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出路研讨论文

“新世纪文学”的概念两年前，我曾对新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学的走向进行总体研究，发现近五六年的中国文学确乎发生了许许多多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于是，就此撰文对“新世纪文学”进行了论述，此后，又与人合作进一步论证了“新世纪文学”的概念、审美特征等问题。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当代文学出路研讨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当代文学出路研讨论文 篇1：

21世纪之交福建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概览

福建文学理论与批评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方法论和主体论论争后，形成了一支在国内颇有影响的当代文学研究队伍。这支研究队伍在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以及大众传媒的深刻影响，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特征和个体化、区域化的研究特点，不少学者在当代文学、文学史、文艺美学、文艺思潮、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冰心研究等各领域取得重大成绩。21世纪之交（注：本文专指1998年至2005年），这种多样化、个体化、区域化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一些学者成绩斐然。

孙绍振着力于对传统文学理论的消解和新的审美规范的建构，从“新的美学原则”“变异论”“错位说”到“孙绍振如是说”等，孙绍振的每一步都在创造。200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挑剔文坛》，该书的两辑，无论是“挑剔文坛”还是“文苑探幽”，无不体现了他对艺术奥秘的深刻体悟以及他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至2006年，孙绍振将他在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理论方面长期的教学实践，集成《文学性讲演录》，这是一本关于文学性问题的讲义，该书以文学形象问题开篇，阐述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诸多理论，如表达力、想象力、审美价值、审美规范等，尤其重视对文学文本的微观分析，从《诗经》到朦胧诗，从李白、杜甫到艾青、王蒙，从托尔斯泰到马尔克斯，古今中外的许多经典文本均有涉及。通过对文本的细致解读，作者对一些传统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质疑与批判，揭示其不合理的因素，进而提出了一些新的文学观点和审美范畴，体现了批判与思辨的魅力。全书幽默风趣，热情洋溢，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此外，孙绍振还出版《审美价值结构情感逻辑》《文学创作论》等理论著作。他的系列散文研究论文《智性和幽默的统一——学者散文的出路之一》《当代学者散文的出路》《南帆：迟到的现代派散文》《审智散文的审美突破》《余秋雨——从审美到审智的一个断桥》《审智散文——迟到的现代派散文》《审智散文的双子星座——从南帆到萧春雷》等，在文论界也引起较大反响。

南帆一直致力于文学理论与批评建设的前沿阵地，先后出版《文学的维度》《敞开与囚禁》《隐蔽的成规》《问题的挑战》《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理论的紧张》《向各个角度敞开》《后革命的转移》《本土的话语》《五种形象》等学术著作，对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文化现象、文学思潮与作家作品等有独到的发现和深入的阐释，在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中对当代文学进行了有效的话语分析和谱系研究，为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和分析路径。既宏观着眼，又微观落笔，论述周详而深刻。在长期的批评实践中，南帆重视创造性地运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问题”，以鲜明的修辞风格和理论创新，促进了当代文学批评范式的转型，是当代少数最具理论思维的批评家之一。

杨春时在文艺美学学科建设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先后出版《生存与超越》《现代性视野中的文学与美学》《美学》等著作，其中《走向后实践美学》一书涵盖了他1993年至2008年的主要美学成果。上编“主体性实践美学批判”收录了他与实践美学学派、新实践美学学派代表人物以及中国当代重要美学家的争鸣，下编“建设主体间性的超越美学”，收录了他关于“生存本体论”“超越美学”“主体间性”“审美理解和审美同情”以及“身体美学”等“超越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概念、范畴的阐述文章，从中可清晰看到他“超越美学”思想十多年来的发展脉络：从实践走向超越，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意识美学走向“身心一体”的身体美学。

刘登翰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拓荒者之一，其文学研究的影响已经从大陆扩展到台港澳及海外的汉语文化圈，并开始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整合研究中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期间，他主编的《香港文学史》《澳门文学概观》等显示了其稳固的学术价值，成为当今研究台港澳文学的重要的学术参考文献。此后，他渐从文学研究向历史领域迈进，于2002年出版《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闽臺文化关系论纲》。此中，他一直坚持一个核心理念，即“分流与整合”，在对民族、国家、文化复杂性的充分而辩证的认知基础上，将台港澳文学视为中国文学母体孕育的特殊支流，科学地辨析两岸文学出现离析形态的历史因素，同时从文化归属视野肯定两岸文学整合统一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趋势。此外，他还主编有《文化亲缘与两岸关系：以闽台为中心的考察》等。

俞兆平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与美学、新诗美学和台港文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出版《写实与浪漫》《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潮》《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论》等学术专著。近年来，他从现代性角度及现代性的构成要质——科学主义出发，重新论析、界定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概念范畴、生成语境及思潮演变等，其在国内首次提出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的概念，和对浪漫主义概念及思潮进行的溯源和重新界定，以及所探讨的它在中国接受语境中发生的变异，引发了一场学术论争，在《文学评论》上展开商榷与讨论，在国内产生较大的影响。

朱水涌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现当代文学思潮及中西小说比较研究，出版《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中国文学：世纪初与世纪末》《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其《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奖。论文《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学格局研究》首次提出全球化中国当代文学的空间格局问题，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收入《2001中国年度文论选》。论文《文学史研究：一个学术个案的分析》对历史事实进行梳理和理论阐发，对以“启蒙”为“史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提出质疑，阐发了回到历史现场、从一个个问题解决开始的文学史书写策略。文章收入2005年度《文学批评新选》。

