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保护论文范文

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立法保护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当前我国湿地的立法保护还存在着大量的缺陷。以河北省为例，虽然湿地保护立法上有一定进展，湿地面积呈稳定及上升趋势，但总体上仍存在很多问题与不足。针对现状，必须采取措施来加强立法。

第一篇：立法保护论文范文

网上商业数据保护立法研究

[摘 要] 网上商业数据的泄露和不正当使用已经严重的扰乱社会秩序，影响到国家的战略安全和百姓的生活。文章分析了中国网上商业数据存在的问题，明确了数据保护坚持的原则，提出了网上商业数据保护的基本思路：从数据收集和整理、数据使用、数据存储和维护等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

[关键词]数据保护;机制研究;电子商务

一、前 言

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5 358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5.8%，比2012年增加3.7个百分点;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全年共计新增8 009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81.0%。商务类应用继续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其中网络购物以及团购尤为明显。2013年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3.02亿人，同比增长24.7%;网购使用率达到48.9%，相比2012年增长6.0个百分点;团购用户规模达1.41亿人，团购的使用率为22.8%，相比2012年增长了8.0个百分点，用户规模年增长68.9%，是增长最快的商务类应用[1]。电子商务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流通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发展的巨大潜力已引起越来越多的部门和企业重视。网络交易中产生了大量网上商业数据;企业传统的经营数据也在不断转变成为网上商业数据，进而形成新的信息形式或权利形态[2]。由于我国对网上商业数据缺乏管理规范和标准，违约和侵权纠纷日益增多，主要表现在：利用网络不正当或非法采集商业数据、不正当使用网上商业数据、数据挖掘使个人隐私暴露、侵犯数据权利人利益等。

网上商业数据是企业权益在网络中表现的基本元素，也是目前国际商务法律保护的前沿领域和空白地带。在我国，通过立法保护网上商业数据不仅有利于在网络上保护企业和个人的各项权利，也有助于在电子签名法确认数据电文的基本法律地位后将数据电文的保护在商务领域延伸。本项目通过对网上商业数据保护的系统研究，形成了基本的保护思路，并通过本项目的研究，规范网上商业数据的收集、存储、整理、使用和维护行为，保护相关利益方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二、网络环境下商业数据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

根据Netcraft调查，截至2013年12月底，在侦测时共收到全球665 916 461个站点的反馈信息。其中，活跃网站数量约2亿个[3]。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全球互联网站一直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2000年以来，网站数量的增加速度更是越来越快，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截至2013年12月30日，全球互联网络使用人数达到24.05亿人，已经占到世界人口的34.3%(参见表1)[4]。 技术条件的显著改善支持了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2013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突破10万亿元，达到107 066.41亿元，相比2012年的81 091亿元(修正值)增长32%，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领域。图1显示了中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近年来持续增长的强劲势头[5]。

2013年7月17日上午， CNNIC(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第32次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91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4.64亿，较2012年底增加4 379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78.5%。在2013年上半年的新增网民中70.0%使用手机上网，手机成新增网民第一来源。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网上商业数据安全也面临极大威胁，以上海市为例，2013年8月，光大乌龙事件，“上证综指瞬间上涨5.96%，主要原因是光大证券自营账户大额买入。”严重影响了证券行业的经济秩序，2012年5月，1号店90万会员信息资料泄露，导致部分用户账户内的资金丢失;2011年上海市网站网页篡改的安全事件占全市安全事件总数的60%以上，数据丢失的发生率日益上升;2012年，上海共清理网络诈骗、网络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有害信息11万余条，侦破涉网违法犯罪案件95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 788名，整治了一批问题突出的网站和网络服务商。上述状况严重干扰了网络商业活动，甚至影响到网上经济秩序。加强网上商业数据保护的研究，尽快完善网上商业数据保护的法律法规，已经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6]。

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人们获取、传递、复制信息提供了方便，但网络的开放性和互动性又给商业数据的保护带来麻烦。在线消费(购物或接受信息服务)均需要将个人资料传送给银行和商家，而对这些信息的再利用成为网络时代普遍现象。如何规范银行和商家的利用行为，保护商业数据和消费者的隐私权成为一个新的棘手问题。此外，商业信息涉及跨境传输时的保护问题也不可忽视[7]。由于我国在网上商业数据的采集、生成、整理、传输、使用、交换、修改和处理等方面缺乏基本的规范和标准，因此产生的违约和侵权纠纷日益增多，这种状况十分不利于网络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网上商业数据保护面临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利用网络非法采集和整理商业数据

为了产品在销售中占据有利地位，利用网络不正当或非法采集和整理商业数据，在企业间的竞争中，有的公司通过网络获取其他公司的信息，掌握其他公司在某一地区的销售情况;在顾客发展活动中，不正当的收集顾客的个人信息。

2. 不正当的使用网上商业数据

虚拟市场的形成，消费者在网上交易、电子支付等日常活动中所填写的客户信息很容易被企业所掌握。这些信息经过数据挖掘，成为具有商业价值的数据。一些企业在使用这些信息时不注意保密，以致这些信息通过各种渠道被披露;有的甚至出售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而导致隐私权被侵犯的现象发生。

3. 大数据的发展使个人商业数据储存者面临挑战

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大数据分析成为创新的前沿。一方面，领先的软件企业正在争抢布局大数据的分析业务，且经营者也正在扩大个人数据的收集范围。如亚马逊网站在2014年4月份最新修改的隐私通知中将用户的移动终端数据纳入数据搜集的范围，Google也在2013年3月更新了隐私政策，表示将收集手机使用的日志信息。但另一方面，大数据搜集者频频遭黑客袭击。如2012年初，当当网用户的用户名及密码信息被公开贴在互联网上，有些用户甚至还丢失了购物抵用券及账户余额;2012年5月份，1号店90万名用户信息泄露，信息资料被出售。

4. 云计算和大数据使传统法律管辖权面临挑战

在中国境内实施商业行为的相关外资和合资企业，其服务器的地址不公开，很多服务器地址不在中国境内的，难以接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尤其是无机构的高风险互联网运作方式，以比特币为例，比特币(BitCoin)是一种P2P形式的数字代码，其不依靠特定货币机构发行，它依据特定算法，通过大量的计算产生，比特币经济使用整个P2P网络中众多节点构成的分布式数据库来确认并记录所有的交易行为。P2P的去中心化特性与算法本身可以确保无法通过大量制造比特币来人为操控币值。这种无组织无国界的货币形式，对监管提出了严重的挑战[8]。

5. 侵犯网上商业数据权利人的利益

尤以侵犯顾客信息、商业秘密、著作权为突出，顾客信息的商业价值在于它能吸引顾客群，没有顾客，企业就无法生存。权利主体一旦泄露顾客信息便可能导致自己的顾客群流失;而合法转让则可能为受让者创造新的顾客群，因此，顾客信息成为企业网络营销竞争的重要客体。侵犯商业秘密则表现为利用黑客手段窃取企业情报;游戏外挂则是侵犯网络著作权最典型的案件。

