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公司立法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有限责任公司的立法研究对完善我国公司法律法规具有重要意义。有限责任公司的立法应有区别于其他法律的指导思想和定位，并应充分考虑到公司法性质，兼顾效率和公平，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基础。我国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制度虽已有较大的修改，但仍存在一些规定或制度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第一篇：公司立法论文范文
公司转投资制度立法模式的选择
摘要：我国公司转投资立法模式经历了一个从国家强制到公司自治的发展历程。新公司法中的公司转投资立法模式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了公司本质的回归，促进了公司的发展，但是依旧存在适用转投资信息披露制度的公司范围过窄、公司高层转投资法律责任空缺、越权转投资行为效力不明等制度上的缺陷，并可能影响社会经济和公司自身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放任自流的做法，在公司转投资问题上采用公司自治与有限规制的立法模式，并从制度上加以完善。
关键词：转投资;立法;模式
2007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摧毁了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全球主导地位，人们在反思美国经济管理模式的同时必然开始怀疑美国公司治理制度的合理性，公司的过度投机导致美国华尔街经济崩溃的教训促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国公司法的转投资制度，寻求理性的转投资立法模式成为当下国内法律学界与经济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公司转投资立法模式的转变
从表面上看，公司转投资制度立法模式是公司治理方式的选择，传统的公司法理论一般是将其作为公司权利能力范畴加以研究的。从深层次上来看，是由各个国家经济发展需求所决定的。而究其制度本身来说，都经历了一个从严格选择到逐步放松的历史过程。
在早期的英美法系国家，曾基于保护投资者所进行的投资原则的考虑，固守“越权原则”，规定公司活动不能超越其章程中目的条款所规定的范围，否则即使该行为是合法的，也因为其超越了目的条款而无效，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以此确保公司将资金投资到投资者所期望的事业，而不被随意浪费或冒风险。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对公司转投资行为立法的价值取向由单纯保护股东利益慢慢转向保护交易安全，即立法模式由单项规制转向综合规制，借助制定成文法取代判例习惯的方式，实现了公司转投资行为信息披露制度与表决权限制度取代越权原则的历史转变。而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转投资立法模式的发展路径也大同小异，他们由原来的单项限制转投资本身行为的立法模式转变为对公司转投资后形成的相互关系进行综合规制，借助持股变动的通告及其他信息的强制披露制度来规范公司的转投资行为。
作为大陆法系的中国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企业的设立及其经营活动必须依照国家计划进行，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资本在得到主管部门批准的前提下只能用于内部技术改造，没有也不允许对外转投资。1992年明确确立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公司形态的现代企业应运而生，但由于法学界思想尚未完全转变，1993年制定的《公司法》中计划经济的痕迹依旧浓厚，其第十二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并以该出资额为限对所投资公司承担责任。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在投资后，接受被投资公司以利润转增的资本，其增加额不包括在内。”由于这一规则对转投资行为进行了较高金额的直接限制，从而限制了公司的盈利能力，不利于公司资源的合理转移，也脱离了我国公司运行的实践，受到学术界的批评，从出台之日基本上就成为具文。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模式的痕迹逐步消退以及国内公司规模的发展壮大，公司之间的收购、兼并需求迫切，放松对公司转投资的管制成为经济界的共识。基于“容许高度的企业自治与市场自律”是当今公司法的一个共同认知和趋势的认识，2005年十届人大常委会适应社会需要，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十三条的立法模式，将转投资规则修改为：“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由此不仅扩大了公司转投资对象的范围，而且取消了转投资金额的限制，将转投资的权利归还了公司，由股东借助公司章程和新《公司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股东会职权进行自我管理。