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立法体系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历史早就证明，完备而良善的法律体系是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志，是政权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保障。其要旨是：重要的社会关系必须由法律调整；法律规范必须明确、肯定、具体，具有可诉性和可操作性；法律体系应当结构严谨、内部和谐、内容完备，各部门法之间、各种不同渊源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要彼此衔接、和谐一致。
第一篇：立法体系论文范文
海事行政立法体系构建与完善
【摘要】我国海事行政立法有着明显的部门法的特征，但其内涵与外延却已超出部门职权的涵盖范围。目前我国确定了“一路一带”战略，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环节，海事行政立法建设将为该战略的顺利实施创造有利的软环境。文章通过分析研究我国海事行政立法体系，探索了构建和完善我国海事行政立法体系的途径。
【关键词】海事 行政 立法 完善
海事行政法是行政法的组成部分，主要涉及海上交通安全、船舶与海员、海上防污染以及维护主权等领域。由于海事行政立法具有专业性、国际性等特点，普通法学研究人员涉足有难度，这也导致海事行政立法研究水平不高。国家目前已确定“一路一带”战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战略上相互对接。中国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枢纽，海事行政立法体系建设将为此战略顺利实施创造有利的软环境。
海事行政立法的国际法渊源
对于海事，在国内还存在不同理解，最狭义的“海事”指各类海上事故①，包括海损、海难、海上污染等;广义上的“海事”，通常理解为泛指一切有关的海上事物。本文所指海事主要涵盖海上交通安全、船舶与海员、海上污染以及维护国家主权等领域。海事行政法具有涉外因素，国际海事公约是其重要的渊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具有国际海洋“母法”地位，其目的在于“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以便利国际交通和促进海洋的和平用途……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该公约设计了很多制度，规定了在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等区域内主权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如“沿海国可依本公约……制定以下法律和规章：(a)航行安全及海上交通管理……”等，这些规定是主权国家行使海事行政立法权的国际法依据。
中国海事局是履行海事行政职能的部门，与之相对应的国际机构是国际海事组织(简称IMO)，在中国参加的五十多个国际海事类公约中，绝大部分是由IMO制定或参与制定的，这些公约也成为我国海事行政法律体系的重要渊源和组成部分。基于“条约必须信守”原则，我国所加入的国际海事公约是必须要遵守的。为进一步推动公约的履行，IMO还推行了“IMO成员国审核机制”，该机制到2016年将由自愿加入转变为对成员国强制，这也是对《联合国宪章》中所确定的联合国及相关机构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突破。
目前国际海事公约体系主要由四大支柱性公约以及其他各相关领域的公约构成，分别是《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海员培训、发证与值班标准公约》和由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2006海事劳工公约》。按照调整内容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一是涉及海上安全，包括：《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1966国际载重线公约》，《1969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等;二是涉及海洋污染，包括：《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1990国际油污防备、反应与合作公约》、《2001国际控制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统公约》等;三是涉及海上人员，包括：《海员培训、发证与值班标准公约》，《2006海事劳工公约》，《1974雅典公约》等;四是涉及民事责任和赔偿，包括：《1969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及其1992年议定书，《1996年海上运输有毒有害物质民事责任与赔偿国际公约》，《2001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等;五为其他方面，如《1989海上救助公约》，《便利海上运输公约》等。
我国海事行政立法体系框架雏形
对于立法体系，有学者认为立法体系是指立法机关制定的各种法律文件(包括宪法、基本法律、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等)所构成的系统;还有学者认为，立法体系实质是指立法规划，更准确地说是指立法的系统工程②。海事行政法具有明显的部门行政法特征，在充分考虑海事所涉及的社会关系对法律规范的客观需求基础上体现海事部门行政职能。
