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词汇研究论文

2022-04-17

摘要：韩国目前已有的专门针对韩国学生的汉语词汇习得研究主要着眼于词汇偏误分析，除此之外，在词汇习得顺序、习得过程和学习策略方面都有所涉及。未来的专门针对韩国学生的汉语词汇习得研究可以基于大规模语料库，在韩汉词汇比较的基础上对韩国学生词汇深度知识的习得进行深入挖掘，从而为有效开展对韩汉语词汇教学提供依据。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汉语词汇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汉语词汇研究论文篇1：

泰国学习者汉语词汇学习任务价值与词汇知识关系研究

[关键词]任务价值；二语词汇知识；汉语词汇习得；泰国汉语学习者

[摘要]基于笔者教授泰国学习者的汉语教学经验以及在泰国某重点高校所收集的定量资料，通过严密的量表和统计探索汉语词汇学习任务价值和汉语词汇知识习得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汉语理解性词汇量和产出性词汇量与汉语词汇学习兴趣价值呈显著正相关，汉语词汇深度知识与汉语词汇学习兴趣价值呈显著正相关，与效用价值呈显著负相关；（2）兴趣价值对汉语理解性词汇量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对汉语产出性词汇量没有显著预测作用，效用价值对汉语理解性词汇量和产出性词汇量没有显著预测作用。基于此，未来可以探索设置汉语词汇课程、提高课程内容的趣味性、积极向学生说明词汇学习的价值和重要性来提升泰国学习者汉语词汇知识习得效果。

1.引言

随着二语语言习得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二语词汇知识在言语理解和言语产生中的重要性。在过去的30多年里，二语教师及学习者普遍意识到词汇知识习得是二语习得中亟需解决的问题（Nation，2010），在用第二语言表述和传达信息时，往往是词汇偏差影响了他们的准确表达，而不是语法或其他方面，这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领域也不例外（张和生，2006）。词汇量、词汇丰富性以及词汇深度知识方面的不足已成了制约初中级汉语学习者向高级水平汉语学习者跨越的最大障碍之一。以泰国汉语学习者为例，初级阶段的泰国学习者在汉语语音、语法、汉字和词汇习得方面均处于起步阶段，词汇习得的重要性尚未凸显，但是到了中高级阶段，泰国学习者汉语词汇的广度与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其汉语能力跨越的重要因素。在笔者所调查的泰国某重点高校的汉语专业本科生中，75.3%的学生认为汉语词汇学习对其现阶段的汉语学习来说是最为重要的。词汇知识的复杂性意味着词汇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也只能逐步提升（Schmitt，2000），为更好了解泰国汉语学习者的词汇习得过程，应找出影响其汉语词汇习得的重要因素，进而帮助我们提升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水平。

目前影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的外部因素研究成果数量较多，且涉及方面较广，例如目标词特点、目标词出现频率、目标词呈现方式和次序、语境等对汉语词汇习得的影响等（洪炜，2011；干红梅，2009、2010；柳燕梅，2002；江新，2005；孙晓明，2005；干红梅，2011、2014；洪炜，2013等），而对于内部因素的研究数量较少。国内外二语习得相关研究表明，内部因素即学习者因素对学习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影响二语学习效果的诸多因素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学习者的学习动机（Lewis，1993；秦晓晴，2007：35-50），因此，理论上可以假设学习动机同样是影响二语词汇习得的关键因素（Tseng&Schmitt，2008）。其中，任务价值是一个重要的动机成分，是个体关于任务的兴趣、任务对个体的重要和有用性、是否能够获得重要他人的奖赏、助人意义以及从事任务所需要付出代价的主观判断（齐越、方平，2005），较高的任务价值可以激发学习者的努力和投入，通过运用认知和元认知调节策略来激发学习者的认知投入（Eccles&Wigfield，2002），此外，较高的任务价值也可以通过促进个体进行批判性思考来提升学业成就（Pintrich&Schrauben，1992）。在二语学习中，学习者对语言任务赋予不同价值的现象也较为普遍，因此越来越多的二语研究者开始重视研究任务价值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Elley，1989；DSmyei，1994；Crookes&Schmidt，1991；Tremblay&Gardner，1995；Wil-liams&Burden，1997；秦晓晴，2007）。例如，Elley（1989）发现二语学习者词汇学习兴趣的增强有助于更好地习得二语词汇，秦晓晴（2007）在中国大学生外语学习动机研究中将英语学习价效作为一个重要的动机成分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英语学习效价高的学习者有较大的学习动力。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教育心理学界已经对任务价值对学业成就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也已关注到任务价值对语言学习的作用。但是目前针对汉语学习者的词汇学习任务价值和词汇知识效果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尚未出现。因此，为了解汉语学习者的汉语词汇学习任务价值对汉语词汇知识习得的影响，从而为促进汉语词汇知识习得效果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参考依据，本文以泰国汉语学习者为例，对泰国某重点高校的汉语专业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泰国学习者赋予汉语词汇学习怎样的任务价值？学习者的汉语词汇知识习得现状如何？

（2）泰国学习者的汉语词汇学习任务价值与词汇知识习得关系如何？任务价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预测汉语学习者词汇知识习得结果？

2.研究设计

2.1测量工具

2.1.1《汉语词汇学习任务价值量表》

由于目前现有的任务价值的量表与泰国学习者汉语词汇学习的实际情况偏差较大，因此自编《汉语词汇学习任务价值量表》。首先，根据相关理论和汉语词汇学习实际情况确定量表的维度和内容。在动机理论研究中，研究者多将任务价值视为对任务的趣味性、重要性、助人意义、效用、外在影响和代价的感知（Eccles&Wigfield，1992），因此任務价值的结构也主要涉及五个维度：（1）兴趣价值，指任务的内在价值，是任务通过个体体验到的愉快和满足获得的价值；（2）达成价值，指执行好任务对于个人的重要性；（3）效用价值，包括两个子要素，第一个子要素主要指任务对个体实现目标的作用，第二个子要素指从事任务以获得重要他人的奖赏；（4）博爱的关注，指对执行任务有助于他人和社会的信念；（5）代价，指任务执行过程中预料到的情绪状态和成功完成任务需要付出的努力，以及做出某种选择所丧失的机会，例如焦虑等（齐越、方平，2005）。考虑到泰国学生在学习汉语词汇时，达成价值一般主要在整体的汉语学习中体现，而很难仅在词汇方面体现，而助人意义一般难以体现，因此将汉语词汇学习的任务价值分为3个维度：兴趣价值、效用价值、代价。

