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愚民思想分析论文

[摘要]重农抑商是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的一条重要原则，这个原则的最早提出者是商鞅。商鞅重农抑商的经济管理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抑商的前提是重农，确定以农业为立国基础的“农本论”；“事本”还须“抑末”，提出“轻金重粟论”。商鞅变法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促进了经济发展，增加了国家粮食储备，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商鞅愚民思想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商鞅愚民思想分析论文 篇1：

商鞅"强秦之策"中的社会控制思想

摘要：商鞅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思想家，他为秦国设计了一系列旨在富强秦国的制度，帮助秦国从战国初期的弱势地位，变为逐鹿中原的强者。其严刑峻法，强国弱民的思想，对后来法家的思想家们及以后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分析了商鞅变法中关于社会控制的思想，并简要分析了商鞅的思想在当代的价值。

关键词：商鞅；社会控制；法家

一、商鞅其人与时代背景

（一）商鞅其人

商鞅生于约公元前395年，姓公孙，名鞅。因生于卫国，故又称为卫鞅。又因其后被封于商，故名商鞅。史书记载商鞅“少好刑名之学”。据史书记载，商鞅赴秦的背景颇为传奇。商鞅在魏国所依靠的公叔座死后，恰逢当时的秦国国君孝公为振兴秦国，在全国发布招贤令，商鞅因而去秦国谋发展，对孝公提出自己的帝王之道后，孝公大悦，“语数日不厌”。商鞅因此被重用，被任命为大良造，辅助孝公推行了一系列的严苛法律。后传世有《商君书》一书，其作者颇有争议，但是我们研究商鞅思想的必读材料。

二、“强秦之策”中的社会控制思想

（1）強国之根本：农业和战争

战国初期的秦国处于劣势地位，在内经济军事孱弱，在外又要面对魏国的虎视眈眈，在此背景下的“强秦之策”，最重要的是发展社会经济，在经济基础之上壮大军事实力。“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农战的思想贯穿着《商君书》全书，其所有社会控制的主张，实质是为了驱民事农与作战而服务的。

商鞅实现农战兴国的主张是从官员晋升入手的，他认为社会的风气太投机取巧，农耕和作战可以逃避，而官职和爵位同样可以得到。所以那些有才华的人专研学习《诗》《书》；那些社会地位低微的平庸人便去经商，搞手工业，凭借这种方式来逃避农耕和作战。商鞅围绕着这一问题，主张开拓农业人口，用严苛的赏罚制度去引导人们的活动，严格控制思想。

（2）“壹刑”、“壹赏”的刑罚制度

商鞅主张刑罚与奖赏的唯一的标准是法律。 “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商鞅非常注重政令的统一执行，认为确定刑赏的标准应该是全国统一的，只有上下统一的法令才能使得民众服从君主，即所谓“壹刑、壹赏、壹教”。且获得奖赏的途径只能是在战争中获得功绩。商鞅的目的是使得官员民众“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为上用也”。而统一的刑罚，即“壹刑”是针对等级而言，从卿相、大夫到农民百姓”，违反了君王的旨意都一律受刑，刑罚的对象一律平等。且刑罚的执行是绝对的，并不接受戴罪立功，忠臣孝子一律不法外开恩。就算是君主本人，虽然不能处以刑，仍然要求君主“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值得注意的是，在刑罚面前不分等级的思想，体现了商鞅思想的进步性。但这个不分等级的出发点是为了贯彻君主的法令，并不能与民主政治的人人平等相等。

商鞅在阐述刑罚标准时，特别注意到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性”问题，虽然国君制定的法律规定，刑赏制度仍然有可能遭来非议。因此，为了保证其权威，还要推行“壹教”，即统一教化民众只遵守这个法律。“壹教”所针对的是商鞅屡次提及的“知识分子”们，对这些“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之人，不可让他们因此而富贵，不可因此评论法令刑罚。

