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

2024-04-08

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精选6篇）

篇1：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

20世纪 60年代以来,经济学最为引人瞩目的发展之一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和发展,而产权问题的产生也可追溯到这个时期。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最早提出了产权存在的必要,其后继者,如德姆塞茨、诺思等又对产权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本文即将重点讨论产权问题的提出及其相关发展。

一、产权问题的提出

制度经济学以研究制度本身的产生、演变及制度与经济活动的关系为主,研究或倾向于制度与分配的关系, 或倾向于制度与经济增长、资源配置的关系。

制度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不同流派,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不同,在于它从现实问题谈起,扩展了以往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它们都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使得经济理论对现实有了更强的解释力。

新制度经济学把对产权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

产权理论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科斯是其创始人和领袖,在他的《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等文章中体现了他对产权的理解。

在科斯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前,经济学家一直认为:经济体制是自行运行的,生产要素受到价格支配而得到良好配置。

科斯由此提出质疑:如果价格支配是完美的,那如何解释企业的存在呢?又何须企业家发挥协调者的作用?鉴于现实和理论的差异,科斯尝试给出解释。

科斯认为:“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

”而通过建立企业,不仅可以“签订一个较长期的契约以替代若干个较短期的契约,那么,签订每一个契约的部分费用就将被节省下来”,而且“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并且“有管制力量的政府或其他机构常常对市场交易和在企业内部组织同样的交易区别对待”。

科斯认为,企业的存在就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因为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发现价格的成本,而企业家恰恰可以做到以低于市场交易的价格获得生产要素,由此形成组织,这就是企业的产生。

接下来,科斯又讨论了企业规模的问题,认为企业规模大小的为“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

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论述都离不开“交易成本”,这也是这篇文章的核心,科斯虽然没有对这个概念做更详细的阐述,不过在他的《社会成本问题》又提到了这个问题,并延伸到了产权的提出。

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指出:解决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如果采用限制甚至惩罚施害这些传统的做法是不合适的。

科斯用牛群与谷物的例子分别讨论了“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和“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两种情境下的处理方案,继而用“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库克诉福布斯”等四个实际生活的例子证明了自己的论述,并表明其普遍适用性。

然后,科斯指出这些论述都是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进行的分析,而现实中并非如此。

他提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选择三种交易制度——市场、企业和政府,即比较它们之间在组织某些活动或交易时的成本——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企业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和政府的行政成本。

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需要费用,问题的实质在于选择一种成本较低的制度安排,这就是产权概念的最早形成。

“在正交易费用情况下,法律在决定资源如何利用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科斯认为这是解决产权问题的关键。

后人总结了相关理论并命名为“科斯定理”:假定市场交易费用为零,只要产权初始界定清晰,无论其属于谁,都可通过市场交易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

在此基础上又延伸出定理二: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世界里,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产权制度的设置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

也就是说,交易是有成本的,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交易的成本可能是不同的,因而,资源配置的效率可能也不同,所以,为了优化资源配置,产权制度的选择是必要的。

科斯阐述了交易费用存在的事实,提出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

后人对科斯定理的讨论很多,也提出了一些不足,不过他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是十分明确的。

二、产权问题的发展

德姆塞茨是继科斯之后对产权问题做出重要贡献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之一。

在其《关于产权的理论》和《产权理论:私人所有权与集体所有权之争》等文章中,都有这方面的讨论。

作者的《关于产权的理论》分为了三部分:第一部分,简短讨论了社会制度中产权的概念和作用;第二部分,为探讨产权的产生提供一些线索;第三部分,说明与产权合并成特定组和所有权结构的决定相关的原则。

文章首先提出:“所谓产权,意指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引导人们在更大程度上将外在性内在化”。

也就是说使外在费用、外在收益以及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的外在性最大程度的让相互联系的人们承担,既包括有害的外部性也包括有益的外部性。

产权的发展,主要源于经济价值的变化,源于发展新技术避开拓新市场产生的变化,源于旧的产权不能很好地与之协调起来的变化。

文章以土地私有权的发展与商业性毛皮交易的发展为例,解释了当过度狩猎时产权调整所起的作用。

接着作者又提出了公共所有制、私人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三种分类,着重以土地所有权为例,说明公共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

这部分作者主要提出了“产权组合为特定组的过程是由什么原则支配的?与这些特定组的产权相联系的所有权结构又是由什么原则决定的?”这两个问题展开论述。

《产权理论:私人所有权与集体所有权之争》是德姆塞茨对产权理论进行的拓展。

他先提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探寻跟价格具有同样作用的因素的研究中,对所有权安排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他们不仅忽视了与产权结构相关的问题,而且也忽视了契约安排相关的问题。

并认为目前的产权理论过多强调了外部性,外部性虽然能解释一些经济现象,但除去外部性的考虑,私有产权的安排也是必要的。

针对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相对于集体所有制而言,私人所有制的重要程度正在增加的情况,作者做出了三方面的解释:资源分配相关人员的数量和紧密程度、参与资源配置问题的人员的生产率和资源配置问题的组织复杂性。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国富论》中提出的观点引出了作者对密集性理论的`论述。

亚当斯密讲述的是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运转的商业世界的逻辑,《道德情操论》有考虑同情心、熟识程度等生物或地缘或社会学意义。

