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税务研讨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本报讯(记者米太平)1月7日下午，國家税务总局召开税务绩效管理跨界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界人士、媒体代表和部分省市税务部门负责人，评估税务绩效管理推行情况，征求对“2018年税务系统绩效管理6.0版”的意见建议。
第一篇：税务研讨论文范文
研讨式教学实践中对本科生研讨行为的调查研究
摘 要：对中国矿业大学安全工程学院2012级和2013级本科生的“矿井通风”课程中运用了研讨式教学法。采用课堂实践和问卷调查，对本科生在研讨式教学实践中的活动组织、报告小组研讨学习、课堂报告与讨论等各阶段的行为进行了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掌握了学生在研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和收获等。本科生研讨行为的调查研究结果，为进一步优化研讨式教学活动、提升研讨式教学效果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键词：研讨式教学法;研讨行为;问卷调查;矿井通风
“矿井通风”课程是安全工程专业的主干核心课程，其教学目标是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掌握矿井通风的基本规律和原理，并具备从事矿井通风科研、设计和管理的能力。其中，学生的科研和设计能力的培养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只有在学生结合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并与教师、其他学生进行思想碰撞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培养形成。然而，在过去的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多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如“一言堂”“满堂灌”教学方式，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少想象、表达、思考和质疑的机会，极大限制了对学生科研和设计能力的培养。因此，非常有必要对“矿井通风”课程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
目前，很多授课教师针对“矿井通风”課程开展了教学改革，提出并实施了诸如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1]、组合式教学策略[2]、项目导向教学法[3]、理实一体化教学法[4]和研讨式教学法[5]等多种教学策略，有效提升了教学效果。其中，研讨式教学法是培养学生科研和设计能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极为有效的教学方法。研讨式教学主要围绕“研”和“讨”两个方面开展，是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其中研究是指学生对所要学习的内容进行自我了解、分析、把握的过程，讨论就是指学生在学习中将自己的认识结果进行交流，并由此形成共同倾向性的过程[6]。在开展研讨式教学过程中，研究是讨论的基础，而讨论又是研究得以提高的必要途径，同时在整个研究、讨论的过程中教师则扮演指导、引导以及控制的角色。一般认为，研讨式教学法以郭汉民教授提出的“五步”教学法为典型，即“指导选题”“独立探索”“小组交流”“大班讲评”和“总结提高”[7]。
从2015年起，中国矿业大学安全工程专业的“矿井通风”课程教学中开始采用研讨式教学法，其实施步骤为：教师布置研讨题目;学生查阅文献资料，探索研讨内容;学生分组讨论，撰写汇报课件;教师查阅课件，提出修改建议;小组自选代表汇报;师生课堂讨论;综合考核成绩[8]。在研讨式教学实践中，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了提高，并展现出了浓厚的学习兴趣。虽然研讨式教学法在矿井通风课程授课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总体来看，研讨式教学法的理论优势并未完全转化为现实效果，研讨式教学效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笔者开展了问卷调查工作，基于统计结果研究了本科生的研讨学习行为，以期为优化研讨式教学活动、进一步提升研讨式教学效果提供依据。
一、研讨式教学的问卷调查及结果分析
(一)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
2015年至今，研讨式教学法已在安全工程专业2012级和2013级本科生的“矿井通风”课程教学中进行了应用，因此问卷调查的对象为安全工程专业2012级和2013级的全体本科生，分别发放调查问卷157份和149份，回收有效问卷145份和125份，有效问卷综合回收率为88%。笔者在调查问卷中设置的题目主要包括研讨教学活动的组织、报告小组的研讨活动、课堂报告与讨论、遇到的困难与主要的收获等内容，分为封闭式题目和开放式题目两大类。调查问卷为无记名问卷，以保证真实反映学生在研讨式教学活动中的情况和意见。
