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培育中的社区教育论文

2022-04-30

社区社会组织是指由社区组织或个人在社区（镇、街道）范围内独立或联合举办的、在社区范围内开展活动的、满足社区居民不同需求的民间自发组织。近年来，作为社区管理创新的切入点，社区社会组织因直接面向群众，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和谐稳定、社区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直接影响着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社会组织培育中的社区教育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社会组织培育中的社区教育论文篇1：

论社区社会组织在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中的功能定位

摘要：社区社会组织具有舆情汇集、舆情传输、通过服务疏导舆情等多方面的舆情疏导功能，因此能在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协助居委会做好社区真情疏导工作。衡量社区社会组织在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中的功能定位，就需要界定社区社会组织与居委会之间的关系，把握党和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整体的态度和发展定位。在未来的社区舆情疏导体系中，社区社会组织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有利于居民利益的实现和基层舆情的顺畅，从而使社区更好地成为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

关键词：社区社会组织；舆情疏导；功能定位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随着社区建设的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且越来越多地在社区中发挥作用。社区社会组织是指由社区组织或居民个人，为满足社区居民的不同需求自愿自发举办的，以本社区居民为成员。本社区地域为主要活动场所，向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非营利中介组织。由于社区社会组织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等特点，使其在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中能发挥独特的功能，能协助居委会做好社区舆情疏导工作。

一、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与社区社会组织的舆情疏导功能

舆情疏导是指对人们存在的各种思想认识、观点态度和行为倾向方面的问题，有针对性地给予梳理分散、表达通畅和启发引导。使人们形成良好的社会心态和积极健康的社会政治态度，从而心情舒畅、精神振奋、满怀信心地投入到生活和工作中去的一个转化、改变的过程。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是指社区居委会及其工作人员通过制度规范、法律安排以及灵活多样的工作方式方法，通过引导、梳理、沟通等常态的和应急的程序和方法，促使社区居民的各种情绪、意见和态度能够得到顺畅、合理和有序表达的工作过程。

社区社会组织具有舆情汇集、舆情传输、通过服务疏导舆情等多方面的舆情疏导功能。首先，社区社会组织作为一个社区居民的利益共同体，主要职能是代表和满足其成员或特定社会群体的共同需要。它们能深入社会基层，通过走街串户、组织活动等方式，了解不同居民“原汁原味”的社会舆情信息，反映不同群体的观点意见和“心里话”。其次，社区社会组织产生于社会基层，又同政府、社区居委会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它们可以把分散的个人组织起来，通过秩序化的组织渠道表达个人的利益诉求，使民众意见表达的效果明显、效率提高。正所谓“有组织的理性在利益的表达上比非组织的理性更有效”。再次，社区社会组织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类无偿或抵偿的社区服务，方便了居民的日常生活，解决了居民们在养老托幼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它们还能帮助政府解决社会管理中的一些薄弱环节，援助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社区居民的利益得到满足，居民的心情舒畅了，才能呈现积极健康的舆情状态。

社区社会组织具有较为全面的舆情疏导功能，因此在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而衡量社区社会组织在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中的功能定位。就需要界定社区社会组织与居委会之间的关系。同时，认识社区社会组织在舆情疏导机制中的前景，还需要把握党和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整体的发展定位。

二、从与居委会的关系看社区社会组织的地位

1　社区社会组织和居委会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关系

1989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对城市居委会(即现在的社区居委会)的性质定位非常明确：“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现有的政府相关文件对新近出现的社区社会组织的性质定位也是居民自治组织。从法律地位上来看，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都属于一定区域内的居民自治组织，相互之间应该是平等协商、合作共事的关系。

但随着社区社会组织的迅速兴起，近几年来，国家为规范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定出台了一些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其中对社区居委会与社区社会组织关系也做出了原则性规定。2003年颁布实施的《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条就明确规定：“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当配合公安机关，与居民委员会相互协作，共同做好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社会治安等相关工作。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当积极配合相关居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自治管理职责，支持居民委员会开展工作，并接受其指导和监督。住宅小区的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应当告知相关的居民委员会，并认真听取居民委员会的建议。”2004年民政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稿))第六条也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应当……支持社区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等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服务。社区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等组织在开展活动中，应当积极配合相关居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自治管理职能，支持居民委员会开展工作，并接受其指导和监督。”2006年4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也明确规定：“积极支持民间组织开展社区服务活动，加强引导和管理。使其在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指导、监督下有序开展服务。”从这些规章制度的规定中不难看出，社区居委会与社区社会组织之间虽有协作共事关系，但主要是指导与被指导、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2　实践中的社区社会组织和居委会关系

在现实中，由于社区社会组织具有多种类型，包括娱乐活动型、志愿帮困型、维护权益型和便民低偿型。“由此造成社区社会组织与居委会的关系也呈现出不同形态。按照两者关系的远近与亲疏程度，可以把两者关系分为三种类型：从属型、指导型、平等型。

在从属型关系中的这类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居委会为响应政府的号召或出于方便工作的考虑而直接建立的。这类社会组织的活动经费、场地等资源由居委会提供，负责人由居委会指定，活动内容也大多由居委会确定。目前社区中大多数志愿类和便民服务类、维权型中的部分议事类和个别娱乐活动型社区社会组织与居委会之间属于从属关系。

指导型关系是指社区居民自发成立的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内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重叠。如在社区物业事务上。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就存在业务重叠的现象。这时。由于居委会虽然是自治组织。但在实践中却具有较强烈的行政色彩，因此，在这些事务上，居委会就要对社区社会组织发挥制度规定的指导、监督和管理职能。大多数维权型社区社会组织都与社区居委会保持指导型关系。