量表设计完成后，经由5位国内某重点高校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领域学者，他们同时也是经验丰富的对外汉语教师，对量表的内容、可读性、适当性及科学性进行评定和检验，对一些题项进行增减或修改，以确保量表的内容效度，继而通过笔者在2016年12月对汉语课上的21名泰国汉语学习者进行了试调查，进行预试及修正，形成《汉语词汇学习任务价值量表》，采用李克特六点记分，“1=完全不同意，2=不同意，3=不太同意，4=有点同意，5=同意，6=完全同意”，共包含13个项目，量表总分范围在13-78分之间。

2.1.2《汉语词汇知识测试卷》

该试卷由理解性词汇测试卷、控制性产出词汇测试卷和词汇深度知识测试卷三部分组成，均采用任春艳所设计的试卷。汉语词汇量测试卷中目标词均来自HSK水平考试词汇大纲中3级至6级词汇，其中，汉语理解性词汇测试卷共84题，为多项选择题型，要求学生在多个干扰项中选出和目标词相关的词；汉语产出性词汇量测试卷，测试的目标词通过一个短的句子由被试填充完成；汉语词汇深度知识测试卷，采用多级积分的单向选择题型，共30道题。任春艳（2014）使用该试卷发现理解性词汇测试卷、控制性产出词汇测试卷和词汇深度知识测试卷的Alpha系数分别为0.89、0.91和0.75，表明以上测试卷的信度良好。

2.2数据收集与分析

2.2.1量表翻译

采用回譯法对问卷进行翻译，首先由两名在中国某重点高校攻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学位的泰国留学生将中文量表翻译成泰语，再由一名在中国某重点高校攻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学位的泰国留学生对两份泰语版量表进行比较对照，形成最终的泰语版问卷。

2.2.2数据收集过程

在进行调查前，研究者先征得泰国某重点高校汉语专业系主任同意对该专业本科生实施调查，然后委托在中国某高校攻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学位的泰国留学生帮忙实施调查。正式实施调查时，向被试说明问卷分成两部分（由于理解性词汇和产出性词汇测试卷测试的是同一目标词，因此学生需先完成产出性词汇测试卷后再完成理解性测试卷，以避免学生在填写产出性词汇测试卷时事先看到目标词词形），要求他们做完第一部分并提交后才能领取第二部分问卷，问卷要求当场做完。笔者在问卷中将正向与反向题穿插，学生都做了仔细鉴别，每位学生填写问卷和测试卷的时间均为90分钟左右。共发放量表78份，回收量表73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5%。

2.3测量工具检验

2.3.1《汉语词汇学习任务价值量表》检验分析

（1）项目分析

首先，根据调查样本的量表总得分进行排序，选取前27%和后27%作为高分组和低分组，并求出两组在各个题项上的均数，再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判断项目的鉴别力。对高分组和低分组被试进行题目得分差异的T检验，结果表明所有项目T值均在0.01水平上显著（t=0.382，p<0.01，自由度=38），表明量表项目鉴别力良好。

（2）信效度检验

①结构效度

《汉语词汇学习任务价值量表》KMO和Ba～leR球形度检验的结果来看，KMO指标值为0.19，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此外，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概率值为p=0.000<0.05，说明该部分量表中有共同因素的存在。

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成分共有4个，共可解释69.598%的变异量，达到60%～A上的标准。其中前三个因素的项目内容与问卷前期编制的维度较为吻合，而第4个因素与理论假设偏差较大且项目仅有1个，故综合因素分析结果与理论基础，本文仅取前三个因素（见表1）。

②信度分析

《汉语词汇学习任务价值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817，删除（4）（8）（11）（12）题后为0.773，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2.3.2《汉语词汇知识测试卷》检验

汉语理解性词汇测试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8，汉语产出性词汇测试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1，汉语词汇深度测试卷内部一致性系数0.766，表明三份汉语词汇测试卷均具有较高的信度。 3.结果

3.1描述性统计结果

3.1.1控制变量描述

为考察汉语词汇学习任务价值对汉语词汇知识习得结果的影响，需要控制可能对汉语词汇知识习得结果存在影响的其他因素。由于所调查的学习者为同一国家同一学校同一专业的学生，因此可以认为学习者的智力水平、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教学环境较为一致，因此本研究将性别、年级、华裔背景、汉语为第几外语、接触汉语的年龄、中国朋友数量、课外学习汉语时间、汉语使用频率以及HSK水平设为控制变量，以上控制变量信息见表2。

3.1.2汉语词汇学习任务价值

从表3得知，被试的汉语词汇任务兴趣价值、效用价值和代价的平均值分别为13.21、11.53、4.97、12.07，分别高于中值10.5、17.5和3.5，表明被试认为汉语词汇任务兴趣价值、效用价值较高以及值得付出代价进行学习。

3.1.3汉语词汇知识习得情况

从表4得知，被试的汉语理解性词汇量均值为4011.67，满分为4700，可见被试的汉语理解性词汇量已接近HSK6级词汇量水平，但是被试的汉语产出性词汇量仅为1183.38，表明被试的汉语产出性词汇量远低于汉语理解性词汇量，处于较低水平。此外，被试的汉语词汇深度为63.63，中值为42，表明被试的汉语词汇深度处于较高水平。

3.2汉语词汇学习任务价值与词汇知识习得关系分析

3.2.1相关分析结果

为考察汉语词汇学习任务价值对汉语词汇知识习得的预测作用，先采用相关分析技术探究词汇学习任务价值和汉语词汇知识习得的关系，结果（表5）表明，汉语理解性词汇量和产出性词汇量与汉语词汇学习兴趣价值呈显著正相关，汉语词汇深度与汉语词汇学习兴趣价值呈显著正相关，与效用价值呈显著负相关。这表明被试赋予汉语词汇学习的兴趣价值越高，其汉语理解性词汇量、产出性词汇量都越大，其汉语词汇知识深度习得也越好；而赋予汉语词汇学习的效用价值越高，其汉语词汇知识深度习得就会越差。

3.2.2回归分析结果

为考察被试的汉语词汇学习任务价值对汉语词汇知识习得效果的预测作用，对以上具有显著相关关系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1）兴趣价值对汉语词汇知识习得的回归分析

①兴趣价值对汉语理解性词汇量的回归分析

将汉语理解性词汇量设为因变量，其它为控制变量，汉语词汇兴趣价值为自变量，以进入的形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6）表明，以上变量对汉语理解性词汇量的解释率为51.3%，其中汉语词汇学习兴趣价值与HSK等级进入回归模型，说明上述2个变量对汉语二语者的理解性词汇量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其中汉语词汇学习兴趣价值的多元回归系数为83.704，从统计学意义上来说，被试的兴趣价值每提升1点，其汉语理解性词汇量就能扩大近84个。

