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审计论文范文

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环保审计论文范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开滦集团近年来不断加大节能环保资金投入，内部审计适时跟进，运用审前调查表、符合性测试、实质性测试、审核比较、计算分析和现场巡查等方法，通过审核项目建设程序的合规性、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实施的效果效益性等内容，查找管理漏洞，提出意见和建议，促进节能环保项目规范、高效运转。

第一篇：环保审计论文范文

环保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现状及原因分析

[摘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国家对环保专项资金的投入也随之增加，通过绩效审计能有效判断资金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本文在总结环保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存在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关键词]环保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体系

[DOI]10.13939/j.cnki.zgsc.2015.13.175

在生态环境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大范围的雾霾，重度空气污染以及水资源日益短缺的恶化，党中央于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提出七十条细则，从监督管理、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法律责任五个方面修订了《环境保护法》，体现了我国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同时在2014年出台了13项财政法律政策，其中一条提出中央财政今年安排100亿元专项资金重点区域治理大气污染。据资料显示，我国环保支出规模增长十分迅速，2007—2011年国家财政支出中环保支出分别是995.82亿元、1451.36亿元、1934.04亿元、2441.98亿元、2640.98亿元中国统计年鉴 2008—2012。，平均每年增长28.26%;环保支出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逐年上升，从2007年的2%增长到了2011年的2.42%，然而如此庞大的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如何，我们需要借用绩效审计之手来得到答案。

1现状分析

1.1理论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保专项资金投入日益增加，学者对环保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研究也呈现上升的趋势（见表1），期刊发表论文从2007年195篇上升至2013年391篇，但总量还是相当有限的;同时质量水平也有待提高，一方面，相关程度低，以2014年期刊数为例，与环保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直接相关的研究相当有限，大部分都是与财政绩效审计直接相关;另一方面，所发刊物级别不高，所发刊物大都集中于核心B类期刊，审计研究仅仅有81篇来源：中国知网，访问时间：2014年11月28日上午10点42分。，并且相关程度也不高。

目前理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制约绩效审计的原因探讨。该类研究是早期研究的重点，学者从绩效审计事前、事中、事后三个角度分析存在的问题，总结学者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审计范围狭隘，房巧玲、王宜成（2013）、郭建平（2008）、张颖燕（2014）等人认为我国的环境审计仅仅局于财务审计和合规性审计，面临的一个突出“瓶颈”是审计范围通常局限于微观层次，即以特定的环保单位和项目为审计对象，集中于资金运用过程的绩效评价基本上不涉及宏观、中观层面环保专项资金主管部门对资金的配置活动这一前置环节导致审计评价只局限在资金的“运行绩效”层面，忽视了资金的“配置绩效”。绩效审计相对而言很少，这与国际环境审计的发展是相脱节的;②财务管理不规范，胡晋湘（2011）、林琨（2008）、宁波市审计学会课题组（2014）等人认为在项目的立项上，有的项目申报单位采取编造虚假申报资料、多头重复申报等手段，以套取国家环保专项资金为目的虚报乱报项目;③评价体系不完善，一方面环保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不完整，另一方面环保专项资金绩效评价难以设计通用的个性指标[廖上林（2009）、宁波市审计学会课题组（2014）、万寅婧、潘铁山、季成富、林业星、潘旻阳（2014）、刘良慧（2013）]。

（2）环保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评价方法探索。房巧玲、王宜成（2013）、贾卉（2013）、黄溶冰等（2012）、Reed，John（2014）、Huang，Rongbing、Li，Yuhui（2013）等人基于指标分类角度的基础上，采用线性规划模型、专家评判、调查问卷法、模糊综合评判法等方法，对模型的具体运用进行了探讨和阐述，以期为环保资金的绩效审计从运行层面拓展到配置层面提供理论指导。

（3）环保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评价体系构建。学者基于评价方法的基础上，主要依据资金设立过程或者资金支持项目为分类建立定性、定量的评价指标。刘良慧（2013）结合逻辑框架法的逻辑层次来组合项目财政环保资金项目的绩效指标，使原本零散的指标之间产生逻辑上的联系，形成一套完整而明细的绩效指标体系;沈会山、潘南明、黄章富、杨琼花、李景杰、王淑君、卢创新、陈际帆（2012）采用目标预定与实施效果比较法，在将现行环保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分成六大类的基础上，构建了适用于当前我国环保专项资金项目特点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周丰（2010）采用“沃尔评分法”的基本原理对评价指标体系的路径进行了构建，围绕财政资金的投入、过程、产出和结果四个环节分析财政资金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

但是对环保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研究往往与其他环境审计和绩效审计类型的研究混在一起，针对性不强，专门针对环保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研究屈指可数。

其次，大多文献都集中于环保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评价体系构建研究，但由于影响环境的因素多种多样，因素的复杂性决定了研究的困难性，研究者所站的角度不同，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选取的指标也是不一样的，目前尚没有一套科学统一的投资项目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即只有财务指标，没有非财务指标;只有历史指标，没有未来价值指标;综合性指标多，单项指标少，缺乏“预警”指标。

再次，与有关学科融合较少。环保专项资金绩效审计主要站在会计、审计的角度展开研究，但环保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发展不光与审计的发展息息相关，海域环境经济学、环境管理学、环境法学等学科的发展密切联系。

最后，在我国现有研究多为规范研究，缺乏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尤其缺乏对我国环保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实践现状和问题的调查以及深层次的案例分析。

1.2绩效审计实践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审计署基于审计流程展开环保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见图1），从审计署公开的2001年至2013年的审计公开结果来看，截至目前，环保专项资金局限于“合规性、合法性”审计，对“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涉及程度不够深入。同时早期的审计公告并没有专门一个板块阐述环境审计，大部分都与民生项目放在一起阐述，直至2008年才设立一个单独板块“环境保护专项审计调查情况”公开审计结果。