平等型关系是指社区居民自发成立的社会组织所进行的活动与居委会管理社区事务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而且这些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还有利于居委会社区工作目标的实现。大多数娱乐活动型的社区社会组织和居委会之间是平等型关系。

由此可见，从社区工作的角度来看，居委会与社区社会组织形成从属型和平等型关系。有利于推动居委会工作。这些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是居委会更愿意接纳的，它们在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中的作用能得以更好的发挥。但和居委会形成指导型关系的社区社会组织则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居委会能和这些社区社会组织达成共识，划分好各自的职能范围和服务领域，则有利于社区事务的管理，从而促进舆情疏导工作；如果居委会和这些社区社会组织之间没有形成一定的规则，则不仅不能管理好社区事务。而且还会造成更多的社会矛盾。因此，协调好居委会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关系对社区舆情疏导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3　社区社会组织应积极配合居委会的舆情疏导工作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社区居委会应在社区工作中居于主导地位，社区社会组织要按照相关制度积极配合居委会的各项工作，包括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的建立。这是在考虑了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而得出的结论。

由于历史的原因，社区居委会一直具有“双重代理人”身份，它既代表政府向居民传递国家意志，又代表居民向政府表达意见，而且在实际中更多地扮演了政府代理人角色，成了准政府组织。正是因为这一特殊地位，使得政府对居委会一直是非常信任的，因此在大力开展社区建设的新形式下，居委会的地位不会动摇反而会进一步提高，它会得到政府更多的赋权，将会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居委会将是最现实的承载各种民意诉求的社会组织。

相对于居委会而言。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虽然没有过多干预，但也不是很信任，政府总是希望有一个自己能够控制的组织对社区社会组织进行管理和监督，而这个组织就是居委会。而且，社区社会组织是新生事物，由于我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民众各方面的观念和素质等因素使得它自身的能力还比较弱，它的发展处于探索初创阶段，因此社区社会组织大多也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例如，一位在业主委员会工作了4年的工作人员就认为，业主委员会的工作需要得到居委会的指导和扶持。由于业主大会的各种决议的制定和贯彻都离不开广大业主和居民的支持与配合，而居委会在城市社会结构中长期形成的社会地位以及与生俱来的和政府的良好关系，这种“政治优势”可以帮助业主委员会更好地开展工作，为业主服务。为此，2004年底这个社区在小区所在街道办事处的指导下，建立了业委会和居委会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的制度。这名工作人员认为。今后仍需共同探讨一套切实可行的“指导与监督”的具体办法，如上海市的社区居委会和业委会都在一处办公，这样就把杜区里的组织比较有机地“捏”在了一起，有事情就好协调，而只有居委会和业委会携起手来才能为社区居民做更多的事。

三、从党和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定位看社区社会组织的主要功能

在我国，社区社会组织还是一种新兴的社会组织。党和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态度和定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们今后的走向，进而决定社区社会组织在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中的位置。

据统计，目前全国城市社区已有7.7万个，管理服务城镇人口超过5亿，流动人口14亿。社区居民的户数一般都在1000-3000户之间，多的还有4000多户，这么多居民，只靠居委会的几位工作人员是无论如何都难以满足他们各方面需求的。因此，大力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成为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一个基本共识。

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推进社区建设，完善基层服务和管理网络。……完善居(村)民自治，支持居(村)民委员会协助政府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工作，发挥驻区单位、社区社会组织、物业管理机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居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开展社区群众性自助和互助服务。发展社区服务业。”

200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大力培育社区生活服务类民间组织。支持和鼓励社区居民成立形式多样的慈善组织、群众性文体组织、科普组织和为老年人、残疾人、困难群众提供生活服务的组织，使社区居民在参与各种活动中，实现自我服务、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积极支持民间组织开展社区服务活动。加强引导和管理，使其在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指导、监督下有序开展服务。积极组织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培育社区志愿服务意识，弘扬社区志愿服务精神，推行志愿者注册制度。”

2006年民政部颁布了“和谐社区标准”，标准包括：“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治安良好、环境优美、文明祥和”。其中在“管理有序”的标准中提出：“社区内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民间组织健全，职责明确，制度健全，能有效地开展工作和活动；民主协商机制、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共建机制、民情民意反映机制健全；社区社会组织搭建沟通人际关系的平台，较好地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在“服务完善”标准中提出：“有社区服务站点等服务设施，有为社区不同群体服务的项目和服务组织，志愿服务、网络服务、上门服务等服务内容和措施齐全，有扶贫帮困载体和促进慈善、公益事业机制，能够为社区居民需要提供满意服务。”∞

通过这些指导性的意见和要求可以看出。党和政府把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主要定位于在社区建设中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从而更好地把社区内部的问题解决在社区。民政部官员的话也可以证实政府的态度，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的王时浩认为：“社区建设就是要不断强化社区的功能，提高社区自己解决社区自家困难和问题的能力。这是一个过程，既需要社区外部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参与，更需要社区内部居民个人、组织、单位的积极参与。”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将以向居民提供各种服务为主，尽可能把居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在社区内解决，因此，在舆情疏导方面。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也主要是通过提供服务来体现。这些服务主要包括，为社区居民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为下岗职工再就业提供帮助，提供养老服务，发挥助残解困作用，进行心理辅导和心理救助等。这并不是说，社区社会组织的舆情汇集、传输和构建和谐舆论氛围的功能将不重要，不需要加以培育和鼓励，而是社区社会组织这些功能的实现都是为了更好地为居民服务，解决居民困难。