陈仲义长期从事中国现代诗研究，出版了第五部诗学专著《扇形的展开——中国现代诗学谫论》。该书以寻找中国现代诗学各具活动的部位为主旨，借鉴20世纪世界诗歌格局和台湾分流路况，从大陆业已形成的集束经验中，归纳出16种诗学形态，分别对其内涵、特征、范畴、价值进行考察，尤其看重交互间的差异，探究其多元分流的生成过程，以一个清晰完整的横切面，为新世纪中国现代诗学的重新定位与起步，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参照系。其《现代诗技艺透析》一书，则从技术美学角度，详细提炼台湾多种写作方式和技巧，对台湾现代诗写作经验做了一次总结，既具学理性，又具通俗性。

这时期，福建小说创作异军突起，杨少衡、北北（林那北）、须一瓜、赖妙宽、粲然的小说作品频频现于国内大型文学期刊上，引起文学评论界的热情关注和高度评价。2003年《人民文学》杂志社和福建省文联、厦门市文联、福建省作协在北京联合举办“崛起的福建小说家群体”研讨会，会议认为，这批福建小说家的写作具有对生活、对时代的认识热情，他们的小说有各不相同的特点，但大都具有宽阔的社会视角，努力表现这个时代人的经验的丰富和复杂，表现人们生存状态中的意义疑难。他们的小说是“好看”的，因为他们继承了小说容纳宽阔的人类经验的伟大传统，他们的小说又具有充沛的认识价值，因为他们没有放弃小说向生活发问的根本职责。此外，较重要的学术研讨会还有：1998年福建日报社等单位在省画院召开的长篇历史小说《梦笔江郎》暨陈旭作品研讨会;1998年福建省作协等单位在福清召开的林礼明长篇小说《贵妇贱婆》研讨会;2000年莆田市文学院举行的陈雪珠长篇小说《师范生》作品研讨会;2000年有关单位在漳州举行的杨少衡长篇小说《金瓦砾》作品研讨会;2004年福建省文联等单位举办的“何为先生文学创作七十周年作品研讨会”;2005年福建省文联等单位举办的“陈侣白先生诗歌、歌词创作学术研讨会”及“2005年福建省文艺理论研讨会”等。

在散文研究领域，袁勇麟将目光投向长期以来为学界所忽略的“盲点”和“难点”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散文研究，出版《当代汉语散文流变论》，第一次对当代汉语散文发展状况做比较全面系统的宏观研究，并将台港澳及海外华文纳入当代汉语散文研究的整体格局中，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江震龙出版《解放区散文研究》，该书是国内第一部对解放区散文进行全面系统、综合整体研究的专著，填补了国内解放区散文系统研究的空白。黄科安在中国现代散文研究方面取得较大成就，出版《20世纪中国散文名家论》《现代散文的建构与阐释》《知识者的探求与言说：中国现代随笔研究》等著作。曾焕鹏出版《中国当代散文论》《当代散文再论》等，其论文《新时期福建散文的创作风貌》评析了福建几十位散文家在新时期的创作实绩，引起关注。蔡江珍从事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研究，在国内重要报刊发表散文研究论文40多篇，参与编著《繁华遮蔽下的贫困——九十年代散文之路》。

在诗歌研究方面，王珂在中外现代诗歌理论及创作研究上也多有建树，出版有《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和诗的构造》《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新诗诗体生成史论》。毛翰致力于中国新诗研究，主编《20世纪中国新诗分类鉴赏大系》，出版《海妖的歌声：现代女性爱情诗论》《诗美创造学》。宋瑜、沈用大、邱景华、郭志杰等亦对现代汉诗多有关注。

在文学史的研究和建设方面，姚楠出版《文学史学探索》。其《浅论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建设》一文，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学科名称、时限及学科建设在当前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杨春时把现代性研究与文化思想史、文学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发表了《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等一系列论文，从现代性角度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出版《百年文心——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林丹娅长期从事女性文学研究，出版《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该书以反男性文化中心为视野，系统考察并研究中国女性作家作品及其书写行为意义，透视了女性文学现象过程，展现了女性精神史的种种形态，是第一部系统阐述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演变历史的研究性教材。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本，与洪子诚合作），着眼于20世纪50-90年代中国新诗发展状况的整体观照，和各种诗歌潮流、诗歌秩序生成及构造的条件与方式的全面考察，意在勾勒新诗在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因素推动、制约下的演化轨迹，描述不同阶段新诗在题材、主题、艺术方法上的变化与特征。该书采取了诗潮的描述与诗人创作的剖析并重的方法，对具体诗人作品和重要诗歌群体、流派的评述构成该书的重点。

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福建具有区域性优势。汪毅夫长期致力于闽台社会文化领域的研究，出版《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闽台区域社会研究》《闽台缘与闽南风》等学术著作。朱双一延续了他多年来的台湾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已出版《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闽台文学的文化亲缘》等多部研究著作。此外，徐学出版《火中吟龙：余光中评传》，李诠林出版《台湾现代文学史稿》，倪金华出版《台湾散文新观察》，王金城出版《守望家园：大陆与台湾文学论》《台湾新世代诗歌研究》，刘小新发表大量相关论文，其“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系列论文（和刘登翰教授合作）引起较大反响。此外，在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有较大影响的还有：周宁、袁勇麟、朱立立、管宁、宋瑜、阮温陵、李晓宁、陈旋波、张羽等。

冰心研究会和冰心文学馆是冰心研究的中心和平台。2000年10月，在冰心百年诞辰之际，冰心研究会、冰心文学馆编辑的“冰心研究丛书”《冰心论集（上）》《冰心论集（下）》和《冰心玫瑰》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此基础上，网络版的冰心研究也正式开展：《冰心论集（一）》选编了自1919年冰心开始登上文坛到1998年为止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的评论和研究的重要文章;《冰心论集（二）》选编了1999年9月在冰心文学馆召开的“冰心文学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术论文;《冰心论集（三）》陆续收集2000年以后冰心研究的论文。2004年11月，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冰心论集（三）》，收集了“冰心文学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40多篇。冰心研究个人成果主要有：2003年10月，王炳根出版《冰心：非文本解读》，该书对冰心进行了文本之外的多角度全方位研究。此外，李玲、江震龙、林佩璇等也发表较多冰心研究论文。

