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灾难研讨论文

摘要：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和中国作家迟子建的《白雪乌鸦》都是以鼠疫为背景的作品。同为灾难小说，作品中的众多人物面对疫情时展现出不同的状态，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灾难书写。本文探究两部小说对疫情中的众生描写和人性发掘的相同之处，以及两部作品在灾难书写上的不同特色。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道德灾难研讨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道德灾难研讨论文 篇1：

我国中小学灾难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一、灾难教育的意义

灾难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无法回避的现象，对于灾难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兴衰。“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中指出：“教育是减轻灾害计划的中心，知识是减轻灾害成败的关键。”有效的灾难教育(dissaster education)能减轻灾难对人类损害的程度，让我们更加珍惜生活和生命，充分调动人们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和优化生存环境的自觉性和热情；同时灾难教育也是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能有效地提高学生防灾避灾的知识与能力，培养学生的危机意识及可持续发展意识，提升其道德情怀。

中国是世界上灾害多发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在我国开展灾难教育具有无比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与美日等国家相比，我国学校灾难教育的开展明显滞后，2008年的汶川地震再一次提醒我们：灾难教育要从学校教育抓起，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灾难教育势在必行。

二、我国中小学灾难教育存在的问题

1、灾难教育缺乏制度性、系统性

古人云“灾异之生，常出于人之所不意，诚素有其备，虽甚灾不足为忧也。”灾难具有突发性、不可预测性，灾难降临时仅靠“急中生智”与“随机应变”的自我保护是远远不够的，要做到“诚素有其备”，系统的、规范的常态化灾难教育必不可少。然而，我国目前的中小学灾难教育缺乏制度性、系统性，灾难教育完全被边缘化，没被纳入素质教育范畴，一些学校甚至把灾难教育看作是影响升学率的“包袱”，教师在课时上偷工减料，授课中“蜻蜒点水”，少数学校的灾难教育活动仅仅是为应付上级领导检查的应景之作。

汶川大地震中，安县桑枣中学2200多名师生在地震中却无一伤亡，被世人誉为“桑枣奇迹”。这一奇迹源于该校制度化、系统化的灾难教育。自2005年起，桑枣中学每学期都要组织全体师生进行一次突发事件安全疏散演习，演习预案的制定具体细致、周到全面，疏散演习中各班撤离的顺序，逃生的速度、路线，教师的站位甚至指挥口令内容均有明确规定。经过三年的演练，灾难教育内容通过行为细节的反复演练形成了每个学生的行为能力。当大地震发生时，全校师生仅用了1分36秒的时间，便井然有序地全部撤到操场上。

2、灾难教育技术落后，“重知轻练”

灾难教育开展比较成熟的欧美、日本等国家非常注重灾难教育的技术手段，注重灾难教育的多样性、创新性和科技性。我国灾难教育的开展相对缓慢，多数还是停留在“课堂提醒、壁报展览”等这些老套的形式中，缺乏创新和技术含量。在课堂上，教师的灾难教育教学模式单一，照本宣科，缺乏最基本的课堂师生互动。

灾难教育要取得好的效果，一个重要的议题是要把各项教育措施落实到每个学生个人层面。灾难教育中教师不仅要为学生提供知识和信息，还要鼓励学生自我教育，了解灾害危险性，收集减灾情报，增强灾害意识，并躬身实践，掌握一定的应对灾难问题的实际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我国现行的学科教学主要关注学生认知目标的达成。注重对系统学科知识的掌握，忽视应对灾难的技能训练，没有学以致用，“重知轻练”的现象依旧突出。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曾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天津、山东、福建、河南、吉林、陕西、甘肃、四川等8省市学校灾难教育的开展情况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16640份，访谈1176人，38.1％的教师报告学校从未开展过灾害预防演习活动；55.6％的中小学生从未参加过学校组织的灾害预防演习。

3、灾难教育缺乏学科整合，灾难教育雷同化

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关于灾害的知识点，都是散见于各科教科书中，每一个知识点都是孤立的、割裂的、缺乏有机的联系；学校各分支学科也是在自己的学科领域中授课，学科之间缺少必要的整合性，没有形成体系。

学校灾难教育也是千篇一律地围绕地震、火灾等开展，灾难教育的雷同化现象突出，甚至媒体对学校灾难教育的宣传报道，见得最多的也是学生在模拟火灾中逃生等少数几个镜头。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灾害种类多，因此，灾难教育既要注重共性，又要开展具有地域特色的灾难教育。比如我国西南地区，这里是我国地质灾害多发地区，同时地质灾害具有综合性、衍生性与连锁性的特点，因此这些区域的中小学灾难教育方案要突出本地域特色。

4、把灾难教育等同于生命教育、逃生教育

著名教育学家袁振国说过：“教育的过程是精神享受的过程，是提高生命质量的过程，是体验和提升生命价值的过程，是感悟自由精神的过程。”通过灾难教育，加强对学生的生存教育、死亡教育和挫折教育，让学生充分认识生命的内涵，懂得认识生命、欣赏生命、尊重生命进而珍惜生命，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很多教师认为灾难教育就是生命教育，灾难教育的目的就是使青少年在灾难来临时保护生命，及时逃生。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很多学校把灾难教育等同于生命教育、逃生教育。这显然不是灾难教育的全部，是对灾难教育的歪曲。

5、灾难教育的研究滞后，师资培训薄弱

笔者在中国知网和维普网上分别以“灾难教育””为题名或关键词，对近20年间与灾难教育有关的研究论文进行检索，发现有关灾难教育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章仅有十几篇。可以看出，我国对灾难教育尚未予以足够重视。灾难教育理论研究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中小学灾难教育的有效开展。

