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斗争思想分析论文

刘少奇同志的重要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称《修养》)是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所应必读的书，是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建党学说的好书，是对党内斗争、共产党员思想修养有独到见解的书。书中所批判的，今天仍然严重地存在；书里所提倡的，今天仍然应大力提倡。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党内斗争思想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党内斗争思想分析论文 篇1：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中国化

摘要：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在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英勇奋斗的光辉一生中，长期从事党务工作，十分重视党的建设，不但在实践中有巨大的贡献，在理论上也作出了重要建树。《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称《修养》）就是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中国化作出划时代贡献的理论巨著。《修养》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基本理论，分析党实际状况，结合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从理论上总结党建设的基本经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

关键词：共产党员；修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紧紧围绕和解决中共党建过程中出现的复杂的实际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

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并不长，革命队伍中也隐藏著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党的建设面临着很多复杂的实际问题。刘少奇针对这些在中共建党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在《修养》一文中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思想和建议。

1. 提出加强共产党员修养的必要性

在《修养》一文中，刘少奇指出，加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改造自己，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共产党员加强党性修养的必要性。首先，由于原来的社会出身不同，所受的社会影响也不同，一部分共产党员“是从旧社会中生长教养出来的，他总带有旧社会中各种思想意识（包括成见、旧习惯、旧传统）的残余”，只有在革命的实践中，加紧党员的学习和修养，坚决反对和彻底肃清旧社会在教育和学习中遗留的祸害，我们的党员同志“才能够逐渐深刻地体验和认识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的规律性，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敌人和自己，才能发现自己原来不正确的思想、习惯、成见，加以改正，从而提高自己的觉悟，培养革命的品质，改造革命的方法等”。其次，是紧密联系群众的需要。刘少奇在文中指出，“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是无论怎样都不能脱离当前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不脱离当前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呢？刘少奇同志在文中告诫党员同志：“要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高贵的无产阶级的品质，并且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不断地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识中的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增强自己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意识和品质”。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紧紧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不至于偏离方向。再次，“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曲折的斗争，才能战胜最强大的敌人，战胜一切剥削阶级”。正因为共产主义事业是这样伟大而艰难的事业，所以会导致党内部分同志怀疑共产主义的真实性和可行性，“对共产主义的实现还没有信心”，因此，必须加强共产党员的修养，使广大党员具备最伟大的气魄和革命的决心，去完成这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共产主义事业。

2. 采取正确的态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

《修养》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了党员同志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自身修养时应采取的正确态度。首先，针对部分党内同志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成是天生的神秘人物，从而觉得自己不可能到达相应高度而放弃加强学习和修养的想法，刘少奇提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努力锻炼，认真修养，尽可能地逐步地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品质，不应该忘掉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伟大的革命家的思想和品质，认为高不可攀，就自暴自弃，畏葸不前”。其次，针对党的队伍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刘少奇深刻地批评他们“不能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只是肤浅地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词句”，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运用到活生生的具体实际问题上去。党内存在部分党员，“他们以背诵个别的原理和结论而自满，甚至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然而他们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接着把笔锋一转，赞扬党内另外一部分同志，“他们不以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结论为满足，而要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立场上，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身体力行，活泼地去指导一切的革命斗争，改造现实，同时改造他们自己”。只有后者的态度，才是正确的态度，才能够避免走上教条主义的歧途，才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

二、正确认识党内斗争的根源与开展党内斗争的必要性

《修养》一文中对党内斗争产生的根源以及开展党内斗争的必要性等作出了重要的阐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论，是我们党的宝贵经验。

