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社区服务的培育分析论文

2022-04-22

学生社区服务的培育分析论文篇1：

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居民社会距离实证分析

摘要：依据实际调查数据，分别从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两个群体的视角分析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双方产生的社会距离，指出社会制度、社会经济地位、空间隔离、社会网络是两个群体产生不对称社会距离的主要因素；阐述了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制度导致的各种客观因素对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产生社会距离的具体影响，提出减小双方社会距离，促进社会融合的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社会距离；失地农民；城市居民；社会融合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由于土地被征用导致了大量的农耕者成为失地农民。失地农民由于各种原因很难适应新的城市生活，从而使他们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产生了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

社会距离是理解城市化不同群体社会融合的重要指标。在社会学领域，塔德首先提出社会距离的概念[1]，齐美尔进一步提出社会距离就是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屏障”[2]。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代表学者帕克将社会距离定义为存在于集团与个人之间的亲近程度，并指出感觉上的距离可以像智力一样得到测量[3]。美国社会学家博格达斯认为社会中的问题大多数都是由社会距离引起的，经过实证研究于1925年设计出了“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用于测量美国人对其他民族的态度[4]；随后Lee等人也从小族群的感受出发，设计出反转社会距离量表。通过社会距离的测量可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种种误解，较为完善地测量两大群体间的社会距离[5]。博格达斯的社会距离量表和Lee的反转社会距离量表为本文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测量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测量工具。

我国最早进行社会距离研究的是民族学家吴泽霖教授。他使用博格达斯的社会距离量表研究了美国人对待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解释了经济社会地位在社会距离中的决定性作用[6]。张海辉对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社会距离进行了双向度的测量和分析，结果显示两者社会距离存在不对称。张海辉的研究弥补了以往社会距离研究中过于偏重大族群、主流群体角度的不足，试图从双向度的角度对社会距离进行考察[7]。卢国显率先对国内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进行了研究，认为制度导致两大群体的社会差异[5]。郭星华、储卉娟等学者都是从农民工的视角对社会距离进行了较深层次的研究，但是其在实证测量方面缺乏严谨科学的量表[8]。李强教授认为，农民工与市民的冲突产生的原因有体制与制度的原因，也有历史和文化的原因[9]。史斌在李强教授对农民工与市民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经济地位、社会网络、居住空间和社会文化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社会距离[10]，但仍然是从单一社会群体的视角进行社会距离的测量。李强和史斌对农民工与市民社会冲突和距离产生的体制与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原因对本文失地农民与市民社会距离产生的主客观因素和结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国内对社会距离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社会融合提供了重要的视角。本文基于小城市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距离与社会融合的调查和研究，有助于拓宽对于中国社会城市化發展问题的认识。因此，本研究利用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对社会距离进行实证研究，分别从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两个群体的视角分析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双方产生的社会距离，期望能进一步揭示中小城市城市化的有效路径。

二、方法与样本

（一）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概况

本研究设计两套调查问卷，一套是针对失地农民，另一套针对是城市居民。

1.失地农民调查问卷以陕西省杨凌区徐西湾村失地农民家庭为单位，采用随机抽样对他们进行走访调查。徐西湾村位于杨凌中南部，全村有751户，共计3 223人，近一半人离村在外打工。政府从2007年开始对其征地用于示范区城市建设，到2015年徐西湾村完全失去土地，成为了典型的城中村，整个村庄集体转变为城市社区。本次调查研究主要基于2015年7月在杨凌区徐西湾村的入户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得到村民以户为单位有效样本165个，其中采访男性户主84人（50.91%），女性户主81人（49.09%）。失地前85.45%的村民以务农为主，失地后50.03%的村民以打工为职业；失地前（2007年）人均月收入700元，失地后至今家庭人均月收入1 350元。

2.城市居民调查问卷以杨凌区城市居民为对象，有选择性地按照职业地位、个人收入、学历、企事业单位人数的一定比例进行分层抽样，再进行简单随机抽样选取。抽样调查的165个城市居民样本，其中男性占81人（49.09%），女性占84人（50.91%），年龄以30～50岁者居多，学历以本科和专科比例较大。职业分布如下：政府官员12人（7.27%）、企业家或贸易经营者15人（9.09%）、大学老师29人（17.58%）、中小学教师16人（9.70%）、公务员18人（10.91%）、单位普通职员31人（18.79%）、工人24人（14.55%）、无固定职业者20人（12.12%）。城市居民中家庭年收入5～10万元有81人（49.09%）、10万以上占29人（41.82%）、5万以下占26人（22.61%）。

（二）理论分析框架

分别从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两个视角来分析（见图1）。根据博格达斯量表，主要测量指标为社会认同、社会经济地位、空间隔离、社会网络（心理距离），而城市居民的社会认同对失地农民的社会认同具有决定作用[5]。在城市化实践中，社会认同也会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土地产权缺陷、征地补偿、社保制度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从而加深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客观距离（行为距离）。

（一）基于社会认同的社会距离

1.基于失地农民角度的分析。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过程存在自我身份社会认同失调问题，由此产生一种心理差距和适应障碍，并与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有关。年龄较大者、受教育较少者自我认同矛盾更大，适应障碍也更加突出。据对165个样本调研，徐西湾村社会认同率较高，55.75%的失地农民认为自己已经融入了城市中，主要原因是该村处于城市中心区域，与市民交往较多，基本适应城市生活。但还有44.25%的人对身份认同处于模糊和否定状态。失地农民对身份认同的程度反映出正式制度对社会距离的影响，也表达了失地农民对新制度的渴望。

2.基于城市居民角度的分析。城市居民对失地农民态度体现了失地农民群体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的可能性与难易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居民的社会认同对政策和制度具有决定作用。本次调查向165位城市居民发放了相关问卷，以调查他们对失地农民进入城市生活的态度。

从表1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的城市居民对失地农民给予肯定和宽容的态度，尤其是在失地农民为城市建设发展作出贡献方面，城市居民给予70.3%的高度认同。在治安和卫生环境问题上，大部分城市居民都持中肯态度，说明两者在一定范围内社会矛盾和冲突相对缓和。但在评介失地农民个人公共素质方面，持肯定态度只有10.91%，说明两者在生活方式、文化素质及社会公德等方面的认识差距较大。在就业方面，仅有15.15%的城市居民认为他们会抢占就业机会，因为失地农民的文化程度较低，大多无一技之长，无法在城市竞争中占优势。当然，大多数城市居民也认为在城市化改造中，城市对失地农民限制过多，肯定回答和中间回答各占36.97%和49.7%。杨凌拥有悠久的传统农业历史和文化底蕴，以农业大学教育发展起来的这个城市的居民，对周围的村民一直抱有亲近、容纳和支持的态度，因而对失地农民的调查评价比其他大、中型城市居民认可度高，与失地农民的社会距离较小，因而对当地政府制订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和措施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距离