另外，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我国中小学灾难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此相关的教材开发、师资培训等明显滞后于我国灾难教育的现实需要，特别是灾难教育教师的缺乏、教师缺乏培训等成为制约我国学校灾难教育发展的瓶颈。尤其是在我国的县镇和农村中小学校，教师普遍缺乏灾难教育的知识和技能。

三、我国中小学灾难教育的解决对策

1、建立学校灾难教育的长效机制

灾难教育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灾难教育应该成为持之以恒的常识教育。学校应制定灾难教育的教学目标、指导纲要以及学校灾害防救计划。同时，建立正确的灾难教育教学评价体系，以保证灾难教育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学校的各种灾害演习模拟，应将其作为一项制度来实施。

汶川地震后，教育部曾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学校组织学生和家长收看央视经济频道9月1日播出的《开学第一课》“知识守护生命”节目，倡议全国的中小学学生每年每学期都进行应急避险教育。这种倡议性的通知。由于缺乏相应的约束力，在实践中很容易打折扣。国家应将“倡议内容”以法规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把灾难教育的开展情况纳入学校教学和对领导的考核范围，并加强对中小学灾难教育的监督力度。

2、灾难教育要注重创新性与实践性

东南亚海啸灾难发生几个月后，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发布了一款游戏名为“粮食部队”(Food Force)的视频游戏，游戏背景是名为Sheylan的虚拟岛，此地受到干旱灾

难和战争破坏，数万居民无家可归，迫切需要食品。游戏教育孩子如何在重大人道危机中应对分发食物的挑战。这是联合国组织首次发布的人道主义主题视频游戏，这种寓教于乐的教育形式很容易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学校灾难教育应根据中小学生的心理特点，采取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教育，如教师编辑灾害演示多媒体软件、组织学生编写专题黑板报、观看灾难题材电影、写观后感、参观灾害遗址、参加校外防灾演习活动等都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灾害教育有着深刻的实践性和仿真体验性，应改变过分注重认知目标达成的现状，强化学练结合，学以致用。学校应定期开展紧急疏散、灾害救助、逃生自救及生存训练等方面的应急演练，根据学校所在区域的不同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演练计划和保障措施，并及时对演练活动暴露出的问题和不足进行整改和完善，使演练预案更具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3、整合学科资源。加强校本课程开发

灾难教育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在学校教育中开展灾害教育，应将灾难教育融合到课程计划和教学中，渗透到相应学科的适当章节中。比如物理课中的《重力》教学，可以引入山地滑坡的防灾减灾教学，《惯性》教学中，可以加入车辆驾驶安全相关的内容教学；另外，还可以通过版本优化来组织灾难教育素材，单以小学语文授课为例，目前，人教版、北师大版、上海版、苏教版等多种小语版本并行，其中关于灾难的课文大多不叠合，多个版本优势互补，能更丰富地、多层次地展示灾难教育的内容。

根据我国地域辽阔，灾害频发且地域性明显的特点。学校应加强灾难教育校本课程的开发，根据学校周边存在的各种灾害和危险，编辑具有乡土特色的灾难教育教材。在韩国，各市地都有安全教育教师研究会，他们定期召开研讨会，组织灾难教育教师就学校校本课程的开发等进行切磋交流。

4、在灾难教育中渗透生命教育、道德教育

生命教育是关于人的生活、生命与人生问题的教育，其主要内容是帮助青少年重建对生命的神圣感，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使其协调好生命与生活的关系，正确处理现实中的一些问题。上世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面向二十世纪的教育发展趋势一文中就指出：教会学生生存，灾害危机意识教育是教育学生学会生存的基础性教育工作。在灾难教育中渗透生命教育，是灾难教育的应有之义。教师在灾难教育中应有意识地进行生命教育，让学生从小知晓生命的可贵、意义和价值，懂得如何热爱生命，提高生命质量，促进学生的身心和谐发展，为学生的终身幸福奠定基础。

其次。灾难教育不仅培养学生灾害哲学意识、灾害心理意识、灾害思想意识，还可以唤起学生内心深处的责任感、正义感，团队精神与爱国心。每一次灾难都是一堂道德教育课，教师应善于从灾难中挖掘道德教育素材，引导学生感悟真善美和灾难中展现的伟大民族精神，像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到的多难兴邦，地震中的感人故事都可以成为教师进行道德教育的活材料。

5、加强灾难教育研究，提升教师灾难教育素养

学校灾难教育的开展离不开灾难教育理论研究的支持，为促进我国灾难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国家应全面调研和分析我国学校灾难教育培训的现状与问题，研究有关法规政策和“发展瓶颈”，规范和完善相应的学校灾难教育制度。针对目前灾难教育研究不足的现状，举办国家级、省级等不同级别的灾难教育研讨会、设立各级灾难教育研究会，在相关学术杂志中开始灾难教育专栏等都是积极可行的举措。

灾害教育课程目标能否实现，最终要落实在教师身上，取决于教师的灾害教育理论素养和教学能力。国家应该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根据我国的国情，在大学中开设灾难教育专业，为国家培养急需的灾难教育人才；同时，对学校中的灾难教育教师进行在职培训，并将培训内容纳入教师的评价体系和学校领导的考核范畴。

责任编辑：孙晓雯

作者：王　波

道德灾难研讨论文 篇2：

《鼠疫》与《白雪乌鸦》中的灾难书写

摘 要：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和中国作家迟子建的《白雪乌鸦》都是以鼠疫为背景的作品。同为灾难小说，作品中的众多人物面对疫情时展现出不同的状态，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灾难书写。本文探究两部小说对疫情中的众生描写和人性发掘的相同之处，以及两部作品在灾难书写上的不同特色。