关于党内产生矛盾和斗争的根源，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一文中，曾对此作出了深刻分析，他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修养》一文中对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进行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由于剥削阶级的影响，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影响，由于工人阶级本身有不同的阶层，由于我们党员社会出身的不同，所以在我们党内就产生各个党员间在思想意识上的差别，在观点、习惯、情绪上的某些差别，产生党员间在世界观和道德观方面的某些差别，而且也产生党员间对于事物、对于革命中的各种问题之不同的认识方法和思想方法”。刘少奇在文中分析了党内存在矛盾和斗争的具体原因是：由于党所处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党员同志出身的不同，导致党员同志思想意识和世界观道德观的差别，从而造成了对革命中的各种问题的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刘少奇的这一理论，深刻指出了党内产生矛盾和斗争的根源，促进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论发展。

《修养》一文中对开展党内斗争的必要性也作了阐述，刘少奇认为：“党内斗争之所以必要，并不是由于我们主观地嗜好斗争，欢喜争辩，而是由于在党的发展过程中和无产阶级斗争过程中产生了党内原则上的分歧”。他认为党内斗争是党内对问题的争论发展到出现了原则上的分歧，到了这个时候任何妥协都解决不了问题了，只能用斗争来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不应该畏惧党内斗争，“应该毫不躲避地进行党内斗争来解决这些争论”。同时， “党内斗争，是整个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的同志不但应该有党外斗争的锻炼和修养，而且应该有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锻炼和修养。”这样，刘少奇就把党内斗争的必要性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和层次，为我们的党员正确地认识党内斗争的必要性作了十分精辟的阐发，为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大大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中国化进程。

三、将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中国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伟大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令世人瞩目的中国传统文化。怎样批判地继承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民族传统和文化，成为了我党发展建设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和研究的课题。我党的早期领导人在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成果方面总是身体力行、带头示范，刘少奇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从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建设的各个方面的需要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遗产，特别是变革和创新中华传统儒学道德修养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党内斗争的理论。

首先，关于加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必要性的理论。封建思想家孟子曾经说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论述加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必要性时对孟子的这一思想进行了批判地继承，他认为：“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另外，他还引用孔子的名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来阐述世界上没有谁天生就是圣人的思想，从而得出每个共产党员都需要不断地学习和锻炼，不断地加强自身的修养的论断。

其次，关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态度的论述。针对部分同志在学习过程中的畏难倾向，刘少奇借用《孟子》中的名句“人皆可以为尧舜”来论述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志存高远、胸怀远大，尽可能地逐步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品质，不要认为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是高不可攀的而畏葸不前，导致放弃不断地学习，放弃加强自身的锻炼和修养的思想。

另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儒家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刘少奇明确指出了共产党人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观，就是“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样，经过刘少奇对“杀身成仁”、“舍生取義”人生观的重新阐发，摒弃了其中腐朽的封建愚忠思想，成为共产党人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了我党的建党学说，为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中国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结语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并且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与加强共产党员的自身修养融为一体的历史必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高度上认识加强共产党员自身修养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又通过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伟大事业的发展，对中共党建理论的发展和党建工作的顺利开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的伟大进程，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出了划时代的理论贡献。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R].2008-11-11.

[2]刘少奇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合编，1991．

[4]吕星斗.刘少奇和他的事业[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2.

[5]王群燕.试论刘少奇党建思想的特色[M].2006.

作者：陈海洋,赖燕茹

党内斗争思想分析论文 篇2：

重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刘少奇同志的重要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称《修养》)是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所应必读的书，是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建党学说的好书，是对党内斗争、共产党员思想修养有独到见解的书。书中所批判的，今天仍然严重地存在；书里所提倡的，今天仍然应大力提倡。今天，重读这本书，对整顿党风，发扬我党优良传统，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斗争，团结一致搞四化，无疑地是有益的。

武断的“批判”必须澄清

文化大革命中，《修养》一书受到了空前的围剿。但是，只要认真地读一读这本书，就会发现，那些“批判”是牵强附会的，横蛮无理的，站不住脚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发表文章，指责《修养》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此后，各种罪状加到它身上。这些攻击有什么根据呢？