可以看到，商鞅刑罚的制度实质上是围绕着农战而设置的，为了保证农业生产和作战的顺利进行，任何干扰因素都被放置到了刑罚之下，同样，为了鼓励事农和作战，任何的奖赏也都与此相关。

（3）愚民政策

为了更好的实现统治，驱使人民生产农业和军事作战，商鞅试图推行的是很典型的愚民策略。在商鞅眼中的农民，是一个很容易受到诱惑的变数，故而他的关于发展农业的策略其实都是关于如何控制农民生产的。商鞅的所要推行的愚民策略，主要是通过控制和切断一切可能诱惑农民不从事生产的因素，限制农民的活动范围，禁止农民的娱乐活动和控制外来的信息，实现对于农民的控制。

商鞅对农民本身的控制，大致可以分为精神上和身体上两方面。精神上，主要是减少农民所遭遇的诱惑，让农民专心务农，不致意志涣散。比如，不允许郡县中流行享乐的音乐和奇装异服，这样农民就不会 “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 在身体上，控制农民的活动空间，让百姓不能随便搬迁，一来使得农民能够免于受外来信息的诱惑，使得农民不产生对外界的想象，且废除旅馆，不让游移不定的人们外出旅游，也让开旅馆的人没有办法谋生，都回归农业；二来，这样能使鼓惑农民的人不能出门，他们于是转为务农。

商鞅的社会控制思想中，其核心是保证农业生产和军事作战的运行，为了让这一目标的实现得到最大化，他把从事这两件事情之外的社会人员都做了规定，且都充满了抑制色彩。

商鞅是从职业的角度去控制社会其他人员的。对于商人，限制粮食买卖，主张商人不准卖粮，农民不得买粮，同时抬高奢侈品价格，使商人无利可图，逼迫他们弃商归农，最后 “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 ；对于贵族，主张按吃闲饭的人头收税，让偷懒的人没有地方混饭吃，士大夫也没有办法收入食客，“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最后逼迫他们去务农；且要求贵族嫡长子以外的子弟去服徭役，并且让他们想做大官而不得，逼迫他们去务农。对于手工艺人，规定士大夫家中不准雇佣用工，使得靠给人作俑生活的人们没有地方混饭吃，最后回归农业生产。

（4）否定诗书，轻贱学问

针对那些读书人，商鞅的社会控制政策对他们有着格外严格的要求。商鞅警惕“知识分子”们，认为他们巧言如簧，会鼓惑人们不从事农业生产；在阐述《诗》、《书》之害时，他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一个国家有这些人，最终会导致国家 “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他认为通晓诗书的人之所以是有害的，因为他们每人都有一套治国理念，游说国君，“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而这些空谈其实是对治理国家一点用的没有，因而必须统一思想，就采用一种思想治国。

并且商鞅对外来信息特别警惕，规定人们到外周游，居住外乡之类的事都不准做，更不准到各郡县去居住游说，以防止农民听到奇谈怪论，蛊惑人心的学说。“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别则国安不殆；民不贱农，则勉农而不偷”。

商鞅对于知识和思想的限制，是通过紧缩甚至关闭社会流动的上升渠道实现的。使农民安于自己的阶层，又使得那些有知识的人无用武之地，最后都只能从事农业生产。

四、商鞅社会控制思想的评价

商鞅的强秦之策无疑是有效果的，变法后的秦国，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军事实力猛增。这为秦国在战国末年的崛起，最终一统天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社会控制思想也被后人所借鉴，甚至直到商鞅被车裂百年后的秦始皇时代，推行的焚书坑儒，也包含着昔日商鞅政策的影子。借用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商鞅变法之下的秦国是处于高度的社会整合之下的，整个社会的设置都与这个目标相关，完成的效率也非常之高，“居五年，秦人富彊”。这种高度整合的社会氛围一直延续到秦国灭亡，真可谓“成也商鞅，败也商鞅。