1.基于失地农民角度的分析。本次研究的调查量表是在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基础上，结合徐西湾失地农民的具体情况，分别设计了6个具有逻辑上的趋强的问题，分别询问失地农民与对方的社会距离（见表2）。并在试调查基础上对量表中项目及强度结构进行了修订，形成正式的社会距离量表，即是否愿意与对方一起聊天、工作、交朋友、娱乐、吃饭、子女与对方谈恋爱，分别表示社会距离从大到小的关系。量表中的每个问题都要求被访者从“非常愿意”=5分、“愿意”=4分、“不确定”=3分、“不愿意”=2分、“很不愿意”=1分，5个选项中选择1个最符合自己想法的答案，分别累加量表的各项分值，除以各项个数，等到一个中间值（mean），并对各种态度按照中值大小进行排序。中值越大（越接近5分），表示态度越倾向肯定性，表达的社会距离越小；中值越小，态度越倾向于否定性，表达的社会距离越大[11]。

个人收入是失地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最重要的测量指标。数据显示，月收入2 000元以上的阶层比低收入者在聊天、工作、交友、娱乐、吃饭、子女恋爱各项上的中值逐渐拉大，特别是最后一项子女恋爱，高收入者的4.47中值明显高于低收入者的3.01中值。表明失地农民中经济地位越高的阶层与城市居民交往的意愿越强，并希望通过经济收入的增加，逐步提高社会经济地位，改变户籍制度对身份的局限，得到城市的认可。

2.基于城市居民角度的分析。社会经济地位是由职业地位、收入、文化程度三个指标的反映。利用社会距离量表在问卷中设计一组与失地农民同样的问题，以家庭年收入为例，测量各阶层的城市居民与失地农民的交往意愿。

量表3中数据显示，不同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与失地农民在聊天、工作、交友方面的中值差距不大，高收入阶层在聊天和工作方面还略高于中间收入阶层。因为城市上层阶层作为城市社会的成功者和政策的受益者往往会表现出对弱势群体更多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在后三项的娱乐、吃饭和子女恋爱方面，高收入阶层的中值逐步下降，特别是最后一项子女恋爱，高收入阶层中值只有2.14，明显低于中间收入阶层的2.75，而低收入阶层中值3.51明显高于上面两个阶层。从测量表中可以看出，随着意愿的趋强，上层阶层的意愿中值变化幅度最大，说明城市居民与失地农民社会交往维持在一个表层的关系上，中国传统的门第观念根植于社会阶层之中，说明城市居民经济地位越高与失地农民社会距离越大。

（三）基于空间隔离的社会距离

1.基于失地农民角度的分析。空间隔离包括居住空间隔离和职业空间隔离。徐西湾村虽然被城市居民住宅小区包围，但居民仍住在自己原有的宅基地和住房中，社会关系、邻里关系并没有被城市割裂，因此他们传统的乡村感觉还存在，村落共同体感受还存在，這样也加大了他们与“城市人”的距离感。

杨凌是一个大学科研城，90%的城市居民在事业单位工作，拥有各种社会保障和职业优越感，这种社会距离不仅是社会制度，也是历史造成的。失地后的徐西湾农民大多在建筑工地上打工或者当服务员、保安员等。这种职业隔离的结果必然使双方产生心理隔膜，影响情感信任、交往意愿和双方关系的评价。因此，对于此次徐西湾失地农民的调查，职业隔离是社会距离产生的重要原因。

2.基于城市居民角度的分析。城市化建设衍生出多种不同的空间社会组织和居住形态，杨凌是个以农业科研事业单位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城市居民居住分布基本有三种形式：一是原单位家属大院。居住者多为城市居民，少数失地农民以保安、清洁工、食堂服务员等临时工作在这个同质性较强且相对封闭的区域里，本单位的居民对外来人员较为排斥，双方感受的社会距离相对较大。二是新建的住宅小区。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加速，各种新兴住宅小区不断涌现，在仍以城市居民为主的新型小区里，人员构成比较复杂且包括少数失地农民，打破了以前的群体聚居状态，小区成员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更强，双方的社会距离相对较小。三是靠近城中村居住区。城市楼房扩建逐渐将失地农民群体居住区包围，形成一个城中村，由于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不同，影响到城市居民正常的作息时间，无形中产生一种不满的情绪，社会距离感受较为强烈。调查统计，城市居民只有32%表示愿意与城中村居民共同居住在一个区域内。总之，居住隔离并不利于两个群体的相互了解和信任程度，并会引起情绪和行为的冲突。

（四）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距离

1.基于失地农民角度的分析。据调查统计，问卷中是否有来自城市的同事或朋友一项，持肯定回答的失地农民只有10.9%，且双方很少交往。首先，失地农民的职业阻隔可能导致他们与城市居民的接触机会不多；其次，失地农民长期以亲缘、地缘关系作为社会网络的纽带，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关系网络中失地农民网络本质上是一个弱关系的社会网络，并且要比城市居民遭遇更多利益壁垒限制，这种关系网络无形中了拉大了两个群体的社会距离。

2.基于城市居民角度的分析。在调查问卷中，75.15%的城市居民都会有来自农村的同事或者朋友，但仅有33.59%的城市居民表示与他们经常接触。对多数城市居民来说，他们更愿意与自己同等社会阶层的朋友交往，加上工作节奏和压力较大，与周围的失地农民接触很少。因此，多数的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将失地农民排斥在外，双方的社会距离也较大。

通过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两个角度的社会距离实证研究，发现两个群体在社会认同、交往意愿、情感投入、社会网络建构方面存在不对称的社会距离。在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认同受制于城市居民的社会认同，在交往意愿和情感投入方面失地农民比城市居民更强烈、更积极，社会网络的建立也更复杂、愿望更迫切。但根据 Lee 等学者对小族群社会距离的研究发现，小族群并不简单接受由大族群所构建的社会距离机制，而是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总是以大族群为学习的目标，倾向于向大族群的生活方式、观念靠近[12]。因此，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不对称的社会距离也会在城市化过程的不断冲突、融合中趋于平衡[13]。

