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论文节选启示（共6篇）
篇1：典论论文节选启示
典论·论文（原文）
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yáng）德琏（liăn）、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àn）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
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典论·论文（翻译）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凭借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下笔千言，但是却无止修。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国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个人，于学问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的才能，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
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的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的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即使是张衡、蔡邕（yŌng）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辞赋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风格缓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
一般人重视古代的和远地的，轻视当代的和近地的，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逸和重浊之分，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周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篇2：典论论文节选启示
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於学无所遗，於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於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已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於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於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杨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於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於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讬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於饥寒，富贵则流於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於上，体貌衰於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曹丕《典论·论文》译文：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
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
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曹丕《典论·论文》作家作品介绍：
曹丕（187—226），字子桓，沛国焦（今安徽亳州）人，是曹操的次子。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ll），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二十五年正月操卒，嗣位为丞相、魏王。同年十月，以“禅让”方式代汉自立，国号魏。在位七年，卒谥文，称魏文帝。
曹丕乃是乘曹操所造之势水到渠成地做了皇帝。他缺乏曹操的政治远见和雄才大略，在政治和军事上并无突出作为；然在文学事业方面，因其“天资文藻”、“才艺兼该”（《三国志·文帝纪评》），建树颇多。在当年的邺下文学集团中，他既不同于曹操的高高在上，也不像曹植那样率意任性，所以成为这个集团事实上的核心与领导人。曹丕生前曾编集自己的作品。今传《魏文帝集》则系后人所辑。
《典论》是曹丕“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其成书当在建安之末。《论文》为其中之一篇，文章篇幅不长，却提出了反映当时文学风气转变的新观念和新思想。鲁迅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则《典论·论文》可以看作是这一时代我国文学走向自觉的理论标志。
兹括其论文大旨如下。
一、作家论和批评论
