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教育与旅游文化论文

【摘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都有自己个性鲜明的乡土文化与民族传统。乡土教材开发是加强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主要载体，更是夯实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路径。我国乡土教材开发研究倡导多元文化整合教育，关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类型的急剧转型，聚力国内外乡土教材研究与开发团队，创新了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机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社会效益。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幼儿教育与旅游文化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幼儿教育与旅游文化论文 篇1：

旅游开发对乡土传统文化的重构与解构

伴随着我国全面脱贫战略的实现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依托乡土传统文化，实现旅游开发引导乡土文化、传统文化重构是当前的挑战和责任。通过旅游开发可以促进地方乡土文化能够实现多元化融合，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文章基于旅游开发思维对乡土传统文化重构与解构的思考，对当前保持乡土文化产业结构形态稳定和推动乡土文化产业现代化转变提供建议。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开发过度加快，很多自然环境逐渐被城市空间侵占形成城郊空间部分、乡村生活区、乡村和自然环境结合部三种空间形式。农村劳动力向外输出造成农村土地闲置、房屋闲置，形成农村“土地、房屋、环境”失衡的空心村。很多农村地区为增快当地经济发展逐渐形成靠近交通运输线的居住体系，呈现出离心化发展现状，这会导致乡土文化结构更加严重。基于小农经济体逐渐涌入城镇经济发达地区，中国传统的农耕思想逐渐被摒弃，重视和崇尚城市经济和文明的思想造成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虽然实现了收入提高和生活条件改善，但是造成农村产能不足和传统产业结构断裂以及农业现代化发展等不利问题。此外，还造成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上升、老年人口人数上升以及农村经济和人民整体素质下降等现实问题。这种“大规模、高速率、周期长”等劳动力流失问题彻底对乡村空间结构、产业链断裂、人口结构严重破坏，造成结构现象。

乡村景观结构主要体现在自然环境破坏、乡土传统文化流失两个角度。乡村景观主要组成形式包含了自然环境、乡村建筑物、传统文化等多个形式，乡村景观旅游开发旨在结合景观和文化两个意象，从抽象角度理解乡村景观和文化形成意象乡村的人文情怀、居住形式布局、房屋建筑特色、水土自然环境等乡村景观结构形式，也就是乡村文化寄托的物理结构空间，可以在旅游开发下被游客理解和掌握，成为一种更深层次的情感交流方式，这对旅游业主体游客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城市压力增加会促进乡土传统文化兴起，用乡土文化的悠闲自在和怡美景色能够对人的心理、身体、情感起到巨大的放松作用。因此，旅游开发对于乡村传统文化将形成乡村景观空间结构为载体，传统文化为核心的新的乡村文化结构形式。但是，旅游业开发管理模式落后和监管管理机制不健全造成乡村传统文化被经济意识冲击，一度破坏原有生态环境和空间结构形式，甚至出现一些半现代和半复古的旅游形式，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乡村特有的传统文化结构。甚至，无节制开发造成植被破坏、环境污染、人口涌入等不良的旅游业开发现象，严重破坏乡土传统文化结构稳定性。

从旅游者角度分析，旅游者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能够寻找情感寄托和娱乐休闲的场所，是一种主动渴望的态度。因此，形成一个旅游活动多样化和个性化以及交易方式简单的旅游个性化服务模式。同时，旅游开发对于乡村传统文化应该按照游客躲避现实、怀旧、向往等情感使得旅游行为更加单纯和回归自然。在满足旅游精神和物质消费需求的同时为旅游者带来满足。地域乡村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应该创新旅游方式和形式，引导游客体验更加多样性和更加丰富的旅游项目，注重游客和人对于旅游环境的参与性和个人创造性，实现“以人为本”的旅游感受。旅游过程是游客寻求自我独特生活体验和放松不同情绪的主要方式，其情感角色会改变，更加突出游客是否愿意到某一景观区域进行消费，是否会认同该地区传统文化等。因此，对于乡土传统文化旅游开发应该以游客自我价值创造和主动参与为宗旨，乡村通过旅游产品生产和开发、吸引游客游玩目的单纯、乡土文化价值提升等措施突出旅游开发吸引点。同时，当地建筑形式应该形成乡土文化旅游开发为主题，根据各地区环境和人文天然优势，在服务理念上突破，提升景区品位。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乡村振兴和精准开发成为解决乡村三农问题的核心战略指导政策，是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要理论基础。乡村旅游开发应该按照乡村原有基础建設为依据，推行“试验区”方式重点建设，按照“慢节奏”思维方式打造具有乡村生活气息的旅游景点，不仅在拉动经济增长和改善当地基础建设方面起到推动作用，还为乡土传统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机遇。根据游客消费主动性特点来看，乡土文化重构必须基于基础设施完善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开发，保障乡村人们生活发展需求才能保持该区域人口结构稳定和环境保护有人的实际局面。因此，抓住乡村振兴战略提倡“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旅游指导思想，围绕村庄周围环境美化、道路修建、旅居饮食、服务管理等多措施全面提升乡土文化旅游开发质量，按照“生态建设”指导理念打造生态旅居性传统文化村落。降低城市化和工业化对于乡土传统文化的冲击力，完善和优化乡村居民生活环境和资源配置现状，以“保护环境、传承文化、致富脱贫”的思路重构乡土文化自然和人文生态结构，重构乡村空间，为后现代农村提供发展机遇。

重构乡土文化核心理念关键在于文化意象和旅游长期发展两点。现代旅游业开发是新时期旅游业发展的必然步骤，但必须坚持原生态、适合性以及特色原则，依托乡土人文和自然环境开展具有田园特色的传统农耕活动，主要以参观田园风光、农事劳作、传统生产手艺以及后期旅游开发附加价值产品销售为主。对于相关互动应该以传统乡村文化传承和发扬理念为主，在劳动、生产手艺以及产品上融合乡土文化，推动乡土文化意象重构。在结合当地环境承载力的同时将乡土文化传播和乡村居民教育作为文化意象和旅游业长期发展的战略决策，通过旅游培训、政策扶持以及媒体宣传等方式提高居民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继承能力。传统乡土文化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石和核心，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依据。