②兴趣价值对汉语产出性词汇量的回归分析

将汉语产出性词汇量设为因变量，其它为控制变量，汉语词汇兴趣价值为自变量，以进入的形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兴趣价值的显著性系数为0.148，大于0.05，表明兴趣价值对汉语产出性词汇量没有显著预测作用。

③兴趣价值对汉语词汇知识深度的回归分析

将汉语词汇知识深度设为因变量，其它为控制变量，汉语词汇兴趣价值为自变量，以进入的形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兴趣价值的显著性系數为0.148，大于0.05，表明兴趣价值对汉语词汇知识深度没有显著预测作用。

（2）效用价值对词汇知识习得的回归分析

由于效用价值只与汉语词汇知识深度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因此仅考察效用价值对汉语词汇知识深度习得的预测作用。结果表明，效用价值的显著性系数为0.395，大于0.05，表明效用价值对汉语汉语词汇知识深度习得没有显著预测作用。

4.讨论与启示

4.1讨论

首先，本研究发现泰国学习者赋予汉语词汇学习较高的任务价值。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以及中国已成为泰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在泰国的外语学习中，汉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其中泰国教育部在中学推行把汉语作为首选外语政策，在泰国从小学至大学，家长、学生与学校都高度重视汉语教学与学习（陈记运，2006），汉语对大学生的学业与就业来说都十分重要，因此在泰国高校学习汉语的学习者对汉语词汇也赋予较高的价值，同时付诸更多的努力。

其次，本研究发现泰国学习者的汉语词汇学习兴趣价值、效用价值与汉语词汇知识习得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且汉语词汇学习兴趣价值对汉语理解性词汇量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这一结果不难理解，如果学习者认为汉语词汇学习是件有价值、有意思的事情，而不是一种负担，他们自然乐意为之付出行动。这也证实了任务价值是影响学习者学业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教育心理学及二语习得领域的一些研究表明，任务价值对学业成就能产生较大及较长远的影响（Eecles，1983），任务价值可以将个体吸引到学习情境中（VanZile-Tamsen，2001），对任务感兴趣的学习者更可能在学习中有更多的认知参与，并享受参与的乐趣以及保持注意力的集中等（Pintrich&De Groot，1990），如果他们看不到学习任务的价值，对学习任务不感兴趣，其动机水平也会降低（秦晓晴，2007）。这在二语词汇习得过程中也不例外，即二语学习者词汇学习兴趣的增强有助于其更好地掌握二语词汇（Elley，1989）。

同时，本研究发现受试赋予汉语词汇学习的任务价值对其产出性词汇量以及词汇知识深度的预测能力不高，可能的原因是汉语理解性词汇知识习得难度较小，当学习者赋予的任务价值较高时，可以使自己投入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当输入足够多时，其理解性词汇量就会获得显著提升，但是产出性词汇知识以及词汇知识深度习得难度较大，需要大量的输出练习，而学习者往往缺乏词汇输出练习的机会，因此学习者的兴趣及投入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并不能引起学习者有效掌握产出性词汇知识和词汇深度知识，如果学习者在词汇学习上投入了较长时间后看不到明显的效果，就可能产生失衡的心理，就会认为自己过去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不值得的，从而降低汉语词汇产出性知识和深度知识的学习动力。

4.2教学启示

为提高泰国汉语学习者的词汇学习效果，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学习者学习词汇的任务价值。具体而言，汉语教材编写者、汉语课程设计者以及汉语教师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面向泰国学习者的汉语教材编写者在编写汉语教材时，应注意提高和突出汉语词汇学习的价值及重要性，尤其是针对中高级汉语学习者的教材，提高教材中的词汇内容和词汇任务趣味性，提高汉语学习者的词汇学习兴趣价值；（2）由于目前泰国的汉语课程安排中缺乏专门的词汇课程，导致学习者对于汉语词汇学习任务价值的认识不足，因此，未来针对泰国中高级汉语学习者，可以探索设计专门的汉语词汇课程。同时，在课程设计时，应注意课程内容的趣味性，以增强泰国学习者学习汉语词汇学习兴趣价值；（3）泰国汉语教师在汉语教学过程中，尤其是针对中高级汉语水平的泰国学习者，应积极向学生说明词汇学习的价值和重要性。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专门辟出词汇教学环节，采用多媒体、词汇溯源、图片展示、使用示例等多种方式，提高词汇学习的趣味性，以增强汉语学习者的词汇学习兴趣价值及效用价值。

5.结语

本文基于笔者教授泰国学习者的汉语教学经验以及在泰国某重点高校所收集的定量资料，通过严密的量表和统计探索汉语词汇学习任务价值和汉语词汇知识习得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汉语理解性词汇量和产出性词汇量与汉语词汇学习兴趣价值呈显著正相关，汉语词汇深度知识与汉语词汇学习兴趣价值呈显著正相关，与效用价值呈显著负相关；兴趣价值对汉语理解性词汇量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对汉语产出性词汇量没有显著预测作用，效用价值对汉语理解性词汇量和产出性词汇量没有显著预测作用。未来可以探索设置汉语词汇课程、提高课程内容的趣味性、积极向学生说明词汇学习的价值和重要性来提高泰国学习者汉语词汇知识习得效果。

[责任编辑师玉梅]

作者：李爱萍

汉语词汇研究论文篇2：

韩国留学生汉语词汇习得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关键词：词汇习得偏误分析学习者语料库韩国是目前学习汉语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统计，2011年全年在华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人员总数首次突破29万人，其中韩国留学生人数高居榜首，达到6万2千余人，占留学生总数的五分之一。

韩语（又称朝鲜语）中的字词与汉语字词有着深远的关系，韩国也曾被认为是“汉字文化圈”的一员。目前，韩国政府规定高中生需掌握1800个教育用基础汉字；在词汇方面，汉字词是韩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韩国学生学习汉语与其他母语背景下的外国学生有着先天的认知上的差别。

基于以上方面，探索韩国留学生词汇习得的规律和中介语特征，对制定有效的对韩汉语词汇教学策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对十年来有关韩国留学生汉语词汇习得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并对未来可供研究的领域进行展望，以期为探索韩国留学生汉语词汇中介语系统提供借鉴。

一、韩国留学生汉语词汇习得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一）理论基础

有关韩国留学生汉语词汇习得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对比分析、偏误分析、中介语理论及现代汉语词汇语义学理论等。