6. 网上商业数据权利人忽视对自身权利的保障意识

缺乏对网上商业数据的安全保障措施[9]。目前，网络安全保障仍然比较脆弱。网络营销的运行必须依靠互联网，但网上传递的信息很容易成为众多黑客截获与攻击的目标。根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的调查，2014年4月，我国有1 957个网站被篡改，境内约166万个IP地址对应的主机被木马或僵尸程序控制，信息系统安全漏洞有495个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网络安全意识的缺乏和网上商业数据的保障措施的不完善。

三、网上商业数据保护研究的重要性

网上商业数据是网上商业行为的基础与核心，是企业权益在网络中表现的基本元素，也是目前国际法律保护的前沿领域和空白地带。在我国，通过立法保护网络商业数据不仅有利于切实在网络上保护企业的各项权利，有助于电子商务、企业信息化、电子支付、电子政务、电子社区的发展，也是电子签名法确认数据电文的基本法律地位后数据电文在商务领域保护的自然延伸，是未来进行电子交易行为规范的基础之一[10]。

随着电子商务与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企业在参与电子商务活动中产生了大量的网络商业数据，以各种形态存在于网络空间;而另一方面，大量的企业商业数据同时也在不断地数字化、网络化，转变成为网络商业数据。

随着微博、飞信、社交网络、基于位置的服务LBS等新型信息发布方式在电子商务中的普及，以及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在电子商务中应用的兴起，网上商业数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不断地增长和累积[11]。

商业数据的大量出现，使数据量大幅度增加，由TB 级上升至PB 级， 并仍在持续爆炸式增长的态势。根据WinterCorp的调查显示， 最大的数据仓库中的数据量， 每两年增加3倍[12](年均增长率为173%)，其增长速度远超摩尔定律增长速度，照此增长速度计算， 2015 年最大数据仓库中的数据量将逼近100PB。

商业数据的大量增加，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的关注度。2013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商业数据的应用是其中的主题之一。该次会议还特别针对大数据发布了报告，“Big data， big impact： New possib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探讨了新的数据产生方式下，如何更好地利用数据来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该报告重点关注了个人产生的移动数据与其他数据的融合与利用。2014年3月，美国奥巴马政府发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投资2亿美元，正式启动“大数据发展计划”。计划在科学研究、环境、生物医学、商业等领域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突破。奥巴马政府的这一计划被视为美国政府继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Highway)计划之后在信息科学领域的又一重大举措。

大量商业数据在网络中数字化以后，在四通八达的互联网空间被不断地以各种方式为各种主体所利用，被融合进电子商务、企业信息化、电子支付、电子政务、电子社区，进而形成新的信息形式或权利形态。

网上商业数据保护的立法与政务信息公开与利用、个人数据保护等立法相呼应，可以形成信息社会对于信息基本权益立法保护的完整体系。这是信息社会深化与发展对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在电子商务立法逐渐深入的必然趋势：从电子签名立法向信息安全立法、商业数据保护方面推进。唯其如此，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各个主体在网络空间的各项基本权益，规范各类交易和行为，促进网络经济和信息化社会的发展。

四、网上商业数据保护机制设计

1. 网上商业数据保护的原则

网上商业数据的收集、整理、传输、使用和存储应遵守事前提示、合理使用、安全谨慎的原则。依法生成或者收集的网上商业数据受法律保护，违法数据以及有悖于社会公共道德的不良信息不受法律保护。商业数据中含有隐私等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 网上商业数据的法律保护

网上商业数据的使用过程一般包括两个阶段：数据收集和整理阶段、数据使用阶段、数据存储与维护阶段。网上商业数据保护基本上是围绕这三个阶段展开的。

(1)数据收集和整理阶段的保护。在数据收集和整理阶段，数据收集人可以收集与自身商业活动相关的数据。数据收集人在收集数据时应告知被收集人收集数据的目的和用途，被收集人有权决定是否提供数据以及数据提供的范围。

被收集人有正当理由的，有权要求数据收集人修改、删除已提供的数据。该数据被修改、删除后，数据收集者不得再使用被收集人提供的原数据。数据收集人应当允许注册用户能够按照注册时原途径或更为便捷的途径注销账户数据，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数据收集人不得以盗窃、欺诈、胁迫、非法访问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数据。数据收集人在整理数据时不得恶意修改被收集者的数据。数据收集人通过对非商业机构的数据库进行复制，整理生成商业数据的，应当取得该机构的同意。对违法或可能侵害他人权益的，有关部门可以禁止利用此类数据。

(2)数据使用阶段的保护。在数据使用阶段，数据收集人应按照被收集人同意的使用目的、范围和用途使用商业数据。未经被收集人同意，数据收集人不得将被收集人的数据公开或转让。当数据收集人向数据使用人提供或转让数据时，双方可以另行约定合法的使用目的和范围。数据使用人向他人再行转让时，需要重新约定使用目的和范围。国家鼓励对网上商业数据进行数据挖掘并在商业活动中使用。数据收集人和使用人经过数据挖掘而形成的数据受法律保护。商业数据使用中禁止下列行为：未经数据所有人允许使用、修改、删除商业数据; 据收集者将收集到的数据用于被收集者同意以外的用途;数据使用过程中违反约定，对外披露和传播。

因科学研究或个人学习目的可以无偿使用公开的商业数据，但应当注明出处。但国家机关及其授权组织非因执行公务使用商业数据例外。网上商业数据符合企业商业秘密条件的，企业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保护，并要求接触该商业数据的相关工作人员履行保密义务。

(3)数据存储与维护阶段的保护。在数据存储与维护阶段，从事网上交易的企业应根据商业数据的重要性，对商业数据进行有效备份。提供网络物理接入的企业和提供网络数据服务的企业，应当按照信息产业部门的规定或者行业惯例，设置数据备份，建立存储制度，确保数据运行安全。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的专业机构有义务提示或协助服务对象进行数据备份，因未提示或协助而造成数据丢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提供数据备份、数据处理服务的企业，应当建立数据保护制度，并采取技术手段，确保非经权利人许可的个人或组织无法接触数据内容。鼓励企业和行业协会建立数据备份和处理中心。鼓励跨国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立数据处理中心。网上商业数据服务提供者应在服务协议中明确告知用户允许账户休眠的期限。未告知的，服务商对休眠不满两年的账户不得注销。提供网络数据服务的企业应当制定数据销毁制度。对于敏感数据、保密数据或没有使用价值的数据，数据收集人或使用人应按规定程序销毁。

(4)数据保护职责。互联单位、接入单位及使用网上商业数据的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履行下列数据保护职责：按照信息产业部制定的技术标准建设网上商业数据服务系统，实现数据库和数据库之间的有效对接，鼓励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库标准;加强网上商业数据的安全管理，建立健全数据保护管理措施;保障本网络的运行安全和数据安全;在设备维修、存储、更新数据等系统维护时，应及时备份数据。

因特网服务提供者和联网使用单位不得实施下列破坏网上商业数据的非法行为：窃取信息：窃听、截取网上商业数据;篡改信息：入侵者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方法，将网络上商业数据修改，然后再发向目的地;假冒信息：攻击者冒充合法用户发送假冒的信息，或者主动获取信息而远端用户难以分辨;恶意破坏信息：攻击者对网上商业数据进行修改，掌握网上的机要信息，甚至潜入网络内部;制作或者故意传播计算机病毒以及其他破坏性程序，导致数据主体利益受损;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等。