从公开的具体内容来看（见表2），一方面公开数据不够完整，尤其是投入资金这一栏，只有五年公开了数据;另一方面从年数来看，2002年、2003年、2007年、2013年都没有相关数据，仅以文字的形式呈现。

从审计结果来看，总结2001年至2013年审计公告中提出的问题，环保专项资金在管理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项目审查审批不够严格;二是挤占挪用补助资金，这点主要从违规金额数体现;三是项目建设进展缓慢;四是项目建成后未达到预期效果，以2011年为例，投资建立的污水处理设备长期处于闲置状态，没有对环境起到切实的改进作用;五是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缺乏科学的界定和计算依据。

2存在问题原因探析

2.1监管主体独立性差

环保专项资金往往由财政部、环境总局共同管理，财政部负责减排资金的预算和资金管理，环保总局负责减排资金项目的监督管理。其高层领导者之间的独立性有待考察，无第三方监管机构涉入，降低了监管的有效性。从挪用和占有环保专项资金的现状来看，以2010年审计署公告为例，一些地方少征、挤占、挪用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等专项资金24.89亿元，滞留、闲置或未纳入预算管理等21.46亿元。可见资金监管存在漏洞，环保总局可能存在趋于“关系”的压力而对财政部门与企业挪用资金“视而不见”。

同时审计单位的审计经费来源受制于本级政府的管制，同级政府和财政部门负责本级审计单位的经费来源，这种关系损害了审计部门的独立性，降低了审计意见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2.2绩效审计观念欠缺

从环保专项资金审计现状来看，主要侧重中“合规性”、“合法性”审计，考察资金申请、使用是否合法;考察项目是否按时完成。对资金批复是否“经济”，项目执行过程中是否“有效”，完成后对环境产生的实际效果如何缺乏衡量。而环保专项资金的投入最主要的就是考察其在合理成本下的效果性，对环境所做出的改善，只限于传统的财务审计，将大大降低审计监督的效力。

2.3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从围绕环保专项资金出台的法律法规来看，现有的法律法规主要侧重于三个方面：①自然保护区的相关法律法规;②主要污染物的法律法规;③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总量上相当有限，以主要污染物的法律法规为例，国家围绕着“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但与主要污染物环保专项资金监管直接有关的还是相当有限的，并且相关制度细则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侧重于资金申请的管理，缺乏对资金的使用和后续的绩效评价。

国家围绕环保专项资金审计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规，如《关于组织申报2009年中央农村环保专项资金的通知》和《中央农村环保专项资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申报指南（试行）》（财建便函〔2009〕17号）指出环保专项资金的申请应该用于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国家重点治理方面，确保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实现预期目标的可行性以及投资需求的合理性等要求。国家从资金申请环节力抓监管，但缺乏对资金使用和后续的绩效评价，例如2012年财政部、环境保护部颁布的《关于加强“十二五”中央农村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的指导意见》中从完善资金投入机制—资金管理机制—项目管理三个方面加强资金的监管，却缺乏如何对资金使用和后续的绩效评价，仅是提到采取综合配套措施，不断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但细化程度却相当有限，缺乏指导意义。

二是缺乏问责制度。

从现有制度来看，缺乏环保专项资金问责制度，以2007年财政部、环保总局出台的《中央财政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减排资金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截留和挪用，提出对于违反本办法及有关要求，弄虚作假、截留、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的行为，财政部、环保总局将视情况采取通报批评、停止资金安排、取消申报资格等措施予以相应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制度中提到了财政部和环保总局共同负责违规（法）事项，但却没有落实到具体的责任，只有各部门落实了自己的具体责任，才能提高监管的积极性;此外“视情况”太抽象，制度不够规范化，财政部和环保总局保留权利的范畴太宽泛，导致相关部门与人员钻法律空子的情况出现。

三是验收标准滞后。

以水环境标准为例，在审计过程中主要依赖的审计标准为《污水综合排放指标》（GB 8979—1996）、《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CJ 3082—1999）、《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等国家标准。从时间上看，就可以发现我国水环境标准相当滞后，其中制定的不同污染物的最高排污量已经不适应如今水环境日益恶化的现状，而且投入与产出比也没有充分体现在标准之中，资金投入的多少势必影响到对环境的改善效果，如果标准不够完善，必然影响到对效果的判断。

3建议

3.1融入多学科，开展环保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研究

环保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体系是投入与产出之比的重要衡量指标，在研究其评价体系时，应融入“环境学”的相关课程，依据环境质量评价标准，借鉴统计学以及经济学的衡量方法，各学科通过更深层次的交流与融合展开研究;另外在开展审计的过程中，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审计人员，适时聘请环境专家，尤其是在“效果性”审计的过程中，环境专家通过取样、分析，判断环境的改善程度和资源的运用程度，能更好地帮助审计人员判断“效果性”。

3.2完善法律法规

合法性是企业以及相关单位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因此制度具有强有力的约束效力，完善环保专项资金制度，能为开展绩效审计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1）细化制度，加强绩效评价。不仅要严抓申请立项，还要注重后期项目建设过程以及完成结果的评价，通过完善制度，使得资金的分配环节更具有效率性、科学性、公正性，考察财政及配套资金的到位率、拨付的及时性;在资金的使用环境，细化制度，发挥制度的约束力，是否合理地使用资金;后续的管理中，建立绩效考核制度，判断资金的使用效果及效率。

（2）落实问责制度。根据单位和部门环保专项资金监管结果为依据，审计揭露的问题应进行相应整改和追究责任人的责任，进而建立环保专项资金监管的长效问责机制，发挥警示与威慑作用。以相关监管制度为准绳，对环保专项资金支出中存在的不真实、不合规、不合理以及效率低下等行为，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以及部门、单位负责人的领导责任，对于企业作为下次申请环保专项资金的评价标准，对于行政负责人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

