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我国经济两难的出路论文

2022-04-27

[摘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已然成为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产业转型的地方实践—苏南工业园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一书探讨了苏南工业园区“产业转型升级”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议题。本文以该书为分析素材，就现实问题的理论解释与本土建构、产业转型与生态文明等相关问题展开述评。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探究我国经济两难的出路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探究我国经济两难的出路论文篇1：

后现代视域中的ESP教学模式发展探讨

摘要：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思潮，对教育界有着深刻的启示和影响。专门用途英语(ESP)教学与后现代课程观在课程实施、教材编制、师生关系和评价方式等方面有许多共通之处，推进ESP教学模式的发展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后现代课程观；后现代主义；ESP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文化领域涌动着一种新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旗帜鲜明地批判和颠覆着长久以来影响深远的现代文化思潮。毫不夸张地说，整个人文社科领域都感受到了强劲的后现代风，例如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等。作为一门综合学科，教育学研究者也对此思潮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推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过程中，笔者也产生了根据后现代主义的原则推进专门用途英语(EsP)教学模式发展的构想。

一、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潮引介

后现代主义思潮，最初崛起于建筑和文学领域，后来迅速扩展到其他人文科学包括教育领域，对教育中的课程观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后现代主义一方面指艺术界的一种超前卫的表达风格；另一方面指在高度发展的资本文化中的一种省思、批判或否定，是信息时代及后工业社会交互作用下的产物，旨在超越现代主义所进行的一系列尝试。简而言之，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否定及批判、反省及颠覆，更是延续及超越。

学术界通常认为：在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哲学的影响下产生的后现代课程理论有两种典型风格——批判性的后现代课程理论和建設性的后现代课程理论，前者主要是对传统课程理论展开批判，揭示其二元论的认识论根源及其表现；后者则试图建构一种从根本上超越“泰勒原理”的、新的课程理论，如美国著名的课程论学者多尔提出的后现代课程丰富性、回归性、关联性、严密性的“4r”原则，期望重建话语丰富、多元对话的课堂。

理解后现代主义对教育领域的冲击，可以从考察本轮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内容——课程改革入手。我国在课程论研究方面起步较西方晚，作为新一轮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课程改革也纳入了后现代课程理论。最为明显的是，教学研究的范式经历了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范式转换。

首先，在课程的实施技巧方面，发生了从“课程开发”到“课程理解”的转变。现代课程研究的主要诉求是探究课程开发的理性化程序，占主导地位的是以“泰勒原理”为代表的“程序主义”倾向。被现代课程论者奉为经典的“泰勒原理”强调秩序、组织、理性和可控性。后现代课程论者通过对“泰勒原理”的解构和批判，建立起对话、非线性、多元的后现代范式。他们认为现代课程理念与课程体系已沦为一种封闭性的科学教条，成为现代工业生产体系的一个环节，教育与课程被彻底工具化了，教育与课程促进人的心灵成长的内在价值被彻底泯灭。他们开始把课程作为一种多元“文本”来解读，由研究“课程开发”为主转向以研究“如何理解课程”为主，旨在突破泰勒原理在课程领域中的统治地位，突破“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对课程领域的控制，形成了缤纷多彩的课程话语。

其次，在教材的编制和采用方面，后现代论者对教材的理解实现了从“教材”到“学材”的蜕变。钟启泉认为，立足于现代课程观的教科书，其作用大致可分为文化授受和文化创造，前者强调教学目标、教学过程的建构、教师的作用、教材教具等，突出了教科书的信息功能、结构化(或系统化)功能和教育指导功能；而后者注重学习者学习能力和态度的形成。与此相对的，后现代课程观照下的教科书担负的则是“教材群之母港”的作用，即囊括其他各种信息方式，从传统的作为教师教学之用的“教材”转为学生作为学习之用的“学材”，突出了学生的个人体验和教科书的激发学习欲望、促进学习个性化的功能。