基础建设主要是从乡村教育文化、农业现代化、人口结构、劳动力引入、医疗以及道路等基础旅游开发中解决当前的乡土传统文化结构和重构。劳动力流失是造成乡村地区农业现代化和农村振兴发展较慢的主要原因。因此，乡村政府旅游业主管单位必须站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角度，强化农村素质教育和义务教育普及程度，重视人口教育，增加师资力量和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高水平义务教育和幼儿教育体系，提升当地教育整体质量。根据旅游业发展需求开展公共服务人员技能培训和服务理念教育，建设娱乐休闲一体化中老年人生活学习平台，积极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健全养老福利基础机制，扶持传统产业创新创造和建立融资平台，为返乡创业者提供创业指导和融资渠道。

乡土传统文化包含了信仰、文学、审美以及哲学思想、社会思想伦理价值观等，还包含了乡土服饰、景观、建筑、饮食以及习俗、交通等。这些乡土传统文化在文化体系中都具有属于自身的独立文化形态和知识体系，并且随着时间演变和社会文化进步，成为种群稳定和长期繁衍发展的思想意识，与其他文化形式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些传统知识由于具有较长的历史和起源演变、分支较多等特点，如果失传会造成永久性遗失，是其他知识形态或者体系无法代替的，是人类长期发展对生命意义和自然环境相互融合的哲学思想、文化形式以及价值观念等的积累。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文字文化支持，这些传统乡土文化往往依靠顺口溜、儿歌等进行口头传承，具有非常明显的劳动实践经验性和娱乐特点，例如“采茶舞、竹竿舞、泼水节”等。

这种缺乏系统性理论知识支持的文化形式是很多传统知识经过千百年演变而逐渐形成，被人们延续和传承，具有很强的版本创新特点和平民性。而这些缺失是当前旅游开发所最珍贵的文化资源，很多人认为传统文化没有当前文化的商业特点，在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上更加具有纯粹性。全球科技文化知识有较强的普遍性和系统性，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主流知识体系，依靠书本和媒体以及网络进行传承和创新，很多的理论知识是在试验时和总结下产生，其中一部分先进知识和思维思想仅被少数人掌握。因此，在现代文化同质化逐渐严重的背景下，人类的创新和创造更加需要多样性，乡土文化旅游开发即成为必然。

传统文化逐渐成为符号化的象征，正在逐渐形成旅游开发市场中的商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强经济交流的同时也带动了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已经成为当今乡土传统文化必须面对的问题。现代旅游观念中人们更加倾向于观光旅游和享受闲暇生活，对于原生态文化形式产生的影响较大。开发传统乡土文化旅游资源可以通过景区免费开放、特产销售、手工艺品销售、艺术表演等形式吸引游客眼球，增加知名度吸引游客旅游，从而增大当地旅游产业链收益和拓展旅游业市场，带动地区经济增长。但是，很多游客或者爱好者进入景区会收集稀有动植物标本、购买建筑以及开发矿产资源、森林资源以及水资源等形成资源外流和环境生态破坏，更加倾向于商业服务而非传统文化重构和开发。而无法实现此类收益的地方传统文化因为市场商业化侵入而逐渐被压缩，无论是从艺术种类数量还是内容形式上都形成剥离和取代等问题。尤其是当地教育资源不足和就业机会较少造成劳动力流失和人口結构失衡，导致传统乡土文化逐渐流失。因此，乡土传统文化应该借助物质流通和媒体传播以及人才吸引等措施吸纳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修补和重构。从精神层面和制度以及文化等层面形成一场乡土文化重构变革，从结构和模式上打破固有宗教、制度、生活习俗和文化差异与外界形成衔接。

旅游业发展催生了乡村旅游方式，但是乡土旅游业必须基于传统文化结构稳定性进行开发，在立足保障民众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时，需要重视农村乡土文化结构问题。因此，新时期乡土传统旅游业开发必须基于乡村振兴和乡土文化重构基础，以及旅游者消费引导等多方面。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

作者：杨筑稀

幼儿教育与旅游文化论文 篇2：

重视乡土教材开发研究 倡导多元文化整合教育

【摘 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都有自己个性鲜明的乡土文化与民族传统。乡土教材开发是加强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主要载体，更是夯实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路径。我国乡土教材开发研究倡导多元文化整合教育，关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类型的急剧转型，聚力国内外乡土教材研究与开发团队，创新了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机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社会效益。

【关键词】多元文化整合教育;乡土教材开发;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 者】李红婷，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民族教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长沙，4100052。滕星，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1。

民族国家现代化治理的核心是妥善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要实现民族文化差异性与国家统一性和谐共存于现代国家建构的框架内，不仅是困扰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的世纪难题，更是挑战多民族国家政府治理能力的全球性政治风险。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都有自己个性鲜明的乡土文化与民族传统，“乡土”是每个人形成自己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地方，是社会个体的心灵故土与精神家园。无论我们出生于哪个民族，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个区域，无论我们成长于城市或是乡村，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乡土文化。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教材，产生于清末民初，它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是我国乡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教育本土化最有力的见证。民族地区乡土教材的开发及建设，不仅具有明显的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教育功能，更具有重要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时代意义。本研究以湖南乡土教材开发为个案，详细阐述了2006年～2020年10余年间的成效。湖南乡土教材开发以“多元文化整合教育”为基本理念，关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急剧社会变迁，凝聚湖南乡土教材开发研究团队，创新了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的工作机制，有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三进”（进学校、进课堂、进头脑）活动，有效培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乡土教材助力民族团结进步的政策依据

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政治格局多元化、民族国家政治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之间的冲突与张力是二十一世纪多民族国家现代化社会治理所面临的两大挑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文化多样性和身份确认性的问题逐渐进入当代世界的公共视野。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民族主义本质上是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并且是现代社会最为杰出的权力集装器。只有当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实施统一的行政控制时，民族才得以存在于此。既然固定的边界只有依赖于国家体系的反思性建构，那么，多元民族的发展就是中央集权以及国家统治得以在内部进行行政扩张的基础。[1]144～145

但马可·马尔蒂尼埃罗却对这种权力集装器表示了担忧，他指出，当今社会既有碎片化、隔绝化的趋势，又有社会融合的趋势。在这两种互相矛盾的社会趋势下，民族国家必须制定出新的公共政策以协调多样性、平等性和社会政治的聚集性。多民族国家社会治理的主要博弈并不是要在多元文化社会和同质文化社会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制定一套符合其居民和历史条件的管理文化多样性的治理模式。但能否把一个不可分割的、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上的公民权与一种源于少数群体的、需要承认的族群文化特征的诉求结合起来，这是困扰多民族国家的世纪难题，更是挑战各国政府治理能力的试金石。[2]24～255