关键词：《鼠疫》 《白雪乌鸦》 灾难书写

人在强大的自然面前往往是弱小的，尤其是在面对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瘟疫时，处在不同环境、地位的人往往有不同的表现。灾难中的众生百态、对灾难的反思等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话题，形成了文学创作中较具特色的灾难书写。加缪的《鼠疫》和迟子建的《白雪乌鸦》都是以鼠疫为背景进行的文学创作，《鼠疫》的故事发生在一座名为奥兰的城市，小说重点描写了以里厄医生为首的人们始终没有放弃抗击疫情的信念，最终击退鼠疫的故事；而《白雪乌鸦》则以哈尔滨老城傅家甸为背景，重点讲述了1910年冬天因鼠疫而处于灾难之中的底层人民的艰苦求生。

一、疫情中的众生百态临摹

加缪认为世界充满了荒谬，并强调以反抗面对荒谬，“他对世界荒诞的认识是与其反抗哲学联系在一起的”a。《鼠疫》是一部众生反抗荒谬的作品，加缪在其中着力塑造了一群抗击鼠疫的普通人物。里厄醫生便是反抗精神的代表，他的表现与相关部门的消极怠工形成了对比。里厄医生主动站出来带领大家对抗鼠疫，尽管一再失败，他依然坚定必胜的信念。志愿者塔鲁是加缪笔下另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正面角色，他建立了卫生防疫志愿组织，和里厄医生共同抗击鼠疫。里厄医生和塔鲁是《鼠疫》中最具反抗精神的两个角色，但不同的是里厄医生的反抗是出于救死扶伤的本职，他从不认为自己是英雄，而塔鲁的反抗则带有圣人色彩，他希望成为圣人，但最终发现“人只能达到接近圣人的水平”b。尽管他们的出发点不同，但最终都实现了对鼠疫的反抗。

在《白雪乌鸦》中，面对突如其来的鼠疫，有人选择直面死神的威胁，以强大的意念坚持对鼠疫的抗击，坚信平静生活的恢复。医生伍连德便是这样一位坚守着爱的角色，疫情初期，他毅然抛下妻儿奔赴鼠疫重灾区，而后面对愈演愈烈的疫情，他不顾当时的道德伦理，选择焚尸，伍连德医生的积极反抗是出于对世人的爱与医生本职的责任感。卑微可怜的王春申在鼠疫爆发之后一改往日的卑微姿态，主动加入抬埋队，他的举动既是对无情灾难的反抗，也是对悲惨过去的反抗。迟子建向来偏爱展现女性的美好与善良，《白雪乌鸦》也不例外：鼠疫夺走了于晴秀的幸福，却没有夺走她直面苦难的勇气；重情重义的陈雪卿借发散糖果来鼓舞人心；谢尼科娃以歌唱的方式号召大家为鼠疫捐款；命途多舛的翟芳桂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迟子建笔下这些善良、美好的女性用坚强、乐观与不服输的信念反抗灾难。

面对灾难，积极反抗与躲避抗争的人共存。《鼠疫》中，面对鼠疫，多数人最初都选择逃避：医师公会主席里夏尔以自己无权为由，拒绝采取里厄医生提出的隔离措施；报纸的报道仅针对地面上的死老鼠，而屋里的死人却只字不提；政府消极怠工，甚至一度为了安心而甘愿认为这不是鼠疫，他们以逃避的行为换取内心的安宁。还有一部分人在灾难中乘机作恶，小说的开篇提到逃犯科塔尔因害怕被拘捕而自杀未遂，鼠疫于其他人而言是一场灾难，而对科塔尔来讲却是一把保护伞，他在伞下肆意妄为、得意快活。鼠疫退去后，他又变成了那个惶恐不安的可怜人，他发疯似的向人群射击，最终没有逃脱被拘捕的命运。加缪借笔下的科塔尔一角揭露了人性之恶，这种险恶远超于灾难本身带来的恐惧，灾难终会告一段落，但恶人始终是活在群体之中的。

《白雪乌鸦》中的人性之恶主要体现在粮栈主人纪永和以及太监翟役生两个角色上。纪永和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商人，他听信算命先生的话“娶”了妓女翟芳桂为妻子，却又并非真心待她，只是一心想靠她赚钱。鼠疫期间，他将视财如命的个性发挥到极致。在他眼里，粮食是银子，妻子可以被典卖。直至死亡，他都惦记着粮仓中的粮食。迟子建将他塑造成一个极度贪婪、自私的形象。太监翟役生从小被送入宫中，屈辱了半辈子，出宫后他依旧是个可怜又可恨的人。他自以为聪明的举报行为换来的是金兰母子双亡，失去心上人的他便盼望着傅家甸人死光，“他认定这世界就是坏人的天下，好人永远没有舒心日子过”c。他用内心的憎恨轻贱自己和这个世界。纪永和与翟役生都是小说中人性之恶的典型代表，一个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另一个既贪婪又喜欢鉴赏别人的痛苦。生活这面镜子反射出人性的阴暗与自私自利，而灾难这支放大镜又将其无限扩大。

二、以美好的人性对抗灾难

加缪和迟子建虽然不是同时代的作家，二者在创作理念、创作特色、价值立场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在进行灾难书写时，两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相信美好人性的力量可以战胜灾难。

两部作品都塑造了鼠疫中“脊梁式”的人物——医生，努力凸显这些人物身上恪守职责、认真负责的品质，彰显其人性光辉。《鼠疫》中的里厄医生不被世人理解，但他不惜被骂也要将病人送去隔离，对鼠疫进行坚决反抗。他对“实事求是”理念的恪守追求使他看起来是冷酷的，但他也有普通人的感情。在眼睁睁地目睹了共同奋斗的好友塔鲁因鼠疫而死去之后，他会“流出无能为力的眼泪”d；得知妻子的离世，他似乎一早就预料到“痛苦并不是意外的事”e。里厄医生在加缪笔下被塑造成一个抗疫领袖而非圣人，他认为用“拯救人类”来形容自己是言过其实的，他“关心的是人的健康，首先是人的健康”f。作者借此揭示了一名医生最应该具备的品质。