再次，在师生关系方面，从现代范式的教师话语霸权转向后现代范式的多元话语。传统教学中教师控制着知识分配的权力，占据着绝对的话语权；而后现代课堂强调师生之间的交流合作，教师不再是居高临下的必然、唯一权威，而是课堂的组织和参与者，在学习过程中，师生双方都是主体，共同建构课堂，一起探究世界，探究知识。从现代到后现代视角的转换，使惯于“传递”知识的教师学会倾听来自学习者的声音，学习者的自我意识和创造力被重新关注，他们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从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回归到了活生生的人。这对于重新激发学习者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热情和动力有着积极的意义。

后现代课程论的核心特征是自组织性。教学活动及教学研究系统是开放的、自组织的，它与自然科学的不同就在于教学是人的心理与精神的自组织过程，具有强烈的个体性、多元性、不确定性、混沌性、非线性与不可还原性，因而，仅以主导自然科学的工具理性主义、技术主义来研究教学活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复杂性思维方式。然而，在对后现代主义的定位上，多尔“尚未发现如何、以什么来界定自身，目前仅仅能以不再是什么来界定”。基于此，以多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课程理念并未给我们提供一套具有操作性的课程开发方式或方法，而是仅仅勾勒出课程开发的一个轮廓。但是多尔描绘了一个后现代主义的理想王国，并满怀信心地预言：今日主导教育领域的线性的、序列性的、易于量化的秩序系统将让位于更为复杂的、多元的、不可预测的系统和网络。

二、后现代思潮对高校ESP教学模式发展的启示

自从后现代思潮席卷教育界以来，国内教育界出现了大量关注和研究后现代主义的声音。后现代究竟离我们有多远?在后现代视域中反思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现状和未来，笔者发现，现行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一个非主流模式——ESP教学，其特点与后现代教学论的某些内涵不谋而合。

ESP指的是与特定专业、科目或目的相关联的英语，其特征有二，一为明确的特殊目的性，应用于特定的职业领域；二为专门化的内容。按其目的，ESP可分为EAP(学术用途专门英语)和EOP(职业用途专门英语)两大类。按其教学内容，ESP又可分为商务英语、科技英语、医学英语、法律英语等等。

ESP教学的发展和理论研究，在西方有相当长的历史，作为其强势分支的商务英语教学可追溯到16世纪中叶，而ESP理论的确立则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随着国外ESP理论的确立和发展，中国的ESP教学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近年来，我国ESP教学与研究迅速崛起，一方面得益于国外ESP理论的确立与发展；另一方面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活动的需要。据调查，国内高校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开设ESP相关课程，如外贸英语、科技英语、法律英语等，西安交通大学1979年在国内首开科技英语专业、西北政法大学于1995年开办法律英语专业、北京大学医学部生物医学英语专业于2002年首次招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于

2007年首设商务英语本科专业。近年来，ESP因其复合性和注重英语应用能力的特点受到许多高校的认可，合格的毕业生在就业中也更具竞争力，因而国内高校开设科技英语、法律英语、商务英语专业和相关课程的热情方兴未艾。

目前ESP的地位仅限于英语专业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还是偏重传统英语语言知识的训练，也就是说，ESP教学在大学英语中仍然是非主流模式。在中国大学英语教学的成绩得到肯定的同时，教育界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弊端也不讳言，有的甚至相当尖锐，矛头直指应试教育和评价方式，所谓的“聋子英语、哑巴英语”现象映射出传统大学英语教学导致学生应用能力低下的尴尬。随着社会对具有复合知识结构、较高英语应用能力的学生需求量的增加，非主流与主流之间的界限必然越来越模糊。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纳入ESP教学，大力推行ESP的探索是否就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出路?对照后现代主义的内涵，考察ESP教学的特点，我们将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1　对课程的理解基于需求分析，教学方法不拘一格

需求分析是ESP教学的基础和起点。在ESP教学领域，教学目标的确定、内容选择、教学方法等要素都要考虑学生学英语的目的和原因。需求分析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目标需要分析，即分析学习者将来必然遇到的交际情景，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工作环境及特定环境可能给学习者在未来工作中带来的特定心理状态等；二是分析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包括学习者已知的和欠缺的技能和知识，哪些技能和知识应该先学，哪些应该后学，哪些是学习者喜欢或最易适应的学习方法等。需求分析的动态性、差异性、多样化及可变性等特点与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由于需求的差异性，ESP教学更注重因材施教，教学方法不拘一格。

