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经济法论文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与法治的不断发展以及公众权力保护意识的逐渐加强，构建我国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十分迫切。鉴于我国的具体国情，有必要扩大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明确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建构起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等制度。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公益诉讼经济法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公益诉讼经济法论文 篇1：

经济法中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 要]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随之也出现了众多经济纠纷，而如何确保市场主体各方都能够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则成了我国市场经济法所要关心的话题，尤其是公益诉讼制度能否得到贯彻执行，更成了市场经济主体及法律界人士所普遍关注的话题。文章将就经济发展中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对策进行探讨。

[关键词]经济法；公益诉讼；存在问题；对策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日趋多样化，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日趋多元化，此时，在经济法框架内就经常出现一些损害社会经济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如垄断案件纠纷、环境公害纠纷、侵害消费者权益纠纷等，而为保证利益各方的权益，就需要更为完善的经济法作为保障，尤其是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一、我国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

作为经济法框架内重要的组成部分，公益诉讼在保障市场经济顺利运行，保障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从当前的角度看，不管是在理论还是制度方面都面临一些难题。

（一）当事人适格理论的限制

所谓当事人适格，亦即我国诉讼法理论所谓的正当当事人，是指当事人就特定的诉讼，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成为原告或被告，因而受本案判决约束的当事人。无论何时，满足诉讼当事人资格，是获得司法救济的前提条件。我国公益诉讼遇到的最大障碍，恰恰就是传统当事人适格原则要求原告必须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这种规定的理论基础是：救济是与权利密切相关，那么只有自身权利受到威胁的人，才具备资格获得救济。

但是，这项制度没有考虑到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当事人适格理论是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的，也不能适应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因为，这样的限制性规定，从法律层面上限制了公众接近公益诉讼、公共利益享司法保护的机会。

（二）行政机关权力干预过度

从当前的情况上看，经济法纠纷的判断权力倾向于行政机关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事实上，这是权力配置失当的催化剂，是导致法院维护公共利益的能力有限的病根所在。由于体制的原因，我国行政机关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具有相当大的权力，不仅拥有对社会经济最主要的调控规制权，还具备对经济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罚权。

而事实上，我国对经济法违法行为的监督、处罚，主要是各级政府的经济管理和监督检查机构实施的。尽管行政机关对经济违法案件的查处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但是，从某种层面上看，照现行的权力分配机制，行政机关有权对经济法违法行为进行罚款、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等处罚，而法院依据民事审判只能作出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裁决。

而且在处理经济公益诉讼案件时，法院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审判后必须将案件移送行政机关，或者案件先由行政机关处理后再由法院进行司法审判。这容易导致行政机关和法院判决产生冲突，同时这种诉讼程序之间的转换将会耗费司法和执法成本。

（三）公益诉讼配套保障措施不完善

与一般诉讼相比，公益诉讼显然更为复杂，这就意味着诉讼人必须要具备高超的专业知识和技巧，并投入更大的资金和精力。但是，因为公益诉讼活动所产生的效用通常会变成一种公共物品，致使公益诉讼因“搭便车”而陷入困境，因为集体利益是集团的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这就意味着任何集团成员为集体利益作贡献所获得的收益必然由集团中所有成员共同且均等地分享，而无论他们是否为之付出了成本。

二、解决措施

（一）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放宽

事实上，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放宽在国外已经得到运用。在国外，许多国家对“利害关系人”作出了更为宽泛的理解，允许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有关组织和个人就公共利益的重大问题向法院起诉，而事实证明，这样的措施对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破除传统理论对原告资格的限制，适时适度的淡化利害关系因素，有条件、有步骤地逐步放宽原告资格，允许与社会公共利益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个体、社会团体和国家特设机关为维护公益提起诉讼。

不过，这里也必须强调，对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放宽，不是无条件、无范围的放宽，而是存在一定限制的，不是彻底废除原告适格理论，“原告仍然有可能应主张相当程度的利益关联”。所谓的“相当程度的利益关联”，主要是指原告与案件至少应有间接利害关系，绝不可以一点利害关系都没有。起诉人不能只是代表个人的利益，而要代表包括自己在内的广泛同类人的共同利益。假如经济公益诉讼，由个人和社会团体提起，那么只要诉讼人符合标准，那么法院在审查原告起诉资格时，只需要从形式上审查其是否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