四、缩小社会距离推动城市化社会融合

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这种不对称性的社会距离根源在于社会制度。在政府倡导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社会制度同时产生诸如城乡二元结构、土地产权缺陷、征地补偿过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客观因素导致的社会距离，进一步加剧了两个群体的社会矛盾。如何解决这些因素导致的社会距离，不仅需要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两个群体克服自身因素，逐步缩小之间的距离，更需要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政府政策的支持。

（一）提高失地农民身份认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市和农村两种户籍制度的根源是我国长期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尽管目前徐西湾村居民户口已经全部“农转非”，但是卻并没有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应的社会保障政策和福利待遇。

在徐西湾村的访谈中，失地农民十分顾虑由于身份的限制，他们的孩子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孩子一样的教育条件和资源。

案例一：李大姐，42岁，家住徐西湾村。丈夫在附近建筑工地做工，每月有3 000元的收入，自己在家照顾两个孩子，闲时与村里姐妹们一起打些零活，自家盖的两屋楼房有两间外租，每月有800元的收入，日子过得不错，但两个孩子因无城市户口无法就读离家最近的教学质量好的重点中学，只能上离家较远的普遍中学。

因此，必须改革我国现有的户籍制度，逐步消除城乡二元格局，增强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和城市归宿感，确保两个群体的良性互动和平等关系，实现城乡社会在经济、教育、空间发展一体化和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建构社会网络

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失地农民应该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提高职业技能，加强与城市居民接触、交往，了解城市文化。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生活可以很大程度提升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归属感，政府应增设图书屋、棋牌室等文化设施，加强社区服务；协助失地农民参与城市文化和体育赛事活动，促进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的交流，消除双方的空间隔离，在活动与交流中重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

（三）提升失地农民的经济地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平衡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减小社会距离最有效的措施。政府可以与当地农业大学协作，建立一个具有失地农民特色的就业技能培训平台，通过科学、实用的技能培训提高失地农民就业能力和经济收入。调查数据显示，以技术承包和自主创业者只占6.6%，无法提高失地农民的整体经济地位和示范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实施；政府应当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和承包流转土地，在为创业农民优先提供土地和资本支持的同时，发挥当地大学的科研示范和产业带动能力，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供全面系统的技术支撑[14]。

（四）完善土地征用制度，保护失地农民土地产权合理流转

在问卷调查中，徐西湾村绝大多数的失地农民认为土地是农民的生活保障，不赞成耕地被征用，74.4%的人不满意政府的征地赔偿。由于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不规范、不合理，导致农民的土地被征用时，权益遭到损失和剥夺，所以必须确立规范的征地制度和评估标准，确保农民在失地的同时得到合理的补偿，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通过立法确立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建立土地流转制度，实施自愿、有偿原则下的集体内部转包、转让，实现土地经营的规模效益[15，16]。

（五）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融合

杨凌示范区已经基本完成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通过政府的一次性征地补偿和每月固定的生活补贴，他们基本的生活得以保障，生活水平比失地前略有提高。

案例二：徐老伯，65岁，家住徐西湾村。征地后政府按照每亩土地小麦400公斤、玉米400公斤的市场价折合成现金，每年发放基本生活费，60岁以上的老人政府补贴145元的养老金，徐老伯与老伴都参加了新农合医疗保险，如果不得大病日子还过得去。但去年老伴得了场大病，手术和住院费四万多元，医疗保险只负担60%多，徐老伯一下子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但在访谈中，许多失地农民仍旧担忧医疗保险问题，新农合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较低，大病无力承担。建议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提高失地农民的住院补偿和低保标准，使其达到城镇居民水平，逐步缩小城市居民与失地农民的社会距离，推动城市化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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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王玉峰.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困境与政策分析[J].江淮论坛，2015（2）：132141.

Key words：social distance； landless farmers； urban residents； social integration

作者：罗启昱　付少平

学生社区服务的培育分析论文篇2：

我国社会组织的演进历程、现状与发展路径

〔摘要〕通过分析我国社会组织演进中的量变拐点，揭示了政治因素一直影响其发展，但从总体上看，政治因素的影响力呈下降趋势。由于政治因素长期较为严厉的规约作用，至现阶段，尽管我国社会组织已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整体上，其发展水平并不高，主要表现在人均拥有量比较少、区域服务领域分布不够合理、综合实力比较低等方面。进一步提升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政府须改革体制机制，降低社会组织登记注册门槛，从政策和资源层面加大扶持中西部社会组织发展的力度，并稳妥地引导倡导类、维权类社会组织有序发展；而社会组织自身也须努力健全组织构成要件，力争获得合法身份，积极招揽人才，尽力汲取资源，大力加强组织之间的合作。如此，社会组织的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

〔关键词〕社会组织；社会治理；国家治理

〔

现阶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需要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如此，在分析社会组织的演进历程、现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推动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更好发挥作用的路径就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社会组织的演进历程：量变拐点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在分析我国社会组织数量变化的拐点即量变拐点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廓清其演进历程，可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量变拐点原指数学曲线显著向上或者向下变化的点，后来多引申为事物发展趋势开始明显改变的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可以是年、月、日、时刻。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文献中，拐点常用于描述特定事物在保持一段时间的某种状态后，其发展出现显见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这里所指社会组织的量变拐点，是指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数量发生明显增加或者减少的年份。

（一）我国社会组织演进的量变拐点

在量变拐点介绍之前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对全国社会组织的数量统计是由民政部于1988年开始进行的，当年所统计的全国社会组织的数量为0.44万个；〔1〕之后这一统计工作每年由民政部进行一次，因而从新中国成立时至1987年底，社会组织的数量变化只能根据社会政治变迁的背景进行概略估计，但其最高峰值应小于0.44万个，因为1988年社会组织的统计数量为0.44万个；1988年至现阶段社会组织的数量变化有民政部的年度统计数据作为依据，相对准确。从年度数量变化上看，自新中國成立至现阶段，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经历了八个拐点（见图1）。