(二)研讨式教学活动的组织
1.小组的组合模式和合理人数。小组是开展研讨式教学活动的主要单元，可分为报告小组和听众小组。报告小组承担着课前阶段的小组内部研究与讨论、撰写报告PPT和课堂阶段的小组汇报、组间交流与讨论等重要任务;听众小组在课堂报告后，共同参与课堂讨论。全班所有的小组轮流作为报告小组进行课堂报告。小组人数合理、关系融洽且能够相互督促和启发，是提升研讨教学效果的重要保障。
在开展研讨式教学实践中，笔者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分组，每组人数控制在3—5人。在小组的人员关系结构方面，调查结果表明同宿舍的舍友和关系较好的朋友是最受欢迎的两种组合模式，其主要原因是小组内部关系融洽，且平时在一起的时间较长，便于开展讨论。但这两种组合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如调查发现：如果小组内所有成员的学习基础一般或较差，大家对资料学习和研究的程度都不够深入，导致小组内部的讨论停留在较低水平，难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在小组人数方面，若人数较少，则每个成员承担的任务繁重，能够有效开展讨论的时间有限;但若小组人数太多，则往往出现人浮于事的现象，也导致部分学生的学习效果不佳。调查结果表明，43.3%的学生认为小组全组人数设置为4人最佳，21.7%和24.1%的学生则分别认为小组合理人数应为3人和5人。
2.小组完成研讨题目的数量。“矿井通风”课程的总课时量为40课时，其中每周3次课，共6课时。在面向2012级学生的教学中，采用研讨式教学法共授课10课时。在首次上课时，向学生共布置了5个研讨主题，要求所有小组完成所有题目的研究与讨论任务，并撰写报告PPT;在相应时间的课堂上，随机挑选2～3个小组作为报告小组进行课堂报告，并在每一组报告后开展课堂讨论。所有小组完成所有研讨题目的优点是：所有小组都开展了资料查阅、学习和小组内讨论，一方面学习了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在课堂研讨时可以更深入地参与讨论。然而，在调查中发现该种模式也存在一些客观问题，如每组须要完成的研讨题目过多，造成完成每个题目的时间相对较少，导致资料学习和小组讨论不深入、不充分，完成质量不高。
在面向2013级学生的教学中，共有16课时采用了研讨式教学法。结合2012级学生反映的问题，在给2013级学生布置研讨题目时进行了优化：在首次上课时，向学生发布了14个研讨主题;课后，每组选择3个最感兴趣的题目，教师根据学生的选题情况进行统筹安排，分配给每个小组2个题目;学生根据分配的研讨题目，开展资料查阅、小组研究和讨论、撰写报告PPT，并在相应时间进行课堂报告，之后开展所有小组参加的课堂讨论;对于听众小组，要求学生查阅资料，开展一定的预习工作。每个小组完成2个题目的优点是：对分配给本组的研讨题目，学生开展研讨学习的时间充足，可进行深入的学习和小组讨论。然而，根据课堂实践和问卷调查，笔者也发现了该模式存在的问题：听众小组的部分学生自律性较差，未开展预习工作而导致不能有效参与到课堂讨论中。
(三)报告小组组内的研讨行为
报告小组组内的研讨行为主要包括资料查阅与学习、知识凝练及制作PPT、小组内部讨论与PPT汇总，这是研讨教学活动极为重要的步骤，也是决定研讨式教学效果的重要基础。
1.资料查阅与学习。在确定研讨题目并进行小组内部分工后，各成员需进行资料查阅和学习。学生查阅资料所用时间的分布见图1。由图1可知，查阅资料时间超过4h的学生占43.7%，而超过6h的学生仅占14.1%。此外，在对资料的研究程度方面，有7.4%的学生只是简单看一看收集到的资料，有65.6%的学生对资料进行了学习，但学习程度并不够深入，而仅有27.0%的学生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认真阅读和研究，并进行了深入思考。
2.知识凝练及制作PPT 。制作课堂报告PPT，是学生对知识进行凝练和表达的重要过程，是学生学习和研究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学生制作PPT所用时间的分布见图2。由图2可知，76.7%的学生制作PPT所用时间在1-3h之间，所用时间超过3h的学生占17.4%。此外，在PPT制作方式上，有66.9%的学生是在对资料进行学习和研究后，再制作PPT，而有26.9%的学生是边查阅资料边制作PPT，这反映了部分学生未对资料进行深入学习和知识凝练。
3.小组内部讨论和汇总PPT 。小组各组员在完成自己负责的资料查阅与学习、知识凝练及制作PPT后，就需要进一步开展小组内部的研讨和汇总PPT工作。小组内部开展研讨所用時间的分布见图3。由图3可知，小组内部研讨，1～2h的学生最多，占比为37.0%;而有13.3%的学生在小组内部研讨环节所用的时间超过了3h。在汇总PPT方面，经调查发现，有27.8%的学生对本小组汇总后的PPT的所有内容进行了审阅、深入学习和讨论，47.0%的学生在小组内部对PPT进行了审阅和修订，实现了内容的统一协调，而有25.2%的学生只是对各成员的PPT进行简单的汇合，未进行内容审阅和知识学习。
(四)课堂报告与讨论行为
