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种市场棉花发展论文

2004年大豆危机的爆发，让我国大豆加工企业损失惨重，并导致我国大豆产业的步步沦陷；而从我国大幅上涨且震荡的棉价、棉花进口数量大幅增长以及我国缺少棉价主导权等方面来看，我国棉花危机的发生亦渐显端倪。文章故在剖析“棉花危机”初显的原因基础上，进一步展望了棉花危机深层爆发的可能后果，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棉种市场棉花发展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棉种市场棉花发展论文 篇1：

世界棉花贸易新格局下的中国棉花产业发展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间的贸易往来不断加强，国际间的贸易政策随各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出现新的变化，各种新型棉花育种和棉花种植技术的出现，促进了世界棉花贸易形势的变化。传统棉花生产国将从新的贸易形势中继续获益，技术的重要性已经通过印度对转基因棉花的迅速采用表现出来，目前印度种植的棉花基本全部都是转基因棉花。全球贸易形势的变化将促使各主要产棉国对其棉花生产进行调整，并制定新的棉花政策，以促进本国棉花产业的良性发展。

一、世界各主产棉国棉花生产概况

在世界80多个棉花生产国家中，中国、美国、印度和巴基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四个棉花生产国，这四个国家的棉花产量约占世界棉花总产量的70%。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时又是较大的棉花消费国，这三个国家的棉花消费量占世界棉花消费量的60%以上。近十年，无论是棉花生产还是棉花消费，中国均居世界第一。

（一） 中国棉花生产概况

作为世界第一大产棉国，中国棉花生产量较高，入世以来，中国以全球15%的种植面积，生产出占全球28%的棉花，年均消费量占全球总消费量的40%左右。中国棉花高产出的背后是中国纺织出口的快速发展以及棉花消费量的迅速增加。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棉花产量稍微下滑，但随着临时收储政策的执行，中国棉花产量又迅速增加，2011/12年度中国棉花产量为740.3万吨，2012/13年度中国棉花产量则高达762万吨。

中国棉花生产在满足国内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同时，受耕地、水资源限制及比较优势影响，难以完全满足整个纺织行业原料需求，利用国际市场进口棉花弥补国内缺口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自棉花临时收储政策实行以来，国内棉花进口量和库存量激增，给国内棉花仓储带来巨大压力。2011/12年度中国棉花进口量突然激增到534.1万吨和676.7万吨；到2012/13年度中国棉花进口量为435.5万吨，但期末库存则高达1088.8万吨。中国棉花市场呈现出“高产出、高消费、高进口、高库存”的“四高”特征。随着外需减弱，贸易环境恶化，国内对棉花的需求逐渐降低，从2010/11年度消费1001.5万吨降至2012/13年度的783.8万吨， 国内外棉价差距较大和临时收储政策则是造成“四高”现象的主要原因。

（二）美国棉花生产概况

在1982年以前，美国的棉花产量一直居于世界首位，1982年到2001年，中国发展成为棉花生产第一大国，美国的棉花产量始终处于第二位，2001年以来印度棉花产量迅速增加，2006/07年度印度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产棉国，美国则成为世界第三大产棉国。近年来，美国棉花生产增长趋势不明显，但产量波动十分剧烈，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棉花生产受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较大，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棉纺织工业萎缩，加上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棉花补贴力度较大，导致美国的棉花生产主要用于出口，并且出口价格较低，美国也因此成为世界第一大棉花出口国。2003/04—2012/13年度美国平均年出口量为299.1万吨，占美国同期年均生产量（396.6万吨）的75%，占世界同期年均总出口量的35.93%。

（三）印度棉花生产概况

2003年以前，由于印度棉花品种没有优化以及植棉技术较低，印度棉花单产水平远低于世界平均单产水平，虽然印度棉花种植面积一直位于世界第一位，但其棉花产量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主要产棉国家。随着转基因棉花的推广，2003年以来印度棉花产量迅速增长，产量由2003年的304.8万吨增加到2012年的577万吨，年均增长率高达6.59%，在2011/12年度，其棉花产量高达597.7万吨，成为世界第二大棉花生产国，仅次于中国。印度棉花生产得益于品种改善和技术提高，其产量增长十分迅猛，印度棉花产量极有可能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棉国。印度和中国的棉花产业非常相似，人口基数庞大、棉花产量较高、棉花消费量巨大是两国的共同特点，这也使两国均适合发展纺织工业。而随着印度纺织工业的大力发展，印度极有可能和中国争夺世界棉花进口资源，这将对中国纺织工业带来巨大冲击。

（四）巴基斯坦棉花生产概况

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巴基斯坦棉花产量居高不下，自1947年独立之后，棉花产业迅速成为巴基斯坦的支柱产业。20世纪50年代巴基斯坦年均生产皮棉28.7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3%左右，到1991年，棉花产量高达218.09万吨，创历史纪录。到20世纪90年代年均产量已达到162.97万吨，占同期世界年均产量的8.5%，成为世界4大产棉国家之一。进入21世纪，巴基斯坦棉花产量趋于稳定，年均产量在200万吨上下浮动，自2003年以来，巴基斯坦的年均产量为206.2万吨，居于世界第四位；年均消费量为237.1万吨，位于世界第三位。其高产出、高消费的特征和中国极为相似。

二、全球棉花贸易格局

世界棉花加工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而棉花生产则主要分布于中国、美国、印度等适合棉花种植的区域，这些因素使棉花的国际贸易在世界棉花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2003至2013年世界棉花生产量年均2499.68万吨，棉花贸易量年均约830万吨，贸易量约占生产量的33.45%，因此除了关系到人类生存的粮食以外，棉花的国际贸易也是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的棉花生产国、消费国所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农产品。