根据之一，是此书引用列宁的两段话时，砍掉了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句。

这是事实。但写文章应扣紧主题，这本书既然论的是修养，并不是论专政，引用列宁的两段话只是为了说明党员在战胜资产阶级、反腐蚀、与习惯势力作斗争中加强自身修养的必要性、艰巨性，那么略去与主题无关的讲专政的语句，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诚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之一，但难道能因其重要而不管作什么文章都要讲专政吗？这种指责难道不是胡搅蛮缠么？

编辑部的另一个根据是，此书“根本不谈抗日战争，不谈抗日时期的阶级斗争，根本不谈解放战争，不谈解放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根本不谈夺取政权问题”，“不谈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从而它“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

这本书不谈阶级斗争么？不对。它正是讲共产党员应该如何在阶级斗争中加强自身的修养。但它何必大谈各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呢？再说，此书标明是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延安马列学院的讲演，它又是延安整风的学习文件，是一个历史文件。在当时那个特定的条件下，有什么必要在书里大谈各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呢？作为一九三九年的作品又怎能讲到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呢？

编辑部的文章还指责作者对什么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回答“说得天花乱坠，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

这就奇怪了。作者讲了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和奋斗目标，讲了实现共产主义有许许多多的困难，我们必须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做切实的实际工作，这就够了。这里根本不是讲实现共产主义的具体问题，为什么要讲到无产阶级专政呢？怎么能做出作者“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呢？

编辑部文章的指责，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其他“批判”文章对此书的指责，也是不实的。现略举几条主要罪名来分析。

“提倡闭门修养”。

这是强加在《修养》头上的。书里不仅多次强调修养与革命实践的关系，而且还有“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一节，强调指出“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第14页)，“在革命的实践中修养和锻炼，而这种修养和锻炼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实践”(15页)。

还有人指责此书“散布群众落后论”。

群众当中有没有落后面？当然有。正如书里说的：“假若象某种人所设想的那样，群众都是觉悟的、团结的，在群众中不存在剥削阶级的影响和落后的现象，那末，革命还有什么困难呢？”(31页)

《修养》一书提倡“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强调“我们的党员不应该有离开党的利益而独立的个人目的。”(36、38页)于是，有人指责它“提倡奴隶主义”，是“驯服工具论”。这种指责是牛头不对马嘴。正是此书，提倡“在革命实践中检验一切理论和是非”(39页)，提倡做这样的党员：“他没有做过‘亏心事’，他的缺点错误能够自己公开，勇敢改正，……为真理而战斗。即使这样做暂时于他不利，为了维护真理而要受到各种打击，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指责而使他暂时孤立(光荣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牺牲自己生命，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39页)。

《修养》在强调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的同时，还讲到党的领导者要承认党员的个人利益，“因此，党允许党员在不违背党的利益的范围内，去建立他的个人以至家庭生活，去发展他个人的个性和特长。同时，党在一切可能条件下还要帮助党员根据党的利益的要求，去发展他的个性和特长，给他以适当的工作和条件，以至加以奖励等。党在可能条件下顾全和保护党员个人不可缺少的利益——如给他以教育学习的机会，解决他的疾病和家庭问题，以至在反动统治的环境下，在必要时还要放弃党的一些工作来保存同志等”。(43页)有人竟据此指责它散布“公私溶化论”，真是荒唐之至。

此书有“将心比心”、“委曲求全”、“以德报怨”一类的词句，便被斥为“散布资产阶级人性论”。但是，书里这些词句不是孤立的。我们来看看上下文，例如，“他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体贴人家。另一方面，他对待人类的蟊贼，能够坚决地进行斗争”。(38页)“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他对待同志最能宽大，容忍和‘委曲求全’，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40页)“他对于自己的同志和兄弟能够‘以德报怨’，帮助同志改过，毫无报复之心。”(54页)——这些，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无产阶级美德吗？