四、理想的社区舆情疏导体系中社区社会组织的合理位置

为居民提供服务不仅是社区社会组织的主要任务，也是整个社区建设的主攻方向，因此。把社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是很必要的。从舆情疏导的角度来看，需要构建一个社区舆情疏导体系，实现社区舆情疏导的系统整合，并在这个体系中摆正社区社会组织的位置，从而实现社区社会组织的价值。

在比较理想的社区舆情疏导体系中，社区居委会是代表居民的议事决策机构，是舆情疏导主体，主要承担舆情汇集和传输工作及舆论引导工作，是居民和政府的沟通中介；社区工作站代表基层政府，处理一些与居民相关的社会事务；社区服务站在社区居委会的指导下。承担具体的服务职能，在服务中实现舆情疏导。其他的社区社会组织也可以在某一方面参与社区治理和舆情疏导。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调整、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和能力的增强，未来我国社区的治理模式将会更多地采取居民自治型模式，社区舆情疏导体系也将以议事型社区社会组织为决策者，以服务型社区社会组织为执行者，真正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这样的社区舆情疏导体系将更益于居民利益的实现和基层舆情的顺畅，从而使社区更好地成为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

作者：于家琦

社会组织培育中的社区教育论文篇2：

天津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及发展

社区社会组织是指由社区组织或个人在社区（镇、街道）范围内独立或联合举办的、在社区范围内开展活动的、满足社区居民不同需求的民间自发组织。近年来，作为社区管理创新的切入点，社区社会组织因直接面向群众，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和谐稳定、社区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直接影响着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因此，研究天津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及发展规律，探求其在参与社会管理、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中存在的问题，规范并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水平，对建设美丽天津具有重要意义。

一、天津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

1社区社会组织的类别和数量。据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全市社区社会组织中规模较大的有85家，登记在册的有1578家。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共14522家，其中社会团体型4898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型9624家。从地域分布来看，滨海新区社区社会组织总数达到1732家，占全市总数的119%;市内六区社区社会组织总数达到9168家，占全市总数的631%，其中和平区、河北区、河西区、南开区均超过1000家;环城四区社区社会组织共计2711家，占全市的187%;武清区、宝坻区、蓟县、静海县、宁河县社区社会组织共计912家，占全市总数的63%。从行业分布来看，文化、体育、教育三类社区社会组织占到总数的53%以上，分别达到271%、15%和112%;志愿者服务类社区社会组织占到总数的107%，养老、卫生、家政三类社区社会组织分别占总数的74%、62%和5%;劳务服务、帮扶矫正、残疾人、环保等其他类别的社区社会组织所占比重均小于5%。

2社区社会组织的典型。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市社区社会组织在建设和谐社区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涌现出大量的社区社会组织示范典型。滨海新区泰达服务中心是一家以社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社区社会组织，全面对接社区需求，积极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泰达模式”已成为全国社区和谐建设先进经验典型代表，并荣获“芯世界”公益创新奖等多种奖项;和平区小白楼街本着“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构筑和谐社区”的工作思路，连续13年举办社区社会组织节，逐步形成了以社区社会组织为支点，满足辖区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和不同活动需求的模式，被国家民政部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街道”;南开区王顶堤街社会组织发展促进会努力打造为老服务平台、为小服务平台和为残服务平台，整合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特色资源，组建集组织、培训、指导、服务、管理五位一体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文化、教育和服务基地;河北区律笛里社区法制维权公益组织，为青少年开展“认识社会、拒绝诱惑、远离危险、防范侵害、健康成长”系列教育活动，用亲情感召、唤醒多名迷途青年;河西区友谊路街老年人协会创建了“1+1+1”社区助老服务模式，即1个社区志愿者和1个好邻居对1名困难老人开展互帮互助，受到了社区老年人的广泛欢迎和称颂，这种服务模式获得了2009年“全国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和2012年“中国幸福城市社会管理创新最佳实践案例”等荣誉称号。

二、天津社区社会组织的主要特点

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天津社区社会组织的主要特点。一是集中分布在市内六区。据调查数据显示，市内六区共有社区社会组织5842家，其中社会团体1829家，民办非企业单位4013家，占全市社区社会组织总数的74%。在市内六区中，和平、河西、河东三个区的社区社会组织功能齐全，数量大，服务人员多，社会作用日益显著，并不断涌现出一批先进单位和先进事迹，在全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中表现尤为突出。

二是组成人员多以离退休、中老年人为主。这部分人由“企业人”转化为“社会人”，大多闲散在家，业余生活匮乏，有集体开展活动的愿望和需求，他们有能力服务他人也需要得到他人的服务。

三是自发组织，自我管理。这些社区社会组织多以不同的兴趣爱好为凝聚点，或以公园为基地，或以社区为场所，或以居委会为依托，组成人员不固定，实行自行管理，自我服务，有一定的组织生命力。

四是活动形式以娱乐健身活动为主。文化娱乐类和体育健身类组织和人数均占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的较大比例，这两类组织活动频繁，人员相对稳定，有的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已形成一定的规模。

2天津社区社会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整体数量、规模有待进一步提升。在过去的五年中，通过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天津社区社会组织数量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与上海、广东等先进地区相比，人均社区社会组织数量还有较大差距。2013年天津民政局发布《天津市民政局关于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意见》，提出实施社区社会组织倍增计划，到2015年实现总量翻一番，实现市内六区社会组织总量在现有基础上有较大幅度提升。另外，与上海等先进地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情况相比，天津社区社会组织的规模较小，服务能力有限，大部分区县的社区社会组织缺少较大的社会公益项目。目前天津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尚不平衡，其服务类型主要集中在文化体育类和社会服务类两个方面，提供其他服务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的数量明显不足。