（3）完善审计公告制度。针对目前环保专项资金审计结果公开方面存在的问题：公告的内容所含信息量有限，缺乏法律的强制约束。完善环保专项资金审计结果的公开制度，对环保专项资金的审计结果公开作出强制性的规定，同时以单独形式公开环保专项资金审计

结果，不仅扩大了社会影响力，更重要的是扩大社会对审计结果的知情权，便于社会和舆论直接参与监督，将审计监督与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有机结合，形成监督的强大合力。

（4）建立健全环保专项资金的审计制度。受目前环保专项资金审计独立性差的影响，难以保证审计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在环保专项资金投入比例日益增长的前提下，有必要建立健全的审计制度，可以采用专项审计、专项审计调查或者结合型审计。在国家审计机关专项开展环保专项资金的审计前提下，上级审计机关对环保专项资金的监管情况进行审计调查，并在开展财政收支审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自然资源离任审计等其他类型的审计过程中，融入环保专项资金审计。并在审计报告中专门说明环保专项资金管理与使用的真实性、合规性、效益性。

同时，环保专项资金的相关监管部门在国家审计、内部审计的基础之上，委托会计事务所对环保专项资金监管制度和使用情况进行独立审计，以提高审计的独立性。

3.3完善监管主体

针对目前环保专项资金由财政部和环境保护部共同监管，监管主体的独立性差的问题，建议以财政部监管资金的使用，环保保护部对资金使用效果进行评价，发挥各自特长，协助完成环保专项资金的监管，并向审计单位提供审计材料。纪检监察部门发挥第三方监管机关的作用，会同财政、环保保护、审计等部门定期对环保专项资金项目的执行情况、经费使用情况等进行监管，以保证监管主体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1]房巧玲，刘长翠.环境保护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审计研究，2010（3）：22-26.

[2]房巧玲，王宜成.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基准模型及其应用研究——基于资源配置的视角[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3（4）：52-57.

[3]郭建平.我国环境绩效审计问题研究[J].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3）：66-69.

[4]刘良慧.对财政环保资金项目绩效审计评价方法的探索[J].中国证券期货，2013（2）：159-160.

[5]刘良慧.环保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体系研究[D].长沙：长沙理工大学，2013.

[6]胡晋湘.刍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审计[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1（8）：33-34.

作者：郭衍玮

第二篇：浅谈企业节能环保项目审计

摘要：开滦集团近年来不断加大节能环保资金投入，内部审计适时跟进，运用审前调查表、符合性测试、实质性测试、审核比较、计算分析和现场巡查等方法，通过审核项目建设程序的合规性、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实施的效果效益性等内容，查找管理漏洞，提出意见和建议，促进节能环保项目规范、高效运转。该项审计拓宽了审计领域，履行了内部审计的咨询与服务职能，是内审工作的创新与发展，对企业全面开展节能环保项目审计具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节能环保;专项资金;内部审计;内部控制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开滦集团)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特大型国有煤炭企业，近年来不断加大节能环保资金投入，2013年至2015年节能环保项目完成投资额43542万元。为确保项目建设程序合规、资金合法使用、切实达到投资效果和效益，开滦集团审计部对近三年的节能环保项目实施了审计，笔者作为审计项目主审，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实施审计。

一、明确审计内容

(一)建设程序的合规性

节能环保项目多为大型工程建设项目或重大设备购置，审计中按照规定的建设程序和采购程序审核项目所涉及的各业务环节手续办理情况。为提高现场审计的质量和效率，应运用《节能环保项目测试表》逐项按照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和开滦集团有关规章、制度进行实质性测试。测试的程序或环节包括：立项、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的评审、审核和批准，内部投资预算的编制、审批，项目实施，竣工验收和结算。测试内容包括：业务操作名称，需审核的主要内容，涉及的支撑性文档，操作部门，文件文号，执行时间等。通过测试确认节能环保项目建设程序的合规合法性，查找项目在建设程序方面存在的问题。

(二)资金使用的合法性

调查审核工程项目概预算的编制和审批是否符合规定;工程项目是否招投标、价款支付的方式、金额、时间进度和审批程序是否合规，是否有超概算、超预算、超范围、挤占和挪用的情况;是否组织竣工决算审计，确保节能环保资金不超概、不随意调整预算、改变资金用途、骗取专项资金等情况。

(三)效果效益

现场对节能环保项目运行情况进行检查，查看项目运转是否正常，有无闲置未用现象;审计计算节能项目投入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否达到初设要求，环保项目实施后排污效果是否符合国家环保政策要求。

二、采取的主要审计方法

(一)审前调查阶段

1. 学习节能环保的相关政策。在审前调查阶段，搜集了有关节能环保项目管理、资金使用、物资采购等方面政策法规。包括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管理办法、内部控制具体规范—工程项目、节约能源管理办法、工程项目建设管控规定、招标管理办法、物资管理办法等，组织参审人员系统学习。

2. 下发调查表，掌握项目总体管理情况。调查表如表1所示。

审计组据此初步掌握节能环保项目总体管理面貌，明确审计工作重点，编制科学可行的审计方案。

(二)审计实施阶段

1. 运用符合性测试和实质性测试，审核项目建设程序的履行情况，确认合规性，发现问题。通过《节能环保项目测试表》依据建设项目程序从立项、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内部投资预算、项目实施、竣工验收和决算等环节，检查执行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和开滦集团有关规章、制度的合规性。可梳理出被审计单位执行项目建设程序的总体情况，快速发现项目管理的问题。测试后的主要问題有：未获环评批准就开工建设;应招标项目未招标;已完工程未及时办理验收手续，未能按期交付资产等。