近年来，随着海事立法活动的加强，海事行政立法体系已初见雏形。第一，在法律层面包括行政基本法律、海事法律以及涉海相关法律三方面，涉及法律约40余部。行政基本法律是基础，包括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等;海事法律是核心，包括海上交通安全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涉海相关法律是海事行政法的补充和支撑，包括海商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安全生产法、港口法等。第二，行政法规层面涉及海事行政法的行政法规约70部，包括：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船员条例、打捞沉船管理办法、航标条例、船舶登记条例等。第三，部门规章层面主要由交通运输部制定，其他的如渔业管理的由农业部制定，涉及港口规划的由发改委制定等。据不完全统计，涉及的部门规章在100部以上。包括《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海船船员值班规则、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规定等。第四，地方立法涉足海事行政领域目前呈扩大趋势，通过地方立法实现一定的地方管理目的。基本上我国所有沿海省、市级立法机构和政府都有涉及海事行政方面的立法，或出台一些规范性文件。比如《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办法》、《青岛市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潍坊市旅游船管理规定》等。第五，海事局立法分为中国海事局和直属海事局两个层面。中国海事局隶属交通运输部，其制定的文件为规范性文件。根据最新的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统计，截至2014年6月30日，现行有效的海事行政规范性文件为379件，分为综合管理类，通航管理类，船员管理类，船舶管理类，海事调查类，航海保障管理类和船检管理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海事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全国14个直属海事机构具有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权。目前尚无权威统计数据，据保守估计全国海事系统应近千件。
我国海事行政立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不周延及立法主体宽泛导致规范性文件泛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自1983年公布以来，国际航运形势和海上安全管理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管理模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现有法律不能涵盖法律主体和各类法律关系多样化的变化，也与诸多后实施的法律如《港口法》等不协调，并且管理体制也不适应海上安全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等。《海洋环境保护法》也存在与目前行政改革简政放权趋势不相符，前置审批过多等问题。一方面为弥补法律实施中存在的不周延，另一方面又缺乏对规范性文件的限制，导致规范性文件层出不穷，增加了立法与执法不确定性和风险。实践中还存在不适当授权立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安全监督管理规则》规定“凡设置VTS系统的主管机关根据本规则制定本VTS系统的船舶交通管理细则……”由此导致全国近40个设置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的地区均制定相应管理细则。
海事行政立法行为性质需明确。行政立法在我国被定义为抽象行政行为，通说认为，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运用行政权，针对不特定人或事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的行为。行政立法行为在我国分为：一类是受《立法法》约束的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另一类是非《立法法》所规制，制定规范性文件行为。对于第一类行政立法行为，有学者认为应属于立法行为，更进一步是宪法行为的范畴③，而大多数学者则认为行政立法行为应归于抽象行政行为，属行政行为。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这不但是因为立法行为具有“普世性”特点，最主要的是，行政行为相对来说较为随意，所以将行政立法活动归于受更多限制的立法行为是有宪政意义的。而对于第二类行政立法行为，笔者认为应归属于行政行为，目前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和规范性文件本身数量众多，如果也归于立法行为，由于目前我国缺乏对立法行为的救济机制，公民权益无从保障，如果将之归于行政行为，则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以及国家赔偿等获得救济。
中央与地方事权的界定。中央与地方事权的交叉与冲突，主要表现为地方立法对海事事务的介入，对于非专属事务，中央和地方事权界定并不很明确。如《山东省沿海船舶边防治安管理条例》要求船员出海需向申请办理出海边防证件，而交通部规定只要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要求的资质和条件，船员就可以从事航海相关活动。地方法规不但干涉了由中央事权管辖的海员事务传统，对船员权益也造成损害。又如在对客船航行权的限制上，海事部门根据船舶检验机构核定风级决定是否准许船舶开航，而山东省政府规定风力达到七级以上时，客滚船一律不能开航，中央与地方相关规定相矛盾。
内部与外部两个规则体系的协调统一。与对外的规范性文件相对应，海事系统也有一套内部规范维持业务工作的运转。这类内部规则数目众多，有很多涉及行政相对人利益，比如定期的专项检查，业务工作流程和指导意见等。为控制内外部管理风险，海事机构多选择建立内部质量管理体系，但由于质量管理体系不完善，导致很多内部文件并没有纳入到体系中去。另外，当前随着简政放权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带来了许多法律法规需要调整变化，内部规则相对处于滞后的状态，如何实现内、外部规则体系的协调统一需要思考。
国际海事公约在国内适用的方式。由于我国并没有明确公法领域国际海事公约的地位，导致在国际海事公约的纳入和转化过程中，形式与效力的不确定，实践中多通过二次立法，包括制定法律(如《海上交通安全法》)、行政法规(如《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还有的公约，如《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是通过自动适用的方式实施的。实践中还有通过发布通知或公告实施国际海事公约。另外，《船舶载重线公约》、《吨位丈量公约》等技术条款通过制定船舶法定检验规范来予以实施，如《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目前，通过规范性文件适用公约的法律定位不是很明确，但实践中却又大量使用，尽管缺乏足够的法理依据，但该种方式的主要好处是不需要特殊的立法程序等待。