3. 网上商业数据的法律保护的设计

以前的立法机制，主要是针对商业秘密、数据库、隐私权、个人数据的保护，而不是对网上商业数据的保护。本机制调整的对象是网上商业数据，其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个是网络化，这一特性决定了它特殊的存在方式：网络存储、在线维护、安全风险大;二是具有生命周期，这一特性决定了它的基本运作环节：收集→使用→存储→维护→销毁;数据的生命周期要求调整各环节的机制关系，规范特殊的使用、存储、维护行为。因此，网上商业数据保护应当以数据为中心，以其流转程序为主线，以各环节为切入点，分析和分解各环节法律关系，规范各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整个过程应把握网上商业数据的特点，针对特点制定特别的规范，将整个流程分为数据收集和整理、数据使用、数据存储和维护、数据保护4个阶段和12个具体环节，构思了网上商业数据保护机制的基本思路(参见图2)。

根据图2，本项目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网上商业数据保护的具体条款，所形成的机制分为七章：总则、数据收集和整理、数据使用、数据存储与维护、数据保护、法律责任和附则。

在数据收集和整理阶段，数据收集人可以收集与自身商业活动相关的数据。数据收集人在收集数据时应告知被收集人收集数据的目的和用途，被收集人有权决定是否提供数据以及数据提供的范围。

在数据使用阶段，数据收集人应按照被收集人同意的使用目的、范围和用途使用商业数据。未经被收集人同意，数据收集人不得将被收集人的数据公开或转让。

在数据存储与维护阶段，从事网上交易的企业应根据商业数据的重要性，对商业数据进行有效备份。提供网络物理接入的企业和提供网络数据服务的企业，应当按照信息产业部门的规定或者行业惯例，设置数据备份，建立存储制度，确保数据运行安全。

在整个过程中都落实数据保护职责。互联单位、接入单位及使用网上商业数据的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都应明确并严格履行自己的数据保护职责，职责明确，权责分明。

五、小 结

网上商业数据保护机制与政务信息公开与利用、个人数据保护等立法相呼应，可以形成信息社会对于信息基本权益立法保护的完整体系。这是信息社会深化与发展对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在电子商务立法逐渐深入的必然趋势：从电子签名立法向信息安全立法、商业数据保护方面推进。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各个主体在网络空间的各项基本权益，规范各类交易和行为，促进网络经济和信息化社会的发展。

作者：王林 杨坚争

第二篇：我国湿地保护立法研究

摘 要：当前我国湿地的立法保护还存在着大量的缺陷。以河北省为例，虽然湿地保护立法上有一定进展，湿地面积呈稳定及上升趋势，但总体上仍存在很多问题与不足。针对现状，必须采取措施来加强立法。

关键词：湿地；立法；生态

一、河北省湿地保护的意义

湿地、森林、海洋并列为地球的三大生态系统，湿地更有“地球之肾”之说。由此可见，湿地地位之重要性以及保护湿地的重要意义。

（一）生态意义

河北省位于华北地区，春旱夏洪是该地区主要气候特征，这种气候特征使得农业生产损失较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河北省经济的发展。湿地拥有的特殊地形，能够减缓地面水流的流速。它像一块海绵，遇到大量降雨时能够储存水，在缺水时可以释放水。因此，湿地的保护、存在能够缓解自然灾害对农业的不利影响。湿地另一个重要的生态价值是为生物提供了栖息地，维持了生物多样性。在我国超过一半的鸟类是以湿地为繁殖栖息地的，在迁徙季节，大批候鸟都会在湿地停歇。2016年4月22日，河北省沧州南大港湿地发现了濒危物种——青头潜鸭。这种渤海鸟类在世界上仅存500只左右，比大熊猫还要稀少，而在南大港湿地就发现了4只，这为我们保护湿地打了一剂强心针。除此之外，湿地还能够净化水、降解污染物质；湿地能够调节气候，吸收二氧化碳，抑制全球气候变暖；补给地下水等。

（二）经济意义

湿地中蕴含着丰富的资源。白洋淀湿地中有着大量的芦苇，这些芦苇不仅仅可以净化水，还是造纸的材料之一；在昌黎黄金海岸湿地、北戴河湿地等中，有着丰富的矿藏资源；还有一些湿地中有藕、菱以及鱼、螃蟹、虾等农副产品；一些水田种植、池塘养殖也是依赖着湿地；昌黎黄金海岸湿地是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着优美的风景，国际滑沙活动中心、葡萄沟、金沙湾海洋沙雕大世界等景点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游客……这些都体现了湿地的经济价值。

二、河北省湿地现状及破坏原因

河北省湿地资源相对较少，全省湿地面积有1.1万平方千米，但是湿地类型多样。湿地主要可以分为滨海湿地、湖泊湿地、河流湿地、沼泽湿地、人工（水库）湿地5大类，其中河流湿地与湖泊湿地的面积超过了湿地总面积的一半。虽然河北省湿地面积不大，但是并不代表可以忽略它的重要性。中国重要湿地有7个，包括昌黎黄金海岸湿地、滦河河口沼泽区、白洋淀湿地、北戴河沿海湿地、沧州南大港湿地、张家口坝上湿地、衡水湖湿地；湿地保护区分为国家级与省级，国家级有3个，省级有6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有2个，保定市涞源县拒马源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唐山南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2003年、2013年，我国分别进行了两次湿地资源的调查，调查发现，2013年我省湿地总面积要比10年前下降了15%，虽然我省的湿地保护工作正在进行，但是一些湿地仍然面临着水位下降甚至干涸的危险。例如，邢台的宁晋泊曾经是著名的湿地，与白洋淀齐名，但现如今，再也看不见它的踪影。

据一些专业人士介绍，省内的湿地面积出现大幅度萎缩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后期。出现这一现象并不是一天两天，原因也并不是单一的。

（一）湿地的不合理开发利用

湿地是培育微生物的天然器皿，所以天然的湿地土壤肥沃、土质优良，因此给农作物提供了完美的生存环境。河北省是个农业大省，靠地吃饭的农民人数多，为了增加种植面积，村民们将湿地变成耕地，此举是加速减少湿地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2014年，在白洋淀旁边发现别墅林立，这种违章建筑的出现也对湿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受利益的驱使，造成了湿地的不合理开发利用。

（二）湿地的严重污染

湿地的污染主要是生活污染与工业污染。在省内存在很多的工厂将大量的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污水排入河流、土地，这些未经过处理的水就会对该流域内的湿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在农业中不免对农药化肥的使用，这些农药化肥渗入土壤、流入河流，不仅会恶化水质、污染土壤，也会威胁湿地生物的生存；村民大量生活垃圾的倾倒也会污染湿地。

（三）湿地保护意识薄弱

保护水、森林资源，保持空气的清洁早已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提及湿地保护，很多人对此并没有概念。在藁城区贯庄村，村民倾倒的生活垃圾已覆盖了半个桥面，该村的养牛场紧邻汪洋沟，牛粪也是直接流入沟内。问及是否知道这些垃圾会污染湿地，村民是一脸茫然。这种现象在我省是普遍存在的，由此可见，保护湿地的意识并没有在人们心中形成，意识仍然薄弱。

