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论文翻译拼音（共8篇）
篇1：典论论文翻译拼音
wãnrãnxiàngqīngzìgǔãrránfùyìzhīyúbāngùbïzhîngzhījiāněr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ãrgùxiǎozhīyǔdìchāoshū
wǔzhîngyǐnãngshǔwãnwãilántáilìngshǐ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xiàbǐbùnãngzìxiū
fūrãnshànyúzìjiàn
ãrwãnfēiyītǐ
xiānnãngbâi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shànshìyǐgâyǐsuǒzhǎng
xiāngqīngsuǒduǎn
lǐyǔ
jiāyǒubìzhou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xiǎngzhīqiānjīnsībúzìjiànzhīhuànyě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里语曰三句： 《东观汉纪》卷一《光武帝纪》 “帝闻之，下诏让吴 汉副将刘禹曰：城降，婴儿老母，口以万数，一旦放兵纵火，闻之可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下笔不能自休 休，止。元李冶 《敬斋古今黈：“下笔不能自休者，正斥其文字汗漫无统耳。” 骆鸿凯《文选学》 “下笔不能自休，言其喜于得官，益奋于文，非讥其文之冗散也。”案《文心雕龙•知音》：“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则是讥毅为冗长不休，意义原很显明，骆说非是。
jīnzhīwãnrãnlǔguïkǒngrïngwãnjǔ
guǎnglíngchãnlínkǒngzhāng
shānyángwángcàn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zhîngxuānběihǎixúgànwěizhǎng
chãnliúruǎnjǔyuányú
rǔnányìngchǎngdãliǎn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踽元瑜，汝南应场德琏，dōngpíngliúzhēngōnggàn
sīqīzǐzhě
yúxuãwúsuǒyí
yúcíwúsuǒjiǎ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yǐzìchěngjìlùyúqiānlǐ
yǎngqízúãrbìngchí
yǐcǐxiāngfú
yì咸 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liángnányǐgàijūnzǐshěnjǐyǐdùrãngùnãngmiǎnyúsīlâiãrzuîlùnwãn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
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wángcànchángyúcífù
xúgànshíyǒuqíqì
ráncànzhīpǐyě
rúcànzhī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chūzhēngdēnglïu
huáifù
zhēngsī
gànzhī
xuányuán《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lîuzhīyuánshàn
júfù
suīzhāng
càibúguîyě
rányútāwãn《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wâinãngchēngshìlín
zhīzhāngbiǎoshūjì
jīnzhījùnyě
yìngyanghããr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búzhuàngliúzhēnzhuàngãrbúmì
kǒngrïngtǐqìgāomiào
yǒuguîrãnzhě
rán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bùnãngchílùnlǐbúshângcí
yǐzhìhūzáyǐcháoxì
jíqísuǒshànyáng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bānchïuyě班俦也。
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chángrãnguìyuǎnjiànjìn
xiàngshēngbâishí
yîuhuànānyúzìjiàn
wâijǐwãixiàn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fūwãnběntïngãrmîyì
gàizîuyìyíyǎ
shūlùnyílǐ
mínglěishàngshí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shīfùyùlìcǐsìkēbùtïng
gùnãngzhīzhěpiānyě
wãitōngcáinãngbâi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qítǐ其体。
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
wãnyǐqìwãizhǔqìzhīqīngzhuïyǒutǐbùkělìqiángãrzhìpìzhū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yīnyuâqǔdùsuījūn
jiãzîutongjiǎn
zhìyúyǐnqìbúqí
qiǎozhuōyǒu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sùsuīzàifùxiōng
bùnãngyǐyízǐdì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gàiwãnzhāngjīngguïzhīdàyâ
bùxiǔzhīshângshì
niánshîuyǒushíãrjìn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rïnglâzhǐhūqíshēn
ârzhěbìzhìzhīchángqī
wâiruîqìngzhāngzhīwúqiïng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庆章之无穷。shìyǐgǔzhīzuîzhě
jìshēnyúhànmî
jiànyìyúpiānjí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bújiǎliángshǐzhīcí
bútuōfēichízhīshì