曹丕撰写《典论》的当时，建安文学已成一代彬彬之盛。足以代表建安文学成就者，也就是曹氏父子以及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炀、刘帧等人。曹丕从中挑出七人，把它作为一个作家群体来进行研究，“建安七子”的名目因之成立。其文略云：“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湾，山阳王集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展无瑜，汝南应杨德南，东平刘帧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取畅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P60）”又云：“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案之匹也。如某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于之《玄猿》、《漏危》、《圆扇》、《桔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十能称是。琳、偶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扬和而不壮，刘帧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诗也。”曹丕所作的是平行的比较研究，从比较中指其所长揭其所短，从比较中见其风格特色。精当的分析和公允的评价显示了曹丕作家研究的实绩，亦足以见出他作为一代文坛领袖宽广的胸怀和雍容的风度。然其目力所注尽在艺术之得失，并无意于对这些作家作政治道德的评判。这样的作家研究是前所未见的，故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论建安七子属于曹丕的批评实践，而这种批评实践同时又引发他对批评理论的一份关注。以曹氏父子和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固然赢得了空前的繁荣，然七子各恃其才，各骋其能，以此不能相服，则于文学发展未始不产生负面的效应。为此曹丕不无忧虑地指出：“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这几句话可以理解为从一般社会心理和作家个人修养方面，推求“文人相轻”现象产生的原因；而如果向更深的层次去追索，那么上述种种表现，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对于文学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无知。这样，曹丕的文章就自然地过渡到对两个核心的理论问题——文体论和文气说——的阐释。因为从创作的主体来说，是人各有气；而就作品这一客体来说，则文非一体。一般的作家往往是各有偏胜，很少有人能兼擅各体文章的写作。对于文学创作的这一特点和规律如果缺乏认识，那么他在批评具体作家作品时，就很难做到持平和公允。在文人中间滋长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风气，既不能产生正确的批评，亦大有碍于创作的繁荣和发展。正是有鉴于此，曹丕提出了“君子审己以度人”的原则，主张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这样去从事文学批评，庶可免除“文人相轻”的恶习。这种见解与其弟曹植《与杨德祖书》中所言不谋而合：“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乎？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可见他们都反对“文人相轻”的恶习，主张在文人中间树立健康爽朗的作风。而且由于他们自己作出的榜样，在当时的文坛造成了风气。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说：“江南文制，欲刷破，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于丁翼也。”由此可知，不但建安文学的美盛，与大力提倡文学批评有关；而且曹氏兄弟倡导的这种批评风气一直保持到南朝，成为南朝文学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文体论
虽然汉末陈忠、蔡邕已经开始文体研究，但他们之所论只是反映了早期的文体意识。我国古代文体论的成立则在魏晋，首先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本同末异”之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谏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应当说一切文章具有共同的本质和共有的法则，此即所谓“本同”；同时认识到各体文章因题材、内容。功能的殊异，而在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上各有不同的特点，呈现为不同的形态，此即所谓“末异”。在曹丕以前，人们对文体的认识，不但显得零散，而且还停留在操作的层面（如蔡巨论诏令奏议的规程、论铭的制度等）。曹丕提出“本同末异”之说，从本未结合的观点来研究文体，这才真正把文体论提高到了理论批评的高度。
曹丕基于“本同末异”之说把文体分为四科八类。这样区分从今天看来当然比较粗疏，但比诸前人已经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四科中，以奏议书论为无韵，铭谏诗赋属有韵，实际上暗含着后来之所谓文笔的区分。而且由于排除了一些非文学的体裁，他所论列的文章基本上也合于后世通行的广义的文学的概念产曹丕对文体风格特征的概括，大抵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着眼。如“奏议宜雅”的“雅”，既指文辞的典雅，又指内容的雅正。“书论宜理”的“理”，则不仅指书论的写作以说理为主，而且要求说理严密有理致。“铭深尚实”的“实”，一方面讲文辞的朴实，更重要的是强调内容的真实性。盖因当时决墓之作大行，称颂死者而溢美失实成为铭殊创作中主要倾向。蔡合是碑谏的高手，连他都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汉书》）因此必须特别强调铭诔的真实性，要求文风朴实，不徒事华藻。“诗赋欲丽”的“丽”，一般解释为华丽，反映诗赋创作中讲究辞藻、追求彩丽的趋势，说亦可通。但吕向说：“丽，美也。（”《四部丛刊》影宋本六臣注《文选》卷五二）其说可从。汉末以来诗赋创作摆脱儒家政教观念束缚，注重表现日常生活的美、思想感情的美和艺术形式的美，提出“诗赋欲丽”，是从正面肯定其审美价值，实际上反对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其时代特征是鲜明的。每一种文体都有特殊的文体风格，它是历史地形成的，但一旦形成之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要求运用这种文体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把它作为一种规范来遵行。作家当然有选择文体的权利，但作家对文体的选择，受其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制约，是与他的创作个性及才能特点相联系的。所以曹丕在论述四科八类的不同文体特点和写作要求之后，进一步指出：“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几句话无法揭示问题的全部复杂性，但作家与文体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包含在里面的。也就是说，在文体研究的草创时期，曹丕已经初步接触到作家才性与文体风格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他对古代文体论的重要贡献。
