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利益独立性探讨论文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城乡差别不仅在于物质差别，更在于文化落差。以乡村振兴为契机，推动乡村文化兴盛繁荣成为当务之急。党中央明确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提出“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民族经济利益独立性探讨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民族经济利益独立性探讨论文 篇1：

小论中国民族主义

摘要：在近现代史上，民族主义作为面临外压时的民族或被压迫民族的一种意识形态，对实现民族独立和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整合学术界有关民族主义基本理论，并在宏观民族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尤其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进程和制约因素进行论述，以期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得以积极、快速发展。

关键词：民族主义 中国

一、民族主义的定义

民族主义的定义，国内外的学者尚未达成共识。各学者基于不同的角度，对民族主义有着不同的定义。有的着

重强调其社会政治意义，有的则着重强调文化心理意义。例如：民族主义理论学家汉斯·科恩说：“民族主义是一民族的绝大多数普遍地表现出来并要求普及到它的所有成员中去的一种精神状态；它承认民族国家是政治组织的理想形式，承认族体是一切文化创造力的源泉。”美国历史学家古奇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成员的觉醒，这种觉醒是与现实、维持与延续该民族的认同、整合、繁荣与权利的欲求结合在一起，它包含着本民族优于其他民族的信仰。”我国学者余建华认为，民族主义如从其本源内涵理解，应该包括心理状态、意识形态及社会实践等三个方面。余建华对民族主义的定义是：“民族主义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在民族意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对本民族至高无上的忠诚和热爱，是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以及在这种理论政策指导或影响下的追求、维护本民族生粗和发展权益的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杨思新根据学者的不同观点，结合民族主义的社会政治意义和文化心理意义两个层面，对“民族主义”做出了一个比比较完整的定义：民族主义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基于共同的历史文化基础所表现出来的要求本民族政治独立、文化统一的一种心理状态与行为取向。

二、民族主义的分类

关于民族主义的分类，可以有多种方法。本文主要按照民族主义的内容，对民族主义进行分类。

1、政治民族主义

政治民族主义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就是把强调民族主义的政治属性放在第一位。政治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兴起的最显著的特征，其基本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属于本民族的国家和政府，它与追求国家身份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学者埃沃拉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运动，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其成员首先忠诚于他们自己的民族共同体；二是这种民族共同体希望成为独立的国家。这些观点都反映了民族主义的政治属性。长期以来，人们熟知的民族主义大多是政治性的，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北美独立战争，民族主义从诞生起就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

2、经济民族主义

经济民族主义是与把民族和国家的政治权益放在首位，把追求或维护民族国家的独立、主权、统一作为主导目标的政治民族主义相对而言的。经济民族主义主要是把维护民族国家经济权益作为对外事务优先考虑的目标。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进一步向全球化方向发展，任何国家在全球化浪潮目前都力图获得最大利益，同时避免损失，经济民族主义随之凸显出来。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发展中国家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和市场来实现的，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经济利益为代价的。为了保护国家经济独立，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反全球化的经济民族主义呼声越来越烈。

3、文化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顾名思义就是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是指表现文化领域内的一种强调本民族共同文化认同，维护本民族文化独立性的民族主义倾向。文化民族主义认为，文化传统和文化认同是民族主义不可缺少的因素，其核心思想是：各民族文化相互尊重和平等，多元民族文化和平共处，强调各民族文化按照自己的道路成长和发展,一个民族可以向其他民族文化学习但反对机械抄袭，主张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但是反对僵化地死守传统。文化民族主义认为世界分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国家的本质特征。文化民族主义把文化作为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核心依据，目标是保留、复兴和壮大自己的民族文化。

三、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及制约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经历了两个阶段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可以作为两阶段的分界线。第一阶段从建国以后到改革以前，这一阶段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三个基本特点。首先，它是以社会主义的“强国梦”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面对西方冷战的压力与苏联对中国控制的图谋，中国通过在国内政治与经济生活中强调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以实现数代中国先辈的富国强兵的理想。其次，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民族主义的内涵是由爱国主义这一特定概念来表征的。再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国际主义义务与民族主义价值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例如，50年代的抗美援朝运动，即体现了国际主义义务的要求，又贯穿着民族主义的“保家卫国”的目标。60年代的抗美援越运动，也同样体现了意识形态所要求的国际主义义务与保障边境安全的民族主义之间的整合。