ãrshēngmíngzìzhuànyúhîu
gù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xībïyōuãryǎn
yì
zhōudànxiǎnãrzhìlǐ
búyǐyǐnyuēãrfúwù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búyǐkānglâãrjiāsī
fūránzãgǔrãnjiànchǐbìãrzhîngcùnyīn
jùhū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shízhīguîyǐãrrãnduōbúqiánglì
pínjiànzãshâyújīhán
fùguìzã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liúyúyìlâsuìyíngmùqiánzhīwù
ãryíqiānzǎizhīgōng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rìyuâshìyúshàng
tǐmàoshuāiyúxià
hūrányǔwànwùqiānhuà
sīzhì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shìzhīdàtîngyě
rïngděngyǐshì
wãigànzhùlùn
chãngyìjiāyán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篇2：典论论文翻译拼音
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yáng）德琏（liăn）、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àn）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
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典论·论文（翻译）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凭借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下笔千言，但是却无止修。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国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个人，于学问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的才能，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
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的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的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即使是张衡、蔡邕（yŌng）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辞赋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风格缓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
一般人重视古代的和远地的，轻视当代的和近地的，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逸和重浊之分，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周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篇3：曹丕《典论·论文》的文体学阐释
一、汉末文体观形成的实用性背景
东汉后期, 由于人们对冗长枯燥经学倦怠与文学自身的发展, 文章写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与喜爱。曹植说那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 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1]P159 (曹植, 《与杨德祖书》) , 曹植说得虽然夸张了点, 却足以反映当时的士子尽一切之能事学习文章写作并力图使自己的文章所形成的个体文体是独树一帜的, 颇有些疯狂的意味。如果仅凭文学自身的发展与人们的喜爱, 人们对文体的追求不可能迅速地达到如此疯狂状态。我们不能够把人们喜爱文章的种种现象当成是其兴盛的原因, 也不能够把此时期文章或文体的兴盛理想化地归之于“为艺术而艺术”[2]P59, 中国是一个极为注重实用的国家, 不实用的东西很难找到它生长的土壤。文体观念的兴起并逐渐繁荣正是与当时人们人才观念的变化的实用性根由相伴随的。在汉末曹魏之时, 人们对人才的观念与选拔的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代选拔人才施行察举制度, 在经学观念占统治地位的汉代, 考察德行、通于经术成为选拔人才最重要的考核内容。汉章帝曾下《四科取士诏》:“辟士四科:其一曰德行高妙, 志节清白;二曰经明行修, 能任博士;三曰明晓法律, 足以决疑, 能案章覆问, 才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 遭事不惑, 明足照奸, 勇足决断, 才任三辅令。皆存孝悌清公之行。”[1]P35在人才选拔的四种标准中, 德行居第一位, 经术占第二位, 根本没有能写文章这种才能的位置。人们虽然不免为美丽辞赋所吸引, 甚至夸赞、陶醉, 但是能文之士的地位始终不高, 文辞只能作为修饰国家文政的边缘而存在, 能文之士要么像司马相如一样做一个御用文人, 要么像班固一样在东观修史书, 做一个刀笔文吏, 能文与通畅仕途之间没有什么联系;甚至, 单纯的能文是如此的被人瞧不起, 杨雄“自悔类倡”, 身份低贱如此。到了东汉末年, 情况发生了变化, 由于朝廷腐败, 政权为宦官外戚所把持, 无德无能之人充斥朝廷, 名不符实, 旧有的以德行为人才选拔的标准被破坏, 进而这种标准也受到人们的质疑:“以汉之广博, 士民之众多, 朝廷之清明, 上下之修治, 而官无直吏, 位无良臣。此非今世之无贤也, 乃贤者废锢而不得进达于圣主之朝尔……贡士者, 非复依其质干, 准其才行也, 直虚造空美, 扫地洞说。”[4]P151-152由察举制选上来的官吏, 都是些无能之辈, 旧有的标准受到怀疑, 人们有必要思索新的选拔人才的标准;同时, 在汉末军阀战乱之际, 争取、获得人才是军阀壮大自己力量的重要策略, 就算是旧有的标准没被破坏, 德行高洁、通于经术的人果真能够在决定成败的战争中发挥作用么?如何选拔名副其实、真正有用的人才成为政治家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在这种需求之下, 新的人才选拔标准应运而生, 人们不再以德行为尺度, 而是从人的实际本质、性情来判断这个人是否有才能、适合于承担什么职业。许劭《人物志·材理篇》:“质性平淡, 思心玄微, 能通自然, 道理之家也。