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伦理思想遗产扬弃

2022-10-29

第一篇：道德伦理思想遗产扬弃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专业班级：商秘2班学号： 201102023202姓名：陈晓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之我见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急剧的转型期，社会道德的失衡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问题。我们不禁要反省传统的伦理道德哪里去了呢?

我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条目繁多，内容丰富而庞杂。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主要内容并包括墨家、道家、法家等伦理道德思想的精华，它虽然有受到一定的历史、阶级与社会所限制的道德旧识，但更多的是反映中华民族道德上的文明、进步，体现全人类道德文明的具有长久思想价值的道德智慧。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于人类的价值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传统伦理道德的总结和认同，是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伦理道德传统的关键，也是现代中国道德文明建设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在文化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要道德也不讲道德，但却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一样把道德在文化价值体系中抬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精华，是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共存共荣的凝聚剂和内聚力，它在价值的意义上形成中华民族道德人格的精髓和精魂。其中包括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十大美德。

“仁爱”精神是一种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它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互助、互爱，与人为友，与天地万物为友，和谐共处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仁爱”思想，是一种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具有积极意义的重要道德精神。“仁爱”既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又是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智慧。孔子说，仁者“爱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知道，所谓道德，即是要求人们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考虑到他人与社会的利益。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即是要求人们替别人着想，同情人，敬重人，相信人，关心人，帮助人，待人以诚，施人以惠。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道德精神。在我们

的现代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经济竞争、贫富差距等等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因此，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发扬中国人传统的“仁爱”精神，倡导“仁者爱人”、“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的道德，有益于创造现代生活需要的同情弱者、互助友爱、帮穷济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和谐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

2011年 10月13日下午，广东佛山，两岁小女孩悦悦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和碾轧。两名路人先后路过，均对倒地的悦悦不理睬，接着悦悦被一辆车再次碾压。之后5分钟往来的十余个路人无一伸援手，直到一位拾荒阿姨看到并救起悦悦。对于小悦悦的悲剧，我们需要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那么多的过路人对躺在地上的小悦悦熟视无睹?但我们更应该告诉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走过小悦悦身边的“路人”，请停下来，拉她离开街心;或伸出援手，将她抱离险境，这是本分，更是底线„„请伸出温暖的双手，让人心不再冷漠!这就是“仁爱”精神啊!诚信是一种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它要求人们以求真务实的原则指导自己的行动，以知行合一的态度对待各项工作。在现代社会，诚信不仅指公民和法人之间的商业诚信，而且也包括建立在社会公正基础上的社会公共诚信，如制度诚信、国家诚信、政府诚信、企业诚信和组织诚信等。”

当今大学生中存在着很严重的诚信危机，这已经越来越成为所有高校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项严峻的课题。高校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还贷或是有意拖欠贷款，据几家商业银行数据统计，不少高校毕业生的“国家助学贷款”违约率超过了20%，有的高校甚至达30%~40%!有一份调查表明在校大学生中未说过假话的只占0.48%。调查显示有88.39%的同学认为诚信在当今社会很重要，诚信的意义、价值不容忽视，但在实际行为上却不能做到这一点。还有28.57%的同学明确表示，“诚信”两字只是纯粹的理想，难以真正实践，比如说面对竞争激烈的社会，自己为了在众多求职者中脱颖而出，得到一份好工作，也就不自觉地会夸大简历、伪造获奖情况等。“人无信而不立”，这是每个大学生都知道的箴言，诚信也是每个大学生应有的道德基础，虽然在他们主观意向上觉得诚信很重要，但社会竞争迫使他们选择了投机取巧。虽然同学们签过“不作弊”的承诺书，但一旦到考试时还会有人选择铤而走险。另外，不少同学承认自己迟到旷课、作