不难看出,早期的人类互动大多数发生在属于同一个家族或者住在同一个小的封建村序里的人们之间。

在更古老一些的时代,比如当封建势力占优的时候,经济互助的很大比重局限在相对狭小而关系紧密的人群之间。

作者认为,现今生产是越来越明确地为满足市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家族、本村村民或者封建庄园,这种变化一直在发生。

如果只靠亚当斯密在着作中提到的“同情心”等并不能完成市场资源分配的重任,它们无法更有效地解决资源利用问题,因为资源分配相关人员的数量和紧密程度都比以往大大降低了。

与这种变化对应的,是技术革新和专业化的发展——降低了密集性提高了生产效率。

高生产效率慢慢地引起社会利益分配问题,鼓励努力工作、促进共享劳动成果等。

这样,又引出了作者对组织复杂性的讨论:价格制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外,它还必须得到保障契约执行力的社会法律制度的支持。

由此,作者提出:财产私有制度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其制度安排可以比集体控制制度更有效地应对有效利用问题本质的变革。

篇2：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

【文章摘要】本文在简单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基础上，考察了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和改革历程、国外产权改革经验总结，着重分析了我国学者关于产权改革的思路。文章在结尾处提出了关于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个人思考。

【关键字】产权理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一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简介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互相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的行为规范,因此,可以将共同体中通行的产权制度描述为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产权不是有形的东西或事情,而是人与人之间由稀缺物品的存在而引起的、与其使用相关的关系。

实施产权意味着排除其他人使用有关的稀缺资源,同时也意味着要耗费一定成本去度量和描述资产并耗费相应的成本来保证实现所有权。

个人拥有排他性权利,叫做私人所有制。国家拥有这种权利叫做国家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有关的是社区所有制,即一个社区的全体掌握资源并由内部成员来选定资源,排斥外来者。若所有权被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拥有,则无人单独拥有排他性权利,这就是共同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制或者说是全民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形态意味着对资源的自由使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从一般的财产关系到财产制度的变迁,必然深刻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和资源配置、产出构成以及收入分配等等。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资源的稀缺程度及其变化一直影响着产权结构和产权制度的变迁。诺斯等人认为,解决史前人类所面临的公有财产的困难处境的办法就是建立排他性的私有产权。产权能够限制开发和使用稀缺资源的速度。人类对产权制度的需求与资源稀缺程度及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离开了稀缺性,我们就难于分析产权结构与产权制度的演变。

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或者说是共同特征就是影响和激励人的经济行为。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产权与交易费用概念是“等价”的。在市场交换中,若交易费用为零,那么产权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就没有影响；反之,若交易费用大于零,那么产权的界定、转让及安排都将影响产出与资源配置的效率；竞争和资源的稀缺性是等价的,即如果资源不具有稀缺性,也就不会存在竞争和竞争的必要了。而产权是人们在竞争资源的过程中达成某种均衡状态时的行为规范,是竞争的结果。张五常和巴泽尔先后论证过,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只是当界定权利的费用与权利带来的好处在边际上达到相等时(均衡时)才有意义。或者说,只有当产权界定的收益大于产权界定的成本时,人们才有动力或激励机制去制定规则和界定产权；产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内在化的激励。产权界定不清楚是产生“外部性”和“搭便车”行为的主要根源。有效的产权可以降低甚至克服外部性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产权清晰的实质就是私有产权。私有产权是最有效率的，因为私有产权可以避免公有产权存在的拥挤、搭便车、偷懒等低效率现象。

一直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思想对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有着重大影响。深入理解这一思

想,对进一步深化我国产权制度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和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历程

1.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1）政策性负担和预算软约束

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是指政府不能承诺在国有企业出现困难时不去解救国有企业。为什么会产生预算软约束呢？Dewatripond和Maskin（1995）从承诺的动态不一致性去解释预算软约束，即在事前，政府无法区分企业的好坏，在对企业进行融资以后，出现亏损时，政府不能袖手旁观，必然要帮助亏损企业，而企业经理预期到这一点，就必然加剧了道德风险，从而使政府要不断地为企业提供补贴等帮助，即产生预算软约束。

林毅夫（1999）认为国有企业存在的政策性负担是产生预算软约束的根源。政策性负担包括在传统赶超战略的影响下，国有企业投资于中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或产业区段所形成的负担以及由于国有企业承担过多的冗员和工人福利等社会性职能而形成的负担。

（2）道德风险和激励机制

在国有企业中一般存在利润目标和政策性目标，当两个目标完全一致时，经理人的个人激励不会受到扭曲，当两个目标不一致时，经理人将在能给他带来最大收益的目标上投入努力，而在另一目标上很少或根本不投入努力。在国企中，政策性目标往往是与利润目标背道而驰的，所以，经理人根本就不会投入努力来提高企业利润。因为，经理提高利润的努力可能因为政策性目标所引起的负担而变得根本不显著，从而经理得不到应有的激励。另外，在企业出现亏损时，经理总是可以用政策性目标所引起的负担而导致利润的减少为借口来推卸责任，使得政府无法追究经理人的责任。

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即使不承担政策性负担，其垄断地位也会加剧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企业的目标是单一的利润最大化，不存在多任务的问题，但是，经理人是依靠其垄断地位，通过市场支配力来剥夺其他参与人利益的方式来提高企业利润水平，而非通过自己的努力，降低成本，从提高企业经营效率的角度来增加企业利润。