三、文气说
曹丕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提出文气说的第一人。其文有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按照一般的理解，曹丕之所谓“气”首先是指风格。“文以气为主”这个命题，本来是从对文学创作现状的考察中提出来的。建安文学抒情化和个性化的倾向非常突出，代表建安文学成就的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各个写出了独具面貌的作品。但在曹丕以前，不曾有人对此作开创性的研究，只是到了曹丕撰写《典论·论文》，才就建安七子的文学成就和创作风格—一加以论列。曹丕又有《与吴质书》论及七子其人其文，可以和《典论·论文》有关论述并观。在评论建安七子创作成就时，曹丕并没有采取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是拈出一个“气”字来，分别描述各人创作上的特点，在精当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作出他的理论概括：“文以气为主。”此所谓“气”，显然是指作家创作的个人特点和独创性，亦即风格。“文以气为主”这个命题的提出，就意味着理论上对作家创作个性的一种确认。对作家来说，各人成就可能有大小之分，艺术上可能有高下之别，但只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卓然有以自立，则其名字和业绩就不会淹没在滔滔历史长河之中。
其次“气”又指个性。曹丕把作品风格和作家个性相联系，以为风格导源于个性。且举四例：（1）徐干。《论文》说：“徐平时有齐气。”依李善注的解释，“齐气”指一种舒缓的文体，与齐地风俗相关。（见中华书局影印胡刻本《文选》卷五二）徐干是北海人，北海属齐故地，故其文风受到影响。其实徐干创作上表现出来的这种舒缓的作风，与《与吴质书》所说“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的性格志趣，亦不无关联。（2）孔融。《论文》说：“孔融体气高妙。《”后汉书·孔融传论》称孔融“高志直情”，“严气正性”。刘检尝曰：“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见《文心·风骨》引）刘褴也说：“孔融气盛于为笔。”（《文心·才略训不难想见，东汉末年这位孔府“奇人”，无论为人做文章，都是神采飞扬气势很盛的。（3）刘帧。《与吴质书》说：“公干有逸气，但未遭耳。”此即《论文》“刘份壮而不密”之意。《魏书·王貂传》：“东平刘公干，博学有高才，诚节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似从个性而言。谢灵运《拟魏太子螂中集序》：（刘检）卓革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刘翩（文心·体性）：“公干气编，故言壮而情骇。”复由个性而及于风格。钟峨《诗品》卷上评刘侦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更不妨看作是曹丕意见的进一步发挥。（4）王统《与吴质书》：“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文选》李善注：《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弱，谓之体弱也。（中华书局影印胡刻本《文选》卷四二）钟嵘诗品》”卷上评王粲诗：“文秀丽质赢。”实与子桓同旨。曹丕提供的这四个例证，都是论风格而兼及作家之个性。其所以从古人那里借得一个“气”字，目的正是尝试给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及其相互关系作一理论上的概括。困难在于：事实是那样纷法复杂千变万化，理论家能否从中勾稽出带规律性的东西？以文学风格来说，其表现形态是如此多种多样，例如含蓄与显队婉曲与直率、平淡与奇崛、逆劲与纤柔等等，都是既相对立又相联系的风格特征。但据曹丕的归纳，则不外乎清、浊两类。清，多指阳刚之气；浊，多指阴柔之气。两种气，代表两种风格类型。“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一论述，不仅指出了风格的独特性，而且触及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到底由什么决定的问题。为了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曹丕又打一比方，大意说，即使循着同样的曲谱和节奏，音乐家们还是演奏出了不同的特色，这是因为他们运气不同，性有巧拙的缘故！文学创作，有似于此。作品的风格，即导源于作家的个性。作家个性的千差万别，造成了作品风格的多姿多彩。每一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乃是构成其文学风格之独创性的基础，所以曹丕之所谓‘气”，在作家就是指个性，在作品表现为风格。风格导源于个性，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相统一，这是“文气”说最重要的观点，也是表现了曹丕真知灼见的地方。