二是支持资金有待进一步提高。由于缺少政府扶持、税收优惠、社会保障等有利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成长的配套政策，影响了社区社会组织备案或者登记的积极性。社区社会组织活动具有松散性，遍布在社区的各个角落，大多数活动都是自发的，再加上缺乏足够资金的支持，使得社区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混乱，缺少统一的安排及日常管理，不能确保后续服务工作的长效有序进行，因此，政府资金投入有待增加。部分社区社会组织甚至连固定的活动场所都没有，即便有，活动场所也十分狭小，专业的活动设备和器械也很短缺，这些都需要活动资金的支持。

三是人力资源亟待增强。管理力量严重不足。区县登记管理机关受人力、物力条件的制约造成重登记（备案）、轻培育的现象。同时，社区社会组织人员在构成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不仅志愿者构成中低学历者较多，年龄相对老化，而且社区社会组织成员多以中老年人为主，离退休人员居多，缺乏专业的工作队伍。此外，人员的老龄化及非专业化，也大大制约了天津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速度及质量。

四是自身能力有待提升。社区社会组织自发性强，缺少健全的组织机构，有些组织运作不规范、自发无序、松散无力、自生自灭的情况比较普遍，必须进一步加强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整合和引领作用，不断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自身能力。

五是地区发展不够平衡，尤其是市内与郊县的不均衡尤为突出。受经济发达程度、领导重视程度等多种因素影响，各区、县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极不平衡，多的有上千家，少的只有几十家，特别是农村社区社会组织更是少之又少，从而形成了我市社区社会组织“中间高密度，周围低密度”的现象。

三、对天津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

对策和建议

1以备案管理为手段，积极推进备案登记工作，规范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要促进社区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并发挥积极作用，必须建立一种适应社区社会组织现状和符合现实需要的管理方式。根据天津的实际情况，为逐步完善社区社会组织管理模式，2004年8月天津市民政局下发了《关于加强社区公益性民间组织培育发展和备案管理工作的意见》，2005年1月天津市社会团体管理局下发了《关于培育发展社区公益性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2006年7月天津市民政局下发了《关于建立我市社区公益性民间组织管理体系的意见》，2007年9月天津市民政局下发了《天津市开展农村社区公益性民间组织发展和备案管理工作的意见》。以上四个文件的相继出台，使天津社区社会组织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备案条件、责任部门和办理程序等相关事宜得到了明确，初步建立了以区（县）民政部门为中心，街道办事处为主体，社区居委会为基础的三级管理、两级备案的管理体系。

随着备案制度的落实和完善，天津社区社会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和全面提升。2009年4月天津市民政局下发了《关于放宽城乡基层社会组织备案转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为已经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转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提供了便利条件。如，放宽了社区社会组织备案转登记的条件，开办资金由3万元降低至1万元，变更法定代表人无需离任审计、活动场地可以共用等。此项工作重点在于培育社区中规模较大、服务性较强、公益性突出、能发挥枢纽作用的社区社会组织，使其获得法人地位，为社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化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今后，建议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等三类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注册。

2积极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三社联动”中的作用，推行“1+n+x”组建模式。2013年5月我市召开了天津市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建设推动会，下发了《天津市民政局关于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意见》，针对新时期我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工作的新形势进行了政策创新。一是提出了创建和推行“1+n+x”社区社会组建模式。其中“1”是指每个街道、乡镇建立1个枢纽型的社区社会组织，“n”是指每个社区建立若干个基本型的社区社会组织，“x”是指每个社区根据居民构成，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社区社会组织。二是在原有文件的基础上，进行了管理模式的改动，进一步明确了以区（县）民政部门为中心，街道办事处为备案单位，社区居委会协助社区社会组织进行备案并协助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日常活动的一级备案、逐级管理的管理模式。三是将业主委员会纳入到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范畴，加大对社区虚拟社会组织的引导和培育力度，加强对虚拟社会组织管理机制的研讨，积极推动“社区人”向“社区社团人”转变，实现服务居民、社区和社会的有机统一，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三社联动”中的重要作用。四是提出了到2015年实现社区社会组织总量翻一番，每万人拥有社区社会组织18个以上的倍增计划，在讲求数量和质量的同时，加强党组织建设，实现备案与党组织建设同时开展，同步进行。

3为了解决社区社会组织现阶段的发展问题，打破瓶颈，必须切实抓好“三个保障一个发展”。一是加大财政投入，调动社会资源，落实资金保障。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要努力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充分调动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面资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和福利彩票公益金的引导作用，将社区社会组织纳入到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范围。动员并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建设，拓宽社区社会组织资金来源渠道。

二是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创制创新，完善政策保障。要深入研究社区社会组织备案转登记的管理问题，加大政策创制力度，完善社区社会组织相关政策，落实好已经出台的鼓励性相关政策，加快人事、劳资、养老保险等方面的法规政策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现状的对接，利用政策手段尽快使我市社区社会组织服务管理规范化、科学化与专业化。

三是培养专业人才，引导社工进社区，夯实人员保障。进一步推进社区社会组织人员结构的年轻化、专业化。利用天津高校社工专业人才资源，引导高校毕业生、社工进入社区社会组织工作，引导企业和个人参与到社区社会组织中来，提高社区社会组织的管理质量;要加大对社区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积极推进志愿者服务工作，提高其专业化水平;同时，要规范社区社会组织用人制度，提高待遇水平，让人力资源成为我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新动力。

四是加快发展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天津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不够平衡，特别是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过少，未能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现阶段亟需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并发挥其引领作用，保证政府购买服务资金落到实处，同时，也可以进一步促进社区社会组织有序健康发展。