（3）所有者缺位和政府保护

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主要体现在国有资产的所有权是由国家来代表的，而国家的具体职能是由政府官员来执行的，他们并不是资产的所有者，他们不能有效地管理和使用国有资产，即所谓的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所有者缺位问题是在分析国有企业无效率原因时的一种解释。

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非公有制企业也会存在着无效率问题，但是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下，无效率的非公企业必然被淘汰出局。而国有企业就不同了，即使国有企业出现了亏损，在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无法在市场上继续生存时，他还有一种选择，即寻求政府的帮助。正是在政府的保护下，市场上“适者生存”的法则失效，无效率的国有企业

得以继续生存。

2.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历程

自从中国1979 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主要经历了这样三个发展阶段：第一, 放权让利阶段。是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 调节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关系；第二, 企业经营承包阶段。调节了国家、企业和经理人之间的关系；第三, 产权改革阶段, 开始触及到改革的核心。这一阶段牵扯的利益关系最为广泛和复杂，因为国有企业财产的形成和积累与每一个国民都有关系。西方社会的全部剩余价值, 都是以私人资本的形式存在并积累着, 我国改革前的全部剩余价值和改革后的大部分剩余价值都以国有资产的形式存在并积累着。在改革的前两个阶段虽然也遇到了一些社会公正受到侵犯的问题, 但是对那种名义上的所有权没有触及,一些问题表现得并不那么突出。但到了产权改革阶段, 到了要使少数人的私有化行为合法化时, 社会公正问题就变成一个人人瞩目的问题凸现出来。所以, 国企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体现了人们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

三对国外产权制度改革经验的总结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的论断足以说明改革对中国建设的重要性。借鉴国际经验对于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无疑是块不可或缺的过河“石头”。下面主要来介绍与我国国有体制具有最深渊源的俄罗斯国有产权改革的经验总结。

1.国有产权改革需要政治体制创新护航

产权改革是利益博弈，偏好寻租活动的政治经济集团会千方百计阻挠对自己的“革命”。为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避免特殊强势利益集团阻扰、拖延和误导产权制度改革，需要干净彻底的制度转换，需要有坚强决心和进取心的政府和新的政治体系，否则，改革将寸步维艰。诺斯强调，“国家是以较高的效益和较低的交易成本提供产权的保护与强制力的一种制度安排，国家并不是中立的，它决定产权结构，因而最终要对造成经济增长、衰退和停滞的产权结构效率负责”。如果国家认定改革是大势所趋，就必须加强立法，建立与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顶住守旧力量强大的反对声以及改革初期经济秩序混乱的巨大压力，不致使改革半途而废。

2.产权改革必须一揽子展开和循序渐进

产权制度改革必须系统推进。要建立健全法律体系，以保证既抑制腐败滋生、减少国产流失、保证最大公平性、防止产生两极分化，又追求效率最优化。对国企产权改革要分清轻重缓急，避免缺乏整体思路和协调动作所导致的顾首不顾尾、相互掣肘的局面。对与国企产权改革相关的各领域、多部门进行配套改革，才会取得较好效果。要对产权重组过程中可能对生产、就业、社会保障等造成的冲击制订应对预案，建立必要的合理保障，以减少改革阻力并争取广泛支持。

产权改革涉及面广，各部门、各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应区别不同情况，妥善处置、逐步顺

序推进，切不可急于求成。对于不同国家的改革的具体做法，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加以利用，全盘照搬是不能达到本国的改革目标的。

3.协调公司治理结构、积极借用外力

产权改革之后，继续完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一步，两者必须有机结合起来，缺一不可。吸引外部资金是解决企业资金来源不足、加快资产重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条件。当然，对核心战略产业及企业的控股和参股还是需要内外有别，避免为外资所控制和垄断，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四当前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思路

目前我国经济学家关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有多种不同的思路。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为指导，坚持国有企业产权私有化和关于国企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产权改革并不重要这样两大思路。

1.国有企业产权私有化改革思路分析

持这一思路的经济学家关于产权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来自科斯定理，科斯定理认为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产权安排非常重要。而在现实中交易费用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产权归属是企业经营效率的决定因素。国有企业由于“所有者缺位”，产权不清晰，不能形成有效的监督，从而导致企业经理人道德风险严重，影响了企业经营效率。因此，只要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资产被私人拥有后，资产便具有排他性，企业家拥有企业剩余利润，从而使资产所有人产生对资产关注的激励。私有化之后，赋予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单一目标，强化了企业的利润激励机制。追求利润又激励企业所有者有效监督实际控制企业经营的经理阶层，降低经理人的道德风险。政府完全退出企业的经营领域，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行为，企业将独自承担所有的商业风险，在竞争的市场上自负盈亏，提高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从而产权私有化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一条捷径。

2.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非产权改革思路分析

持这一思路的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经营不善的根源不在于产权问题，而是国家长期追求赶超战略，导致企业非经济负担过重的必然结果。降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实现市场竞争、信息充分，提高企业的自主能力，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心和根本出路。