参考文献：

[1]葛兆光，2004，《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吕思勉，2012，《中国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司马迁，2004，《史记》，韩兆琦译注，湖南：岳麓书社。

[4]商鞅，2011，《商君书》，石磊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5]王处辉，2009，《中国社会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邓福林（1992-），男，江西省赣州市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社会思想史。

作者：邓福林

商鞅愚民思想分析论文 篇2：

试论商鞅重农抑商的经济管理思想

[摘 要]重农抑商是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的一条重要原则，这个原则的最早提出者是商鞅。商鞅重农抑商的经济管理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抑商的前提是重农，确定以农业为立国基础的“农本论”；“事本”还须“抑末”，提出“轻金重粟论”。商鞅变法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促进了经济发展，增加了国家粮食储备，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虽然变法在实行过程中也产生了某些负面效应，但总的来看应是瑜暇互见。

[关键词]商鞅；重农抑商；经济管理思想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卫国公室后裔，历史上又叫卫鞅或公孙鞅。公元前361年秦孝公求贤，商鞅离魏入秦，时年29岁。入秦后，受封于商，史称商君。商鞅力劝孝公变法图强，孝公纳之，使秦国“兵革大强，诸侯畏惧”，“乡邑大治”[1]P2231，为秦国的富强奠定了基础，史称商鞅变法。商鞅是我国重农抑商思想的鼻祖，他在秦国把“抑商”与“重农”定为基本经济政策大力推行，竭力压抑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孝公死后，公元前338年，商鞅被他的政治反对派所诬害，享年52岁。商鞅的思想被编成《商君书》而流传后世，成为战国法家的重要代表作。《商君书》共29篇，现存24篇。叙述商鞅的政治、经济主张，提出了较完整的法家理论、路线和政策，因较适合当时的社会形势，商鞅死后，秦国历代仍然继续奉行其法，遂使秦国力强盛，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六王毕，四海一。”公元前221年，秦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商鞅重农抑商的经济管理思想是对农业生产总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等经济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控制、协调，并对人员进行激励，以达到预期目的。其主要任务就是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要求，在农业生产部门中合理地组织生产力，正确地处理生产关系，适时地调整上层建筑，以便有效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和自然资源，合理地组织生产、供应和销售，调动广大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农产品的需要。

西周、春秋时期，统治者注重通商、宽农、利器，对农、工、商三业一视同仁，无分厚薄。重要原因就是工商业一般为官营，处于统治者的直接控制下并为他们服务。战国中期以后，社会经历大变革，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加强了，商品交换随着封建土地新有制的发展而日益频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P3256，私人工商业应运而盛。当时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逐什二以为务”，谋取超额利润。不少人鉴于“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1]P3274，便产生了背井离乡、弃农经商的观念，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原来土著的居民也被吸引到有利益的地方去。”[2]P13由于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会对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起到侵蚀和分解的作用，封建统治阶级为压制这种潜在的威胁，维护农业在封建经济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便对新兴的私人工商业采取了压抑的政策。

战国时期，法家是对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现实政治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它不遗余力地以维护、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作为惟一宗旨，坚决主张以封建法制为主要手段统治社会。法家的抑商思想要求经济发展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于政治的需要。在他们看来，听任工商业的发展，会引起以下较严重的社会后果。商鞅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也极力主张限制工商业活动，其理由是“民之内事，莫苦于农，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3]P469，“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3]P74因此，要固“本”，就须抑“末”。换言之，要确保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须严防工商业对农业的侵蚀，最大限度地排除它们对农业生产的干扰。商鞅对工商业等采取了苛严的限制。

一、抑商的前提是重农，确定以农业为立国基础的“农本论”