同样是医生的角色，《白雪乌鸦》通过对比的方式塑造了伍连德医生的光辉形象。趁火打劫、索要大量抚恤金的谢天宝，固执己见、坚持错误判断的哈夫肯，热爱医学却又爱摆老资格的迈尼斯，这些人物与无私负责的伍连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伍连德身上体现出了职业性的科学与理性，但又不乏动人的感性。得知自己的合理抗疫举措导致了秦八碗的殉葬，他会特意叫来烧酒吊唁；梦见妻儿后，他会“渴望此时能出现一条天路，让他瞬间踏进天津的家门”g；徐中医死后，他难过得吃不下，“碗里剩下的面，看上去像一团乱麻”h。小说中，他的内心独白展现了一位既有职业操守，又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医生形象。

两部小说都塑造了以歌报痛的“小”人物，以此呈现人性的善良。《鼠疫》中的记者朗贝尔因鼠疫而未能及时出城，他想尽一切办法离开无果后，便加入志愿组织，为这座本和他关系不大的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对抗鼠疫的集体氛围中，实现了与个人主义的反抗。政府办事员格朗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贫穷限制了他的生活，却没有限制他的想象力，他工作之余一直坚持内心的文学梦，鼠疫爆发之后也加入志愿组织贡献力量。朗贝尔和格朗都是不太幸运的“小”人物，一个因意外而卷入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另一个似乎始终没有被生活优待过，但他们却能够始终保持着内心中“固执”的善良，以个人微薄的力量对抗灾难。作品中逐渐庞大的反抗队伍揭示了“孤独反抗”向“共同反抗”的升华。

《白雪乌鸦》中，傅家甸里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但面对鼠疫，他们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反抗。卑微可怜的王春申参加抬埋队，善良勇敢的于晴秀自愿制作防护口罩，热情乐观的胖嫂制作口罩之余还要照顾身边的人，豪爽大气的傅百川为百姓倾尽财物，胸怀大义的翟芳桂放弃高价出售大豆而帮助民族企业……迟子建笔下这些鲜活的人物虽然平凡却都忠于内心的善良，无情的灾难并没有夺走他们内心的情义。迟子建通过对形形色色“小”人物的塑造构建了灾难书写中的“崇高之美”。尽管他们只是悲惨的“小”人物，但他们的善良足以点亮世界的黑暗。

两部小说还对亲情这一古老的主题进行了书写，以此表现人性的美好。《鼠疫》中，里厄的母亲十分低调，说话简洁又睿智，她“无须思考就能弄懂一切”i，她是里厄医生抗击鼠疫的“精神领袖”。小说中母子之间的互动所占篇幅并不多，但作家寥寥几笔就能将灾难之中的亲情无限放大。《白雪乌鸦》里的秦八碗是大孝子，鼠疫封城使自然死亡的母亲无法落叶归根，秦八碗怕母亲孤独便剖腹而去。在大肆蔓延的鼠疫中，活下去变得十分艰难，秦八碗本来是可以逃过“死神的镰刀”活下去的，但他却为了心中的孝道放弃了生命。无论是里厄医生母子的对话描述，还是秦八碗母子的背景叙述，两位作者都对灾难之下的母子亲情进行了感人的描绘。

三、呈现灾难的两种写法

两部小说虽然都以鼠疫带来的灾难为书写对象，都呈现了鼠疫之下的众生相，并主张以美好的人性对抗灾难，但是两部作品在叙述的情感基调与对灾难的思考方面存在着区别，从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灾难书写方法。

加缪的作品始终围绕“荒诞”这一主题，他认为人与世界都是荒诞的，而荒诞本身的存在也要依附于人与世界，加缪从这样的理念出发形成了其著名的荒诞哲学。首先，加缪塑造了一个荒诞的世界，他虚构了一座奥兰城，这座城市在他开篇的介绍里是普通、丑陋且平静的。鼠疫击碎了一切，奥兰城被封，这座城市中的人从独立个体逐渐融为一体，休戚相关。加缪对奥兰城的塑造与他当时的经历有关，“二战”期间，他在法国南部的山区疗养，饱受思念家人的痛苦，同时还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因此他選择用鼠疫隐喻战争，用奥兰城隐喻当时人们的处境，用荒诞书写这个世界。其次，基于这个荒诞的世界，他塑造了一系列“荒诞”的角色，但他又清晰地意识到人不能妥协于荒诞，因此他又赋予角色“反抗荒诞”的力量。如严格追求“实事求是”的理念以至于有些冷酷的里厄医生、一直想离开但是最终留下来抗争的朗贝尔，还有虽然屡遭不幸但对生活充满热爱的格朗……加缪通过对每一个角色的多角度刻画，构建了他笔下的荒诞世界。同时，他提出的直面荒诞的反抗行为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最后，小说的结局也极具荒诞色彩。突如其来的鼠疫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人们在里厄医生等人用生命抗争而换来的解放夜燃起了烟花。里厄医生走在人群中，他清醒地知道鼠疫不会永久消失，人类在面对灾难时也不可能取得永久性的胜利。作者借哮喘病人之口告诉我们：“鼠疫就是生活。”人性的光辉和自私在鼠疫的映射下展露无遗，且被放大，鼠疫的结束似乎又将这些隐藏起来，街上的行人“亲如一家”，人们恢复往日模样的同时又遗忘了很多。