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第二阶段，新的现代化民族主义开始兴起，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原因来认识。从民众方面而言，中国与所有国家一样，社会成员对本国与本民族利益的关注是一种自然的、合理的要求。从国际环境因素而言，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潜在的超级大国的迅速崛起，引起在某些西方大国的疑虑与不安，这就使得某些西方国家在这种政治利益危机意识的影响下，提前对中国采取了扼制措施。

面对着种种国际压力和国内社会格局的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必然也会随之产生变化，在发展的同时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从中国民族的厉史、文化与民族心理等因素来分析，这种民族主义的发展将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

首先，中国的民族主义受到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由于中国文化中本身不存在救赎主义的宗教，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形态是儒学，可以肯定，这种传统的主流文化将会成为国家凝聚力的新资源。而儒学作为民族主义凝聚力的载体与支撑点，世俗的理性精神、中庸、和平、恕道，以及对种族界线的淡漠，这些文化心理因素将对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维起到重要的影响。

其次，中国的民族主义受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的制约。从地理上看，中国是一个腹地极其辽阔的大陆型国家；从历史文化上看，“文化主义”心态又具有一种深层的影响力，这两个特点使一般中国人对国际意义上的民族敏感度并不很大。例如，如果汉族地区的群众没有机会接触少数民族，或者，中国的居民没有机会接触外国其他民族的人，是很难产生因民族差异对比而形成的民族意识的。换言之，中国的地理与文化历史特点，使民族主义所发挥的动员力作用还是相当有限这种动员力在沿海较之内地，在城市较之农村又有很大区别。

再次“民族主义”这一概念不能在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取得直接合法地位。由于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范畴系统，是以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并不完全兼容，前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民族主义思潮的合法性与其发展的程度的制约作用。同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共同体，自50年代以来，“民族”既可用来表述少数民族这种概念，又可以用来表述“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概念”。这种语义的交叠，会造成一个矛盾的现象，既当人们为了强调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利益与地位而提倡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时，又会使得“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在民族主义口号下取得“合法性”，产生分离主义倾向，所以在使用“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时候，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综上所述，民族主义无论在现实社会还是理理论界都尚存一些有待探讨的内容，而且就我国的事情情况来讲，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双刃剑”的属性，因此，如何在中国建立理性民族主义理论体系，培养正确的理论观念和民族情感，将会对我国的文化及思想意识形态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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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韩雪青.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及其限度[D].硕士论文，2004

作者：杨占斌

民族经济利益独立性探讨论文 篇2：

论新时代乡村文化兴盛之路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城乡差别不仅在于物质差别，更在于文化落差。以乡村振兴为契机，推动乡村文化兴盛繁荣成为当务之急。党中央明确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提出“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新起点，中国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尊重优秀传统文化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的必要前提，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的时代要求，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探索乡村文化兴盛之路的基本途径。

关键词：新时代;乡村文化;文化兴盛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迁，其中，在乡村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在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乡风文明建设不充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城乡差别不仅在于物质差别，更在于文化落差”[1]。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2]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了一定程度，必須以相应的文化来引领社会发展。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新起点，中国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不仅需要物质保障，更需要文化支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从战略和全局上作了规划和设计，明确提出文化强国的建设目标。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一个事关全面现代化的重大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是中国文明发展的根基，“中国的文化、法制、礼俗、工商业等，无不‘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3]，在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整个社会的的“根”在乡村，“魂”在家乡。[4]但今天的中国已不是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了，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乡土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现代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下，乡村人口、资本等快速向城市流入，乡村出现凋敝样态。[5]因此，如何在城市文化浪潮冲击下尽量避免乡村文化的衰落，成为当今学术研究领域关注的现实问题。不少学者关注了乡村文化的宏观变迁，尤其是对“遭遇”现代化后出现的文化现象进行剖析。代表性的观点如徐勇等认为城镇化是大势所趋，不可因此重返过去那种传统的乡土社会，要重新认识农民和农村的价值，从后城镇化的角度看待乡村，从而让农民有归属感、幸福感。[6]陈波等从社会关系、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三方面考察农村文化的变化特征，提出农村文化变迁要考虑四组重要关系以及这几大关系之间要如何平衡的问题。[7]陈文胜等认为乡村价值观念和意义系统的变化的实质，就是由以人身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到以经济利益独立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转变，由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伦理本位到个体本位的变迁。[8]赵秀玲等认为乡村文化振兴要把握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地域文化与世界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四大关系。[9]