从现代国家治理实践来看，一个多民族国家能否成功地培育和强化国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不仅取决于该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关系格局、外部环境等先赋性条件，更取决于一个国家针对多民族文化的客观现实而采取的民族政策及社会治理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就已经意识到，要妥善解决民族矛盾，必须采取措施有效消除民族间的仇恨、猜忌、歧视、隔阂和不信任心理，使各民族人民确能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建友爱合作的民族大家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形成包括幼儿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的民族教育体系，这为提高我国少数民族成员的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加强民族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历史与自然条件的限制，加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我国民族地区的教育还面临着一些特殊的困难和挑战。为了解决这些特殊问题，2002年我国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第24号国务院公报）》强调，我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该公报要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有重点、分层次、有针对性地加强民族团结教育。[3]为了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2008 年教育部、国家民委又印发了《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强调开展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必须坚持育人为本，把民族团结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工作的各个环节，民族团结教育课程是根据国家统一要求列入地方课程实施的重要专项教育，是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4]

与此同时，我国民族地区长期以来实行高度统一的国家课程，这种单一文化主导下的课程体系，缺乏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多族群、多文化、多语言的历史与文化知识，更缺乏对本民族现有文化的批判性分析。更重要的是这种统一教育模式支配下的课程体系，忽视了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和族群差异，导致学校课程要求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严重脱离，这不仅造成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学质量低下，更形成了一批既不能融入主流社会，也难以回归传统社区的“文化边缘人”。[5]为此，中国政府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教基〔2001〕17号）》，大力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内容，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6]这个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三级课程管理体系的确立，促进了我国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的开发。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教材，产生于清末民初，它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是我国乡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教育本土化最有力的见证。民族地区乡土教材的开发及建设，不仅具有明顯的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教育功能，更具有重要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时代意义。乡土教材的开发与实施正是在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双重政策导向的催生下萌芽、发展、成熟、扩展。

二、乡土教材助力民族团结进步的理论依据

当代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社会集合体，在这多元的社会集合体里，个人与群体共存，群体成员是其共同身份认同的承载者，但各个群体之间却千差万别。肯特·科普曼、李·格德哈特等人认为，欣赏多元文化社会所存在的文化多样性的前提是理解多样性，如果我们要重视和尊重文化多样性，就必须重视和尊重不同的群体及他们不同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人生观点。多元化社会的未来，将取决于学校如何教育子孙后代，因此，学校多元文化的教育教学活动对于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肯特·科普曼等人的论述中，多元文化教育是一个针对全体学生的全面的学校改革和基本教育的过程，不论在学校或社会，它挑战和拒绝种族主义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歧视，它接受和肯定学生、社区和老师们反映出的多元主义。[7]432

詹姆斯·班克斯则认为美国多元文化教育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种教育理念，一场教育改革运动，一个以革新教育的惯性结构为主要目标的进程。詹姆斯·班克斯强调，多元文化教育主要为不同族群、社会阶层、文化群体的学生创造平等的教育机会，它可以使学生获得与不同群体有效沟通的知识、态度和技能，从而在多元民主的社会发挥作用，以创建有利于公众利益的民主道德的社会。[8]12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融合发展，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逐渐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居住特点，表现出一种“多元一体的社会格局”。[9]如何在中国这种多元一体的社会格局中，加强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检验当代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试金石。滕星在借鉴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及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多元文化整合教育”。“多元文化整合教育”强调，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对象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内56个民族，它既面向55个少数民族成员，也面向主体民族汉族。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内容除了包含本民族文化内容之外，还要包含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其要求各民族学生既要学习本民族文化，也要了解并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价值取向、人生观、世界观，以增强民族平等和多民族大家庭的意识。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试图解决多民族国家民族教育中的“多元”和“一体”的关系，试图通过建构一种为所有成员共享，体现多元文化诉求的多元文化教育氛围，使“多元”能够整合融入“统一体”。当然，多元文化整合教育认为，保持各民族文化多样性是多元文化课程设置中重要的环节，但不宜忽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文化及核心价值理念。各个族群有权利实践他们自己的社会与文化信念，每个受教育者个体都有文化选择的自由。但这种选择自由以不触犯其他人的自由权利为前提，更不能违反国家立国的基本精神与核心价值，因为这些核心价值源于所有民族对人性尊严、公平正义、民主平等、自由良善的郑重承诺。[10]

湖南乡土教材开发过程中积极倡导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一方面在教材内容选择过程中努力呈现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另一方面积极培育民族团结进步意识，增进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以湘西乡土教材《美丽的湘西我的家》为例，该教材编写之初就明确了多元一体教育的基本理念，在编写过程中也多方搜集素材，试图从湘西的历史、文化、地理及资源环境、民情风俗等出发，通过湘西世居各少数民族衣食住行及语言等各方面的变化，反映湘西多民族团结进步及文化多元融合的时代特点。在教材进入学校之后，更是鼓励各民族学生了解自身文化是一个不断变迁融合的过程，鼓励学生学会彼此接纳、彼此欣赏、彼此尊重，让各民族学生在多元一体教育氛围中更加自觉、自重、自强、自信。

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特征，也是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在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讲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让学生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生活中体验多元和认同一体，积极参与到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中，让多元真正成为凝聚一体、认同一体、维护一体的要素和动力。[11]这既是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现实任务，也是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重要目标。

三、乡土教材助力民族团结进步的现实依据

新时代民族教育要倡导多元文化整合教育，夯实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推动乡土教材的开发与实施，就必须深入分析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结构。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根据我国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基本状况，修正了苏联学者提出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并将中国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分为：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三大类型组。[12]97二十一世纪以降的中国步入社会急剧转型的历史新时代，滕星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已出现七种经济文化类型：互联网信息工业、大工业、手工业、农业、畜牧业、渔猎、采集狩猎，这“七种经济文化类型”下，还有各种亚经济文化群体和混合经济文化类型。中国民族区域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对民族教育提出新的要求与挑战。全球自由主义浪潮曾经激起过一代人无限的希望与渴盼，市场经济的发展的确催生了城市中产阶级，中国社会上亿人走出贫困，步入中产阶层。但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却日益悬殊，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之间的差距在逐渐加大，即使经济指标发展态势良好，共同富裕依旧是个难以实现的梦想。据马可·马尔蒂尼埃罗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分析，国家离散、族群排斥、社会不平等现象不仅在最贫困的国家愈演愈烈，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也是如此，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多国引发了经济和社会危机，更加剧了这种态势。地球村中时移世易，变化发生的速度之快、程度之深让一部分人感到被抛弃的恐惧，他们常常感到被歧视、被排斥，而有时族群、文化和宗教身份恰恰为他们筑起了安身寄心的庇护所。[2]3～4