（二）保障公益诉讼配套

要让公益诉讼制度得到更大的支持，就需要构建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公益诉讼的激励机制，这是确保公益诉讼制度有效运行的核心所在。

1.公益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的处理

与普通的个人诉讼不同，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起这类诉讼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公益，不是获取个人利益。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在起诉的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比如诉讼费用及不菲的律师费等。由于起诉人不以谋利为目的，所以这么沉重的费用负担，肯定会让社会团体及个人产生疑虑，假设诉讼过程中所付出的费用最终不能得到有效补偿，那更是影响整个公益诉讼的执行。

所以，当前最为迫切的是完善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把对公益诉讼的法律援助列入当地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计划中，为这些起诉人免费提供法律帮助。此外，还必须要建立公益诉讼基金，但是为了避免出现当前原告向未来原告的权利 “透支”现象，在执行此项制度的过程中，必须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尽可能地避免负面影响的出现，确保公益诉讼的起诉人真正从中受益。

2.奖励胜诉原告

就像前面所说的，对大部分人来说，公益诉讼不是为了获得个人利益，但是却会耗精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那么，要激励人们在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积极主动诉诸法律，同时尽可能减少诉讼人耗费，可以考虑原告在胜诉后应得到国家的适当奖励。这方面，美国的《反欺骗政府法》就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其规定败诉的被告将被处以一定数额的罚金，而原告提起公益诉讼后有权从被告的罚金中提请15%-30%的金额作为奖励。

3.举证责任的倒置

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一般情况下，举证责任都由原告承担。但是，在经济公益诉讼中，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经济实力、信息获得，还是社会地位等方面，原告实质上都不如被起诉者。假如是能力有限或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原告承担举证责任，那么这种不公平砝码更加倾斜。所以，法律部门应该尽可能的从程序上保证双方当事人的平衡，救济弱势群体的原告，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是对原告举证能力的保障。

（三）协调行政机关和法院直接的关系

事实上，司法是法律适用或实施的主要方式，也是经济法责任实现的基本途经，虽然司法程序能够保证法律公正与正义的实现，但是在经济法纠纷案件处理的过程中，司法程序却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因此，行政执法与司法程序结合适用可以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行政机关在无人告诉的情况之下，可以主动调查取证，并直接对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制裁措施。我国经济法在这方面的规定已经比较详尽，基本上体现出了行政机关的主动性和经济法的目的。由于行政机制的主动性、灵活性、快捷性、强制性以及我国行政依赖的法律文化传统，我国经济法的实施任务主要由行政机关实现，但行政执法并非万能，过于倾向于行政，容易导致行政偏私，对行政恣意也缺乏制约。所以赋予行政机关诉权，让其参加经济公益诉讼，这不仅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也是对行政裁量权的良好制约。

三、结语

总而言之，公益诉讼关系到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对社会生活有着较大的影响。因此，从法律制定的角度上看，法律部门需要考虑公益起诉人的经济能力，给予一定的经济和制度支持，让社会个人和团体更广泛地加入到公益诉讼制度的推广执行中。

[参考文献]

[1]韩志红，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2][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王亚新，刘荣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187-188.206-207.

[作者简介]王乔（1988—），四川武胜人，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在读法律硕士，研究方向：经济法，经济刑法等。

作者：王乔

公益诉讼经济法论文 篇2：

浅谈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与法治的不断发展以及公众权力保护意识的逐渐加强，构建我国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十分迫切。鉴于我国的具体国情，有必要扩大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明确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建构起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等制度。

【关键词】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原告主体资格；公诉制度

一、引言

从美国的“马萨诸塞州诉环境保护总署”案、“全国首例民间艺术作品著作权纠纷”的黑龙江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政府诉歌唱家郭松一案等，公益诉讼成为关注的焦点。相对于保护私人权益的私益诉讼而言，公益诉讼是指在民事、经济法律，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行为提起诉讼，要求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活动。本文建立在符合我国国情的公益诉讼基础上，浅谈公益诉讼的若干法律问题。

二、我国公益诉讼现存问题及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诉讼法领域理论和立法的发展还是相对滞后，对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缺乏有效遏制手段，社会公益保护不力，使得国有资产流失、知识产权侵害等严重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无法通过正当的诉讼途径有效地保护自身的利益。究其原因，主要是：一是我国公益诉讼的法律还不健全，原告的资格模糊；二是法院对集团诉讼的种种恐惧和限制，司法权不敢介入社会敏感问题；三是诉讼费用问题。因此几乎所有的原告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使得公益诉讼陷入尴尬的境地。