质性警彻, 权略机捷, 能理烦速, 事理之家也。质性和平, 能论礼教, 辨其得失, 义礼之家也。质性机解, 推情原意, 能适其变, 情理之家也。”[5]P47人的本质与性情是可以通过外在的显现鉴察而出, 比如通过外在体貌来鉴察:“骨植而柔者, 谓之弘毅。弘毅也者, 仁之质也。气清而朗者, 谓之文理。文理者也, 礼之本也。体端而实者, 谓之贞固。贞固者也, 信之基也。筋劲而精者, 谓之勇敢。勇敢者也, 义之决也。色平而畅者, 谓之通微。通微也者, 智之原也。”[5]P10 (《九征篇》) 而我们所要讨论的文章, 正好是能够体现人物本质性情的重要指标之一。萧子显《文学传论》:“文章者, 盖性情之风标, 神明之律吕也。”[6]P907人们把性情与文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认为有什么样的性情就会写出什么样的文章, 文章是性情的外在显现。曹丕《又与吴质书》说王粲:“仲宣续自善于辞赋, 惜其体弱, 不足起其文。”[1]P66认为王粲由于外在形体的弱质, 不能够写出大气的文来。《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潘岳评价夏侯湛所作《周诗》:“此非徒温雅, 乃别见孝悌之性。”[7]P138潘岳从夏侯湛所作的诗看出他“孝悌”的性格层面来。建安七子去世后, 曹丕非常伤心, 常常看到七子之遗文就泪流而下:“间者历览诸子之文, 对之抆泪, 既痛逝者, 行自念也。”[1]P66正是因为文是人的性情的外在显现, 所以见其文如见其人, 曹丕见七子之遗文如同七子之在眼前, 能不落泪?文与人完全统一为一体, 文如其人。因为曹植文才出众, 所以曹操曾三番几次地想立曹植为太子。当性情可以决定一个人是否有才的时候, 当文章成为性情的重要外在显现的时候, 文章就与才能、仕途有了无法割舍的关系②, 于是, 这才导致士子们疯狂地重视文章写作, 即曹植所说的“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 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 以至于南朝时达到“膏腴子弟, 耻文不逮。终朝点缀, 分夜呻吟”[8]P5的地步。所以, 文章能够表现性情及其娱乐性质都只是士子们此时热衷文章写作的一个方面的原因, 而更深层次的, 则是此时由文章而表现的性情可以和才能、仕途联系在一起, 实际性的用途极大刺激了文章写作、追求别致文体的高潮。
二、《典论·论文》所展现的文体观
曹氏集团是由施行上述新的人才选拔标准的曹操为首的政治集团, 在性情与才能紧密联系的观念下, 曹氏集团文人经常诗赋宴饮, 呈辞斗艺, 以表现性情和才能。一方面, 经常写作及以诗赋相斗, 势必会形成人们以自己独特的写作特长、技巧和体貌为矜夸, 同时对他人 (包括古人) 的写作特长、技巧及体貌有所认识乃至进行深入的玩味, 也会对各种事类之文及诗赋的基本要求做到心中有数———以防止违反实用性的事类之文的基本事理意义或基本态度而招致别人的嘲笑。另一方面, 既然不同的性情预示着不同的才能, 所以文人们努力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独特的性情, 在文章上也就努力追求与众不同的个体文体。这些, 我们从曹丕的《典论·论文》中可以看到, 曹丕对手下的能文之士进行了品评:“王粲长于辞赋, 徐干时有齐气, 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 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 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 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 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 有过人者, 然不能持论, 理不胜辞, 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 扬、班俦也。”这绝不是曹丕一时心血来潮的评论, 这既是长时期与众文人逞词斗志的较量中大家心里对彼此的写作技能都有所估量的反映, 又是人们试图在创作中形成自己独具一格的个体文体并试图对他人的个体文体进行把握的反映。《典论》现存残篇中有两条曹丕评论古人文章的记载:“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 曰:优游案衍, 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 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 其意周旋, 绰有余度矣。长卿、子云, 意未能及已。”“余观贾谊《过秦论》, 发周秦之得失, 通古今之制义, 洽以三代之风, 润以圣人之化, 斯可谓作者矣。”这正是曹丕那一时代的人为形成自己的个体文体而学习、研讨古人文体的表现。在这种坏境下, 人们的注意力极大地转移到了“文”上, 于是, 实用性的事类之文和表现性情的诗赋自然而然地就有必要被整合到“文”的层面上来:“夫文本同而末异, 盖奏议宜雅, 书论宜理, 铭诔尚实, 诗赋欲丽。此四科之不同, 故能之者偏也, 惟通才能备其体。”他将事类之文和诗赋都整合到同一层面上来———以“科”称之。这不再像东汉桓范《事要论》中的《赞像》、《铭诔》、《序作》那样为批判现实而写, 也不再像蔡邕的《独断》、《铭论》那样为明晰典章制度而写, 更不像刘熙《释名》那样根本就没有给“文”划出一个独立区域的想法。《典论·论文》这一个“科”字, 体现了事类之文与诗赋能够拥有一个独立的范畴区域的观念走向;每两种使用性质相近的“文”被划为一“科”, 奏议用于君王, 书论用于真理, 铭诔用于生活, 诗赋用于性情。
同时, 他对每一科用一个字来表达对其体貌的基本纲程:“雅”、“理”、“实”、“丽”, 类与貌的结合, 初步显示了他对这些文类文体的认识, 这不是曹丕个人的想法, 而是在长期的创作中对经常创作的事类之文与诗赋形成的普遍的心理衡量———不离大纲之意;而且他认为在实际创作中想完全合乎这些文类文体的理想状态是很有难度的, “惟通才能备其体”。《典论·论文》对文类文体的认识是简单的, 在当时只要行文时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够用就行了, 还没有更为细致的说明探究。其下又云:“文以气为主, 气之清浊有体, 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 曲度虽均, 节奏同检, 至于引气不齐, 巧拙有素, 虽在父兄, 不能以移子弟。”这正是对形成个体文体的重要因素“气”的阐释。由上所分析, 《典论·论文》既讨论了各家的个体文体, 又讨论了文类文体, 体现了人们的视角已经正式转移到文体上来, 使《典论·论文》成为第一部具有文体学意义的著作。
三、《典论·论文》的结构及其文体学导向意义
现在, 我们再从文体观的角度重新审视《文选》中所录《典论·论文》的部分内容的结构, 兹文不长, 引如下 (为了行文叙述方便, 我们将这段文字分成若干小段并编上序号) :