文化研究的崛起成为这时期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黄鸣奋长期从事文艺传播学和电子艺术与计算机文化的研究，先后出版《电脑艺术学》《电子艺术学》《比特挑战缪斯——网络与艺术》《超文本诗学》《数码戏剧学：影视、电玩与智能偶戏研究》《网络媒体与艺术发展》《数码艺术学》等一系列专著。其主要特点是：以20世纪新崛起的艺术门类和艺术样式为研究对象，极具时代感和现实性;以新兴的电脑艺术为重点，立足于当代信息科学与艺术的关系和交融，具有前瞻性和前沿性;注意吸收和引进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相关学科研究方法和成果，具有交叉性和边缘性;引入信息科技提供的各种研究手段，具有應用性和实践性。文化研究方面取得较大成就的还有：南帆的电子文化研究，出版《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颜纯钧的影视文化研究，主编《文化的交响——中国电影比较研究》和《与电影共舞》（论文集）;谭华孚的传播文化研究，出版《文艺传播论：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虚拟空间的美学——数字媒体审美文化》《传播媒介形态论》;林焱的大众文化研究，出版《范式与流变——大众文化传播》;刘泓的广告文化研究，出版《消费、象征和权力——广告文化批判》等。

这时期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还有：杨健民对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批评的批评——中国现代作家论研究》，苏涵的古代文学与艺术学相结合的研究《民族心灵的幻象——中国小说审美理想》，李玲的女性文学、性别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和《打出幽灵塔——五四女性文学研究》（合作，第二作者），张瑗的纪实文学研究《20世纪纪实文学导论》，戴冠青的美学研究《文艺美学构想论》，辜也平的巴金研究系列《走近巴金》，张桂兴的老舍研究系列《老舍资料考释》（修订本）和自编的《老舍文艺论集》《老舍评说七十年》等。此外，刘小新、练暑生、余岱宗、毛丹武等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纷繁复杂的当代文艺界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如关于文学性之争，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关于底层文学，关于文学本质研究与反本质主义等诸多问题。

责任编辑 林东涵

作者：钟红英

当代文学出路研讨论文 篇2：

论“新世纪文学”

“新世纪文学”的概念

两年前，我曾对新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学的走向进行总体研究，发现近五六年的中国文学确乎发生了许许多多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于是，就此撰文对“新世纪文学”进行了论述，此后，又与人合作进一步论证了“新世纪文学”的概念、审美特征等问题。与此同时，我发现有许多学者和批评家对“新世纪文学”进行了积极的倡导和研究，他们或以文学的表征为出发点进行研究，或以“时间”为逻辑起点进行研究，或以文学的格局变化为起点进行研究。《文艺争鸣》专门开设了“新世纪文学研究”论坛，已经有二年时间了，一大批学者和批评家纷纷撰文，从各方面论证“新世纪文学”现象。“新世纪文学”一时间成为文学界的热点话题。当然，也有人对这一概念发出质疑，认为“新世纪”才开始五六年，就用“新世纪文学”的概念显得过于草率，是过于偏重时间概念的表现。更有人怀疑这是否与80年代中期一样,搞新名词轰炸，与标新立异为舞？

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新世纪文学”的概念进行一次彻底的辨析。此前，我已经在文章中论及这一概念的要义及生成，本文则要对“新世纪文学”进行进一步论述，或者说，这篇文章要讨论的，是在文学发展史的视界中，“新世纪文学”的概念是如何生成的？它与此前文学史的分期概念的关联如何？它产生的语境是什么样的？其构成如何？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段指1917年至1949年，“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至今。而“新世纪文学”则指2000年前后开始的中国文学，大部分学者和批评家把它仍然归入了“当代文学”的范畴，或者说，它仍然是“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然而，80年代中期，“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概念就已经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代之而起的是有识之士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的整体观”等学术观点，这其中暗含的是对于文学史上具体分期的否定和贯通曾被政治意识形态“阻隔”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学术期待。然而，如何真正获得贯通、真正做到“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对文学史的研究来说，这也是一个可以重新发现的学术空间。新世纪之初，笔者在论著中对80年代以来的学术思路进行清理后曾提出了“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的学术见解，在这里，笔者并没有贸然取消“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概念，只是对这种人为性的分期进行再认识，即二者是一个整体。作者还将整体观进行了具体化，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看做是一个整体，做到了从时间概念到内在精神上的贯通，对现当代文学一以贯之，并从“现代性的烛照（观念）”、“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思想主线）”、“游离与回归（思潮演变）”、“‘西化’与‘本土化’的碰撞（文体）”等不同方面对这一整体进行了研究。这不同于人为性划分文学分期的学术方法，因为其侧重点在于文学史的整体性研究及对于这一整体具体共同特征的观照。

“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的学术见解正是“新世纪文学”概念提出的理论基点，有“现当代文学”的整体观作参照系，我们就有可能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探讨新的文学现象。既然“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新世纪文学”又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部分，那么，从本质上说，“新世纪文学”的概念仍然属于“当代文学”的学科范畴，只是它的概念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大部分人在运用这一概念时主要是相对“新时期文学”而言的。“新时期文学”的概念已叫了快三十年，这个时间长度几近现代文学，且当下的中国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最初命名时的情形已经大不相同，若是一直延用这个概念是不恰当的，用一个新的概念来取代它似乎是众望所归。这时，提出一个新的阶段性文学命名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诚然，“新世纪文学”是否会沦为一个仅仅倚重时间的概念是学界关心的问题之一，与此前文学相比，它除了单纯的时间上的变化，有没有本质的不同？它“新”在何处？从这个角度切入文学史，我们就会发现，与“新时期文学”相比，“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新世纪文学”的概念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它更多的是从时间出发来阐释文学的变化，而这变化主要是相对“新时期文学”而言的。