其他问题。首先，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的确定。中国海事局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海事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将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限制在省级海事机构以上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改变了以前一些处级单位都可以制定规范性文件的乱局。但由一个规范性文件设定立法权限，缺乏法律依据。其次，政务公开文件的法律属性。政务公开是现代行政的必然要求，目前政务公开更多体现为一种制度或政策安排，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我国政务公开走上法治化轨道重要标志，但对外政务公开指南中具体办事程序、要求及承诺性等内容涉及相对人的权益，其法律效力如何值得探讨。
构建我国海事行政立法体系的探索途径
第一，确定海事行政法在整个涉海法律架构中的地位。目前我国涉海法律大都处于较“边缘”的地位，这与我国固有的大陆思维与文化有关，为此学界呼吁要建立中国的海洋基本法，将大部分涉海法律纳入其框架内，从而提升国人“蓝色国土”和海洋权益意识。在各界推动下，海商法、海诉法、海公法等法学研究领域都不断取得突破，此氛围下，海事行政法的地位与作用理应受到特别重视和重新审视，将构成未来中国“大海法”框架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第二，确定海事行政立法体系的自身架构。随着对海事行政行为研究的深入，构建海事行政立法体系在当下是可期的。首先对海事行政事权进行划分，按船舶管理、船员管理、航行安全与秩序管理、海上防污染管理、综合管理划分为五个方面;在法律形式上在逐步完善基础法律，由行政法规实现可操作，部门规章最终作为主要的补充兜底，尽量减少地方海事立法以及规范性文件。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按照与核心框架大致对应的关系做具体和配套的规定，海事技术类的规定中强制性性规定应至少在行政法规的层面进行规定，推荐性规定可以在规章以下层面的立法文件中体现。
第三，明确国际海事法的国内化方式。从法理上，国际公约在位阶上不应低于国内法律。在国内化的方式上建议区分对待：对于批准或加入涉及人命安全、防止污染等有重要政府义务及对经济社会有重要影响的海事公约，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而对于修正案和技术类公约，一般情况下可以由交通部直接决定适用，如果交通部认为情况特殊的，可会同外交部报国务院核准。需注意的是由部门或国务院决定公布适用，并不意味着该海事公约的位阶就定位于部门规章或行政法规，而应在法律层面上，决定公布只是操作层面上的一种授权。
第四，及时清理规范性文件，限制制定主体。规范性文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大，易引起纠纷。首先应对现有海事类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公示目录清单，接受社会监督。然后取消中国海事局下属机构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职能，限制制定主体。最终随着上位法的不断完善，取消规范性文件这种法律文件形态，所有事务纳入法律轨道。
第五，明确海事行政立法的性质，保障救济权实现。法治政府不能忽视公民的救济权。对于行政行为对公民的侵害，需提供有效的救济渠道。对于制定规章以上的海事行政立法行为，应明确其为授权立法行为，受立法程序的严格限制。而对于大量的规范性文件，赋予其行政行为属性，受行政行为法的限制及行政救济法保障，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好地推进依法行政。
第六，协调内外部规范文件，纳入相应体系运行。对于诸如政务公开指南，业务办理手册等文件应在外部法律框架下，赋予其一定法律效力，维护政府公信力。对于内部规范文件，如业务工作流程、各类工作手册及相关工作指导意见等，应纳入体系管理中，尽量减少非受控文件的存在，使海事行政工作更具可控性与可预测性。
第七，明确海事行政事务的中央事权独占性。海事行政事务具有全局性，需要统一协调处理，一般情形下不宜由地方涉及，这一点应在法律层面予以明确。
综上，海事行政立法研究目前还处于起始阶段，但实践中已逐渐形成了体系框架的雏形，同时受行政体制影响，海事行政法带有明显的部门法特征，但海事行政法内涵与外延却是很广的，随着国家涉海行政机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海事行政立法体系还会有更大的扩展空间。本文着眼于现实，分析海事行政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在构建与完善我国海事行政立法体系的进程中勾勒出可行的路径。
(作者分别为山东海事局副高级工程师、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
【注释】
①胡正良，韩立新：《海事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②袁建国整理：“立法体系讨论会综述”，《中国法学》，1991年第4期，第125～126页。
③叶必丰：《行政行为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1页。
④胡江山：“海事行政法研究”，大连海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责编/于岩(实习)
作者：邵帅 郭萍
第二篇：推进科学立法完善法律体系