曹丕在揭示作品风格和作家个性关系的同时，认为作家的个性是天赋的，“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按照这一逻辑，作家的个性和风格一旦形成之后也就僵化了，不可能再有发展。这与事实相距甚远。且不说文学风格的形成，除了作家主观的因素，还应考虑到作家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时代精神、民族风尚和文学艺术传统等；即使作家的个性，也并不单纯地决定于先天的禀赋，作家所受的教育、他的阅历、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对其个性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起着更大的作用。但在当时的思想学术领域，天才论是主要倾向，尤其面对文学创作这样精微复杂的精神生产，人们更看重先天的禀赋。古人对于文学创作的认识，毕竟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虽以曹丕之睿智，又岂能超越时代的局限。
四、文学价值观
关于文学的价值和作用，《论文》最后一段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壁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曹丕这里所说的“文章”，是广义的文学的概念。论到文学的价值，曹丕认为，立言可以不朽，文学与事功并列。这种把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不朽之盛事以经国之大业为前提，以为文学受制于政治的观点，诚然是对儒家传统的继承；但与此同时，曹丕也明确指出，文学并不是政治的附庸，不连简单地作政治的工具，它具有不依附于政治的相对独立的意义。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其一，前人所谓立言，系指德教、政教和学术著作的撰写，而曹丕之所谓文章，不仅指成一家言的学术著作，而且包括当时文士大量创作的诗、赋等纯文学作品。如果说，那些经国文符、撰德驳奏以及成一家言的学术著作，在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中确实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以表现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体验为主，用来体物抒情的诗赋创作，有时往往并不包含政治的意义，其功能和价值反而主要在娱乐和审美。如今曹丕把这类文学作品提到与专门的学术著作一样高的地位，一样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就可见，曹丕对文学功能和价值的理解，已经完全摆脱了汉儒的狭隘观点。
篇3：曹丕《典论·论文》的文体学阐释
一、汉末文体观形成的实用性背景
东汉后期, 由于人们对冗长枯燥经学倦怠与文学自身的发展, 文章写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与喜爱。曹植说那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 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1]P159 (曹植, 《与杨德祖书》) , 曹植说得虽然夸张了点, 却足以反映当时的士子尽一切之能事学习文章写作并力图使自己的文章所形成的个体文体是独树一帜的, 颇有些疯狂的意味。如果仅凭文学自身的发展与人们的喜爱, 人们对文体的追求不可能迅速地达到如此疯狂状态。我们不能够把人们喜爱文章的种种现象当成是其兴盛的原因, 也不能够把此时期文章或文体的兴盛理想化地归之于“为艺术而艺术”[2]P59, 中国是一个极为注重实用的国家, 不实用的东西很难找到它生长的土壤。文体观念的兴起并逐渐繁荣正是与当时人们人才观念的变化的实用性根由相伴随的。在汉末曹魏之时, 人们对人才的观念与选拔的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代选拔人才施行察举制度, 在经学观念占统治地位的汉代, 考察德行、通于经术成为选拔人才最重要的考核内容。汉章帝曾下《四科取士诏》:“辟士四科:其一曰德行高妙, 志节清白;二曰经明行修, 能任博士;三曰明晓法律, 足以决疑, 能案章覆问, 才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 遭事不惑, 明足照奸, 勇足决断, 才任三辅令。皆存孝悌清公之行。”[1]P35在人才选拔的四种标准中, 德行居第一位, 经术占第二位, 根本没有能写文章这种才能的位置。人们虽然不免为美丽辞赋所吸引, 甚至夸赞、陶醉, 但是能文之士的地位始终不高, 文辞只能作为修饰国家文政的边缘而存在, 能文之士要么像司马相如一样做一个御用文人, 要么像班固一样在东观修史书, 做一个刀笔文吏, 能文与通畅仕途之间没有什么联系;甚至, 单纯的能文是如此的被人瞧不起, 杨雄“自悔类倡”, 身份低贱如此。到了东汉末年, 情况发生了变化, 由于朝廷腐败, 政权为宦官外戚所把持, 无德无能之人充斥朝廷, 名不符实, 旧有的以德行为人才选拔的标准被破坏, 进而这种标准也受到人们的质疑:“以汉之广博, 士民之众多, 朝廷之清明, 上下之修治, 而官无直吏, 位无良臣。此非今世之无贤也, 乃贤者废锢而不得进达于圣主之朝尔……贡士者, 非复依其质干, 准其才行也, 直虚造空美, 扫地洞说。”[4]P151-152由察举制选上来的官吏, 都是些无能之辈, 旧有的标准受到怀疑, 人们有必要思索新的选拔人才的标准;同时, 在汉末军阀战乱之际, 争取、获得人才是军阀壮大自己力量的重要策略, 就算是旧有的标准没被破坏, 德行高洁、通于经术的人果真能够在决定成败的战争中发挥作用么?如何选拔名副其实、真正有用的人才成为政治家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在这种需求之下, 新的人才选拔标准应运而生, 人们不再以德行为尺度, 而是从人的实际本质、性情来判断这个人是否有才能、适合于承担什么职业。许劭《人物志·材理篇》:“质性平淡, 思心玄微, 能通自然, 道理之家也。质性警彻, 权略机捷, 能理烦速, 事理之家也。质性和平, 能论礼教, 辨其得失, 义礼之家也。质性机解, 推情原意, 能适其变, 情理之家也。”[5]P47人的本质与性情是可以通过外在的显现鉴察而出, 比如通过外在体貌来鉴察:“骨植而柔者, 谓之弘毅。弘毅也者, 仁之质也。气清而朗者, 谓之文理。文理者也, 礼之本也。体端而实者, 谓之贞固。贞固者也, 信之基也。筋劲而精者, 谓之勇敢。勇敢者也, 义之决也。色平而畅者, 谓之通微。通微也者, 智之原也。”[5]P10 (《九征篇》) 而我们所要讨论的文章, 正好是能够体现人物本质性情的重要指标之一。萧子显《文学传论》:“文章者, 盖性情之风标, 神明之律吕也。”[6]P907人们把性情与文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认为有什么样的性情就会写出什么样的文章, 文章是性情的外在显现。