所以，“新世纪文学”这个概念不是哪个人给的，是历史给的，是时间给的，是文学自身需要给的。而且，这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概念，2000年以来的五六年只是它的一个开端，“新世纪文学”的性质、特征也将在其生成过程中一步步被发现、被构造、被展开。在这个意义上，“新世纪文学”并不是一个只概括这几年来的文学现象的概念，它有待我们去论证，去梳理，去完善，使其更具有学理性和科学性。

“新世纪文学”的生成

一、“新世纪文学”的准备期

将“新世纪文学”置入“现当代文学”这个大的整体，其生成过程就会显现出较为清晰的形态。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这里的“当代文学”概念具有时间上的宽泛性和学理涵义上的整体性，它与“现代文学”是一种“既分又合”的关系，作为“现当代文学”整体的一个部分而存在，文学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产生断裂，而是研究者们人为地对其进行了分割式的划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新世纪文学”的生成过程进行考察，就应该从90年代开始。尤其是1993年至1999年，中国文学是以逐渐渗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所处的历史环境、文学自身的思想内涵、审美精神等，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可以看做是“新世纪文学”的准备期，而这个准备期是可以而应该包含在“新世纪文学”之中的。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谈话”，中国社会开始在新的深度下，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此后，中国文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化冲击，文学体制也发生了很大改革，作家纷纷“下海”、文学刊物和出版社纷纷走向市场，文学已经不再属于单纯的精神领域，而是逐渐地沦为一种可以经过包装贩卖的商品，这对中国文学来说，无疑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贾平凹、陈忠实、路遥、高建群等陕西作家的所谓“陕军东征”，王朔等人的电影剧本和电视剧本的走红，欲望话语的张扬等等都是市场化与文学结合后结出的果实，“个人化写作”更是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关这一点，我在《新世纪文学初论》一文中已经做过详尽论证，本文不再赘述。“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也对90年代的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许多人眼里的“西方”的物质和精神似乎都是一种优越的存在，于是，9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往往把发达的“西方”的现代文学当做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面镜子，而对“西方”的逐步了解却使他们得到了另一种结论，那就是对于这面镜子的失望和对于自身自信心的培养，这对于中国作家参与世界文学的信心和实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也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我们将在后面专门论述。不同文化形态的显现、不同文化立场的公开对抗以及知识分子的分化是90年代文学的另一特点。这一时期的文化形态已经是“大众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国家意识形态文化”三分天下，而人文知识分子也在这种不同文化形态的影响下开始明显分化。1993年至1995年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就是表征之一。此外，有关“知识分子”和“民间”文化立场的世纪末的诗学论争也是这种文化合力作用的结果。

就文学本身来看，90年代长篇小说、散文成为文学热点，1993年的长篇小说现象就是个典型的例证。相对80年代，这一时期的文学更多地开始重述历史，如刘震云、苏童、凌力、叶兆言、陈忠实、余华、张炜、李锐等人的作品都表现出了这一共同特征。与此同时，都市生活与物质主义成为90年代文学的主要表现内容，朱文、张欣、邱华栋、何顿等作家是这方面的代表。

正是因为90年代文学与80年代文学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所以，90年代就已经有学者认为“新时期文学”已经结束，而“后新时期”已经到来。提出这一观点的有谢冕、张颐武、冯骥才、王宁等人。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他们的视域和努力却是很有价值的，不论是“90年代文学”的称呼还是“后新时期”的界定，都是对文学发展过程变化的体认。时至今日，回头再看90年代的中国文学，我们会发现，不论名称如何，这一时期的文学在文化语境和文学自身都与80年代文学大大不同，可以看做“新世纪文学”的准备期。

二、“新世纪文学”的生成语境

在经历了不到十年的准备期后，“新世纪文学”在文学发展过程中逐渐生成。它的生成与录时的社会、文化语境有着极密切关联。

90年代就已对文学产生影响的市场化的、全球化的浪潮仍然在继续，但它们带来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带来挑战，生态危机与精神危机的出现使人们对其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市场化的重要影响之一是文学作品变成了商品后，文学越来越走向边缘，传统意义上的文坛的体现成为刊物、书籍和网络三分天下的局势。全球化浪潮对于中国作家在新世纪的精神姿态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在最后一节中对其具体论述。

科学的高度发展对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现代高科技已经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科学的触角已经伸向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科学创造出物质的同时改变了古典的以信仰和道德为重心的精神世界，也极大地改变了作家的创作心理。而文学作为对人类实践的精神反思，也难以逃避受其影响的命运。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抑或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都与科学的巨大影响不无关系。“70后”和“80”后的很多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时代带给人们的幸与不幸、快乐与郁闷乃至死亡，甚至“60后”部分作家也纷纷表现这样的主题。最大的一个特点便是对精神的绝望和对物质世界的信任。他们宣称“我的肉体便是我的灵魂”。

网络的出现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带来的影响恐怕是空前的，它对文学的创作方式、态度、深度和广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电子图书的盛行和网上阅读的习惯，使文学的传播形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标志着一个快餐文学的时代来临。从各种迹象可以看出，电子媒质的图书和复制快餐型的大众创作以及越来越难觅迹的精英创作构成了今天新的文学态势。这是一个担心大于喜悦的文学时代。

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在过去几十年中较为明显，文学便是文学，而文化也便是文化，它们是有距离的，但是，随着社会转型期文化的复合、道德的重建以及教育的兴起，使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日益密切。文学表现的多元化和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多重影响，使文学的文化元素显要起来。作家向学者化转变，文学也向更为深层的人性逼进。同时，文学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也构成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2006年以来，在图书市场上，学术热兴起了，相反，小说冷了下来。实际上，这种现象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余秋雨、谢泳、余杰等人的文化散文便是明证，而2006年以来的易中天热、于丹热和红学热更使文学转向了文化。