迟子建向来是以“温情”著称的作家，她的创作风格自成一派。她擅长透过温暖的笔触描绘出人世间的真情，她始终坚持发掘苦难中人性温暖点亮的微微星光。与加缪对每个角色的多角度刻画不同，迟子建对温情的展现并非单纯体现在每一个角色的多角度构建上，而是通过日常的平凡小事来体现。王春申的“三铺炕”客栈名字的由来，吴芬与金兰之间的恩怨，翟役生是怎样进入宫中做太监的，翟芳桂又是怎样被卖去妓院的，等等，这些小事拼凑出鼠疫之前傅家甸人充满烟火气的平凡日常。鼠疫结束之后，幸存者们在清明节的坟场上和已故亲人进行“对话”；于晴秀把女儿过继给胖嫂，胖嫂照顾刚生产的于晴秀，她们相互扶持、一起生活；清明过后，傅家甸商铺又重现往日生机，王春申与曾经的“敌人”翟役生碰杯，作者通过群像的方式展现了傅家甸的劫后余生。这样温情细腻的写法与故事的背景有关，《白雪乌鸦》以1910年至1911年的东北鼠疫为背景，小说中力挽狂澜的核心人物伍连德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然而迟子建想塑造的并不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她想呈现的“是鼠疫突袭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j。迟子建以特有的体恤给作品设置了一个温情化的结局。人类在经历过灾难之后，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同一件事——回乡。无论是秦八碗母亲渴望落叶归根，还是小说最后一章《回春》中傅家甸人生活回归正轨，迟子建通过对灾难之后人们的描写，告诉读者冬天必定会被春天赶走。《白雪乌鸦》作为一部灾难小说，并不是对百年前灾难的简单重现，而是透过灾难展现人世间的温情，将底层人民之间的温暖真诚地展现给读者。正如陆文虎在《我们期待什么样的灾难文学？》中所说：“我期待有这么一部文学作品，它描写人类的一种困境或者一次灾难，表现人间的爱与温暖，表达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理解。”k《白雪乌鸦》可以称得上是这样一部作品。

结语

“人类发展历史上所经受的每一次巨大灾难，不仅是对人类自身思想、情感、认知系统的一次洗礼，更是对文学艺术的审美精神系统的一种历史性重构。”l灾难书写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了灾难的全貌，避免了口述记忆的不完整的同时，还加深了人类对灾难的认知和记忆。最主要的是，灾难文学通过对灾难事件的重现，启发读者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引导大众在平凡生活中寻找爱与希望，寻找生命的意义。同样是对鼠疫灾难的描写，以虚构城市为背景的《鼠疫》写作极具哲学思想，加缪构建出的荒谬哲学和反抗精神充分体现在他理性的写作风格之中；而以真实鼠疫为背景的《白雪乌鸦》则更偏向温情书写，迟子建用能引起共情的感性笔触，描绘出人间的真情。

a 黎杨全：《加缪的〈鼠疫〉与其“反抗”哲学的悖论》，《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0年第17卷第3期。

bdefi 〔法〕加缪：《局外人·鼠疫》，徐和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2页，第323页，第326页，第264页，第313页。

cghj 迟子建：《白雪乌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0页，第246—247页，第248页，第286页。

k 陆文虎：《我们期待什么样的灾难文学？》，《“抗震文艺与中国精神”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第10页。

l 冯源：《灾难记忆的重现意识》，《当代文坛》2010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 范藻，范潇兮.痛定思痛——灾难文学的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

[2] 王嘉悦.灾难文学的前行方向与意义空间的拓展[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6（1）.

[3] 冯源.灾难记忆的重现意识[J].当代文坛，2010（3）.

作 者： 丁子晏，天津理工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作者：丁子晏

道德灾难研讨论文 篇3：

中国突发灾难治理六十年的演变

摘要：新中国六十年成立60年以来，突发灾难治理取得巨大成果。在突发灾难治理理念方面，树立了“以人为本”的救援理念；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治理理念；重视“缩减、预备、反应、恢复”四阶段并重：由政府独家治理到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治理的转变。在突发灾难治理体系的发展方面，逐步完成了整体危机管理系统、国际合作治理突发灾难体系、治理突发灾难的技术支撑体系、多方参与治理突发灾难的体系的建设。突发灾难治理法律和政策方面，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应急预案体系、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展望未来的突发灾难治理，将坚持以人为本，更重视系统研究和协调，灾难治理机构将趋于常设中心加部门联动的模式，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突发灾难将成为研究的重点之一。

关键词：道德；突发灾难；灾难治理；危机管理；政府管理；社会保障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伴随着经济、社会转型，中国也进入了一个突发灾难频发的时期，且其规模与损害程度也呈上升趋势。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每年因灾害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在4000亿元以上。回顾六十年，在前半期，新中国在突发灾难面前的脆弱让人心痛。进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灾难治理理念的转变，一系列新的制度建立起来，新的政策的指导，新的技术的采用，我国在突发灾难的预防和救援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总体而言，我国对突发灾难的科学治理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灾难治理的制度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应对突发灾难的制度体系的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展望未来中国治理突发灾难研究的新领域和发展的新动向。

一、突发灾难治理理念的变迁

治理理念是引导政府治理突发灾难的灵魂，科学的治理理念对于政府成功治理突发灾难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一)树立了“以人为本”的突发灾难治理理念

突发灾难因其突发性和损害程度的严重性，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危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治理理念以自上而下的管理为主。况且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还处于复苏阶段，各种社会保障体制还未建立和健全，缺乏先进的救援设备。政府应对突发灾难的危机意识淡化，导致在灾难突发之时政府和国民处于一种紧张慌乱的被动状态。在传统政府向现代政府转变的过程中，即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政府力求在灾难的治理过程中，将人民群众的安危作为治理的出发点，保障公民的权益作为首要因素，尤其在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国政府力求按照人民群众满意的方式治理突发灾难，力求将损伤程度降至最低，尤其在灾后恢复阶段，依靠先进的技术，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出台各种社会保障政策，如灾后保险、灾民减免税等，以充满人文关怀的态度治理突发灾难。这种治理理念的兴起也是随着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而变化。