对比分析理论是汉韩词汇比较的理论基础，来自韩语的汉字词被认为是造成韩国学生词汇偏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偏误分析理论为分析韩国学生词汇偏误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类框架；中介语理论是在对比分析和偏误分析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为构建韩国学生汉语中介语词汇系统提供了研究的视野和理论支撑；而针对汉语词汇的研究更离不开现代汉语词汇语义学的研究成果。以上各种理论都成为研究韩国留学生汉语词汇习得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

（二）研究方法

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方法无外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大类别，对韩国留学生的汉语词汇习得研究也不例外。词汇的习得研究离不开对语料和数据的分析，获得的途径主要包括问卷调查法和语料库法等。

问卷调查法是诱导式的数据搜集方法，能够快捷、准确地收集研究所需的数据，是目前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已有的韩国留学生汉语词汇习得研究成果多采用此种方法获取数据。此类的问卷调查法主要以客观测试题为主，包括选择题、判断正误、造句等题型。此外，在韩国学生词汇学习策略的研究中，编制学习策略量表是该研究的必备工具之一。

语料库研究法已经成为当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文秋芳、王立非，2004），建构大规模学习者语料库对于中介语系统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韩国学生汉语词汇习得研究中，不少研究者都使用了韩国学生中介语语料库，包括HSK动态作文语料库、北京语言大学中介语语料库以及教师搜集整理的学生作业、试卷语料库，其中尤以HSK动态作文语料库的使用率为最高。

二、韩国留学生汉语词汇习得研究现状

从国际二语习得研究的热点来看，词汇习得研究是本世纪以来研究最多的领域。国内有关韩国留学生汉语词汇习得的研究以硕士学位论文的成果为主，而这些论文的作者有相当一部分是韩国人。

但是，韩国学生的词汇习得研究仍然局限于偏误分析，尽管开始出现习得过程的研究，但无论就内容的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有待进一步深化。

（一）词汇偏误分析

专门针对韩国学生的汉语词汇偏误分析如果从词类来分，包括副词偏误分析（高红娜，2006；姜昌义，2010；齐悦，2010；陈琛，2012）、介词偏误分析（景洪，2004；吴成焕，2006；华相，2009；金贤娥，2011；金洙玄，2012）、量词偏误分析（张玉，2010；张帅，2011；李在恩，2012）、名词偏误分析（刘霞，2012）、动词偏误分析（刘博，2008；金贞儿，2009）、连词偏误分析（王振来，2005；徐威，2010；郭丽娟，2011）、助词偏误分析（吕圆，2012）、语气词偏误分析（黄国欢，2011；张薇，2011）等等，其中，尤以副词偏误和介词偏误分析为最多。此外，还有关于特殊词和各种短语及搭配的偏误分析，如离合词的偏误分析（王瑞敏，2005；柳景珠，2011；黄钟淳，2012）、同素逆序词（异序词）偏误分析（张巍，2008；朴商勋，2010）、成语偏误分析（闵庚顺，2005；杨爱姣，2011；曹玉茹，2012）、汉源词偏误分析（冯学锋、吕菲，2008）等等，研究成果颇为丰富。

在以上研究中，对偏误的分类多数都延续了传统的语法偏误逻辑分类，将韩国留学生的词汇偏误分为误用、冗余、错序和遗漏。但也有从其他角度对词汇偏误进行分类的，如孟柱亿（2002）从语际干扰和语内干扰两个方面对偏误词语进行了分类；刘红英（2004）从韩语词汇负迁移的角度将词汇偏误分为由于不恰当的比附产生的词类误用、词语搭配不当、由于把某些语法规则过度泛化或者用母语中的相近格式套用而造成的用词累赘、语用条件不明导致的偏误等；冯学锋、吕菲（2008）将词汇偏误分为单纯词汇偏误和语境词汇偏误；杨柳（2010）从语素层面和词的层面对初级水平韩国顺天乡大学学生汉语词汇偏误进行了分析，其中语素层面的偏误包括同语素双音节词偏误、同语素单—双音节词偏误和非同语素同义词偏误，而词层面的偏误可以分为汉韩同形词偏误、词汇语义把握不当偏误、生造词以及词语冗余或遗漏。

我们认为，在词汇偏误分类上，应该区别于语法偏误分类，从词语本身的特征即造词和用词的视角出发进行分类和考察，具体而言，韩国学生汉语词汇偏误可分为选词用词偏误和生造词两大类，前者再分为多词、缺词和替代，后者具体分为不适当的紧缩、语素错序、包含相同语素的替代及不含相同语素的替代、目标词增加后缀等等，这种分类方式能够真正从词汇的构形和语义出发，建构属于词汇的偏误分类体系。

偏误的原因主要有母语的影响、目的语知识的影响、学习策略和认知策略的影响、教学因素的影响等诸多方面。其中，探索母语对韩国留学生词汇习得的影响是这方面研究的重点，以上各类文章都从这方面对词汇偏误进行了解释，特别是金珍我（2005），全香兰（2006），刘乐乐（2010），高宁、丛众（2010）专门探讨韩语负迁移对韩国留学生习得汉语词汇的影响，这种负迁移主要是由韩语汉字词中的同形异义词造成的。

（二）词汇习得顺序研究

除了偏误研究以外，有关韩国留学生汉语词汇习得顺序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

郭丽娟（2011）运用“正误使用相对频率法”对中高级水平韩国留学生习得各类连词的顺序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各类连词由易到难的习得顺序依次为：并列>条件>转折>递进>承接>假设>选择>因果>目的>取舍>让步，同时，该研究还对各类中的多个具体连词的习得顺序进行了考察和排序。

但是，将习得顺序假说引入词汇研究从而探讨词汇的习得顺序这一方法是否合理一直为学者所质疑。戴曼纯（2000）曾认为，将“顺序”和“序列”概念引入词汇习得有可能产生误导作用。因此，在进行词汇习得顺序的研究时，更应该缜密设计，排除干扰因素对习得顺序的影响。

（三）词汇习得过程研究

习得过程研究是“以过程为导向”的研究，既包括第二语言学习者汉语习得的内在过程研究，也包括汉语习得的外在过程研究（王建勤，2006）。对学习者词汇习得过程的描写和分析属于外在过程研究。

在韩国学生词汇习得过程的研究中，孙书姿（2004）运用蕴含量表考察了韩国学生习得离合词各种形式的过程，以此发现不同等级韩国学生习得离合词的言语加工策略。

宋欢（2009）研究了初级水平韩国留学生习得各类构词方式不同的合成词的过程，通过统计分析，找出每个阶段不同构词方式合成词的增长变化情况，通过增长率的排序，确定教学侧重点。