课堂报告是报告小组利用PPT将本组研讨学习的成果展示给听众小组，并承担着向听众小组传授知识的任务;在报告结束后，以报告小组为主，各小组相互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以此开展课堂讨论，促进学生对研讨问题的思考，并加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引导讨论的进行，并在讨论结束后进行点评。
1.课堂报告。课堂报告是报告小组研讨成果的集中展现。课堂实践和调查结果表明，部分报告小组在进行成果展示时，主要以念PPT为主，个人观点表达较少，说明这些小组对研讨成果的掌握还未做到融会贯通。此外，对2012级学生来说，由于每个研讨题目的报告小组是在课堂上随机指定的，因此不同学生对进行课堂报告的意愿是不同的。调查结果表明，有48.3%的学生愿意在课堂上进行成果报告，而在这些学生中，近1/3的学生愿意主动报告，说明这些学生对本组的研讨成果满意且掌握牢固，对参与研讨的积极性高。在不愿意进行课堂报告的学生中，有48.4%的学生是因为性格内向，不好意思在课堂上报告。
2.课堂讨论。课堂报告之后的讨论环节，是学生进行思想碰撞、加深对知识理解的重要环节。在这方面，学生表现的差异性较大。根据2013级学生提问和回答问题的统计情况，约有10%的学生参与讨论的次数在10次以上，有55%的学生参与次数为4～9次，而有35%的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较低，参与次数在4次以下。另外，根据课堂教学实践，约有1/3的讨论属于高质量讨论，即学生提出的问题可以引导其他学生进行深入思考，或回答问题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让人眼前一亮。
二、学生遇到的困难与主要收获
(一)学生在研讨式教学中遇到的主要困难
我国几乎所有的学生从小学开始就是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式中学习的，他们参与研讨学习活动少，因此在短时间内难以很好地适应研讨式教学法。笔者通过对本科生研讨行为的调查研究，发现学生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习惯于在书本知识体系下学习新知识，而不习惯从搜集的呈现碎片化的资料中学习新知识;习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对自我探索知识、参与研讨的意愿不强、积极性不高。
由于很多学生还不适应研讨式教学法，导致他们的研讨能力较弱，在研讨学习活动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根据调查结果，遇到的困难主要有：对资料收集的途径了解少，资料收集效率低，且有时收集不到所需的资料;知识储备不够，对很多资料内容不理解，导致知识学习与凝练进度缓慢;缺乏PPT制作技巧，难以很好地支撑报告内容;在课堂报告环节，不能完全讲出所想表达的内容，且难以做到层次分明，重点突出。
(二)学生在研讨式教学中的主要收获
虽然学生还不适应研讨式教学法，在研讨学习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调查结果表明，只要经历了自主探索知识和讨论的过程，学生的能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收获。
在检索文献、鉴别资料方面得到了极大锻炼，提升了自主学习能力，可以准确地把握主干知识;得到了在讲台上进行报告展示的机会，锻炼了表达能力(文字表达和口头表达)、交流能力、临场应变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提高了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了创新能力，强化了对矿井通风知识的掌握和理解，基本能够做到举一反三;学习了更多关于通风工程的内容，特别是书本外的知识，拓宽了知识面和视野。
大部分学生认为，上述方面的收获对自己以后的面试、工作或研究生阶段的学术研究均有很大的帮助，并希望有更多的课程采用研讨式教学法进行授课。
研讨式教学法是一种将学生的学习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探究、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有效方法。文章在“矿井通风”课程研讨式教学实践基础上，以中国矿业大学安全工程专业2012级和2013级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无记名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了学生在研讨式教学活动组织、报告小组研讨学习、课堂报告与讨论等各阶段的研讨行为及其分布特性，并基于统计结果掌握了学生在研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主要收获等。调查研究结果，为进一步优化研讨式教学活动、提升研讨式教学效果提供了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1]王洪粱，沈斌，刘新蕾等.矿井通风三位一体式教学模式研究[J].价值工程，2013，(34).