商鞅认为农业是富国之本，重农是富国上策。“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3]P109商鞅认为，“国所以兴者，农战也”，善于治国的人，“仓廪虽满，不偷于农”[3]P60，不论丰年或歉年，保证必要人口开垦荒地，专心务农，国家的富裕才有保障。国家富了，农民财产也必然随着增多。农民财产增多了，便会安土重迁。这就有利于生产的进展和国家政治、经济情况的稳定。“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3]P74《商君书》的其他篇章多处提到商鞅的农本思想，如在《算地》中说道：“圣人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富强之功可生而致也。”《慎法》中又说：“彼民不归其力于耕，即食屈于内。不归其节于战，则兵弱于外。入而食屈于内，出而兵弱于外，虽有地万里，带甲百万，与独立平原一贯也。”[3]P518

商鞅理论上阐述农业是积累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农业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商鞅提出：“所谓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谓富者，入多而出寡。”[3]P388-389意思就是说，粟米珠玉虽是财富，但这种富是靠不住的，必须立足生产，做到“入多而出寡”才是真正的富。又说：“明君修改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3]P75在此强调重农，是商鞅非常重视粮食生产的体现。同时，必须做到“女事尽于内，男事尽于外。”这里的“男事”指“耕”，努力发展农业生产。收入大于支出，就是财富的源泉。所以商鞅指出，如果人民都选择从事农业为职业，“则国富”。也就是说，农业发展了，以粮食为主要内容的物质财富增加了，国家必然强大起来。商鞅这种将发展农业（粮食）生产与夺取战争胜利，实现统一大业相联系，实为远见卓识。[4]P52

商鞅既树立了重农的指导思想，便力主采用各种手段安抚、招徕和驱使人民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将民力集中在土地上。提出“使民无得迁徒”和令“农民无所闻变见方”等建议和措施，力图安定农民务农的情绪，既让农民灾年不致轻易破产、流落，又令他们见识短浅，安土重迁，只知一心一意地耕田。主张以“草茅之地，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3]P329即以较优厚之待遇（给予田宅，免除三代的赋税徭役等），广招别国的人民来本国从事农业生产。这样，既能开辟原野，利用荒地，又可保证战时从事农作的劳动力。

二、“事本”还须“抑末”，提出“轻金重粟论”

一是工商业的过度发展，在经济上可形成“野与市争民”的矛盾，对农业生产不利，因此必须对工商业采取“重关市之赋”，即“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用重税盘剥私商的利润，限制商人获取“淫利”，从而制约其发展。对奢侈消费品如“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3]P34，贩售酒、肉的商人在重税的迫逼下无利可图或微利而转向务农。对偷运贵重物品出境贸易的走私行为，处以“耐罪以上”的重刑。此措施阻碍各国间正常的商业贸易往来。商鞅将农业看作“本业”，将工商业视为“末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农业人口脱离农业生产，削弱和损害了封建统治物质基础。商鞅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提出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保持适当比例的初步理论。即“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3]P73；而工商业的过度发展，必然会打破各种职业人口的正常比例，导致“农者殆”、“土地荒”、“粟少”，从而引起农业的衰退和国家的贫乏，最终使人们都陷入贫困的境地。

二是禁止商人经营粮食。商鞅认识到，若“本物贱”，则“农困而奸劝”。因此，他主张“市利尽归于农”[3]P472。即由国家严格管制粮食贸易，既实行“使商无得粜，农无得籴”[3]P27的政策，又贵“境内之食”，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使商人在粮食丰收时不能贱价收购以囤积居奇，在歉收时不能抬价出卖以牟取暴利。秦对农民“收泰半之赋”[5]P1126，重税下农民也不会有多余的粮食出售给商人。商人和食利阶层只能以高价向国家购买口粮，使他们感到“食贵，籴食不利”[3]P470，以减少经商的兴趣，从而使政府完全控制这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最重要物资。