以中部民族大省——湖南为例，湖南省14个市州122个县市区均有少数民族居住，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0%左右，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地区分别占全省土地面积的17.8%和28%。湖南省少数民族分布呈“大杂居、小聚居”格局，少数民族人口100万以上的有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张家界市;100万以下10万以上的有永州市、邵阳市、常德市。地处湖南“大湘西”地区的6市州集中了全省96.34%的少数民族人口。其中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回族、壯族、维吾尔族等8个少数民族被称为湖南世居少数民族。[13]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湖南民族地区正经历巨大的社会经济文化转型，这给部分世居的少数民族个体成员造成巨大的社会心理压力。

笔者在过去10余年间，先后在湖南张家界、湘西自治州、怀化、郴州、永州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发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湖南民族地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涌入沿海各省市打工或经商，民族村落常住人口减少，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不仅削弱了农业生产的中坚力量，更重要的是削弱了农村社会民俗文化的根基。村落公共设施及居住空间荒废凋敝，民族传统文化逐渐衰落消亡，村民在社会与文化上越来越陷入无力感、无根感、焦虑感。[14]176也正是这种无助与焦虑更加催发了这些区域少数民族个体成员对于自己文化身份、族群身份的渴盼与守护，因为他们以为族群、文化的身份能为自己和家庭提供安身立命的庇护所。

与此同时，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结构也由单一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或“畜牧经济文化类型”）向“混合经济文化类型”转型，出现农工经济文化类型、山地民族文化旅游经济文化类型、农耕文化旅游经济文化类型。某些民族村寨曾经是山地耕牧或山地耕猎型经济文化类型，但近年来部分村民选择在沿海城市或附近中小城市打工，以获取现金，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同时农忙时节他们又回到农村去耕种家乡的田地，努力做到打工务农两不误，对于这种转型后的经济文化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农工经济文化类型”。[15]某些民族自治县根据当地浓郁的民族文化传统或独特的山地自然风景大力发展本地民族特色的旅游业，以此推动本区域由传统的“畜牧经济文化类型”向“民族文化旅游经济文化类型”转型，这种经济文化转型在“十三五”期间的湖南民族地区表现尤为突出。据统计，2017年湖南省民族自治地方共有旅行社188个，全年共接待游客1.2亿人次，全省民族地区30%以上的贫困村把特色村镇民族文化旅游作为精准脱贫的支柱产业，90%以上已脱贫并进入小康序列的村镇都是以特色村镇民族文化旅游为依托。[13]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境内56个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文化传统都存在巨大差异，且各个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类型结构正在经历巨大的社会转型。这种急剧的社会结构转型对我国现代化治理提出更高要求，让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面临更大挑战。但基于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念的乡土教材开发可以帮助各级各类学校积极面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巨大變迁，及时调整学校教育教学策略，创新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工作机制。

四、乡土教材助力民族团结进步的职责依据

詹姆斯·班克斯通过对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研究发现，如果少数民族学生发现其所属群体文化不被国家认可与接受，则会减少他们对国家公共利益与公共事务的关注。特别是历史上一些受到歧视的少数民族族群，当他们因为自己的族群性而感到羞耻，或觉得他们的基本公民权与社会参与机会被否决时，通常不愿意支持其他族群的权利或站在国家整体观点来思考问题。[8]176为了促进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2008年教育部与国家民委两部委印发的《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就强调，民族团结教育是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责任，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家庭和社会要密切配合，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自然资源，从学生所在地域的实际生活中捕捉有教育意义的内容。要通过地域性民族特点的介绍，使学生知道家乡的民族特色、风俗文化，关心本地区民族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4]2021年4月，教育部等四部委正式印发了《深化新时代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指导纲要》，再次重申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引导学生深刻认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教育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此，我们认识到深化新时代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作为顶层设计、顶层决策和顶层意志，其最终目的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为了推动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国乡土教材开发实施过程中不断凝聚各种社会力量，坚持全社会多元参与，坚持人人尽责，人人共享，多渠道扩大教育资源供给，共同构建全社会参与建设、共同参与治理、共同分享成果的乡土教材的开发及实施新格局。这些社会力量包括来自普通高等院校的学术研究团队、各级教研机构中的教研员、广大一线中小学骨干教师，社会公益组织等团队。在这四种乡土教材编写的力量与团队中，普通高等院校提供乡土教材编写的理论支持及实践指导;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制度上的保障，确保乡土文化教育进课堂;中小学校搭建乡土教材开发的实践平台，学校教师在一线真正地去推动教材编写和实际运用;教育公益组织提供经费支持或经验指导。这些社会力量因着共同教育目标、共同价值理念而聚集在一起，自发建立乡土教材开发共同体，让共同体内各成员感受到安全感、认同感、归属感、成就感。在这个共同体内，乡土教材开发各方力量相互合作，突破了地方政府或中小学校在乡土教材开发过程中的经费、理论、经验上的瓶颈，从而推进乡土教材开发与实施。

这些社会力量中，以中央民族大学滕星教授带领的高校学术团队以及北京天下溪为代表的社会公益组织已然成为国内乡土教材开发的主要推动者。滕星推动的“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与“中国乡土教材收藏与研究”两个项目整合了高校学术研究团队、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基层学校教师、社区精英各种社会力量，不断推进项目的开展及实施。这两个项目在过去10余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始终遵循着“田野—民族志撰写—理论阐释”的研究范式，先后成功研发了两套乡土教材，构建了三套运行机制：乡土教材编写机制、乡土教材搜集收藏机制、志愿者招募运作机制。[16]