三、河北省湿地保护立法现状

与其他省相比较，河北省湿地保护工作开展的较晚。2002年4月16日，衡水市政府批准的《河北省衡水湖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意味着河北省湿地保护拉开帷幕。虽然2002年批准的《办法》对于湿地保护有一定意义，但是这份热情并没有延续下去，接下来的十几年内，河北省并没有出台湿地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相继出台的《河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河北省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对野生动物栖息地、自然保护区提出了保护，对于破坏行为也有相应处罚措施，但这两个条例中从头到尾并没有出现“湿地”字眼，对于湿地的保护力度甚微。

河北省湿地保护的空白直到2013年12月26日《河北省湿地保护规定》的出台才进行了填补。《规定》于2014年2月1日实施，针对我省湿地种类多，分布不均等的具体情况进行制定，更能有效的解决湿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使得我省湿地保护有法可依，为我省湿地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2015年河北省印发了《河北省湿地保护规划（2015-2030年）》，规划以保护、修复和扩大湿地生态空间为目标，到规划期末实现湿地面积增加9.06万公顷等。

四、河北省湿地保护立法建议

（一）建立地方湿地保护的生态补偿制度

对湿地的开发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湿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者，有必要对湿地范围内的居民进行补偿，对他们因开发或湿地保护而遭受到的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进行相应的补偿。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有利于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这既是对居民生存权、发展区的保护，同时也为湿地保护减少阻力，推动湿地保护目标的实现。①

（二）建立公众参与制度

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维护自身环境权的积极性明显提高，想要参与立法，切实维权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因此，建立公众参与制度势在必行。公众参与比较常见的是听证会这种形式，采取这种方式，能够使公民的意见得到充分的表达。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政府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这一平台，加强与公民之间的交流，听取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学历，不同行业的意见，使得湿地保护的相关法律的制定更加健全。

（三）健全湿地管理体制

从《河北省湿地保护规定》中可以看出，林业部门是湿地保护工作的主管部门，其他部门协助林业部门开展工作。自然环境是一个整体，湿地、河流、土壤、森林等往往是相互依存的，因此各部门之间对湿地保护问题会存在职权交叉和利益关联。在《规定》中，第五条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描述，但仅仅是“……具体负责有关的湿地保护管理工作，发展和改革、财政、旅游等部门按各自职责，做好湿地保护管理的相关工作”，并没有对交叉重叠的问题提出解决措施。所以，应该协调各部门之间的职责，防止“推诿责任”、“各自为政”现象出现。

（四）提高湿地破坏成本

在《规定》中第三十条是对违法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的规定，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除了对排污费数额是以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其他的最高罚款是三十万元，并且还必须是造成严重后果。由此可见，湿地破坏的成本较低，一些企业会不惜违法来获取利益。除此之外，必要情况下可以采用刑罚手段来惩戒这种湿地破坏行为。（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注解：

① 白宇飞.我国地方湿地保护之立法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4

参考文献：

[1] 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2] 白宇飞.我国地方湿地保护之立法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4

[3] 朱建国，王曦.中国湿地保护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 李伟，崔丽娟等.中国滨海湿地及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概述[J].林业调查规划，2014，04：24-30.

作者：胡凯丽

第三篇：信用权保护立法研究

摘 要：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在民法典中对信用权的保护可以分为七种模式。其中，智利-德国模式和中国台湾地区模式最值得借鉴。从信用权保护法律体系角度看，我国应该在侵权行为法部分明定侵害信用行为的救济，而且要摒弃将商事组织和自然人信用权分别规定的立法方式。我国信用权保护的规范应当表述为：危害他人信用，导致他人信用度降低，以及经济交易或职业生计上利益受损，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关键词：信用权;侵权;立法模式

文献标识码：A

信用权是信用主体通过交易活动或职业生计活动而从社会获得公正评价并以此取得相关利益的权利。在立法上，我国目前的民事立法对信用权未做明确规定。在实践中，是根据对自然人、法人名誉权的规定来间接保护信用利益。对于信用权保护，学界研究的最新成果是2007年8月25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第二稿)(由杨立新教授拟定)。然从全球观之，世界各国或地区对信用权的保护，无论在方式上，还是力度上都存在很大不同。这些不同与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政策密切相关。通过对不同国家或地区信用权保护的立法模式进行分析，可以为我国信用权保护提供借鉴。

一、民法典保护模式分析

民法典中是否将信用明定为权利，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立法者对信用权的认知水平，也反映了不同国家或地区金融经济发展水平。在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就民法领域有关信用立法保护，有七种不同模式。

(一)智利-德国模式 该模式以智利、德国和奥地利为代表，不明定“信用”是否为权利，但对侵害信用的行为提供民事救济。1855年颁布的《智利民法典》第2 331条将名誉与信用并列，这表明了该法典对信用侵害独立地位在法权上的承认。《德国民法典》第824条第1项规定：“违背真相主张或传播适于妨害他人的信用或对他人的生计或前途造成不利益的事实的人，即使其虽不明知，但应知不真实，仍应向他人赔偿由此而发生的损害。”但是《德国民法典》并没有在人格权中确立信用权的地位，而仅是在侵权行为中对信用损害做出了规定。后世学者们之所以认为是《德国民法典》对信用权做出了规定也是基于此。此后，《奥地利民法典》第1 330条第2款和《葡萄牙民法典》第484条也追随德国立法对信用权加以保护。

(二)俄罗斯模式 该模式以俄罗斯为代表，立法明确规定保护商业信誉。《俄罗斯民法典》第152条第1款到第6款规定了公民的名誉、尊严和商业信誉。商业信誉与名誉、尊严处于同序列。这表明，《俄罗斯民法典》已经将公民的商业信誉作为名誉权外的一种独立权利类型加以保护。第7款对法人商誉明确规定适用公民。在债编第59章因损害所发生的债中专门规定了经济损害的补偿。可见，《俄罗斯民法典》已经就消费性信用权和商业性(或为经营性)信用权做了区分。当然，对于消费性信用权的保护与经营性信用权的保护可能存在学理上的差别。尽管如此，《俄罗斯民法典》均认为自然人和法人的商誉都应当加以保护并于同一条款中加以规定，这表明了商誉权主体亦可包括自然人在内。

(三)法国模式 该模式以法国和比利时为代表。《法国民法典》第1 382条和1 383条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开放的、最有争议的，也是最自由的侵权责任条款，任何类型的损害，在理论上均可导致他人侵权损害责任的产生。因为，在法国民法中侵权责任构成的重要因素是致损事件，而不是原告特定法定权利的性质及其种类。就信用权保护而言，有学者指出“在意大利，法院在一般条款之下塑造和论证信用权。在比利时和法国，对于企业信用的危害，不过是一般条款所调整的内容，并没有被特别强调”[1]。