三是以免除徭役奖劝织耕，即人们“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而“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1]P2230劳役是古代人民沉重的负担，勤于农事，即有望免役，而从事工商业则不能免除徭役，还有沦为奴隶的危险。商鞅还主张增加商人的徭役，“以商之口数使商”，即按照从商家庭的人口数目（包括他们家中的奴仆）分摊徭役，有力地束缚住他们的手脚，使他们不能悉心经商。在加重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赋税徭役情况下，限制其社会地位的提升，给农民负面的示范效应，使得农民安心务农。

四是以刑赏作为驱使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奖赏的手段是官爵。他说：“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考，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空而得官爵。是故不以农战，则无官爵。”[3]P56-57提出“粟爵粟任”、“武爵武任”[3]P116、“农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3]P271的主张，试图以政治荣誉引诱人民从事农业。由此可见，商鞅特别重视农业，不惜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鼓励农业生产。[6]P397

三、商鞅重农抑商经济管理思想的影响

商鞅以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对农业、工商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客观作用有相当的认识。例如，商鞅从社会分工角度，把商业看作是国家不可或缺的常设职业，即“农、商、官三者，国之常食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3]P445。如果一个国家的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使国家贫弱）。但另一方面，在他的著述中，抑商思想对封建法权的过分强调，对全面、深入地认识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客观作用，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把工商业的发展与农业的繁荣，完全对立起来，视为不可兼得的彼消此长的绝对关系；把社会上严重存在的游民遍野、养士养客炽盛之风等浮食问题同工商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等，致使抑制工商业的发展成为商鞅工商管理思想的基本取向和必然归宿。商鞅明确提出“利出一空”的工商管理原则、主张采取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堵塞工商业者的致富途径，把“市利”、“山泽之利”从他们手中夺回，将工商业的发展控制在最低限度，做到国无奸民，都无奸市，使民“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其极端打击工商业发展的抑商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各皇朝的工商管理政策，消极作用不可低估。[7]P264

商鞅重农抑商的经济管理思想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的极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倾向更表明了它的时代特征。商鞅的思想体系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都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中国人重农，所以尊重过去的经验。冯友兰说，“（农民）过去的经验足以指导他们的劳动，所以他们无论何时若要试用新的东西，总是首先回顾过去的经验”，“这种心理状态，对于中国哲学影响很大”[8]P137。其次，商鞅以后，历代王朝重农抑商“导致整个民族的民主意识弱化”，愚民政策“导致整个民族的创造性意识萎缩和窒息”[9]。重农抑商使中国的经济方式始终以农业为单一的发展模式，商品经济始终在原地徘徊得不到发展；愚民政策阻碍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发展，限制了民族的整体活力和创造力，使世俗的功利成为价值评判的标准，实用理性成为文化心理的特质。[10]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高亨.商君书注译[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汤标中.商鞅变法中的粮食经济思想[J].北京商学院学报，1999，（5）.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7]张弘.战国秦汉时期商人和商业资本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3.

[8]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9]刘国祥.试论商鞅变法的负面影响[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2，（1）.

[10]张文安.由农而王：商鞅农本思想分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

作者简介：古丽娜·阿扎提，女，1979年生，哈萨克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人，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师。

作者：古丽娜·阿扎提

商鞅愚民思想分析论文 篇3：

从百年前的“超稳定结构”到今天的“中国模式”(上)