4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草根”服务效能。积极组织开展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科普宣传等活动活跃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积极开展矛盾调处、心理疏导、精神慰藉等活动，促进邻里和谐相处;积极组织居民为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等特殊群体进行爱心捐赠和志愿服务扶危济困;积极搭建社情民意沟通平台，畅通居民反映民生需求的渠道，消除矛盾于萌芽阶段;积极组织开展预防犯罪和禁毒宣传、社区矫正、治安巡逻、法律咨询宣传和援助等活动维护社区稳定;积极组织开展破除封建陋习、建立文明风尚、提高文明素质、塑造地域文化等活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课题组组长：刘西林

课题组成员：陈泓玲黄健苏忱

课题组成员：赵婧郑亿杪

责任编辑：朱健

作者：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研究生班“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课题组

社会组织培育中的社区教育论文篇3：

社区社会组织层级与社区环境善治

摘要：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区居民的参与载体、国家-社会沟通的桥梁，是社区治理主体与中坚力量。我国社区治理环境的异质化使得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呈现多样性、复杂性的趋势，但又内含一种动态的、由低到高的层级发展路径及特征。这一特征体现着社区行为主体互动的动机、参与深度与广度的差异，而不同层级上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不同，因此在社区治理的不同维度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文章以山东省潍坊市金都社区为分析对象，在理论上拓展社区社会组织治理模式的研究视角，以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及社区治理实践。

关键词：社区社会组织;组织层级;制度-行动者;社区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1]。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形成了门类多样、层次清晰、覆盖广泛、作用明显的社区社会组织体系[2]。社区社会组织凭借其在地化属性及专业性，为居民提供了更加个性化、精准化的服务，成为政府在提供社区公共服务上的合作伙伴，在社会管理中发挥日益积极的作用[3]。不仅如此，社区社会组织还为居民表达利益提供了渠道，搭建起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桥梁纽带[4]，成为社会矛盾的安全阀与减震带。社区社会组织还通过丰富的活动及项目吸引居民主动参与，让居民在日益频繁的互动交往中建立了日益密切的社区关系网络，提升了社区社会资本，重建了社区这一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5]。社区社会组织的内源性特征与本土化实践[6]，使得社区社会组织成为社区治理结构转型后的主体与中坚力量，成为探索社区治理的有益实践[7]。然而，也有学者指出，社区社会组织面临先天不足、自身能力不足的问题。那么，社区社会组织究竟在社区治理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其作用的机制如何？

虽然既有研究对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不同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不同，具有的功能、发挥的作用也不同。就目前社区社会组织存在的类型来看，按照合法性可以分为已登记注册、已在街道或社区备案以及既没有登记也没有备案的正在发育的社区社会组织[8]，按照活动类型可以分为文艺活动类、公益慈善类、公共服务类等组织，按功能则可以分为娱乐性组织、奉献性组织与职能性组织。但既有的分类多是非动态的，因为“组织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9]，异质化的社区治理环境使得“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起、培育和治理兼具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10]，因此不能简单地对社区社会组织进行平面、静态的分类，需要新的研究视角。

同时，虽然有学者注意到不同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不同，比如居民参与公益类社区社会组织有助于形成公民精神[11]，而文体娱乐类的社区社会组织则无益于公共性的发育。但是既有研究并没有对不同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及其不同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

基于现有研究的成果、存在的问题，笔者调研过程中发现，形态多样、功能迥异的社区社会组织体现着社区行为主体互动的动机、参与深度与广度的差异，其参与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也不同。更重要的是，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发展内含一种动态的、由低到高的发展阶段的“殊途同归”的路径，我们将其归纳为组织层级。那么，什么是组织层级，其背后体现的作用机制乃至制度逻辑是什么，不同层级的社区社会组织对社区治理有着怎样的影响？

二、组织层级、作用机制与社区善治：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逻辑

层级是指“由低到高的发展阶段的递进，是一个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步发展的进阶体系”[12]，社区社会组织层级则是指由于社区行为者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动机、深度与广度不同，社区社会组织呈现出由自利性向公益性不断扩展的，由社交组织、自助组织、互助组织与公益组织组成的层级体系（图1）。

社交组织是指居民基于自我兴趣爱好的自利性动机自发形成的，以社区公共空间为发育场地，以社区党组织与居委会的物质支持为支撑的组织形态。自助组织是指居民基于“抱团取暖”的群体情感，主动采取相互帮助的行为，并在长期互惠的互动中逐渐形成制度性、规范性行为而形成一种组织形态。互助组织则是基于对社区弱势群体的帮助行为，居民在社区生活中感受到集体关怀的温暖产生群体情感，进一步地发展利他行动，并以利他行动为基础的一种组织形态。公益组织基于治理平台的成长而发展。公益组织比互助组织更具公益效应和社会效应，覆盖整个社区，影响范围广，传播带动牵引能力强。居民从个人主义转为秉承天下为公的情怀，从对弱者的援助和同情转为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奉献社会，在实现社区善治的基础上推动社会治理的发展。

四个不同层级的组织形态的发育条件、参与社区治理的不同作用机制，其背后都受制于宏观社区治理的制度环境。“组织的发展演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在周围的环境不断作用下不断变化、不断适应周围社会环境的自然产物”[13]，因此，考察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成长离不开对制度环境的分析。具体到社区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上看，其面临的制度环境在宏观上看是每个社区的社区治理环境，在微观上看，由于组织是“根植于更大环境下的不同利益参与者之间的结盟活动”， “在正式制度丛和生活领域中，活跃着的是各类正式制度代理人与生活主体即行动者”[14]。因此，本文将社区治理中由不同社区行动者在社区这个场域中的不同位置上发挥作用而形成的治理结构视为社区社会组织所处的制度环境。这种社区治理结构具体表现为社区党组织引领下社区居委会、社区物业、社区精英及普通居民形成的多元治理结构。不断变化的社区治理环境通过社区公共空间、群体情感、社区行动、治理平台的作用机制及不同的“共享理念”[15]，造就了不同的社区社会组织层级形态，通过提升参与水平、孕育社会资本、提供公共产品、培育公共精神实现社区善治乃至社会良治。