北京天下溪推动的“湘西自治州乡土教材开发及推广项目”也整合了多种社会力量：其中，北京天下溪亲自指导教材开发及项目具体实施;中央民族大学研究团队为乡土教材开发提供理论指导;湘西自治州教科院及教育局为乡土教材进入学校及课堂提供制度上的保障，确保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进学校、进课堂;项目试点学校的广大师生及家长直接参与教材的编写和课程实施。该项目最初考察确定了湘西自治州5个县市的9所小学作为“湘西自治州乡土教材开发与实施”项目试点校，并遴选26位教师参加乡土教材的开发。2年后湘西乡土教材《美丽的湘西我的家》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是一本专门为湘西自治州四年级小学生编写的乡土教材，共12课，包括《地图上的家乡》《湘西：山·水·城》《多姿多彩的民族服饰》等内容，涵盖了湘西州的地域环境、风土人情、自然风光等。按照项目预定计划，教材于2008年正式进入学校课堂，并在四年级进行施教。2008～2020年期间，参与乡土教材（校本教材）开发的每所学校都在《美丽的湘西我的家》基础上进行了课程再开发，他们将本地民族民间文化主动融入各科教学及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动中，促进了各民族学生之间的平等团结友爱，树立了各族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向心力、凝聚力。

五、乡土教材助力民族团结进步的效益依据

长期以来，人类处理公共事务的主体结构有以下三类：作为国家权力载体的政府、追求利润的经济组织（企业）、向一般社会成员提供帮助的社会组织。也就是说，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构成了人类社会三种基本的组织形式。其中，社会组织具有诸多职能优势，在很多领域可以弥补政府与企业的不足，但社会组织也有其自身的先天不足，其中最大的一个隐忧就是社会组织运行体制、机制有待完善，项目运行的工作业绩难以评估。部分公益组织认为：“我们是在追求美好的理念，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工作本身就是目标成果，就是项目的效益”，但实际上社会公益组织如果仅仅拥有美好的愿望而不顾绩效，必将会一无所获。[17]142鉴于此，民政部曾印发《关于推进民间组织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积极建立政府指导、社会参与、独立运作的民间组织综合评估机制，推进民间组织评估工作，加强社会公益组織及其项目的社会效益管理。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组织实施就是要加强专业化建设，积极构建政府、学校、社会等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建立健全教育督导部门统一负责的教育评估监测机制，发挥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作用。[18]

乡土教材开发及实施过程中重视项目社会效益的监测与评估，积极倡导第三方评估。以“湘西乡土教材开发及推广项目”为例，受项目资助方及项目实施方委托，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作为第三方评估机构，于2009年组织专家团队，对“湘西乡土教材开发及推广项目”实施了第三方专业评估。本次评估着重考察了以下内容：一是项目实施基本理念和使命愿景;二是项目实施策略与过程;三是教材文本及使用情况;四是项目资金使用;五是项目实施与推广的社会效益。社会效益主要分显性效益与隐性效益。其中显性效益包括：是否有正式出版物？教材数量是否充足？教材内容是否能进入学校的课表和课堂？隐性社会效益包括参与项目的学生与教师对于乡土文化（乡土教育）的情感、态度、价值取向、知识、能力等方面是否有提升？项目实施主体及参与人对于项目的策划能力、项目推动能力是否有提高？是否通过为地方课程开发及推广储备师资？项目是否对当地社区有反哺及辐射影响？本次评估采取召开座谈会、查阅项目实施资料、课堂听课、观摩师生作品和学生课间活动表演、问卷调查和师生个别交流等多种方法，对项目实施以来取得的成效和问题做出评估，对项目中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详细建议。

本次评估有效推动了湖南乡土教材开发向纵深发展。此后的10余年间，乡土教材开发项目进展顺利，社会效益显著，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族理论方面。本项目倡导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念，对于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立，推动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及乡土教材建设具有理论指导意义。项目有关乡土教材开发及实施的相关理论研究被各报刊、网站转载、收集，在国内学术界具有较大影响;二是咨政建言影响。本项目坚持田野调查，对湖南农村及民族地区的教育进行追踪研究，协助教育厅民教处开展相关工作，参与民族教育调研，积极思考民族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撰写专题调研报告多份，为湖南农村及民族区域的教育发展建言献策;三是项目经验推向全国。湖南乡土教材开发项目历经理论探索、项目试点、项目评估、项目推广等阶段后，不断向纵深发展，向周边县市拓展。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20年湖南开发的乡土教材（包括校本教材）多达200多册，项目受益群体（包括教师、学生、家长）数十万人。这些乡土教材在第三届、第四届全国乡土教材会议中得到充分展示，扩大了湖南乡土教材在全国的影响;四是教师专业成长显著。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深刻感受到项目带给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学生、学生家长认知上的改变、理念上的更新、道德情操的提升。参与项目的教师不仅对民族团结进步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更是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教学理念，在日常教育教学中尝试以学生为主体、以实践活动为主要方式进行教学，实实在在将多元文化教育理念落到了实处，真真正正达到了在成就学生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总之，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19]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试图解决多民族国家民族教育中的“多元”和“一体”的关系，试图通过建构一种为所有成员共享，体现多元文化诉求的多元文化教育氛围，使“多元”能够整合融入“统一体”。湖南乡土教材开发积极倡导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念，关注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类型的急剧转型，聚力国内外乡土教材研究与开发团队，创新了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机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社会效益，大大促进了各民族学生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比]马可·马尔蒂尼埃罗. 多元文化与民主：公民身份、多样性与社会公正[M]. 尹明明，王鸣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3]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国发〔2002〕14号]）[EB/OL].（2002-07-07）[2022-01-21].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1658.htm.

[4] 教育部办公厅，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厅.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教民厅〔2008〕9号]）[EB/OL].（2008-11-26）[2022-01-21].http：//www.moe.gov.cn/jyb-xxgk-gbgg/moe-o/moe-2642/moe-2643/tnul/-44510.html[S].

[5] 滕星，李红婷.和谐社会构建与中国教育发展：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N].中国民族报，2009-10-23（04）.

[6] 教育部.关于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通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教基〔2001〕17号][EB/OL].（2001-06-08）[2022-01-21].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1386.htm.