为什么林彪、“四人帮”一伙对《修养》特别痛恨呢？因为书里有些话照出了他们丑恶的嘴脸，刺痛了他们的神经，所以他们特别恼火。请看《修养》中指出有这样一种人：“这种人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象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 ，报答以忠心和热情。他也可以不待别人推举，径自封为‘领袖’，自己爬到负责的位置上，家长式地在党内发号施令，企图教训我们党，责骂党内的一切，任意打击、处罚、摆布我们的党员。这种人不是真心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不是真心地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斗争，而是党内的投机分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蟊贼。这种人终归要被党员群众所反对、揭穿和抛弃，是无疑问的。”(11—12页)抢班夺权的林彪、想当女皇的江青之流，不正是这样的蟊贼吗？他们的结局，不正如此书所预料的吗？

《修养》在谈到党内斗争时，有一段很精采的话，对今天我们肃清极左流毒还有很大现实意义：“抱这种绝对态度的人，他们认为无论什么条件下都要开展党内斗争，而且斗得愈多愈凶愈好。他们把什么小事都提到所谓‘原则的高度’，对什么小缺点也要加上政治的‘机会主义’等大帽子。他们不按照客观需要和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来适当地、具体地进行党内斗争，而是机械地、主观地、横暴地、不顾一切地来“斗争’。……故意在党内搜索‘斗争对象’，故意制造党内斗争，并且滥用组织手段甚至党外斗争的手段来惩罚同志，企图靠这种所谓斗争和组织手段来推动工作。”(64页)“他们在党内并没有原则分歧的时候也硬去‘搜索’斗争对象，把某些同志当作‘机会主义者’，作为党内斗争中射击的‘草人’。他们认为，党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胜利，只有依靠这种错误的斗争，依靠这种射击‘草人’的火力，才能得到灵验如神的开展。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平地起风波’，故意制造党内斗争，才算是‘布尔什维克’。……主张这样的人，并不是什么‘布尔什维克’，而是近乎不可救药的人，或者是以‘布尔什维克’名义来投机的人。”(71—72页)

《修养》发表至今已四十年了，今天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不正需要它来澄清我们党内的某些浑浊的空气吗？

党员必须加强自我修养

《修养》中谈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多方面的：包括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以及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无产阶级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纪律修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修养，艰苦奋斗作风的修养，联系群众作风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等。

今天，中国共产党肩负着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四化的伟大任务，共产党员不加强自身的修养，不提高自身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就不能在这场斗争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就会辜负了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由于“四人帮”践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给我们的党风留下了严重的污毒，留下了严重的“内伤”。这个“内伤”，要靠广大党员来治。我们的党员，出身不同，入党时的动机和目的也不尽相同。文化大革命前入党的党员，需要继续加强自身的修养，文化大革命中间和以后入党的新党员中的大部分，对党的基本知识懂得很少，更应加强自身的修养。

应该加强哪些方面的修养呢？

《修养》所强调的思想意识修养，党性修养，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的修养，在今天仍是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的。

在党性修养方面：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个人利益绝对地服从党的利益，能够做到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自己的生命。

在世界观修养方面：一个共产党员应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并有实现其理想的气魄和决心，同时又应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会做非常切实的工作。他不因胜利而骄傲，不为挫折而气馁，不被失败所吓倒，也不为党内出现一些乌七八糟的事而失望、颓废。他能够挺身而出，正确地与这些浊恶进行斗争，去逐步清除这些黑暗落后的东西，改造我们的党和党员，使我们的党更加健康和坚强。同时，也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去掉自身的污秽，提高斗争的艺术。