2　教材编制符合实际需求

ESP教学主张教师自编教材。对于自编教材的必要性，语言学家普遍认为是由于ESP课程的特点使然：由于ESP课程的长短、内容、需求、学生情况各异等原因，导致要想找到一本现成的合适教材实在很难。因而，由任课教师亲自编写教材，为所授课程量体裁衣，不失为上选。更理想的状况是专业人员和学生也参与教学材料的选定和编写，如此，教材内容才能够更真实、合适、有趣味性，也更符合专业的实际需求。倡导自编教材、强调需求分析的地位，这与后现代论者的“学材”观互相呼应。

3　教学过程注重平等对话

ESP教学倡导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平等协商。在强调师生关系方面，ESP课堂上教师的角色、话语权的分配与后现代教学观所倡导的十分相似。在试图为ESP下一个合适定义时，Dudley-Evans等强调，ESP与通用英语教学的一大区别就是师生关系，教师在ESP课堂中的角色更像是一个语言顾问，和学生地位是平等的，特别是在某些时候，当学生在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上甚至更胜一筹时，就意味着教师的地位悄然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常出现在职业培训中，教师不再是权威，而ESP课堂中的话语权重构和师生交流与后现代视域所强调的知识建构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在ESP课堂中，教师的地位往往被设定为课程的设计者和材料的提供者、研究者、合作者、评价者等角色，随着课程的发展和变化而转换。

4　评价方式强调多元

评价是课程实施中一个重要环节。过程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学生自评、互评等多元评价手段并不是后现代教学论者的新发明、新创造，而是对传统课程危机进行反思的产物，也是ESP教学中常采用的评价方式。传统的评价观过多强调教学结果，关注分数，过分倚重学科知识，往往强调共性而忽略个性，忽视了学生在评价中的地位以及学生在各个时期的进步状况和努力程度，这对学生的发展极为不利。ESP课程因其强调应用能力的特点，课程评价强调过程性、个性化，不设统一的评价标准，并强调师生间、生生间的相互认同和鼓励；课程从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把学习结果的评价权交给学生，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并把评价过程作为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过程，在更高的水平上培养学生的发展能力。从本质上说，评价应成为师生共同进行的相互作用，把评价作为一种反馈能够促进ESP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教学的调整进步。

三、ESP教学模式发展的设想

由此可见，ESP的课堂处处体现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内核，后现代主义离我们的教学其实并不遥远。对ESP的教学研究不应与对后现代教育思潮的思考割裂开来，而应该在后现代的视域中系统推进ESP教学模式的发展。面对我国整个教育体系应试之风积重难返的大环境，对待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现阶段我们应多一些探求，少一些结论，先由教师自发地在教学实践中产出第一手经验，而这也正符合后现代主义的精神。

首先，大胆合理地改革课程设置。把大学英语教学和英语专业教学打通，逐渐消融二者之间的森严壁垒。目前高校的传统做法是把专业英语和大学英语的师资和教学分开，各行其是。这既是一种资源浪费，也无益于ESP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推进。随着英语教学改革的深入和大学生入学英语水平的提高，建议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分级选择设置合理的ESP课程。当然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推行过程。

其次，应当明确ESP教师的学科归属，给予相应地位。ESP教师往往没有明确的学科归属，职称评定也是一个实际问题，建议从教育部等相关领导部门层面充分重视，明确ESP教师的学科归属，并给予相应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够吸引一些真正具备英语专业和相关职业从业经验双重背景的人才成为ESP教师。

再次，必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ESP本身是复合型学科，真正能够胜任ESP教学的教师也必须是复合型教师。目前的ESP教师中相当一部分是英语教师转型而米，或由专业教师中英语较好者分离出来，本身在复合能力上有所欠缺。教育部或相關部门应对现有ESP师资进行培训和定期轮训，使之能够胜任ESP教学，并使之专业化、稳定化，让有志于ESP教学的教师们在此领域长期积累经验、开展教学与科研活动。