他们认为，外部竞争环境是企业改革的前提和充分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选择内部治理结构才有意义。事实上，国有企业的产权从来不存在不明晰的问题，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国家这一点从来都是十分明确的。作为所有者的国家无法自己经营，必须委托厂长或经理来经营，这也与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大型私有企业一样。他们比较了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认为它们都存在多层委托——代理关系，都可能出现预算的软约束、道德风险，都可以运用惩罚的机制。政府只要将国企经理阶层的个人行为与经营效率联系起来，降低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同样可以提高经理人的经营激励。因此如果只进行产权改革而忽视市场环境的改革，并不能解决企业亏损的问题。之所以要有良好的市场环境，是因为这样可以让企业更好的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安排资源配置。国家干预企业的原因在于市场存在不充分信息。一旦实现自由竞争的市

场环境，国家就不需要干预了。

五扬弃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以应用于我国国企改革

正如放之四海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具体现实相结合才能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一样，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也必须扬弃地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才可以发挥它的有益作用。有些经济学家极力推捧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并以此宣扬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抛出“马克思由头错到尾”、“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之类的谬论，这是我们应强烈加以反对的。当然我们也不赞成完全拒绝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部分。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正确的大方向应该是：坚持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原则，保证国有经济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从国有经济不具备优势的一般竞争行业中逐步收缩和退出，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

在坚持国企产权改革正确大方向的指导下，通过以上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问题的分析，我国国企改革的具体做法如下：

倾向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经济学家强调只有私有化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我认为，在不考虑政府监督成本的情况下，公有产权同样能使国企有效率。

持此观点的经济学家以产权不清晰为国有企业无效率原因的一种解释。但事实上，现代的大股份公司，其中的好些股份是由机构投资者所持有的，或者其他的大股份公司所持有，这些股份的所有权是由股份公司来代表，要分清楚这些股份的具体所有人也是很难的，如此看来，既然非公企业也存在“所有者缺位”问题，我们就不能用所有者缺位来说明国企效率不佳的情况。即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企业是公有还是私有。

在国企情况下，提高效率应从剥离企业政策性负担、有效激励经理人、硬化预算约束等方面入手。国家应将国有企业从一系列政策性负担中剥离出来，不再替国家考虑工人的福利问题、就业问题等，而将经营目标定在单一的追求利润最大化上。同时，国家不再把国企的经理人视为政府官员级别，仅考察经理人的经营业绩以决定其任免，而不应再像以往，无论业绩如何，经理们只有工作调动而不必担心像工人一样“下岗待业”。企业目标单一追求利润化，不再保障经理们长期的工作权利，引入经理人职位的竞争机制，经理人的个人目标与企业的经营目标相一致，便能有效激励经理人，降低其道德风险。政府不直接干预国企经营，也不再对有困难的国企提供任何帮助，削弱国企的垄断地位，让国企参与市场的优胜劣汰，在竞争中实现有效率或者在竞争中破产出局。对国企破产所引起的失业可以通过社会保障和再就业渠道来进行解决，以缓解由于国企破产可能造成的社会稳定和就业问题。

如果按上述做法可以解决国企无效率问题，那产权改革是否就没必要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上文假设不考虑国家监督企业的成本。在现实中，国家的监督成本是客观存在的，甚至是相当大的。在国企中，对企业经理人的监督是有国有资产的管理部门来进行的。但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是由政府官员构成的，作为官员个人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个体。一方面，作为监督者，他可能缺乏企业管理知识和经验，可能不能有效的获得企业内部信息，从而使监督无效率；另一方面，作为效用最大化的个体，他未必能从国家利益出发，对企业实行有效监督。官员与国企经理合谋侵害国有资产利益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同时对国企的监督也不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瘦身”，减少政府对国企监督的开支，也为政

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留了一扇窗。

因此，产权改革仍旧是必要且重要的。对国企进行产权改革后，政府的直接干预就会受到很大限制，政府只能通过参与董事会或通过宏观调控来影响企业行为。将对经理人的监督职能由政府转移到市场上来。企业的股东不仅仅有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还有其他股东，对企业经理的监督效率将会大大提高。

综上分析，我国国企产权改革的思路应体现为这样一条主线：剥离国有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再就业辅助工作，完善相关法律体系→进入竞争机制，分割垄断的国有企业，形成有效的竞争局面→进行股份制改革，使变革后的国有控股企业和参股企业形成有效的内部治理结构，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

参考文献：

王道明《科斯定理与我国产权制度改革》 2004.6

郑伟林《新制度经济学产权观的博弈分析》2003.8

冯兵熊丽敏徐轶奕《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006.4

王振中主编《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篇3：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

一、改革的背景

昌平区位于北京市西北部, 区域面积1352平方公里, 西北、东北分别与延庆、怀柔接壤, 西与门头沟相连, 南与海淀、朝阳相通, 东与顺义毗邻, 是北京的北大门, 素有“京师之枕”、“甲视诸州”之称。城区距市区约30公里, 下辖2个街道办事处、15个镇 (地区办事处) 和一个企代镇行政单位 (北企公司) , 农业人口22万, 共有153个社区、304个行政村, 集体经济组织312个。南部农村接近北五环, 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 也是城市扩张的重点地区。全市闻名的回龙观、天通苑等大型居民小区都在昌平区界内。