历史早就证明，完备而良善的法律体系是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志，是政权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保障。其要旨是：重要的社会关系必须由法律调整；法律规范必须明确、肯定、具体，具有可诉性和可操作性；法律体系应当结构严谨、内部和谐、内容完备，各部门法之间、各种不同渊源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要彼此衔接、和谐一致。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65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到2010年底，形成了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意志，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国国家和社会各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是我们取得的重大成就。然而，法律体系的形成并不等于法律体系的完备，法律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社会实践永无止境，法律体系必将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和发展。
一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正值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其在快速成长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矛盾和发展中的困难，需要我们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及时有效地解决和克服这些矛盾、困难，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完善法律体系的指导思想，就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规范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完备有效的法律制度。具体要求包括：
完善和发展法律体系，要坚持上下有序、内外协调、体系完整、动态平衡的原则。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科学划分法律部门，重要的社会关系必须由法律调整，法律规范必须明确、肯定、具体，具有可诉性和可操作性，各部门法之间、各种不同渊源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要彼此衔接、和谐一致。处理好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辩证关系，处理好法律稳定性与制度适应性的关系，处理好党内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的关系，处理好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在宪法中确认我国批准的国际条约、认可的国际习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要进一步明确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在我国的适用方式，明确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效力等级。
进一步加强市场经济法治建设，推动国民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通过科学系统的经济法律体系建构，形成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高经济立法质量和整体效益。经济建设领域的立法工作包括：依法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编纂完整、统一的民法典，为民事基本制度的稳定发展确立航向；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健全完善税收立法和征管体制，制定《增值税法》、《房产税法》、《资源税法》、《环境税法》等重要的税种法律，并修改《税收征管法》、《个人所得税法》；完善金融监管和食品安全治理法律体系，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规范财政转移支付行为，促进不同区域间的经济社会协调平稳发展。
进一步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夯实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法治根基和可实施性。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首先要适应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改革的需要，修改国务院组织法，分别制定地方人大组织法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使中央和地方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的组成、职责、行使职权的原则程序以及问责制度法定化、规范化。其次，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再次，规范选举制度的程序，通过立法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基本法律的修改，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最后，“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是我国宪法的庄严宣示，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我们要逐步通过立法保障公民人格权和宪法所规定的新闻、结社、出版和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权利，使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进一步加强文化法治建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依法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认真落实文化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法推进文化产业发展，促进文化市场主体做大做强。