在共产主义道德修养方面：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爱憎分明的立场，对敌人坚决斗争。他决不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对待自己的同志，而是诚恳团结，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为同志着想，对同志关心体贴。但对同志的缺点和错误决不敷衍、迁就，更不袒护。他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能够受得起委屈和误解，能够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识大体，顾大局。对于人民，对于自己的同志，他可以以德报怨，尽力帮助，而无报复之心。但他也决不卑躬屈节，吹吹拍拍。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坦荡、正直。他不允许别人对党的利益有任何损害，也不允许别人对自己无礼侮谩，尤其鄙视那种无原则的奉承、阿谀和谄媚。他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反对任何人有任何特权，他认为在人民内部居于特权地位，对于自己来说，是一种侮辱而不是什么荣耀。他对待自己的缺点，敢于公开，勇于改正。对待真理，他没有个人的顾虑和私欲，因而看对了就坚持，看得不对就承认错误，坚决改正。他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拥护真理，宣传真理，为捍卫真理而斗争，不怕打击，不怕孤立，甚至宁可牺牲，也能坚持真理，而不随波逐流。对待工作，他在无人监督的时候也是勤勤恳恳。他在独自一个人有可能做这样那样的坏事的时候，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他开诚布公，不怕任何批评。他不仅能保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大节，而且也注意小节，严格要求自己。

在党内斗争的修养方面：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独立思考的习惯，明辨真伪与是非，不盲从，不随声附和，不学坏样子，主动抵制不正确的东西，绝不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也绝不做不负责任的批评和散布非组织的议论，这种议论容易引起党内的无原则纠纷，损害团结。他在党内只是开展负责的、正式的、对党有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也不被那些不负责任的、非正式的背后批评所牵动和刺激，而丧失自己的原则立场和冷静思考的态度。他对党内的不正确东西，不是装作看不见，不是机械地、绝对化地去看，而是分析其各种原因，把原则上的不调和性和明确性同斗争方式上的灵活性、耐心说服的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去批评和帮助那些犯了错误但不是不可救药的同志。他应该适当地去进行必要的党内思想斗争，而不是主观地、捕风捉影地在党内乱斗一番，更不是有斗争的嗜好，把什么事都提到“原则高度”。当然，为了维护党的团结，纯洁党的思想，巩固党的组织，对党内的异己分子和某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是不留情的。他在重大的问题上绝不含糊，不苟且偷安，不随风转舵。

以上这些，就是《修养》提出的和我们应当去发挥的修养要求。这些要求只有讲得不大充分的地方，而不应当攻击和围剿。这一桩公案必须彻底翻过来！

作者：莫清华

党内斗争思想分析论文 篇3：

刘少奇与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起草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的一座丰碑，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与党的六大整整相隔17年。期间，中共中央数次召开会议讨论七大的召开事宜，都因战争环境和其他条件不成熟而被迫延期。随着时局的变化，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中共七大，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作了口头政治报告。刘少奇向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这份长达6.5万多字的报告中，刘少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原始性创新。

一、刘少奇肩负起《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起草任务

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是从1929年就开始有所启动，1937年抗日战争以来，中共中央又对中共七大的筹备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在筹备的过程中对组织报告的起草人几易其人。1937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中共七大的准备委员会，后来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具体报告的负责人，确定王明负责组织问题的报告，到1940年，“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意见，组织问题的报告人改为周恩来”。1942年底刘少奇回到延安后，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终决定刘少奇作组织问题的报告。刘少奇之所以被确定为组织问题及党章修改报告的负责人，与其多年在党的建设理论方面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早在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演讲着重阐明党的建设必须要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这是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党的思想建设应从加强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做起。这篇演讲稿由于其“提倡正气，反对邪气”，被毛泽东推荐给《解放》杂志发表，后来这篇著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列为干部必读的二十二个文件之一。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发表了《论党内斗争》的演讲，这篇演讲总结了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阐述了进行党内斗争的七个重要原则和方法，这篇文稿是刘少奇继《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之后的第二篇重要著作，毛泽东称赞这个演讲是“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必读”。在整风运动中，这篇演讲收入《整风文献》，成为整风学习的必读文件之一。