赵杨（2011）按照形义关系将与韩国语汉源词有关的汉语词语分成五类：同形同义、同形异义、异形同义、近形同义（有共同语素）和近形同义（语素顺序相反），通过测试发现，与韩国语词语语义相同、语素顺序相反的汉语词语最难习得，韩汉同形同义词语最容易习得。此外，高度相似或区分大的词语容易习得，相似但区分度小的词语习得难度大。

洪美贞（2012）就初级阶段韩国学生同形词的习得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章将汉韩同形词分为同形绝对同义词、同形相对同义词、同形完全异义词和同形部分异义词，通过调查问卷考察韩国学生同形词习得状况，从而得出各类同形词的难度等级排序。

（四）词汇学习策略研究

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领域，词汇学习策略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而专门针对韩国学生的词汇学习策略研究则更少，鄢胜涵（2004）对包括韩国学生在内的日本、欧美等国家的113名不同水平的外国学生进行的词汇学习策略研究表明，韩国留学生最愿意通过“运用词语”学习汉语词汇；李培（2006）通过对中级水平日韩留学生进行词汇学习策略和词汇学习效果的研究发现，词典策略是留学生最常用的策略，而社会策略则是最少使用的策略。

梁晶晶（2012）专门研究了初级水平韩国学生的汉语词汇学习策略。通过对O’Malley & Chamot（1990）语言学习策略分类和Gu&Johnson（1996）英语词汇学习策略问卷的改编，对92名初级水平韩国学生的汉语词汇学习策略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韩国学生经常使用的策略依次为：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记忆策略、社会情感策略。其中认知策略的使用率最高，尤其是其中的词典策略，而社会情感策略使用最少，这一结论也印证了李培（2006）的研究。

词汇学习策略的研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学习策略量表的确定，以英语或其他语言为研究目标的舶来品不适宜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直接使用，需进行必要的修订方可用以调查，而学习策略量表的编制至今没有统一的标准，学习策略项目的认定仍然不够全面和清晰，因此要进行词汇学习策略的科学研究，首先必须制定科学、全面的词汇学习策略量表。

综上所述，目前针对韩国留学生词汇习得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各高校硕士学位论文中，研究的群体不可谓不庞大，研究的手续不可谓不细致完善，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1.从研究领域上看，对韩国学生汉语词汇习得研究的内容与国际上二语词汇习得研究的丰富性相比相去甚远，甚至不及国内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的内容丰富，诸如伴随性词汇习得的研究成果较少，词汇深度知识的挖掘尚未普遍展开，大部分研究仍集中于偏误分析，针对不同等级韩国学生词汇发展过程的研究依然缺乏。2.从研究对象上看，尚不构成规模研究，鲜见分等级的、成系统的韩国学生汉语词汇习得研究的成果，专门针对中级水平韩国学生汉语词汇习得的研究成果远少于对初级及高级水平韩国学生汉语词汇习得的研究，更不及对不同水平韩国留学生进行的规模性纵向考察。3.语料库的数量和规模尚待扩大。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所依赖的HSK动态作文语料库，尽管语篇数量相对较多，标注较为系统，但仅限于高级水平外国学生的HSK考试语料，类型和学生水平都相对单一，无法用于对韩国留学生汉语词汇中介语系统的研究。4.偏误分类的标准尚不统一。词汇偏误的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致使词汇和语法标准相互纠缠，各种偏误类型相互杂糅。以上各种问题不仅为韩国学生汉语词汇习得研究领域所独有，也突出地反映在整个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中。

三、研究展望

Lewis（1993）认为，词汇习得是二语习得的中心任务，从全球范围来看，词汇习得是本世纪以来二语习得研究的热点问题（王立非、江进林，2012）。应该看到，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词汇习得研究无论从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来看，都不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词汇习得研究，这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与习得研究历史悠久及对外汉语教学界长期以来重语法轻词汇的传统不无关系。

随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不断深入，探索不同母语背景外国学生的汉语中介语系统是二语习得研究的目标之一。未来专门针对韩国学习者的词汇习得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一）扩大韩国学生汉语词汇知识的研究，倡导多维度的词汇习得研究，区分接受性词汇与产出性词汇，着力于词汇深度知识的探索，包括词语搭配、易混淆词、语音形式、拼写形式的研究等；

（二）深化韩国学生词汇习得策略的研究，制定符合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规律和特征的策略量表，并要能够体现韩国学生的学习特点；

（三）拓宽对韩国学生词汇习得影响因素的研究。纵然韩语中的汉字词对韩国学生的汉语词汇习得具有重要影响，但影响因素绝不仅限于此，应加强对其他影响因素的探讨和发掘，诸如词汇量、词汇频率等。

以上各研究方面，皆需重视韩语词汇特别是汉字词（汉源词）对汉语词汇习得的影响，系统的汉韩词汇比较研究将为韩国学习者汉语词汇习得研究提供解释性的依据。

就研究方法而言，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挖掘：

重视韩国学生中介语语料库的建设和利用，这将会为韩国学生汉语词汇习得研究提供大规模的自然语料，为规模研究、纵向研究及韩国学生汉语中介语词汇系统的构建提供强大的语料支撑；

继续开展科学、有效的实验研究，设计信度、效度较高的调查问卷，将诱导式语料与自然语料的收集及使用有机结合；

合理运用中介语对比分析法，与汉语本族语者进行对比，从而为描述韩国学生汉语词汇的使用情况提供参照。

总而言之，随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的不断深化，专门针对韩国学生汉语词汇习得研究的成果必将在研究内容、研究手段上更加丰富，韩国学生汉语中介语词汇系统的研究也必将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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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慧莉江苏南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210044；南京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所210097）

作者：孙慧莉

汉语词汇研究论文篇3：

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领舞者

张志毅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他的音容笑貌仍浮现在眼前，晃如昨日。他豁达，再难解的问题放在他面前，都能轻如太极柔手，推挡化解；他睿智，再纷繁复杂的局面，都能三言两语，提纲挈领；他远瞻，犹如棋坛高手，当众人孜矻于当下时，他已洞悉到将来的三步五步。他的离去，使当代汉语词汇研究少了一位领舞者。从1959年开始撰写《简明同义词典》算起，50多年来他以其智慧、坚守，以其宏阔的理论见解与精细的微观考证，在当代汉语词汇学的每一步发展中都烙下了自己的印迹。