国内教育界对后现代课程论的认识和实践仍处在探索期，甚至国际文化思潮对后现代教学论的争论之声也从未停止过。由于缺乏坚实成熟的理论体系，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究竟走向何方，对传统的颠覆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教育工作者处于两难困境：分析思考后现代理论和ESP内涵的相互融合之处，笔者的感触是：新的理论并非学者们心血来潮的产物，我们对后现代课程论研究尚在起步阶段，不妨以开放的胸襟，借助后现代的视域，从旁观察课堂上的细微改变。

作者：陈爱民

探究我国经济两难的出路论文篇2：

现实问题的理论解释、本土建构及其化解之道

[摘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已然成为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产业转型的地方实践—苏南工业园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一书探讨了苏南工业园区“产业转型升级”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议题。本文以该书为分析素材，就现实问题的理论解释与本土建构、产业转型与生态文明等相关问题展开述评。

[关键词]环境社会学；产业转型；生态文明；政绩跑步机；环境治理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长期保持经济快速稳步增长的同时，不斷重视环境保护，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新出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了组建生态环境部的目标，凸显了高层对环境治理的决心。然而，随着诸多工业园区环境污染事件进入公众视野表明，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模式仍存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在当下，尤其是众多工业园区依旧面临着环境风险，从而催生了产业转型的需求。

一、多重环境风险共生：社会转型期的显著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是通过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式实现的。[1]近年来，我国社会进入转型加速期。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因素交织，工业化、城市化与市场化进程逐渐加快，经济建设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人们在享受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便捷生活的同时，亦面临着工业污染的诸多流弊。社会转型期，中国秉承经济优先发展理念，企业未能适时地履行环保义务，导致环境纠纷、环境群体性事件等社会问题较为凸显。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共生是当下中国社会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为了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从中央到地方设置了等级、规模、功能不同的工业园区，将功能相同或相近的企业聚集在一起，以期能发挥产业的规模和聚集效应，创造更多的产值，提供大量劳动力就业岗位以及通过增加GDP的手段来体现政绩。但是，在发展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关于工业园区环境污染的报道屡见不鲜。某环保组织对我国8个省的工业园区调研显示，园区内的环境污染问题普遍存在且较为严峻。[2]党的十九大提出，我们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绿色发展且着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在国家宏观背景下，如何能够减少工业园区的环境污染？如何实现工业园区的产业转型，从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共赢，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此问题，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任克强副研究员的著作《产业转型的地方实践—苏南工业园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一书（以下简称《产业转型的地方实践》），从产业转型和生态文明的视角，通过对美国“锈带地区”、日本京滨工业区以及德国鲁尔区产业转型的借鉴，以国内苏南工业园区为案例，系统地考察了产业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地方实践经验与模式路径，从制度设置、技术路径和社会逻辑等不同维度和侧面探究了苏南工业园区的生态转型实践。在研究方法上，该书以扎实的田野调查资料为“蓝本”，通过选取苏南地域范围内七个较为典型的工业园区，在反思生态现代化（ecological modernization）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当前环境污染的“政绩跑步机”模式以及推进苏南工业园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建议。该书旨在探讨产业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既考察了苏南工业园区产业转型的制度设置和技术路径，又阐释了生态转型背后的社会逻辑，同时，亦对苏南工业园区的环境治理提出政策建议。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价值。本文主要结合本书的论述，着重从环境社会学的学科视角进行评述。