与以往研究聚焦在上海、深圳等发达一线城市不同，本文将选取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北苑街道金都社区为案例①。近年来，金都社区党委创立了“一三四五”工作法，不断加强社区协商、扩大社会参与、增强自治功能，打造了“融悦金都、共同营造”的社区服务品牌，更形成了一套标准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体系，与本文的研究不谋而合。虽然选择单一且特殊的案例必然会面临代表性的问题，但是，“选择一个具有良好学术價值的个案进行深入的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基层社会微妙的运作机制的理解，甚至是发掘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一般问题与解释框架”[16]。

三、社区公共空间孕生社交组织

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条件，学者曾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或是公民社会理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不管是社会资本抑或是公共性的建立，都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社区是一个地域共同体，如果说社会资本是其内核，那么空间和地域就是依托[17]，而这个空间就是社区公共空间。它不仅是承载社区生活的主要载体，也是社区治理发生的重要场所;它不仅具有一定的物质功能属性，更反映、塑造着社区内的社会、国家、市场的关系，是各个治理主体表演的“主场”。在金都社区社会组织发育中，我们就看到了空间的力量，甚至发现，正是社区公共空间对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孕育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初始形态——社交组织。

社区公共空间主要是指在社区内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间，社区公共空间不仅在物质设计上追求可达性（Accessible）、吸引力（Attractive）、包容性（Inclusive）、安全性（safe）等，还被赋予超越物质性的公共性特征，是社会-空间的辩证统一体[18]。但是，由于制度环境的变迁，社区公共空间发生着系统性失序。从宏观上看，一直以来，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在资本增值与“晋升锦标赛”的逻辑中不断消失，地方社区的衰落以安全的公共空间的消失为标志[19]。并且，单位制解体后由个人选择居住空间的形式，使得“熟人社区”被“陌生人社区”取代，公共空间的意义让位于私人领域。但是，随着政府由管理向治理理念的转变与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加上社区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为社区公共空间公共性的重建提供了制度空间与物质保障。在此制度环境下，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乐于为居民提供用于自我服务、自我展示的活动空间，从而吸引更多的社区行动者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从而孕生社区社会组织。在金都社区，小区设置了如“贤达廊”“尚德亭”“朗读亭”“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等诸多居民活动空间，这些空间都是由社区党委牵头、开发商无偿提供使用、社区成员共同参与设计和提供经济支持，为居民日常交往、活动提供适宜的场所，孕育出社交组织。

从微观机制上看，笔者在长期社区调研中发现，有长廊有亭子的小区比单纯只有绿化的小区治理绩效往往更好，其原因就在于长廊与亭子不仅具有供人们休憩、躲雨、观赏的基本功能，更是一个供居民交流、展示、交往的多功能的日常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居民的社会关系得以重塑，并再通过长廊等展示出来，从而进一步推进社会关系的常态化，从而催生出社交组织。同时，“以社区名义开展的表演性文体活动实际上具有公共议题的性质，有助于某种社区认同感的产生”[20]。居民在诸如“贤达廊”等社区公共空间中下棋、唱歌，在长廊外部的小广场里健身，使得长廊、亭子及其外延的区域，不仅成为满足居民展示兴趣、发挥特长的场所，还吸引凝聚了有共同爱好的居民。在这样一个集体娱乐的场所下，居民们自娱自乐，获得了愉悦感与满足，并且在自我展示的过程中逐渐升华为集体娱乐，行动者的满足感从个体层次上升到集体层次[21]，从而产生社区认同感与集体情感。在这样一个展示的空间内，热闹的表演与绚丽的仪式释放出“高度能见性”，吸引了一开始没有特长，也没有参与其中的居民的观察。通过观察他人，原本是看客的居民逐渐开始行动，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科尔曼指出，行动具有“外部性”，“当行动给一群人带来类似的外部性时，规范就产生了”[22]，这种规范催生了具有一定规则与规范的基于趣缘的社交组织。趣缘以共同的兴趣爱好为纽带，基于趣缘形成的团体会使个体参与程度更深。

比如金都社区有一个远近闻名的语言与朗诵艺术协会，最初，只是有一两名热爱朗读的居民自发在小区一个供居民休息的亭子里朗读，吸引居民好奇驻足观望。老人们终身学习的热情，不仅感染了热爱语言与朗读艺术的居民，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居民参与。随着朗读活动的开展及朗读者队伍的壮大，为了不打扰其他居民的娱乐、生活，几位最初进行朗读活动的老人开始制定活动规则，约定朗读的时间、活动频率、活动主题，使得原本分散的活动常规化、组织化。由于老年人在经费上、体力上无力承担组织、运营兴趣组织，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为此特别为社区热爱朗读的老人们提供朗读课本和器材，还定期组织老人到社区活动室里进行朗读。在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的帮助与社区热心阅读的老人的自发组织下，金都社区语言与朗读艺术协会应运而生。协会不仅是老年人朗读娱乐的组织，也是老人交流沟通、联络感情的平台。

总的来说，居民在加入社交组织的过程中，激发了参与热情，提高了参与水平，从自娱自乐中结成信任关系与密集的社会网络，从而为社区治理注入社会资本，为社区治理奠定参与的情感基础。