(四)荷兰模式 在该模式下，信用权的保护被纳入数据库的民事侵权保护之中。根据《荷兰民法典》第167条第1款规定，“依据本章之规定，在某人对他人因不确切、不完整或误导性公布其事实性质的数据而负有责任之情形，依该他人之请求，法官得判令行为人以法官确定的方式发表更正声明。”《荷兰民法典》之规定，可以说已经具备自己的特色。具体表现在其已经跨越了民法本身有关信用保护传统，而更注意将信用保护同数据保护结合起来。如果比较《荷兰民法典》第167条和2000年颁布的《荷兰个人数据保护法》的规定，我们发现《荷兰民法典》与《个人数据保护法》在责任的民事救济上保持了一致。然而，其内容显然承袭了《德国民法典》第824条之相关内容，只不过力图用数据的方式将信用权益加以保护。

(五)日本模式 该模式以日本和西班牙为代表。我国目前也采用该模式。在该模式下，信用权属于名誉权的子权利。《日本民法典》并没有明确信用为一种权利，但是采取以扩张名誉权的方式对信用权益加以保护。对于信用权，日本司法中尽管没有专门使用“信用权”概念，但是，在司法判决中对于信用毁损等行为，仍给予救济。《日本刑法典》第233条规定了信用毁损、业务妨碍罪。尽管有学者认为，因信用毁损而被侵害的利益并不是能够被称为“权利”那种程度的稳固的对象，没有必要规定信用权[2]，信用毁损行为的违法性非常强的时候才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刑法对侵犯私主体信用行为的追究显然表明民事主体享有信用权。逻辑上，如果没有信用权利的存在，怎么可能产生信用利益呢?对信用利益的享有乃至保护恰恰是信用权的内容。

(六)意大利模式 意大利采取民商合一立法，其有关信用权的保护与其他国家不同，司法实践并不完全遵从立法规定。一方面，立法将其他国家中有关专利、不正当竞争和商标中对特殊场合特殊主体的特殊信用权给予的保护纳入《意大利民法典》之中，即信用权保护内容放在民法典的不正当竞争的相关条款中，法典把信用权的保护纳入名誉权之中。该法典第2 598条之2项规定，“散布对竞争者的产品和活动的信息与评价，足以使之名誉扫地，或者诋毁竞争者产品或企业优点”。但是，对于该行为的损害赔偿，法典没有对其做出详细的规定;另一方面，意大利的司法实践中还是将此作为信用权进行保护。不过，《意大利民法典》对信用权的保护很有限，其仅在有关特殊标记和专利保护规定中才涉及。尽管该法典第2 043条规定了一般性的不法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但是该法典第2 059条所规定的非财产损害却只有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进行赔偿。这表明《意大利民法典》没有直接为公民信用侵害提供救济。

(七)我国台湾地区模式 该模式以我国台湾和澳门地区为代表。该模式立法明文规定“信用”为权利，将信用作为人格权内容加以保护，同其它人格权相并列。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95条第1款规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体、健康、名誉、自由、信用、隐私、贞操，或不法侵害其它人格法益而情节重大者，被害人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其名誉被侵害者，并得请求恢复名誉之适当处分。该条为2000年修订，其修订理由为：“本条第1项原为配合民法总则第18条规定而设，原规定采列举主义;惟人格权为抽象之法律概念，其内容与范围，每随时间、地点及社会情况之变迁有所不同，立法上自不宜限制过严，否则受害者将无法获得‘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有失清法之平，反之，如遇于宽泛，则易于启动人民好讼之风，亦非国家社会之福，现行条文第1项仅列举规定人格权之范围，仅为身体、健康、名誉、自由四权，揆诸现代法律思潮，似嫌过狭，爰参照西德1967年公布之《损害赔偿规定修正补充草案》民法第823条、第847条修正规定，斟酌台湾地区传统之道德观念，扩张其范围，修正本条第1项之规定。”而台湾学者廖正豪则认为：“台湾民法虽然无类似德国第824条‘损害信用’之规定，但民法第18条有关人格权保障之规定原就将信用损害之情形包括在内。”[3]

二、单行法保护模式分析

许多有大陆法传统的国家或地区除了在民法典中对信用加以保护外，往往还通过单行法律对特定领域之特定主体的信用权益加以保护。美英等普通法传统国家或地区则更是通过颁布单行法律加强对信用权的保护。

(一)通过消费者信用保护法对信用权加以保护。尽管在英国、美国没有明确的信用权概念，但是他们通过对信用信息征信过程中隐私权的保护，来保护权利主体的“信用权”[4]。以美国为例，美国属于普通法国家，自然没有作为法典形式的民法的存在。美国的信用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存在于相关的法律之中，如《公平信用报告法》(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Fair Debt Collection Practice Act)、《平等信用机会法》(Equal Credit Opportunity Act)等法律中。其中《公平信用保护法》是专门规范并保护消费者个人信用信息在借贷机构之间流通的法律。这些法律，不仅仅确定了信用权，更主要的是规定了信用权的行使，征信机构的规范，从而建立了完整的信用法律体系。

(二)商标法和专利法对信用权的保护。《日本专利法》第106条“信用恢复措施”规定，“对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专利权或专用实施权损害了专利权人或专利实施权人业务上的信用者，法院得根据专利权人或专用实施权人的请求，可代替损害赔偿，或与损害赔偿共同，命令采取为恢复专利权人或专用实施权人业务上信用所必要之措施”。我国台湾地区“商标法”第63条第3项规定：“商标权人之业务上信誉，因侵害而致减损时，并得另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法院”90年度上易字第663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受林明文之委托仿制被上诉人公司所生产之无熔线断路器外壳，足以使该仿冒品与被上诉人公司所生产之真品相混淆，且仿冒之断电器易导致火灾，足证被上诉人之业务上信誉，确因上诉人之侵害行为而致减损，且与上诉人之侵害行为间有相当因果关系，是被上诉人另依商标法第66条第3项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亦应准许。兹审酌被上诉人系属知名公司，上诉人侵害其信誉之情节，与被上诉人因此所受损害之程度等一切情状，认被上诉人请求业务上信誉因上诉人侵害行为而减损之损害，以100万元为适当。”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信用权的保护。在德日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反不正当竞争法多采取禁止性规范，并以商誉权作为保护对象。除了对违反禁止性规范的行为给予刑事处罚或行政处分外，受害人还可以请求民事赔偿。例如，《匈牙利禁止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禁止以制造或散布虚伪事实，或对真实事件进行歪曲，或通过其它行为破坏或者危害竞争者的名声或信誉。”此外，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题为“毁谤”的第14条的规定中，也使用了“商业企业和商业企业主信用”的概念。在日本1934年《不正当竞争防止法》第1条第6项的规定中，明确采用了“营业上的信用”概念，日本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第(1)款第11项规定“告知或者散布损害有竞争关系的他人经营上信用的虚假事实的行为”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不过，日本学者小岛庸和强调该类权利是一种反不正当竞争权，仅具有禁止权效力，并不能构成独立的权利类型[5]。