曹丕《又与吴质书》说王粲:“仲宣续自善于辞赋, 惜其体弱, 不足起其文。”[1]P66认为王粲由于外在形体的弱质, 不能够写出大气的文来。《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潘岳评价夏侯湛所作《周诗》:“此非徒温雅, 乃别见孝悌之性。”[7]P138潘岳从夏侯湛所作的诗看出他“孝悌”的性格层面来。建安七子去世后, 曹丕非常伤心, 常常看到七子之遗文就泪流而下:“间者历览诸子之文, 对之抆泪, 既痛逝者, 行自念也。”[1]P66正是因为文是人的性情的外在显现, 所以见其文如见其人, 曹丕见七子之遗文如同七子之在眼前, 能不落泪?文与人完全统一为一体, 文如其人。因为曹植文才出众, 所以曹操曾三番几次地想立曹植为太子。当性情可以决定一个人是否有才的时候, 当文章成为性情的重要外在显现的时候, 文章就与才能、仕途有了无法割舍的关系②, 于是, 这才导致士子们疯狂地重视文章写作, 即曹植所说的“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 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 以至于南朝时达到“膏腴子弟, 耻文不逮。终朝点缀, 分夜呻吟”[8]P5的地步。所以, 文章能够表现性情及其娱乐性质都只是士子们此时热衷文章写作的一个方面的原因, 而更深层次的, 则是此时由文章而表现的性情可以和才能、仕途联系在一起, 实际性的用途极大刺激了文章写作、追求别致文体的高潮。
二、《典论·论文》所展现的文体观
曹氏集团是由施行上述新的人才选拔标准的曹操为首的政治集团, 在性情与才能紧密联系的观念下, 曹氏集团文人经常诗赋宴饮, 呈辞斗艺, 以表现性情和才能。一方面, 经常写作及以诗赋相斗, 势必会形成人们以自己独特的写作特长、技巧和体貌为矜夸, 同时对他人 (包括古人) 的写作特长、技巧及体貌有所认识乃至进行深入的玩味, 也会对各种事类之文及诗赋的基本要求做到心中有数———以防止违反实用性的事类之文的基本事理意义或基本态度而招致别人的嘲笑。另一方面, 既然不同的性情预示着不同的才能, 所以文人们努力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独特的性情, 在文章上也就努力追求与众不同的个体文体。这些, 我们从曹丕的《典论·论文》中可以看到, 曹丕对手下的能文之士进行了品评:“王粲长于辞赋, 徐干时有齐气, 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 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 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 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 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 有过人者, 然不能持论, 理不胜辞, 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 扬、班俦也。”这绝不是曹丕一时心血来潮的评论, 这既是长时期与众文人逞词斗志的较量中大家心里对彼此的写作技能都有所估量的反映, 又是人们试图在创作中形成自己独具一格的个体文体并试图对他人的个体文体进行把握的反映。《典论》现存残篇中有两条曹丕评论古人文章的记载:“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 曰:优游案衍, 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 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 其意周旋, 绰有余度矣。长卿、子云, 意未能及已。”“余观贾谊《过秦论》, 发周秦之得失, 通古今之制义, 洽以三代之风, 润以圣人之化, 斯可谓作者矣。”这正是曹丕那一时代的人为形成自己的个体文体而学习、研讨古人文体的表现。在这种坏境下, 人们的注意力极大地转移到了“文”上, 于是, 实用性的事类之文和表现性情的诗赋自然而然地就有必要被整合到“文”的层面上来:“夫文本同而末异, 盖奏议宜雅, 书论宜理, 铭诔尚实, 诗赋欲丽。此四科之不同, 故能之者偏也, 惟通才能备其体。”他将事类之文和诗赋都整合到同一层面上来———以“科”称之。这不再像东汉桓范《事要论》中的《赞像》、《铭诔》、《序作》那样为批判现实而写, 也不再像蔡邕的《独断》、《铭论》那样为明晰典章制度而写, 更不像刘熙《释名》那样根本就没有给“文”划出一个独立区域的想法。《典论·论文》这一个“科”字, 体现了事类之文与诗赋能够拥有一个独立的范畴区域的观念走向;每两种使用性质相近的“文”被划为一“科”, 奏议用于君王, 书论用于真理, 铭诔用于生活, 诗赋用于性情。
同时, 他对每一科用一个字来表达对其体貌的基本纲程:“雅”、“理”、“实”、“丽”, 类与貌的结合, 初步显示了他对这些文类文体的认识, 这不是曹丕个人的想法, 而是在长期的创作中对经常创作的事类之文与诗赋形成的普遍的心理衡量———不离大纲之意;而且他认为在实际创作中想完全合乎这些文类文体的理想状态是很有难度的, “惟通才能备其体”。《典论·论文》对文类文体的认识是简单的, 在当时只要行文时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够用就行了, 还没有更为细致的说明探究。其下又云:“文以气为主, 气之清浊有体, 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 曲度虽均, 节奏同检, 至于引气不齐, 巧拙有素, 虽在父兄, 不能以移子弟。”这正是对形成个体文体的重要因素“气”的阐释。由上所分析, 《典论·论文》既讨论了各家的个体文体, 又讨论了文类文体, 体现了人们的视角已经正式转移到文体上来, 使《典论·论文》成为第一部具有文体学意义的著作。
三、《典论·论文》的结构及其文体学导向意义
现在, 我们再从文体观的角度重新审视《文选》中所录《典论·论文》的部分内容的结构, 兹文不长, 引如下 (为了行文叙述方便, 我们将这段文字分成若干小段并编上序号) :