（一）棉花出口贸易格局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出口国， 2003年以来，美国棉花的出口量迅速增长，得益于棉花补贴和市场开放，近十年来棉花出口量占美国棉花生产量的70%以上，约占世界棉花出口量的30%，因此美国棉花贸易情况对世界棉花贸易有巨大影响。2003年至2013年间，美国年均出口量高达299.18万吨，2010/11年度美国棉花出口量更是高达313万吨，其中出口到中国的棉花数量为111.13万吨；2011/12年度美国出口量为255万吨，其中出口到中国的棉花数量为135.39万吨，占比为53.1%；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棉花占美国总棉花出口量的一半左右，美国已成为中国棉花贸易的重要合作对象。

印度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棉花出口大国，由于棉花单产较低和技术落后，2005年以前印度棉花出口量极低，不足世界棉花出口总量的3%， 2003/04年度的出口量仅占世界棉花出口总量的2.1%。随着单产提高和技术进步，印度棉花产量呈现爆发式增长，其出口量也急剧飙升，由2005/06年度占世界出口总量的7.73%迅速增加到2011/12年度的24.15%，和中国不同的是印度棉花出口量很大，但进口量并不高，这和两国棉花产业结构有关。

乌兹别克斯坦是世界上主要的棉花出口国之一。虽然自1991年独立以来，受前苏联解体、国内经济转型和其他周围环境的影响，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生产量有所下降，但其出口量在2008年仍占世界棉花出口总量的10%，2010年以前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出口一直位居世界第三，但2010以后被巴西和澳大利亚超越，其在世界棉花出口中的地位逐年下降，在2012/13年度，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出口量为69.7万吨，仅占世界棉花出口量的6.86%。

非洲的一些国家和澳大利亚是近几年棉花生产和出口发展较快的地区和国家。自2003年以来，巴西和西非的棉花总产量占世界的10%左右，其中巴西棉花出口量在2011/12年度占世界棉花出口总量的10.4%，2012/13年度为9.75%，可以预见非洲各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广阔肥沃的土地资源，非洲即将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棉花生产和出口源地区。澳大利亚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口量仅占世界贸易量的0.26%，到了90年代至本世纪初，却占到了世界棉花贸易量的近9%，在2012/13年度澳大利亚棉花出口量更是占到世界棉花出口总量的12.22%。澳大利亚和非洲一样，在棉花生产方面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因此，两者在世界棉花出口中的地位将逐步加强。

（二）棉花进口贸易格局

2003年以来世界棉花进口国中，中国、土耳其、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墨西哥是世界棉花进口市场的7大主要进口国和地区，其进口量占世界棉花总进口量的70%以上，其中尤以亚洲进口棉花的数量最多。

2003年以来中国棉花进口量激增是亚洲地区棉花进口增长的最主要因素，2003/04年度中国棉花进口总量占世界总进口量的25.97%，棉花临时收储政策实行以后，棉花进口量进一步激增，2012/13年度中国棉花进口总量占到世界总进口量的42.63%，这与中国纺织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2013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高达2840.71亿美元，中国纺织品服装的生产不仅用于满足国内需求，同时也为了满足国际需求，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常年占世界的30%以上，这使国内棉花生产无法满足国内棉纺织工业的需求，促使中国棉花进口量激增。

土耳其位于中国之后，一直是世界第二大棉花进口国，2003年以来土耳其棉花进口量年均为72.5万吨，其棉花进口量的增加主要得益于国内棉纺织工业的发展。21世纪初，土耳其棉花种植面积约为68.67万公顷，到2009年，其棉花种植面积减少至41.99万公顷，棉花种植面积减少以及纺织工业的发展使土耳其棉花进口量迅速增加。

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棉花进口量虽然排名靠前，但其棉花进口的绝对量和中国无法相比。这些棉花进口大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其国内纺织工业规模较大，纺织工业的发展使这些国家对进口棉的需求量增加。

三、世界棉花贸易新格局下中国棉花产业的发展

（一）中国棉花产业将出现“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两个市场”是指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入世以后，中国棉花市场和世界棉花市场接轨，棉花价格的传递性效应越来越强。中国棉花市场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棉花市场，中国纺织品服装加工则是连接两个市场的重要环节，中国纺织品服装一方面用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另一方面用于出口，且中国纺织品服装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高达30%左右。由于受人口、土地和水资源等因素限制，国产棉花一直难以满足国内棉纺织行业的发展需求。2002年以来，中国棉花产业基本处于产不足需的状况，利用国际市场进口棉花成为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两种资源”是国产棉花资源和进口棉花资源。随着棉纺工业的发展，棉花消费量持续增长，2001-2012年，中国棉花进口量增长近30多倍，尤其是实行棉花临时收储政策以来，中国棉花进口量占世界棉花进口总量的40%以上，2011年以来棉花进口量激增一方面是由于棉花临时收储政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内外棉花价格差距较大，低价进口棉替代了本应消费的国产棉，并导致期末库存大幅增加，对国内棉花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因此，我国棉花产业进入“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发展时期，如何有效配置资源、利用国内外市场是未来棉花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国内外棉花价格差距已成为影响中国棉花市场的重要因素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进口国，中国在世界棉花贸易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入世以后，棉花价格中的“中国因素”已成为世界棉花期货交易中的重要影响因素。近年来，国内外棉花价格差距越来越大，从中国棉花协会的棉花月度数据来看，2005年9月～2010年6月，国内外棉花价格差距在2000元/吨～4000元/吨之间浮动，价格差值比较平稳。随着国际市场对棉纺织品的需求萎缩以及中国棉花临时收储政策的实行，国内外棉花价格差急剧扩大，从2011年5月至今，国内外棉花价格差持续扩大，2013年11月、12月的国内外价差分别高达8303元/吨、7787元/吨。