四、群体情感孕育自助组织

社区中“有两个方面构成了人们生活交往的主要原因，一是兴趣，二是感情”[23]，仅仅基于趣缘建立的社交组织并无法直接为居民提供社会支持，因此无法构建起居民之间以及居民对社区的长久的互惠关系，这种组织是缺乏韧性的，也无法为社区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因此，加强居民之间的情感，构建居民对社区的情感，为居民提供物质、精神支持，推动以趣缘为基础的社交组织转向以互惠为支撑的自助组织十分有必要。

在社区治理环境中，情感主要包括社区居民之间产生的群体情感及居民对社区的社区情感。居民之间群体情感是自下而上地建立起的，具有特殊性的、差序的情感关系。居民对社区的情感则主要是自上而下的，通过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等社区行为主体提供社区公共服务、满足居民需求而形成居民对社区的满意度与社区认同。这两种情感都催生了互惠及规范的行为，从而推动社区自助组织的形成。

情感产生于人际交往并嵌入在人们交往构成的社会网络中，而社区居民之间的情感产生于居民持久互动建立的“圈子”[24]及基于“关联物权”[25]产生的邻里互动关系之中。越来越多的居民认识到，建立在邻里情感基础上的邻里互助、与社区自助关系极具效率及持续性。有學者指出，目前社区邻里之间成为个体获得社区社会支持的重要途径[26]。长期邻里互助的行为逐渐规范化，形成了自助组织的雏形。

金都社区“心连心敲门服务队”就是基于邻里间的帮扶和守望相助成长壮大起来的、致力于解决独居老人的生活问题的社区社会组织。“心连心敲门服务队”最初源于个别楼栋中居民自发产生的邻里帮扶行为。有的热心居民会时不时敲一敲独居老人的门，确定老人安全情况，帮助独居老人购买物品，缴纳电费，解决生活不便的问题。而有活动能力的独居老人则帮助楼道上班族收快递、倒垃圾，照顾放学的孩子。有专业特长的独居老人还会将自己的技能倾囊相授，还有的长者会利用个人积累的社会关系帮助邻居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一系列帮扶行为中，邻里间深厚的群体情感得到了强化，而随着帮扶行为的常规化，一个基于邻里互助帮扶的社区社会组织呼之欲出。社区党委与社区居委会对这种互助形式十分支持，并大力推动其组织化建设，成功组建了“心连心敲门服务队”，并制定了严密的组织纪律与制度。“心连心敲门服务队”以“就近帮扶”为原则，力图做到互助帮扶标准化。服务队会给队员配备“敲门”服务卡，做到人证合一，持卡服务。每天队员都会实现互访，了解彼此生活情况;队员还会随身携带一本民情日记本，将所见所做所感记录到本上，做到事事有记录。随着服务队的不断壮大，社区党委与居委会也积极参与其中，为其连接更多的社区主体资源。比如社区为服务队联系了一家专业医疗卫生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每周入户免费查体服务，了解其身体状况与精神状态。至此，原来由个别居民发起的邻里自助行为发展成为自助组织，并逐渐升级为基于利他动机的更高层次的互助组织。

群体情感催生自助组织，而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才可以为其注入持久的动力。社区认同感是居民对社区环境主观评估，体现为居民对社区整体及具体领域的满意度。要提升居民认同感、满意度，需要社区党组织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党建引领不仅仅是口号引领，更是以“价值观传递”与“服务递送”[27]，从而实现价值引领与平台引领，提升社区居民获得感，提升社区温度。价值引领主要体现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触发居民的“共情”，这种真誠的情感不仅在居民与社区党组织之间搭建了信任的桥梁，还促进居民之间在社区事务上的协调，增进了彼此的信任。平台引领主要体现在社区党组织牵头整合辖区内外的资源，共同组织策划社区服务项目或活动，动员社区居民参加，为不同的社区主体搭建联系的桥梁，让居民在与不同社区主体面对面的接触中增进信任，建立群体情感，在社区参与中让居民“切身感受到极其真实的共同价值观念”[28]，获得表达自我、锻炼自助能力的机会，从而增进彼此合作，促进自助行为。

比如，金都社区所辖的“三无”小区面临环境卫生、治安管理等突出问题，在社区党组织带领下，社区居委会组织开展了“‘三无’小区居民自觉在行动”的项目，在此项目中，居民为解决自己居住环境问题，在居委会协助下自发成立了小区事务民主管理小组。小组主要负责针对小区内的卫生保洁、治安防范等居民关注的事项，面向居民进行意见搜集，并与社区进行诉求对接，由社区指导协调制定解决方案并组织居民参与实施。在此过程中，社区党组织搭建了平台，居委会组织了以居民切身利益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协助居民自己解决问题，有效解决物业纠纷、基础设施改造、冬季供暖、噪音扰民等难题19个。管理小组不仅锻炼了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加强了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之间的情感联系，建立起彼此之间的结构性信任[29]，促进居民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采取自主行为，孕育了社区社会资本，从而将自利行为上升为利他行为，将社区社会组织形态及社区治理推向新的高度。