一、词义微观世界的勘探者

现代学者中，以个人力量来对汉语词汇进行诠释、对比，鲜有达到张先生之高度者。他编纂的第一部同义词词典是《简明同义词典》，1981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张先生在《后记》中做了这样的说明：“这本小书的编写，要追述到二十多年以前。起初，我给当时的《语文学习》杂志写一点词义辨析之类的东西。后来，慢慢找到了入门向导。罗常培和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里指出：‘一部小型的同义词典在澄清目前词汇使用方面的混乱将有很大帮助。’这对我更有启发，接着便着手积累原始资料，开始试编，一九五九年初完成草稿。可是，工作总是断断续续，反反复复的。好在，多年来尽可能在学习和工作之余，一点一滴地积累着，直到今天才拿出了一个初步成果。”完成初稿的1959年，张先生还只有22岁。说张先生从研究同义词起步，毕生研究词义关系，一点不为过。

《简明同义词典》只收了常用词1500个，编成近600组同义词。从数量来看，这确是一部“简明”词典，所收词语只有一般通用词典收词规模的百分之二三。但同义词词典有着不一般的意义。一般词典对词的意义内涵是通过客观描述，再现其本来面貌，而同义词词典则是从对比的角度，通过与相同相近词语的比较来彰显其内在特征。前者是单词释义，后者是词群释义；前者是平面显示，后者是立体对照；前者是直接描述，后者是内蕴揭示。后者的难度显然要更大一些。

这部词典只是张先生词汇研究的起步，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张先生在20年后回顾道：“没想到，这块小天地乃至于成了我一生学习和研究的辐射点和起跑线。”（张志毅，张庆云 2005：后记）因为他在那之后继续着规模更大的词义比较工作，出版了一部又一部同义词词典与反义词词典。其中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有《反义词词林》（2001年，收词8万条，2万多组）、《反义词大词典》（2003年，收词1.7万条，3000多组）、《反义词大词典》（新一版）（2009年）。《反义词词林》有词有语，无释义无例句，而在全面释义引证基础上做了精心辨析的《反义词大词典》收词多达1.7万条、3000组。张先生编纂的词典在商务印书馆也受到高度重视，先后出版了《新华同义词词典》（中型本）（2005年，收词3600多条）、《新华反义词词典》（中型本）（2008年，收词1.5万条），还有即将出版的《新华反义词大词典》。从这些词典中可以看到张先生对词语内部词义微观世界所做的细致考辨。词汇系统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同义关系与近义关系。我们不敢说张先生已经将汉语词汇中所有的同义词反义词都穷尽了，但说他考辨了大多数的常用、普遍、语文类的同义词反义词，应是站得住脚的。张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地大规模关注、考察、辨析同义词与反义词，在当代汉语词汇学界当属第一人。

张先生在词汇研究上的功力绝不只是对词语的考辨，而是他的考辨方法、理论、眼光有着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在相同的基础上能辨析细微差异。这是认识同义词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一点。吕叔湘先生对这种做法大加赞赏：“一部同义词典要辨别一组组同义词的概念意义的异同，也要辨别它们的附加意义和差别。比较起来，也许后者更重要，因为前者比较容易掌握。后者要求更高的语文修养。志毅同志这部《简明同义词典》之不同于别的同义词典，也就在于他更注意于这一点。志毅同志在他的论文《同义词词典编纂法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80年5期355—357页）中提出了在多数情况下以词义而不是以词为辨析单位的主张。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正是由于作者采取了这种做法，主要不着眼于同外之异，而着眼于同中之异，才能用较少的篇幅容纳较多的内容，做到了简明扼要，这应该说是这部词典的一大特色。”（吕叔湘 1981：序文）孙常叙先生（1981：序文）也赞其“专攻疑似之处，一般只集中地揭示同义词之间的主要差别，重点突出，用志不纷”。后来张先生练就的这种辨异功力，已远远超越了同义词辨析的范围，融入了他的学术生涯，使得他面对困难复杂的学术问题时，都能轻易做到由表入里、绪繁缕乱。正是有了这样的实践与见解，有了如此扎实的收词、释义、辨微、觅证、建例、立凡的大量经历，才有了之后对我国辞书理论、辞书史、辞书编纂、辞书创新、辞书发展、辞书目标等一系列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入木三分、鞭辟入里的精见。张先生到底是词汇学家抑或是辞书学家，这已经不重要了，他的词汇研究见解、词义考析成果以及等身的辞书著作早已融为一体。

二、词汇语义宏观理论的建构者

如果说张先生在同义词反义词词典编纂中还是以大量的词义辨析为主要工作，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是隐于其里的话，那么他那完整的理论建构则集中体现在《词汇语义学》（2000）中。该书一脱以往词汇学著作以“词汇”单位、聚合、关系为主体的微观务实架构，也无通常语义学著作那样以“语义”的性质、来源、作用、音义关系为主体的宏观蹈虚模式，而是在牢牢把握传统语义学向现代语义学转化的历史演化过程中，紧紧围绕词的义位进行了集中研究。《词汇语义学》是我国词汇语义学界跨入21世纪之际具有标杆作用的重要著作，很快进入了大学课堂，成为高校专门人才培养的必备参考书，并被列入教育部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名单，多次修订重版，获得了极高声誉。它标志着张先生的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完成了由词典编纂家到理论家，由词汇学家到词汇语义学家的转变。

张先生在该书的一开始就描绘了他建构义位理论的“现代语义学”背景，从五个方面概括了现代语义学的发展大势，即不同学科范畴的语义学合流趋势；研究的范围在扩大，重点突出；生气勃勃的发展趋势；理论方法的新趋势；将要成熟的趋势。（张志毅，张庆云 2000：6—9）如果说这里的概括还过于宏阔，还难以看出其观点之锐利的话，那么其言述“传统语义学”的不足时倒是言简意赅、辞简理显。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语义学“研究的单位是一元的，只局限于词义”，“研究方向是单向的，只是静态地研究语言中词义纵向的聚合”；“研究思想，从宏观上没有把词义视为一个整体系统”；“研究方法，没有充分运用分析法。从微观上说，它没有从词义中分析出更基本的元素，没有深入到词义内部，只是把词义当做一元整体”（张志毅，张庆云 2000：2—3）。与此相对的是，现代语义学是把词义当作一个整体，多元、多角度地深入到词义内部，划分出更小的单位与层级。现代语义学“研究的重点是对自然语言做形式化的精确描写”（张志毅，张庆云 2000：7），“语义学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它对语言单位和语义价值的分析和描写上”（张志毅，张庆云 2000：9）。正是在如此清晰、明确的目标指引下，《词汇语义学》确立了“词汇语义学研究的单位有四个：义位、义素、语素义（素义）、义丛（由义位组成，是短语的意义方面）。四个单位中以义位为主，以义位的系统为主”（张志毅，张庆云 2000：11）。义位研究、义位系统的研究，成为《词汇语义学》全力论述的对象。