(二)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治理理念

不能讳言，在这60年间，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强调“与天斗、与地斗”，我国在治理江河水患灾难方面也走过不少弯路，但积累经验的同时也累积了不少的教训。1954年，黄河规划委员会编制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计划在黄河干流上建46座拦河坝，层层拦水拦沙，梦想让千古黄河之水变清。1960年，黄河干流上第一座水库三门峡下闸蓄水，出库的黄河水变清了。但黄河蓄水仅一年半，就有15亿吨泥沙淤积库区，回水倒灌关中平原，危及西安。三门峡大坝的经验教训，为小浪底水库的兴建及运用方式的设计打下了基础，小浪底建设成功地解决了泥沙淤积问题，标志着黄河治理从“征服自然”转变到“尊重自然”。“人水和谐”成为后来我国治理大江大河的基本理念。特别是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决定进一步加快大江大河大湖治理步伐。国务院实施“封山植树，退耕还林：平垸行洪，退田还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湖”的政策措施。解决江河泥沙和洪水灾难的问题，关键在上游的生态保护，通过实施这些措施后，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的水患灾难基本上得到了治理。

(三)从重视“反应、恢复”到“缩减、预备、反应、恢复”四阶段并重

罗伯特·希斯在《危机管理》一书中提出应对危机管理的4R模型，即缩减(Reduction)、预备(Readiness)、反应(Response)、恢复(Recovery)。这四个阶段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处理不好，将会给整个治理产生涟漪效应。突发灾难发生的诱因无非是天灾和人祸，而归根到底都与人的活动相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巨大的经济发展压力，毁林开荒，开山挖矿，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在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时期，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率，忽视了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社会结构的分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日益凸显。没有树立危机防范意识，缺少应对突发灾难的应急机制。灾难发生时，大规模依靠“人海”战术进行救援，恢复重建。因此，同类灾难接连发生。其原因主要在于对“缩减、预备”阶段的工作不重视。我们应当如奥斯本所说：“使用少量的钱预防，而不是花大量的钱治疗。”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在SARS危机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普遍重视对于突发灾难的预防和预警机制的建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转变理念，实行全过程治理突发灾难，这种全过程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有效明确了各阶段的工作重心，开始形成全程统筹的灾难治理体系。

(四)由政府独家治理到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治理

治理理论认为，现代社会要实现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多元治理，仅靠政府一家应对突发灾难显然力不从心，需要与国际组织合作，与国内非政府组织合作，争取在资金、人员、信息、技术、道义上的支持，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新中国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来，政府包揽了社会的一切事务，灾难发生之时，依靠政府独立承担，给政府造成巨大的财政压力。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逐渐向现代“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政府不仅自己提供服务，还为其他机构和人员参与公共服务提供条件。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各国政府及人民正处于紧密联系的环境之中，在充分获得信息与服务的同时，不可避免会共同面对更复杂、更突然、更强烈的突发灾难。我国的突发灾难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件还涉及到国际环境损害的相关事务。我国可能面临种种外交危机与跨国危机，在这种态势下，政府力争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尤其是与联合国及国际社会一起应对突发灾难。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尽管政府主要进行公共事务的管理，但突发灾难的跨领域，规模大，损害程度严重等特征促使政府与社会其他非营利组织，志愿者及国

际红十字会，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一同治理。

二、突发灾难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突发灾难治理起步较晚，最初主要借鉴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治理经验，按照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构建我国应对突发灾难的体系，使我国应对突发灾难的能力有所提高。我国在应对SARS突发灾难中因为缺乏预警和应急机制，前期一度陷于被动，痛定思痛，在非典之后，关于我国如何应对突发灾难的研究迅速崛起，重点在完善预警机制和应急救援体系的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一)20世纪50年代以来突发灾难治理体系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和背景下，中国借鉴苏联经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政府也形成了一种全能主义政府体制形态，这是一种以单位为细胞，以纵向组织为中介的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形态。在此期间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应对突发灾难过程中，初步形成了依靠中央成立防灾抗灾总指挥部，各地方政府机构积极配合成立指挥组，协调电力、通讯、铁路、航运等各个部门共同参与的抗灾救灾体制。解放军、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发挥突击队作用，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形成了军民结合的抗灾救灾中坚力量。

在公共信息处理方面，实行“外松内紧”，党管媒体，各种媒体始终要与中央保持一致，新闻报道的内容仅仅局限于在灾难治理过程中人的力量多么强大，重在宣传“人定胜天”的思想，注重社会动员，但对事件的具体情况报道甚少。直到改革开放后，媒体报道的重心由“人”转向事件本身。在政府发布相关信息缓慢时，其他媒体也处于“失语”状态，无法向广大公众提供及时透明的信息，更无法为应对突发灾难提供有效的决策信息。

在公共财政体制方面，政府独立承担提供公共物品，在灾后重建中，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资金筹措模式单一，政府财政压力巨大。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突发灾难治理体系的发展

1、整体危机管理系统的建设

我国逐步发展形成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灾害分级管理，属地管理为主的灾难治理领导体制及重大灾害抢险救灾联动协调机制。重大灾害发生后，各有关部门发挥职能作用，及时向灾区派出由相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了解灾情和指导抗灾救灾工作，并根据国务院要求，及时协调有关部门提出救灾意见，帮助灾区开展救助工作，防范次生、衍生灾害的发生。在治理灾难过程中，注重发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民兵组织和公安民警的主力军和突击队作用，注重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及志愿者的作用。

我国已经建立以物资储备仓库为依托的救灾物资储备网络，国家应急物资储备体系逐步完善。目前，全国设立了10个中央级生活类救灾物资储备仓库，并不断建设完善中央级救灾物资、防汛物资、森林防火物资等物资储备库。部分省、市、县建立了地方救灾物资储备仓库，抗灾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初步形成。通过与生产厂家签订救灾物资紧急购销协议、建立救灾物资生产厂家名录等方式，进一步完善应急救灾物资保障机制。我国还已建立起高效的财政资金筹措和管理机制。建立基于公共财政的我国公共危机应急机制，具体包括建立应急预算，预备费实行基金式管理，推行公助、共助、自助，寻求国际援助的防灾、抗灾财政分担机制。这些都有效保障了灾难治理过程中的财政供给。