二、现实问题的理论解释与本土建构

《产业转型的地方实践》一书具有鲜明的现实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同时又力求从环境社会学的学科视角给出解释。环境社会学（environmental sociology）起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其产生与发展与当时美国社会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以及风起云涌的环境运动密切相关。在环境社会学家的努力下，提出了包括范式转移理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政治经济学视角、环境建构主义理论和环境公正理论等诸多理论。[3]日本环境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也与其工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严重的环境问题息息相关，特别是著名的“四大公害病①”催生了国民环境意识的觉醒。日本环境社会学在反思本国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受益圈与受害圈理论、社会两难论、公害输出论、受害结构理论、生活环境主义以及环境控制系统论等代表性理论。相较之美国、日本环境社会学丰富的理论视角，中国的环境社会的理论基础仍旧相当薄弱。郑杭生教授在思考中国社会学未来发展时提出理论自觉的重要性。洪大用教授在其基础上将理论自觉引入环境社会学研究，强调环境社会学研究者应当明晰自己的理论立场，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由于意识形态与国情的不同，我们对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切不可生搬硬套，要吸取其中有益的部分。同时，理论自觉还意味着要重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创建中国特色环境社会学的理论。[4][5]本文认为，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应当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环境问题、中国的社会结构乃至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在有了扎实、充分的经验研究以后，抽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中国环境问题具有解释力的本土化理论。关于这一点，在本书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产业转型的地方实践》一书在借鉴美国环境社会学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生产跑步机②”（treadmill of production）理论的基础上，依据中国具体的国情提出了“政绩跑步机”分析框架，用以解释为何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久治不愈。

本文认为，“政绩跑步机”理论分析框架的提出，是该书重要的理论亮点。作者在书中提到，由于政体的差异，“生产跑步机”更多的是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探讨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的环境问题的根源；而中国作为威权主义国家的事实表明，权力介入环境保护问题已然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现象，所以单纯从经济角度对中国的环保问题进行阐释可能会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窘境。[6]所以，在西方“生产跑步机”理论的启发下，作者尝试用“政绩跑步机”这一具有本土意涵的理论框架来对当下的环境治理困境进行探索，是十分必要且有意义的，体现了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自觉精神。具体言之，政绩跑步机以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环境为背景，在发展了“生产跑步机”理论的基础上，从权力视角切入，将政绩跑步机的利益相关方涵盖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NGO和普通民众等多个主体。其外部动力机制源于自上而下的压力型考核机制，内部动力根源于地方官员在政绩考核压力下的升迁冲动以及产业结构的影响。[7]

追溯《产业转型的地方实践》一书的学术理论渊源，可以通过分析作者的学术背景窥见一斑。该书作者任克强副研究员硕士期间师从河海大学社会学系陈阿江教授。陈教授致力于中国环境问题的实证研究与调查，其领衔的研究团队对中国的农村水污染、垃圾分类、癌症村等问题做出过精彩而深刻的研究③，取得了丰硕成果。本书作者秉承实证研究路径，对导师尚未开展研究的工业园区的环境与生态转型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书中大量详实的案例分析增加了其著作的可读性与可信度。同时，任副研究员读博士期间的导师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成伯清教授。众所周知，成伯清教授是以理论研究见长而蜚声于学界。显然，在该书中的环境社会学本土化理论的建构中，作者亦深受其博导影响，他将硕导擅长的经验研究和博导偏好的理论研究有机的结合，进而呈现出苏南工业园区生态转型的社会事实。

三、产业转型与生态文明

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引发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其在克服工业文明的弊端和缺陷的同时，应当保证资源的循环利用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8]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党全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产业转型的地方实践》一书遵循和体现了国家顶层设计理念思想，书中系统的梳理了国内外工业园区产业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同时以翔实的案例资料“深描”了苏南④七个工业园区产业转型的制度设置、生态转型的技术路径以及社会逻辑，尝试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园区转型之路。从方法论上来看，该部分是以质性研究为主，量化研究为辅，通过实地调研和深入访谈，获取大量工业园区产业转型、环境治理等方面的一手数据，同时注重对统计年鉴、二手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挖掘，以充实本书的论据。在案例选择方面，尽可能的关注到不同类型的工业园区，使得文章中的分析更具有张力。

产业结构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应当是一个相辅相成，合作共赢的过程。洪大用教授指出，环境问题背景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应当具有科学的内涵，应该是我们反思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而做出的自主的、合理的选择。[9]正如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言，“社会学如果无助于社会的改善，那么他就毫无价值”。[10]传统工业园区产业结构失衡、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究其原因，其污染的深层逻辑在于工业园区的设置迎合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需求与政绩需求，在“GDP”至上思路的影响下，地方政府“重发展、轻污染”也就不难理解了。《产业转型的地方实践》一书，为推进苏南工业园区生态转型提出了详细的政策建议⑤。可以说这些对策建议均是在实地研究中形成的，体现了年轻一代的社会学者深入田野的朴实学风。故而，该书一经出版，便受到了学术界诸多同仁的肯定和鼓励，称其为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一本有深度、有价值的著作。