内容提要与写作大意

金观涛先生30多年前就开始用控制论里的“超稳定结构”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

我认为“超稳定结构”是对中华民族自秦汉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段漫长历史中的社会形态的极好概括。它抓住了这段历史的最基本特征：中国人与世界上所有别的民族不同，他们不是用宗教的力量，而是用世俗的力量和一套工具性很强的理论——儒术，对中国社会进行长期的治理。在这期间，中国的文化精英们拒绝承认社会主体结构是一个应当不断发展变化的非自然系统（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拒绝社会变革，这就使得中国社会陷入了周期性的社会治理与动乱循环的怪圈而不能自拔。整整一百年前，中国人终于走出了这个怪圈，勇敢地从实践的层面开始对传统社会进行改造。在这段艰难的社会转型中，传统既是前进道路上的阻力，也是能在不借助外力的前提下，实现稳妥渐進的社会转型时可资借力的文化资源。到现在，尤其是近30年来，这个伟大的社会工程的进展终于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现在，“超稳定结构”已经成为了历史，我们不要太着眼和着力于它的功过是非，眼下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对“超稳定结构”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思索，以找出对我们今后社会转型有价值的启发和借鉴。其实，“超稳定结构”也并非百弊而无一利，它独创了文官政府政治，领导历代民众完成并有效管理了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创建了一整套应对自然灾害的救灾赈灾系统，它还创造出了世界上空前辉煌的农业文明，在没有现代科学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在制造技术和医学等诸多方面摸索出了令世人惊叹的成果。

由于中国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和影响，中国人的这个社会改造工程不能不被外人所关注，一向自傲的西方人则把他们不能理解的这个现象称为“中国模式”。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我们的成功怀有疑虑，更有少数人甚至心怀恐惧。对于我们自身，则应当理智地看到：现在只是在征途中，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刚刚过去的这百年时间，还不到一个像汉、唐、宋、明、清这样王朝生命周期的一半，远远不足以完成对这个老大帝国的软文化遗产的根本性改造。工程正没有穷期，我们没有理由歇息。我们已经取得了很有说服力的成果，我们也有理由对未来的成功充满信心。

谨以此文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并向造就今日中国的启蒙者和先行者们致敬。

初识“超稳定结构”

最早听到“超稳定结构”这个词，是在1979年秋天的一次学术交流会上。那是一次由南开大学学生会组织的天津大专院校学术交流活动。我作为天津财经学院学生会秘书长参加了这次交流会。记得我还带去了我的长篇论文《论计划经济的三大经济规律》，这是我用大量课余时间写成的，凝聚了我很专注的精神和当时全部的知识和智慧，能够带着这样有准备的“成果”参会的，我是所有参会学生中仅有的一个。

学术会的主题发言有两个，一是由金观涛先生宣读他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此外是由雷侦孝宣读他和王通讯共同发表的《论人才》。相较之下，我更对金观涛先生的文章和观点由衷地钦佩。他的文章传达了大量的信息和资料，而我的文章则充满了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理，除此之外就是对革命导师专著里语录的理解和论述。学术交流会后，在他们几位从北京赶来的青年学者的住处，他们听取了我写的那篇文章的观点梗概。耐心地听过后，金观涛先生和刘青峰先生都对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谁能设计出能完全体现社会实际需求的全社会的经济计划呢?

我当时一下子就没有了自信。

写这篇文章前我找到了当年的日记，那一天是1979年11月12日。日记中，我当时听讲的文字记录，竟然有两千多字，大部分是记录的金观涛先生的讲演。

从那天以后，我思考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问题，就摆脱不开“超稳定结构”这个标尺了。

“超稳定结构”的形成——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色

2011年1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兴盛与危机》（作者金观涛和刘青峰）全面反映并详细解说了当年金观涛先生的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思想。再读《兴盛与危机》，重温金观涛先生的思想体系，给了我写这篇文章的动力和素材。

在金观涛先生的这本书里（P176）有个很著名的系统分析图（图1），它把一个社会内部的三个结构关系表述了出来，即：

这个图显示，一个社会系统可以分解为相互之间有机联系的三个子系统：意识形态、国家政治机器和社会经济实体，它们之间两两相关，互相影响。这是作者运用系统论和控制论的理论方法，通过对西方社会文化结构进行深刻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在此之下，作者得出了一系列的推论。

然而，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仔细议论。

我认为，以现代西方社会为代表的非中华文明体中，这样的系统分析可能是贴切的，这个分析对中国春秋以前的社会结构也是比较适用的，只是直接拿来套用中国自秦汉以后的所谓“封建社会”，我认为就不那么灵验了，原因是它并没有真实地反映中国这段历史的社会实际。