巨大的价格差距，使国内棉纺织企业争相使用进口棉花，如果国内棉花价格一直高于国际棉花价格，那么大量使用进口棉花将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进口棉花将与国产棉花争抢市场份额，导致国内棉花生产萎缩。

（三）国内外棉花价格的传递性增强，国内棉花价格处于被动变化的局面

中国棉花流通体制改革以后，国内外棉花价格联动性开始增强，从棉花价格的历史数据来看，棉花价格差距一直存在，但棉花价格走势却基本一致。中国棉花市场不能脱离国际市场，在棉花贸易中中国虽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对棉花价格的反应却是被动的。一方面棉花的金属属性增强，国际游资等投机力量冲击推动棉花价格波动，2010年8月国际棉花价格（Cotlook A（FE）指数）为90.35美分/磅，由于该年度出现全球性棉花减产，国际游资趁机炒作，随后棉花价格一路飙升，在2011年3月达到最高点229.67美分/磅，国内棉花市场也随着一路上涨。随着棉花需求下降，国际游资撤出棉花市场，棉花价格急剧下跌，2011年12月棉花价格跌至95.45美分/磅，并保持持续下跌势头，2013年12月国际棉花价格已跌至87.49美分/磅，国内棉花价格随之下跌，但下跌势头较为缓和。自国内棉花流通体制改革之后，国内棉花市场和国际逐步接轨，2011年棉花价格的剧烈波动是国内外棉花价格传递性增强的体现，也是中国棉花价格处于被动变化局面的例证。

（四）进口棉花的增加将导致中国棉花种植面积将进一步萎缩

2007年中国棉花种植面积为592.6万公顷，到2012年这一数字变为470万公顷，棉花种植面积减少122.6万公顷，种植面积减少给中国棉花生产带来巨大压力。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棉花种植和采摘的机械化程度低，棉花生产仍以手工为主，劳动力成本逐年攀升，和进口棉花相比，国产棉花价格高、收益低，导致棉花种植面积下降。发达国家对棉花生产的补贴力度比中国对棉花生产的补贴力度强，因此国外棉花在国际上流通时具有很大的价格优势，而中国棉花消费量的增加主要来源于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所以在国内外棉花价格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国内棉纺织工业将优先选择进口低价棉花。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棉花种植面积的压缩和贸易依存度的提高，必须深刻影响我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在新的贸易格局下，中国棉花产业应作出积极应对，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以适应世界棉花贸易新格局。

作者：魏敬周　刘维忠

棉种市场棉花发展论文 篇2：

中国棉花或重演大豆危机的预警及对策

2004年大豆危机的爆发，让我国大豆加工企业损失惨重，并导致我国大豆产业的步步沦陷；而从我国大幅上涨且震荡的棉价、棉花进口数量大幅增长以及我国缺少棉价主导权等方面来看，我国棉花危机的发生亦渐显端倪。文章故在剖析“棉花危机”初显的原因基础上，进一步展望了棉花危机深层爆发的可能后果，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The crisis of soybean broke out in 2004, which made the soybean processing enterprises of China lose seriously. Furthermore, the soybean industry of China was enemy-occupied step by step after that crisis. The cotton price of China has risen and shaken sharply recently, and foreign dependence degree of cotton is higher than before. Cotton industry of China is short of pricing power. So the crisis of cotton is upcoming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causes analysis, the authors offer some suggestions.

一、大豆危机事件回放

2003年9月，美国农业部（USDA）将2003/2004年度美国大豆产量下调至 26 亿蒲式耳，库存量则下调至 1.35 亿蒲式耳，二者均达自1996/97年度以来的最低水平。受USDA报告影响，国际金融资本迅速介入美豆炒作，导致美豆价格大幅上涨。据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数据显示，美豆期货指数收盘价在2003年7月31日到2004年11月8日期间，从 512.4 美分/蒲式耳上涨至 999.3 美分/蒲式耳，涨幅达 95.02%，又快速回落至 510.3 美分/蒲式耳，大豆原料价格如此大起大落，让高价位进口原料的中国大豆压榨企业损失惨重，大豆危机由此爆发。

在国内大豆加工企业大面积亏损的同时，国际一些大公司通过投资等形式不断增强对中国大豆加工能力的控制，试图掌控中国大豆产业链，让其拥有定价权的转基因大豆完全挤占中国大豆市场，从而攫取更大利润。而且，外资把对大豆供给、加工环节的控制进一步渗透到下游的饲料养殖业，最终甚至可能威胁到的油、奶、肉等必需品的供给上。

二、大豆危机在我国棉花品种上重演的担忧

1. 棉价大幅上涨且震荡明显，不利纺织行业平稳发展

据中国棉花协会数据，2010全年我国328级棉花均价为19 446 元/t，较上年上涨了 51.55%。棉价大幅上涨的同时，其波动特征亦十分明显。自2010年9月中旬始，国内棉价每天都保持着数百元以上的涨幅，9月27日涨幅达 611 元/t，11月11日，国内328级棉花价格涨至顶峰 31 302 元/t，但11月12日 — 12月1日，棉价又连续下跌，11月16日跌幅达 1 070 元/t。

棉价的大幅上涨且震荡剧烈，不利于我国纺织企业尤其棉纺织企业的稳定发展。棉花原料成本占据棉纺织业生产成本的 70% 以上，棉花成本控制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棉纺织业的赢利水平，“成也棉花，败也棉花”。因此企业家们对原料市场的关注，远超过对棉纺织业自身技术发展和产品附加值提升的重视力度。同时，棉价的上涨，明显削弱了我国纺织下游面料、服装、家纺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加快了纺织企业订单流向越南、孟加拉国等竞争对手国的趋势。从长期来看，这势必损害我国纺织企业自身竞争力的提升。