为了保证公司能够理性地决定转投资行为，《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了关联关系董事回避要求，同时在《证券法》第六十三条要求上市公司的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证券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必须临时报告，通过这些制度试图建构一个自由而有限制的公司转投资制度。这种由原来的单项限制投资本身行为的立法模式转变为对公司转投资后形成的相互关系进行综合规制、借助持股变动的通告及其他信息的强制披露制度规范公司转投资行为的立法模式，与大陆法系的调控手段颇为相似。从经济管理手段上说，这种变化是国家从微观经济管理模式向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转变的体现，而从理论上讲，这种转变是公司自治理论取代国家强制理论的公司控制模式的转变。
二、公司转投资制度立法模式利弊分析
站在公司法发展的角度和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新的公司转投资立法模式颇具优点。
首先，其回归了公司的本质。围绕公司的本质，历来有14世纪后期注释法学派巴特鲁斯建立并被18世纪末萨维尼发展的法律拟制说、包含目的财产说和收益人主体说及管理人主体说的法人否认说、当代占据主流地位的法人实在说等三类主张，按照法人实在说的观点，公司不是由法律拟制产生的虚构的主体，而是社会中的客观存在，其站在法人客观存在的现实基础上，反对国家对法人的过度干预。新《公司法》将公司的内部事务——转投资的自主权交还给公司，由公司通过公司章程和股东会、董事会决定公司转投资行为，实际上是确认了公司是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民事主体，具有独立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由此将公司定位为实现股东目标的工具，并确认了公司法的边界局限于公共利益之外。
其次，其适应了市场经济的需要。公司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满足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必须将资本配置到利润最大的地方，而这正是市场经济对市场主体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功能的重要方式。新《公司法》将转投资权利回归公司，使得公司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把握瞬息万变的市场信息，作出合乎理性的判断。尤其是对专业的投资公司来说，这一规定不仅避免了公司资本的闲置和浪费，而且使得公司能够借助公司章程的特别规定，赋予董事会灵活的投资决策权，使得董事会能够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把握投资机会，实现资本收益的最大化。
再次，其满足了公司生存发展的需要。新《公司法》的规定使公司通过相互融资来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而且使公司能够通过转投资制度，借助投资
多元化方式分散公司生存风险;尤为重要的是，以相互投资为媒介，加速了公司构建企业集团、跨国公司的步伐，增强了公司的社会资源掌控力，并为公司破除世界贸易壁垒提供了便捷的通道。
但是新《公司法》转投资的规定也存在许多弊端，我们可以从其制度本身及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角度进行分析。
究其制度本身而言，其缺陷主要体现在制度的不完善及不配套方面。
首先，由于转投资制度规定于《公司法》的总则之中，体现了资本维持原则的要求，意味着其适用于所有的公司形态，但是我国《公司法》与《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对公司转投资持股信息变动披露制度均没有任何规定，只是在相关证券法中进行了规定。由于该规定的适用对象仅是上市公司，并不包括非上市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如此将占绝大多数的非上市的公司排除在规范之外;且其对非上市公司相互转投资披露问题也没有做出规定，如此可能导致大量股东对于公司转投资行为失去监控。
其次，由于奉行公司人格独立原则，公司责任与公司组成人员责任分离。依照公司法目前的规定，公司转投资行为的有效性及合理性与公司决策人员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由此董事等高层管理人员超越公司章程而盲目转投资以及上市公司违背信息披露制度的规定的行为后果，应当由公司承担责任，并最终由公司股东承担。虽然公司可以通过内部的公司章程予以制约，但无法追究渎职的高层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
再次，公司法中缺乏明确界定超越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转投资行为效力规则。目前学术界存在无效说和有效说之争。其中无效说认为违反公司法关于转投资行为规范应属无效，缘由是公司行为能力的范围由公司章程规定，超越章程规定的该行为属于公司没有能力实施的行为，当属于无效;与此同时，公司的转投资行为事关公共利益，影响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违反限制性投资政策当属违反禁止性规则的行为，当然无效。而有效说主张应当由公司负责人承受处罚而不应波及公司。因为公司章程限制的是公司行为能力而非权利能力，超越章程规定的转投资行为如得到公司认可即为有效。新《公司法》对此问题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增添了法律实施的不确定性。