业论文抄袭、简历灌水等等不诚信的行为。还有诸如餐厅吃饭或乘公交车时插队，用大量的时间玩游戏或上网，抄别人的作业蒙混过关，论文剽窃、买假证书、虚假简历、大学生中出当“枪手”等这些多发生在大学生身上的现象。凡此种种现象在当今大学生中是确实存在的。所以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的诚信关乎中国未来的国民素质，所以提高大学生的诚信刻不容缓。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鼓励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向往理想道德人格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当今追求物质化的社会中中，有些人视道德精神为草芥，私心膨胀，物欲横流，在歪风中成为利欲熏心、丧失人格与国格的势利小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不少见到这种现象。繁华的大街上，清洁工人永不能停下手中的工作，因为永远有人在乱扔纸屑果皮;交通岗亭中的民警也永远不能休息，因为永远会有人乱穿马路，会有人闯红灯。这儿不是垃圾场，这儿也不是落后的地区，可为什么人们的素质却如此„„古人的传统伦理道德都到哪里去了呢?随着改革开放，许多中国人的腰包鼓了起来，很多国人开始走向世界。可作为中国公民的一份子，到了国外，就代表了中国的形象，就是中国的形象大使。可许多中国人到了国外，在公共场所，不遵守规则秩序，大声喧哗，吸烟、随手扔垃圾，如入无人之境。看到这样的中国人，外国人会怎样想象我们的国家?伦理道德是我们道德精神的一面镜子。一个国家的民众的普遍道德精神面貌，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今天和明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正呼唤我们在继承中国传统道德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提高民众的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境界，重新确立新型的具有现代思想特征的理想道德人格。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从从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吸取营养，规范自己的言行,树立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做到仁爱、诚实、德行统

一、知行统

一、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

第二篇：中国的伦理道德

我在英国很少有“好人”“坏人”这个名词的严格区分，他们从小教育孩子也似乎很少用这样的词汇。而国人则大不相同，从小到大无论是谁、无论什么环境下甚至无论什么书都在孜孜不倦教导我们做好人，别做坏人。由此可见，做好人一直是中国的伦理，正是这个伦理催生出来的道德千百年来在维护着中国人的秩序。

我一直费解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坏人?其实中国的伦理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从中国伦理来看，无论什么学说他们倡导的美德无非就是：忠诚、信义、孝悌、仁爱、勤劳、节约等等。这样做了可能就是好人，是好人就会被写进历史，世代歌颂。所以翻开中国历史看看谁被歌颂了，而后再看看他们做了些什么，大概就知道什么是好人了。与之相反，被万事唾骂的大概就是坏人。好人与坏人在中国还有一个代名词，就是君子与小人。这些年好像对历史人物争论的太多，曹操当了这么多年的奸臣，有很多人开始佩服了，说他是个大英雄。岳飞千百年的民族英雄有人怀疑了，而秦桧也被人认为他是大大的忠臣。就连李鸿章，现在也是更多的人替他翻案。眼前的就连伟大领袖毛主席也被骂的猪狗不如。这说明什么?依我看这就是中国伦理的缺陷。因为中国伦理并不是真理，他只是一个阶段、一个角度、一定范围内的时效价值。

人性是极其复杂的，小人有些时候也是君子。无论历史还是现实你看很多小人在对待父母、亲人、朋友上他们甚至比君子更孝、更爱、更忠义，而对待社会、天下或陌生人，则可以不孝、不爱、不忠义，而且会变得非常残忍，例子不用举了吧?君子往往也会更无耻、更贪婪，只有被人们发现之后大家才知道他是个坏人，但这并不否定他曾做过一些君子的行为，这类人中国人无法给他确切结论，所以又发明了一个词“伪君子”。由此可见，君子小人、好人坏人是可以相互转变的。这就更加说明在中国伦理当中，忠诚、信义、孝悌、仁爱、勤劳、节约这些伦理价值都是有范围、有限制的，都不是什么普适价值。而一个君子、好人，无非是把这些伦理价值的范围扩大了一些，把限制放到更远的地方去而已。小人坏人只不过把这些价值缩小了一些，限制放得更近一些、更窄一些而已。中国的伦理却没有规定限制多远算君子，多近算小人，这就是中国伦理的模糊。