[7] [美]肯特·科普曼，李·歌德哈特.理解人类差异——美国的多元文化教育[M].滕星，朱姝，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

[8] 朱姝.詹姆斯·班克斯教育思想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

[9]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10] 李红婷，滕星.倡导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兼论“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理论依据及理论贡献[J].当代教育与文化，2020（6）.

[11] 万明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新时代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使命[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

[12]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13] 湖南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2017年湖南省民族自治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9-03-13）.http：//mzw.hunan.gov.cn/mzw/index.html .

[14] 李红婷.无根的社区 悬置的学校：湖南大金村教育人类学考察[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15] 李红婷.“半耕时代”乡村教育发展的困境与出路——以湖南大金村为例[J].民族教育研究，2010（1）.

[16] 滕星，罗银新.中国乡土教材的开发、收藏与研究[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8（1）.

[17] [美]彼得·德鲁克.非营利组织的管理[M].吴振阳，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18]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EB/OL].（2020-10-13）[2021-05-21].http：//www.moe.gov.cn/jyb_xxgk.

[19] 郝时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N].人民日报，2021-05-19（13）.

〔責任编辑：黄润柏〕

作者：李红婷 滕星

幼儿教育与旅游文化论文 篇3：

青岛的海洋文化遗产与蓝色文化建设

［摘要］保护并利用好海洋文化遗产对蓝色文化的传承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青岛的海洋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底蕴深厚，然而就已发现和挖掘整理的海洋文化遗产而言，尚缺乏有关其保护与利用的专门规划、氛围及传承网络。加强对青岛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推动蓝色文化建设，一是要加大投入，完善海洋文化遗产传承网络；二是要注重引导，以多元主体参与青岛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三是要整合海洋文化遗产资源，打造蓝色文化旅游品牌；四是要加快发展海洋文化遗产创意产业，提升青岛蓝色文化竞争力；五是要发展特色加工业，提升青岛蓝色服务的质量水平。

［关键词］青岛；海洋文化遗产；蓝色文化

［

蓝色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受海洋文化的影响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青岛蓝色文化是传承海洋文化、与蓝色经济互为表里的文化形态，保护并利用好海洋文化遗产对蓝色文化的传承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挖掘并合理开发利用海洋文化遗产以促进蓝色文化建设已成为青岛市可持续发展并进一步繁荣的一项紧迫的议题。

关于海洋文化遗产与蓝色文化建设的问题，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但从总体上看，一些研究成果虽然也涉及青岛的海洋文化遗产，如《山东海疆文化研究》《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等，但仅限于从历史文化角度研究海洋文化的源流，或者侧重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而对青岛海洋文化遗产的内涵和主要特征等一些基本问题未做科学的界定，也缺乏与青岛相结合的实证研究，特别是缺乏针对建设具有鲜明青岛特色的蓝色文化而提出的与时俱进的观点和理念。对此，本文拟做一些补白性和拓展性的研究。

一、保护并利用好海洋文化遗产对青岛蓝色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保护并利用好海洋文化遗产有利于提升蓝色文化建设的经济价值，促进青岛的可持续发展。新生产力理论认为，文化作为一种特定的力量具有激发力、导向力、感通力三个作用。激发力赋予经济以活力，导向力赋予经济以价值，感通力则赋予经济以组织效能。良好的文化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文化发展或遗产保护做得好，能对经济产生持续带动作用。事实上，以海洋文化遗产为依托的文化产业，如海洋旅游、海洋娱乐、海洋科技博览和海洋文化艺术活动等，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点，能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文化遗产的等级愈高，其吸引力愈强，所带动的消费愈多，经济效益就愈好。

保护并利用好海洋文化遗产有利于提升蓝色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促进和谐青岛的构建。积极主动挖掘海洋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加强对海洋文化遗产的继承与保护，可以增强群众对城市的文化认同感。文化是一种意义和智力系统，是群体统一的逻辑基础，认同叙事可以选择与群体成长密切相关的文化特质进行重构，强调其在文化体系中的首要性，进而建构认同象征。海洋文化遗产中的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及其相关文化空间是历史文化认同的重要依据，体现了人们的精神追求，是今天构建和谐蓝色文化的重要元素。

保护并利用好海洋文化遗产有利于提升蓝色文化建设的文化内涵，促进先进文化的传播。蓝色文化建设的过程，就是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以传承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为基础，通过不断创新，努力形成具有鲜明地区特色的先进文化的过程。海洋文化遗产是青岛文化优秀品格的重要载体，“这些遗产是人们从事现代生活的人文历史参照，是人们现代精神文化艺术创造与享受的历史文化底蕴”［1］，在促进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蓝色文化中具有独特作用，有助于先进文化的进一步传播。

二、青岛海洋文化遗产资源的现状特征及存在问题

1.青岛海洋文化遗产资源的现状特征

海洋文化遗产是指人们在长期接触海洋、利用海洋和征服海洋的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总称。海洋文化遗产包括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和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前者包括海洋自然文化遗产和海洋历史文化遗产，其中海洋自然文化遗产主要指地质和环境变化的自然造物，如海中被附会成民间人物的奇山奇石、被附会了宗教信仰的奇礁等；海洋历史文化遗产指涉海文化遗址、古船、古航线、海防卫所建构、古渔村和历史事件发生地遗址等。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指沿海区域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和表达空间。

拥有 700多公里海岸线和众多优良港湾的青岛，其海洋文化精彩而厚重。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居民开始出海渔猎和航行，后来秦始皇和汉武帝都多次到青岛巡海，并开辟和发展了通往日本的海上航线。青岛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大致可以分为：民间信仰与宗教遗址，如龙王庙、妈祖阁和天后宫等；体现滨海特色的历史文化风貌区，如栈桥、琴岛灯塔等；体现人们应对海上威胁能力的海防设施，如青岛山炮台遗址、团岛炮台旧址等；海洋历史名人活动遗存之地，如琅琊台、徐山、徐福岛等。

但就已发现和挖掘整理的海洋文化遗产而言，青岛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以海上名人事迹、历史事件发生地遗址、民间宗教信仰遗址和海防遗址为主，海战遗址、古航线、古船、古集镇等其他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态相对较少。在青岛市公布的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大类27项中，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占7项，包括崂山民间故事、琅琊台传说、徐福传说、秃尾巴老李传说、天后宫新正民俗文化庙会、沙子口庙会和周戈庄上网节，分属于民间文学、文化空间类别。在青岛市公布的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大类22项中，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仅有1项，为金口民间故事。［2］就区级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以海洋文化遗产资源相对较多的城阳区为例：第一批有龙王节，第二批有郎君爷的传说、盐宗夙沙氏煮海成盐的传说、海盐制作技艺、马家台刺绣、城阳大集（海货特色）、青龙宫庙会，第三批有红岛民间文学集、木质渔船制作技艺，它们分别占三批总数的1/7、6/13和1/6。［3］具体说来，青岛市先后公布的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具有以下特征。