2. 棉花进口数量大幅增长，进口来源单一化明显

据中国海关统计，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年均进口棉花 250 万t左右。2010年我国棉花进口量为 283.62 万t，同比增长了 85.85%，进口量与国内生产量之间的比例为 47.51%，较2009年 23.93% 的比例上升近 1 倍。在2010年我国棉花进口来源国中，数量排名前 5 位的分别为美国、印度、乌兹别克斯坦、澳大利亚、巴西；棉花从其进口的占比分别为 35.56%、30.57%、12.17%、7.22%、3.10%。鉴于原料生产和品质情况，我国棉花进口来源中有 66% 以上集中在美印两国；但正因为此，高度集中的进口市场使得我国纺织企业在原料进价谈判上明显被动，进口数量亦受制于人。例如，自2010年4月19日起，印度一度暂停棉花的出口，从而进一步催涨了国际棉价；而且，印度暂停棉花出口的时间点也正是我国纺织企业用棉需求增大、新棉播种的时期。

3. 我国缺少棉花价格主导权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棉花产量国、消费国和进口国，在棉花价格方面却缺少话语主导权，而作为棉花最大出口国的美国，却掌控着国际棉花的定价权。

美国对国际棉价的掌控，首先体现在，美棉价格有着以期货交易为主的定价体系，纽约的洲际期货交易所（ICE）是全球棉花最重要的定价中心，ICE的棉花会员来自棉花产业链的多个环节，参与套期保值的比例较高，其价格成为国际棉花现货价格变化的十分重要的参考。

其次，美国农业部编写的《世界农产品供需报告》已成为包括棉花在内的世界农产品重要风向标，棉花任何数值的变化都会引起种植者、流通商、纺织企业及投资者的决策调整。

再次，ICE期棉交易价格、英国考特鲁克（Cotlook）公司发布的国际棉价指数、国际棉花进口报价与结算等等都采用的是美元计价，从而使得国际棉花价格间接受到为美国国内自身利益服务的货币政策的影响。

三、导致我国棉花危机初显端倪的原因

国内棉花危机渐显根本原因在于国内棉花的供给不断下降，难以满足纺织行业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供需矛盾的存在又为棉花投机炒作提供了基础，从而导致棉价的大幅上涨、棉价的频繁波动以及进口的明显增加。

1. 棉花供给减少

首先在棉花供给方面。自2008至2010年，我国棉花种植面积连续 3 年下降。据中国统计局数据，2010年全国植棉面积为 485 万公顷，同比下降了 2.1%；总产量为 597 万t，同比下降了 6.3%，面积与产量均为“十一五”期间的最低值。

较粮食作物而言，种棉耗时及成本均高于粮食作物。目前我国棉花的种植还主要以人工为主，机械化程度低，从而大大占用了农民的时间。而粮食作物时间耗费主要是集中在播种和收割期，而且农民在小麦播种和收割之间的时段内，还可获得外出打工收入。在目前“用工荒、招工难”的背景下，种棉的机会成本则显得更高。

其次，在政策方支持方面，国家更倾向于粮食生产。例如2011年，我国粮食直补金额即达 151 亿元，补贴力度进一步加大；并将粮食直补与粮食播种面积、产量和交售商品粮数量挂钩，再次提高了小麦和稻谷的最低收购价，以补偿粮食生产成本增加，促进农民种粮收益稳步增长和确保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

再次，我国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导致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则进一步加剧了粮棉之间的矛盾。据国土资源部已公布的数据，2008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8.257 亿亩，较2001年的 19.14 亿亩，减少了 0.88 亿亩。

此外，棉花价格的大幅波动，棉花收储体制的不足，亦使我国棉农的售棉收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2. 棉花需求快速增长

在我国棉花产量下降的同时，国内纺织行业对棉花的需求却在大幅增加。据中国统计局数据，2010年我国规模以上纺织企业（指主营业务收入500 万元及以上企业）纱线和棉布产量分别为 2 716.91 万t、383.45 亿m，较2006年分别增长了 57.75%、62.83%。

此外，我国棉制服装对外出口同样增长显著，据中国海关数据，2010年我国纺织全行业出口棉制服装为 148.44 亿件，同比增长了 11.68%。而棉纺织企业数的大幅增加，则是棉纺织产能大幅增长的直接体现，2010年我国规模以上棉纺织企业的户数为 12 245 户，较2006年增长了 71.38%。

棉花供需之间的矛盾，与大豆危机爆发时的情况相近：一方面，受生产能力和运输瓶颈制约，东北大豆供给受限，另一方面国内食用油及禽畜肉类消费的需求日益增长，同时沿海城市的大豆压榨产能不断扩大，导致对进口大豆依赖程度不断增大。又因为我国丧失大豆定价权，从而最终导致了我国大豆产业的沦陷。

四、棉花危机深层爆发的可能后果

棉花危机的初现，以及与大豆危机爆发的相近原因，从而引发了人们对棉花危机未来或将更深层次发生的担忧：一是，我国棉花种植面积的进一步萎缩，产量大幅减产；二是，我国中小棉花加工企业遭逐渐淘汰，一定规模的棉花加工企业则被外资（如路易达孚、嘉吉等）控股，棉花的流通渠道以消费美棉、印棉为主，国内棉花产业的国内外地位均被进一步弱化；三是，在进口市场上的棉花资源被美印垄断供给的情况下，棉价可能被进一步抬升，纺织企业原料成本随之大增，产业链中纱线、服装、家纺的涉棉产品的利润主要被上游棉花环节掠去；四是，由于我国缺少棉花定价能力，且进口量和生产量的比重大幅提高，外棉价格的上涨最终传导至国内终端消费者，从而对我国居民的衣着消费能力造成不利影响；五是，居民衣着消费承压的同时，在我国宏观经济层面，棉价的上涨亦对我国构成原料成本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和铁矿石、原油、大豆等其他大宗商品共同增大了我国的经济调控难度。