[2]王兵建，南华.“矿井通风”组合式教学探索[J]. 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6，(9).
[3]普义，邱阳，王育军等.矿井通风课程项目导向教学设计与实践[J].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校报，2011，(4).
[4]杜凌云，黄成麟，鲁辉虎.基于教学矿井“矿井通风”理实一体化教学改革[J].煤矿安全，2015，(4).
[5]戚绪尧，王德明.“矿井通风与安全”研讨式教学法设计与实践[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6，(1).
[6]吕梁，赵晓杰.关于研讨式教学的哲学话语[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2，(4).
[7]郭汉民.探索研讨式教学的若干思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2).
[8]康建宏，周福宝.“矿井通风”互动研讨式教学方法与教学实践[J]. 煤炭高等教育，2016，(1).
作者：刘应科 刘贞堂 周福宝
第二篇：税总召开研讨会 筹备推出税务绩效管理6.0版
本报讯(记者 米太平)1月7日下午，國家税务总局召开税务绩效管理跨界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界人士、媒体代表和部分省市税务部门负责人，评估税务绩效管理推行情况，征求对“2018年税务系统绩效管理6.0版”的意见建议。
据了解，2014年是税务系统“绩效启动年”，建立制度框架，上线运行绩效管理信息系统，对总局司局、省税务局试行绩效管理并向下延伸;2015年是“绩效推进年”，完善管理制度，优化考评指标体系，实现总局、省局、市局、县局四级联动，建立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格局;2016～2017年是“绩效提升年”，绩效管理体系更加完备、制度机制更加稳健，理论研究更加丰富。
2018年，国税总局将推出经过优化完善的6.0版考评指标。6.0版在理念上迈进了一步，更加突出关键绩效指标，提高对工作质量的评价;同时，紧扣新发展理念，关注不同地区和单位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注重不同指标之间、考评部门与被考评单位之间的协调;此外，在减负上迈进了一步，大大压缩资料报送，推进“双向减负”，促进各层级、各单位把更多精力放在抓落实上。
与会人士表示，推进税务系统绩效管理工作，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顺应时代的发展，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一以贯之”地以绩效管理“指挥棒”引领税收改革发展，确保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精准落地。
第三篇：深入研讨,辨清学理
日前,在暨南大学召开了一场“媒介批评实践、教学与研究圆桌会议”,与会的内地及港澳的专家学者就媒介批评的基本学理问题展开了自由而深入地讨论。讨论所涉及的议题,可以概括为如何把握媒介批评的基本学理问题、如何区分媒介批评的学科边界、如何进一步开展媒介批评等三个方面。
作为新闻传播学的一个新兴领域,媒介批评在我国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与重视:专业刊物的媒介批评专栏不断发表媒介批评文章,推进媒介批评的话语实践与学术研究;新闻传播院系相继开设媒介批评课程,编写媒介批评教材,出版媒介批评专著。但是,由于媒介批评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基本的学理问题仍有待深入探讨。
一、如何把握媒介批评的基本学理问题?