(1)以渔业文化为主题的遗产形态相对较少。渔业文化是青岛海洋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从胶州三里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5 000年前的黑鲷、梭鱼、鳓鱼和蓝点鲅4种鱼的鳞骨证明，那时青岛一带居民就喜食鱼类，且有一定的捕鱼技能。春秋时期兴渔盐之利，渔业得以发展，渔船渔具和捕捞方法已有相当高的水平。明清时期，青岛沿海自北而南，渔、航两业逐渐发展，即墨市的唐家湾和董家湾均为良好渔场。至晚清时，青岛已成为渔船集中的港口，村内居民多操渔业。青岛人民在渔业生产中产生了以“祭海”为代表的渔家文化，田横祭海节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就目前来看，文化保护单位中很少涉及渔村古居、渔业遗址、古船类型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海洋捕捞技术、水产养殖技术、绳网和绳结制作工艺、上下船的仪式等仍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2)以港口贸易文化为主题的遗产形态相对较少。青岛港位于亚欧大陆与太平洋的海路交汇地带，在历史上与世界很多地方都有贸易往来。早在唐宋时期，胶州板桥镇已成为北方通高丽（朝鲜）的重要港口。明清时期，青岛沿海港湾更发展成为当时区域性的海上贸易中心，与日本、高丽等国进行外贸交易，在不断扩大的海上交通和贸易交往中，异质文化在青岛地区交流互动，极大地促进了青岛文化的发展。然而，就目前资源来看，近代之前的港湾、码头遗址相对缺乏，有关港口客运船、票的历史变迁及船上服务的文化遗产相对较少，港口货运中搬运工人的生活习俗、货运船上的管理制度、搬运工人在劳动中形成的劳动号子、港口贸易的管理制度、商会组织等文化遗产也比较缺乏。

(3)以欧洲文化为主题的遗产形态相对较多。1897年，青岛沦为德国的殖民地。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德国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对青岛进行了城市建设，主要集中在兵营、炮台等军事设施与码头、火车站等交通设施以及总督府等一些重要的市政建筑上。欧韵洋溢的德式建筑与山海景色相互映衬，构筑了特色鲜明的青岛城市风貌，几百处近现代欧洲建筑成为青岛重要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如今这些建筑旧址大部分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德国占领时期，西方的经济形态、思想观念、商贸文化、生活方式等也相继输入青岛，之后逐渐发展成为青岛重要的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

2.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存在的问题

(1)政府重视不够，缺乏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专门规划。在青岛市制定的《青岛市蓝色经济区建设发展总体规划框架》中，很少有专门涉及海洋文化产业的内容，对于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缺乏足够的重视；尽管青岛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做了政策规定，但是有关海洋文化遗产的政策在空间和力度上有待进一步扩展；资金投入有待加大；民众缺乏对海洋文化的心理认同，意识不到海洋文化遗产的附加价值。

(2)缺乏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氛围。尽管青岛市拥有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等28家海洋教育与科研机构，有20个部委级重点实验室，但是较少涉及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更谈不上蓝色文化的普及与参与，缺少像海洋论坛、蓝色文化课堂、海洋文化遗产宣传之类的活动，再加上缺乏宣传海洋文化遗产的平台和载体，公众无从参与、热情不高。

(3)缺乏海洋文化的传承网络。传承和建设先进的蓝色文化，有利于我们借鉴前人在开发利用海洋的同时又受制于海洋的历史，从而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海洋。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证明：一个沿海国家或地区对海洋价值的认识、公众海洋意识的强弱，会直接影响这个国家或地区海洋事业的发展。青岛尚缺乏诸如专业的海洋文化遗产科研队伍、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网络和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联络制等文化遗产传承网络，也缺少像海洋文化遗产专网等网络海洋文化遗产资源体系，海洋文化遗产的保存形式和传播介质急需更新。

三、加强对青岛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推动蓝色文化建设

1.加大投入，完善海洋文化遗产传承网络

(1)加大投入，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有着很高的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各级政府应从政策、资金等方面加大保护力度，传承和利用好海洋文化遗产，保证有的放矢、专款专用。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建立稳定的海洋文化遗产投入机制，建立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海洋文化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机制，确保用于海洋文化遗产的经费稳定增长，确保海洋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有相应的制度扶持和资金援助。对于不能有效保护海洋文化遗产的地方政府，应追究分管领导的责任。

(2)加强海洋文化遗产宣传，提高海洋文化的社会认知度。一是通过互联网宣传，如在青岛市各级文化部门的网站上开设海洋文化遗产专题，建立海洋文化遗产数据库，使之做到内容翔实、真实科学，以便人们及时了解海洋文化遗产动态和各项文化政策；二是通过电视媒体宣传，如在青岛电视台有关频道开设海洋文化节目，以此来宣传海洋文化遗产；三是通过报刊杂志宣传，如创办宣传海洋文化遗产的主流刊物，在《半岛都市报》《青岛早报》和《青岛晚报》等报刊开设海洋文化遗产专题；四是将已出版的有关本土海洋文化遗产的书籍、影碟通过多种渠道向广大民众推荐。

(3)加强海洋文化遗产教育。应建立系统完善的海洋文化遗产教育体系，通过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等基础教育对市民进行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的引导；通过干部教育使各级干部在其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中具备本土海洋文化遗产知识和观念；通过高等专业教育培养专门人才；加强对教师的在岗培训，提高教师在海洋文化遗产方面的文化素养。总之，通过广泛的社会教育，使对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逐步成为公众的自觉行动。