在西方各个民族历史上，没有像中国的皇朝这样强有力的政治传统——这是中国的特殊性。西方的社会思想学术、社会生产与交易，以及人口的流动，都不在强力的政权管辖的范围内。

我认为，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应当用下面这个分析图（图2）来表达。两千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是这样的：思想意识形态被政治文化紧紧包裹在里面，经济与市场子系统被置于社会结构的外圈。

在这个示意图中，三个子系统之间只强调相邻关系，没有内与外的区别。如果把图中的意识形态内核与社会经济外圈相互易位，成为图3，按照纯粹结构分析的原理，它们（包括下面的图4）只是同一个内容的两种表现形式。

还有一种表现形式如图4所示，呈“双黄蛋”型。图2到图4的三种表现形式不同，但都体现了同样的含义：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之间始终保持这样的关系——意识形态子系统与社会经济子系统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相关关系（或者只存在极弱的相关关系），它们都处于社会政法子系统（即国家政治机器）的强力支配下。

在本文后半部分议论“中国模式”这个话题时，将会再次提到这个示意图（图4），用来分析欧洲短暂的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只不过，在这个示意图中，天主教主导的意识形态子系统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中坚系统，对其他两个子系统具有绝对的支配能力，因而对欧洲的社会文化进步起到了阻碍作用，但阻碍的方式与在中国发生的情况迥然不同。我们可以通过对图4和图5（见本刊下期将刊登的《从百年前的“超稳定结构”到今天的“中国模式”（下）》——编者注）的分析对比，得出一系列有价值或有趣的结论，例如中国与欧洲文化不同的根源究竟在哪里等。

自从秦始皇以武力统一中国，并依照商鞅的设计实行愚民政策以后，军事化的政治或者说垄断型的政治实体，就规定性地窒息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前程。大规模的全国军事行动以后，却没有相适应的政治机构和手段来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的短命就已经被注定了。

汉代初期，刚刚职掌天下的决策高层，鉴于秦帝国的轰然倒塌，原本打算以黄老政治治理天下，但在社会管理实践中，出现了各种现实问题，难以完满解决。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到汉武帝时，终于接受董仲舒等人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取代法家思想，并逐渐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表面看来，从汉初“挟书令”的公开废除，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似乎采取了一种不同于秦的思想文化政策，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会不难发现，商鞅、韩非等人的愚民思想其实被汉代的统治者以一种更隐蔽、更高明的手段继承了下来。汉初废除“挟书令”，鼓励民间献书，容许各家各派自己讲学传授，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正处在对统治思想进行重新选择和调整的过程中，并非意味着对愚民思想的放弃。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正好是秦愚民政策的另一种形式的翻新，因为儒术的独尊实际上就意味着对儒家以外各家学派的压制，它对人们思想的禁锢程度并不亚于秦对《诗》和《书》的简单焚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愚民政策的效果比秦更佳。

但我认为，这只是完成了稳定社会秩序的第一步，即政治实现了对全社会的思想文化垄断（更精确地说是“包办”），如果没有另一次的“包办”，还不足以牵引中国走上后来的漫漫长路。这另一次的“包办”，就是实现对社会经济的垄断或者“包办”，——以桑弘羊为主角的名为“盐铁论”的经济大变革。从此，中国社会就走上了“华山一条路”，难以自拔。

中国从汉代的“盐铁论”大辩论后，在社会文化结构中，越来越显示出这样一种趋势：社会经济实体被逐渐强大的政治机器所掌控，一切经济活动都已经成为政法机构（国家机器）的附属，从事经济活动的社会阶层已经与意识形态绝缘，构成所谓“小人阶层”——他们是劳力者，只能治于人。孔子的一句著名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准确地定义了从事生产流通营生的阶层低下的社会地位。孔子这句话中的“义”是包含了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而“利”，则是时时处处锱铢必较、讨价还价的市场交易行为。生产领域和市场交易构成的经济实体则成为了供养国家机器的附属物，中央政府（朝廷）可以对所有经济活动实施任何形式的处置。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政治集团对内包办了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对外控制了全社会的市场交易经济活动（如图2）。这就是中国，这就是当时的中国特色。