针对当前乡村文化面临的“失衡”危机，欧阳雪梅等提出繁荣乡村文化首先要改变“城市=先进、乡村=落后”的思维定式，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丰富符合农民需求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等。[10]吴理财等从文化治理的视角，认为乡村文化具有文化本身功能之外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价值和功能，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乡村农耕文化传承体系、乡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乡村现代文化治理体系等乡村文化发展体系的建构。[11]朱启臻等认为振兴乡村文化应当采取“培土”的方式，而不能简单地“移栽”，因为乡村文化的创作主体是农民，而乡村环境是乡村文化的生长空间，如果离开主体和环境就是再多的资本也无法维持其真正的生命。[12]还有通过乡村经典案例剖析探讨乡村文化振兴的微观具体路径，如王宁等通过对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的实践，来探讨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进路。[13]鲁可荣等以浙江三个传统村落为调查样本，对村落公共空间变迁过程及其对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如果要更好地促进乡村文化的传承，为村落可持续发展提供内在的精神动力，就必须实现多元主体的文化自觉及协同参与，重构村落公共空间。[14]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基本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聚焦乡村文化振兴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之策，为乡村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制度框架和价值目标下的乡村文化研究还不够充分，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的研究衔接不够紧密。因此，亟须围绕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第二个百年目标，结合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要求，探讨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乡村文化兴盛之路。

二、尊重优秀传统文化：乡村文化兴盛之路的

必要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15]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这不仅强调了要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且科学回答了乡村文化发展中“传承什么”与“谁来传承”“怎么传承”等重大问题。孔子认为，“礼失而求诸野”，意思是在庙堂之上，很多传统的礼节、道德、文化都普遍丢失了，反而还能在乡下找到。这就是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在乡村。[16]

城市作为现代化的标志和引领，从一开始便有着不同的资源禀赋，并在现代化进程上领先于农村[17]，乡村社会的农耕文明被视为落后的社会文明，首当其冲受到城市文明的强势冲击，因而，在占有主导地位的现代化价值观念中被日益边缘化。不难判断，乡土文化的衰落是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变迁的深刻体现。[18]随着“空心村”现象不断增多，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面临着巨大挑战。令人忧虑的是不少历史上流传悠久的民歌逐渐失承，传统节日习俗逐渐消亡，而一些地方政府“重经济、轻文化”的乡村发展思路，更使得文化发展遭受冷落而流于形式。文化建设既虚又实，虚是指文化建设不像经济建设那样可以立竿见影，通常需要多年的耐心培育才有效果;实是指文化虽然看似无形，但实际上可以发挥凝聚人心、塑造乡村共同体的强大功能。[19]

中国是一个民族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所谓“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人文环境不同，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就各有不同，乡村文化因而具有鲜明的地域多元性和差异性特征，同时，乡村社会发展的滞后使乡村文化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对此特别强调：“要推动乡村振兴健康有序进行，规划先行、精准施策、分类推进，科学把握各地差异和特点，注重地域特色，体现乡土风情，特别要保护好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不搞一刀切，不搞统一模式，不搞层层加码，杜绝‘形象工程’。”[20]作为文化建设，可以说是一个几十年甚至是百年工程，不可能用几年时间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因此，乡风文明建设重在引导，使之成为农民的自觉行动，而不能简单粗暴地用行政手段过度干预。

马克思认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1]乡村民俗习惯是构成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生祭婚丧节庆是农民作为普通老百姓在社会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不仅关乎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荣誉，更是传承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和乡村社会的精神家园。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在移风易俗的名义下不加区分地进行硬核规定，不仅一刀切地规定婚丧酒席的具体桌数，甚至还一刀切地规定只能吃几道菜以及哪几个菜等，引起了农民群众的普遍反感和排斥。

因此，要高度警惕把传统风俗习惯视为陈规陋习或是封建迷信，不分青红皂白地移风易俗，应遵循“和而不同”的价值规范。习近平总书记曾对此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22]城乡只有地域与生活方式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执意以工业和城市文化为取向，在移风易俗的名义下去改造甚至取代传统的乡村文化，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可能是灾难性的。移风易俗要以尊重传统文化为前提，充分发挥乡村社会组织如红白喜事理事会等机构的自治劝导作用，对农民那些世世代代传承的民俗习惯存有尊重、敬畏之心。[16]

三、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乡村文化兴盛之路的时代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推动了农村社会结构的不断变革，农民由农业向非农职业不断分化，乡村人口结构、家庭结构、人际结构由农业文明社会向工业文明跨越。[23]一方面，根植于传统乡村社会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的“乡土伦理”逐渐退场;另一方面，根植于现代社会的乡村文化图景却没有完全形成，乡村社会价值追求无序化现象突出，这无疑与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城市文明与乡土文化互动带来的阵痛直接相关联。因此，如何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探索推进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进行有机对接的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以破解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乡风文明建设不充分的矛盾，成为进入新发展阶段推进中国全面现代化的时代要求。