五、避免我国棉花重蹈大豆危机的政策建议

1. 凭借棉花品种研发技术，提高单产及种植面积

大豆危机之所以在中国爆发，其根本原因则在于，美国凭借其生物科技优势，研发出了转基因大豆品种，中国则同样应更加重视棉花技术的研发，借助科技化解棉花危机。

目前我国的转基因抗虫棉已经取得了较好的产出效果，但因抗虫棉当前仅对棉铃虫和红铃虫有较好抗性，对其他害虫（如盲蝽等）抵抗效果不明显，故加快对其他类型转基因棉花的研究，如兼有抗虫、抗病、耐盐碱的棉花品种。而且，棉花技术的突破一方面可以提高棉花单产水平，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开拓棉花的种植面积。例如“中棉所44”号品种的试植成功，即提供了使用盐碱地种植棉花的新思路，从而缓解棉花与粮食争地的矛盾。

此外，中国同样可以凭借自身在棉花技术研发方面的优势，考虑技术出口，利用非洲、中亚的宜棉产地种植棉花，然后从这些产区进口，从而可以打破当前棉花供给被美印垄断的格局，避免棉价被操控的后果，有力保证由纺织大国向纺织强国的转变，同时也可促进双边经济政治关系的提升。

2. 改善棉花补贴体制，提高棉农收入水平

美国棉花在国际市场的垄断竞争优势，与美国政府在“依法治农”的原则指导下，出台一系列的棉花补贴法律制度密切相关。据美国的《2008年粮食、环境保育与能源法案》，当前美国对棉花的补贴形式主要包括直接补贴、反周期支付补贴、市场营销援助贷款、棉花竞争力保护计划等，涉及到美棉生产、销售、出口多个环节。虽然WTO于2005年12月已规定美国将从2006年8月1日取消棉花出口补贴，但是美国事实上并未遵从WTO决定，取消棉花出口补贴，并在WTO农业谈判中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为其棉花销售消减国际贸易壁垒，另一方面却在补贴其国内农业。总体上来看，美国棉花支持体系的核心在于保障棉农收入，根本目标在于提高棉花的国际竞争力。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棉花支持体系则相对弱势很多：目前我国农发行的贷款支持主要是棉花收购和加工环节，棉农的实际获益很少。在棉花进口环节，我国自2005年5月对棉花进口征收滑准税，但实践表明，滑准税虽然对稳定国内市价起到一定作用，但在保护棉农收益方面却有限，同时也削弱了国内纺织企业的竞争力，压缩了内外棉价差额所带来的利润空间。2007年中央财政拿出 5 亿元进行棉花良种补贴，整体上起到较好的示范性与引导性，2007年我国棉花产量达 760 万t，同比增长了 12.9%，增幅明显。

在汲取美棉补贴政策以及我国经验的基础上，建议我国棉花补贴政策同样应以保障农民收入为核心，通过设立目标价格补贴或收入损失补贴等方式，保证农民植棉积极性；进一步加大良种补贴力度，扩大良种补贴区域和范围，增加良种补贴额度，避免政策执行中违规操作的情况；同时不断完善投入要素的补贴政策，以降低棉农的植棉成本。

3. 发展健康的期棉市场，赢得期棉定价权

在实现棉花单产提高、进口来源多元化、农民植棉积极性提高等基本面的支持下，我国还将进一步优化期棉市场格局，促其健康发展，为棉花上下游实体经济服务。

棉花期货作为一种金融衍生工具，其价格是以基础资产价格为中心的；但在我国棉花价格体系中，却是棉花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起着更大的主导作用。其原因主要在于在当前我国棉花期货市场上，套期保值比例较低，存在着大量非理性的短期投机行为；同时，大量投机的存在又影响了涉棉企业参与套期保值的效果，进一步加大企业对期货市场保值功能的怀疑，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造成期价波动剧烈，并与现价背离。

目前，ICE期货交易所参与棉花期货交易的涉棉企业套期保值比例一般在 35% ～ 40% 左右；而我国涉棉企业参与郑商所期货交易法人开户的仅占我国涉棉企业总数的20% 左右。故建议：期货交易所一方面完善期货监管制度，避免游资在期棉市场上的兴风作浪；另一方面，保证棉花交割品种的质量要求，保证仓单的流动性，提高企业参与套保意愿和防范逼仓风险。

同时，我国与棉花相关的统计及预测部门则应当加强棉花种植面积、产量、供需等数据的研究，提高其准确度及权威性，正确引导期棉市场的各类投资主体，努力消除在争夺期棉定价过程中的信息劣势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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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沙安勤，卞卫东，赵斌，等. 棉花良种推广补贴的实践与思考[J]. 中国棉花，2009，36（5）：37 – 38.

作者：花小伟 张曼

棉种市场棉花发展论文 篇3：

新疆棉农植棉决策影响因素调查分析

摘要： 新疆是全国最大的棉花产区，新疆棉农的植棉决策影响国内棉花产量，调查分析新疆棉农植棉决策影响因素，对新疆乃至全国棉花生产具有重要意义。采用随机抽样，对145户棉农植棉意愿作了问卷调查，将影响棉农植棉意愿的因素分为个人因素、政策因素、市场因素及其他因素等4类，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新疆棉农植棉决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个人因素、市场因素、其他因素对新疆棉农植棉决策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政策因素对新疆棉农植棉决策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新疆棉农植棉决策具有惯性，植棉历史越长的棉农选择继续植棉的概率越大。要稳定棉花生产，必须稳定5年以上植棉历史植棉户的积极性。