用图2还可以解释许多其他的问题，下文还会多次提到这个图。

图2这个分析图还能解释这样一个中国的特殊现象：中国之所以能构成一个“超稳定结构”，是因为处于社会文化系统内核的意识形态或者说精神文化、意识形态子系统在长期的历史时期中，始终顽固地深藏于这个老大帝国文化的内核，动乱一过，它就恢复元气，被新上台的皇权集团重新奉为圭臬。于是，一个新的朝代就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生命周期，如此往复，以至无穷。

“超稳定结构”规定了中国封建皇朝的周期率

“超稳定结构”是一个社会从其实体内部完成的一种控制模式，我们先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看一下它的外部表现形式。

第一步，消藩与反消藩。

自秦汉开始，所有新建立的王朝都有消藩与反消藩这样的政治过程。在汉代，开始是把所有非刘姓的王都撤消，接着是平定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西晋是镇压“八王之乱”。在唐朝，消藩进行得更早，天下位定，就发生了“玄武门之变”。在宋朝，消藩进行得比较文雅，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用“赎买”的政策把政治权力集中到以皇帝为首的朝廷。在明朝，消藩与反消藩的斗争虽然是以被消的藩王取而代之，成为胜利者，成了皇帝，但从结果来看都达到了天下政治权力归为一统的结果。在清朝，消藩与反消藩的斗争进行得更持久，直到清康熙二十年才结束中央对各地藩王的統一战争。

历史上的中国为什么统一的时期占主要部分呢？是因为全体中国人都有的天下理念——“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在西方，这种理念是罕见的。中国之所以如此，是与儒家文化中的“忠君”分不开的。

中国人的主体是农人，农人安分守己，靠天吃饭，不善于争斗，也厌恶血腥的战争。只要有一个能庇护自己生存环境的政治权威，就甘愿做牛做马，而不问这个权威的来源与出处。这对统治者来说是件好事，只要能通过手段取得政权、巩固政权，别的都是皮毛和琐事。稳定社会秩序是压倒一切的，而这又与亿万民众（其中绝大多数是农业人口）的生活哲学和生活愿望相一致。这就为人丁兴旺的盛世到来准备好了条件。

第二步，发展生产，增殖人口。

在大王朝建立以前的社会动乱中，农业生产无法进行，杀戮和饥荒造成人口大量减员，大片土地荒芜。政权初定，百姓擎受皇恩，分到因为战乱而变成无主的土地，社会经济开始复苏，人口开始增长。

第三步，税负加码，社会开始动荡。

在人口增长的同时，政权机构逐渐健全，这其中也孕育着机构的臃肿化。税负增长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皇家寄生集团的盘剥和税负以外的摊派（乱收费）。当社会危机影响朝廷运转时，就有变法者出面执政，主持变法了。但变法却无一成功的原因在于，变法只涉及如何掌控外部的“经济圈”，而不涉及内部的思想文化内核。

再往下，就是第四步：社会大动乱，王朝倾覆之后很快新的王朝建立，新的一轮周期又开始了。

中国人有话：“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人早已把这样的周期律看作了常态，并不对它的正当性怀有疑问。如果没有外来的足够强大的文化力量对这个震荡加以影响和破坏，中国将这样震荡下去一万年。

要想结束这个悲剧性的后果，必须要有一次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么，为什么中国不会自行发生“文艺复兴”呢？为什么说汉代以后的中国儒家文化已经不是真正的思想流派而是一套政治工具了呢？这就要分析这段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中的命运了。（未完待续）

作者：高续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