本次讨论所涉及的媒介批评基本学理问题,大体上可区分为四个问题:什么是媒介批评?谁来开展媒介批评?媒介批评要批评什么?媒介批评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尽管这些问题已有不少探讨,但并未达成共识,所以大家仍有兴趣加以讨论。
国内自1995年兴起的媒介批评研究有一种倾向,强调批判性、认为否定的媒介批评才是真正意义或严格意义上的媒介批评。这其实是一种狭义的媒介批评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认为,媒介批评是社会与公众根据自身价值判断所进行的媒介评价活动,这个评价既包括指出媒介的缺点和错误,也包括分析媒介的优点和长处,批评不是只讲错误,讲好处也是大范畴的媒介批评。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董天策教授认为,狭义的媒介批评观不利于媒介批评的长足发展。媒介批评可以是批判性、否定性的,也可以是赞扬性、肯定性的。形象地说,“浇花除草”才是全面意义上的媒介批评。当然,不论是浇花,还是除草,批评者都必须独立地审视媒体,理性地反思媒体。
那么,由谁来开展媒介批评呢?一些论著将媒介批评的主体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专家学者、社会公众、政府机构、媒体自身。郑保卫教授认为,媒介批评的主体应当是社会和公众,政府机构对媒体的评价和媒体行业的自查自律,不应算作是媒介批评。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张小元教授指出,媒介批评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关键在于第三方、独立、理性。在此意义上,媒介批评是一项公民的事业。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赵振祥教授则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指出市场调查、新闻阅评是不是媒介批评,其实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顾名思义,媒介批评的对象自然是媒介。然而,媒介是一个相当笼统的概念。因此,西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张羽副教授强调,要搞清楚批评对象,媒介批评才能有的放矢。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丁柏铨教授认为,媒介批评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对媒体产品的批评,二是对媒体从业者及其活动的批评,三是对媒体本身的批评,四是对媒介文化的批评。董天策教授指出,从中外已有的媒介批评实践来看,媒介批评可分为五个层面:其一是文本层面的媒介产品批评,针对新闻与广告等媒介产品展开;其二是现象层面的媒介现象批评,针对某种带有普遍性的媒介现象展开;其三是行为层面的媒介伦理批评,针对媒介活动中从业人员的传播行为展开;其四是体制层面的媒介体制批评,针对媒介体制问题展开;其五是文化层面的媒介文化批评,针对媒介文化问题展开。
至于媒介批评的理论基础,一些论著认为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胡泳副教授认为,媒介批评的理论基础是庞大的,对于媒介社会、媒介时代的反思与批评,需要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支持。即使媒介批评的核心领域,即对媒介行为的批评,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支持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开展媒介批评,需要从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去寻求理论支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刘洁教授也强调,媒介批评的理论资源背景应该是多元化的,不应局限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
二、如何区分媒介批评的学科边界?
媒介批评的学科边界在哪里?这是本次圆桌会议讨论比较深入的问题。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刘洁教授指出,媒介批评一出现就是个纠结的事物:理论和实践的定位模糊不清;与其他学科理论的跨界和分界不明;公众的回应和学界的认同也有待拷问。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肖燕雄教授认为,媒介批评不要搞成一个大筐,什么都往里装,要与媒介研究、文化研究划分边界。但是,究竟应当如何划清媒介批评与相关领域的边界,却颇费思量。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黄煜教授指出,媒介批评做得深入就成为媒介研究,做得浅显则成为社会批判。要将媒介批评与媒介研究、社会批判区别开来,在实践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杨保军教授指出,研究是事实判断,批评是价值判断,好的批评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媒介批评与媒介研究是有内在联系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陆晔教授认为,媒介批评与其他领域存在着交叉关系,譬如媒介批评与媒介素养就彼此交叉、相互涵盖,很难截然分开。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传播系陈怀林教授认为,从媒介素养到媒介批评,到社会批判,是一个巨大工程,有关研究理应区分层次,同时还应把握其切入点的区别。媒介批评是以价值观导向作为切入点的,媒介批评的本质在于价值评判,这与媒介素养着重媒介教育的本质有所区别。