解放初期, 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 昌平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它在历史演进中, 经历了合作化时期、人民公社时期、经济合作社三个主要时期, 其产权制度也经历了一个从按份共有到共同共有的演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村经济合作社以行政村为单位得以建立, 人民公社解体。基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双层经营体制大大解放了生产力, 带来农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村级集体产权客观上发展成为“非排他性”的村、户两级的产权构造 (温铁军, 2001) , 但人民公社时期遗留下来的“三级所有”的产权制度安排所特有的弊端没有得到彻底根治。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步入快速发展期,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 首都郊区城市化步伐也不断加快。昌平区由于其区位优势, 城乡结合部、城镇周边的土地、人力、金融等资源加速向城市流转, 呈现出“四多、四少、四难”的新特征, 即拆迁征占地多、占地拆迁失去土地农民多、外来流动人口多、历史遗留问题多、集体经济发展空间少、农民就业岗位少、农民收入少、文化娱乐活动少、区域环境难整治、社会治安难管理、保障集体组织成员就业难、凝聚广大群众人心难 (袁家方, 2006年) 。产权制度安排“共同共有”, 使得各种生产要素在组织内部合理流动机制、优化组合的机制无法建立, 同时吸引外来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机制也缺乏, 再加上来自组织外部的各种社会负担, 最终导致其市场竞争能力不高、经济效益低, 集体经济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受到更大冲击。在乡或者村的范围内, 明确界定产权所有者的“共同共有”产权制度安排, 从表面上来看产权是清晰的, 其财产所有权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随意侵犯;但是, 对于集体经济组织每一个成员, 从实质来看其产权, 却是不明确的、不清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知道自己究竟拥有多少份额, 不知道自己权利有多大, 权力如何行使, 即表面上人人有份, 实质上人人无份。近年来, 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农村集体资产日常管理工作也暴露出了体制不畅、机制不活、产权不清、农民利益受到侵害, 特别是由于农村经济管理权高度集中, 少数村干部随意支配集体资产, 侵害农民利益所引发的一系列新矛盾和问题, 已经成为农民群众上访、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都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民的积极性。

二、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基于以上背景, 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进行改革的紧迫性在不断加强。随着京郊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 改革具有客观上的必然性, 其实质是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调整提出的新要求。

(一) 改革是解决京郊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集体经济组织面临新问题的有效途径

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是新形势下京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多或少都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此在局部地区引发的利益冲突甚至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目前, 农村不少地方出现“无地村”、“无地户”, 农民尤其是失地农民利益受到严重侵犯, 其直接原因是土地征占不断增加、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 农民后顾之忧和长远生计仅靠征地补偿费和外出打工收入难以解决。集体经济现阶段发展与改革面临的新问题是如何有效配置集体资源, 如何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 即如何有效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问题。

城市边界范围的扩大和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化, 随之而来的是许多地方“撤乡并村”、“村改居”, 农民变为居民, 村委会变成居委会。原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被严重损害是由于在这一过程中变更了其对集体资产的关系, 资产被大量平调或流失。因此, 如何防止农村集体经济资产流失, 对其产权进行有效保护已刻不容缓。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加速, 户籍也不再是社区内成员身份的唯一标准, 流动性越来越强, 成员构成日趋复杂, 分化后因土地补偿费、集体不动产的利益而造成的冲突更加凸显。在实践中最突出表现的问题是“外嫁女”及其子女的利益实现问题, 甚至在一些发达地区还出现社区成员为利益而逆城市化。

(二) 保障集体资产安全维护农民合法权益需要改革

双层经营体制下由于集体经济组织与行政辖区相重合和对应, 单个集体组织成员无法实现对集体资产的权利, 基层政权机构或者自治组织管理者实际拥有集体财产的产权, 他们是集体资产的直接代表。集体组织成员实际拥有的产权是虚置的, 其作为农村集体资产所有者的地位不能充分体现。结果是:社员群众没有凝聚力, 民主议事、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流于形式, 农民不关注集体经济运行质量, 集体资产的经营与增值责任得不到落实。对农民集体土地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下的征收、征用近乎失控, 农民土地权益极易受到侵害;外来势力也常常在规模经营的名义下侵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一系列严重损害集体资产安全及农民利益行为在集体经济组织运行中很难避免和制止;腐败的滋生是由于集体经济激励不足和监管不到位, 其资产在经营中被挪用、平调、挥霍浪费, 或低价承包、变卖等现象时有发生;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被限制,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受到阻碍。因此, 探索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形式、新道路就是要根除制度性缺陷, 解决由于产权模糊致使人格化的出资者主体缺失以及决策独断、监督不善、分配随意等问题。

(三) 创新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是对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完善

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 探索新的发展道路”。这就要求必须稳定和逐步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真正确立和实现农民作为集体经济财产主体地位, 是一个根本的问题。现阶段, 要求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要求享有集体资产收益权的倾向和现象在京郊农村中普遍出现, 就是农民追求财产主体地位愿望的具体体现。只有从根本上改革和创新产权制度, 才能保持组织形式的创新奏效和持久, 否则就会因为缺少根基和保障而流于形式;只有通过明晰集体经济组织产权, 才能解决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以来农村日益复杂的财产关系问题;只有通过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 才能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体制, 才能增强集体经济服务功能。因此, 要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经营性资产产权配置等实现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对产权进行变革, 符合经营方式转变的内在演进规律。过去仅在“统一经营”内容上做文章的老办法是行不通的。