第一个拐点是1950年，与之出现相关的标志性事件是《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的出台。其时，为巩固执政基础，中共以政治上是否拥护自己及新生政权为标准，对社会组织进行清理整顿，解散了一批民国时期成立的社会组织。在清理整顿完成之时，我国社会组织在数量上有所减少。50年代中期清理整顿完成之后，我国社会组织在新的起点上得到了短暂发展。〔2〕第二个拐点是1957年，与之出现相关的标志性事件是“反右”运动。“反右”运动扩大化使不少社会组织的领导人被错划为“右派”，社会组织的正常活动受到冲击，发展轨迹被打断。从整体上看，“反右”运动之后的两、三年，我国社会组织几乎没有发展，数量上估计也没有什么增加。直到60年代初我国社会组织才开始恢复发展并再度活跃。〔3〕第三个拐点是1966年，与之出现相关的标志性事件是“文革”。“文革”十年，由于政治的原因，产生了大量的民粹性、政治性的红卫兵组织和各种造反派组织，但社会组织不但没有发展，反而有所倒退，在数量上应是大幅减少了。〔4〕第四个拐点是1978年，与之出现相关的标志性事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计划经济解体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起点。“真理标准大讨论”“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的确定”以及随后展开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放权让利改革为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和空间，使我国社会组织在八十年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数量上也相应有所增加。第五个拐点是1989年，与之出现相关的标志性事件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80年代我国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乱象，主要是多头登记多头管理使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过于松散，规制不够，部分社会组织开展了一些与其非营利性相悖的商业性活动，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而一些学会、协会和群众性社团对80年代中晚期的政治风波在一定程度上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响了政治的渐进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工作，1988年出台了《基金会管理办法》，1989年出台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其中，《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出台确立了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制度”，对遏制一些社会组织的营利倾向与过度政治化倾向，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为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社会、政治的稳定大局提供了支持。该条例颁行之后，政府用两年多的时间对社会组织进行了整顿和重新登记，使社会组织在数量上有所减少。1992年下半年之后社会组织开始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5〕第六个拐点是1997年，是年，民政部统计的社会组织的数量为18万个；〔6〕与之出现相关的标志性事件是社会组织年检制度的实施。1996年民政部制定《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暂行办法》，1997年各级民政部门依照该办法对社会组织以年检的形式进行了清理整顿，使社会组织的数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0月重新修订的《社会团体管理条例》颁行。相较1989年颁行的《社会团体管理条例》，该条例进一步提高了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的门槛和监管力度。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组织的数量进一步减少，而且减少的趋势一直持续到2000年。〔7〕第七个拐点是2001年，是年，民政部统计的社会组织的数量为21.1万个；〔8〕与之出现相关的标志性事件是1997年清理整顿之后，社会组织的总量首次超过了1996年的总量。这主要是因为1998年《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颁行后，各级民政部门启动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管理工作，登记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连年大幅增长，至2001年使社会组织的总量超过了1996年的总量。〔9〕第八个拐点是2013年，是年，民政部统计的社会组织的数量为54.7万个；〔10〕与之出现相关的标志性事件是《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出台。该方案明确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不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即可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在该方案明确的改革方向的指引下，至2013年底，已有24个省级行政区试行相关社会组织的直接登记制。〔11〕此项改革必将使我国社会组织在数量上迎来新的快速增长期。

（二）我国社会组织演进的量变拐点出现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理论上讲，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因素都会对社会组织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只是它们不一定同时发挥影响，即使在同一时间，它们发挥的影响力也不一定相同。这可以从拐点出现的原因或背景的分析中得到印证。第一个至第六个拐点的出现主要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第一个拐点出现的背景主要是中共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结构的主导力量；第二个、三个拐点的出现主要是 “左”的政治意识形态及阶级斗争扩大化政治运动所导致；第四拐点的出现则处在“四人帮”倒台，党内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更的关口；第五拐点的出现与当时的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危机密切相关，在当时的特殊情形下，维护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政治动作成为该拐点出现的主要原因；第六个拐点是第五个拐点的延续，其出现的主要原因与第五拐点大致相同。第七、八拐点的出现主要是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三重作用的结果，其中，政治因素发挥的作用仍是决定性的，但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也发挥了较为明显的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所有制结构变迁、产业结构变迁、阶层结构变迁等经济、社会因素的促动下，弱势群体和人口增多，这使得整个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趋于旺盛，而政府难以满足这种较为旺盛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选择了疏导而不是打压的策略即发动社会力量，帮助自己来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于是，社会组织的“出生率”和“出生数量”都出现了较大的增幅。

依据对我国社会组织演进拐点的分析可见，政治因素，确切地说，主要是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等因素，一直决定性地影响着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但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它的影响力呈下降趋势，尤其是本世纪以来，它的影响力已经减弱了不少，固然它的决定性影响地位仍未被撼动，但它的影响力度小了很多，证据是，在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未改革的前提下，2001年至2012年社会组织的数量逐年都有不小的增长。〔12〕这主要是因为：为了夯实民意支持基础，巩固执政地位，执政党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战略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调整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指引下，政府向经济建设领域投放的资源越来越多，这使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但同时，由于分配体制上的缺陷，社会收入差距不断被拉大。至21世纪初，在社会收入差距趋于悬殊的情况下，社会阶层分化显性化，〔13〕较大数量的弱势群体产生，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而政府对经济建设领域资源投入的不断增加，致使其投入到社会领域的资源不断减少，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进行了放权改革，在一些与政治相关性不强的领域孵化、培育社会组织和允许社会自组织的存在，并动员这些社会组织与自己一起努力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以缓解社会中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危机。而随着21世纪初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达到新的高峰，我国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社会组织也随之显著增加；并且由于21世纪以来，我国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未得到有效的调控和社会对公共产品不衰的旺盛需求，社会组织的数量连年持续增长。在这样的情势下，我国政治意味稀薄的、功能失衡的、弱小的市民社会顺势从政治国家中挣扎着脱胎而生。之所以说它是政治意味稀薄的、功能失衡的，是因为我国社会组织主要在非政治领域活动，其利益诉求、政策倡导、维权等功能发挥不充分；之所以说它是弱小的，是因为市民社会强大与否，不仅要看社会组织的数量多寡与服务提供情况，还要看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是否充分发挥。我国这种自具特色的市民社会的发展仍充满变数，因为相关的体制改革还在进行之中，远未完成。但从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仍处于高位、社会阶层分化及社会利益意识的阶层化、集团化已经形成的情势来看，市民社会的实力必将有所提高，其政治意蕴亦必将有所提升，而这必将反身推动我国顶层政治文明的建设。

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成效与问题

通过对我国社会组织的总量、区域分布、服务领域分布和综合实力的分析，可呈现其发展的总体状况，亦约略可见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不同作用。