最后，公司设立时，股东们通过股东大会、以公司章程的方式确定了公司所募资金的投资方向，而公司设立后的转投资可能改变了资本的用途，从而变更了股东投资项目，使股东面临难于预见的投资风险。中小股东诉权的繁琐更加重了中小投资者的担心，而这也是我国股市一蹶不振的原因之一。
站在社会角度来看公司法转投资规定，可以发现这些规则可能产生诸多弊端：
首先，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对于社会资本的统计是根据公司的注册资本进行，而对于转投资的支出部分没有进行冲减，由此导致社会资本虚增，宏观经济信息失真;对于公司资本的转投资部分没有冲减的做法也导致公司实有资本被人为地增加，公司信用被不当放大，增加了经济调控的难度，易产生华尔街的泡沫。
其次，资本的逐利性要求公司将资本投资到利益最大化的领域，而过度的转投资可能导致公司在自己的主营项目上投入不足，从而废弛自己的主营项目，失去公司设立的目的，且不利于国家经济布局和实现产业平衡。目前国内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持续下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大部分公司涉足房地产领域，从而导致主营业务投入不足所致。
再次，公司将资本转投资于其他企业，必然减少了公司直接支配的有形财产，在公司面临债务危机时，由于转投资而享有的股权变现能力较弱，必然会削弱公司偿债能力，影响公司债权人利益，而目前堪忧的市场信用状况更加重了债权人的疑虑。
三、公司转投资制度立法模式的转变及其完善
公司转投资制度立法模式的选择既受制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选择，也受制于公司立法理论的影响。从目前来看，公司立法理论经历了一个从国家强制理论到公司自治理论的转变。
依照国家强制理论，公司法中的国家强制是指国家基于公共目的在公司法领域所施加的强制，它是一个动态的、体系性的概念，涉及公司法立法、行政、司法等环节。其通过法律的手段介入公司内部事务，以实现公共利益的保护。而公司自治理论则主张应当秉承进化论理性主义的逻辑，把公司及其当事方视为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而不仅仅是制度的被动接受者，公司当事各方有制定或修改规定公司内部关系的公司章程的权利。即公司自治意味着公司制度生成的基本路径是自发进化，公司制度的主体是内在制度。这两种理论各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其中国家强制理论在没有合理界定“公共目的”内涵的情况下容易导致国家的过度干预，而公司自治理论在强调公司主体性地位的同时忽视了公司与社会、国家利益之间的必然联系，将公司视作了一个自在地存在，且可能陷入建构论唯理主义的立法模式。
笔者以为，市场经济并不是没有计划、没有干预的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的公司既不能是国家强制政策的产物，也不应该是完全自治的结果。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合理界定公司的自治领域与需要国家强制的公共利益的界限，并由此在我们的公司法中体现。作为公司法制度之一的转投资制度立法路径同样如此，既不能采取限制公司转投资的规则，也不能完全地放任自流。而应当采取中性的公司转投资立法模式。
首先，必须针对不同的公司类型采取不同的转投资信息披露制度。目前我们的公司转投资规则没有针对不同类型的公司采取不同的制度模式，而是一味地放权。实际上，由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限制在50人以下，公司内部股东相互之间比较熟悉，是典型的具有人合意味的资合公司，其股东对公司转投资行为容易监控，我们完全可以对该类公司的转投资行为采取完全的公司自治立法模式，由其公司章程自主决定转投资的权限分配及决策程序。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可达200人，股东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彼此之间完全是基于盈利性目的而建构，从其性质上来说是典型的资合公司。由于股份有限公司规模较有限责任公司大得多，股东对于公司转投资的监控难度较大，与此同时，由于股份公司对于社会经济影响作用较大，从维护社会经济平稳发展和保护股东利益角度考虑，必须改变公司法中信息披露制度仅仅适用于上市公司的规定，而应将适用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规则适用于所有股份有限公司。
其次，必须针对不同行业的公司采取不同的转投资金额规则。从公司业务角度划分，可以将公司划分为投资型公司和非投资型公司。由于投资型公司以投资为主业，对于其对外转投资金额可以由其自己通过章程予以决定;而对于非投资型公司，由于其成立之初的第一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公司章程就已经明确规定了公司的主要业务范围，公司必须遵循公司设立的宗旨开展经营活动，公司对外转投资规模过大势必影响公司主要业务的发展，而且也有悖于原始股东的设立目的;站在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角度来说，非投资型公司转投资规模过大，容易导致经济数据失真、宏观经济布局失衡，不利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因此，必须改变一味放松、自由放任的规定，借鉴台湾地区公司法的做法，对于非投资型公司规定一定的转投资比例限制，以实现公司合理投资。而对于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确实需要超比例转投资的，可以责令公司依照公司章程修改程序办理主营业务变更登记手续，以保障公司股东的知情权并确保国家经济数据的准确性。