中国的伦理不可能不模糊，因为他的组成部分太复杂，儒家学说算是一大部分，但法家的权术以及老庄的阴阳之法也在其中，还有很多厚黑学的技术与潜规则的知识融入其中。实际上中国的伦理就是个大杂烩，而用一个大杂烩的有限价值当作普世价值来规避社会秩序就一定会出问题。它的问题就在于他把一个社会的统治原则交给了人治，因为中国的伦理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既然本性都是善良的，那么都是可以感化的，可以感化就需要人情，于是中国的伦理就是情远远大于法，而法只在情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实施。这样就势必造成大家不去尊重方圆规矩，却很尊重方圆规矩的制定者。由于规矩的制定者时时得到崇拜与尊重，于是谁都想自己成为规矩的制定者。于是就出现了权力崇拜、出现了你争我夺，而在权力的角逐中运用忠诚、信义、孝悌、友爱、节俭等，看起来更像一门门的实战技术。只可惜这门技术并不好用，你看历史上君子大都被小人干掉了，他们根本打不过小人，更没小人活的舒服。这是因为坏人更能适应中国的伦理生态。当后世的君子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于是就不得不把小人的伎俩加进去。但还不能赤裸裸，那样有碍君子的名声，于是就出现了这个计策、那个策略，说白了就是阴谋诡计。而往往就是这些当初不被中国伦理所推崇的阴谋诡计千百年来一直占据上风，轻而易举的打败了阳谋。这就是中国伦理的缺陷。

千百年的人类史告诉我们，社会秩序只有让“真善美”来维护，人类社会才能健康向前发展。中国伦理的缺陷最大的弊端表现在抛弃了“真”，而独独让“善”占据了制高点，至于美则完全是描绘出来的，非客观存在的。“真”的意思有两个，一个是真实，一个是真理。拿真实来说，中国人一直就处在自欺欺人当中，太多的人都知道所谓的伦理并不真实，但都不敢去反驳，而同时大家还一直认为本就该这样，而且还发明警句来欺骗自己，如“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就像当今社会，大家不说真话都不认为是无耻，而觉得是时尚，觉得这样更合乎当今君子的标准。而说真话的人就会被排斥，被视为异类，你比如格格自言还算个说真话、做真事的人，哎，她就会被人认为是狂傲、清高、泼妇、不淑女，即便有人承认我说的是真话，也大都会认为是扯淡、没用，这说明真实在中国已经没有市场。

因为不崇尚真实，所以对于真理中国人根本就不敢面对，更别说追求了。正因为失去了“真”，所以中国人一贯追求含蓄品格，宽容、忍耐、脾气好、说话打哑谜，追求言外之意，究其根源其实就是不想、不愿也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痛苦不敢说，快乐适当说，明明高兴还不让哈哈大笑，还要笑不露齿，真他妈的。就这样久而久之中国人对什么都含蓄起来，别人扔你一个导弹，含蓄的抗议、深表遗憾，别人榨取你的血汗，忍耐、含蓄、韬光养晦。正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因而也逐渐地丧失了“辩”的能力，即使想辨也力不从心了，你看看当今多少人的“辩”都他妈的瞪俩蛋子说瞎话。“辩”的能力已经丧失，怎么还能谈得上创新?因而怎么能不落后?

一方面“真”被隐讳，而另一方面“善”则被肆意放大。地震比谁捐款多，那些赚取眼泪的小故事没有一个不和善良有关。只要和善良沾上边，就没人去问他是真是假，就像人们用捐款满足自己的善意虚荣之后，就再也不会过问他们的捐款究竟起到作用没有。他们始终不在乎最终结果，就算那些钱根本没帮到该帮助的人，他们也会被自己的“善心”所感动。而至于美，现在已经可以随意编排了，美的原始含义已经被混淆了，例如漂亮和美已经没多少人再去区分了。因而岁月沧桑，轮回依旧，国人始终不得脱胎换骨，这就是中国伦理的报应。

我究竟要表达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见仁见智吧!我为什么越写越生气呢?原来是不够含蓄!