三、“新世纪文学”的生成

只有了解了“新世纪文学”的准备期和生成语境，才能理解为什么新世纪一来临，马上就出现了有关“新世纪文学”的论述。就目前拥有的资料看，仅2000年，发表在刊物上的有关“新世纪文学”的文章就有十余篇，这个数字不算大，但把它放在新世纪初的第一年，就显得有些出人意料，然而，考虑到“新世纪文学”的准备期，这又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些文章分别从新世纪的文学期待、文学功能、文学批评、文学出路的角度对“新世纪文学”进行了论述，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文章中没有一篇专门对这一新的文学概念进行阐释，使得“新世纪文学”一开始就具有了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和概念上的模糊性，所以，其后有关“新世纪文学”命名的争论和这一文学概念的建设性的研讨就成为必然。2001年至2004年间，研讨“新世纪文学”的文章日益增多，但大多仍然停留在一种断想式的、片面的研究，真正有系统的研究颇显匮乏。自2005年起，《文艺争鸣》开辟了“新世纪文学研究”论坛，这时出现了一批有系统的“新世纪文学”研究文章，众多学者对其概念、性质、发展特征、趋向等进行了综合论述，可以说，在“新世纪文学”的构造中，《文艺争鸣》起到了很大作用。在此期间，学界还举行“新世纪文学”及与之相关的论坛、研讨会等，如“新世纪文学学术战略名家论坛”、“新世纪文学发展态势研讨会”、“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与新世纪文学理念”等等。

与以往的文学分期命名不同，“新世纪文学”的名称从新世纪开始就出现了。我们回溯1917年以来的文学史就会发现，始自1917年的文学被贯之以“新文学”的名称也是在其后十余年的30年代，如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及赵家壁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35－1936）等。而“现代文学”名称的大规模使用则到了50年代中后期。而“新世纪文学”却是在文学发生的同时就使用了这一概念，这令一些研究者生疑，他们质疑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为什么会突然产生这一概念？即它有无学理依据，会不会对时间过分偏重而忽视了时间背后的文学特征和意义？二是“新世纪文学”若是以时间来认识新世纪的中国文学，那么，它的时间涵盖究竟有多长？

就时间背后的特征和意义来看，我们可以说，“新世纪文学”与“五四”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民族革命战争文学、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阶级斗争文学、20世纪80年代的计划经济文学相比较，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就时间涵盖的意义来看，在回答问题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新世纪文学”的概念是在这一文学时期发端就产生的，它的生成主要是学界对于2000年至当下的文学变化的一种考察所产生的，这一概念在生成过程被逐步赋予了学理内涵和意义，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性概念，它所凸现的，主要是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而非时间。尽管“中国文学的‘时间’，是认识中国文学的一种方式，是历史的方式，也是最为现实的方式”（张未民），但我们应该对文学的特征和意义给予更多的关注，否则，这样的命名就会如同“20世纪中国文学”一般，在用时间强调文学整体观的同时，难以将整体观真正渗透进文学史的骨骼和血脉之中。而作为“当代文学”的一个分期，“新世纪文学”的时间涵盖则是不确定的。“当代文学”本身具有时间上的宽泛性，“当代”作为一个时间概念是特殊的，而中国“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以来的文学，我们将其看做“现当代文学”整体的一部分，而“新世纪文学”又是它的一个分期。这样一来，“新世纪文学”的时间就具有了开放性的特质，它可以指2000年后至今的文学，也可以指21世纪以内更长时间的文学。然而，它同时也具有时间上的不可知性，目前，我们提出它是为了凸现文学在新世纪的新变化，它在拥有物理时间的基础上拥有了一种心理和文化的暗示，也就是说，它暗含着中国文学进入新世纪以后人们的文化想象。因而，“新世纪文学”或许会成为一种文学史上的阶段性、过渡性名称，如同“新时期文学”一样，生成后却又成为一种文学上的记忆和文学史上的名词，存在的意义随着文学的发展和文学史的发展不断淡化甚至消蚀。

“新世纪文学”的构成

90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进入新世纪后，变化更加明显，出现了一些新的审美特征，我在一些文章中已经论及，这里着重要强调的，是“新世纪文学”的构成。“新世纪文学”在构成上与90年代文学有着很大的不同，最主要的变化是打工文学、亚乡土叙述、“80后”写作、网络文学成为其非常重要的构成因素。

今天面对的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仍然是关怀人与关怀哪些人的问题，而我一直认为关怀人的问题应该先于关怀哪些人的问题。有关这一点，我在《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精神能力问题》一文中有过详细阐述。关怀底层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传统， 但流行一时的底层写作的名称却令人生疑，自中国现代文学起就有自关注底层的写作，茅盾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就提到了这一问题。在新世纪初，所谓的“底层写作”主要是指打工文学。打工文学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打工这个概念来自民间，它本身不具备严密性和科学性，文学对打工者的想象也往往带着悲悯和同情的色彩，打工者往往等于农民工。2006年年底，我参加了“打工文学创作实践与未来发展”全国学术研讨会，会上有人认为不能对打工文学进行界定，但客观看来，打工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是现代社会转型期中特有的、过渡性的文学类型，所以，对打工文学的概念必须重新界定。而几乎与此同时，有一家报纸很郑重地发表了有关该报不再使用“民工”一词的声明，这两件事情的共同点是对于打工的极大同情。但是打工的含义是很复杂的，打工群体的成员也是比较复杂的，比如有人把打工者分为金领、白领、蓝领等。新世纪的打工文学大多把这一主题限制为表现农民工题材上，侧重于站在打工者立场上进行叙述，这是一种新的主体的探索。打工文学的主体大多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他们对未来生活充满了希望，渴求成功，但是现实遇到的往往是失望与失败。需要指出的是，打工文学的作者未必是打工者。新世纪几年中，罗伟章《我们的路》、《大嫂谣》，刘庆邦《麦子》，陈应松《太平狗》，白连春《静脉血管》，迟子建《世上所有的夜晚》，于晓威《我走在深圳的大街上》等作品都堪称打工文学的代表作。应当看到，由打工者和一些作家所创作的这类作品也许与知青文学一样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性现象，但打工文学在现代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是极其重要的，它几乎包含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的各个方面，充满了种种精神冲突，表达了面对城市的漂泊感和异化感，不容忽视。最重要的是一旦涌入城市，就会同时面临物质的贫困与精神的贫困，就只能“在路上”，永远成为无根者。罗伟章《我们的路》着力表达的就是这种状况。