注重运用法治手段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创新，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要依法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加大文化市场执法力度，建立健全以综合行政执法、社会监督、行业自律、技术监控为主的文化市场监管体系，保障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加强对网络传播行为和网吧的监管，落实网吧上网实名制，规范网站经营，依法制裁互联网上的违法行为，净化网络环境，保障网络传播健康发展。加强对图书报刊、影视音像制品、娱乐休闲等重点领域的监管，深入整治非法出版物、违法音像制品和非法营利性演出，严厉打击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青少年身心健康和社会风气的行為。具体的文化立法项目还有：修改文物保护法，制定公共图书馆法、电影产业促进法等。
进一步加强社会法治建设，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让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首先，通过制定社会救助法、慈善事业法、基本医疗卫生法、社区矫正法，修改职业教育法、食品安全法、安全生产法、矿山安全法、药品管理法，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社会保障再分配调节机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其次，完善社会组织立法，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依法自治，改革社会组织登记制度，对社会组织进行分类管理，健全公民权益保障和利益协调机制。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助等措施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鼓励、引导、规范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依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健全监管体制，创新监管方式，制定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和活动准则。再次，积极拓展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协商民主，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建立让基层群众、组织和社区等利益相关方能够表达意见、协商讨论的制度化平台，畅通群众协商的有效渠道，规范群众参与决策的程序。具体包括：修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居民委员会的自治地位，保障其自治权利；改革户籍制度，实现户籍人口与暂住人口管理向实有人口管理转变。最后，完善多元化的群众利益表达和保护机制，通过实现公民的正当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健全社会矛盾化解体系。
进一步加强生态法治建设，推进建成“两型”社会。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制定自然保护区法、自然遗产法。建立空间规划体系，依法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落实用途管制。制定能源法、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促进法，健全能源、水、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制定生态补偿法，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保护国家生态安全，防范外来生物物种入侵。严格控制转基因风险。履行有关国际公约的国内立法配合。
二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解决“无法可依”的现实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多次谈话中要求立法工作“宜快不宜慢”、“宜粗不宜细”。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到2010年，法律制定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8%，行政法规为10%，部委规章为13%，地方性法规则高达30%，全部各类立法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6%。
尽管20世纪80、90年代，制定法律数量急速攀升，但进入21世纪以来，制定法律的数量逐步减缓，修订、废止相关法律的活动开始增多，立法工作由制定为主转向立、修并重，并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法律清理活动。因此，在“后法律体系”时代，必须把提高立法质量作为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的主要任务，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强化立法论证、立法调研、立法评估，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切实增强法律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提高法律的权威性，让每一部法律都成为精品，更好地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推进科学立法，提高立法质量。科学立法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一般要求是：其一，力求使法律规范符合客观实际，符合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其二，努力使法律规范更多体现科研进步的成果，以增进人民的福祉，维护人民的权益。其三，努力保证法律规范的和谐统一。其四，努力使法律规范能够准确表达所要表达的意志，即做到立法技术和方式方法的科学。