（一）我国社会组织的总量分析

根据民政部2016年7月11日发布的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66.2万个。〔14〕而1988年民政部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仅有4400多个。〔15〕通过数据比对可知，我国社会组织的数量在30多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00多倍。这个增幅是较大的，反映出社会对社会组织的需求较为旺盛。

尽管从历史比较来看，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速度比较快，但是从国别比较来看，我国社会组织仍很不发达。依据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测算，我国每万人社会组织拥有量约为4.9个（人口总量以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而根据2014年发布的《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基础数据库数据分析报告》测算，我国约占总量1/3的社会组织未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16〕這些社会组织主要是工商注册的社会组织、单位和城乡社区内社会组织和游走在社会中的草根社会组织。如果把这些社会组织计算在内，我国每万人社会组织拥有量约为7.4个（（66.2*3/2）万个/133972.5万=0.00074120万个/每万人，即我国每万人社会组织拥有量约为7.4个）。而早在2006年，美国每万人社会组织拥有量是52个，法国是110个。〔17〕从人均拥有量来看，由于政治上的调控与发展时长的差距，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我国社会组织的区域分布分析

在公益领域，理想的状态是对公益资源需求多的区域，社会组织及其提供的公益资源也多。如果这样看来，我国的社会组织及其公益资源供给的数量排序应该是西部多于中部，中部又多于东部。上世纪90年代中晚期，我国社会组织的区域分布情况是，东部多于中部，中部又多于西部。90年代的某一年份，江苏省有社团1.3万个，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各有社团1万多个，安徽省有社团0.5万个，江西省有社团0.4万个，宁夏自治区和青海省的社团数量更少一些。〔18〕这反映出至90年代中晚期，我国公益领域及在其中活动的社会组织的发展均处在初级阶段，其发展主要不以公益需求为动力，而是以公益供给为动力。社会组织数量排序反映的是经济发展总量及其支撑的公益资源供给总量的排序。现阶段我国社会组织数量的区域分布发生了一些变化，截至2013年底，在相关调查的样本社会组织中，我国东部地区社会组织数量最多，占总量的54.70%，其次是西部地区，其社会组织数量占总量的29.70%，再次是中部地区，其社会组织数量占总量的15.61%。〔19〕

这说明现阶段我国公益领域发生了一些好的变化。当前，在90年代中晚期公益供给缺口最大的西部地区的社会组织及公益资源的数量都有所增长。这种良好态势的出现，除了西部地区内部的努力外，还受益于东部地区的支援。根据2014年相关抽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显示，服务区域是“全国”的社会组织的数量，北京排在第一位，第二、三位分别是广东和上海。〔20〕但应该注意到，尽管出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与理想状况相较，我国社会组织仍处于“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之中，需要扫除的发展障碍还不少。

（三）我国社会组织的领域分布分析

中国公益2.0、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和南都基金会2014年联合发布的《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基础数据库数据分析报告》显示，我国社会组织所涉足的服务领域达到20多个，排在前五名的分别为儿童青少年成长支持、教育助学、综合志愿服务、环境保护和残障人士生活保障，其所占样本社会组织总量的比例分别为34.5%、25.76%，25.25%、17.77%、16.24%；所涉足的服务领域排在后五名的分别为民间研究机构发展、劳工权益保护、同性恋权利维护、女性权利保障、动物福利支持，其所占样本社会组织总量的比例均在5%以下。〔21〕从其排在前五名的服务领域来看，我国从事民生改善活动的社会组织比较多。社会组织在儿童青少年成长支持、教育助学领域开展的活动，可以为遗弃儿童、问题青少年、农民工子女、家庭贫困学生等提供一些教育和成长方面的支持；在综合志愿服务领域开展的活动，可以为某些弱势群体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为一般民众提供一些生活上的便利；在残障人士生活保障领域开展的活动，可以为残障人士自身及其家庭提供一些生活上的帮助；在环境保护领域开展的活动，则可以为改善民众的生活环境提供一些支持。这些作用的发挥对抑制和消解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对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从其排在后五名的服务领域来看，我国从事参政议政、权利维护活动的社会组织比较少。社会组织推动民间研究机构的发展可以为民众参政议政提供智识和平台支持；开展劳工权益、同性恋权利和女性权利的保障活动可为这些弱势群体维护自身利益提供组织支持；开展动物福利支持活动，可为民众生活质量的改善提供环境支持，说到底，动物福利与人类福祉是相关联的。现阶段我国较大的贫富差距导致社会纠纷和冲突高发，在这样的情势下，社会组织开展有序参政议政、权利维护活动，可以协助政府化解社会矛盾，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因而当前社会组织有序参政议政、维护权利的功能发挥不充分，对社会发展的大局是不利的。

（四）我国社会组织的综合实力分析

分析我国社会组织的综合实力可以从其活动经费、专职和专业人才、组织公信力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具体展开。

1.活动经费。从2014年版《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基础数据库数据分析报告》中的调查数据来看，我国少部分社会组织的经济实力已比较强。但从整体上看，我国社会组织的经济实力不够强，主要表现在大多数社会组织财政规模偏小：大约有超过60%的社会组织年度支出以30万元以下为主，其中还有超过25%的社会组织年度支出在2万元以内。〔22〕除掉员工的工资、福利开支和办公经费后，年度支出在30万元以内，尤其是年度支出在2万以内的社会组织，用于项目和活动开展的支出应该是比较少的，可能会出现不够支撑其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

2.专职和专业人才。《中國民间公益组织基础数据库数据分析报告》中2011年和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现阶段我国大部分社会组织都有专职员工。这说明社会组织运行的正常化趋势在加强。但该报告也显示我国有超过50%的社会组织的专职员工数量在3人以下，其中，少数社会组织甚至没有专职员工。〔23〕 2010年《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显示，尽管社会组织员工的学历以本科层次居多，但筹资、发展研究等专业人才不够。这主要是因为工资待遇不高和职业发展空间不够，使社会组织难以吸引并留住这些领域的人才所至。〔24〕

3.组织管理水平。笔者2014年组建团队对江苏南通市社会组织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该市有超过40%的社会组织的部门结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比较完善，管理比较规范，管理水平比较高。这些社会组织主要是挂靠在政府机构的慈善协会、科技社团，行业协会等。但也有超过50%的社会组织的管理水平比较低，连一些基本的管理制度也没有，组织运作的主观随意性比较强（见表1）。