关键词： 新疆棉农；植棉决策；影响因素；多分类Logistic回归

1 文献回顾

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加入WTO后，我国传统三大产棉区植棉面积呈现极端分化的现象。长江流域棉区植棉面积缓慢 下降，棉花产量基本稳定，近几年，年产量在90万～150万t； 黄河流域棉区植棉面积快速下滑，产量持续萎缩，近几年，棉花减产100万t左右；新疆棉区全面发展，植棉面积持续扩大，成为国内棉花主产区，近几年，年均棉花产量均稳定在250万t以上，约占国内棉花总产量的40%以上 。

从图1可以看出，2008—2010年，受植棉收益降低等因素影响，三大棉区棉花产量略有下降，2010年后，与其他2个棉区不同，新疆棉区棉花产量持续增加，2014年，达到367.7万t，占全国棉花产量50%以上。新疆已成为稳定国内棉花供给、保证国内棉花产业安全的主要省（區），新疆地区棉花生产的稳定对国家棉花生产及棉花安全具有较大影响。由于全球棉花供需出现较大波动，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国内棉花直接补贴政策尚未成熟等原因，新疆棉区棉花生产也面临较大压力，部分棉农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选择种植其他农作物。虽然前期有学者通过粮棉比价格弹性计算，发现新疆棉区棉花产量对价格弹性反应最弱[3]，但该计算是宏观意义上棉花生产对价格的反应。从微观角度来说，棉农是棉花生产的主体，棉农在决定是否继续植棉时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分析新疆棉农在植棉决策中的影响因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对稳定新疆棉花生产，保障国家棉花产业安全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棉花种植决策问题，相关学者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做了较多工作，肖双喜等在对新疆、河南、江苏、山东4省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构建了棉花种植面积影响因素回归模型并[CM（25]进行了分析计算，认为上年种植面积、外出打工收入、玉米

单位面积收入、棉花单位面积收入等因素对国内棉花种植面积有较大影响[4]。钟甫宁等从棉农角度分析了中国棉花供给的影响因素，发现棉农的棉花播种面积决策受对未来相对收益预测以及以往决策的影响，相对收益的预测由棉花与替代作物的相对价格、相对单产的预期来决定[5]。谭砚文等以中美棉农棉花生产的成本收益为基础，运用适应性预期模型和协整检验方法对中美两国棉花生产者供给反应函数进行了度量，认为中国棉花生产者的决策行为主要受上一年价格和成本的影响[6]。张海森在生产者行为理论和价格预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Nerlove供给反应模型和中国棉农生产行为的特点，建立了具有面积局部调整机制和价格幼稚性预期的中国棉农供给反应模型，用上一期的价格估算棉花的供给弹性，认为棉农对价格有积极的反应，但是各地区棉农对价格的反应程度不同[7]。赵绪福等认为，农户的生产预期是由现期市场需求或销售价格高低的诱致做出的，现期生产决策所依据的市场需求或价格是由前一期的生产规模所决定的[8]。棉花作为农产品生产周期较长，从而使供给调整的时滞不可避免，但仅滞后1年。朱启荣等分析了湖北、山东、新疆3个棉花主产省（区）棉花种植布局变化的原因，认为尽管上述三省（区）农户在种植决策时对经济效益考虑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比较利益变化是造成中国棉花主产省（区）种植布局变化的深层次原因[9]。王兆阳以价格“幼稚性”预期为基础建立了棉花供给反应模型，仅以粮棉比价为主要的解释变量，估计了全国及三大棉区的棉花供给价格弹性，发现新疆棉区对粮棉价格的反应最弱[3]。

前人研究认为，棉农进行植棉决策时决定因素是植棉的经济收益或收益预期，但植棉的经济收益预期有一定盲目性，植棉收益受到植棉成本、棉花产量、棉花价格等因素影响，植棉成本存在地区差异，棉花产量受气候、病虫害等外部因素影响，棉花价格受到市场供求、资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作为生产决策者的棉农，不可能准确地预知棉花收益。对棉农来说，采用当期植棉收益或预期植棉收益作为植棉决策的主要因素可能有一定片面性，以新疆棉农为例，2008年，新疆棉农平均植棉纯收入为1 200元/hm2，大大低于种植其他农作物收入，2009年新疆棉花产量仍旧达到了252.4万t，虽低于2008年的棉花产量，但产量下降比例低于黄河流域棉区。2012年，由于棉花临时收储政策的执行，棉花收益预期基本可测，新疆棉花产量从2011年的289.8万t提高到3539万t，但同期黄河流域棉区主产省区植棉面积仍然下降，棉花产量从182万t降至151.9万t，说明经济收益预期可能不是棉农植棉决策时考虑的唯一因素，而且不同棉区棉农植棉决策时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前期研究主要侧重于将国内棉农作为整体进行研究，虽然有学者注意到了新疆棉区棉花产量对价格弹性反映较弱，但并未将新疆棉农作为单独对象进行研究。近几年，新疆棉区植棉面积不断扩大，与国内其他2个棉区在植棉面积及棉花产量上存在较大差异，说明新疆棉农植棉决策的影响因素与其他棉区存在差异，分析影响新疆棉农植棉决策的主要因素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前人在研究棉农植棉意愿时，多采用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少有通过田野调查方法进行数据收集并分析。本研究以新疆棉农个体为对象，希望通过对个体样本抽样问卷的数据分析，得到统计意义上影响新疆棉农植棉决策时的因素，进而分析新疆棉花生产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稳定国内棉花生产提出可行的建议。

2 数据与模型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采用对典型植棉户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所有问卷均采用入户调查方式获得，由在校学生对农户进行访谈及问卷，学生在调查之前都经过教师的培训，保证问卷的有效性。调查对象是家庭中植棉的主要决策者或参与者，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样本调查范围覆盖新疆主要植棉地区阿克苏、喀什、巴州、昌吉、石河子、塔城，及部分非主要植棉区和田、哈密等。为保证样本的有效性，样本采用分层抽样方式进行，分层原则为各主要产棉区的棉花产量，根据棉花产量按比例选取样本数量，共调查全疆160户植棉户，回收问卷150份，剔除部分不合格问卷，有效问卷145份。调查时间为2013年3月至2015年3月。