2、国际合作治理突发灾难体系的建设

面对当前突发灾难危害的全球性，国际合作治理成为一种需要。中国本着开放合作的态度，积极参与减灾领域的国际合作，建立和完善国际减灾合作机制，加强国际减灾能力建设，在重大灾害中相互援助。中国在减灾领域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事务协调办公室、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外空委等机构建立紧密型合作伙伴关系，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减灾合作。中国积极推动建立亚洲国家间的减灾对话与交流平台。2005年9月，中国政府在北京主办第一届亚洲部长级减灾大会，会议通过了《亚洲减少灾害风险北京行动计划》，为亚洲各国进一步加强减灾合作奠定基础。中国重视与东盟和南亚国家讨论签署双边或多边减灾救灾协定，注重开展减灾人力资源开发合作。2007年先后举办了东盟和亚洲国家应急和救助研讨会、灾害风险管理研修班和灾后恢复重建管理研修班。在建立国际合作机制过程中，强调发挥联合国OCHA(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在全球灾难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建立国际预警合作机制，并且在信息、技术、资源、人员四个方面建立了保障机制。

3、治理突发灾难的技术支撑体系建设

我国已逐步建立起减灾科技支撑体系。建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科技应急机制，明确科技应急体系的建设、科技支撑能力建设、应急技术应用与示范等环节的工作机制和部署安排。在国家科技项目、863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安排实施一批气象、地震、地质、海洋、水利、农林、雷电等方面的科技项目。资助一批关于防灾减灾的基础研究项目，深入揭示各类自然灾害的形成机理和演变规律，以及综合风险防范的模式等。开展亚洲巨灾综合风险评估技术及应用研究、中国巨灾应急救援信息集成系统与示范、中国重大自然灾害风险等级综合评估技术研究等项目。不断加强科研技术机构建设，分别于2003年、2007年、2009年成立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国际减轻旱灾风险中心和民政部卫星减灾应用中心，2006年成立民政部和教育部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现代社会的突发灾难涉及的领域和行业多元化，运用治理的手段措施也涉及众多的学科领域，因此建立一种多领域合作治理十分必要。我国的突发灾难治理技术研究立足社会整体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分析，打破部门、地区、学科之间的壁垒，让各种技术要素、非技术要素及二者之间整合互动，为应对突发灾难提供了科学的技术保障。

4、多方参与治理突发灾难的体系建设

①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

在突发灾难治理中，政府因其结构和权力的局限性，企业因其以营利为优先目标，因此，在突发灾难治理领域中存在“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现象，非政府组织介入就成了一种必然。非政府组织具有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非政治性、非宗教性的特征。作为政府与社会各阶层的中介，上下传情，广泛调动社会资源，灵活应对突发灾难，监督政府相关政策贯彻，提供各种层次、各种性质的社会服务。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我国逐渐打破了在灾难治理中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模式，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个人、企业捐赠，国际救助等共同多元的紧急救助资金筹措模式。以汶川地震为例，据民政部门统计，截止2008年6月9日12时，全国共接受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总计达441.47亿元，相当于同期财政投入的1.8倍，在多元模式保障下，防灾抗灾取得了巨大成功。

②社区参与危机管理

社区也是应对突发灾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作为政府行政组织的延伸力量，它具有贴近基层民众，贴近现实生活，贴近灾难现场的区位优势，能有效预防，及时应对，减少损失。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全国社区逐步建立健全负责社区减灾工作的组织，制定规范的减灾工作制度，组织减灾志愿者队伍，制定突发灾难发生时保护儿童、老年人、病患者、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对策，建立起有效的减灾工作机制。

③公民参与危机管理

公民参与灾难治理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传统的政府包办的灾难救助体制下，公民自身缺乏自救意识，依靠政府成立唯一的生存渠道。现如今，政府职能转变，公民社会兴起，多元化的救助体制也已逐步建立，在此条件下，公民自身要不断提高危机意识和危机应对能力，积极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落实。

5、危机管理中的信息管理

突发灾难的突发性、破坏性、不稳定性会使社会处于暂时的失序状态，人们的心理会处于极度的恐慌之中，此时，除了紧急启动应急预案之外，还应启动相应的信息管理机制。我国已建立起由民政、国土资源、水利、农业、林业、统计、地震、海洋、气象等主要涉灾部门参加的灾情预警会商和信息共享机制，开展灾害信息数据库建设，启动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立灾情信息共享与发布系统，建设国家综合减灾和风险管理信息平台，及时为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灾害应急决策提供有效支持。我国还建立起灾害信息发布机制，按照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原则，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认真做好自然灾害等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信息发布工作，采取授权发布、发布新闻稿、组织记者采访、举办新闻发布会等多种方式，及时向公众发布灾害发生发展情况、应对处置工作进展和防灾避险知识等相关信息，保障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2003年SAILS和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还有2008年三鹿公司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其中重要原因就在于信息不及时公开、上报。另一方面，由于受传统体制的长期影响，我国在发生突发灾难性事件时，都是以部门为单位逐级上报，缺乏快捷、有效的沟通渠道。这里的最大问题在于信息分散和部门垄断，无法在危急时刻将关键信息迅速筛选、汇总，以便作出合理的应急决策。为解决信息管理过程中条块分割和缺乏统一规划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创新灾难治理过程中的信息管理机制。2008年5月1日起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灾难治理过程中的信息传播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突发灾难治理法律的完善和政策的改进