“夫文人相轻, 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 伯仲之间耳, 而固小之, 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 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 而文非一体, 鲜能备善, 是以各以所长, 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 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 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梿、东平刘桢公干, 斯七子者, 于学无所遗, 于辞无所假, 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 仰齐足而并驰, 以此相服, 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度人, 故能免于斯累, 乃作《论文》。 (1)
王粲长于辞赋, 徐干时有齐气, 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 干之《玄猿》、《漏厄》、《圆扇》、《橘赋》, 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 未能称是。陈琳、阮瑀之章表书记, 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 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 有过人者, 然不能持论, 理不胜词, 以至乎杂以嘲戏, 及其时有俦也。常人贵远贱近, 向声背实, 又患闇于自见, 谓己为贤。 (2)
夫文本同而末异, 盖奏议宜雅, 书论宜理, 铭诔尚实, 诗赋欲丽, 此四科不同, 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3)
文以气为主, 气之清浊有体, 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 曲度虽均, 节奏同检, 至于引气不齐, 巧拙有素, 虽在父兄, 不能以移子弟。 (4)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 荣乐止乎其身, 二者必至之常期, 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 寄身于翰墨, 见意于篇籍, 不假良史之辞, 不托飞驰之势, 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 周旦显而制《礼》, 不以隐约而弗务, 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 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 惧乎时之过已, 而人多不强力, 贫贱则慑于饥寒, 富贵则流于逸乐, 遂营目前之务, 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 体貌衰于下, 忽然与万物迁化, 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 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5)
第 (1) 部分, 叙述作《论文》的缘由。他感叹:“文非一体, 鲜能备善。”文类文体众多, 个人难以达到所有文类文体的理想状态, 像建安七子那样能够做到各有所长, 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感慨为文之难, 于是作《论文》。第 (2) 部分, 对建安七子的个体文体进行评述。“徐干时有齐气”、“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这几个是直接评论了这四个人的个体文体;“王粲长于辞赋”、“陈琳、阮瑀之章表书记”这两句是从二人所擅长的文类的角度去说的, 但是曹丕绝不是在罗列文类, 而是由二人最突出的文类去想见二人之文体的意思。 (3) (4) 两部分讲如何形成个体文体。 (3) 讲文类文体, 这是本体论, 只有掌握了所写文类的基本纲领 (文类文体) , 才能保证创作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 (4) 讲影响形成个体文体的重要因素———“气”, 他认为个体文体与个人的先天之“气” (秉性、气格等) 有直接关系, 先天早已决定, 不是后天可以强求的。也就是说,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气”, 就已经注定了他的“文”能够呈现出什么样的文体来。“文”与“人”直接挂钩, 甚至有合一的意味。 (3) 属于体的层面, (4) 属于用的层面, (3) 与 (4) 共同形成了体用一如的文体观结构。第 (5) 部分论述了各种文类所形成的文章总体的地位问题———“盖文章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
除了《文选》上的节录以外, 严可均《全三国文》还有几条从《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上辑来的语句:
“李尢字伯宗, 年少有文章。贾逵荐尢有相如、杨雄之风, 拜兰台令史, 与刘珍等共撰《汉记》。 (6)
议郎马融, 以永兴中帝猎广成, 融从。是时北州遭水潦、蝗虫, 融撰《上林颂》以讽。” (7)
观此两条, 每条颇有先述作家生平小传, 后述作家所作文章名之意, 这与晋代以来各种《文章志》的写法是颇为相似的。曹丕不是在写作家小传, 也不是简单罗列作家作品, 而是由作品想见其文体, 体现了第 (4) 部分所说的“人”与“文”合一的观念。
综上所述, 曹丕《典论·论文》显示了时人对个体文体的高度重视 (开篇即谈) , 体现了时人对文类文体的把握, 表达了对形成个体文体的重要因素“气”的理解, 显现了对文体的体用一如结构的思维方式, 提高了文章总体的地位, 与经国大业相提并论, 昭示中国古代文体学向深入、细致的横向发展的走向:既体现了人们研究文章本体 (文类文体) 的可能, 又显现了人们展示个体文体的可能, 以及二者兼之的的体用一如的文体理论走向的可能。从个体文体而言, 此后文人争相追求文体个性, 形成了“谢灵运体”、“吴均体”、“宫体”等名号, 并出现了像钟嵘《诗品》那样以品评古今文人五言诗的个体文体的著作;从文类文体而言, 此后不断有人为着写作的方便编纂文章总集, 出现了像挚虞《文章流别集》和萧统《文选》那样的典范;从体用一如的文体理论来看, 出现了像陆机《文赋》与刘勰《文心雕龙》那样将文类文体和如何形成个体文体融为一炉的文体学著作。曹丕《典论·论文》初呈乍现了古代文体学的各个方面的内容, 魏晋以来的古代文体学正是沿着《典论·论文》的走向发展而完善, 并在南朝达到繁盛阶段。
摘要：汉末由于人才观念的改变, 形成了士子们追求文体的热潮, 曹丕《典论·论文》正是在这一实用性背景下展示其文体观念, 初呈乍现了古代文体学的各个方面的内容。魏晋以来的古代文体学正是沿着《典论·论文》的走向发展而完善, 并在南朝达到繁盛阶段的。
关键词：曹丕,《典论·论文》,文体观,导向意义
参考文献
[1]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商务印书馆, 2006.后文中凡有再用曹丕《典论.论文》中之引文, 不再另行作注.