2. 利用审核比较法测试资金使用情况。审核项目概算编制和审批是否符合相关规定;项目年度预算资金安排情况;项目是否招投标，所签订合同是否合法合理;工程进度的入账与结算;签证变更手续;工程竣工验收与决算;工程价款的支付和预留质保金等。比较工程概算与决算，看是否超概;比较年度预算与当年完成，看是否超预算规模;比较招标与施工合同，看是否有未招标项目;比较工程进度表与财务在建工程账，看工程进度入账是否全面;比较工程预付款、进度款支付、预留质保金与工程合同，看是否遵循合同规定支付资金;比较工程变更程序与建设管理相关办法，看变更手续是否完备;比较工程设计与现场勘查，看有无搭车或未干工程及未完先决算现象。通过审核比较，发现的问题有：个别工程超概严重;有的工程项目未招标;财务未按工程进度入账;个别工程搭车挤占节能环保资金等问题。

3. 利用计算分析法核实已投入运行项目的效益测算和效果。一是审核已投入运行项目的效益计算方法，确认计算方法是否正确;二是选取典型案例，与被审计单位技术、经管人员共同测算，审核有无高估和低估经济效益现象;三是就效益计算结果与项目初设比，查找未能达到设计水平的原因;四是对项目实现效果与国家环保机关验收及实际运行监测比，看是否达标排放。现场核实了节能环保项目，确认设备运转情况，检查节能环保项目是否闲置未用或运转不畅，揭示管理问题。

三、实施审计的成效

2016年完成了4个专项审计，涉及节能环保项目38个、投资额35428万元，对项目建设程序、资金使用的合规合法性、投资的效率和效果进行了客观评价，揭示了节能环保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在合规性方面

揭示了在立项审批、工程实施、竣工验收、价款支付和项目结算等环节不符合建设程序规定问题25个。

(二)在资金使用方面

揭示了个别工程超概严重，个别工程项目未招标，财务未按工程进度入账，个别工程搭车挤占节能环保资金，工程已交付使用长期不验收、不决算等方面问题6个。

(三)在效益效果方面

大多数环保项目只重视环保效果，轻视经济效益，体现在项目建设前期技术、操作人员储备不足，致使项目运行后整体外包，加重了企业经济负担。

四、结语

节能环保项目审计在开滦集团是初步尝试，既客观地确认、评价了节能环保专项资金使用中执行相关政策及内控制度的情况和投资效果，保障了专项资金的投资效果和专款专用;又拓宽了审计领域，履行了内部审计的咨询与服务职能。这是内审工作的创新与发展，对企业全面开展节能环保项目审计具有借鉴作用。限于审计人员都是财务、经济专业，对节能环保、工程管理的知识和政策的掌控有所欠缺，又没有成型的专业审计办法，在以后的工作中该项目的审计深度和力度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

参考文献：

[1]赵选民，王婷.节能减排政府审计评价指标研究[J].审计月刊，2014(08).

[2]时军.基于低碳经济环境的节能减排审计评价体系研究[J].财会通讯，2013(01).

[3]王琳，李仁杰.节能减排专项审计相关问题研究[J].商业会计，2013(10).

[4]吴周平.节能减排专项审计重点和方法探讨[J].审计与理财，2011(12).

【作者单位：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作者：崔建明

第三篇：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公司环保投入

【摘要】利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 通过手工收集重污染型上市公司环保投入的数据， 研究其对重污染型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 研究发现， 试点地区的重污染企业在开始试点后环保投入更大， 并且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规模大的企业、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以及地区制度环境好的企业。 拓展性分析发现， 试点地区的重污染企业开始试点后并没有获得更多的银行信贷和税收优惠， 甚至政府补贴减少。 由此表明，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使得官员面临更大的环境治理压力， 这种压力会传递给微观企业， 具体表现为进行更多的环保投入; 地方官员并没有给予这类企业更多政策扶持， 企业的环保投入是基于地方官员环保压力的应对行为。

【关键词】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重污染型企业;环保投入;产权性质;政治关联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我国社会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极大提高。 但是， 与经济高速发展相伴随的是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受到了极大破坏， 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健康。 污染排放是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政府也非常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相继出台多项环境制度和政策， 加大了对重污染企业的环境监督与处罚力度[1] 。 已有文献发现政府出台的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治污投入， 减少了污染排放， 改善了生态环境[2，3] 。 已有环境规制大多都是针对企业的， 鲜有针对官员环保的制度出台， 一般只是对出现重要环境问题的地方领导干部进行约谈， 相关研究也发现这种约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环境， 但是这种效果极为有限， 甚至被认为是不存在的[4-6]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探索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2015年3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进一步提出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作为一项重大制度， 把生態文明建设纳入法制化、 制度化建设。

转型经济下的中国， 地方政府官员拥有极大的政治权力， 能够主导并影响辖区内经济发展[7] 。 上级政府对地方官员政绩的考核方式和内容会强烈地影响地方官员行为。 长久以来， 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主要以经济增长为核心指标， 形成了仅追求GDP增长的政治晋升竞标赛机制[8] ， 这就造成了地方官员为了追求经济发展速度， 忽视甚至放纵辖区内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 之前对干部的离任审计主要是针对官员在任期内的经济责任、 违法乱纪行为。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将生态环境纳入任期审计范畴， 对官员在任期所造成的辖区内生态环境破坏进行问责。 一方面地方官员能够制定辖区内的经济政策和主导资源分配， 对辖区内企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7，9，10] 。 一旦相关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生态环境破坏， 将会遭受严重处罚， 使其污染成本增高， 企业所面临的政治成本急剧上升。 因此， 为了规避严厉监管，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地区的重污染型企业将会增加环保方面的投入。 另一方面， 由于自然资源离任审计的责任主体认定、 责任目标确定存在困难， 并且由于缺乏审计程序和方法[11] ， 可能使得离任审计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 不会对相关企业的环保投入产生积极影响。 因此，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否对相关企业环保投入构成影响是一个需要实证检验的问题。