(四) 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要求对产权进行变革

“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 这是产权经济学理论的的主要观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经济的构建和确立要求具有排他性和流动性产权的、有效率的市场主体。农村集体经济是我国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由于其市场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 进而导致农村市场经济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建立和完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提出“要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 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 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 以明晰产权为重点, 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昌平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300多个, 涉及人口几十万之多, 其拥有巨额的资产, 如其不能成为有效率的市场主体, 农村市场经济体制也会因此而不完整。因此, 从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增强集体经济的活力, 进一步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 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说, 对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进行改革是完善我国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 出路是必须对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进行改革。

三、改革的路径选择

制度经济学理论指出, 当一个制度不再均衡的时候, 制度变迁就会发生。制度变迁是制度变化、转化和替代的过程, 是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代替原有制度、更有效益的制度的生产过程, 也是制度的交易过程。制度变迁实际上是制度不均衡的一种反应。 (傅夏仙, 2003) 由于村民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对现有集体资产管理体制的不满, 原有的均衡已经被打破, 对现有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己势在必然。那么, 在生产和交易费用给定的情况下, 如何进行新的制度路径选择无疑是实际工作中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 从而有效解决城市化过程中村级集体经济资产处置难题, 有力推动乡村城市化进程。鉴于我国的国体和现实情况, 村级集体经济的改革前提是必须坚持集体所有制, 不能解散集体经济从而否定集体经济数十年的发展成果。那么就必须选择一种既能够明晰产权、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转化容易操作、有利于组织建设过程中稳定过渡, 同时又能够增强监督、组织管理与运作更为优化的模式。

“股份合作制是把股份制引入合作制, 实行劳动、资金及其他要素的联合, 容纳多种所有制, 聚集和融通各种生产要素, 扩大生产经营规模, 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 (高山, 1991年) 。它既不同于泛指的股份制, 也不同于一般的合作制 (牛若峰, 2000) 。它是一种既保留了合作制部分特点, 又融合股份制一定特点的新的产权安排形式。传统集体经济资产产权外部性强的弊端可以通过其产权封闭性来有效克服;传统集体经济利益分配格局失衡问题可以通过其产权分布相对均衡来有效改变;传统集体经济利资产产权模糊的弊端可以通过具有产权量化程度高、产权明晰来有效克服。因此, 为有效防止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农业资源外流, 杜绝以任何理由对集体资产的侵占, 进而有效保护农民对集体资产的产权, 保护集体经济发展的的成果, 改变集体资产利益分配格局失衡的弊端, 目前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理性选择是股份合作制。

四、昌平区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实践与探索

为了从根本上剔除传统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的弊端、化解因其弊端所引起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破除制约发展、影响稳定的体制障碍, 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深化农村改革, 昌平区从区情出发, 对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进行了积极的实践和探索。由于大型社区天通苑的建设, 东小口镇白坊、狮子营两个村的城市化进程较快,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矛盾突出, 干群关系紧张, 上访事件时有发生。由于其代表性强, 2003年昌平区选择在这两个村首先进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随后的8年时间, 经历了总结阶段经验、扩大范围、快速发展、全面推进等阶段, 预计2012年上半年改革将全面完成。

(一) 改革的基本思路

为了探索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全面提升城镇化、市场化水平, 昌平区通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净资产进行量化, 把其资产变为股权、使广大农民当上股东, 以股份制改造合作制, “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得以构筑, 多元化的农村经济实现快速发展, 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二) 改革的基本做法

1. 健全组织、组建队伍、做好培训, 筑牢改革基础

为了对改革进行有效指导、协调、督查, 昌平区成立了区镇两级改革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为了做好清产核资、人口清查、政策宣传等工作, 在涉及改制村的镇 (街道) 还成立相应工作小组;为加强对一线改革村指导, 还从区有关职能部门抽调名干部组建了驻村工作队。

通过健全组织机构和组建工作队伍, 做好务工作骨干培训, 开阔改革思路、探索改革途径、明确改革目标, 全面准确掌握改革的有关政策、操作规程等, 筑牢了改革工作基础。村级“两委”班子在区、镇两级领导小组和驻村工作队的指导下, 积极开展各项具体工作、制定改革总体实施方案, 为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有力保障。

2. 加强宣传动员, 提高认识, 确保改革实施有效推进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 是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变革, 涉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切身利益,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政策性强, 操作过程面临的难度大。对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通过广泛宣传、动员方式, 在农村干部及广大农民群众得以提高, 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在各个层面得到充分调动。这些, 确保了改革总体实施方案得到认可、改革实施能够有效推进。

3. 做好重点工作、摸清家底, 为改革顺利实施打好基础

清产核资、人口清查、劳龄登记等工作, 是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基础工作。昌平区的做法是:委托具备资质的评估机构对资产进行评估前, 逐一清理、核实村内账目和全部实物等集体资产;全面清查1956年成立合作社以来, 村集体的人口变动情况;以股金证为依据, 对入社原始股金进行核查, 并登记造册;并对以上经核实的结果, 向村民张榜公布, 三榜定案。通过做好这些基础工作, 摸清了集体经济家底, 为改革顺利实施打好坚实的基础。