[2]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3]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商务印书馆, 2006.
[4]王符著.汪继培笺.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 1985.
[5]许劭.人物志.上海三联书店, 2007.
[6]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 1972.
[7]刘义庆编撰.徐震堮校笺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
篇4：典论·论文（节选）
◆注释：
①二者必至之常期：指年寿荣乐都有限。
②不托飞驰之势：飞驰之势，指身处高位之人。卑微者不必借助有权势者的力量，亦不必“蝇附骥尾致千里”。
③西伯幽而演易：幽，拘囚。《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西伯侯周文王在被扣押期间发明了如何推演《周易》。
④周旦显而制礼：显，容达。传说周公旦制《周官》等礼书。
⑤隐约：穷困。
⑥加思：谓转移著述的念头。
⑦古人贱尺璧二句：《淮南子·原道》：“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认为时间比财富更珍贵。
⑧迁化：去世。
小编解读：
《典论》是曹丕的一部学术著作，全书已佚，《论文》是其中惟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一篇。所论的“文”是广义上的文章，也包括文学作品在内。本篇表达了作者对文学价值的重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表达了作者对为什么要作文的见解：“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把文学提到了和立功、立德相等的地位，是对传统思想的突破，对促进文学的兴盛，也有巨大的意义。
作家介绍:
篇5：典论论文教案
一、教学目的
1.了解作者批评的“文人相轻”。
2.了解曹丕在文中“文以气为主”的论断和“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价值观，并学习其论证方法。
3.了解“建安七子”及该作品的文学影响。
二、课时
2课时
三、教学重点
掌握课文中的重点字词，特殊句式，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等。
四、教学难点
了解文学作品的功用，作家修养和作品风格，不同文体特点、标准，指出文学批评应有正确态度。
五、教学过程
⒈作者简介
曹丕（187～226），字子桓，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魏朝的开国皇帝。公元220~226年在位，庙号高祖，谥为文皇帝（魏文帝），葬于首阳陵。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魏武帝曹操与武宣卞皇后的长子。由于文学方面的成就而与其父曹操、其弟曹植并称为“三曹”。
⒉创作背景
建安以前，文学受经学束缚，少有独立地位。盛极一时的汉赋，竟被扬雄斥之为“童子雕虫篆刻。”（《法言·吾子》）曹丕之弟曹植也认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
（曹植：《与杨德祖书》）这已开始把写文章与对生命个体的自身价值的思考联系起来了。据此，曹丕号召作家要以古代圣贤“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为榜样，努力改变目前这种“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的精神状态，培养自己具有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心态。但在这里，已经被曹丕赋予“不朽”这一语言符号以崭新的现实涵意和历史意义。曹丕把诗赋也列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对文学自身价值思考的历史视野之中，这充分 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也是当时文学趋向自觉的深刻表现。
⒊课文重点字词解释
小：轻视
享：把„„当作 骥騄:良马 軆：生性 俦：辈 检:法度 贵：以„„为贵 贱：以为„„贱 闇:昏暗、糊涂 幽：拘禁 慑：害怕 流：放纵 营：料理 ⒋特殊句式
状语后置：⑴王粲长于辞赋 ⑵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 合叙：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⒌通假字 隽：通“俊” ⒍课文分析
文章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它批评了“文人相轻”的陋习，指出那是“不自见之患”，提出应当“审己以度人”，才能避免此累。第二，评论了“今之文人”亦即建安“七子”在文学上的才力及不足，分析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作要求，说唯有“通才”才能兼备各体。第三，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的“气”，实际上指的是作家的气质和个性。曹丕的这一观点，表明他对创作个性的重要性已有比较充分的认识。第四，论述了文学事业的社会功能，将它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又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都不如文章能传诸无穷。
⒎曹丕提出文体共有“四科”八种体裁的文章 四科共计八种，其中奏议与书论属于无韵之笔，铭诔诗赋属于有韵之文。其本质相同，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情感。但其“末异”，也就是说，在其文体特征上，奏议要文雅，书论重说明，铭诔尚事实，诗赋则应该华美。雅、理、实、美，就是“末异”，它们都是关于文体的不同风格体貌。所以，曹丕的“文本同而末异”，说的就是文体和风格的关系，不同的文体应该有不同的风格特征。⒏课文意义
篇6：典论论文读后感