自2014年起， 一些省份选取部分地区进行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 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的场景。 本文手工收集了2011 ～ 2017年重污染型上市公司环保投入的数据， 以试点地区企业为实验组， 非试点地区企业为对照组， 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相关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 研究发现： 重污染型企业所在地区试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后， 企业的环保投入显著增加。 这说明，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给地方官员造成了生态责任压力， 加大了对重污染企业的监督处罚力度， 相关企业为了规避监管处罚， 增加了环保投入。

本文还检验了上述机制是否受到产权性质、 企业规模、 政治关联以及制度环境的影响， 研究发现离任审计对重污染型企业的影响主要存在于非国有、 规模大的企业、 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以及所处地区外部制度环境好的企业。 本文试图进一步厘清离任审计对重污染型企业环保投入的作用机制是基于监督假说还是激励假说。 所谓监督假说， 指的是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制度规制下， 官员加大对重污染企业的环境治理监督力度， 进而促使这类企业增加环保投入; 激励假说则是在离任审计制度规制下由官员给予上述企业更多的政策优惠， 激励其进行更多环保投入。 本文没有发现离任审计试点后重污染型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和税收优惠， 得到的政府补贴甚至出现了减少， 这些结果与激励假说并不吻合， 与监督假说更为一致。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有关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经济后果的研究。 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虽然是我国在新时代下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 但能否改变地方官员行为， 对微观企业会产生何种影响， 目前还缺少经验证据的支撑。 已有文献也只是从盈余管理[12] 、 权益资本成本[13] 等有限的视角研究了离任审计对微观企业的影响。 与上述文献不同， 本文直接考察离任审计对相关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 这不仅丰富了离任审计的经济后果研究， 也更直接地考察了离任审计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的。

第二， 本文的研究也丰富了有关环保投入领域的文献。 之前有关环保投入的研究要么是基于政府层面研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的环保支出[14-16] ， 要么研究微观企业环保支出的影响因素， 主要从环境规制[1，17] 、 财政补贴[18] 、 环保约谈[6] 等视角展开， 本文则是将地方官员考核、 监督与微观企业环保投入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

第三， 本文与已有类似研究存在显著差异。 沈洪涛、 周艳坤[6] 考察了约谈能否促进企业的环保支出， 本文与该研究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别： 一是环保约谈是对地方官员事后的环保问责机制， 这种制度并不具有普遍性， 且环保部门约谈对地方官员政治晋升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本文研究的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则是常态化机制， 且直接关乎地方官员的晋升考核， 对官员的影响更大。 二是环保约谈事件并不是随机的， 而是内生于官员所处地区的生态、 环境质量， 因此研究环保约谈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会产生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试点则具有随机性， 即具有准自然实验的特征， 利用该研究情景构建双重差分研究模型， 能够缓解已有文献所面临的内生性问题。

二、文献回顾

1. 官员晋升激励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 我国地方官员掌握着大量资源及其配置权[7] ， 他们能制定辖区经济发展政策[10] ， 对一些法律法规的执行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从而对辖区内企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9，19，20] 。 在以GDP增长为核心的考核标准下， 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治晋升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 促使城市商业银行信贷减少[21，22] ， 容易造成企业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23] ; 同时还会加重企业在其他方面的过度投资问题[24] ， 降低产权保护水平[25] ， 抑制重污染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张[26] ， 以及干预企业坏消息的释放时机[27] 。 官员的视察活动往往被认为是企业建立政企关系的时机， 政治关联能够改善企业业绩[28] 、 提高创新水平[29] ， 使企业获得更多政府补助[30] 。 地方官员更替所造成的政治不确定性会加大企业所面临的风险[31] ， 企业也会采取应对措施， 比如缩减投资规模[32-34] 以及减少股利发放等。 已有研究官员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的文献， 均是基于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治晋升竞标赛理论， 鲜有文献探讨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情景下， 地方官员如何影响微观企业行为。

2. 环境治理问题研究。 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 企业作为造成生态破坏、 环境污染的主体， 需要在生态保护、 环境治理上发挥积极作用。 但对很多企业来说， 环保投资短期内会影响企业业绩， 因此不愿意投资于环境治理， 让环境污染的代价由社会承担。 政府出台各种环境管制的政策， 目的就是约束企业的涉污行为， 引导企业投资环境治理。 虽然一些研究认为对我国企业能够设置较高的环境标准[2] ， 但大多数企业在环保投资方面表现得并不积极， 一般只是迎合政府环境规制的需要[1] ， 甚至企业的环境治理行为还需要媒体发挥监督作用[17] 。 一些学者研究发现上级环保部门对地方官员的环保约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地区环境， 但仅仅是一种短暂现象， 效果有限[4-6] 。 微观企业在面临短期的环保压力时， 也仅仅是采取临时性的停产、 减排措施， 并未在环保投资上有更积极的作为[6，35] 。 因此， 如何构建一种激励地方官员的长效机制， 使之在环境治理方面发挥作用， 积极地监督、 引导辖区内企业的环保投资行为， 显得尤为重要。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但能否对微观企业环保投资产生积极影响则需要检验。

3.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问题研究。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作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 相关的文献绝大多数还只是停留在规范研究层面。 蔡春、 毕铭悦[11] 探讨了离任审计的意义及需要关注的理论问题; 安徽省审计厅课题组界定了离任审计的主体和对象， 提出了离任审计的内容和方法[36] ; 张宏亮等[37] 提出了离任审计的实施模式， 构建了环境责任管理的指标体系; 黄溶冰、 赵谦[38] 在构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框架结构的基础上， 探讨了其与离任审计的关系。 上述研究对于更好地开展离任审计具有较好的借鉴、 指导意义， 但限于研究范式， 均无法回答该项制度对微观企业会产生什么影响。 有个别文献研究了离任审计的经济后果， 比如刘文军、 谢帮生[12] 探讨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 全进等[13] 考察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 但这些研究均沒有触碰到离任审计经济后果的核心问题， 即离任审计能否具有环境治理效果， 这是本文要着力探讨的。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出台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目的就是： 改变地方政府官员长期存在的追求地区经济增长， 忽略甚至放纵辖区内企业严重污染环境行为。 因为强制性地对涉污企业进行关停并转， 或者勒令其减少污染排放， 会降低辖区内经济短期增速。 在以GDP增长为核心指标的晋升锦标赛机制下， 地方官员缺乏保护和治理环境的动力， 显得不够有作为[16] 。 无论是上级政府出台的各种环境规制抑或是环保部门对地方官员的约谈， 其在改善生态环境、 促进企业增加环保投入方面的作用都是极为有限的[1，4-6] 。