四、结论与讨论：如何破解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二元悖论

《产业转型的地方实践》一书中提到，西方发达国家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呈现出先提高后降低的趋势，即存在着一条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但中国实践显示，目前我们国家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目前的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新的界定，即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我们近期仍需要继续推进工业化。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提高，污染总量较难出现绝对值的下降。这就引发的笔者的思考，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究竟应该何者先行？这似乎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工业园区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有助于区域人口的脱贫致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另一方面，过度的、粗放式的发展方式会使得区域环境恶化，容易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进而影响社会稳定。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其投入大、见效慢。在当下官员追求政绩的“压力型体制”下较难实现。因此，产业转型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应当加大对工业园区的产业升级力度，建设生态工业园区⑥。在其施政过程中不应一味的追求GDP，若如此，最终会陷入“政绩跑步机”的怪圈。政府应当以中央生态文明战略理念和美丽中国生态思想为精神指引，不断强化环保意识，落实环保实践，在工业园区产业升级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探索出工业园区走向循环经济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科学道路。笔者认为，这也是本书写作的意义之所在。

注释：

①日本的“四大公害病”是指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由工业无人而引发的水俣病、第二次水俣病、四日市哮喘、痛痛病。

②“生产跑步机”是美国学者施耐伯格在1980年提出的概念，意涵在于借用“生产跑步机”和“消费跑步机的比喻阐释资本主义经济扩展的原理”两者互相推动和循环最终导致环境危机的发生。经济增长需要“生产跑步机”不断运转，同时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不停歇，循环往复，最终造成严重的环境后果。

③参见陈阿江教授及其团队著作《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癌症村”调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城市生活垃圾处置的困境与出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④苏南是一个地理范畴的概念，是指位于我国长江三角洲，包括南京、无锡、常州、镇江五市，总面积2.8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区域。

⑤科学规划、创新体系、技术驱动、政府扶持、企业参与、集约用能、森林碳汇、宣传教育。

⑥生态工业园区有别于传统工业园区，即第一代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第二代高新技术开发区。

参考文献：

[1]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9，（2）.

[2]中华环保联合会.关于我国部分工业园区环境问题的调查报告[EB/OL].2011-10-24.http：//www.ccin.com.cn/ccin/4123/4126/.

[3]卢春天.美欧环境社会学理论比较分析与展望[J].学习与探索，2017，（7）.

[4]郑杭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J].江苏社会科学，2009，（5）.

[5]洪大用.理论自觉与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3）.

[6]任克强等.产业转型的地方实践—苏南工业园区的生态文明建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7]任克强.政绩跑步机：关于环境问题的一個解释框架[J].南京社会科学，2017，（6）.

[8]姬振海.生态文明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9]洪大用.关于中国环境问题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考[J].探索与争鸣，2013，（10）.

[10]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责任编辑：辉龙）

作者：高新宇

探究我国经济两难的出路论文篇3：

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媒体产业研究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数字经济时代已经逐步到来。就当前数字信息技术发展现状，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现状来看，我国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整体水平。而借助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国也逐渐进入全媒体时代。面对不断出现的新媒体产业，既要抓住当前信息化发展时代下的机遇，也要针对新媒体发展过程中要面临的问题与风险，做好应对措施。为此，对数字经济时代条件下的新媒体产业发展现状进行粗略的探究，以期能够有助于新媒体产业快速稳定发展。

关键词：数字经济时代；新媒体产业；网络技术

自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网络技术传入我国，经历了不到三十年的发展时间，却在根本上改变了人民日常生活。由于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普及，铺天盖地的新媒体、自媒体都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中，不但给当前传统媒体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而且也逼迫着新媒体自身要不断发展、不断进化，以迎合市场不断发展的客户需求。笔者通过自身从业经验及理解，根据当前数字经济时代条件下新媒体的发展现状、赢利模式，对如何通过与传统模式进行强强联合寻求共同的出路等进行解析，并就当前新媒体如何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数字经济时代新媒体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信息泛滥，同质化现象严重