有效数据是否制定财务制度频率百分比有效百分比累积百分比否3652.252.252.2是3347.847.8100.0合计69100.0100.0因张謇弘扬的慈善文化传统的影响和政府的着力培育，江苏南通市社会组织是比较发达的，该市江海志愿者服务在江苏乃至全国都是知名的，其社会组织的管理水平尚且如此，我国社会组织的管理水平在整体上应不容乐观。

4.组织公信力。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指数报告”显示，以100分制计算，其所调查的1000家样本组织平均透明指数为44.10分，与2013平均透明指数43.11分相比，提高了2.30%。但也应该看到年度透明指数在60分以下的组织尚有767家，占整个样本的76.70%。〔25〕这说明我国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建设在加强，公信力在提升，但其建设力度仍须继续加强。2014年该中心对社会公众的相关调查也说明了这一点，公众对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整体满意度中，“比较满意”的受访者由2011年的约9%上升为28%，但“较不满意”的受访者尚占50%。〔26〕

综合前述，虽然我国少数社会组织已具一定实力，但由于政治因素对经济、社会因素作用的抑制，总体上，我国社会组织的综合实力仍较低。

三、推动我国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的路径

（一）继续创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的体制机制

2013年出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明确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的方向：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不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即可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因而当务之急是民政部会同国务院法制办协调修订出台《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并推动《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修订工作，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法规支持。实际上，绝大多数省级行政区已在试行相关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27〕除了进行相关法规的修订工作外，还要落实社会组织的分类标准、直接登记的操作办法，改善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的管理，取消社团筹备成立及分支（代表）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的相关审批，下放基金会和异地商会登记审批权。〔28〕暂时不具备登记注册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先备案。这些措施可降低成立合法社会组织的门槛，有利于社会组织数量的增长；同时，也有利于大量草根社会组织获得合法身份，提升自身的实力。从2014版《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基础数据库数据分析报告》中的调查数据来看，社会组织登记注册获得合法身份，有助于提升筹资能力，从而有利于整体实力的提升。〔29〕

（二）大力扶持中西部社会组织发展

相对东部来讲，中西部社会组织发展的资源要少一些。而从普遍层面来说，中部社会组织的发展资源比西部社会组织的要更少一些。之所以是这样，主要是因为整体上，西部经济发展比中部更慢一些，慈善需求更强烈，还有就是以往十多年，西部大规模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比中部高，这些因素使国内外非政府组织向西部投放的慈善资源也多于中部。鉴于此，中央政府投放供社会组织购买的财政项目时，可按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划分来投放，在数量和经费总量上适当向中西部，尤其是中部倾斜。中西部经济发展慢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少一些，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资金可能赶不上东部，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央政府进来支持下，均衡下，是十分必要的。在法规与制度允许的框架下，给予弱者更多的支持是政府天然的职责。近年东部社会组织之所以发展比较快，除了政府的支持外，还有就是基金会，尤其是私募基金会的支持。东部企业比较多，由企业和企业家发起和设立的私募基金会也比较多，客观上对东部社会组织的发展发挥了比较大的助推作用。政府可以更大的税收优惠引导东部企业到中西部设立基金会，支持中西部社会组织的发展。东部的基金会很多都是面向全国的，政府可以项目资金配套的方式，鼓励中西部社会组织向东部相关基金会寻求合作，申报项目。政府还可以牵线搭桥的方式，引导中西部社会组织内部加强合作，建立社团优势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企业优势的经济资源之间互换的机制，互惠互利共赢共生。这样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组织的数量和实力都可能会得到较快的增长，从而推动我国社会组织的区域分布进一步向合理化的方向演变。

（三）合理调整社会组织的服务领域分布

现阶段，我国为企业家、职业经理、技术专家等强势群体维权争利的社会组织是比较多的，比如各种行业协会商会、科技社团、专业协会、学会等，尽管它们大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成立的，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加强行业管理，更好推动经济发展，但这些社会组织成立后，基于汲取资源，改善员工福利待遇，提升组织实力等需要，也开始为企业家、职业经理、技术专家等强势群体提供某种程度的法规政策倡导、法律维权服务。而进入弱势群体法规政策倡导、法律维权领域的社会组织比较少，其原因是：弱势群体自身资源不够、自组织能力比较弱以外，主要是因为政府双重管理体制的限制。应该说，在现阶段社会转型期，为规避社会动乱和政治动荡的风险，对为弱势群体代言的法规政策倡导类、法律维权类社会组织加强管理有其合理性，但是加强管理不等于控制发展，更不等于不让发展。在现有体制下，相对强势群体，弱势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的手段比较少，其利益诉请很难及时进入政治决策过程，因而政府制定的法规和政策就难以及时照顾到他们的利益，这就有可能在社会中累积政治怨气，引发体制外的群体表达，影响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因此，必须丰富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手段，以此维护他们的权益，制衡强势群体，监督权力的运行，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鉴于此，除了改革人大、政协、公共政策制定等相关制度外，还要推动代表、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社会组织的发展。现阶段对为弱势群体代言的法规政策倡导类、法律维权类社会组织可继续实行双重管理体制，但要本着发展的着眼点来实行。也就是说，双重管理制度可以延续，但要降低相关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的资金、办公条件、会员数量等方面的要求，为其获得合法身份，提升组织实力和服务能力提供支持。现实中，不少代表、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社会组织正是因为人力物力财力不够，达不到登记注册的资金、办公条件、会员数量等方面的要求，无法成功登记注册获得合法身份，影响了其实力的增长，进而抑制了其服务能力的提升。

（四）积极引导社会组织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

為促使社会组织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政府可通过制定相关法规政策、设置公益项目等方式，积极引导其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健全组织构成要件。作为一个正式组织，社会组织要有基本的办公条件与活动经费，要有健全的治理结构、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要有负责组织运行的员工。具备这些基本的条件，社会组织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否则，其作用发挥就难以正常化。第二，获得合法身份。既使不能以登记注册的方式获得合法身份，也要以备案的方式获得合法身份。现在大多数省级行政区都进行了登记注册制度改革，社会组织获得合法身份的难度降低了不少，获得合法身份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难，而且随着改革的全面铺开和不断深化，社会组织获得合法身份将会更容易。获得合法身份，有利于社会组织提升公信力、募集活动经费与开展服务活动。第三，拓宽资源汲取渠道。社会组织要积极争取政府转移的职能，争取政府相应的补贴、项目，争取企事业单位、公众、个人的慈善捐赠，拓宽资源汲取渠道，多方汲取资源，为组织活动的开展奠定经济基础。第四，招贤纳士。从普遍性层面来看，现阶段社会组织行政管理、项目执行方面的人才较为充足，但项目策划、品牌营销、资金筹集等方面的人才不足。这就需要社会组织主动出击，积极招揽相关人才，为自身的持续发展打下人力基础。第五，加强内部合作。在当前组织数量、组织资源都不够的情况下，社会组织要强化合作意识，大力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搭建资源内部交换和支持的平台。

为了更好地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党和政府应在法治的视野中创新体制机制，稳妥地推动社会组织继续向前发展，使之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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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刘奇.城市化：干得好成欧美，干不好成拉美〔J〕.中国发展观察，2013，（7）.