推进科学立法、提高立法质量的目的是增强立法工作的协调性、及时性、系统性，增强法律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使已经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规章条例立得住、行得通、切实管用。其具体措施包括：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立法工作，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立法工作。创新立法思维，依据改革举措，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和重点领域出发，制定科学的立法规划和立法工作计划，按照立法项目的轻重缓急组织实施。坚持立改废释并举，更加注重法律修改和法律解释，需要修改的法律按照程序及时修改，使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有序进行，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重要改革举措，要按法律程序进行，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立法的转变。修改立法法，进一步划清中央与地方、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立法权限，为科学立法提供制度保障；建设、完善立法决策支持系统，为科学立法提供智力支持。建立科学系统的立法工作机制，诸如立法选项机制、法案起草机制、立法协调机制、立法后评估工作机制、法的清理工作机制、法律法规配套机制等。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法制需求，大力推进立法程序和立法机制创新，必要时采用集成式“打包立法”方式，除宪法修改外，通过一个集成的修法决定，将需要修改的若干法律一揽子修改。
推进民主立法，实现人民民主。民主立法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一般要求是：其一，在立法目的上，坚持公民权利本位，以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愿为价值取向。其二，在立法程序上，既要进一步完善代议民主、发挥人大立法主导作用，又要尽可能扩大立法的公众参与。其三，立法机关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依照法定程序，集体行使职权，在立法工作中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反复研究论证，把民主立法的理念和做法贯穿在全部立法工作的始终。
推进民主立法，就要坚持把民主立法的过程作为推动治理体系改革创新的过程，坚持把立法的过程作为统一思想、寻找并凝聚共识的过程。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组织协调，完善代议民主和法律起草、审议的协调协商机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作用，通过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备案审查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凝聚智慧。进一步坚持人民权利本位，在发挥人大立法主导作用的同时，通过座谈、听证、评估、民意调查、聘请立法顾问、公民旁听法案审议、公布法律草案等拓展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形式和程序，健全公众意见表达机制和听取、采纳公众意见情况说明制度，使立法更加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保证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充分表达，合理的诉求、合法的利益得到充分体现。改革法案审议制度、代表会议制度、会议议程制度，健全立法专家咨询制度，发挥立法工作机构作用，建立和完善公众意见汇集和反馈机制等。除依法需要保密的外，所有地方性法规草案和政府规章草案，都要通过互联网等传媒向社会公布，公开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
维护法制统一和尊严。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是我国的宪法原则。从立法制度上坚持这个原则，主要体现在：一切法的规范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下位法不得抵触上位法，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抵触法律、法规、规章；同位法之间不得相互抵触。
维护法制统一和尊严，首先要健全法規、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保证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范围内的立法监督。其次，要严格立法权限和立法程序，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违宪审查和宪法解释制度，启动改变撤销机制，改变全部使用“党内解决”、“内部协商”的传统办法。再次，要加强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规范性文件，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公布制度和有效期制度。加强规范性文件数据库和检索系统建设，建立法规规章清理工作常态化机制，及时向社会公布清理结果。最后，要坚决克服立法过程中的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化倾向，防止地方和部门越权立法，避免重复立法、粗糙立法、腐败立法。
扩大地方立法自主权，鼓励地方创新型立法。加强和改进地方立法，鼓励各地方按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具体立法需求，在确保法律、行政法规统一实施的前提下，着眼解决问题，总结立法经验，突出地方特色，自主性、创制性立法，增强地方性立法的适应性与可操作性。