2.注重引导，以多元主体参与青岛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1)鼓励传承，充分发挥民间自身力量。青岛市在1994年被国家授予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2008年该市制定的《关于实施文化强市战略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见》明确将其定位为滨海现代文化名城。作为滨海城市，青岛市的海洋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底蕴深厚，但政府财力有限，不能完全依赖政府出资保护与开发，还要开辟其他渠道。应积极鼓励和支持大型文化企业、民营企业、非营利性民办机构如文化类基金会、社团等民间力量进入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领域。通过各种措施充分调动青岛民间艺人和相关组织的积极性，鼓励民间组织通过自身力量保护和传承青岛海洋文化遗产。

(2)启动海洋文化遗产相关课题研究，扩大海洋文化的影响力。对全市海洋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系统的普查与调研，重点对具有世界遗产价值的海洋文化遗产，如妈祖信仰及其天后宫、徐福东渡历史传说及其遗址、古港口、古航道、古文物遗迹等，进行较详细的综合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综合的和个案的调查研究报告，为保护和利用海洋文化遗产积累资料。建立专门研究机构“青岛市海洋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为海洋学、考古学、文学、艺术学、社会学、旅游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与技术人员搭建交流平台，不断扩大海洋文化遗产的研究队伍，从而推动海洋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不断扩大海洋文化的影响。

3.整合海洋文化遗产资源，打造蓝色文化旅游品牌

(1)以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遗产打造蓝色文化旅游目的地。青岛有丰富的海洋文化遗产，要坚持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的原则，在历史街区的开发保护中善于借助物质文化遗产这一载体搭建各种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平台，使整片历史街区有更加丰富的品质内涵，体现青岛滨海文化街区的厚重历史感。在“黄金海岸旅游”品牌的基础上，进一步与大连、烟台、威海等旅游区域协作，坚持以游客的需求为导向，针对不同游客的消费层次，把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参与性相结合，打造以“海洋军事”、“欧陆风情”、“蓝色文化”等为核心的海洋特色旅游品牌，使其成为国际知名的蓝色文化旅游目的地。

(2)充分利用奥帆赛资源，着力打造帆船休闲旅游品牌。有独特海洋特色的奥帆赛资源是不可替代的旅游资源，如果开发和利用得好就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旅游业。青岛应该充分发挥奥帆赛资源的优势，加大宣传力度，做好帆船知识普及工作，普及帆船运动，积极推进帆船运动的大众化，瞄准体育健身与休闲度假相结合的旅游发展趋势，在景区推广亲近大海的帆船航海旅游，大力发展海上泛舟项目，推出趣味帆船赛、海上观赛、帆船知识竞赛等娱乐活动，使帆船休闲成为青岛海洋旅游业发展的龙头。

(3)积极发展国际海洋观光旅游。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跨国旅游成为当今世界旅游发展的潮流。青岛市应该解放思想，树立危机意识与超前意识，借鉴国内外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发挥海洋文化遗产优势，加大海洋文化遗产的宣传力度，大力发展跨国旅游事业。通过开辟联结日本、韩国、朝鲜等国的海上邮轮航线，打造文化、休闲、健身、度假与旅游相结合的国际性海洋观光航线，吸引大量的海内外游客。

4.加快发展海洋文化遗产创意产业，提升青岛蓝色文化竞争力

(1)制订切实可行的海洋文化遗产创意产业战略规划。根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文化创意产业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青岛市应大力发展海洋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突出“青岛•海洋•蓝色”主题，把青岛的蓝色文化推向世界。政府应制订海洋文化遗产创意产业中长期战略规划，以科技为基础，加强对重点海洋文化产业的扶持，按照“不同遗产、特色发展、联动融合”的发展原则，根据不同的区市特点分布设置影视、建筑设计、动漫等不同的创意产业基地，打造海洋文化创意产业带。

(2)加强海内外合作与交流，打造海洋文化遗产创意氛围。青岛应以世界的眼光来审视海洋文明的发展历史，融“海洋文化、创意科技”为一体，创新文化产业的商业模式，发展体现青岛历史与文化特色的海洋文化产业，致力于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东北亚海洋文化创意产业交易中心，促进国内外海洋文化产业的交流与合作。由政府牵头成立青岛海洋文化创意中心，集政府、高等学校、科研机构、软件产业多方力量，共同营造和发展海洋文化创意产业，提升青岛蓝色文化的市场竞争力。同时，政府要时刻关注海洋文化创意企业的发展动向，及时为企业提供资金、制度等方面的保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规范市场秩序，为文化创意产业成长提供良好的市场生态环境；通过教育、培训和引进等途径，加强对自身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吸引和激励国内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在青岛创业。

5.发展特色加工业，提升青岛蓝色服务的质量水平

(1)挖掘遗产内涵，发展海洋特色饮食业。2009年青岛市服务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42.6%，而世界的平均水平为64%，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45%，青岛市一、二、三产业呈“二三一”格局，不尽合理。［4］餐饮业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回报角度看，餐饮业是一个投资少、风险小、见效快、回报高的产业。青岛应该挖掘海洋文化遗产，赋予海鲜产品以文化内涵，发展特色饮食业，形成像重庆火锅、山西面食、北京烤鸭这样的城市名片。

(2)挖掘遗产内涵，发展特色工艺品。据推测，中国13亿人中约有8亿人没有见过大海，有95%的人向往大海深处的神奇世界，有90.3%的人以拥有海洋工艺品而自得。［5］青岛可以在城乡统筹的过程中，利用木质渔船制作工艺、贝雕制作工艺等，发展以贝雕、船模、沙画等为代表的有青岛特色的工业品，发展传统艺术、民间艺术和工艺美术，形成富有海洋特色和优势的美术产品系列，如海洋植物画和海洋动物画等。

［参考文献］

［1］曲金良.海洋文化艺术遗产的抢救与保护［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46.

［2］青岛市图书馆.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EB/OL］.（2010-05-21）［2010-10-05］.http://www.qdlib.net/whyc/index.asp.

［3］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政府.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一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EB/OL］.(2007-12-30) ［2010-10-02］.http://www.qdlib.net/whyc/list.asp?unid=776.

［4］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国家发改委：我国将采取五项措施推进服务业发展［EB/OL］.（2004-07-05）［2009-08-07］.http://www.cafs.ac.cn/show.asp?ResName=newsd*orde.

［5］艺之南网.特色工艺品——海洋工艺品宣传最好的平台是哪个？［EB/OL］.(2010-02-01)［2010-08-04］.http://www.yn1949.com/News Info.aspx?id=4707.

作者：潘娜娜 杜成君 吕飞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