三、界定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与传统的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公共性、整体性和不确定性。根据公益诉讼的性质，公益诉讼的可诉性范围界定为以下几类：一是国有资产流失等直接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案件；二是环境污染等大量现代型纷争；三是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诉讼；四是涉及公共利益的人身关系案件。

四、明确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

（1）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当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公民可作为原告主体提起诉讼，防卫国家公权力受到损害。但应当对其进行相应的限制，我国就公民提起公益诉讼，可以有如下限制：应先向行政机关举报或投诉，应当提供有关证据。（2）公益团体提起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的加害人往往比较强大，公民个人力量较小，无法与之对抗，也无法解决滥诉和法院判决利益归属问题，因而赋予公益团体如工会、消费者保护协会等团体以诉权，就必然成为一种制度的选择。但并非所有的公益团体都可以提起，并非所有的公益纠纷都可以由公益团体提起。（3）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了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对此我们可以从广义上面理解，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提起公益诉讼达到监督的目的。有学者认为：公诉权本质上就是法律监督权，应对法律监督作广义的理解，公诉本身就是对被告人违反法律的监督。由于行使监督性的司法权，我国的检察机关更有权提起公益诉讼。因而，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体现的法律监督职能是全面而丰富的，具有正当的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

五、构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

（1）制定独立统一的公益诉讼法。针对目前的现状，我们可以在借鉴国外诉讼法和我国现有的三大诉讼法基础上制定统一的公益诉讼法，分总则篇、审判程序篇、执行程序篇、涉外公益诉讼程序特别规定篇等来界定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明确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建立具体的诉讼程序，防止司法权代替行政权，造成诉权的滥用和司法资源的浪费。（2）建立公益诉讼基金。对公益诉讼，政府要从政策上支持，由政府建立统一专用的具有财团性质的公益诉讼基金组织，其基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个人或社会团体捐款和公益诉讼罚没款等。在公益诉讼案件中，公益诉讼基金组织主要从资金上支持公益诉讼原告人提起诉讼，为公益诉讼原告人提供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生活补助费等费用的补偿。（3）建立严格的司法审查制度和前置程序。司法审查是指人民法院对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进行审查，包括对原告资格的审查和证据的审查。前置程序，即对公益诉讼案件，原告在起诉前，不论是检察机关提起诉讼还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诉讼，都应先履行告知程序。要求其纠正并可要求赔偿，被告在一定期限内不予答复，或者对答复不满意的才可向法院起诉。（4）建立案例参考指导制度。随着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开始，我国司法改革不断取得新的突破。而对于公益诉讼案件，更应该注重总结审判经验，形成典型案例，建立案例参考指导制度，避免审判资源的浪费。

公益诉讼在我国是一种新型的诉讼形式，缺乏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但正因如此，我们更要积极地面对公益诉讼，制定独立统一的公益诉讼法，建立起公益诉讼基金、严格的司法审查、前置程序和建立案例参考指导制度，从而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参考文献

[1]颜运秋．公益诉讼理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16

[2]肖建华，唐玉富．论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与程序建构[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1）：125

作者：梁春霞

公益诉讼经济法论文 篇3：

拓展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势在必行

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5条、《行政诉讼法》第25条以及2018年4月《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的规定，目前我国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所形成的是包括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英烈名誉权保护在内“4+1”的格局。然而，随着公益诉讼制度的深入推进，囿于此一格局中的公益诉讼范围显示出了其局限性，需要加以拓展和突破。但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为什么要拓展？应当如何拓展？拓展到什么程度？等问题，均有待于解答。

一、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背景

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应当将其置于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认知。回溯历史，在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检察机关探索提起公益诉讼的改革任务后，经过中间的两年试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终于在2017年6月被写入《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之中。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入法三年多来，不仅在实践中取得了众所周知的巨大成就，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得到了法律的应有保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不断步上新的台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有了极大提升，而且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快速强化，他们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寄予了更为强烈的期盼，通过公益诉讼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治方式和法治意識受到了人们的一体遵循和尊奉，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拓展日益成为整个社会上上下下的高度共识。2021年1月1日实施的《民法典》中涉及公益诉讼的条款有20多条。在该意义上说，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拓展绝非“等内等外”解释论层面上的话题，毋宁认为，其更应被视为是立法论上的公益诉讼制度发展和完善的重大命题。正是在该背景下，我们方说，拓展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乃是顶层设计、因时而动、势在必行的重大法治工程，也是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之举和关键步骤。