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从2014年开始， 先后有部分省市开展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工作， 这意味着一些地区对官员考核不再以经济增长速度为唯一指标， 而将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官员晋升考核体系中。 上级组织部门考核方式是引导官员行为的指挥棒， 且官员晋升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即所谓的政治晋升锦标赛[7] 。 一般来说， 只有官员取得更好的政绩时， 才更有可能晋升更高阶行政职务。 因此， 可以预期实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地区的官员将有更强的动机进行自然资源保护与环境治理。

重污染型企业对一个地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较大， 如果重污染型企业能够切实履行节能减排、 增加环保投入的义务， 对于改善地区生态环境会产生重大正面影响[6] 。 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背景下， 官员的政治晋升考核将以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两个重要指标。 离任审计由拥有人事任免权的上级部门组织开展， 具有极大权威性。 地方官员任期内所发生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事件将直接影响其政治前途， 甚至导致被终身追责。 实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会给地方官员造成极大的环保压力。 为了更好履行环境治理责任， 地方官员会将这种环保压力传递给当地的重污染型企业， 加大对相关企业监督检查力度以及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面对外界增加的环保压力和政治成本， 重污染型企业的应对策略有短期和长期两种。 短期就是临时性停产、 减排， 不会增加环保投入， 仅仅是一种应激行为， 不具有持续性， 一般是企业用来应付短暂监管压力和在特殊政治时期的过渡手段[7] 。 2008年奥运会[39] 、 两会[35] 、 环保约谈[7] 等均在短期改善了相关地区的空气质量， 这些事件过后空气质量继续恶化。 重污染型企业在环保上所采取的短期行为不能完全缓解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压力， 因为即便当前的地方官员离任， 继任官员仍然要面对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制度约束， 这会给重污染型企业造成持续性的环保压力。 因此， 实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地区将会对重污染型企业进行严格的监管， 而只有严格的监管才能抑制重污染型企业的污染行为[40] 。 本文认为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情景下， 重污染型企业将会采取绿色发展模式， 即通过增加环保投入以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这也是该项政策制定的初衷——“既要金山银山， 也要绿水青山”。 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研究假设1：

H1：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将会提高重污染型企业环保投入。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会导致地方官员加大对企业生态破坏、 环境污染的监督处罚力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面临的监管压力是不同的。 只有那些感受到更大环境监管压力的企业， 才会进行更多的环保投入。 相对于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在离任审计的环境下面临着更大的环境监管压力。 因为国有企业需要承担众多的政策性负担， 比如担负着当地就业、 税收等重要任务， 一般是当地的支柱性企业。 因此， 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在环保上具有一定的讨价还价能力， 地方政府在环境监管中往往容易向国有企业妥协[7] 。 已有文献也认为政府的环境监管压力大部分落在非国有企业身上[41，42] 。 因此， 在实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背景下， 政府对非国有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会进行更严格的监管， 非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大的环境治理压力， 所以会进行更多的环保投入。 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研究假设2：

H2：相对于国有企业，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非国有重污染型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更大。

大公司往往具有更高的政治成本， 这些公司一般会成为政府相关部门重点监管的对象。 当面临外界严厉监管时， 大公司会选择低调做事[43] ， 尽可能不引起监管者的关注。 另外， 大公司由于规模大， 其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会更严重， 在实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情景下会受到地方官员的重点监督和检查。 此外， 大公司也更有能力投入更多资源进行环境治理。 因此， 相较于规模小的公司， 其在离任审计背景下会投入更多资源进行环境治理。 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研究假设3：

H3：相对于规模小的企业，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规模大的重污染型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更大。

转型经济下， 一些企业有动机去建立政治关系， 寻求与官员建立亲密关系， 目的是从政府获得更多的资源、 保护企业财产免受随意性掠夺[20] ， 以及避免承担一些政策性负担[44] 。 有学者发现， 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可以承担较少的社会责任[45] 。 由于企业增加环保投入在短期会损害公司业绩， 因此， 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在离任审计的情境下环保投入的积极性降低， 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则需要承担更大的环境治理压力。 因为后者缺乏政治关系的庇护， 这类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更可能遭受到地方政府的严厉处罚。 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研究假设4：

H4：相对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没有政治关联的重污染型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更大。

外部制度环境无论对地方官员还是微观企业行为均会构成约束和监督[46] 。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是否能够约束、 引导地方官员行为， 不仅在于是否存在该项制度， 更重要的是该项制度能否被执行好。 在外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才更可能落到实处。 那些在任期内， 辖区企业发生重大破坏生态环境、 造成环境污染事件的地方官员才更可能在离任审计中被追责。 因此， 制度环境好的地区的地方官员能够感知到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赋予的环境治理责任， 更有动机去监督辖区重污染型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 因此， 上述地区的企业在试点后有更多的環保投入。 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研究假设5：

H5：相对于地区制度环境差的企业，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地区制度环境好的重污染型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更大。