(四)个人数据保护法对信用权的保护。在大陆法系国家，除了通过民法典对信用权加以保护外，许多国家还颁布了有关数据的保护法律制度，对包括信用信息在内的数据加以保护。从而有关数据保护的法律与民法典一起构成了信用权保护的“两驾马车”。但是，民事法律对信用权保护往往强调的是侵害信用权行为的成立要件以及与之有关的权利救济措施，而“个人信息保护”则往往强调如何调整信息权利主体与作为信息处理者的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乃着力于事前对信用权设置一定的保障措施。数据保护法与民法分别从事前和事后对信用权加以保护，共同构成了权利主体保护屏障。对“数据”的保护目的是多方面的，其中对信用权的保护仅是其中一个目的。除此之外，还包括对个人隐私，知情权，对公私权益的平衡等。数据保护法对信用权的保护原理在于：通过保护数据的准确性从而保护所传播信用信息的真实性，或者禁止某类信息的传播，确保数据被正确合理地公开。

三、我国信用权保护立法的现状分析

(一)相关法律对信用权的保护。目前，我国有关信用保护的法律包括“三法两解释”：第一，《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第14条有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保护的规定。第二，刑法。《刑法》第221条有关“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犯罪制裁的规定;第246条有关侵害自然人信用犯罪制裁的规定。第三，《商标法》。该法第1条开宗明义地宣示“维护商品信誉”，并在第16条认可了“信誉”属于商品地理标识的重要指标。不过，尽管我国《商标法》对信用权利保护有所涉及，但却是宣示性的，并无实质内容。第四，除了三部法律外，最高人民法院两次发布司法解释通过对名誉权进行扩大解释加强信用权的保护。首先，法发[1993]1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公民、法人因名誉权受到侵害要求赔偿的，侵权人应赔偿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公民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该解释实际上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认可了法人具有名誉权，也就是说司法上已经承认法人具有人格权。二是肯定了公民精神损害赔偿权。尽管该解释明确了因名誉侵害给公民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应该赔偿，但是，是否包括“纯经济损失”在内尚不明确。从逻辑上推断，有关社会道德水平的评价并不直接导致经济损失，只有在信用权受到侵害后，才可能产生经济损失，且侵害信用权所导致的经济损失主要表现为纯经济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最高人民法院逻辑上已经认可了信用权侵害所产生的纯经济损失赔偿。其次，法释[1998]2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消费者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但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其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该条实际上是有关商品信誉的保护性解释。

尽管我国“三法两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信用权，但是现有立法却存在如下不足：第一，立法明显滞后于时代要求。在民法上，采取名誉权涵摄信用权的方式不利于有效充分地保护信用受害人。有学者指出：“虽然信用权曾与名誉权属性相同，同属精神利益的范畴，是民事主体在法律上具有完全人格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信用权已从以人格精神利益为主转化为以财产经济利益为主，其包含的财产因素、财产价值和财产后果使原有人格利益的内容退居到次要地位。名誉权其实已不能完全涵摄信用权，信用权的财产属性明显不是名誉权所能包含的。”[6]第二，保护不平衡。尽管我国《民法通则》涵摄了信用权的保护，为自然人和法人乃至其它组织信用权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自然人和法人信用权的保护力度明显不一样。对于商事组织信用权保护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特别规定。但是自然人信用权侵害时则只能借助名誉权的相关规定。第三，法律上缺乏有关信用权保护体系性安排，彼此之间缺乏协调。例如，刑法已经认识到了信用和名誉保护的差别性，但是民事法律却没有对此做出区分，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对信用保护不协调。第四，未充分认识信用权财产属性，无法有效保护权利人的信用利益，且对信用权侵害的救济上以追究行政责任为主，轻视民事财产损害赔偿。

四、我国学者有关信用权立法模式的主张

通过立法来规范信用侵害问题，是2002年《民法典草案》最引人关注的内容之一。我国2002年《民法典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有关信用权条款有5条，主要内容包括：明确信用权的性质为人格权;明确主张对信用权加以保护;规定了信用信息的保护和利用等。《草案》将信用权单列，明确规定信用权是一种独立的权利，开创了信用权保护立法新模式。不过，自《民法典草案》公布以来，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于信用权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从目前对侵权责任法的讨论看，学界对于信用权的人格权性质的认识比较一致，主张立法对信用权实行直接保护。但是，在《民法典》中如何安排“信用权”所处的位置，仍未形成一致的意见。

第一，有学者主张明确规定“信用权”相关内容。该主张以杨立新教授为代表，认为信用权属于人格权，应该纳入人格权法保护。然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由于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这个问题导致难以在人格权编中单独列明信用权了。

第二，另有学者主张应该将信用权益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一项内容加以保护，不需要单独列出信用权条款。该主张实际上支持采用我国“台湾民法典”模式。毫无疑问，一般人格权与各种具体人格权相比，具有主体的普遍性、权利客体的高度概括性及权利内容的不可枚举性等法律特征。所以，现行立法中规定的具体人格权所不能包含的内容都可以归在一般人格权的内容之中。但是有学者认为将信用权“归属一般人格权保护，是在现行法律确认的人格权制度予以保护不甚贴切，但还未创设一种新的人格权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过渡性措施。由于一般人格权的客体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人格利益，将信用权作为一般人格权加以保护，不能有效地反映出信用权的财产属性，不利于充分保护民事主体信用权益。同时，由于一般人格权外延和内涵的不确定性，如果采取此种方式保护信用权益，势必导致对信用权益的范围、信用权权利义务内容等方面认定上的模糊和不清晰，使得对信用权益的保护不具可操作性”[6]29。

第三，针对前两种方案，有学者提出了4种修正方案。第一方案，即移植到“侵权责任”章中，作为侵权的一种方式，不必直接列明是人格权还是财产权。该论实际上主张立法采《德国民法典》模式。例如有学者就认为，人格权固有的宪法性阻却了各国民法典编撰者对人格做出正面的赋权性规定并使之独立成编的任何企图。为了防止由于缺乏更高级别法律而使单行法之间发生冲突或遗漏，应借鉴《德国民法典》的经验，采用统一立法的形式对信用权进行保护[7]。还有学者认为，应当从保护的角度而非设权的角度出发，在侵权行为法中规定侵害信用权的后果。这种模式既可以突出信用权人格利益的保护，又不会因为将其编入人格权法而削弱对其财产利益的保护。第二方案，即移植到“第一编·民事权利”中，列在人身权条款后知识产权条款前，避免信用权的法律属性争议。但该编因为属于原则性规定，信用权具体条文就要删除一部分。第三方案，要对民法典权利体系动大手术。在财产权法(物权法/合同法)和人身权法(人格权法/婚姻家庭继承法)后面，设立兼具财产权人身权的“混合型权利”法——其它民事权利法：知识产权、信用权、股份权、物业业主权等新型民事混合权利。第四方案，也可以暂不在《中国民法典》中明文规定。信用中国网、中国信用网有关文章认为，信用权不是没有法律规定就不承认的民事权利，只是“不是最佳的直接保护方式”，可以留给单行行政法规、司法解释来保护，这是个无奈的选择[8]。而这种方案实际上就是我国现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司法实践的立法模式。