第三篇：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

几千年来，在封建文化尤其是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的规范下，男性一直处于与权利中心相一致的话语中心地位，妇女则处在话语边缘地位而广大的劳动妇女更是长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深受奴役和压迫。整个社会也因此变得荒诞，混沌不堪，但是鲁迅却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关注到了这一点。在其作品塑造了众多封建社会的妇妇女形象，通过描写她们一生悲惨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宗法制的种种罪恶，愤怒地控诉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作者在同情她们的命运，关注她们的生活有的同时，也为她们的解放道路作了深层次的探索。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明天》、《祝福》、《离婚》、《伤逝》中，他以深沉的笔触，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等一系列的典型形象，她们悲惨的生活和结局，深刻地展现了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被绞杀的过程，字里行间，熔铸着作者的激愤与不平。

鲁迅在1918年发表的《我的节烈观》一文中，就对封建统治阶级鼓吹的节烈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表彰节烈”其实是强加给妇女的“畸形道德”;在《关于女人》一文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社会制度把女人挤成了各样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这表现出鲁迅对妇女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怜悯。

怎样才能使妇女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获得真正的，争得做人的权利，这也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一直思考的问题。鲁迅对封建社会及其制度历来主张进行坚韧的战斗。在其为数不多的二十五篇小说中，就以深沉的笔触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富有典型意义的妇女形象，写出了她们各自不同的反抗经历与相同的悲剧命运，从而为妇女的解放道路作了更深层次的探索。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祥林嫂一生都在反抗与挣扎;而爱姑，反抗更是强悍而出格;特别是子君，自学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婚俗，争取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这些反抗，对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虽然是微弱拭目以待，但却是顽强的，是茫茫黑幕笼罩下闪耀出的曾耀眼一时的火花，使人从中

第四篇：公务员职业道德伦理探析

张鹏(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北京 100872)

摘要:公务员职业道德伦理是公务员在公共行政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共同的行为准则及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的总和。公务员职业道德,通过道德规范控制公务员的公务行为且可以检验;公务员职业伦理较难制定明确的规范和行为标准,但它是公务员在执行公务中保持共同的行为准则、共通的思维方式和共有的处理问题方法的基础。社会的发展变化,对公务员职业道德伦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使职业伦理成为公务员培训的难点。

关键词:公务员;职业道德;职业伦理;道德规范

一、公务员职业道德伦理的涵义

公务员道德伦理是社会道德形态中的一种,是指公务员在公共行政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共同的行为准则规范及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的总和。公务员的品质,即行为所显示的思想品性认识等实质反映了其伦理道德的性质。

1.公务员共同的行为规范:是指公务员必须统一遵守的一定伦理标准下的行为方式。它对公务员的日常公务行为作了具体的规定与限制,有统一的标准,以衡量公务员行为是否符合行政职业道德。通常包括组织纪律观念、思想作风、以及职业规范等。

2.公务员共同的价值观念:是指一国内或一个具有共同社会基础的各国间的公务员之间,必须具有的相同的信念和统一的追求。是包括“共同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策与法制观念、组织纪律观念等”。这是国家发展目标的个性化和具体化。用目标管理的观点看,这也是公务员分清职责、明晰工作目标所必须的,以确保政府领导人民向统一的目标前进。例如欧盟对其成员国公务员培训的统一指导就是基于这一点。

3.公务员共通的思维方式:是指基于相同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对追寻共同的目标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采取标准化、规范化的思考方式和处理问题程序。也是公务员依法行政,规范行政以及对公共服务进行质量管理的要求。

公务员职业道德品质的教育培训就是为达到上述三个目标而对公务员进行的强化教育,是公务员人事政策中的重点。从操作层次划分,又可以把达到上述三个目标的教育培训内容分为职业道德规范部分和道德品质部分。

二、公务员职业道德规范

要保证能够得到按照通行科学标准所认可的客观衡量结果,从而得以进行监督、管理和制约,就需要对道德层面进行划分,即对道德中的价值作适当分离,使之分属不同层面去处理。从价值范畴分割出“规范”性的标准。而规范性的标准层面与管理或制约目标的操作层面能够达到契合性,从而为管理或制约的可行性打下基础。