公共管理目标的实现要依靠公共政策的推动，同样，在治理突发灾难的过程中，也应有相关的政策制度予以保障。自SARS危机以来，我国每年的突发灾难发生频率猛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颁布，实现了突发性公共危机的政策从无到有的突破。突发灾难的治理是一种非常态的治理，主要依靠非程序化的方式制定政策，尤其在态势紧急，信息有限和不确定的条件下，如何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中国政府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一)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应急预案体系

我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预案体系，包括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指导全国的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工作)，国家专项应急预案(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国家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2l项涉及到各个领域的预案)，国务院部门应急预案(铁路防洪应急预案，农业重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重大气象灾害预警应急预案，矿山事故灾难应急预案等57项预案)，地方应急预案。

(二)制定了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

我国逐渐重视在治理突发灾难中的法制建设，逐步把突发灾难治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我国将各种突发灾难分为四大类，分别是自然灾害类、事故灾难类、公共卫生事件类、社会安全事件类，每一类都有相应的法规条例，比如针对自然灾害类有《防洪法》《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等2l项，针对事故灾难类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环境保护法》等43项，针对公共卫生事件类有《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11项，针对社会安全事件类有《国家安全法》《戒严法》《国防法》等42项。最重要的是，2007年8月30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是我国第一部应急管理的专门法律，对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急管理，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定。该法对于推动我国应急管理工作走向法制化，提升我国应急管理工作水平，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国务院还制定发布了相关的细则通知等，1994年3月，中国政府颁布《中国21世纪议程》，从国家层面明确减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把提高对自然灾害的管理水平、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以及减少人为因素诱发和加重自然灾害作为议程的重要内容。1998年4月，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减灾规划(1998－2010年)》，第一次以专项规划的形式提出了国家减灾的指导方针、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2006年10月，中国政府颁布《国家“十一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把建立国家公共安全应急技术体系、提升国家应对公共安全灾害事故与突发公共事件能力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2007年8月，中国政府颁布《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明确要求地方政府将减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为我国应对各种突发灾难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我国将会根据灾害发生的实际状况，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

(三)改进和完善了相关政策

我国已逐步建立起适合于灾难治理的系统化的公共政策支撑体系，即以建构危机信息沟通机制为渠道，以优化公民参与机制为核心，以健全财政资源保障机制为动力，以强化责任追究机制为关键，以完善应急法律机制为保障，综合运用市场化工具(减税、设立基金等)和非市场化工具(社区治理、社会化服务等)应对突发灾难。

我国已逐步树立起危机意识，以常规决策为主，危机决策为辅，加强防范工作，健全了公共决策中的各子系统，尤其是信息系统和咨询系统，形成以官方咨询系统为主导，以体制外或民间咨询系统为主体的决策咨询体系，将信息披露机制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由于非政府组织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管理体制，难以统一协调，因此，需要降低准入标准，使各行业、各领域都有相应的非政府组织，增强其合法性。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强了对非政府组织的财政支持力度，通过拨款、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及项目引导等为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上

的支持。

我国已建立起了官员问责制。“对上不对下”是原有的官僚制度固有的缺陷，在涉及人命关天的突发事件面前，固有的思维惯性造成某些地方和部门对相关事件的隐瞒、缓报甚至欺骗。由于缺乏健全的考核机制，这种制度的缺失所造成的危害不断在各地的突发性事件中重演。2009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鞭策官员树立高度的责任感，提高应对突发灾难的能力和水平，减少失职现象的发生。

四、对灾难治理的未来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崛起，中国政府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内公信力迅速增强，中国这艘巨轮已扬帆驶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转型时期矛盾与危机凸显，突发灾难频繁发生。面对灾难我们无从逃避，我们将用人类的智慧战胜灾难。展望未来，我国在治理突发灾难事件中将出现以下特点：

首先，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人心，在治理突发灾难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生命第一”必然是灾难治理的首要原则，不论是预前防范，还是灾难救援，都要尽可能确保人的生命安全。

其次，突发灾难治理将更重视系统研究和协调。为什么现代科技越发达，突发灾难越频繁发生?这说明人类的活动是引起突发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解铃还须系铃人，人类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应对突发灾难事件。突发灾难涉及领域广泛，跨学科研究成为新的趋势。这里最重要的就是系统研究突发灾难发生的环境和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以系统的视角研究灾难的起因，尽可能将灾难的发生率降至最低。灾难救援将更重视系统协调，中国将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法律支撑、媒体联动、行业部门组织、专家系统协调、社会化救助、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的抵御灾难和灾难救助体制。

第三，灾难治理机构将趋于常设中心加部门联动的模式。无论是机构的设置，还是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将会不断趋于完善，对治理的各个主体的权利与责任会有更加明确的规定。在充分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也要结合我国特殊的国情。建立一个常设的、统一的指挥协调机构是未来治理灾难的必需，但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仍需各相关部门立足于平时预防和演练人员，灾难发生时联动救援。特别是在大部门体制改革进程中，如何建立责权明确，统一协调，反应快捷的灾难治理机构，将是该领域研究的新课题。但这些理论如何落实到实践中，具体如何操作还需进一步的深入，相关指标体系的建立要更加科学化。

第四，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突发灾难将成为研究的重点之一。突发灾难，特别是大地震、洪水泛滥及其造成的地质灾害的治理，需要专业的人力资源和物质及资金，单靠政府的一己之力难以迅速有效地实施救援，必须形成制度和惯例，动员相关非政府组织和机构参与预警和救援。鉴于中国第三部门不发达的现实，如何动员和组织民众参与突发灾难的治理，如何引导非营利组织在灾难治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灾难治理系统，也将成为研究的重点之一。

总之，无论是对突发灾难的预警还是应对，中国将建立完备的体系予以保障，无论是理论的研究还是实践的发展，中国在未来治理突发灾难的水平和能力将大大提高。

[编辑：颜关明]

作者：冯周卓 袁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