五、信用权保护立法模式之我见

只有在《民法典》中对信用权加以保护，信用权才能成为一项有效的权利。但是信用权在《民法典》中的位置如何确定，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信用权保护体系中民法功能定位;二是在信用保护体系中，《民法典》的体系结构安排。

(一)信用权保护体系中民法功能定位

从信用权保护体系的角度看，对于信用权的保护包括民法保护、单独特别法律对特定信用主体的特定范围的信用权利保护两类。将信用权纳入民法中给予明确规定的立法选择，可以使信用权的保护获得具有一般总则性质上的立法支持，并建立起以民法规定为一般条款，以刑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为补充的保护体系。

第一，民法与宪法的关系 对民法与宪法之间的关系，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通说认为民法是宪法的下位法律，另外有部分学者则认为，民法与宪法分别为私法的渊源和公法的渊源。首先，在民法与宪法为上下位关系架构下，民法只不过是贯彻实施宪法基本理念的法律。就作为人格的基本权利之意义看，宪法原则性强，即使列举部分权利加以明定，也不过具有总括之意义。在此种情形下，民法要真正贯彻落实宪法规范理念，通常有两种做法，若宪法明定权利，民法则具体落实保护性规范;若宪法没有明定，则按照宪法精神创设新权利并加以保护。即使是作为宪法性的基本权的人权，也要具体落实到民法、刑法等部门法规范中才能更有力地保护。信用权就是这种人权的具体内容之一。其次，在宪法与民法为同位法律之架构下，民法不仅要实现人格权利基本原则的宣示，而且要通过民事法律具体落实对人格权利的保护。但是，从法律之间的内在协调性看，即使民法与宪法为并列性关系架构，民法仍需要注重同宪法和其它法律的协调。鉴此，民法不仅应该创设信用权，而且也应当对信用权加以保护。

第二，民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专利法、数据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之间的关系 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专利法、数据保护法等法律属于维护市场交易秩序法律，其侧重于行为“禁止”，主要目的在于对禁止性行为给予行政处理。与民法给予权利保护，活络市场交易活动有很大的不同。当然，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专利法主要涉及到对商事主体相关权利的保护;消费者保护法则从消费者弱者地位出发，给予信用维护权利;数据保护法则从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合理使用性和完整性等方面加强对数据的保护。然而，不管这些法律的侧重点是什么，其仅是信用权保护的一个侧面，均无法完整地对信用权保护给予基本原则和原理上的阐释和支撑。这一任务理所当然地由民法承担。

第三，民法与刑法的关系 刑法对侵害信用犯罪加以刑事处罚，其犯罪以主体具有恶意为条件。但是，侵害信用权的行为，刑法是否应该给予刑事处罚，要结合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加以考虑，不能统一为之。我国刑法对侵害信用的行为规定了刑事处罚条款。尽管刑事处罚之目的与民事救济所体现的原则均不相同，但其对信用权的保护这一终极目标则是一致的。

(二)我国信用权保护法律体系之构建

在我国，对信用权的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应该是包括宪法、民法、刑法和其他专门法律法规等在内的相配套和协调的有机保护体系。具体而言，我国信用权保护立法应做如下安排：

第一，宪法保护层面 人格权作为人的基本人权，许多具体权利在宪法中都有体现。在现代法制社会，宪法是人格权利最高法律渊源。作为人格权具体内容之一的信用权是人格发展并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充实的结果。在我国，宪法是母法，《宪法》是否将信用作为人权利益加以明确规定，值得探讨。不过，即使宪法不直接明确规定信用权，也必须为信用权救济提供依据，以便为信用法律制度体系建设提供原则和方向上的指导。

第二，民法、刑法层面 尽管许多自然人人格权是由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但是这并不排除民法对基本权利给予保障。对此，台湾学者谢哲胜指出：“宪法虽规定人权保障或具体人格权的保障，但何谓人格和人格权，仍需要加以明确化，不规定在民法，将人格权的内容巨无细致地规定在宪法中并不适宜。”[9]可见，民法对信用权做出规定很有必要，这也符合对信用保护的趋势。实际上，宪法规范本身具有原则性，司法实践部门几乎不用宪法规则裁判。我国刑法已经有了侵害信用权规定的具体内容，民法和刑法在有关信用权保护方面需要进一步协调，以分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第三，单行法层面 英美法系国家多采用单行法律的形式，就信用交易活动的某些方面予以立法，如消费信用、借贷信用等;或就信用权行使中的某些环节性问题进行立法。采用这种立法模式，可以解决信用活动涉及面广，统一立法不便于灵活适用且难度较大的问题，但也容易导致各部门法之间冲突的发生。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则更注重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完善对信用权的规定，信用权具有更高级别法律确定的效力，具体规定统一明确。但是笼统的规定缺乏较强的可操作性，难以适应不同场景下信用侵害的不同情况，有可能造成保护信用权规范变为一纸空文。因此，仅仅在民法中确立信用权的地位，对建立信用制度是远远不够的。例如，信用制度涉及到权利本身，以及征信机构等等。对征信机构的设立、管理等，是民法所鞭长莫及的。因此，在转轨过程中，我国要切实做到保护信用权，显然，单靠民事法律制度是不足以使信用权得到完整的保护的。一方面，应完善相关领域有关信用权保护单行法。尽管我国已生效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商标法》和《专利法》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为信用权提供了保护，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最核心的《征信管理条例》(草案)自2002年人民银行开始起草到现在已届6个年头至今还没有出台，而有关数据保护的法律制度还未纳入相关部门的视野。应当说，我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们已经看到了征信作为产业的存在对个人信用权维护带来的问题。因此，在单行法层面，我国应该借鉴美国的立法，建立完善的征信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对侵犯信用权行为危害极大的，应该给予刑事惩罚。

(三)信用权条款在民事法律中的定位

王泽鉴先生指出：“关于信用的保护，民法、刑法和公平交易法各基于其立法目的，设立不同要件，加以规范，共同维护社会经济活动上不可或缺的信用。”[10]那么《民法典》中如何安排信用权条款的位置呢?从统筹的角度出发，《民法典》的体系性、内在逻辑性安排均要求对信用权条款位置加以确定，并需要考虑侵权行为部分和人格权部分保护内容在法典中的位置，这两个部分具体位置的确定直接影响到信用权规范在《民法典》中的安排。

《民法典》中侵权行为部分和人格权部分是否成为独立的章直接影响到信用权在整个《民法典》中的安排。将信用权保护究竟放置在哪一编中保护，不仅需要考虑今后的总则编和侵权行为编之间的内在逻辑问题，还要考虑民法与其它单行法之间的衔接。从简单的逻辑出发，如果侵权行为编中做出规定，则将来的总则或人格权编章中就不宜再规定。反之亦然。从各国立法来看，信用权均规定在侵权行为法中，如《德国民法典》、《智利民法典》等。信用权保护规范，有详规定和略规定两种选择。如果采取详规定方式，则可以涉及到信用权的定义、主体、客体和内容。采取略规定方式则仅明确信用权就可以了。