中国乡村的传统文化伴随着农耕文明的不断进步而演进，蕴含着社会文明演进中不断沉淀的最朴素文化和乡风民俗，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延续，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一个标志性的文化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24]因此，乡土文化作为乡村社会特有的社会习惯和行为规范，体现着中国儒家文化“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仍然具有不因社会变迁而断裂的时代价值。

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也必须从传统文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任何文化的发展都会因赋予时代特点而不断演进，因此，既要尊重传统乡土社会中符合时宜的元素，又要剔除其不符合时宜的成分，在对接时代中实现优秀传统与现代理念的有机融合，激活传统文明的精华。也就是说，“在保持乡村特质的基础上，将现代性因素融入到乡村文化之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找到新的生长点，实现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以重塑的方式留住农耕文明，留住与农业生产生活相关的文化记忆和文化情感。”[25]乡村文化振兴需要与建立在理性、民主制度基础上的现代文明互动，加入新的时代元素实现有机融合，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正如费孝通所说，要“切实把中国文化里面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26]。

在现代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冲击下，迫切需要引导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进行有机对接。一方面，既要尊重传统的风俗习惯与乡规民约，传承乡村传统文明，继承优秀乡土文化，留住传统乡村文化中的“乡愁”;另一方面，又要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制度框架和价值目标，不断融入现代文明，把形成良好的现代法治观念作为现代乡村文化的内核，构建新的乡村社会共同体。

党的十九大把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要求之一，随即在同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要求“传承發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27]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乡村文化振兴的理念，强调要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繁荣兴盛乡村文化。[28]因此，乡村文化振兴就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制度要求和价值目标。

四、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探索乡村文化兴盛

之路的基本途径

在乡村社会，文化具有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作用，可以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的行为和心理。[29]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发展乡村文化可以给农民带来最直接的精神福利，如果没有乡村文化的振兴就失去乡村之魂，没有乡愁的乡村就难以成为农民心灵的归属，也难以构建高品质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发展格局。在新发展阶段就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把突出农民主体地位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紧密结合、把制度建设作为净化乡村社会风气的治本之策，探索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从而赋能乡村振兴，不断提升广大农民的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形成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一）突出乡村文化发展的农民主体地位

农民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承载者、受益者、衡量者。要实现乡村文化的发展，就必然要从农民主体地位的立场、站在属于农民的乡村，去聆听农民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乡村文化。在“乡村文化振兴什么”与“乡村文化谁来振兴”“乡村文化怎么振兴”的问题上，关键是如何把“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最具基础性、广泛性的新发展理念，落实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要求上来，真正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创造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精神家园，让农民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真正主体。[30]

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巨大，农民未能被视为“平等主体”来对待，无形之中形成了“乡村就是落后，城市就是先进”的社会心理，对乡村文化的不自信也就必然导致农民群体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不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31]振兴乡村文化事关民族文化的自信，而只有发动农民广泛参与，增强乡村文化主体的认同感，才能让乡村优秀的传统文化“活起来”“活下去”，乡村的文化发展才能不断层。[32]

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受影响最大的群体是农民，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着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乡风文明建设不充分的矛盾，农民贫困不仅仅是物质收入方面的困难，精神层面的困境尤为突出。在精神层面上，农民的乡村文化生活被城市文化生活所主导，乡村传统的价值观念被城市文明、工业文明所颠覆，从而导致了乡村生活价值的沦陷。

实现乡村文化兴盛就必须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将人民至上理念贯穿始终，也就必须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以人民为中心，给农民以充分的话语权、自主权，实现乡村文化由农民所创造又为农民所需要，让农民真正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创造者、参与者、受益者，才能让积淀深厚的乡村文化不再断层，真正留住一方乡愁，疏浚乡村文化振兴的源头活水。因此，在乡村文化振兴中，要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让农民唱主角，全方位鼓励农民大胆实践创造，增强农民的文化主体意识，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让农民真正自信起来。有尊严的农民才有希望建立一个幸福与富强的乡村，才有希望真正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紧密结合