与打工文学密切相联的是亚乡土文学，这也是“新世纪文学”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的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使得大部分乡村出现空心化状况，没有了青壮年劳动力，留下的只有老人、小孩和一些妇女。一些作家敏感地发现了这一现实，开始揭示这一问题。可以说，当下的亚乡土文学与“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极为相似，它们用力在揭示社会问题，表现真切的社会人生图景，而对所涉及的社会问题没有提出根本的解决办法。或者说，亚乡土文学并不缺乏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它缺乏的是呼唤爱、引向善与光明、正面造就人的能力。在亚乡土文学中，乡土已经不再是此前文学想象中的美丽家园，也不再是荒蛮愚昧所在的荒野，而无情地呈现出一种无奈的景象——这里的人正受到城市生活观念的冲击，却又面对着空虚的乡村。在亚乡土文学中，作家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空壳化的乡村时，首先揭示了现实问题，然后把揭示重点落在乡村中人的精神层面。贾平凹的《秦腔》中揭示出的就是一个连作者自己也无法定义的乡土，它陷入“无名叙述”，显得那样空茫，传统文化（秦腔）正在消亡，新的文化又无处可寻，引生的香和贾平凹的香一样，都是为传统文化的消亡而燃起来的。李佩甫、刘醒龙、何申、王海等人的长篇小说中都表现出了类似的特点。亚乡土文学中，生活在乡土中的人往往大声地呼喊着两个字：进城！刘庆邦的《到城里去》表现了这方面的极致，宋家银一直做着进城的梦，但在现实中他却是节节败退，无奈黯然地退回乡村。打工文学描绘农村人进入城市后的精神状态，而亚乡土文学除了表现乡村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精神的空茫的同时，还表现城市人进入乡村后的冲突。陈应松的小说往往能关注到这一点，《马嘶岭血案》中所有的悲剧来自于人与人的无法沟通，农村人与城市人的隔膜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深、越可怕。这篇小说仿佛是带血的警告牌。

“80后”写作是“新世纪文学”的一大景观。我并不提倡以出生年代来对作家进行划分，但是当下文坛上着力表现青春、成长等主题的，大多是80年代出生的作家，倒也不必讳言。所以，与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一样，“80后”写作具有许多共同特点，不容忽视。在市场化日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背景之下，“80后”作家作品一出现，就以其惊人的市场业绩和全新的文学特征改变了传统文坛的状况。“80后”写作使文学和市场的关系前所未有地密切起来，《三重门》和《幻城》的发行量令人震惊。“80后”一登上文坛就表现出了与其他作家不同的风格，他们的写作观念和对象都是迥异于其他作家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作家不愿再承担传统作家的文化责任，更不愿担负文学以往的启蒙任务，他们更关注的是人现实的体验和即时性的消费。所以，“80后”写作中，以往与青春主题密切相关的理想、信仰、爱情等关键词已经难以寻觅，它不再像传统文学那样，倡导健康向上的成长体验，代之而起的是孤独压抑的成长体验。《幻城》、《天亮说晚安》中的主人公的成长体验都伴随着孤独感。同时，性、压抑、暴力也成了“80后”写作的关键词，春树的《北京娃娃》所描述的另类少女成长体验是尖锐的、疼痛的，性与叛逆伴随着一个少女的成长过程。

而始自1999年的网络文学虽然还没有完全成熟，但作为“新世纪文学”的一个构成，它已经大有占一分天下之姿态。网络文学表现出了与传统文学不同的特征，它具有发表的随意性、快捷性，这与传统文学的传播方式很不相同，这样的特性就使网络文学具有了平等普遍的性质。在传统文学的传播方式中，只有作家诗人才能发表作品，但网络文学使文学开始变得普遍化、凡俗化、随意化。同时，网络文学也是非功利的，人们在网络上更多在意的是浏览量和点击率，例如，网络文学初期，涂鸦的文章在一夜之间传遍世界，而其后他又不知所踪。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发表时可以匿名等原因，网络文学在具有宣泄性的同时就显得泥沙俱下、良莠混杂。但是，网络文学所拥有的强势力量，造就了一大批在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的网络文学作家：涂鸦、沙子、痞子蔡、李寻欢、邢育森、蔡智恒、安妮宝贝、花非花、慕容雪村、竹影青瞳、何员外、宁财神、徐兆寿等等。他们的作品或轻松调侃、或颓废反叛、或虚拟幻想，在读者中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新世纪文学”与世界文学