在《典论论文》里，他开头就批评文人，接着又开始批评有代表性的人物写作的弊病，后来对当时文人的创作态度和世人对文学的态度加以批评，然后开始说写文章是怎么一回事情，最后十分感叹。整个文章逻辑性比较强，论述也很严密，确实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只是曹丕的感叹好像没什么实质的作用，因为自从他实行九品中正制后，“举秀才，不识书”好像已经合法了，“文人”不识书，那又有什么创作态度可言呢？抛却这些时代的背景不看，单看这篇文章，便不难发现读过之后受益良多。
曹丕对能写好文章是颇为看重的，直接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确，事实也如此。至于文章的思想，那是“气”，这个只能意会，怎么言传倒还真是不好说。而大多数人对文学的态度，曹丕也说的很清楚：“常人贵远贱近”。想易中天当时讲三国时，一开始想说曹操是英雄，就必须说出鲁迅先生如何评价曹操，然后才能说出曹操是英雄这样的话。其实曹操是不是英雄，并不是要谁说，就像1+1等于几？爱因斯坦说是2，小学生也说是2，那是因为之前爱因斯坦说过吗？不是，因为事实上它就是等于2，和谁说没有关系。人们容易看到自己的优点，而看重别人的毛病，所以以长击短，这是对较为有名的文人更能体现，之后易老师再讲“先秦诸子”时就很“潇洒”了，首先是动作多了，言语随和甚至是随意了，我想这是他的真性情，但是他好像忘记了在《鲁豫有约》中曾今说过：“有没有教室很有区别”，在电视上讲，就应该考虑到很多人并不喜欢老师很随意。我们的文化不像西方，是像歌剧之类的有直观欣赏度的文化，而多是之乎者也等很严肃的讨论与说教。所以即然在电视上讲，就应该最大限度的容纳能容纳的所有人，满足更多人的求知欲，而在我个人看来，应该配合“席地而坐”的执着与“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的幽默。其实易老师讲“先秦诸子”的表现，不过是一个正常人的表现罢了，因为有名了，有群众基础了，所以自然会有一批或多或少的忠实支持者，也就不用再过多套论先前文学家的言论而能自成一体。
有人发出过学术应该走出象牙塔的言论，由此可见大众的求知欲是很强的，而更多的“百姓文学”呢？可能比较厉害的就是“骂人不带脏字”和谐音与嵌套语组织起来的荤段子而已。文章确实能流传很久或无穷期，比如老庄、孔孟、墨翟之言，但是能去读的又有几人呢？能读懂的又有几人呢？事实上，能完整的读出来就已经是“民间高人”了。所以，如果你对他人说孔孟言论，只要基本能说个条条框框，那你在他心目中就已经是半个圣贤了，更多的人会在你阔论之前就以太高深为由而言它，其实这也并不完全是个理由，而是个事实。难道那些书籍那么难懂吗？那些道理没人读懂吗？连最起码的一家之言都没有吗？不是，曹丕说：“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千载之功先不说。目前之务，或许是文帝自小富贵不是很了解，但是普罗大众真的是深陷多苦多难不能随己吗？有点网龄的人基本都知道，现在身为读书人的大学生有多少多余的的时间无处打发，上一辈的人也多是深陷争名逐利中，有共通的就是相互攀比、寄希望于下一代。从而开始一个“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恶性循环之中。求知欲与名利欲在大众中夹杂着而变成一个无法自拔的泥潭，而诸多的人也在这个矛盾中付出繁多的时间，终于两样都没有沾边，成为众人在这个问题上茶余饭后的谈资。那这两者矛盾吗？不矛盾。一言以蔽之：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
篇7：典论论文翻译拼音
论文摘要：曹丕的《典论·论文》这篇诗文专论，在继承前代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在总结建安文学的同时，提出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文体分类、文气等问题。这些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观念，推动了文学理论的研究。促进了创作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文学批评：主旨：认识价值
我国的文学批评源远流长。曹丕的《典论·论文》堪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首篇文学批评专论。
《尚书·舜典》中就有“诗言志”之说，《论语·阳货》中则有“《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之说，这些具有创见性的见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文学的一些性质和社会作用，但这些凤毛麟角式的点评毕竟尚没形成专论。时至东汉，曹丕著的《典论·论文》才成为文学批评继往开来的专论性文献。
《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篇诗文专论，它一改先前评论诗文散见于各文章的做法，纵横捭阖地谈古论今而自成专论。《典论·论文》之所以能产生在东汉末年曹丕之手，除了他能诗善文身为政治家很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外.更重要的是文学自发生发展以来时至建安时代.已进入了“自觉时代”。时代需要文学，文学需要批评。继《典论·论文》之后，文学批评日趋繁荣.专论、总论相继出现。
《典论·论文》其主旨在于强调文章的社会功能和独立作用。鼓励文人积极创作正确品评。该文篇幅虽小.可内容含量较大，它提出很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在论述上也条理分明，富有逻辑性，义理、考据颇为鲜明充分。《典论·论文》直抒己见，切中流弊，这也正是曹丕所处建安时代精神在文学批评中的反映。《典论·论文》的主要认识价值概说有三：
一、《典论·论文》把文学的价值、作用和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
《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邦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学之事看成经国安邦千古不朽的大事业，把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提得如此之高，是前无古人的。对于文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曹丕在文中又写道“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付于后”。这表明了他看到了文学的独立地位，不仅为自己奠定了文章分类的基础，而且使人们更进一步认识到文学的特性，促进人们自觉地发展文学。