新发展理念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发展观上的集中体现，而且指导了新发展阶段社会变革的路径选择，它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基本的价值遵循。乡风文明建设是以文化为核心的乡村精神家园建设，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制度框架和价值目标下，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33]也就是说，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逻辑，转化为乡村文化振兴中的行动逻辑，做到知行合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应该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一个综合完备的体系，而不是简单的几张标牌、几句广播宣传语。现在一谈到乡村文化建设，往往就会想到建设一批文化小广场、小长廊等，并在其中植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要素，毫无疑问这些标识、标语确实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宣传效果，让大街小巷的农民都能看到，但实际上这种表面上的文化建设很难对乡村社会生活产生较深层次的影响。

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自然而然地融入农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不能被迫学习，而要主动靠近;要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的传播途径与方法，要在充分了解把握农民的心理、行为习惯、思维模式、现有价值观念的基础上，采取适合乡村特点的形式，激发农村传统文化活力，不断丰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发动农民积极参与“文明村”“文明户”等文明创建活动，树正压邪，形成风清气正、向善向上的舆论导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体系与行动体系结合起来，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和全程监督，敢于与歪风邪气进行斗争，让不良风气失去根基，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主题在乡村文明创建与评议的小活动中落地生根。[34]

（三）把制度建设作为净化乡村社会风气的治本之策

持续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要求，也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制度框架和价值目标要求坚持高效能治理的新发展理念。按照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乡村社会的现代秩序必然以法治秩序为根本要求，以正式制度的法律作为规范乡村所有主体行为的准绳，用现代的法治文明来整合与规范乡村的制度体系，从而形成利益共享的现代乡村制度文化和治理结构。也只有通过法治文明才能从根本上引领和保障乡村振兴的价值目标在乡村社会的实现，从而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制度文化在乡村社会的建立和维护。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礼治并不是靠一个国家的正式权力来推行[35]，维持礼治秩序主要依赖乡土社会中非正式制度的文化整合力量。而随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处于市场经济浪潮之中的乡村，每个人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商品社会，礼治秩序再也无法应对“一个被陌生人统治的世界”，只有正式制度的约束力才能保障乡村社会公共秩序的存在，这就意味着所有的乡村社会活动都生存在正式制度的现代秩序之下。

因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必须把乡风文明纳入制度建设轨道，通过制度建设来规范和保障乡风文明建设，以规立德，净化乡村社会风气。敬畏法律、信仰法律、尊重司法成为乡村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基本取向，在遵循和整合乡村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强化村规民约对乡村的文化引领和价值认同，使乡村社会不文明行为得到有效约束，让乡村好習俗、好习惯、好风尚的文明乡风和良好家风蔚然成风，从而推动乡村社会自我教化，形成良好的村风民俗。[36]

五、结 语

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传承五千年而独不断，其背后的密码正是建立在中国乡村社会文化传统之上的家国情怀。中国几千年来通过乡村民俗习惯把血缘密码与宗族、民族、国家的归属感连在一起，形成祖源认同与民族认同合为一体的家国情怀，故情系故土，小而思乡，大而思国，这份家国情怀为中华民族共同心理归属与命运共同体的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用大历史观来审视中国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只有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的根在乡村，才能更好地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把握乡村文化振兴的目标与方向。

站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拐点，一方面是全球人口大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另一方面是大国小农由农业中国向工业中国、乡村中国向城镇中国的现代转型，这构成了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的双重语境。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不仅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制度框架和价值目标来统领乡村的文化建设，让现代文明融入到乡村的日常生活，而且要包容乡土文化的区域差异性和发展多元性，顺应乡村文化的演进规律，传承乡土地方本色，彰显中国民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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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蔡华玲）

作者：陈文胜 李珺

民族经济利益独立性探讨论文 篇3：

民族文化特性论

【摘要】深化民族文化特性研究对于如何在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有效地利用、保护、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着眼于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研究，认为民族文化的基本特性有趋同性、稳定性和嬗变性，其构成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内在的基本要素。

【关键词】民族文化；趋同性；稳定性；嬗变性

本世纪初，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拉开了西部地区民族经济文化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序幕。至今，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斐然，形势喜人。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新一轮冲击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以及西部开发以来西部经济文化领域出现的生态和民族文化遭受破坏的问题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之后，如何在做好发展经济的同时，有效地利用、保护、继承、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再次提出。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深化民族文化本质特性的研究，夯实民族文化理论基础，为社会实践提供理论先导。本文拟就民族文化的基本特性作进一步探讨。