前面提到，“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从90年代起对中国作家产生的影响日益加重，中国作家90年代初把“西方”想象成未来中国的镜子，而随着对“西方”了解的深入，这面镜子就不复存在了。而此前，我们的文化有时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徘徊，在崇尚西化与弘扬传统之间各走极端。“新世纪文学”到来后，中国作家逐渐地拥有了文化上的自信，80年代成长起来的先锋作家的复杂转变，他们纷纷走向世界学习并宣传自己的行动就说明了这一点，2006年以来的国学热也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微妙的变化是，当前的中国作家已经将自己视为世界文学创作者的一分子，不再将世界文学视为单纯的西方文学了，那种与西方文学对立的心态渐渐在发生改变，向着共融、共生的方向行进。它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正在上升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新世纪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分子在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都有表现，一方面是余华、莫言等作家的精神姿态，另一方面是部分文学理论研究者和批评家的表现。新世纪初以来，作家们纷纷出国学习，也有余华等作家带着自己的作品出国，他们中的有些人曾经是“西方”的学习者，在80年代初登文坛时一眼就被指认出与“西方”作家的相似性，比如马原与博尔赫斯、残雪与卡夫卡、余华与卡夫卡、徐星与塞林格等等，但随着90年代对“西方”认识的深入，他们纷纷转型，有人称之为先锋作家的“胜利大逃亡”。这个说法的关键是“胜利”，这意味着中国作家开始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创作，结束了对“西方” 的盲目模仿。所以，从90年代开始，作家们不再陷入被指认为“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卡夫卡”的尴尬，开始拥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也是如此，中国8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往往是跟着“西方”的，形式主义、精神分析、新批评、原型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接受理论、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一系列批评都是沿着“西方”批评的路子走过来的，真正属于中国的文学理论几乎失语。但是近年来，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几乎与“西方”同步，比如参与生态文学理论的建设时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者做到了大致与“西方”同步，而中国古代文论中更是拥有这一新兴的文学理论的精神资源，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者们开始和“西方”的文学理论研究者们共同来建构新的理论，并且有着天然的优势。以上就是我就“新世纪文学”这一话题要说的最重要的一些话。

原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作者：雷　达

当代文学出路研讨论文 篇3：

三大浪潮、三次冲击

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进程相同步，当代文学也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三十年文学，一个极其鲜明的特征是，它在自身的积极进取、不断转型与长足发展之中，与时代一道前行，与社会一起变革，与人民一同呼吸，在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行进的同时，既享受着改革开放的阶段性成果，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反映着改革开放的大历史，使自身成为改革开放的历史与成果的一个重要构成。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在近六十年的当代文学史中，不仅占据了时间段的半程，而且在创作成果、文学实绩、艺术品质，以及理论批评的建构、作家的队伍建设、文学的对外交流等方面，也大大超过了当代文学的其他时期，创造了属于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文学的辉煌。

从大的阶段来看，三十年的文学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整个80年代的“新时期”；90年代时期；进入21世纪之后的“新世纪”。在这三个相互衔接与彼此递进的阶段里，文学都遇到了以前未曾遇到过的巨大的冲击与挑战。三个阶段分别有三次浪潮，而三次浪潮构成的三次冲击，内涵与侧重各不相同，强度与烈度又前所未有。文学正是在直面这种浪潮、承受这种冲击和迎接这种挑战的过程之中，不断自省，锻炼自身，学习自立，并逐步获得自信和走向自强的。

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第一个阶段，劫后复苏的文学所面对的主要是政治的危压、禁锢与羁绊，这一时期文学的所有举措与行动，都是围绕着政治性的问题而展开，因而政治的浪潮就是这一时期文学的当然的主旋律。这种政治的浪潮最先表现为人们对“四人帮”及其极左路线对文艺领域的祸害、对文艺思想的扭曲的清理与清算。文艺界在逐步解放被“四人帮”“打倒”的作家、艺术家，解冻被他们封禁的大量文艺作品之后，面对萧瑟冷寂的文坛现状，首要的工作是回到科学而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点，用原本的经典作家的立场与观点，来纠正“四人帮”和极左路线对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的断章取义和肆意歪曲，从一些主要的文学问题入手，进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和思想上的正本清源。有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有关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有关文艺的方向与方针问题，有关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有关“写真实”与“现实主义”问题，等等，便是这种政治背景之下的理论批判与文艺清算的具体表现。

在文学砸碎“四人帮”的极左政治的枷锁，冲破过去极左路线设置的种种雷区与重重禁区之后，文艺界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推动下，又进而探求文学走出政治束缚之后的新的生长空间与更大的发展前景。发生于80年代中期及其后的关于“朦胧诗”的争论、关于“寻根文学”的争论、关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争论，以及有关“文学主体性”问题、有关新观念与新方法的研讨等，使得文学进而拓展了观念，更新了方法，文学理论批评界在松动自己的观念、扩大自己的视野的同时，也大力促动了文学创作走出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已有格局，文学创作上的“新诗潮”、“问题报告文学”、“寻根小说”、“新潮小说”、“新写实小说”的相继登台，使得文学创作由“一元”向“多元”过渡，当代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状态。

文学与政治的纠结与冲突，构成了80年代文坛的基本矛盾与主要风景。人们在必要的矫枉过正之后，又发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并非那么简单。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生活和人们精神活动的一个领域与事业，既不能完全服从和服务于政治，也不能完全脱离与远离政治。在更多的文学家那里，政治的考量已逐步化解为诸如旨趣、责任和使命一类的因素，内化于自己的文学理想与创作实践之中，而不是一种外在的标签和外带的标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正确认识与不断解决，是文学在新时期最为主要的时代课题和至为重要的切实收获。