再次，必须构建完善的公司转投资监控体系。虽然我们规定了董事、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规定了关联股东回避机制，但是由于目前商业信用堪忧，国家必须在诚信经济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建构完整的公司转投资监控体系，为股东提供可以直接查询公司转投资相关情况的平台，为股东监控公司经营活动提供条件。同时，建立公司信用档案，不仅将公司外部信用予以公布，而且将公司内部信用予以公布，为投资人用脚理性投资创造条件，用接纳外部投资的机会促使公司理性自治。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公司法解决公司转投资中所面临的全部问题，对于国家来说只能站在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管理公司转投资行为中牵涉公众利益的部分，而对于公司内部的制约则需要由股东通过章程以及公司内部机制的完善来加以解决。即公司转投资的立法应走公司自治与有限规制的立法模式。
(责任编辑 胡同春)
作者：顾文斌
第二篇：有限责任公司立法研究
[摘 要]有限责任公司的立法研究对完善我国公司法律法规具有重要意义。有限责任公司的立法应有区别于其他法律的指导思想和定位，并应充分考虑到公司法性质，兼顾效率和公平，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基础。我国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制度虽已有较大的修改，但仍存在一些规定或制度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立法;人合性;意思自治;改革
随着公司制度在现代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公司法律制度的研究也不断深化与精细。但这些工作大多集中在股份有限公司方面，特别是上市公司和跨国公司更成为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对于数量众多的有限责任公司则相对关注过少，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无法应对经济高速发展的需求。虽然我国新《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相关问题作出了一些规定，但是有现实需求相比仍显得过于单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有限责任公司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和意义。
一、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制度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所以在立法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以下几个问题：
(一)有限责任公司法的性质问题
法律的公法与私法判断问题，影响到立法取向的定位，即社会责任优先抑或投资人利益优先，从而决定了公司法是一部管制法还是自治法。若将有限责任公司法律断定为公法，则法律会以强制性规定为主，强调国家的行政干预。在此情况下会给公司的经营带来较高的经营成本，因为在强制性规范的调整下私人的不同需要很难能得到满足，从而导致效率的丧失。而将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定位为私法，就会注重对经营者的经营自主权利进行维护，设置相对较为宽泛的法律规定，只要经营者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经营活动，行政权力就不会进行干预，从而保证经济活动的活力与效率。
(二)效率与公平问题
有限责任公司立法应当着眼于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活力即效率问题。但同时应当考虑到有限责任公司的自身特性，与股份有限公司不同，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较强的人合性和封闭性。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缺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那种宽松的可以自由转让的市场，所以投资者利益一旦被损害，则很难维护。而且不同于股份有限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很难了解到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查阅权但规定过于空泛，缺少有效保障，股东知情权在受到侵害的时候缺乏维权渠道。
(三)中小企业的保障问题