五、利他行动催生互助组织

在群体情感影响下的自助组织中受益的社区居民虽然在数量上和覆盖面上有所扩展，但邻里间的相互帮助及部分群体的自助行为背后驱动的逻辑及机制仍是带有情感色彩的“利益驱动”，只有当利己转变为利他，才可以将社区治理提升到新的水平。利他主义是良序善治的必要价值，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利他行为形成了直接互惠和非直接互惠的隐形网络，在此行为网络中，个体行为也诱导着他人从自利向利他转化，形成合作的长期受益机制[30]，从而催生互助组织。因此，利他行动在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和保证社区社会组织长效运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每一个行动者都是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最初理性的选择，利他行为虽然存在，但是更需要“选择性激励”，这就需要特殊的行动者的带动、引领。现代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助人利他的社会行动，既不是奉献型的，也非完全互惠型的，表现出制度化利他主义的基本特征[31]。因此，由社区工作者自身的利他行为引领、感染普通居民，由以前的关键几个社工转化为全民参与，由个别利他行为转化为普遍的利他行为，从而孕育互助组织，是一条可行的路径。金都社区发展互助组织就是采取专业社工介入带动的方式。最初，社区工作者们在组织社区活动过程中发现，老人对缝纫很感兴趣，对烹饪技能培训有很多需求。于是社工找到热心居民宋阿姨义务教授有需要的居民学习剪裁衣服，并组织了以宋阿姨为核心的巧娘服务队。在此阶段，巧娘服务队只是一个普通的居民兴趣组织，但是，随着社区工作者运用专业知识培育带头人，挖掘骨干力量，使得原本的兴趣组织在社区骨干的带领下演变为具备独立运作能力的社区社会组织。巧娘服务队不仅能够独立策划组织活动，提供了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公共产品，还孵化了很多志愿服务项目，涌现出一大批“善能志愿服务团”。如今，五老志愿者道德讲堂、舞蹈培训班、老年电脑培训班、自闭症儿童装饰画培训班等越来越多的类似的社团活跃在社区，自发进行多种志愿服务活动，是社区居民从利他行动发展成互助组织的成功案例。随着利他主义理念深根植社区每个人心中，受助者转变为援助者，形成社区互助组织长久有效发展的内在动力。

六、治理平台促进公益组织发展

目前，在党建引领的作用下，社区党委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共同参与推进社区建设，搭建了“社区主导、居民自治、资源共聚、网络支撑”的综合服务平台，这一社区治理平台实现了社区共建共治共享，从而促进了公益组织的蓬勃发展。

首先，“社区三化”提升公益组织专业化。金都社区在既有的社区治理平台上，实行“社区三化”即工作专业化、社区人员职业化、社会工作社区化，全面提升社区治理的水平，提升了公益组织整合社会资源的摄取能力、公益反哺社会的支持能力、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的规划能力。在党建引领下，金都社区加强专业社工队伍建设，实施社工精英培训工程和社会工作知识普及工程，鼓励社区在职人员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运用社工理念开展助老、扶幼等服务项目12个，不断提高了社区社工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实现了社区公益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其次，以情带动实现公益组织可持续发展。社区工作离不开居民主动自觉的参与。居民自治不能单纯依靠社区工作者，居民对社区的情怀以及公共精神才是关键。“国家政治秩序不再追求礼制的和合，转而追求社会具体目标的治理上，从而情感成为稳定公共秩序、达成治理目标的基础性要件，同时政治生活的目标之一便是通过情感缔造国家基层的治理秩序，建构并汲取基层社会的合法性資源。”从个人主义走向集团主义关怀内涵居民从对小家到大家的爱，居民从受助者转化为援助者，从社区中感受到温暖，催生了情感，这种情感早就了一种结构化的情感秩序。因此社区工作必须建立在民本情怀上，感召社区居民都成为社区工作的主要参与者。金都社区正在打造“增能社区”，通过成立“善能志愿服务团”，将社区居民演变成社区的志愿者，增加他们的积极性、认同性、归属感，形成社区、社工、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与广大社区居民联动的社区治理新模式。在社区的精神文明构建中重视情感和价值观的培养，引导居民提升文明素质，培育崇德向善的社区精神，使小人物也有天下为公的大情怀。从自利到利他互助，再到崇尚天下为公的大爱情怀，带动社区公益组织的发展。

再次，多方参与扩大公益效果。金都社区推动社区、社工、社会组织（公益组织）与社区志愿者“四社联动”，搭建科学合理的社区互助支持网络，根据地区发展的特定点，争取地区内的特色产业或者大型企业参与到治理活动中来，实现多方参与社区治理。例如社区开展了“HAPPY成长小组在行动”项目，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双职工子女放学后无人照看的家庭教育帮扶问题，在社区互助支持网络平台基础上，由社区公益组织牵头，积极与红缨教育、山东建林集团、“3A”教育等机构对接，为辖区未成年人开设专业幼儿教育、小学生晋级托管、“四点半”公益学堂以及才艺培养、经典诵读、社会实践活动等综合素质提升教育服务9项，目前受益儿童已达247个，促进了社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联动主义的治理范式是与中国既定的制度安排联结在一起的。作为人民利益代表者的中国共产党，是城市基层治理的灵魂。以人民民主制度为根基的治理体系，追求的是一种普惠所有人的整体利益。”社区是多方参与的治理平台，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惠及所有人利益的人民基层民主治理，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公益组织具有更大的社会效应。

七、结语

本文通过对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条件、类型、作用机制的研究进行分析，发现形态多样、功能迥异的社区社会组织体现着社区行为主体互动的动机和参与深度与广度的差异。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发展内含一种动态的、由低到高的发展阶段的“殊途同归”的路径，本文将其归纳为组织层级。结合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北苑街道金都社区发展的案例，就其组织层级的作用机制、制度逻辑等进一步研究其社区公共空间孕生社交组织的机制，以社区公共空间为载体成长的社会组织所形成的层级结构使得居民的关系网络发挥作用，群体情感从而诞生，基于情感认同而催生的利他行动，在关联社区的结构下，形成良序互动的互助组织，从而实现社区善治。

注释：

①山东省潍坊市十六届人大代表，现奎文区北苑街道金都社区党委书记王致娟提供的丰富案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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