从思想的程序说,一般性的、常常是抽象的并可作不同解释的理想目标是‘价值’,而特殊的且具体的标准便是‘规范’。自由、平等、正义等理想目标都是价值,但社会对其的具体解释或理解存在差异甚至争议。中外对公务员的道德价值理念方面也存在种种差异,而且这些差异或争议大都不能得到简单答案或解决方案。 ‘规范’比较切实就在于其在若干时期内都有实现和检验操作的可能。例如世界各国在价值理念上虽然有种种差异,但都认为公务员在其职务身份下的行为中,如对自我财产的处理方面、在对亲属的关系方面、在以公职身份所参加的活动方面等等都必须受到限制和制约。对此进行的种种规定、监督等各种适当的措施等都是应具有明确的标准和规范。这些规范都是可以操作的,即可以检验,可以衡量,所以是有实现可能性的。特别是这些规范是与公务员的职业身份和职务活动密切相关的,它属于职业道德规范范畴。可操作性的道德规范也相应易于监督,因而也能够对公务员的公职活动进行限制和制约。

三、公务员职业伦理

属于道德理念层面的问题,比较难以制定明确的规范和行为标准。但是,它为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保持共同的价值理念、共通的思想行为准则和共有的处理问题的框架程序打下基础。此外,职业伦理是公务员在面对社会难点问题和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时能够导致思想观念的沟通、相互协调、齐心协力完成任务的内在凝聚力的源泉。例如,公务员在公共政策中对于价值冲突的社会复杂形势下如何实现公正、公平的行政和政策实施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伦理层面的观念。对此进行启发性、实证和交互性讨论和情境模拟是很有意义的。这部分内容不直接和简单地评定对错、是非标准或者得出结论,而是提高公务员的思想深度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对一个国家来说,是这个国家在发展中团结一致、克服困难、获得成功的内在精神力量的源泉。

从国际范围来看,社会的发展变化始终对公务员职业伦理带来巨大挑战。 1.公共行政中的道德伦理难题。公务员在其职业生活中始终面临价值困境。对此,在对公务员培训中将公务员发展个人职业生涯与树立公务员应有的注重公共利益的意识、注重法律与社会秩序的意义,注重公正公平的理念紧密相连。把公务员在其终身的职业生涯中始终面临的价值选择的困境问题作为培训的焦点,这是使公务员能够在公共行政中保持廉洁勤政、正直奉公,履行公务员的法定义务所必须具有的品质修养。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在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中注重对具体行政行为规范的遵守与执行只是道德品质的一个层面,也是其中较容易处理的方面。另一方面,对一些基本原则、理念的引导和遵循才是培训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因为面临道德和价值理念冲突中的行政是公务员职业中最艰难和最具挑战性的难题。哈佛大学在其管理领域内的各门课程中都有份量不等的关于道德伦理的讨论。例如对在职公务员培训项目中公共部门高层主管的领导学培训中研讨:“领导科学仅仅是传授技能和工具吗?是否也教授价值和品质?什么是领导学教育的道德规范?”等问题。在政策科学中研讨和学习分析公共政策中包含的价值观念问题以及在政策分析中的内在价值分析。这些问题都涉及深层的道德理念。