由于有限责任公司设立门槛低、程序较为简单，所以有限责任公司多为中小企业，在立法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从各方面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如针对不同性质的企业规定不同的注册资金标准设立程序，鼓励有限责任公司有序合理发展。此外，还应考虑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公司是建立在股东之间的相互信任与了解之上，且股东人数较少，经营过程中较为方便灵活，对市场反应灵敏，在企业规模较小、业务相对简单时，它有利于决策和执行效率的提高，有利于节省代理成本和监督成本。因此，有限责任公司立法应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合伙化的安排，并为公司僵局提供类似合伙企业的救济途径和方法。
二、有限责任公司立法改革趋势
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竞争的日趋激烈，使得原有的有限责任公司立法越来越无法适应实践需求，对有限责任公司的立法改革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种背景下，理论和实践中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一)定位愈加准确
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有限责任公司的中小企业特点。在法律的修订过程中注重适应中小企业的特点，创造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条件，满足中小企业投资者的需求，以便提高中小企业的灵活性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并最终提高有限责任公司竞争力。这主要表现为各国相继调低了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法定注册资本要求，并普遍实行授权资本制度，规定了适合于中小企业的内部治理规则。如，美国的联邦公司示范法和各州的公司法，以及日本2005 年新编撰的《公司法》均废除了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金的规定;英美法系国家对私人公司和封闭公司的立法不断进行调整以适用中小企业的特殊需求。最后，不少国家通过立法改革，相继承认了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也说明了人们对中小企业这一定位的进一步理解和运用。
(二)充分肯定公司章程的地位，发挥公司章程在调整有限责任公司关系中的作用
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的一种，之所以不是人的简单集合，而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其特征在于：“它是为长期存在而设立的，具有自己的机关和章程。”因此，各国立法中都十分重视公司章程的自治法地位，关注它在构建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秩序和在诉讼或仲裁中先于制定法适用的意义。
(三)增加任意性规范，减少强行性规范
就商法规范构成的一般原则而言，交易法规范宜采用任意性规范，团体法规范宜采用强行性规范，但这不是绝对的。只要不涉及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即使是团体法规则也可以采用任意性规范。由于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封闭性和人合性，其公司内部关系的调整不涉及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而较多采用任意性规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很多国家在立法中注意到有限责任公司的共性，并为其作出必要的规定。同时，并注意到不同的有限责任公司的个性，赋予公司章程自行规定某些规则，如股权转让、召开股东会的方便方式、表决权的行使和利益分配等。这样，有限责任公司法律的一些规定则从现在的强行性法律规范变为任意性法律规范了。
三、我国的立法概况与评析
2005年我国对《公司法》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公司法》增加了对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如股东的查阅权问题，并删除了不少强制性规范，增加了不少任意性规范。但这次立法改革并没有完全解决我国有限责任公司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法律规定过于简单，投资者利益缺乏有效的保障途径;内部机关设置过于僵化增加经营成本;对合伙化安排没有明确承认，没有赋予股东退出权和除名权。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大一方面就在于我国立法和实践对有限责任公司的关注还不够，在立法时指导思想与定位不够准确。
[参考文献]
[1]叶林,段威.论有限责任公司的性质及立法趋向.现代法学.2005(1).
[2]王保树.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制度的改革.现代法学.2005(1).
[3]施天涛.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05.8.