无须质疑，信用权条款要么规定在侵权行为部分，要么归定于人格权部分。正如前文所述，国际上有关信用权立法模式有七类。七类模式各有自身的独到之处。《意大利民法典》采取民商合一模式，并将有关信用权保护内容放置于不正当竞争条款中，不仅没有体现出宣示信用权独立地位的作用，反而使信用权内容过窄;日本模式与我国目前对信用权的保护模式一样，无可采之道理;荷兰模式尽管体现了数据保护同民法的对接，但是信用权保护规范毕竟不仅限于数据保护，还包括反不正当竞争、商标等法律在内，其也存在不足;法国模式采取一般条款形式保护所有的民事权利，司法部门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做出灵活的解释，但是此模式不利于司法实践，可能导致信用权保护不力，对于中国之国情并不适当;俄罗斯模式将自然人和商事组织的商誉权一同规定在同一条款中，将具有实质同一内容的权利仅按照主体的不同而分别规定，当然不合概念确定之理。

智利—德国模式和我国台湾地区模式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将信用保护条款纳入侵权行为部分，在内部逻辑结构上都采取一般性条款加单独特别权利保护条款的模式。不同之处在于《德国民法典》是在一般条款之外，单独规定第824条“信用侵害”。该条突显了信用保护的重要性，不仅具有宣示信用权利保护作用，而且对信用权利侵害行为的救济给予具体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尽管许多方面继受《德国民法典》，但是就信用权规定而言，并没有彻底采纳德国民法的做法。从体系上考察，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4条尽管也属于一般条款性质，但其乃统率整个侵权行为之总条。第195条是专门对侵害人身权的一般条款，并且该条专注于非财产上损害赔偿。将信用权作为人格权条款之中一个具体权利列举，当然也具有宣示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信用权的存在。然而，其将侵害信用的救济与名誉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利等同，没有体现出不同人格权利的特色。因此，我国民法中有关信用权保护总体思路上要采取一般加特殊的立法方式，分3个层面规定：一是在侵权法部分必须有单独的一般性条款，即以《法国民法典》中的一般条款模式以涵盖所有权利或权益的保护，不单列任何独立的权利;二是要针对人身权的一般共性特征在人身权部分列一概括性条款，且不列举具体的权利，以克服《德国民法典》第823条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95条既有一般性条款，又列举部分权益带来逻辑上的弊端;三是要借鉴《德国民法典》第824条对信用权特别保护立法规定，将“信用侵害”单独列为一个条款，以强化对信用权的保护。

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中信用权规定之评价

杨立新教授于2007年8月25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第二稿)(以下简称《杨稿》)。《杨稿》中有关信用权的规定实为祖国大陆目前信用权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然而杨稿却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1)认识到了信用权的精神人格属性，从而将侵害信用权行为置于“侵害精神性人格权的行为”节之下。然而，将信用权侵害行为定性为精神上的侵害，必然决定其救济方式采取精神损害救济为主，没有体现出信用权显著的财产特征;(2)割裂了信用权的完整性，使内涵确定性的信用权概念模糊化。对于法人信用的保护，《杨稿》拟定了“商业侵权”条款共两条，即“商业诽谤”和“妨碍营业”，割裂了信用权的完整性，逻辑上将信用权分为自然人的信用权和商事组织的“信誉权”。可见，《杨稿》虽继承了德国法的一些概念，但却混淆了德国民法信用保护的内在联系。此外，信用权和信誉权二者在内容上具有同一性，只不过权利主体不同罢了。例如，在征信机构提供错误信用报告而给个人造成损害的情形下与给商事组织造成损害的情形明显属于权利侵害的一个类型。显然，做这种“民商”分离的区分割裂了信用权作为一个概念的完整性。不过，要真正从立法上解决这种分割缺陷，我国侵权责任法就要解决一个前提即法人人格权承认问题。要在承认商事组织人格权的基础上，统一信用权主体，抛弃按照自然人和商事组织分信用权和商誉权的立法方式。当然，尽管法律认可商事组织人格权，但并不代表其同自然人的人格权就没有区别。例如，法人不得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承认法人的人格性不仅理论上符合逻辑，而且也是立法技术之所需;(3)有关征信机构信用侵害责任规定不明确。在现代经济金融社会中，如果不对征信产业中出现的信用权侵害加以必要规范，那么信用权就没有存在的基础;(4)对于纯经济损失规定值得进一步完善。《杨稿》规定纯经济损失侵权责任的内容为：“以故意加害他人为目的，致使他人遭受不与身体伤害或者财产损害相关联的经济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该条被放置于“商业侵权”节之前，这就表明只有在非商业侵权之场合才存在纯经济损失赔偿问题，商业侵权则不适用，这就存在逻辑上的错误;(5)与《德国民法典》第824条之规定相比，《杨稿》信用侵害责任构成要件规定值得商榷。德国法上信用侵害以具有重大过失或故意为要件，而草案却以“故意”侵害为要件。这反映了起草者看到了征信活动中侵害信用权的现实问题，但却忽视了非征信活动中信用侵权行为的存在。对于《德国民法典》第824条之第2款免除责任，《杨稿》也未周详考虑，仅涉及了征信机构除外责任;(6)《杨稿》既然在侵权一般条款下分了多类侵权行为，对侵权行为给予类型化，然则，对于侵害“精神性人格权”的共同特征却没有揭示。按照该逻辑，如果没有必要揭示共同特征，那么类型化就失去意义;(7)《杨稿》第69条 “侵害人格权的补救：反报导”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方面，该条将“刊登声明，消除影响，或者采取其它补救措施”作为广义信用侵害的救济办法，但其随后又提出“媒体机构拒不刊登声明、采取其它补救措施，或者继续刊登、出版侵权作品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在语意上令人困扰。另一方面，对于反补救措施，仅涉及到新闻机构之侵权，对于征信机构等侵权却不做涉及，似欠周全;(8)《杨稿》对信用权侵害内容的表述似乎受到《荷兰民法典》第167条的影响，其内容集中于信用信息保护方面。完全是从征信产业者的角度对信用侵害的分析。当然，现代征信产业的存在是信用权得以成为独立权利类型的驱动力，但是，信用权侵害行为还发生在非征信活动之中。因此，其表述未能涵括所有侵害信用权行为。

七、结语

有关信用权保护的不同立法模式，反映了不同国家立法对信用保护的态度。总体而言，对信用权保护相同之处在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由多部法律共同完成。对于信用权保护不同之处在于：各国或不同地区立法对于信用权保护的范围不一样。在立法技术上，世界各国和地区有关信用权保护的立法技术选择分为直接保护和间接保护两种。就直接保护方式而言，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在侵权行为章中对侵害信用权的行为直接做出规定;而以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为代表的则采取在侵权行为部分专列人格权的保护方式，明确该权益，给予保护。就间接保护方式而言，又有多种不同路径。就我国而言，应该在借鉴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信用权保护的基础上，克服目前有关建议草案之不足，承认商事组织人格权，将侵害商事主体商誉权行为和侵害自然人信用权行为统一为一个条款，并表述为：危害他人信用，导致他人信用度降低，以及经济交易或职业生计上利益受损，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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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Legislation of Protection of Credit Right

1. ZHAO Wan-yi，2. HU Da-wu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0031，China)

本文责任编辑：汪世虎

作者：赵万一　胡大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