进入90年代之后，由于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的双向深入，社会生活真正走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走向了以市场经济为重心，文学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开始由“计划”转向了“市场”。随之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由小到大，由弱趋强，使当代文学面临了又一次巨大冲击。文学在这一次遇到的问题是双重性的：一是文学本身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不断移动，被无情地边缘化了；二是被边缘化了的文学必须面对“市场”谋求生存这样一个现实。这样的双重压力，使得一些文学工作者一时生了困惑，乱了方寸，有的“下海”经商，有的转行歇笔；而坚守在文学阵地的文学从业者们，也颇感压力，束手无策，一些文学期刊纷纷改头换面，以求新生。发生于1993年间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看起来是文学理论批评界对文学、文化现状与问题的一次集体“会诊”，实际上是知识文人面临现状与危机的一次重新定位和自我救赎。如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发挥文学与文学家的价值与功用，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确实起到了定位与定神的作用。

在这个时期，文学创作一度也充满着迷茫，呈现出散淡、无序的状态。因为“个人化”和“私人化”写作的应运而生和大行其道，一些批评家惊呼“无主潮的文学时代”已经到来。但面对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日益市场化的现实，文学工作者必须予以应对，否则很难获得生存与发展。于是，商业化的运作与炒作随之进入文学出版领域，使得长篇小说在90年代出人意料地陡然崛起，长盛不衰，其产量由80年代的年产不足百部，上升到90年代中期的年均五百多部，而在90年代末期更达到年均干部左右。长篇小说的这种“柳暗花明又一村”，使得这一领域一度在异常丰繁中颇显芜杂，作品的数量与质量不成正比常为人诟病，但它的持续兴盛为文学开辟了市场，为作者提供了机会，使许多作者的作品有了新的出路，越来越多的作者潜心于长篇的创作。此外，因为“个人化写作”的流行，以“新生代”(60年代人)、“70年代人”为代表的文学新人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使一度沉寂的中短篇小说重新趋热，渐成气候，并显现出了不少新的气息、新的风貌。

这一时期，文学遭遇市场，从开始的惊惧，到随后的困惑，再到后来的坦然，既说明人们对于自己置身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剧烈变异有一个认识与理解的过程，也说明面对环境与氛围的剧变，文学必须学会逐步适应，并在这一过程中切实调理自身。但应当承认，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与泛化，及其对于文化生活的渗透与浸淫，文学还会不断面临新的困厄与问题，因而自我调适的过程远没有完结。

文学走进21世纪之后的“新世纪”已整整八十年，这一时段，虽然政治的风烟已渐渐远去，经济的风潮已趋于平缓，但文坛却又迎来另一个更大的浪潮和更强的冲击，这就是由传统媒体的转向与网络媒体的新兴联袂构成的信息化与媒体化大潮的强势迫近。与前两次有所不同的是，信息与媒体的浪潮依仗它高新的电子科技手段和全新的运作与传播方式，直接地介入到文学、文化的领域，对文学和文坛构成了强劲而持续的巨大冲击。比如，它既以向大众

化、娱乐化的大幅度倾斜，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市场与受众，又以自由式的写作和即时性的互动，吸引了广大青少年文学爱好者投身其中。这样的一个结果，使得在传统与主流文学格局之外，又新生出了一个网络文学(或新媒体文学)，使传统文学、主流文学的地盘进一步缩小，而且还使传统文学从传播手段到文学受众都颇显老化与老套。正是由于网络写作与网络阅读的陡然崛起与飞速发展，“80后”群体才更有平台、市场和影响，成为了文学图书市场中长盛不衰的生力军。近年来博客写作的大为勃兴和后来居上，既使更多的人可以介入文学写作与作品发表，又通过博客之间的链接与呼应，构成了一个独立于报纸、期刊、影视和广播的新的信息源和媒介场，并以自由的发布、迅疾的传播，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日常的社会文化生活。最近，一些网络文化公司联络网络文学网站，通过强强联合的方式，一方面组建更为强大的网络文学集团公司，一方面又以市场化的手段吸纳许多著名作家加盟和进站，这也必将对整体的文学和文坛从创作、生产到传播发生重大的影响。与这种新的文学板块的联手运作和强势扩展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传统文学、主流文坛的依然按部就班和自我感觉良好，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一切都依仍故我。因而，这些分化与分离出来不同的文学板块之间，一直没有形成必要的良性互动，更缺少整体的照应与协调的发展，这是让人为之忧虑的。

信息与媒体的大潮虽已存在多年，但其快速变化和不断扩展的势头，仍使它风头正劲，方兴未艾。我以为，我们目下所面临的这第三次浪潮，对于文学、文坛的冲击、影响与改写，一定会大于、烈于和深于前两次浪潮。如果说，政治的浪潮、经济的浪潮，对于文学、文坛的冲击与影响，还相对比较外在的话，那么这次的新信息与新媒体的浪潮的冲击与影响，显然要更为内在。因为这种冲击与冲突，在其本质意义上，是文化内部的冲突，是观念深层的撞击，甚至是文明形态的较量。

走过了颇不平凡的三十年，经过了三大浪潮的三次冲击，当代文学虽然不时面临困窘，当代文坛几乎烽鼓不息，前行的步履蹒蹒跚跚，坎坎坷坷，但毕竟栉风沐雨，勃然奋励，经受住了风吹浪打，保持了难能的自立和应有的自尊，这无疑是让人倍感欣慰并为之自豪的。毋庸讳言，已经走过的道路很不平顺，今后的道路也不会一马平川，当代文学还会面临种种新的难题与磨难，等待着我们去面对、去认知、去解决，但当代文学已在这种艰难而有力的跋涉之中，在这种严酷而有益的锤炼与磨砺之中，获得了不少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基本经验，却是更为重要和难能的。比如，概而言之，艺术上的创造与求新精神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观念上的更替与新变已成为普遍性的自我需求；共存与多元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坚定的政策与灵动的引导已成为文坛的基本的定势，等等。有了这些在长期而丰富的文学实践活动中获得的宝贵经验，我们就有了面对一切矛盾与问题的心态上的自信，以及临困不惧的定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使我们可以而且能够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和争取更大胜利的决心继续前进。

作者：白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