规范授权立法，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最终放开至全国所有地级市。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积极探索开展立法成本效益分析、社会风险评估和立法后评估工作，推动部门和地方法治科学发展。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立法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魏晔玲
作者：冯玉军
第三篇：民法典时代商事立法体系探究
摘要：当前，我国虽已经确立“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但是基于民法与商法基本精神的差异以及法律规定侧重的不同，民商合一模式为形式上的合一与实质上的分立。民法典的开山之作《民法总则》缺乏对商法基本精神的彰显和基本规律的呈现，以及相关商事规则的构建，此为民法典立法的一大遗憾，但也为商法通则的破土而出提供了广泛的空间与可能性。由于商事规范表现形式特殊性和商法规范的相对独立性，《商法通则》编纂的条件已经成熟，且五编制的体例将更为适合。
关键词：民法典;民商合一;商法通则;商法独立性
文献标识码：A
一、民商合一模式下对民法典的反思
根据不同国家的立法体例，民商合一可分为两类：一是以意大利、瑞士、荷兰为代表的“实质的部分民商合一”，如民法典中不对民商事主体予以区分，同时存在商法一般性规范和商事单行法;二是以北欧国家、俄罗斯、中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形式的部分民商合一”，该类型中民法典涉及少量商法规范，同时存在大量商事单行法，也有学者称该分类为“大合一”和“小合一”。
在我国《民法典》即将出台的最后阶段，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再度成为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学界制定商法通则/商法典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民法总则》出台之前曾有学者对其寄予厚望，希望能够充分涵盖商法要素和基本规则，为具备商法品格的民法典编纂奠定基础，但《民法总则》现行的法律构造和规则体系无法满足商事交易实践的需求，并未有效回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度发展的需要。在商法学者看来，《民法总则》由于未秉持商法规范体系化的理念，在逻辑体系上未全面兼容现有商法制度，无法满足商事法律体系的现代化要求。而现行商事单行法过于分散，在整体上缺乏统一的和谐性，在对商法特征和品性予以强调的同时，商法学者也提出了完善商事立法体系的主张，如制定商法典或商法通则，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学理论证。
当前，学界并未就民法典体系下商法制度安排达成共识，且大多数民法学者仍倾向于贯彻民商合一的立法思路，相悖观点与争鸣对于民法典的编纂以及商法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推进意义。当前，被纳入《民法总则》的商法规范十分有限，可谓是最低限度的民商合一。在民法典各分编中，最大的遗憾和不足是没有反映出商法的基本特征与规律，同时须强调的是，将商事规范纳入民法典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至于商法典和商法通则的选择问题，笔者认为商事通则或商法通则在当前民商事法律体系中更具适应性。法典虽然具有仪式感，能更好地彰显法的价值与精神，但更契合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法律部门，如刑事和民事实体法。而商法作为民商事法律规范中最为活跃的部分，体现着对更高经济价值的追求，充满创造性与活力，同时也充斥着不稳定性之特征，多数法律规则如公司法、外商投资法，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修正改进，故商法通则相较于商法典更为适合。
二、商法通則的存在可能性与立法空间分析
探究商事规则的立法体系，首先要总结现行《民法总则》已规定的商事规则;其次，对于《民法总则》和民法典草案所欠缺的商法规则及未体现的商法特征予以梳理。这种名为民商合一、实为民商不分的体例为商事规范的立法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可能性。
(一)《民法总则》中的商事规则体现
在《民法总则》出台之前有学者指出，以“提取公因式”方式为主要立法技术抽象出的民商合一规范将十分有限，但从具体条文的整理情况可以看出，与《民法通则》相比，《民法总则》增加了部分有关商法规范的条文。
第一，商事规则作为特别法优先适用。《民法总则》第11条明确了效力上应当优先适用特别法，其他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此条规定针对法律适用的位阶予以区分，即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商事单行法优先于民事法律进行适用，这可以看作是民商合一的标志性体现。
第二，商主体的规定。《民法总则》第二章第四节54、55、56条对商个人予以规定，包括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以及“两户”的债务承担;第三章对法人部分进行了密集的规定，包括法人的设立、成立、变更、清算或破产一直到终止的全过程，还包括法人的各项登记制度。第二、三节对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规定是民法总则中商事规范的典型体系。该章第四节区分了特别法人，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共同构成商主体的核心;第四章为非法人组织的相关规定，包括非法人组织的范围(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设立程序、解散清算。
第三，商事权利。第五章“民事权利”中第125条规定了民事主体依法享有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该条规定赋予普通民事主体商事权利的同时，也表明股权等商事权利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可以理解为民事权利中的民商合一。