四、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鉴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于2014年开始在部分地区试点， 本文选取2011 ～ 2017年试点前后所有重污染型企业作为样本， 重污染型企业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金属矿采选业、 纺织业、 造纸业、 石化业、 金属冶炼业以及电力热力生产业等。 离任审计制度的分批实施作为一项外生冲击， 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场景(实验组为制度试点地区相关企业， 控制组为非制度试点地区相关企业)。 因此， 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比较这两组样本在试点前后企业环保投入的差异。 离任审计试点地区信息通过百度搜索各个省份审计厅网站获取， 具体包括山东(青岛、 烟台)、 湖北(黄冈、 武汉市江夏区)、 内蒙古(鄂尔多斯、 赤峰、 呼伦贝尔)、 湖南、 贵州(赤水)、 江苏(连云港)、 广西、 福建(福州、 武夷山、 宁德、 厦门、 泉州、 安溪、 三明、 马尾区、 台江区、 湖里区)、 陕西(西安)、 四川(绵阳)以及浙江(湖州)等。 本文剔除了亏损公司、 环保投入数据缺失以及其他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 最终得到1334个公司—年度样本， 其中处理组有119个(试点前和试点后分别为59和60个)， 对照组有1215个。 本文的环保投入数据通过手工收集整理获得， 财务数据以及公司治理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 所有回归模型的标准误均在公司层面进行Cluster处理。

2.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由于离任审计制度的实施是在不同时点逐步展开的， 本文借鉴Bertrand 和Mullainathan[46] 的研究， 构造了如下回归模型：

本文控制了公司固定效应(η); Expend为企业环保投入指标， 用企业环保投入费用化金额的对数表示。 TREAT为虚拟变量， 若企业所在地在样本期间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地区取1， 否则取0。 POST为企业所在地是否已经实施该制度的虚拟变量， 公司所在地实施试点以后的期间取1， 否则取0。 本文预期TREAT×POST的系数为正， 即相对于控制组， 实验组在试点后企业环保投入更多。 借鉴之前的文献， 本文还对如下变量进行了控制： 企业规模(SIZE)、 资产负债率(LEV)、 资产回报率(ROA)、 成长性(GROWTH)、 现金流(CFO)、 资本密集度(PPE)、 上市年限(AGE)、 董事会独立性(INDP)、 股权性质(SOE)以及年度固定效应(YEAR)， ε为残差项。 表1为变量具体定义。

五、实证分析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 Expend的均值为14.9736， 中位数为15.0118， 两者差额不大， 结合分位数和标准差来看， 样本公司环保投入差异不是特别大。 TREAT均值为 0.0892， 表示试点地区样本占总样本的8.9%; POST均值为0.045， 即4.5%的样本公司处于试点后期间。 其他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均与已有研究近似， 分布较为合理， 在此不再赘述。

2. 对H1的检验。 表3为模型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 交乘项TREAT×POST的系数为0.5305， 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促进了重污染型企业环境保护和治理水平提升， 增加了环保投入， H1得到支持。 这是因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使得环境资源保护成为地方官员重要的晋升考核标准， 官员加大了对重污染型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 促使企业增加环境治理投入。 从经济意义上来说，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使得相关企业环保投入提高了69.98%(e0.5305-1)， 结论具有显著性。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 公司规模(SIZE)、 资产回报率(ROA)以及公司股权性质(SOE)均与企业环保投入显著正相关， 这是因为规模越大、 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更有能力增加环保投入。

3. H1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 ①由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前后的公司并不完全一致， 样本差异可能对结论产生影响。 因此， 只保留了试点前后均存在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即采用有6年观测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表4列(1)为回归结果， TREAT×POST的系数仍在5%的水平上显著， 研究结论没有发生变化。 ②个别地区试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时点靠近年末， 或者未披露试点月份， 比如广西是在2014年11月开始离任审计试点工作， 四川绵阳则没有披露具体试点月份。 因为试点靠近年末或者未确定起始月份， 这样导致相关试点地区的重污染型企业可能无法及时采取相应对策， 所以剔除了广西和四川绵阳的样本公司， 重新进行回归。 表4列(2)为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TREAT×POST的系数依旧显著为正， 主要研究结论没有发生变化。 ③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对重污染企业行为的影响可能还存在滞后性， 因此， 剔除了试点地区试点当年的样本重新进行检验。 表4列(3)为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TREAT×POST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④地方官员如果因环境污染问题被上级環保部门约谈， 将有更大动力进行环境治理。 为了排除研究结果可能受环保约谈的影响， 剔除了环保约谈地区的样本(约谈地区包括： 安阳、 沈阳、 沧州、 临沂、 承德、 马鞍山、 郑州、 德州、 长治、 安庆、 济宁、 咸阳、 商丘以及临汾等)， 然后利用模型重新进行回归。 表4列(4)为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TREAT×POST的系数为0.7446， 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并不受环保约谈驱动。 ⑤为了剔除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存在的系统性差异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本文还进行了安慰剂检验。 具体地， 对于2014年开始试点的地区， 选取这些地区2011 ～ 2013年的重污染型企业为实验组研究样本， 并将2012年作为试点年度; 对于2015年开始试点的地区， 选取这些地区2011 ～ 2014年的重污染型企业为实验组研究样本， 并将2013年作为试点年度。 同时， 选取非试点地区2011 ～ 2014年的重污染型企业为对照组样本， 重新进行回归。 表4列(5)为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TREAT×POST的系数并不显著， 表明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并不存在系统性差异。

4. 对H2、 H3、 H4和H5的检验。 为了检验H2， 本文将上述回归模型的TREAT×POST替换成TREAT_SOE×POST和TREAT_NoSOE×POST两个变量。 TREAT_SOE(TREAT_NoSOE)为虚拟变量， 若样本公司为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且所在地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地区取1， 否则取0。 表5列(1)为回归结果， TREAT_SOE×POST的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 TREAT_NoSOE×POST的系数为0.7887， 在5%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环保投入的影响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 H2得到了支持。