二、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拓展的基本规律

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在各国不尽一致，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其范围也有所区别。然而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确定和拓展具有内在规律性，一方面，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之宽窄并非任性所使然，其案件范围的确定应当是能适应并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需求，而不是与这种客观需求相背离;另一方面，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确定和拓展也依循着由民事法领域的公益诉讼到经济法领域的公益诉讼乃至到社会法领域的公益诉讼不断深化的内在逻辑。滞后于客观发展规律固守于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现行法框架难以满足司法实践不断提出的新需求，超越客观发展规律对公益诉讼案件范围进行无限度的拓展乃至希望一步到位、臻于全覆盖，必然制约其实践效果，甚至使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和运作陷入困境和流于形式。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拓展幅度和恰当确定应当在把握其规律性的基础上，按照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审慎谦抑、以点带面的原则，寻找到张弛有度、恰如其分的平衡点。

三、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拓展的阶段划分

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拓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须从实际出发分阶段进行。在这里，公益诉讼的地方性立法为我们划分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阶段性拓展提供了启迪和依据。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23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关于加强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地方公益诉讼决定”），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适度拓展是“地方公益诉讼决定”的重点和亮点之一。“地方公益诉讼决定”所涉公益诉讼范围和领域非常广泛，按其出现频率依次包括安全生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网络公益侵权、个人信息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扶贫救助、公共卫生安全、城市安全、野生动物保护、证券金融公益保护、应急救援、道路交通安全、防灾减灾、大数据安全、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就业歧视、涉军公益诉讼、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违反《国旗法》、《国徽法》、《国歌法》的公益诉讼案件、涉众型侵害公民隐私案件、知识产权案件、教育领域的公益案件、残疾人、老年人、妇女等特殊群体合法权益保护案件、损害国家尊严或民族情感案件、旅游消费、农业农村公益案件、危化品管理、消防安全、乡村振兴、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生物安全、农产品质量等40余个方面。

2020年5月通过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批准的下一阶段工作安排中明确提出，“积极、稳妥办理安全生产、公共卫生、生物安全、妇女儿童及残疾人权益保护、网络侵害、扶贫、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公益损害案件”。中央层面改革文件以及“两高”等单位提出了一些要求研究探索的公益诉讼新领域案件，如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的“研究建立安全生产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2017年9月国务院《关于完善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和快速反应监管体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意见》提出的“加强重点领域质量安全公益诉讼工作”;2017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惩治侵害幼儿园儿童犯罪全面维护儿童权益的通知》规定中提出的“对于因幼儿园食品安全、教育设施质量等问题，需维护儿童群体利益的，要依照法律规定提起公益诉讼”;2018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为打好三大攻坚战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提出的“办理相关公益诉讼案件”;201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提出的“研究探索建立证券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2020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妇联《关于建立共同推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合作机制的通知》提出的“针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中涉嫌就业性别歧视，相关组织、个人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等问题，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或者提起公益诉讼”;202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关于加强军地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协作工作的意见》提出的“积极稳妥探索办理在国防动员、国防教育、国防资产、军事行动、军队形象声誉、军人地位和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公益诉讼案件”;《2020年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要点》提出的“探索开展危化、尾矿、交通等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检察工作”;2020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疫情防控部署坚决做好检察机关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提出的“探索拓展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等。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还通过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发布了一些新类型的公益诉讼案例。

基于上述因素，可考虑就拓展公益诉讼范围制定一个包括三阶段的宏观规划，具体为：一是近期目标（2021至2025年规划）。将中央文件里有要求、各省级人大常委会相关决议中出现率较高的公益保护领域，如安全生产、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扶贫救助、网络侵权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产权、野生动物保护、就业歧视等领域的公益诉讼率先纳入拓展范围。二是中期目标（2026至2030年规划），积极拓展经济法和社会法领域的公益诉讼，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将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证券金融安全、破产领域、劳动法领域涉及公益的案件、社会保障法所涉及的公益诉讼案件纳入公益诉讼的拓展视野。三是远期目标（2030至2035年规划），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案件范围实现全覆盖，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拓展任务得以圆满告竣，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益诉讼制度也臻于成熟。

