原有成本, 便是有效益的法律安排。而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正是适合成本效益分析的理想对象。由于股东派生诉讼中的长期利益无法预测, 因此诉讼成本对于股东而言是提起派生诉讼的首要考虑。下文将主要以《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 》颁行前后的股东派生诉讼成本承担模式为比较对象, 探究经济学原理对于司法实践的影响机制[5]。

(一) 《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 》之前:简略规则下的高成本

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 》之前, 中国《公司法》并没有对股东派生诉讼的费用承担规则与案件受理费的计算标准进行特别的规制。关于诉讼费用, 我国是按照诉讼标的金额的大小来计算案件受理费。而我国关于财产性案件的受理费收取标准如表2所示跨度极大。在庞大诉讼标的额的股东派生诉讼中, 其产生的案件受理费在很大程度上会增加原告股东的成本预期。股东必须要预先承担相应高的案件受理费, 这就导致先天性的高预期成本。从诉讼费用的承担方式来看, 我国实行的是败诉者负担的规则。但是我国诉讼费用的构成仅包括审判费, 因此败诉方无需向对方支付当事人费用。这就意味着即使胜诉, 除案件受理费外, 我国对律师费这类在股东派生诉讼中占据很大支出数额的费用是没有明确的规定的。公司作为利益最大的享受者, 却不承担原告股东在诉讼中所支出的任何费用。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视角, 股东这里可预见的成本明显大于收益, 导致法律效益的“负向化”, 最终使这项制度无法得到有效率的运用。

(二) 《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 》之后:优化的诉讼成本分担模式

如上所述, 在股东派生诉讼中, 诉讼费用承担与胜诉利益归属的不确定性使得原告股东借助派生诉讼维护公司权益的动机大打折扣。为了消除这种不确定性, 《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 》针对性地明确了以下几点:第一, 股东派生诉讼的胜诉利益归属于公司;第二, 股东派生诉讼之诉讼请求部分或者全部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 公司应当承担因参加诉讼支付的合理费用。回到我们成本效益分析的范式之下, 我们发现, 从收益的角度来看, 《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 》并没有再为原告股东带来更多的预期利益, 但是从成本的角度来讲, 其却直接解决了案件受理费以外各项支出成本的承担问题。在原告股东胜诉的情况下, 公司不再是胜诉利益的单纯享有者, 而是应当承担原告在诉讼中必然要面对的律师费用等支出。因此, 上文中所展现出的股东派生诉讼近年从无人问津到井喷增长现象便有了一个合理的经济学上的解释。成本和收益永远是原告股东提起诉讼前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 在收益层面已经确定无法有显著提升的情况下, 理性的经济人必须要考虑控制成本的事宜。而法律规则在这里所能介入的就是诉讼费用承担机制的设计。不同于一般诉讼的是, 股东派生诉讼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原被告双方的利益纠葛, 其核心仍然在于第三方即公司的利益。因此将公司作为诉讼费用的承担主体之一写入到法律规则之中, 就是一种对现行诉讼成本分担模式在派生诉讼情景中的一种优化。

四、成本效益分析后的启示

股东派生诉讼设立的目的在于监督高管信义义务的履行以降低代理成本, 其初衷便是基于减少成本这一前提。如果股东派生诉讼中的法律规则安排与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背道而驰, 那么股东会更情愿选择的方式是退出公司。结合上文中的成本效益分析, 有以下几点启示值得注意。首先法律规则对于诉讼成本的安排会极大地影响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动力。股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其首要考虑自己的经济能力能否负担得起这样的成本。目前, 我国股东派生诉讼虽然已对案件受理费以外的诉讼费用承担方式进行了优化, 但是在涉及数额巨大标的股东派生诉讼中, 一次性预付大额案件受理费对于原告股东而言仍是不小的负担。因此, 针对股东派生诉讼, 以往按照涉案标的比例来计算案件受理费的做法需作出改进。在过高标的额的案件中, 可以考虑引入固定案件受理费的方法来降低原告股东提起诉讼的经济负担。其次, 在案件受理费用既定的情况下, 诉讼成本承担规则也将极大地起到鼓励或抑制诉讼的作用。值得欣慰的是, 最新的《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 》已经改变了旧有的诉讼成本承担模式, 即公司也可作为原告股东胜诉后诉讼费用的承担主体。但这里尚不明确的是司法解释中“合理费用”的范畴究竟为何, 考虑到股东派生诉讼可能用时长, 取证过程复杂, 通过法律规则进一步解释“合理费用”也是有必须的。总而言之, 股东派生诉讼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 它与公司法绝大多数制度安排一样, 都少不了经济学原理的考量。

本文认为这种成本效益分析的方法不仅对股东派生诉讼的改进大有裨益, 对于公司法其他领域的创新与发展也可以起到相当大的参考作用。运用法经济学解决一些传统法学遇到瓶颈的领域, 将成为未来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方向。

摘要：股东派生诉讼一直被认为是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制度设计。然而在《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 》颁布以前, 我国司法实践长期未显示出活跃的应用迹象。本文将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出发, 挖掘该项制度本身经济学内涵, 并借助成本效益分析范式探究不同法律规则下股东派生诉讼的实施效果, 尤其是比较《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 》出台前后派生诉讼的状况变化, 以期证明经济学原理在司法实践中的正向效应。

关键词：股东派生诉讼,法经济学,成本效益分析,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