为了检验H3， 将上述回归模型的TREAT×POST替换成TREAT_BIGS×POST和TREAT_SMALLS×POST两个变量。 TREAT_BIGS(TREAT_SMALLS)为虚拟变量， 若公司总资产位于样本中位数以上(位于样本中位数以下)且所在地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地区取1(取0)。 表5列(2)为回归结果， TREAT_BIGS×POST的系数为0.5717， 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 TREAT_SMALLS×POST的系数为0.4017， 在10%的水平显著。 从显著性水平来看，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规模大的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更大， H3得到了支持。

为了检验H4， 将上述回归模型的TREAT×POST替换成TREAT_Poli×POST和TREAT_NoPoli×POST两个变量。 TREAT_Poli(TREAT_NoPoli)为虚拟变量， 若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担任过(没有担任过)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且所在地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地区取1(取0)。 表5列(3)为回归结果， TREAT_Poli×POST的系数并不显著; TREAT_NoPoli×POST的系数为0.5139， 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从显著性水平上看，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环保投入的影响主要存在于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 H4得到了支持。

为了检验H5， 将模型(1)的TREAT×POST替换成TREAT_HM×POST和TREAT_LM×POST两个变量。 TREAT_HM(TREAT_LM)为虚拟变量， 若公司所在地市场化指数[47] 位于样本中位数以上(中位数以下)且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地区取1(取0)。 表5列(4)为回归结果， TREAT_HM×POST的系数为0.7083， 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 TREAT_LM×POST的系数并不显著。 这表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环保投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外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公司， H5得到了支持。

综上所述，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环保投入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 规模大的企业、 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以及地区制度环境好的企业。 上述研究结果说明，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重污染型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会因企业产权性质、 公司规模、 政治关联以及外部制度环境的不同而出现差异。

六、拓展性分析

通过前文研究发现， 实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地区的重污染型企业在试点后有更多的环保投入。 离任审计给地方官员造成环境治理压力， 他们将这种环境治理压力转移给辖区内的重污染型企业， 离任审计对重污染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作用机理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加大对重污染型企业的监督力度， 提高重污染型企业环境污染成本(监督假说); 二是给予重污染型政策优惠， 降低环保投入成本， 激励其进行更多的环保投入(激励假说)。 前文发现离任审计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 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 这一结果更加符合监督假说的解释。

为了进一步厘清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作用于重污染型企业环保投入的机理， 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企业获得政策优惠的相关变量， 即BankCR(银行信贷)、 Subsidy(政府补贴)和ETR(税收优惠)。 BankCR(银行信贷)借鉴徐飞[48] 的研究， 银行信贷强度使用公司银行借款占资产比例与基准比例之间的差额来衡量; 参考黎文靖、 郑曼妮[49] 的研究， Subsidy(政府补贴)用公司所获的补贴收入/总资产度量， ETR(税收优惠)使用(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度量。

表6列示了相关回归结果。 从表6可以看出， 在控制了企业获得的政策优惠以后， TREAT×POST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此外， 本文还研究了离任审计对企业获得政策优惠的影响， 表7列示了相关回归结果。 TREAT×POST的系数在列(1)中并不显著， 表明离任审计不会影响重污染型企业获得银行信贷资源; TREAT×POST的系数在列(2)中显著为负， 表明试点后重污染型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降低; TREAT×POST的系数在列(3)中并不显著， 表明离任审计后重污染型企业没有获得更多税收优惠。

综上所述， 离任审计后重污染型企业并没有获得更多的政策优惠， 甚至失去了部分政策优惠。 离任审计对重污染型企业环保投入的作用机理为： 离任审计使得地方官员加大了对相关企业环境治理的监督力度， 使得环境污染成本上升， 进而产生了更多的环保投入。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 出台目的就是要改变长期以来地方官员只追求经济增长， 忽略自然资源保护、 生态环境治理的现状。 由于微观企业尤其是重污染型企业是破坏生态环境的重要实体， 同时鉴于转型经济下地方官员对微观企业的强大影响， 本文研究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能否提高地方官员环境治理的意识， 进而监督和引导重污染型企业进行更多的环保投入。 利用2014年、 2015年分地区进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试点地区的重污染型企业在试点后环保投入显著增加， 这表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提高了地方官员的环境治理积极性， 进而传导至微观企业。 本文还发现离任审计对重污染型企业的影响集中在非国有企业、 规模大的企业、 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以及地区外部制度环境好的企业， 这说明离任审计对微观企业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并不具有广泛性， 而是受到公司产权性质、 公司规模和政治关联的影响。 另外， 只有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才能够更好地促进离任审计政策的落实， 进而对官员造成环境治理压力， 并影响微观企业的实际环保行为。 拓展性分析中， 本文研究了离任审计对重污染型企业获取信贷资源、 财政补贴以及税收优惠的影响， 发现试点地区重污染型企业并没有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和税收优惠， 这表明离任审计对重污染型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机制主要是官员加大了对重污染型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 而非政策优惠驱动。

本文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①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初步检验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环境治理作用， 发现离任审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预期作用， 改善了环境治理。 因此， 未来需要对该项制度进一步推进， 将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 ②离任审计对微观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 规模大的企业、 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以及地区外部制度环境好的企业， 说明离任审计的环境治理功能的发挥并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广泛性， 未来在推进离任审计制度时要规范和引导官员行为， 多措并举消除官员对不同产权性质、 不同规模、 是否具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差别化对待， 进一步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 从而全面提升离任审计的环境治理功能。 ③相关部门推进离任审计制度時， 除了鼓励地方官员加大对重污染型企业环境治理的监督检查力度， 还需要出台更多扶持政策。 比如， 对于从事环境治理的重污染型企业给予适当的税收减免和政府补贴， 抑或在融资上给予更多便利， 减轻企业环境治理压力、 增加环境治理的主动性， 从而促进离任审计环境治理功能的长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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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秀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