[作者简介]吕波，山西太原人，山西大学法学院2009级法律硕士(非法学)研究生。
作者：吕波
第三篇：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模式
摘要：近年来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有了长足发展，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脱法状态，蕴含着极大风险，金融控股公司亟需专门的法律规范和强势金融监管。拟从各国(地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经验入手，在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应采取分步进行的方式，并对监管模式及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监管模式
1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界定及其现状
近年来，我国综合经营趋势明显，金融机构从事多元化金融业务、大型国企进军金融业、民营资本参股金融业等现象比比皆是。当然，涉足两个以上金融行业的企业集团不一定就是金融控股公司。判断金融控股公司的重要标准，是母公司对涉足金融企业是否控股，以及集团能否对各金融企业实现战略协同。实际上，我国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很少，有的只是初步在金融领域布局并形成金融控股雏形，有的只能算是参股金融业或产融结合，只是它们的发展方向都是金融控股模式，可以统称为准金融控股公司。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未被正式承认、未直接注册、未称谓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集团，但实际上已按照金融控股模式运作的公司至少有200～300家。(准)金融控股公司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二：(1)企业高额利润的追逐。由于我国金融业的进入门槛较高，金融业存在较高的利润空间;同时，发展金融控股公司能获得较为明显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2)政府顺应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综合经营潮流，对我国企业发展多元化金融业务采取的默许和试点的政策。
但在没有明确法律地位和缺乏政策支持规范下，金融控股公司发展正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处于自发状态并缺乏必要监管的金融控股公司运营存在着巨大风险。一方面，各类企业都敢于组建金融控股公司，进军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各类金融股公司亦敢于“大胆”经营、四面出击，求大求全地扩大规模增强实力。盲目发展的金融控股公司在运营中往往具有行业风险、资本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等。一旦风险爆发，那么受损失的可能不仅仅是其自身以及其客户、投资者和债权人，甚至于将风险波及整个金融行业，威胁国家金融秩序与安全。因此，有必要尽快制定金融控股集团法，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业务范围、法律地位、金融控股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法律和经济关系、监管责任等予以明确，使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在法律框架下进行。在此过程中，考察和借鉴国外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2国外金融控股公司主要立法及启示
2.1美国的金融控股公司立法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进行了金融制度改革,颁布了一系列的金融法规。
1998年5月13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1998年金融服务业法案》。在涉及银行控股公司组织结构的条款中,该法案创造了金融控股公司(FinancialHoldingCompany)这一新的法律范畴,允许银行控股公司收购证券、保险等非银行业子公司,同样,非银行业的证券、保险控股公司也可以收购商业银行，这使得各种金融机构交叉经营成为可能。该法案同时规定,美联储及货币监管局主要负责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证券交易委员会主要负责投资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国家保险委员会主要负责保险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1999年5月6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1999年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案》。该法案提出废止《1933年银行法》中的第20项(禁止商业银行与证券机构合并)和第32项(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人员不得兼职)条款，为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进一步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和依据。这一法案重新界定了金融业的行业经营界限，标志着金融控股公司在美国取得了完全的合法地位。2000年年初，美国国会通过对《银行控股公司法》及其他法律的修改，促进了银行控股公司向金融控股公司的转变。
2.2日本的金融控股公司立法
二次大战后,日本经济界最大的变革就是美国占领军发布“解散财阀令”和颁布《禁止垄断法》,完全禁止财阀式控股公司在日本的存在。此外,受美国《1933年银行法》对金融业实行严格分业管理的影响,日本也实行了长、短期金融分离，但是当日本金融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明显感到自己的银行体制的局限性。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金融业出现立法上的一系列变革。1997年12月通过了《由控股公司解禁所产生的有关金融诸法整备之法律》,设法对银行控股公司、证券控股公司、保险控股公司分别作出了定义和规定，日本金融界亦称之为“金融控股公司法”。1997年修改了“禁止垄断法”,对金融控股公司解禁。1999年下半年,取消了长短期金融业务分离制度，允许普通银行发行公司债。之后许多银行纷纷全并成立金融控股集团，一些实力强大的非金融机构也提出了成立银行的申请。金融控股公司在日本由此步入快速发展之道。对于日本的控股公司来讲,《禁止垄断法》是一般法,而《整备法》是特别法。