4. 因村制宜界定成员、量化配置股权, 制订改革方案

对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群众普遍比较关心的如股东界定、老股金处理、集体净资产量化配股、奖励政策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等结合改革村实际情况和演变过程拿出办法, 形成本村改革具体实施意见。股权设置设集体股和个人股, 其中, 集体股不超过集体净资产的30%, 为集体组织成员共同共有, 其收益由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管理, 主要用于处理遗留问题、村级事务管理及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和必要的社会公益性支出;个人股不超过集体净资产的70%, 个人股由户籍股和劳龄股组成, 户籍股按人口平均量化配股, 劳龄股按劳动力的劳龄配股, 同时设独生子女奖励股。依据签署结果和《实施意见》, 对试点村的原始入社股金, 按原始股15倍返还。将扣除返还原始股金后的集体净资产用于量化股权。最后将结果对外张榜公布、三榜定案。改革的目标是“使集体资产变股权, 农民当股东”, 因此, 改革具体实施方案的制定至关重要。方案的制定以量化配置股权为依据, 明确规定了具体内容和操作方法等。

5. 组建新型集体经济组织、重构治理结构, 实行公司化管理

《经济合作社章程》、《经济合作社董事、董事长、监事、监事长选举办法》、《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章程》的制订以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基础。《经济合作社章程》在股份合作社创立大会时通过, 并按照章程选举产生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按照章程规定的办法分别选举董事长、监事长;董事会决定是否设置总经理岗位, 需要则由其聘任。经济合作社注册登记手续依据北京市相关规定办理, 并领取营业执照;取得证照后向股民发放股权证书。按照《章程》, 股份经济合作制社召开相关会议, 并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 决定重大事项, 开展工作。

(三) 改革的效果

8年多来, 昌平区大力推进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 创新农村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以改革促发展、保稳定,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 农民受益并得到实惠, 真正体现还权于民、还利于民

过去农民群众对集体资产的共同共有、抽象所有、实际上很难保障应得利益的体制怪圈通过股份合作制方式得以破除, 每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股份量化得到了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 并逐年对村集体资产形成的收益进行分配。农民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利益并得到实惠, 真正体现了还权于民、还利于民。截至2011年底, 已经改革的村达到303个, 占全区312个集体经济组织的97%, 股东总数达35.4万人, 量化资产总额376.6亿元。2011年九成改革完成村实现分红, 分红资金达到3.1亿元, 其中, 户分红最高10.87万元, 个人分红最高3.45万元。狮子营村连续九年分红, 户累计分红最高已达到82.47万元, 个人累计分红最高达到25.65万元。

2. 有效保全了集体资产, 为今后发展奠定了基础

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及债权、债务情况通过清产核资得以明晰, 过去多年来形成的一些陈账、呆坏账和不良资产得以处理;为有效防止村集体资产流失, 还对应收款进行了追缴;家底清了, 包袱除了, 村集体经济组织今后的发展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如狮子营村在改制过程中, 通过清产核资就追回欠款106万元, 处理不良资产582万元。通过改革使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得到有效保全, 为今后发展奠定了基础。

3. 重构新型基层组织, 领导方式不断创新和执政能力不断加强

过去党支部充当了村集体经营者的角色, 人、财、物由其统一支配。通过改革, 党支部角色转变为村集体的服务、监督的掌舵者;其工作职能也随之转变为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的要求, 围绕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的需求, 进行引导性服务、监督、指导。过去由于产权不明晰, 职责不明确, 集体经济组织在经营活动中被党支部和村委会架空。通过改革, 集体经济组织被改造成企业, 是依法独立经营的市场竞争主体。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时期其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得到尊重。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对集体资产进行经营和管理是其的主要职责。过去, 村委会既要管理民政事务, 还存在越位经营集体资产的现象;改革后, 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和法律的规定, 其不再对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活动进行直接的管理和干预。村委会的职能定位转变为集中精力搞好全村社会事务的管理、发展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化解村民矛盾及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等。总之, 改革重构了新型基层组织, 使党支部、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得以理顺, 基层组织的领导方式不断得到创新, 执政能力不断得到加强。

4. 健全和完善了监督制约机制, 农村干部的违法违纪得到预防和治理

过去由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议事流于形式, 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重大事项基本由干部、甚至少数人说了算。通过改革, 建立了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民主监督管理体制, 财权和事权得到合理分解, 农民群众真正掌握了权利, 干部的行为时刻处在企业股东、监事会等的监督之下, 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经过股东以股东大会表决的形式决定是否同意。村干部的权力只能用来为股东服务, 其只能根据各自的工作需要支配村集体资产的集体股部分, 且一切费用支出还需按照年初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预案定向支付, 用后还需按照相关规定公布详细账目。这样, 干部的行为时刻处于各种有效的监督之下, 以权谋私的机会大大减少。正是由于监督制约机制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在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使用过程中, 农村干部的违法违纪问题从体制和源头上得到了有效的预防和治理。从改革后的实际情况来看, 目前新型基层组织用于招待费、铺张浪费等非生产性支出较改革前都有了大幅度降低, 正是由于各套班子都非常注重自身形象, 自觉廉洁自律。