“夫文人相轻, 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 伯仲之间耳, 而固小之, 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 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 而文非一体, 鲜能备善, 是以各以所长, 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 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 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梿、东平刘桢公干, 斯七子者, 于学无所遗, 于辞无所假, 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 仰齐足而并驰, 以此相服, 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度人, 故能免于斯累, 乃作《论文》。 (1)
王粲长于辞赋, 徐干时有齐气, 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 干之《玄猿》、《漏厄》、《圆扇》、《橘赋》, 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 未能称是。陈琳、阮瑀之章表书记, 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 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 有过人者, 然不能持论, 理不胜词, 以至乎杂以嘲戏, 及其时有俦也。常人贵远贱近, 向声背实, 又患闇于自见, 谓己为贤。 (2)
夫文本同而末异, 盖奏议宜雅, 书论宜理, 铭诔尚实, 诗赋欲丽, 此四科不同, 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3)
文以气为主, 气之清浊有体, 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 曲度虽均, 节奏同检, 至于引气不齐, 巧拙有素, 虽在父兄, 不能以移子弟。 (4)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 荣乐止乎其身, 二者必至之常期, 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 寄身于翰墨, 见意于篇籍, 不假良史之辞, 不托飞驰之势, 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 周旦显而制《礼》, 不以隐约而弗务, 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 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 惧乎时之过已, 而人多不强力, 贫贱则慑于饥寒, 富贵则流于逸乐, 遂营目前之务, 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 体貌衰于下, 忽然与万物迁化, 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 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5)
第 (1) 部分, 叙述作《论文》的缘由。他感叹:“文非一体, 鲜能备善。”文类文体众多, 个人难以达到所有文类文体的理想状态, 像建安七子那样能够做到各有所长, 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感慨为文之难, 于是作《论文》。第 (2) 部分, 对建安七子的个体文体进行评述。“徐干时有齐气”、“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这几个是直接评论了这四个人的个体文体;“王粲长于辞赋”、“陈琳、阮瑀之章表书记”这两句是从二人所擅长的文类的角度去说的, 但是曹丕绝不是在罗列文类, 而是由二人最突出的文类去想见二人之文体的意思。 (3) (4) 两部分讲如何形成个体文体。 (3) 讲文类文体, 这是本体论, 只有掌握了所写文类的基本纲领 (文类文体) , 才能保证创作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 (4) 讲影响形成个体文体的重要因素———“气”, 他认为个体文体与个人的先天之“气” (秉性、气格等) 有直接关系, 先天早已决定, 不是后天可以强求的。也就是说,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气”, 就已经注定了他的“文”能够呈现出什么样的文体来。“文”与“人”直接挂钩, 甚至有合一的意味。 (3) 属于体的层面, (4) 属于用的层面, (3) 与 (4) 共同形成了体用一如的文体观结构。第 (5) 部分论述了各种文类所形成的文章总体的地位问题———“盖文章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
除了《文选》上的节录以外, 严可均《全三国文》还有几条从《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上辑来的语句:
“李尢字伯宗, 年少有文章。贾逵荐尢有相如、杨雄之风, 拜兰台令史, 与刘珍等共撰《汉记》。 (6)
议郎马融, 以永兴中帝猎广成, 融从。是时北州遭水潦、蝗虫, 融撰《上林颂》以讽。” (7)
观此两条, 每条颇有先述作家生平小传, 后述作家所作文章名之意, 这与晋代以来各种《文章志》的写法是颇为相似的。曹丕不是在写作家小传, 也不是简单罗列作家作品, 而是由作品想见其文体, 体现了第 (4) 部分所说的“人”与“文”合一的观念。
综上所述, 曹丕《典论·论文》显示了时人对个体文体的高度重视 (开篇即谈) , 体现了时人对文类文体的把握, 表达了对形成个体文体的重要因素“气”的理解, 显现了对文体的体用一如结构的思维方式, 提高了文章总体的地位, 与经国大业相提并论, 昭示中国古代文体学向深入、细致的横向发展的走向:既体现了人们研究文章本体 (文类文体) 的可能, 又显现了人们展示个体文体的可能, 以及二者兼之的的体用一如的文体理论走向的可能。从个体文体而言, 此后文人争相追求文体个性, 形成了“谢灵运体”、“吴均体”、“宫体”等名号, 并出现了像钟嵘《诗品》那样以品评古今文人五言诗的个体文体的著作;从文类文体而言, 此后不断有人为着写作的方便编纂文章总集, 出现了像挚虞《文章流别集》和萧统《文选》那样的典范;从体用一如的文体理论来看, 出现了像陆机《文赋》与刘勰《文心雕龙》那样将文类文体和如何形成个体文体融为一炉的文体学著作。曹丕《典论·论文》初呈乍现了古代文体学的各个方面的内容, 魏晋以来的古代文体学正是沿着《典论·论文》的走向发展而完善, 并在南朝达到繁盛阶段。