2.3韩国金融控股公司立法
综观韩国金融法，真正涉及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内容的主要有：《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控股公司法施行令》、《金融控股公司监督规定》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监督规定实行细则》等。其中，《金融控股公司法》共包括十章内容(总则、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持有金融控股公司股份的限制、金融控股公司的业务及子公司的吸收、删除事项、金
融控股公司的运营、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督、补则、罚金的征收、罚则)。该法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充足率、本币流动性比率、外币流动性比率及外汇敞口比率等均作了详细规定。同时，为便于对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等在各种交易中产生的风险进行管理，《金融控股公司法》还规定金融控股公司必须建立内部风险管理体系，并公示日常的经营状况、董事及股东情况、财务指标及经营指标、内部交易监管机制及内部交易细则等。
在韩国，金融控股公司由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金融监督院负责监管。
2.4国外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启示
基于上述对各国《金融控股公司法》立法背景、主要内容与特征的分析，笔者以为，对我国发展金融控股公司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启示。
(1)制订《金融控股公司法》是系统性构建金融法制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实践来看，《金融控股公司法》是在银行法修改、金融机构合并法推出后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金融控股公司法》是构建一国现代金融法制体系中的重要的环节。但我国新近对银行法的修改是微不足道的，在银行混业经营基本遵循的尺度还是“原则禁止、例外可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现阶段我国金融法制建设的重点应当是修改诸如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这类的单行法以适度解禁金融混业经营。我国在构建现代金融法制体系方面存在的另一重要缺陷是反垄断法的缺失，类似金融机构合并法这样的法律实质上是一国反垄断法的一部分，迄今为止还没有反垄断法，在这样的基础上要制定金融机构合并法是很难的。
(2)监管是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重中之重。
从各国立法来看，各国《金融控股公司法》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方式、经营范围、监督管理、组织形式等作了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均体现了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监管性。监管机制在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中的重要地位是由金融控股公司运营中潜在的风险决定的，立法者希望借助完善的监管机制来充分调动和协调金融控股公司内、外部监控力量，从多角度全方位对其运营实施监管，以最大限度控制公司的运营风险。
3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立法模式的选择
3.1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模式选择
为加强沟通协调，我国三大金融业监管机构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对金融控股公司内的相关业务和机构，按照业务性质实施分业监管;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管，由此初步建立了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框架，即分业监管。但这种架构在实践中依然存在监管空白。首先，没有一家专门的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专业监管，可能导致监管各方协调不一致，或者造成监管真空，或者出现重复监管。其次，现有的监管机构只熟悉本行业的监管业务，可能难以承担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综合监管的职责。再次，在控股公司整体风险方面还缺少监管的法律依据和监管标准。鉴于此，在我国现有分业监管体制下，有必要在《金融控股公司法》中明确规定建立一个长期的专业的综合监管机构，负责跨业监管与决策，对金融控股公司下属不同金融业务领域的子公司则由原来各监管机构实施专业化监管。
金融监管协调监管机制一旦建立，我国将形成综合监管与分业监管的多元化监管模式。至于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未来是否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规格高于一行三会(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和财政部门的“超级监管单位”，则需要通过实践来摸索和验证。
3.2监管机制的设计
除了确定监管模式，一个完整的监管体系还应包括：一是实行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监管;二要设立分行业防火墙，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内部交易的监督;三要建立监管信息的共享机制。由于金融集团业务和地域分布的广泛性，管理和风险结构的复杂性，监管部门获取有效信息的难度不断加大，因此，建立金融集团监管信息共享制度非常必要;四要构建金融控股公司内部自律监控机制。包括建立顺畅的组织结构关系，设立完整的会计体系，采用适当的内部审计稽核制度，建立风险预警机制等。
参考文献
[1]闫海.台湾金融控股公司法研究[J].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2).
[2]许多奇.从“分业”到“混业”：日本金融业的法律转变及其借鉴[J].法学评论，2003，(4).
作者：李函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