一、民族与民族文化

关于民族概念的理解历来有不同的看法。西方早期的民族学把民族划分为自然民族和文化民族，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不尽合理。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历史的沉积，我国不同省区的居民确有不少的差异，这对我国现行省区的划分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以地域作为界限划分民族有其科学的依据。”这一观点强调地域的特性。却忽视了文化和心理的特性。目前，我国学者大多仍采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民族与民族文化密不可分，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民族共同体是民族文化的创造者，而民族文化是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基础，是区分族群的标志。关于文化的定义。我国古代没有明确的论述，但谈及有关文化的论述很多。如《礼·乐记》谈到了文化的相关事项：“礼简而进，以文为进，乐盈而反，以反为文”，意为：鼓励行礼就是文，乐使人流连忘返，应加以控制就是文。这里把修炼人的行为过程称之为文，可视为文化的一部分。又如，《史记·镒法解》认为：“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这是把“文”视为精神和物质创造的综合体。无疑，古人的论说与现代文化概念相吻合。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人类文化包括工具、衣服、装饰品、制度、语言、艺术形式、宗教信仰和习俗。所有这一切使人类能适应自然环境和相互关系。”罗森塔尔·尤金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学者庞扑认为，文化应包含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民族文化是该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二、民族文化的基本特性

（一）民族文化的趋同性

关于民族文化发展趋势有两种基本观点：一是认为民族文化终将成为全球化的文化所替代：二是认为在国家和民族未消亡之前。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将会长期存在。民族文化只有在所有民族消亡后，民族文化才会消亡，即形成一个统一的、全球性的文化（世界文化）。笔者基本同意第二种观点，但是强调民族文化发展的历时性过程。人类历史发展证明世界各民族文化都面临趋同性的历史发展趋势。所谓民族文化趋同性是指相对弱小民族文化被强势民族文化改变或完全同化的文化现象。它是现代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有目共睹的事实。这种现象一般有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一是弱势民族文化被相对强势的民族文化强迫性的同化现象。而另一种是弱势民族文化主动接受和学习强势民族文化。而使自己的民族文化趋同于强势民族文化。第三种形式是发生在处于相同地域的不同民族文化相互影响而产生的民族文化趋同性现象。

第一种弱势民族文化被强势民族文化强迫性地接受趋同性情况。主要发生在十七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以英国、西班牙等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在世界范围内强占扩张疆土建立殖民地，实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政策上强迫原住民族使用他们的语言文字。殖民主义者全方位的侵略政策，迫使当地原住民族接受殖民者的宗教信仰、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使用他们的语言文字、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使当地原住民族逐步丧失了他们自己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自主性和独特性。二战前英国曾是世界霸主。尽管反殖民统治过去几百年，英国殖民统治逐步失去控制，不得不退出实际统治而采取英联邦形式保持其影响力。现有53个英联邦成员国中，以英语为官方语言，在意识形态、文化教育背景和发展道路等方面都保有英国殖民统治的烙印，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上也都沿袭了英国的模式。仅从语言使用情况来看，英国殖民统治是促使英语成为世界第一语言的直接原因。无庸疑置，发生在野蛮的资本主义扩张时代的殖民地民族文化发展历史，充分表现英国过去几百年殖民统治所造成民族文化趋同性存在的事实。

时过境迁，随着被压迫民族的觉醒和世界社会文明的发展，原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了独立，这些原本被压迫和掠夺的民族利用西方遗留文化，争取经济和文化的自由发展。这一阶段主要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此，那种由强势文化压迫式的民族文化趋同性现象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弱势民族文化主体主动接受和吸收强势民族文化的趋同性现象。这种文化趋同性现象是上世纪至今民族文化发展的主要形式之一。

由于东西方民族文化的差异，进而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特性。“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世界各民族科学文化发展。使他们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占据世界主导地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通过他们的文化扩张，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从而极大提升了其综合国力，最终在世界竞争中获得最大利益。”当代西方强势文化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时代性划归为西方的现代性。作为相对弱小民族文化发展的范式。无形之中加速了世界各民族文化趋同性发展。换言之，以先进科技文化为范式的西方文化拆解了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樊篱，加速了各民族文化同化于西方强势民族文化的步伐。这种由强势民族文化推动的民族文化趋同性现象是在强势民族的政治经济利益驱动力和弱势民族迫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压力相互作用形成的。与第一种民族文化被动的强迫性同化形式完全不同，第二种民族文化趋同性表现在民族文化的软实力的影响上。呈现为弱势民族文化主动接受和吸收强势民族文化的情况。