在1940年到1942年具体筹备中共七大的各项事宜时，毛泽东连续致电各主要地区和方面的负责同志，希望大家能够按时到延安共赴盛会。他在1941年11月3日致电刘少奇希望能来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并“动身时望带一可靠电台，何时可以动身盼告”，刘少奇次日回电，提出“华中工作还有些困难，须要进一步解决，希请中央考虑我可否暂缓回延安”。毛泽东11日复电指出可以“两三个月后动身来延安参加七大，七大后你在延安休养，即在延安指挥华中”。因此，刘少奇继续在华中指导工作。期间，刘少奇又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发表《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的演讲，这篇演讲着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的重要性，提出民主集中制是保证党的组织上思想上统一的具体形式，还论述了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等辩证关系，以及党的干部政策问题。这篇演讲是刘少奇在实际领导党的工作中提出的重要理论，这些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为刘少奇起草《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在动身赴延安之前，毛泽东还致电刘少奇，指出为了召开中共七大，现正在广泛搜集各地材料，但是山东地区的材料不足，并且山东在工作上存在一些问题，希望刘少奇在途经山东时在当地多做调查，注意解决当地的一些问题，并带回一些有用的材料。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一行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回延安。在1942年5月，途经山东检查工作时，他在山东干部会议上作了五次报告，其中《党内斗争问题》的报告系统地分析了党内生活中存在的偏向，深刻揭露了党内过火斗争的种种表现及其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阐述了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基本原则。这篇文章被山东分局机关刊物《斗争生活》发表，并作为山东分局整风运动的重要文件进行学习。1942年9月中旬，刘少奇一行安全抵达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辽县，后又经过太岳根据地和晋绥根据地，于1942年12月底顺利抵达延安，这次艰难跋涉历经九个多月，穿越敌人一百零三道封锁线。

到达延安之后，刘少奇立即开始参与到全面筹备中共七大的工作中。在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的过程中，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在1943年7月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时，刘少奇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概念，并提出要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因此，自抗战以来，刘少奇已经有三篇党建方面的名篇，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这与后来题目被改为《论党》的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称为“四论”，为党的建设理论思想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刘少奇也因此被称为“党的建设理论专家”。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这次全会有两个重要任务，即准备中共七大与七中全会期间处理日常工作。并在会议上确立了重要文件的起草要充分发扬民主，发挥集体力量的原则，大会的重要报告都应由集体起草、讨论，由一位主持人负责。会议通过了中共七大的议程和各报告的负责人，决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报告不设委员会，由主席团及全会讨论。刘少奇作组织问题及党章修改报告，由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高岗、谭政、王若飞等六人组成起草组，由刘少奇负责召集。军事报告委员会由朱德、彭德怀、陈毅等人组成，朱德是报告负责人。周恩来作统一战线报告，任弼时作党的历史问题报告。

二、起草《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

具体过程

按照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安排，原计划在1944年12月底召开中共七大，但是这期间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国特使赫尔利来到延安，周恩来去重庆谈判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等等，使中共七大的召开再一次延期。从1944年5月开始，刘少奇在处理一系列日常事务之外，开始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准备中共七大的文件中。为了工作方便，他将住所从杨家岭迁到枣园，住在毛泽东所住窑洞下面不远的一排三间的窑洞中，在这里一直住到1947年春离开延安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自六大以来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党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从1937年抗战开始到抗日战争结束，中国共产党党员由4万人发展到120万余人。同时，党对如何加强自身建设也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就如何对这些新的经验进行进一步的归纳、整理和总结，制定一个完备的党章，刘少奇和起草小组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党章起草委员会不仅要对中共六大的党章进行重新修改，还要准备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对修改党章的重点和关于党的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专门说明，这也是中共七大的一个创举。自此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八大至十一大都有专门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对修改党章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说明。