摘要：汉末由于人才观念的改变, 形成了士子们追求文体的热潮, 曹丕《典论·论文》正是在这一实用性背景下展示其文体观念, 初呈乍现了古代文体学的各个方面的内容。魏晋以来的古代文体学正是沿着《典论·论文》的走向发展而完善, 并在南朝达到繁盛阶段的。
关键词：曹丕,《典论·论文》,文体观,导向意义
参考文献
[1]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商务印书馆, 2006.后文中凡有再用曹丕《典论.论文》中之引文, 不再另行作注.
[2]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3]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商务印书馆, 2006.
[4]王符著.汪继培笺.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 1985.
[5]许劭.人物志.上海三联书店, 2007.
[6]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 1972.
[7]刘义庆编撰.徐震堮校笺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
篇4：典论·论文（节选）
◆注释：
①二者必至之常期：指年寿荣乐都有限。
②不托飞驰之势：飞驰之势，指身处高位之人。卑微者不必借助有权势者的力量，亦不必“蝇附骥尾致千里”。
③西伯幽而演易：幽，拘囚。《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西伯侯周文王在被扣押期间发明了如何推演《周易》。
④周旦显而制礼：显，容达。传说周公旦制《周官》等礼书。
⑤隐约：穷困。
⑥加思：谓转移著述的念头。
⑦古人贱尺璧二句：《淮南子·原道》：“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认为时间比财富更珍贵。
⑧迁化：去世。
小编解读：
《典论》是曹丕的一部学术著作，全书已佚，《论文》是其中惟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一篇。所论的“文”是广义上的文章，也包括文学作品在内。本篇表达了作者对文学价值的重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表达了作者对为什么要作文的见解：“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把文学提到了和立功、立德相等的地位，是对传统思想的突破，对促进文学的兴盛，也有巨大的意义。
作家介绍:
篇5：典论论文翻译拼音
wǔzhîngyǐnãngshǔwãnwãilántáilìngshǐ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xiàbǐbùnãngzìxiū
fūrãnshànyúzìjiàn
ãrwãnfēiyītǐ
xiānnãngbâi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shànshìyǐgâyǐsuǒzhǎng
xiāngqīngsuǒduǎn
lǐyǔ
jiāyǒubìzhou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xiǎngzhīqiānjīnsībúzìjiànzhīhuànyě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里语曰三句： 《东观汉纪》卷一《光武帝纪》 “帝闻之，下诏让吴 汉副将刘禹曰：城降，婴儿老母，口以万数，一旦放兵纵火，闻之可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下笔不能自休 休，止。元李冶 《敬斋古今黈：“下笔不能自休者，正斥其文字汗漫无统耳。” 骆鸿凯《文选学》 “下笔不能自休，言其喜于得官，益奋于文，非讥其文之冗散也。”案《文心雕龙•知音》：“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则是讥毅为冗长不休，意义原很显明，骆说非是。
jīnzhīwãnrãnlǔguïkǒngrïngwãnjǔ
guǎnglíngchãnlínkǒngzhāng
shānyángwángcàn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zhîngxuānběihǎixúgànwěizhǎng
chãnliúruǎnjǔyuányú
rǔnányìngchǎngdãliǎn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踽元瑜，汝南应场德琏，dōngpíngliúzhēngōnggàn
sīqīzǐzhě
yúxuãwúsuǒyí
yúcíwúsuǒjiǎ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yǐzìchěngjìlùyúqiānlǐ
yǎngqízúãrbìngchí
yǐcǐxiāngfú
yì咸 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liángnányǐgàijūnzǐshěnjǐyǐdùrãngùnãngmiǎnyúsīlâiãrzuîlùnwãn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
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wángcànchángyúcífù
xúgànshíyǒuqíqì
ráncànzhīpǐyě
rúcànzhī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chūzhēngdēnglïu
huáifù
zhēngsī
gànzhī
xuányuán《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lîuzhīyuánshàn
júfù
suīzhāng
càibúguîyě
rányútāwãn《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wâinãngchēngshìlín
zhīzhāngbiǎoshūjì
jīnzhījùnyě
yìngyanghããr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búzhuàngliúzhēnzhuàngãrbúmì