前人对棉农植棉决策影响直接因素方面的研究较少，对于变量的选取缺乏直接的借鉴资料，参考其他农产品种植意愿影响因素和新疆地区棉花生产特点等因素，根据前期文献及深度访谈，认为棉农植棉主要受到棉花价格、植棉习惯、家中劳动力数量、植棉收益等各因素影响，进一步分析，可以将各因素分为个人因素、政策因素、市场因素、其他因素等4类：（1）个人因素。包括决策者受教育程度、年龄、家中劳动力数量、植棉历史等指标。（2）政策因素。主要针对棉农对国家棉花补贴政策等宏观政策是否了解，通过设置一些与政策相关的简单问题让棉农回答，以此判断棉农对政策的认知程度。由于兵团管理模式与新疆地方管理模式的差异，将土地类型也纳入政策因素中。（3）市场因素。主要包含棉花市场认知，植棉收入占家庭年收入比例以及去年植棉收入变动等3个指标，其中为避免棉农主观性，针对棉花市场认知设置了一些涉及棉花价格、植棉成本、植棉收益简单的问题由棉农选择，根据棉农选择结果判断决策者是否了解棉花市場，从而判断市场认知对棉农植棉决策是否有直接影响。（4）其他因素。包括土地面积、植棉面积等2个指标。

2.2方法

2.2.1 多分类Logistic模型

因变量取值为离散变量的模型称为离散选择模型，根据因变量取值数量不同可以分为二元选择模型和多元选择模型，其中因变量取值超过2个的模型称为多元选择模型，也可以称为多分类模型。多分类logistic回归为概率型非线性回归模型，是研究分类观察结果（Y）与一些影响因素（X）之间关系的一种多变量分析方法。该法研究当Y取某值（如Y=1）发生的概率（P）与某因素（X）的关系。即

式中：P的范围为0～1之间。

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方程的线性表达式为

式中：βm反映了在其他变量固定后，X=1与X=0相比发生Y事件的对数优势比。

1.2.2 模型的检验

Logistic回归参数的估计通常采用最大似然法。最大似然法的基本思想是先建立似然函数与对数似然函数，再通过使对数似然函数最大求解相应的参数值，所得到的估计值称为参数的最大似然估计值。

3 结果与分析

3.1 样本数据的基本特征

3.1.1 受访棉农的年龄分布

样本中20～30岁1人，>30～40岁0人，>40～50岁114人，>50～60岁29人，60岁以上1人，可见大部分受访农户处于40～50岁区间。

3.1.2 棉农受教育程度分布

样本中大学及以上学历3人，高中学历33人，初中学历84人，小学学历25人。样本显示超过82.8%的决策者受教育程度在初中文化及以上，但高中及以上学历棉农数量不到样本总数的25%，超过50%的决策者受教育程度为初中。

3.1.3 棉农家中劳动力数量分布

家中劳动力数量1人的有9户，占样本的6%，103户家中劳动力数量2人，占样本71%，23户家中劳动力3人，约占样本的16%，7户家中劳动力数量4人，2户家中劳动力数量5人，1户家中劳动力数量6人。从劳动力数量来看，绝大部分家庭劳动力数量少于3人，说明新疆棉农主要以家庭模式进行棉花种植，而家中从事棉花种植的劳动力较少。

3.1.4 棉农类型分布

根据前期调研，棉农可以分为自有土地农户、租住土地农户、新疆兵团职工、兵团租住土地农户4种类型。其中，自有土地农户71人，占样本的49%，租种土地农户17人，占样本的12%，兵团职工34人，占样本的23%，兵团租种土地农户23人，占样本的16%，基本符合棉花生产棉农分布。

3.1.5 棉农植棉面积及土地植棉比例分布

受访棉农中，植棉面积最多的农户植棉33.3 hm2，最少的植棉0.33 hm2，其中植棉面积在0.67 hm2以下的棉农14户，0.67～3.33 hm2棉农49户，>3.33～6.67 hm2的棉农59户，>6.67 hm2的棉农23户。在植棉土地占农民拥有土地比例指标中，小于50%的有8户，大于90%的有112户，占调查棉农的77%左右。

3.1.6 棉农植棉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

在受访棉农中，棉花收入占家庭年收入30%以下的农户有6户，占家庭年收入30%～70%的农户有25户，占家庭年收入70%以上的有114户，其中有69户家庭植棉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的100%，表明棉花对新疆棉农收入及新疆农业经济的影响较大。

3.1.7 棉农植棉历史分布

在受访农户中，植棉历史5年及以下棉农44户，6～10年棉农33户，68户受访棉农植棉历史超过10年，超过70%的植棉户植棉历史超过5年。

3.1.8 棉农植棉决定时间分布

在受访农户中，39户棉农表示，决定种植棉花的时间是前1年秋天，占样本比例的27%，30户棉农决定种植棉花的时间是冬天农闲时农民互相串门、互通信息后，占样本比例的21%，有76户农民表示每年到了春天才决定种植品种，占样本的52%。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春季是国家农业政策发布的密集期有关，也可能与农民决策习惯有关。

3.1.9 受访棉农植棉决策的主观意愿

在受访农户中，22户棉农表示决定种植棉花的原因是政府强制要求或租种土地时签署了租种协议等政策性原因，4户棉农表示决定种植棉花的原因是棉花能赚钱或听说能赚钱，其他119户棉农表示种植棉花的原因纯粹是因为多年种植棉花的习惯，而且收入还可以。从棉农的主观意愿来看，植棉习惯、收入尚可、土地类型是棉农决定植棉的主要因素。