为了制定一个好的党章，刘少奇和起草小组首先展开了认真细致地调查，他让胡耀邦统计：“我们党里有多少人受过处罚？由于受处罚搞好的人多不多？有几个？”1945年2月18日，刘少奇亲自为中央组织部起草致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的电报，说明中共七大即将举行，各地党员总数（部队党、地方党及沦陷区党），望于3月5日以前电告。如无确实统计，即由各局各区党委作谨慎地估计电告，请注意时间性。军队和民兵数目，请一并查告。刘少奇在收集到相关的材料后亲自撰写《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很快报告的初稿写作完毕，并由王发武负责抄写了第一稿。3月7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党章座谈会，广泛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又进行了一定的修改。3月31日，刘少奇出席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重点讨论为中共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稿和新党章草案，毛泽东对政治报告草稿作了说明。刘少奇也对修改党章的经过及有关问题作了说明，刘少奇指出：“党章照顾了现在和将来，一方面肯定了严肃性，一方面允许了灵活性。总纲是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党章的前提和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进党内的一致。党章以毛泽东思想来贯串，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

在讲到修改党章的具体内容时，刘少奇指出对党员的基本权利这一部分有自己的想法，他指出：“党员有在一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对于这一条，动摇了几回，‘任何’两个字写上又圈掉，圈了又写上，六中全会时我写的党规党法是强调纪律的，当时新党员属绝大多数，现在这些党员都有五六年以上的党龄了。所以我虽然动摇了几次，但仍倾向于给党员这个权利，这样虽会出一些乱子，但没这一条，乱子会更多。”全会对这一条文进行热烈地讨论，有一些人对这个问题抱有怀疑，担心会出现问题，后来周恩来发言说：“这是整党经验的总结，我过去就是吃了没有下级批评的亏，如果路线错误早有人说，至少要好点。写上‘任何’二字，是整风经验的总结，实践起来，利多害少。毛主席也表示，应该信任群众，绝大多数的群众是为党好的。”最后，大家同意新党章上写上这一条，但将“在一定会议上”改为“在党的会议上”，全会一致通过政治报告草稿和党章草案。

三、《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中共

七大上的宣读和通过

1945年4月21日，党的七大预备会议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会上阐明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全党要加强团结。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补代表208人，合计755人，代表全党121万党员。毛泽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并向与会代表印发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大会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就书面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口头政治报告。

从5月14日开始，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次报告共分为三次，前两次为报告，后一次是就各代表团讨论和专题会议讨论所作出的总结。14日和15日连续两天，刘少奇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共分为九个部分，一、引言；二、关于党章的总纲；三、关于党员；四、关于党员的义务和权利；五、关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六、关于干部问题；七、关于党的基础组织；八、关于奖励和处分；九、党的严肃性与灵活性。

刘少奇在报告中集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性质、党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特点、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民主集中制等重大理论原则问题。把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必然性、形成过程进行了全面的说明，并进而对毛泽东思想的具体涵义进行了论述，在报告的引言和关于党章的总纲这两部分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充分地阐释：第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第二，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民族化的角度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型。刘少奇还全面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九个方面的内容，把延安整风以来党内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和研究的成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胡乔木回忆说：“整个报告都很好，特别是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阐述，这在我们党的党章上是第一次，讲的非常精辟，是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七大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总体上，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概括和总结，是那一代领导人对于毛泽东思想体系主要内容的最权威性的概括，是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史和毛泽东思想认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刘少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作完之后，各代表团针对报告的内容展开热议。5月30日，综合各代表团在小组讨论中对修改党章报告提出的意见，刘少奇在中共七大全体会议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讨论的结论，进一步阐述了党的性质、群众路线、干部问题、国民党区域党的工作等，并解答讨论中提出的主要问题。6月11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历时50天的中共七大胜利闭幕。

中共七大党章共11章70条，其突出的特点是增写了党纲部分，总纲第一次确立了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七大通过的党章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特点，是党成熟的重要标志。1950年1月13日，刘少奇同意出版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并将其改名为《论党》。通过中共七大修改党章的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也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修改党章的机制，主要包括机构设置、运作规程和文书形式，成立专门的党章修改委员会，并定期召开相关会议讨论章程的修改工作，同时也增设了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对修改党章作出详细地说明，从总体上讲，这个党内修法机制的成熟，对党内法规建设，甚至是党的全部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姚胜祥

作者：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