究竟如何确定媒介批评与其他领域的关系,杨保军教授的见解颇为深刻。他指出,学科划界永远不能一刀两断,关键的问题在于确立典型领域或核心领域。在他看来,媒介批评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对媒介社会、媒介时代的反思,这是宏观层面的媒介批评,涉及到许多人类社會发展的问题,因而这个层面的媒介批评必然是宽泛的,牵涉到哲学、美学、艺术等学科的理论与研究。另一个层面的媒介批评,主要是对媒介行为的批评,包括对新闻行为、传播行为的批评,这个层面的媒介批评既可学术化,又可社会化,这是媒介批评的典型领域或核心领域。在操作策略上,我们可以设定媒介批评的核心区域与过渡区域。媒介批评的核心领域,应该是对媒介行为、新闻行为、传播行为的批评。当然,对于媒介批评的过渡领域,同样可以探讨。因此,没有必要强调学科领域之间的清楚划界。对杨保军教授区分媒介批评的核心领域与过渡领域,胡泳副教授表示赞同,并认为对媒介行为的批评才是我国媒介批评目前应当着力的地方。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强月新教授则认为,媒介批评主要是针对文本,核心领域是对文本的批评,大多数传播理念都是通过文本来体现的,因此,重视对媒介文本的批评,不仅不会削弱媒介批评的品格,反而会使媒介批评具有坚实的基础。
正是考虑到媒介批评与其他领域的关联性,董天策教授认为,在提出“媒介批评”概念、开展媒介批评学术研究之前,作为话语实践的“媒介批评”早已寓存于理论探讨与业务探讨之中。媒介批评不同于业务研究的地方在于:对媒介实践的业务活动充满了理性的反思、剖析与诊断,而不是简单地总结业务经验与教训。媒介批评不同于理论研究的地方在于:一方面是对某些理论原则的捍卫与重申,从而维护媒介实践的专业伦理与专业价值;一方面又是对媒介实践中可能包含了某种理论因素或理论学说的某些问题的及时剖析与阐述,从而为提炼出理论学说奠定基础。因此,媒介批评是一种介于且往返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学术活动,是沟通学界与业界、贯通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与业务研究的有效途径。
三、如何进一步开展媒介批评?
陆晔教授认为,媒介批评的立足点是公民素养、公民社会,在北美和欧洲,媒介批评与媒介素养一样主要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行动。在我国,有些媒介批评的开展存在着悖论。媒介批评要依托媒介本身才能传达到公众,有时媒介批评一旦和媒介利益相冲突,那么,媒介批评就会被媒介扭曲,媒介会重新赋予其意义,而这很可能完全不是媒介批评者的初衷。不过,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与公民社会的培育,媒介批评已逐渐为社会、为媒体所接受。董天策教授认为,媒介批评本质上是话语实践活动,对媒介批评进行理论层面的研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建构媒介批评的理论体系,媒介批评理论也许只能形成一个知识框架,当然,这个知识框架反过来会对媒介批评实践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切实开展丰富多彩的媒介批评,应当是新闻传播学界的当务之急。
丁柏铨教授认为,目前在中国开展媒介批评,正当其时。一方面,媒介日益发达,其重要性日益凸显,现代人越来越离不开媒介以及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另一方面,媒介本身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的确需要开展媒介批评来明辨是非,探讨得失,认清方向。从总体上看,媒介批评还相对薄弱,需要大力加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苏宏元教授指出,我们不可能剔除商业、政治力量对媒介的影响。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两种力量中加入第三方力量,那就是理性,这种理性主要来自公众,他们背后无利益的驱动,加进公众的力量,使之和商业等力量达成博弈局面。
郑保卫教授指出,开展媒介批评,对于规范媒介行为,提升传播质量,培育现代公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如何开展好媒介批评,他提出了七点建议:第一,认识媒介批评的环境和条件;第二,提升公民意识,吸引公众参与,强化公众的批评意识与主体意识;第三,克服媒介批评的玄化、神话、非本土化形象,实现媒介批评的社会化、大众化、经常化;第四,应把媒介批评作为一种实践模式、应用手段和社会性活动,而绝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研究;第五,重点研究媒介批评的实践方式、方法和效果;第六,构建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理论,使媒介批评适应中国新闻实践的需要,适应中国传媒改革的需要,适应社会发展、公民进步的需要;第七,加强对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尤其要提升青少年对媒体的选择能力、识别能力、运用能力和批评能力,当公众掌握这种能力之后,媒介批评的大众化和社会化就能成为现实。
(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南昌大学新闻系讲师)
作者：胡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