〔24〕零点调查团队.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R〕.北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10.

〔25〕〔26〕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 2014中国慈善透明指数报告〔R〕.北京：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14.

【责任编辑：朱凤霞】

作者：潘修华

学生社区服务的培育分析论文篇3：

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与对策分析

摘　要：鉴于外商直接投资不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江苏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正负面效应分析入手，选取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与FDI两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实证分析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于江苏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系统分析，最后提出了合理利用外资促进江苏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及对策。

关键词：FDI；产业结构；江苏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产业结构升级已取得明显进步，带来了经济总量扩张、经济效率提高和运行机制的改变。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以来在江苏产业结构升级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外资结构的不断改善、投资领域的不断拓展和优化，对江苏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深远。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内外竞争加剧、新技术革新迅猛发展、各国产业结构加速升级的新形势下，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抓住机遇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1]。目前，江苏产业结构正向高度化演进，但仍存在结构性偏差。

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问题，对新时期如何进一步利用好外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江苏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产业结构影响的路径分析

（一）正面影响

1.壮大了江苏制造业总体实力

制造业在较长时期拥有庞大的本国市场、劳动力供给及低成本等比较优势，同时，江苏有着较好的产业基础，这是引进外资持续向制造业投资的主要因素。FDI绝大部分流向制造业，极大地促进了江苏制造业的发展，不仅对资本筹集、技术进步和管理效率，而且对产业竞争力的提高，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江苏不但是我国制造业的大省，有着很多优势产业，而且在国际制造业中也日益凸现出其基地的地位。

2.提升了江苏高新产业层次

FDI在江苏主要投向了技术密集度高的高新技术产业，极大地促进了其发展。近几年，外资在江苏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光机电一体化等的投资力度明显加大，尤其是在电子信息产业的大量聚集，已使江苏成为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仅在几年内便赶超了江苏龙头产业的纺织业。江苏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成为产业发展中的后起之秀，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迅速增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大[2]。

3.优化了江苏出口结构

由于外商投资企业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企业组织形式和先进的内部管理机制，所以有很好的经营业绩。FDI企业的产品出口量持续以较大幅度上升，随着外资企业产品出口的不断扩大，江苏出口产品的结构也得到了优化和升级。江苏出口商品中的工业制成品，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迅速提高。

4.提高了江苏的产业集中度

由于众多跨国公司在江苏开办，大大提高了江苏的规模经济水平。随着投资产业关联度高，产业群体优势逐步开始显现。如无锡地区初步形成了一些企业集群，其中大部分以光电子和资讯零件加工为主。随着外商在江苏投资产业的集中度加强，更好地体现了规模经济效益，使江苏产业组织的市场结构更加趋于合理化。

（二）负面影响

1.加剧了产业分布发展不均衡

FDI在江苏省的产业投向极其不平衡。其中，在第二产业的投资高于投向第一、三产业的量，导致了产业结构失衡。2010年，外资投入中第二产业1 950 388亿美元，而投入第三

产业和第一产业分别只有814 534亿美元、84 855亿美元。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江苏工业过于扩张、服务业迅速发展，而是在于江苏第一、三产业发展不足，农业产值和服务业产值上不去自然会使得工业比重居高不下。FDI在江苏的经济结构从总体上来看还不平衡，主要表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不高，制造业技术水平亟须提高，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居多，需要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特别是技术结构 [3]。2010年，江苏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行业排在第一位的是制造业，为1 846 859万美元；第二位为房地产业，为437 418万美元，其实际规模是最大的，为5 207.36万美元/项目。从数据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江苏省吸引外资在不同产业中仍然很不均衡。三大产业的各个行业中，FDI对于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短缺行业，如科技服务业、教育文化业和农林牧渔业等未能给予积极的资金补充。从制造业内部的投资结构上看，外资明显倾向于IT制造业等技术密集行业。

2.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 FDI的投入不断增长，从2000年的江苏实际利用FDI为1 783万美元，到2010年增加到217 613万美元，每年增幅达20%，特别是2009—2010年增幅达200%，利用FDI发展对外贸易是江苏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但江苏区域经济差异严重。江苏省的三大区域经济存在较大的差异，FDI对苏南、苏中与苏北的投入相差很大，2010年外商直接投资在苏南、苏中、苏北投资额分别为：185.69亿美元、52.79亿美元、46.5亿美元。这也导致了江苏省的区域经济越来越不平衡。FDI 区域结构不合理影响了江苏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从江苏省的开发区分布也可以看出：江苏省的国家级开发区是 13个，其中苏南有9个，分布在苏州、无锡、常州；苏中有3个，分别是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苏北有1个，为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从经济整体看，区域结构不合理。目前，由于政府给苏南地区以及苏中地区提供了较好的科技产业和创新的环境和平台，如吸引科技人才的机制、风险投资机制、产业学研究结合的机制等。相比之下，而苏北地区政府行动却较为迟缓。这就导致了FDI在江苏区域分布的不均衡。

3.带来了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压力

江苏省虽然在吸收FDI总量上超越他省，但在生态环境方面却劣于他省，工业“三废”排放量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FDI给江苏省的经济带来了资源环境压力，由于江苏省有较大的人口基数，使得江苏的人均土地、水、矿产等资源平均占有量不高，而 FDI的大规模聚集，加剧了原有矛盾，特别是重化工业的聚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很大破坏，持续了若干年的水污染问题仍与此有很大关系。FDI企业在区域内制造业的集聚，必然会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同时也增加了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随着FDI企业在江苏省内的纺织业、制造业、生物制药行业的不断发展，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如著名的太湖污染问题严重影响了江苏无锡百姓的生活；吴江盛泽印染行业的快速发展，使得盛泽镇——这一个原本美丽的江南水乡变得河流河道的水质发黑发臭，有些河段沼泽化，鱼虾绝迹。江苏的其他地区也有着不同程度的环境破坏。