世界各民族文化在二战以后得到迅速发展。例如，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它们从历史上被强迫地接受西方民族文化，后转变为主动接受和吸收西方民族文化的姿态。凭借在意识形态、价值观、经济体制和法律与西方融合，以及进入西方市场的优势，创造了二十世纪经济社会繁荣的奇迹。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成为主导我国实施改革开放国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全面开放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对外合作。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使中国在三十多年的时间，从一个封闭的、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发展为经济社会文化与西方文化基本接轨，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史上的奇葩。世界当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道路表明，民族文化趋同性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上世纪产生的东盟、欧盟等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共同体，以及最近由美国牵头组织的TPP市场联合体，加快了民族文化趋同性趋势的发展，特别是像欧盟的政治经济货币一体化和东盟日趋联合紧密的国家与民族文化联合体。将是未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并鲜活地展示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趋同性的特点。

民族文化趋同性产生的第三种情形是发生在居住于相同地域的民族之间，他们在生产、生活、语言、通婚、节庆民俗生活等交往中相互影响中发生民族文化趋同性现象。壮族是世代居住在广西的原住民族。自秦代汉军戍守岭南以后，汉族人不断迁入广西从事戍边、做官、经商、开荒种地等。形成外来的汉族人与本地的壮族人杂居相处的局面。从宋代开始，至明、清汉族农民大批迁入（刘锡蕃《岭表纪蛮》）。历代汉族人迁入改变了壮、汉人口比例。“宋元三百年间，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多于汉族十倍（《清史稿》卷516）。……清代及民国三百多年间，壮汉人口比例发生了逆转，汉族‘约占全省人口百分之六十’（陆正祥《广西地理》），而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40%。汉族上升为多数。壮族退居为少数，这个壮汉人口比例至今仍无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壮、汉民族通婚，使两个民族融合从文化渗入到血液。广西壮汉族通婚从古时逐渐放开，演变为今日习以为常的现象，使人体特征模糊难辨，以至于人们易于分辩广西人与中原人，却难辩广西人中的壮、汉族人。经过两千多年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趋同性社会发展。壮族人民认同中原王朝。接受了儒家学说，与汉族一样信仰多神、道教、佛教。在建筑、民俗、饮食和服饰上吸收汉族文化的成分。时至今日，广西壮、汉民族之间的区别很难从服饰、体征加以区分。只能从他们使用的语言、部分民俗和民族意识上分辩。

（二）民族文化的稳定性

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经历氏族、部落漫长发展过程形成的，而民族文化伴随着民族共同体行影不离，见证民族主体社会文化形成的全过程，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民族建筑艺术、生产工具、政治体制、语言文字、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和风俗习惯等民族文化，虽然其发展过程中有所变化，但其民族文化的核心仍然顽强地保留下来，这是因为民族的文化就是民族主体的表征，失去本民族文化，就意味着于该民族群体消失。民族文化稳定性的程度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表现不尽相同。一般而言，民族历史越是悠久的民族其文化的稳定性就越强。这种稳定性支撑着民族文化发展，是民族主体认同和凝聚的根本力量。

中国汉民族历经上下五千多年的发展，不断吸纳周边民族文化的营养，充实强壮自身固有的民族文化优秀基因，连绵至今，实乃世界民族文化发展的奇迹。几千年来，中国汉民族经历无数的内患外扰，大起大落。但是，汉民族文化传统中儒家哲学思想没有消失，道教、佛教和多神论仍占据汉民族的信仰空间。历代王朝的文官政治和科举制度，孔子儒家的教育思想，以及汉族民俗节庆文化几千年几乎没有变化，其根本原因在于民族文化稳定性基因作用的结果。以汉族艺术为例，中国画是汉族传统的艺术，从绘画用的材料到绘画技巧，以及创作的审美要求都独具汉族特色。即使现代中国画采用了西方绘画的透视学和色彩学方法，但它依然保持中国画的特色。现代日本学者铃木修次对中、曰文学审美特点作比较研究认为，“把握住‘风骨’就抓住了中国文学的主要趣味倾向”。我们看到铃木先生考察中国文学的方法是以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稳定性作为逻辑出发点的。他纵观中国文学史长流，从民族审美趣味中把握中国文学的民族审美意识特性，发现蕴含于中国文学的民族审美特征——‘风骨’”藏族的佛教（喇嘛教）是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统治时期的主流宗教文化。在西藏经过几十年民主改革的今天，虽然藏传佛教早已退出政教合一的历史舞台，但它仍然是藏族群众信仰和日常的重要活动内容，它的宗教文化内涵没有变化，影响力依旧。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世界各民族文化是在共同的语言、地域、经济文化生活、心理素质的基础上发生的，一经产生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并对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规约、导向的反作用，使民族文化形态得以持久和稳定的存在和发展。这也是中国汉民族文化几千年持久稳定的原因之一。