《词汇语义学》全书共六章，第一章为全书的绪论章，二至六章分别论述了“义位结构”“义位定性”“义位语用”“义位演变”“义位描写”五个问题。最后的“义位描写”章谈的是如何做到对义位的再现，特别是在语义辞典中对义位的再现，属于语言系统内部以外的问题，前四个问题则是对语义系统内部最重要的基础单位义位所做的本体研究。在词汇语义学领域，还没有过对义位做如此深入而专精研究的著作。如果将“章”“节”目录之下每个“小目”看作是论述了一个问题的话，那么这四章共论述了93个问题，分别为24、23、22、11个。第二章“义位结构论”的24个问题，分属“义位的界说”“义位的微观结构”“义位的宏观结构”三方面，其中“义位的微观结构”是基础，是义位研究形式化、单位化、结构化、层级化的主要体现。书中细致论述了一系列相互依赖的重要概念，犹为值得重视的是“义值”“基义”“陪义”“义域”等。

如“义值”，先是指出“义值是布龙菲尔德用语”，之后引用了阿普列祥、诺维科夫、莱昂斯对义值的不同诠释，再到“我们用‘系统值’、‘关系值’或‘位置值’来概括索绪尔学派这一重要发现或重大贡献”，“我们使用的义值是个更广泛的概念，就是词形式所表示的内容”。（张志毅，张庆云 2000：16）

如“基义”，“它部分地相当于传统词汇学（或语义学）的‘理性义’、‘概念义’、‘指称义’、‘实物·逻辑义’、‘对象·逻辑义’”，“基义是义位的基本义值、基本语义特征，是义位的核心（义核）、基础、支柱、主导”。（张志毅，张庆云 2000：17）

如“陪义”，“传统的语义学、词汇学称陪义为色彩（意义色彩、色彩意义、伴随色彩）”，“阿普列祥‘把直接纳入词条注释的词汇意义中的‘添加的’（情态的、评价的和表现力的）成分称作附加意义”。（张志毅，张庆云 2000：35）

如“义域”，“洪堡特使用过‘义域’，那是指较广的语义范围，相当于语义场。……我们所说的义域，是指义位的量，是义位的意义范围和使用范围”（张志毅，张庆云 2000：59）。

应该说这些术语在学术史上并不是新出现的，在前人研究中都出现过，但将它们纳入一个体系，形成相互关照、有序列的关系，以求对一个独立领域进行清晰的阐释，这却是《词汇语义学》努力追求并取得较好效果的贡献。全新概念的提出固然是大贡献，但能将之前杂芜、未成条理、未成系统的认识进行条理化、序列化的整理，以推进对事物本质和整体的认识，也应是一个很有创新意义的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词汇语义学》在对“义位”世界的认识中是达到了一个新境界的。

例如对“义域”的认识，张先生就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分析思路：“义域可分为大小域、多少域和伙伴域。”

“大小域，含元的大小”，“义位A指某一对象的整体或较大的一部分，义位B指该对象的一部分或较小的一部分”。

“多少域，含元的多少”，“含一元的，所指的是单一的，多是通常所说的专名（专有名词）或单称名词”，“含几元的，所指只有几个，是含少数元的类名”，“含元不易计数，所指不易用有限数表示，是含有很多元的类名”，“不含一元的，数理逻辑称为‘空类’或‘零类’，即类中不含任何个体。如‘鬼、宝葫芦、零、无、外星人’等”。

“显性伙伴域，语用域之一”，“显性组合，在辞书释语的正文或夹注中标明组合的义位或义类”。

“隐性伙伴域，语用域之二”，“隐性组合，虽然在辞书释语的正文或夹注中未标明，但是在语言实际中潜在着经常性的组合义位或义类，辞书中常用例语提示”。

“适用域，语用域之三”，“语体、语域、地域、时域、外来等陪义具有二重性，既是义位的附属、补充义值，又表明义位的使用范围。凡是具有上述陪义的、有标记的义位，使用范围总是小于通用的、无标记的义位”。

上面对大小域、多少域、显性伙伴域、隐性伙伴域、适用域的论述，比起传统所认为的义域就是指“义位的量”，是“义位的意义范围与使用范围”这样概而统之的论述，所具有的细化、深化、系统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张先生的这种大气，这种高屋建瓴、运各味于一鼐、化百菜于一肴的功夫是令人钦佩的。语义研究史上各家各说的来龙去脉，优长劣短，莫不在其褒贬评骘、信手拈来之中。如对“义位演变的原因”有过无数意见，张先生概而析之：“吸收各家的成果，按照我们的义位来源的三界说和三种因素的观点，义位演变的原因相应的有三个视角：客体世界、主体世界、语言世界。前两个世界是外部原因，后一个世界是内部原因。”（张志毅，张庆云 2000：261）又如第三章“义位定性论”，下分五节，分别论述了“义位定性说——柏拉图以来词义说的新审视”“义位的语言性”“义位的系统性”“义位的模糊性”“义位的民族性”五个问题。这些标题的中心词都是语言学中的大问题、老问题，但《词汇语义学》却将它们一一落实到义位，落实到义位下面的各个细部，这就是张先生的功力了。如“义位的民族性”，内分八点，分别与“义值”“义域”“义位”“派生义位”“陪义”“义位聚合”“义位组合”“义位理据”八个问题挂钩，皆立“目”论列，这种细而不乱的系统性，密而不碎的整体性，化而小之的务实稳当，正是《词汇语义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分析概括，建构了一个完整的义位分析理论。

张先生取得如此的成就，有其特殊之因，也有其必然之处。张先生有很好的外语能力，特别是俄语。俄罗斯是对词汇学、语义学有着精深研究的国度，对中国词汇学界有过广泛影响，孙常叙的《汉语词汇》，张永言的《词汇学简论》，都曾受到过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孙常叙（1957）在《汉语词汇》“叙言”中说道：“使我能以结合教学进行初步研究写出这一稿本来，是和以下几方面的力量分不开的。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指导，苏联先进的词汇学启示，和我国古今学者的研究成绩——特别是现代学者研究成绩分不开的。”

张先生多年来一直保有旺盛而“年轻”的学术精力，一直密切关注着西方特别是俄罗斯的词汇学、语义学、词汇语义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他在俄罗斯的访学经历，增加了他与世界研究前沿直接对话的机会。而他那扎实的中国传统语言学理论功底、广泛的词典编纂实践，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最充分的支撑和养分。我国当代词汇研究有着“意义化”“系统化”“内化”“细化”的发展趋势，这在其他学者身上也都有体现。如刘叔新先生（1990：15）的《汉语描写词汇学》，认为最值得研究的是“揭示词汇内部的组织结构关系，即词语之间可能有的各种关联组织的情况”；如符淮青先生（1996）的《词义的分析和描写》，对词义的类型、构成、单位、属性、释义模式，做有全面论述。而在研究对象的内化、分析过程的细化、对西方理论吸取的直接性上，则是《词汇语义学》做得更为突出。