对于未来3年是否还继续植棉的问题，受访棉农中有8户表示不打算继续种植棉花了，有56户棉农表示会看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种植棉花，占受访棉农的39%左右，有81户棉农表示会继续种植棉花，占受访农户的56%左右。从调查数据可知，大部分棉农选择继续种植棉花，这对于稳定国内棉花供给是有利的，但也有部分棉农因为各种原因可能选择种植其他农作物而放弃植棉。

3.2 影响植棉因素变量分析

3.2.1 植棉决策影响因素变量的选取及说明

棉农植棉决策的主观判断因素是植棉习惯、收入尚可及土地类型因素，为了进一步分析新疆棉农植棉决策的影响因素，以是否继续植棉为因变量（Y），以决策者受教育程度（X1）、年龄（X2）、家中劳动力数量（X3）、土地类型（X4）、家中土地面积（X5）、植棉面积（X6）、已植棉历史（X7）、植棉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X8）、上年度植棉收入变动（X9）、棉花政策认知（X10）、棉花市场认知（X11）等11个变量作为植棉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其中受教育程度以大学、高中、初中、小学学历描述；年龄采用分段计数，将实际年龄除以10后取整；土地类型根据前期调研分为自有土地、租种土地、兵团职工、兵团租种土地4种；棉花政策认知通过受访对象对一些内容覆盖近2年出台的国家棉花政策的选择题答题结果得到，具有一定客观性，所有问题均答对的，认为该农户对棉花政策熟悉，答对部分问题的，认为该农户对棉花政策了解，所有问题答案都错误的，认为该农户对国家棉花政策不了解；棉花市场认知也通过受访对象对内容涉及棉花市场价格、国内外棉花是否存在价差等市场相关选择题的回答结果得到，也具有一定客观性，根据受访者答题情况，将受访者分为不了解、了解、熟悉3种类型。对数据进行初步處理后，新疆棉农植棉决策影响因素的相关变量选择及描述见表1。

3.2.2 变量的选取

由于本例中因变量为离散变量，因此采用多分类Logistic模型，设因变量Y=1代表农民确定明年不种棉，Y=2代表农民还未决定明年是否继续种棉，Y=3代表农民确定明年继续种棉，以问卷中的植棉决策影响因素[受教育程度（X1）、年龄（X2）、家中劳动力数量（X3）、土地类型（X4）、家中土地面积（X5）、植棉面积（X6）、已植棉历史（X7）、植棉收入占家庭年收入比例（X8）、上年度植棉收入变动（X9）、国家棉花政策认知（X10）、国内外棉花市场认知（X11）]为自变量对Y做Logistic回归。

以来年继续植棉（Y=3）为基准类别，则明年不继续植棉（Y=1）对应的Logistic模型为

以来年继续植棉（Y=3）为基准类别，则明年还未决定是否继续植棉（Y=2）对应的Logistic模型为

数据处理采用SPSS完成。

3.2.3 回归结果及分析

采用Logistic模型对数据进行处理后，得到方程似然比检验卡方值为102.345，显著性概率为 0.00，表明该模型具有显著性意义，即回归方程成立。拟合优度达到0.506，表明方程拟合结果尚可，各变量似然比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除了变量X10（即棉花国家政策市场认知）之外，其他变量对方程都具有统计显著性。

进一步对回归结果做参数估计，以Y=3为基准，用回归方程Y=2与其比较。对于Y=3，即决定继续种棉进行参数估计的概率检验，有已植棉历史（X7=1，X7=2，X7=3）的显著性检验概率小于0.05，具有统计显著性，得到棉农未决定是否继续植棉与决定继续植棉决策概率的Logstic回归方程为

公式（5）式说明，植棉历史在2年以下的棉农中未决定是否继续植棉的概率是决定继续植棉概率的21.704倍，植棉历史在3～5年的棉农中未决定是否继续植棉的概率是决定继续植棉概率的5.783倍，植棉历史在6～10年的棉农中未决定是否继续植棉的概率是决定继续植棉概率的2.693倍。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植棉历史越长的棉农继续植棉的概率越大，植棉历史越短的棉农在进行植棉决策时越容易犹豫。

4 结论

从Logistic回归分析可知，在个人因素、政策因素、市场因素、其他因素等4类因素中，除了政策因素中的政策认知，其他几方面因素对新疆棉农植棉决策都有显著性影响。从回归参数估计可知，植棉历史越长的棉农继续植棉的概率越大，植棉历史越短的棉农在进行植棉决策时比植棉历史长的棉农更容易犹豫。说明在植棉决策中存在一定的“惯性”，越是植棉时间短的棉农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越有可能不再继续植棉，要稳定新疆棉花生产，必须稳定植棉历史5年以上的老植棉户，这些棉农是新疆棉花生产的稳定器，争取植棉历史在3～5年的植棉户，这样才能保证新疆棉花产量，实现国家棉花产业安全。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证棉农利益、稳定棉花生产的政策，这些政策对稳定国内棉花生产，对保证棉花产业安全具有积极作用，但调研中发现还有相当多的棉农对棉花国家政策认知及棉花市场认知不够清楚，从结果也可知对国家棉花政策认知这一因素对棉农植棉决策不具有显著性影响，而事实上，由于国际棉价的大幅波动，国家采取了从临时收储政策到目标价格改革等一系列稳定棉花生产的相关政策，积极引导和宣传各项政策，使棉农真正了解国家棉花政策对稳定新疆棉花生产会产生一定积极作用。由于农业决策相对复杂，决策过程具有一定偶然性，除了本研究中所列个人因素、政策因素、市场因素等因素外，可能还存在其他相关因素，无法全部考虑，因此本研究所列因素可能不够全面，还需今后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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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