（三）民族文化的嬗变性

任何事物和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都是基于内在和外在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民族文化也不例外，伴随着其稳定性、趋同性和嬗变性的基因变化和发展。嬗变性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是维持民族文化的稳定力量。民族文化的嬗性变包含了民族文化自身扬弃、吸纳的自我更新的发展机制，是民族主体传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因素。当今西方世界领引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一波波地袭来，冲击着世界各民族文化各个领域，人们的生产生活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风起云涌的经济社会变革的浪潮，各民族文化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强势民族文化挑战是以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文化价值观和先进的传播工具等巨大的压力，冲撞和消解弱势民族文化。如果弱势民族文化没有利用嬗变性的扬弃调节机制，吸收强势民族文化的积极因素，消解强势民族文化的碰撞。将会丧失本民族文化本性，被强势民族文化吞没。民族主体特性也将消失于强势民族文化之中。在各民族文化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有的民族文化，特别是人口较少、文化底蕴不深，且处于人口众多，被强势民族文化的影响包围下的民族文化。极易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同化、融合。其民族主体特征也会随之消亡。例如，我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原居住在甘肃东南的氐族、漠北柔然族和他们的民族文化，以及迁入西北地区的鲜卑族文化等先后消亡，被融入其他民族的文化之中。如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冲击下，世界上一些弱小民族的文化也正在被民族文化趋同性的影响下。被强势民族文化所同化，而逐渐丧失其本民族文化特质。

强势民族文化的冲撞带来的机遇是弱势民族文化自觉开启民族文化嬗变的应变机制。吸收强势民族文化的长处为我使用，从而生发出区别于本民族旧文化和又有别外来强势民族文化的本民族新文化。当今世界上凡先进的民族文化都是嬗变性能力特强的民族。美国是移民国家，政府专设移民归化局。其任务是吸纳各国各民族优秀的人材，为其所用。除了管理日常移民事务之外，其重要任务是把它每个移民归化为美利坚民族，建设美利坚民族文化。因此，在短短的二百多年的建国历史，美国刨造了世界民族文化建设辉煌成就，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强国和强势民族文化国家。

中国汉民族文化也是极富嬗变性能力的民族文化。由于汉族文化具有强大嬗变能力，很早以前就吸纳了周边的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从史书记载的周代时期的狄人、戎人，到后来的鲜卑、柔然、匈奴、胡人、大部分蒙古人、满人、羌人，至少有上百个民族融合进了汉族文化。虽然汉族历史上曾遭少数民族蒙古人、满族人统治，但他们的民族文化整体落后，只能接受先进的汉民族文化，在王权统治思想、政治法律体制、经济制度和文化教育都采用了汉族的传统，随后被汉民族文化同化了。反之。满族人建立清王朝时，强迫汉族人穿着满族人服饰作为日常服装，后来，汉族人完全接受了满族服饰。今天的中国服饰还将满族的服装代表中国传统服饰展示于世界。

自古以来，唱山歌就是几千年来广西壮族人不可缺少的生活方式。壮族民族文化富有活跃的嬗变性基因，面对强势民族文化的冲击，能够借助强势文化的外力保持其山歌和歌圩文化的新活力。当前，西方强势民族文化再次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文化风暴挤压壮族山歌和歌圩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新的形势下，壮族人民依然山歌不断歌圩不绝，借势推出网络歌圩，把壮族山歌的时空拓展到无限的网络舞台上。本世纪初至今萌发的壮族网络歌圩现已发展一百二十多个，有数千壮族青年人参与，在时空上突破了传统节日才有歌圩聚会的限制。散居于全国各地的壮族青年，无论白天或夜晚，无论是否节假日，壮族网络歌圩每天开场。西方强势文化新一轮冲击给壮族山歌和歌圩的发展带来机遇。壮族人民利用民族文化嬗变性的活跃基因，借用强势民族文化科技，开辟壮族山歌和歌圩发展的新途径，使先前相对沉寂的壮族山歌文化注入新时代的活力。

纵观世界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我们不难发现民族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出趋同性、稳定性和嬗变性的基本特点。民族文化的趋同性特点与民族主体发生、发展、同化、消亡的历史逻辑性相吻合。趋同性基因使民族文化逐步趋于同化；民族文化的稳定性是民族主体发展历时性相对平稳的过程，是民族主体意识的支撑力量和表征；而民族文化的嬗变性是民族主体自身发展的活跃因素，是维持民族文化更新的内在动力。是决定民族文化兴衰的主要因素。

作者：杨昌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