第四，决议规则。第六章“民事法律行为”第134条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的，该决议行为成立。团体性决议行为一般在公司法等商事单行法中较为常见，其作为商事组织形成团体意思的主要表现形式，首次被纳入民事法律行为中，利于民商事法律行为的规范统一。
(二)民商合一模式下《民法总则》商事规则的立法欠缺
民法是为生民立命的私法规范，保障人格平等、自由，确立个人财产归属、流转、传承，而商法在民法所保障的各项基本权益基础之上，追求便捷效率与经济价值，不可以民代商，即不能用民法思维解决商事问题，但这种情况在司法适用等实践中普遍存在。此外其他立法欠缺均可在商法通则中予以具体解决，多数学者认为商事登记、商事代理相关的规定过于粗略，笔者认为这些事项不宜在《民法总则》中与民事基本法融为一体。民事基本法首次以法典的形式进行编纂整合，将商事登记、代理等规则纳入后会使得体系上过于混乱，应当在独立的商事法中具体规定，而总则中有关商事理念和基本原则应予以体现，以示对民商合一模式的贯彻。
一是商事单行法援引的泛滥。有学者尖锐地指出《民法总则》对于单行特别商事法的援引未加节制，尤其是第三章“法人”对《公司法》的直接援引过于泛滥。也有学者从民法典适用范围角度予以剖析，“《公司法》等民商事单行法大量的隐性援引……说明民法典作为基本法的‘射程’在缩小，其适用范围在变窄”。换言之，特别法在一般法中大量出现，是对特别法自身法律地位的虚化，更是对民商事原有法律体系的负面冲击。
二是商法基本原则的不足。基本原则作为法的本质和指导思想，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民法总则规定了诸如平等、诚信、公序良俗等贯彻民事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但却忽视了商法的两条重要原则：(1)营利性原则。民法是保障基本人格和财产利益的基础性规范，商法则是追求更高经济价值的代表性规范，更加侧重效益的优先性，营利性原则作为体现商事法律的代表性特征应当列入民法典之中，以利于引导大众区别民、商事两类不同社会关系，亦可助于司法机关把握审理不同类型案件的导向。(2)外观主义原则。商事关系中另一重要原则为外观主义原则，商法中没有一个领域能够排除该原则的适用，其本质是信赖保护原则在商法领域的体现，这种准则和指导思想有助于提升交易便捷和维系社会信赖。
三是商事基本理念的欠缺。虽然民事法律体系应以民事法律思维为根本遵循，但民商合一的规范模式应当关照到商事思维的呈现，以求为商事主体从事交易活动提供商事规范层面的指引，也能帮助司法机关在审理商事案件时厘清其与普通民事案件的界限。民事法律行为以遵循和保障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为基点，从而践行私法自治的精神，而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从发展至今均以民法为基础，商事行为也不可避免地涉及意思表示，虽也遵循私法自治的理念，但是商事关系更为复杂，往往不限于双方民事主体，通常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关系。在追求商业利益和价值的同时，大多不考虑当事人内心的效果意思表示，而是以客观的外观标识来确保商事交易的便捷高效，如票据的签章、公司决议的外部效力、商事登记效力等。因此有学者指出，商法规范多数情况都排除了意思表示的适用，而是以形式主义和外观主义为中心，尤其是《民法总则》中对“民事法律行为”章节的规范设计，采取的是以意思表示为核心的一元规制模式，故民法典中未体现的此类商事理念为商事通则的立法提供了足够空间。
三、民法典时代商事立法体系的思考
由于商事交易形式、方法和程序的特殊性，使得其法律规范内容及表现形式具有特殊性，这就决定了商法规范的相对独立性。本文认为应当在民法典和商事單行法之外制定商法通则，将其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和商事单行法的一般法，规定商事活动的一般性规则和共同性规则。民法典及总则未竟的商事立法事宜成就了商法通则内容的可能性，在私法关系已经普遍“商事化”的当下，如何完善和建构商事立法体系值得深入思考。
基于商事实践的需求，《商法通则》不仅有助于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阶段巩固商事制度改革成果，也有助于法院形成统一的商事裁判规范，从而反作用于市场形成良好的商事交易秩序。例如从商法角度来看，法院在处理公司内部事宜时，常会打破程序正义、滥用弱者保护制度，过度保护债权人利益从而忽略公司及股东的正当权益。关于商法通则的体系学界有较多不同意见，例如王保树教授组织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事通则(建议稿)》中主张《商事通则》的体系应包含十章内容;蒋大兴教授认为七编制可以“功能主义”为导向，贯彻“目的一主体一行为—规制”的立场。
本文认为，商法通则应当凝练为以下五章内容：第一，总则。包含商法通则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如外观主义原则、交易公平、交易便捷、交易安全原则等。第二，商主体制度。包括商法人、商合伙、商个人、商业中间人和商业辅助人的概念、权利和义务，商号的相关规定，以及商事主体登记和备案制度，涉及登记机关、登记的类型和效力。第三，商行为。包括一般商行为如营业行为相关规则，特别商行为如商事代理、代理商相关规则;第四，商事纠纷。范健教授提出的五编制中，把商事责任和商事诉讼分为两编，笔者认为该章节可以涵盖商事纠纷、商事责任、纠纷解决三部分，商事纠纷引发商事责任的归属问题，而后通过诉讼途径和非诉讼途径(商事仲裁)解决纠纷，增加商事仲裁也是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贯彻;第五，附则部分关于商法通则的生效、解释等问题。
四、结语
民法典时代下商事立法体系的完善和建构对于优化营商环境、规范商事活动的法律适用、改变司法审判笼统含混的传统路径依赖均具有重要意义，《商法通则》的制定也必将发挥市场经济建设“大宪章”的作用。《民法总则》和法典各分编中关于商主体、商事权利等商事规则的体现虽为进步，但仍然欠缺民商合一立法体例下本应融合的商法基本规律和典型特征。当前《商法通则》的制定应当充分发挥制度供给作用，弥补民法典在商事规则呈现方面的不足，回应商事主体不断创新、商事交易日益活跃现状下的法律制度现实需求。
作者简介：张亦铭(1997-)，男，汉族，河南信阳人，单位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法律系，研究方向为民商法。
(责任编辑：朱希良)
作者：张亦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