四、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程序规则

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拓展表面上看是实体问题，其实是程序问题。应当将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拓展到哪些领域，这不是任何人凭直观就可以简单地加以判断的。首先何为公益诉讼中的“公益”就不是那么容易判断的事情，其次，在诸种公共利益所构成的网格化格局中，哪些公益應当优先纳入拓展的范围之中，而哪些公益则可以留待社会的发展中静待观察，也即公益范围拓展的先后顺位如何确定，也是一件难以抉择的事情。最后，纳入公益保护的案件范围尤其是在实务操作中的轻重缓急也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这个变化也需要审慎应对。为此，需要在公益判断的实质标准之外，导入公益判断的程序标准。也就是说，在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拓展上，应当实行程序优先原则，通过程序机制的构建和完善，对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拓展进行针对性、精准性、务实性判断。

在这里有以下几个程序性因素可资考虑：一是民意数据。是否属于公益诉讼的应然范围，人民群众应当最有话语权。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十大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中，浙江宁波 “骚扰电话”整治公益诉讼案采用的就是民意判断法。检察机关为了判断“骚扰电话”是否有损公益，委托了第三方机构进行实名调查，用充分的民意数据论证了“骚扰电话”侵害社会公众利益的具体事实，由此印证该案件公益属性的实质。二是专家咨询。公益诉讼范围的拓展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判断过程，人民检察院应当构建专家人才库，分门别类发挥专家在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拓展上的理论指引作用。三是设置听证程序，在检察机关拓展公益诉讼范围的过程中，通过听证程序将利害相关人以及方方面面的群众代表和部门代表，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引入此一过程，就所涉案件是否应当作为公益诉讼案件对待进行理性沟通，最终求得共识。四是完善监督机制和救济机制，对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拓展应当导入社会化、开放性程序机制，广开言路听取社会群众的社情民意，并接受其监督;对监督意见的处置不满意的，应当赋予监督者以必要的救济程序。通过公益诉讼范围拓展的程序机制建设，有助于建立“列举主义·概括主义”的既有相对稳定性又有必要动态性的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立法框架。

五、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路径选择

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应当依循三个步骤进行：一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试点的决定，通过试点划定公益诉讼案件类型拓展和扩充的基本范围。二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试点情况通过正式的关于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决定，该决定在修法前充当过渡时期的规范和依据之用，以使与试点形成制度上的无缝对接。三是在时机成熟时，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采用列举主义的立法模式，将试点成功的公益诉讼案件类型纳入现行法之中进行拓展式修法，使之上升到立法高度加以一体化调整。与此同时，分别修改相应的实体法律规范，将经试点被证明应当作为拓展型公益诉讼案件对待的法律条款，写入其中以使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拓展取得实体法上的呼应和确认，从而与诉讼法一起形成程序法和实体法共同调整的立法叠合式格局，以强化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权威。当然，作为理想的法治归宿，将来有条件应当尽快制定《公益诉讼法》或《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法》。

六、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和拓展公益诉讼主体范围的关系

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拓展应当置于更大格局的系统工程中加以审视，充分发掘该命题所带来的联动改革效应或制度边际效应，其中之一便是由客体拓展所引起的主体拓展问题。目前实践表明，行政公益诉讼的启动主体由检察机关担当，民事公益诉讼则由检察机关、一定范围内的行政机关以及符合法律条件的社会组织共同分担的立法模式存在局限。在探索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拓展的同时，势必要考虑公益诉讼的启动主体范围的拓展问题，否则将会导致公益诉讼客体范围与主体范围之间的紧张性关系和适应性困境。就行政公益诉讼而言，案件范围拓展后，社会组织的启动功能应受到更大关注;就民事公益诉讼而言，除上述三类主体外，一定范围内的公民个人也应当在受到足够程序制约的前提下发挥出启动作用。不仅如此，作为公益诉讼主力军的检察机关而言，应当在主动提起公益诉讼之余，更多地考虑支持和督促符合条件的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优先提起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的启动格局中始终保持在最终保障力量的基本定位上。

（汤维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责编 刘玉霞）

作者：汤维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