张先生的理论性著作不算多，但对学者来说，一部书能成为学科发展的标志，就已经是足够自豪的了。

三、词汇学科发展的领舞者

张先生在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中起着的重要作用，从“全国汉语词汇学研讨会”20年的学术活动中也能清楚看出。首届研讨会1993年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那是在词汇学研究相当冷寂的学术环境下举行的，由刘叔新与李行健先生首举大旗，张先生与符淮青、葛本仪等先生共襄其事。会议此后以每两年一届的节奏举行，对汉语词汇研究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当代词汇研究新成果重要的发布、交流平台。第二届会议原拟由另一所高校举行，因故临时改址，张先生勇于担当，于1996年春天主办了第二届会议，上承下续，使研讨会朝系列化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从那之后，或因学术任务繁忙，或因年事渐高，与张先生同辈的知名学者出席会议也就断断续续了，而张先生则是少数几位从第一届起每届都参与其间的学者。他每次递交给会议的论文都能言时下所急，启人之所思。或取材精当，深察细剖，以材料见长；或统揽当下，言切肯綮，以独思警人。下面是先生提交给第一到第九届研讨会的论文，可观其概：

1.《义位的系统性——这个假说的证明》，第一届，1993，南开大学主办。刊《词汇学新研究》，语文出版社，1995。

2.第二届于1996年4月在烟台师范学院举行，张先生亲自主持，在会议上做了即席发言。

3.《词汇学的现代化转向》，第三届，2000，厦门大学主办。刊《词汇学理论与实践》（一），商务印书馆，2001。

4.《汉语词汇学的创新问题》，第四届，2002，河北师范大学主办。刊《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二），商务印书馆，2004。

5.《词汇学的新进展》，第五届，2004，武汉大学主办。刊《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三），商务印书馆，2006。

6.《〈汉语词汇〉的贡献与词汇学的新进展》，第六届，2006，吉林大学主办。刊《词汇学理论与应用》（四），商务印书馆，2008。

7.《词汇语义学的元理论——词汇语义学的理论是从哪里来的》，第七届，2008，河北大学主办。刊《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五），商务印书馆，2010。

8.《新词个体和世界个体》，第八届，2010，苏州大学主办。刊《词汇学理论与应用》（六），商务印书馆，2012。

9.《原型语义观——以〈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为语料》，第九届，2012，山东大学主办。刊《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七），商务印书馆，2014。

这些论文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对当前词汇理论发展进程、动向的思考。如《词汇学的现代转向》（第三届会议论文，2000）指出：“传统哲学、语言学、语义学都早已发生了现代化转向。大势所趋，作为现代语言学中的语义学一个分支的词汇学，也必然出现由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向。”转向的六个关键点是：1.研究的对象，传词（传统词汇学）以结构描写为主，多局限于一种语言的词汇词义内部；现词（现代词汇学）以功能及应用的阐释为主，而且常用多种语言比较的语料。2.研究的单位，传词是一元的（词及其意义）；现词是多元的（词及义位，短语及义丛，语素及语素义，义素）。3.研究的方向，传词是单向的（静态聚合，单层次，单角度）；现词是双向的（静态聚合和动态组合，多层次，多角度）。4.研究思想，传词是微观自治论和原子论，只局限在词及意义内部研究，并且没有抽象出一个系统；现词是宏观的非自治论、整体论和系统论，把研究扩展到词及其意义外部，并且抽象出一个系统。5.研究方法，传词以归纳法、综合法、定性法、孤立法为主，没有分析出词义的元素。现词同时注重演绎法、分析法、定量法、比较法，分析出义位、义素、语素义、义丛等不同层级的单位。6.研究目的，传词是描写兼理论探讨；现词是解释兼追求应用价值。（张志毅，张庆云 2001）这里反映的正好是张先生建构“词汇语义学”时的思考。

又如《汉语词汇学的创新问题》（第四届会议论文，2002），“众擎易举，众望所归，近十几年来的词汇研究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进展。今举十一个要点”。这十一个问题是：“词汇主义”“词的离散性研究”“词的同一性研究”“词义研究”“语料库方法”“词汇函数”“计算词汇学和计量词汇学”“比较词汇学”“词的组合研究”“动态词汇学”“词源学研究”。（张志毅，姜岚 2006）论文视野开阔、汪洋恣肆、纵横捭阖，引述百余种论著，遍及国内外。这十年来的研究进展清楚证明了先生当年的判断与提醒，是多么的睿智并富有远见。

二是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如《词汇语义学的元理论——词汇语义学的理论是从哪里来的》（第七届会议论文，2008），认为词汇语义学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五个认知域”，即“实践认知域”“古代认知域”“外国认知域”“相关学科认知域”“理性认知域”。（张志毅，苏向丽 2010）这五个方面体现了“人类的正确认识从哪里来”的普遍规律，但有多少人一进入专门领域，就或囿于师说，或困于书本，或恪守传统而自闭眼界。先生却在许多人习而不察时仍保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在方法论上超人一等，这正是他能学而常远时人之上的缘故。

又如《原型语义观——以〈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为语料》（第九届会议论文，2012），释义的周全、妥帖，是辞书学久而弥固的问题，但先生从原型语义观的角度，提出“同义词群的共核意义即同义词群的原型语义”，“多义词的本义（或基本义）是原型语义，转义是变体”，“言语中的语义点所围绕的一个义位，是原型语义”，“中心义素是其余义素的原型语义”。（于屏方，张志毅 2014）用深层理论统领表层大量的具体问题，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是之谓也。

先生将一生献给了汉语词汇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他的研究思想、方法及丰硕成果，留给了这个时代，留给了我们后来者。谨以此文志之。

参考文献

1.符淮青.词汇的分析和描写.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2.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3.吕叔湘.简明同义词典·序文.∥张志毅.简明同义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4.孙常叙.汉语词汇·叙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

5.孙常叙.简明同义词典·序文.∥张志毅.简明同义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6.于屏方，张志毅.原型语义观——以《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为语料.∥《词汇学理论与应用》编委会编.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七）.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7.张志毅.简明同义词典·后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8.张志毅，张庆云.词汇学的现代转向.∥李如龙，苏新春编.词汇学理论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9.张志毅，张庆云.新华同义词词典·后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0.张志毅，姜岚.词汇学的新进展.∥《词汇学理论与应用》编委会编.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