曹丕给予文学很高的评价.还认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推崇文章的垂世不朽，并举出了周文王姬昌、周公姬旦两个例子为证。曹丕在《与王朗书》中也说：“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这种认识来源于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说。曹丕以帝王之尊，对文学的功用价值有这样的认识，对六朝及以后的文学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典论·论文》首次对文体进行了分类
并有了自觉的文体论意识“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辣尚实.诗赋欲丽。”
曹丕以前，人们在长期写作实践中。已对个别文体的特点进行过概括。但是像《典论·论文》那样综合地说明各种文体的风格或写作要求的还不曾有过。下面就《典论论文》提到的几种文体略加说明，以便了解这些文体的发展状况和人们对其特点的认识。
奏议之类公文的写作，随着国家政治的发展而日益发达。东汉时还曾把考试章奏作为选举官吏的一项内容。应劭撰《汉朝议驳》三十卷，陈寿撰《汉名臣奏事》三十卷(均见《隋书经籍志》)是有汉一代奏议的结集。曹丕认为此类经常用于朝廷军国大事的公文，其语言风格应该典雅。
东汉时期有两种风气渐盛.一是文士写作子书和论说文的风气，一是清谈高议互相辩论的风气。这两种风气是互相影响、密切攸关的。关于前者，自扬雄仿《易》而作《太玄》、仿《论语》而作《法言》后，子书作者蜂起。早在东汉前期王充曾说：“汉家极笔墨之林。书论之造，汉家尤多。”(《论衡对作》)。建安文人也深受此风影响，在着论和谈论风气之中，不少人都对论文写作要求和说理的方法进行总结。例如王充曾强调“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论衡超奇》)。徐干说：“君子之为论也，必原事类之宜而循理焉。”(《中论寿天》)。《典论·论文=》‘‘书论宜理”之说，未必是曹丕的独创，而是他对时人关于书论写作要求的高度概括。
碑辣之作也至东汉而大盛。不少学者认为死者撰写碑文始于东汉。作碑铭之风既盛，谀墓之作也就大量涌现.这种称颂死者溢美失实的现象与送葬奢靡的陋风结合在一起，被一些人认为是败坏风俗之举。《典论·论文》“铭尚实”之说是有这样的社会背景的.它是对此类作品内容方面提出的要求，同时也是要求作品应具有朴实而不徒事华辞的风格。
人们对赋这一体裁文辞华丽的特点，早有认识。至于说诗“丽”.则是东汉后期以来文人制作五言诗风气日盛、诗歌语言日趋华丽这一情况的反映。建安时代曹植的诗作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趋势。卞兰上《赞述太子赋》称曹丕“作叙欢之丽诗”，同样以“丽”言诗.可见典论论文“诗赋欲丽”的说法也是反映了当时人的一般看法的。
篇8：典论论文翻译拼音
一
在《典论 • 论文》里曹丕通过对建安七子不同风格及个性的品鉴,首次引出“文以气为主”这一观点,这是曹丕具有创造性的文学理论观点。但具有创造性也不是完全的独创,也是有其理论渊源的,这也是研究曹丕“文气”说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众所周知,曹丕生活的魏晋时期是一个极具艺术精神的自觉的时代,精神上的极度自由和解放,这对曹丕的文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除了不得不提到的时代的大环境外,我们必须承认魏晋以前“气”论的发展是曹丕“文气”说提出的必要前提。在中国古代,“气”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作为一种气态的物质存在,如《左传 • 昭公二十五年》记载的:“天有六气……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是把气解释为自然界具体事物的;其次气发展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认为大自然万物的生息都离不开气,包括同样作为生物特殊种类的人,就如王充在《论衡•言毒》中所说:“万物之生,皆禀元气”,庄子也认为“人之生,气之聚,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此时的“气”已经从自然界的物质存在,发展到人的存在之气,与此同时气成为了中国古代哲学解释万物生命哲学的一种范畴;再次,“气”发展到与人物气质、个性、才能等联系起来,特别是汉魏之际,人物品藻之风的盛行,使得“气”不断地被运用,有“纯和之气”、“刚强之气”、“玄妙之气”、“忠烈之气”等等,这些用来形容人的道德品质、个性气质、才能智慧等的“气”必然促成曹丕“文气”说的提出;最后曹丕在接受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有将“气”与创作者和作品联系起来,使人之“气”反映在文之“气”上,从而提出“文气”一说。由此可见,直到曹丕为止,“气”这一范畴经历了从自然现象到社会现象再到艺术创作的发展阶段,也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发展历程。因此,在我看来曹丕完成了“气”这一范畴的最后的阐释,但也是作为文学批评史上阐述“气”论的开端。
二
纵观《典论 • 论文》,我们不难发现曹丕提出“文气”说是为了贬低自古以来“文人相轻”的低俗的看法,进而提出“审己以度人”这种君子的看法。文人之所以相轻,曹丕认为是因“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造成的,并举例说明,建安七子“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另外曹丕认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即文学题材是多种多样的,每个人只能擅长少数文体,而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运用得得心应手。所以,曹丕提出了“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的看法,以批判“文人相轻”。由此可见,曹丕能够摆脱世俗,看清当时社会文人“不自见之患”的不正之风,公平公正的看待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这种扬弃利弊的做法显然是有利于文学发展的。