kǒngrïngtǐqìgāomiào
yǒuguîrãnzhě
rán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bùnãngchílùnlǐbúshângcí
yǐzhìhūzáyǐcháoxì
jíqísuǒshànyáng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bānchïuyě班俦也。
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chángrãnguìyuǎnjiànjìn
xiàngshēngbâishí
yîuhuànānyúzìjiàn
wâijǐwãixiàn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fūwãnběntïngãrmîyì
gàizîuyìyíyǎ
shūlùnyílǐ
mínglěishàngshí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shīfùyùlìcǐsìkēbùtïng
gùnãngzhīzhěpiānyě
wãitōngcáinãngbâi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qítǐ其体。
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
wãnyǐqìwãizhǔqìzhīqīngzhuïyǒutǐbùkělìqiángãrzhìpìzhū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yīnyuâqǔdùsuījūn
jiãzîutongjiǎn
zhìyúyǐnqìbúqí
qiǎozhuōyǒu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sùsuīzàifùxiōng
bùnãngyǐyízǐdì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gàiwãnzhāngjīngguïzhīdàyâ
bùxiǔzhīshângshì
niánshîuyǒushíãrjìn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rïnglâzhǐhūqíshēn
ârzhěbìzhìzhīchángqī
wâiruîqìngzhāngzhīwúqiïng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庆章之无穷。shìyǐgǔzhīzuîzhě
jìshēnyúhànmî
jiànyìyúpiānjí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bújiǎliángshǐzhīcí
bútuōfēichízhīshì
ãrshēngmíngzìzhuànyúhîu
gù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xībïyōuãryǎn
yì
zhōudànxiǎnãrzhìlǐ
búyǐyǐnyuēãrfúwù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búyǐkānglâãrjiāsī
fūránzãgǔrãnjiànchǐbìãrzhîngcùnyīn
jùhū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shízhīguîyǐãrrãnduōbúqiánglì
pínjiànzãshâyújīhán
fùguìzã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liúyúyìlâsuìyíngmùqiánzhīwù
ãryíqiānzǎizhīgōng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rìyuâshìyúshàng
tǐmàoshuāiyúxià
hūrányǔwànwùqiānhuà
sīzhì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shìzhīdàtîngyě
rïngděngyǐshì
wãigànzhùlùn
chãngyìjiāyán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篇6：典论论文原文和翻译
典论·论文
[魏] 曹丕
原文：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於学无所遗，於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於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论文。王粲长於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於自见，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 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於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於上，体貌衰於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着论，成一家言。
译文 ：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 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 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 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 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
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 气" 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可勉强而得。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