随着信息技术的全面快速发展，我国“跑步”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全面到来，其信息数量多、传播渠道广、传播速度快等特点也开始逐漸进入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中。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各种新媒体也逐渐浮出水面，为了迎合不同消费者的兴趣需求，各种微博、公众号、营销号甚至网络自媒体都充斥着整个行业。从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上来看，新媒体确实正在以令人惊讶的成长速度在前进，但是当前新媒体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其中，同质化现象严重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较为突出的问题。尽管新媒体在当前数字经济时代中比比皆是，但是我们将同个类型的新媒体放在一起横向对比就会发现，由于新媒体的发展过于迅速，缺乏本质创新，往往存在着严重的同质化问题，甚至很多人都会感觉同一个新闻在不同的媒体中看到十几遍甚至几十遍。也就是说，媒体变多了，内容却增加得很少，这是当前同质化严重的一个重要的表现。这也是当前新媒体的发展对于媒体的本质认识不清晰，盲目扩张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二）缺乏合理的监督管理机制，盈利模式尚不成熟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往往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由于一些新媒体仅仅依靠概念就进行融资发展，没有做好长远的发展规划，更是缺乏监督管理机制的约束，在发展过程中为了提高自己的经济价值以及知名度，往往会选择一些较为低俗但是能够吸引人眼球的新闻作为其营销的策略，其中甚至还包含着一些色情以及暴力、不道德的成分。类似事件的发生除了缺乏合理的内部监督管理机制以外，更多的是社会责任的缺失，这些新媒体为了自身的发展以及经济效益，没有考虑社会综合影响就进行低俗信息传播，对于社会大环境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另外，由于一些新媒体的主要目标是青少年，而这些不良的视频、图片以及文字信息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青年的健康发育，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亵渎。

（三）媒体技术应用水平低，成熟度较差

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新媒体发展起步晚，发展时间也较短，特别是在一些发展理念上与当前社会具体需要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除此之外，新媒体的发展在技术成熟度上也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根据笔者的调查了解，当前我国新媒体大部分都分布于传统互联网上，而互联网的发展就限制了新媒体的发展。尽管我国的互联网覆盖面积越来越大，但是依然不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新媒体发展速度，所以这样资源与媒体发展不匹配的技术性问题还尽快解决。

二、数字经济时代新媒体产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困境及相应对策

（一）数字经济时代新媒体发展面临困境的外部原因及相应对策

数字经济时代条件下，我国新媒体的发展主要面临着内部困境以及外部困境，其中，外部困境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各种新媒体面临同台竞技的场面，增加了我国新媒体建设的压力，再加上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处于一个相对不稳定的状态，这也会制约我国新媒体在数字经济条件下的发展。

其二，国家政策调控的影响。工信部、广电总局以及文化部门等共同对新媒体的发展进行了严格的限定，目的是为了控制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对于社会阴暗面的宣扬与影响。但是，由于控制过程中存在一些矛盾，而新媒体为了自身的发展又不得不破坏这些矛盾，从而造成新媒体进入了发展的两难境地。

（二）数字经济时代新媒体发展面临困境的内部原因及相应对策

数字经济时代新媒体发展面临困境的内部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

其一，宽带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影响由于新媒体的发展依赖于网络，所以离开网络的建设水平就谈不上新媒体建设水平。

其二，消费习惯问题。由于中国消费者已经习惯了低成本获取媒体资讯的习惯，所以如何转变国民的消费习惯，提高新媒体收入也是一个较为困难的问题。

其三，商业模式问题。尽管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我国的新媒体发展迅速，无论是从规模还是数量上发展速度都十分惊人，但是经过调查笔者发现，只有很少的新媒体能够顺利实现商业模式的正常运转，究其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全球的新媒体都是以竞争为导向而缺乏合作，这也是当前新媒体内部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其四，内容问题。无论作为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最终还是要落脚于媒体的实际内容。然而当前许多新媒体为了自身发展，只会使用简单低俗的内容吸引消费者的目光，却缺乏原创性以及丰富性，这样的商业模式是不会走太远的。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