4.产生了外资对内企的挤压

跨国公司具有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技术、管理等垄断优势，一般的内资企业与之相比竞争力极弱。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非但没有增加一个国家的总投资或资本形成，反而挤掉了部分国内投资。加上各地方政府制定了有利于外资进入的激励政策，使外资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比内资企业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具有原材料供应、销售渠道等方面的种种优惠待遇，享有更灵活的进出口经营权等，使得内资企业无法与外资企业公平竞争[4]。江苏省目前也存在这一现象：本土企业基础薄弱，部分产业不配套、不完善。内资企业受到跨国公司排挤的主要表现为：在技术拥有方面，内资企业明显不如跨国企业，很多内资企业不仅不能学得先进技术提高自身竞争力，甚至被外资企业吞并，或者关门歇业；在经营规模方面，跨国公司占有绝对优势，他们有相关的配套行业，形成了较为合理的价值链，从而可以大大降低产品成本，使得其价格远远低于内资企业产品。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来看，抢占了许多自主品牌的市场。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产业结构的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选取江苏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和江苏三次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两项指标，原始数据均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2011，经笔者计算获得，限于篇幅，文中略。

（二）模型构建

由于投资效应具有滞后性，这里将使用当期的、滞期一年的和滞期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当年江苏省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之间的关系，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Yt=a+β1Xt+β2Xt-1+β3Xt-2 （1）

其中，Yt表示t年江苏省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Xt为t年的FDI，Xt-1为t-1年的FDI，Xt-2为t-2年的FDI，a表示Y轴的截距，β1、β2 、β3为回归系数。利用SPSS18.0进行回归分析，将Xt、Xt-1、Xt-2全部纳入方程，结果显示，模型未能通过相关检验。为此，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建立模型，逐步回归排除了t年和t-1年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其结果如表1所示。

故回归方程为：

Yt = 31.224 + 0.042 Xt-2 （2）

t 6.957

R2=0.740，F=48.401

逐步回归方程通过检验。

（三）结果解释

由表1中可以看出，滞后两期的FDI对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影响最为明显。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外商在当年刚刚对江苏第三产业进行直接投资时，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没有表现出来；在第二年中，FDI对江苏第三产业的影响刚刚发挥出效果；直到第三年，FDI对江苏第三产业的影响才开始正式显现出来。

三、江苏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调整产业结构的对策

（一）制定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此，我们应该对江苏产业结构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创造充分、激烈的竞争环境，促使江苏各产业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不断推进江苏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然而，市场机制对江苏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局限性，政府须要制定和实施配套的产业政策，弥补市场竞争缺陷，促进江苏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各次产业间的协调发展。产业政策的制定应以江苏产业结构升级为重心，以技术升级为主要目标。综合运用财税、价格等经济杠杠，保护和扶持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从而引导江苏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5]。

从微笑曲线的视角[6]来看待产业结构。当前制造产生的利润低，全球制造也已供过于求，研发与营销的附加价值高，因此，产业未来应朝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也就是在左边加强研展创造智慧财产权，在右边加强客户导向的营销与服务。

（二）引导外资流向，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提升产业技术水平，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以消化、吸收、创新，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步伐。积极承接国外产业转移，吸引国外大企业到江苏落户。重点发展IT、装备制造、纺织、生物医药、新材料、软件等产业，加强自主装备能力建设，抢占产业高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支持、推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依靠技术优势培育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中小企业 [7]。

与全国发达地区比较，江苏服务业比重相对滞后，制约产业结构整体提升。大力发展交通运输、邮电通信、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带动劳动力就业的社区服务、旅游、商贸等服务业。培育专业化大市场，逐步形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配套的专业化市场体系。发展新兴专业服务业，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

（三）调整FDI的区域性偏差，鼓励外资投向苏中、苏北

加快振兴苏中苏北是江苏统筹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未来一段时期江苏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要注重内部资源的整合与配置，引导各区域显示并发挥出自身优势，吸引不同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促进各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苏中苏北应紧紧抓住外资向长三角集聚的机遇，努力营造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积极承接外商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加工型项目的转移。省政府和各地方政府须明确分工、有机联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为江苏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做出应有的贡献 [8]。采取倾斜政策，使苏中和苏北地区成为外资密集、内外资结合、带动力强的经济增长带，以促使形成FDI与经济增长的累积循环因果关系。

（四）引导FDI投向绿色环保产业，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绿色FDI是指外商投资项目在我国投资设厂后，必须遵循的理念是：绿色设计和清洁生产。其中绿色设计（ Green Design）是指在产品及其寿命周期全过程的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在考虑产品的功能、质量、开发周期和成本的同时，更要优化各个相关因素，以使产品及其制造过程中对环境的整体负面影响减到最小，使产品的各项指标符合绿色环保的要求。清洁生产（ Cleaner Production）是指对产品和产品的生产过程、产品及服务采取预防污染的方式来减少污染物的产生。环境标志是指对产品环境性能的一种带有公证性质的鉴定，用于评价产品的全面的环境质量。只有采用绿色技术生产的绿色产品，且经过我国环境标志认证委员会认证，才能取得绿色标志[9]。

FDI 对江苏省环境质量的影响日益凸显，江苏必须转变观念，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在构筑经济高地的同时兼顾环境因素，合理吸收FDI，平衡区域发展，改善产业结构，加强对FDI的环境规制，走健康发展之路。因为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协调发展关系，实现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全面、协调发展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杨蕾，杜鹏，夏斌.基于SSM的韶关市产业结构演进特征分析[J]. 江西农业学报，2009，21（3）.

[2] 黄晓喆.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J]. 现代商业，2011，（18）.

[3] 王育红，陶勇，党耀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江苏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J].商业研究，2005，20（328）.

[4] 缑先锋. 金融危机影响下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新特点及对策[J]. 经济体制改革，2011，（3）.

[5] 张平.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就业的影响分析[J]. 商业时代，2011，（17）.

[6] 董晓花.浅析FDI制约江苏经济的不利因素[J]. 经济研究导刊，2009，（29）.

[7] 谢汉立. 金融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J]. 中国金融，2011，（10）.

[8] 白金鑫.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J]. 中国商界，2010，（2）.

[9] 石卫星.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以江苏为例[J]. 商业研究，2011，（4）.[责任编辑　柯　黎]

收稿日期：2012-04-27

基金项目：江苏大学科研立项“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与分析”（10C113）；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