2.新价值伦理。在面临重大的社会发展变化时,价值伦理也要随之发展,并使全社会,包括公务员和公众知晓和信仰,才能在新形势下保持凝聚力,获取前进的内在精神力量。例如,欧盟在当前的培训中强调建立欧洲公民共同价值观,欧盟关于培训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一体化的新欧洲的共同价值观是:人权/人的尊严、基本自由、民主合法性、和平与反对将暴力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尊重他人、团结精神、公平发展、机会平等、理性思想原则:实证的道德伦理(theprinciplesofratio-nalthought:theethicsofevidenceandproof)、保护生态、个人责任。欧盟还提出应对新技术给社会造成的恐慌和紧张不安等影响进行技术伦理方面的研究。欧盟研究报告指出,新形式的欧洲一体化下的合作必须教育和培养这些价值观,作为增强教育培训的明确主题,并且,这不是一个课程或一位专门教师讲授的题目,这是所有教育者的任务。 3.经济转轨国家的道德重构。其中尤其是一些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期的国家,建立社会规范的道德和价值标准形成一致的目标就更为重要。欧立陶宛的公务员培训中心(PATC)、拉脱维亚的拉脱维亚在美那学院(SPA)、罗马尼亚的国家政法与行政管理学院(NSAPA)等都把欧洲统一的前景合作作为各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这也成为其欧洲大陆各国公务员培训中的价值观念的重要特色。他们对公务员的培训提出要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形成整体观念的要求,要求公务员具有共同的欧洲标准,信奉统一的欧洲新理念。面对经济和社会转轨与未来的知识经济与信息资讯的时代,要求其公务员必须具备适应社会的道德品质能力以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例如拉托维亚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与伦理道德课程设计了公共服务中基本道德伦理概念和有关公务员的道德行为的要求,其中包括了若干个课题:价值观的确立、沟通的方法与类型、平衡心理学、人际互动、冲突与冲突的解决、人格心理学、道德与道德价值观、公务员职业道德等。 4.科技伦理。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风险将是科学技术带来的新型风险,如生态破坏、污染、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的潜在危险。人类对科学技术带来的利益知之甚多,而对风险却知之甚少,譬如实验室中的基因拼接或重组造成的细菌突变会否形成现实社会中对人类的致命伤害(由于人类缺乏这方面的自然免疫力或抵抗力)等疑问。从70年代起,国际科学界和社会各界一再因此发生激烈的争辩。政府和法律很难对其管制,因为象生物技术这样领域的技术研究及产品范围十分广泛,从药品、经济作物到克隆高级生物,要靠一项政策或法律来管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人类需要对导致科技风险的领域起指导和制约作用的相应的科技伦理。

科技风险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利弊共存的问题,但如何权衡利弊,即使对专门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科学家而言,也是一项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挑战性任务。并且,处理科技风险不仅是科学家的事,而是社会公共事务,因为它牵涉到对伦理问题的现实技术处理,譬如对人的生命价值等深层问题,并且是在信息不全、条件和因果关系情况不确定的情况下,这是非常棘手的重大社会问题,需要由处理公共事务的负责人承担,这就是为什么科技伦理应该是公务员教育培训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哈佛政府学院的政府伦理课程的设计中可以看到关于科技伦理方面的主题。实际上,应该在任何科技领域的研究中都进行伦理方面的讨论和指导。人类社会面临的困境,是21世纪的新技术问题人类对此才刚刚开始了解,而与此同时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速发展变化。但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必须边学边干,在学习新的科技知识的同时为构建相应的技术伦理和与之相配套的社会制约监督机制打下基础,以共同维护人类的长远安全和福祉。

5.新公共管理与道德。世界正处于巨变中: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发展走向更加开放和多元化的道路;民众获取的信息量越来越大超过了政府控制的范围,从而对政府的决策和效率、公共道德、伦理价值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全球一体化和非集权化的趋势以及国际性组织(联合国等)和区域性组织(如欧盟等)以及其它公共组织影响的广泛和加强,公共管理中的分权和权力下放,公私融合的公共服务供应方式与企业化管理等等都与传统公共行政责任发生冲突。因此,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需要构建和倡导新的公共道德伦理价值。

1999年7月在英国文官学院举办的国际行政学会第一次专门会议以“公共行政责任:协调民众、效率和道德”为主题探讨了新形势下公共管理中的道德伦理价值问题。针对公共权力的误用、滥用和腐败的控制,如何保证公共资源为民造福;如何提高公共项目的效率和效益中的责任,行政文化、伦理价值和道德规范间的关系应是公共行政解决问题的关键。

参考文献:1]中国人事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外国公务员制度[C].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1.2]黄达强,朱庆芳.各国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3]徐振寰.外国公务员制度[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4]徐振寰,王晓初.世界各国公务员比较[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5]鲍静.公共行政责任[J].中国行政管理,199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