曹丕的“文气”究竟是指什么?历代的研究者都已经做过了系统的研究,大致可以包括以下两种含义,第一,“文气”可以认为是文人的气质,即创作者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这里文人的气质可以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先天的禀赋,与生俱来的气质,不受后天的习惯所改变的,如孔融的“体气高妙”就是形容他先天的禀赋的高雅脱俗;另一方面就是指后天生活环境不自觉形成的,每个创作个体都会在生活过程中形成对现实的稳固的态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徐干时有齐气”,所谓“齐气”,在《汉书 • 地理志》里有记载:“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这就表明“齐气”是齐鲁大地的人所特有的舒缓阔达的气质,徐干的齐气也是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第二,“文气”是指文章的风格,不同的艺术创作者的风格都具有自己的代表性,例如刘桢“壮而不密”即作品刚健洒脱,但嫌粗疏而不够细密。徐干“时有齐气”就有由于社会环境所导致的文章风格的“舒缓阔达”。对于文章风格的形成,曹丕认为“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即作品的整体风貌取决于创作者的精神气质,个性特征,即使是最亲近的父子兄弟也不能言传身教,也就是后世苏轼所说的:“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所以文章作品的风格是创作主体的个性气质,自然禀赋的体现,不是人为能够改造的。对于这一点,曹丕借用了音乐这一艺术形式来加以说明,“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意思是即使是同一乐谱用同样乐器演奏同一首乐曲,不同的演奏者,用气的过程必然会有巧有拙,产生的音乐也会有不同的感受的。曹丕运用“乐气”这一可以感受的形式来类比“文气”,即不同的作家即使用同一体裁写同一事物,由于自身存在的“气”的差异不同,其作品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便于理解也更贴切。
综上我们就可以认为曹丕的“文气”就是他所说的“齐气”、“体气”,既指向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也指向这两者之间紧密的联系。而作者所禀之气则决定了文章的风格,文章的风格也是作者自然禀气,个性气质的显现。
曹丕在《典论 • 论文》里不仅提出了“文气”说,还表明了自己所倾向的“文气”类型,他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在前文我们认为“文气”的气是指创作主体之气反映在艺术作品中的特定的风格,在这基础之上,曹丕还将“文气”分为“清浊”两种。其实“气之清浊”也如“气”的发展进程一样,也经历了物质的到精神的发展过程。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已经有“清阳”、“浊阴”之分,战国时期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中的《素问 • 阴阳应象大论》云:“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为下窍”,若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月真胀。”这里把天地之气分为两种,即“清阳”和“浊阴”,前者清轻故为天为云,居于上,后者浊重重,故为地为雨,处于下,此时所谓的“清浊之气”还是一种物质存在。
之后又将天地之气对应到人体上,人之气有了“清阳”和“浊阴”之分。而后直到王充在《论衡 • 骨相》云:“非徙富贵贫贱有骨体,而操行清浊亦有法理”这里清浊之气就是指人的品行的高下,因此曹丕的“文气之清浊”也就不难理解了。所谓清也就是指阳刚,雄壮的风格,而浊就是阴柔舒缓之风。纵观全文以及曹丕自己文学创作,他是比较偏向于清阳之气的,赞美的是刘桢的雄壮之风而不是徐干的舒缓之气。曹丕又表示“不可力强而致”,这个观点也引起很多研究者的关注,有人认为这是曹丕所忽略的后天的努力对创作者风格的影响,也有人认为曹丕并没有忽略后天的作用,在徐干的“齐气”中就能体现。我认为曹丕所说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文气”之分是依据作者自然品性来分的,我们知道影响作品风格形成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不管什么因素都是在最本原的个体的基础上形成的,“清浊”虽然不能概括种种子类型的“气”,有的风格或许不能用“清”或“浊”来正确的诠释,但是可以向“清”或“浊”靠拢,曹丕的“清浊”总能概括所有的风格。这样的理解虽然太过宏观,但曹丕的“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也并不是有人所说的狭隘和绝对。
在曹丕《典论 • 论文》的最后,他说:“盖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如此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文章的生命却是永无止境,可以世代延续的,而“文以气为主”,文章是作家生命之气的显现,曹丕把文学创作看作是一个生命的寄托和延续,这种观点无疑已经是人的自觉的显现。由此可见,曹丕的“文气”说也将文学的价值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突出了文学表现自我、抒发真挚情感的一面,而且肯定了文学可以世代流传的永恒的价值。
总结
在中国文论史上,“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范畴,在汪勇豪的《范畴论》里“气”被认为在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当然的基元地位,是一个重要的元范畴,对后世影响深远。通过对曹丕“文气”含义的理解,我们不可否认曹丕是将“气”运用到文学理论领域的第一人,改变了长期以来儒家文论所重视的文学的政教功能,从而推进了古代文艺理论的发展进程。从此以后,由“气”组成的一系列术语都进入了文艺理论与批评的领域中,比如“气韵”、“神气”、“气象”、“正气”等等。因此,在理解“文气”说涵义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不可低估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1]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汪勇豪,王运熙.《范畴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