5. 调动了各层面积极性, 形成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体合力

农民的积极性因其身份变成股东后得以充分调动, 为了发展村集体经济, 他们积极献言献策, 与以往相比, 其更加关心村里的经济发展状况。目前党组织统一领导, 党企分开, 企业依法自主经营, 村委会、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民主决策, 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既相互制衡监督又密切配合的新型村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通过改革得以建立。各个层面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得以增强, 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后, 各个层面的整合力明显形成, 村民和“两委”之间的矛盾得以缓解, 以往农村存在的各种矛盾明显减少。

6. 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 推动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改革使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得以明确界定, 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失地农民和农转非人员对原集体资产收益的分配权有了保证, 成员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改革过程还充分考虑了农村社会稳定的维护和精神文明建设:为了促进了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 设置独生子女奖励股;为了解决农民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 老人按照劳动贡献拥有相对多的股份。

(四) 改革的经验

昌平区在过去8年探索和实践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能够取得很好的成效, 至关重要的经验就是在改革中始终把握正确的工作导向, 在改革过程中把加强党的领导放在首位, 坚持了四个原则, 着重处理好了三个关系:

1. 加强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 是昌平区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推进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 涉及权利重组和利益的重新分配, 涉及农民群众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法律性和政策性较强。鉴于基层干部和农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政策水平有限, 难免做出一些违背法律、政策的规定。这就特别需要区县和乡镇党委、政府切实加强领导, 责成专门的班子进行具体指导, 对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和环节进行把关审查。

昌平区的做法是:改革之前村党支部和集体经济组织要向上级党委、政府提交改制申请, 经批准后, 方可启动改革程序;改制方案经过农民群众反复讨论后, 在提交社员代表大会表决之前, 要报镇和区改制领导小组审查批准;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结果, 在提交社员代表大会确认前, 要上报区经管站审核;劳龄股登记结果、净资产股份量化方案也要报镇和区改制领导小组审查批准;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董事会、监事会的候选人选更是要上报镇和区党委、政府审查。

实践证明, 这些审批不是滥用职权进行权力寻租, 而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设置这些审查和审批环节, 切实保护了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确保了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

2. 坚持四个原则

一是坚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原则。要把改革的同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力求通过改革, 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机制和投融资机制, 吸引社会资金, 把新型集体经济做大做强, 提高农村集体资产使用效率, 不断增加农民就业机会, 促进农民增收。

二是坚持公开、公正、公平, 群众公认的原则。要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 增强改革的透明度, 在遵守有关法规政策的前提下, 充分保证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 让农民群众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自己当家作主, 杜绝暗箱操作, 不搞包办代替。

三是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形式多样、勇于创新的原则。在改革的过程中, 既要尊重历史, 又要面对现实;改革具体采取哪种形式, 要坚持实事求是, 把选择权交给基层和群众, 充分尊重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

四是坚持统一领导、因村制宜、稳步推进、保持社会稳定的原则。改革过程中正确处理深化改革与维护稳定的关系, 既要坚持保护生产资料的完整性, 还要妥善处理改革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 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 对重大政策性问题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方法, 保持社会稳定。

3. 处理好三个关系

由于集体经济资产状况不同、社员群众思想觉悟有高低、干部管理水平也不一样, 推进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 不能用一把尺子、一个标准, 不能搞“一刀切”。在执行改革方案和标准时需要注意区别对待,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原则性和灵活性要结合起来, 以维护改革大局和社会稳定。具体说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是处理好政策与策略的关系。在改革实践中, 各级干部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善于利用和灵活利用现有的政策、法律、法规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切实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

二是处理好规范与创新的关系。各地要通过不断总结改革实践的经验教训, 充分利用改革的阶段性成果进行示范和引导, 鼓励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因地制宜地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创新。

三是处理好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特点, 不同人群有不同的文化。因此, 在推进过程中, 一定要从试点入手、取得经验、以点带面, 起到典型引路, 普遍开花的作用。

(五) 进一步完善改革的措施

目前, 昌平区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的改革已进入尾声。通过改革, 资产变股权, 农民当股东, 集体经济组织经营和管理体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的变化, 集体经济快速发展的坚实制度基础和机遇得到奠定。因此, 只有进一步做好对各层面引导和宣传工作、转变其思想观念、完善经营管理制度, 强化内部管理, 深化农村体制改革, 抓好经济社会发展, 才能使广大农民群众真正享受到改革的丰硕成果, 才能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真正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才能真正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这种机遇也才能转变为现实。

1.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革, 革除了集体经济组织存在的制度性弊病。但不等于说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解决这些问题, 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第一, 要彻底转变干部、股东小富即安的小农经济思想, 全面梳理市场竞争的观念, 真正把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一个企业来经营。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 把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当做一个企业来经营, “物质消耗高、人力成本消耗高、管理成本消耗高、财务成本高、劳动力素质低、科技水平低、管理水平低、投入多产出少经济效益低”的传统经济组织“四高四低”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

第二, 要彻底转变少数人说了算的封建家长制的思想观念, 全面树立民主法治思想观念, 真正做到依法治社, 民主办社, 科学决策。农民当了股东, 成为决策的主体, 那么必须实现决策过程向民主化、科学化转变;农民成为经营主体, 那么必须实现新型经济组织事务由过去的“”一言堂”向“群言堂”转变。

第三, 要教育股东转变“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自由主义的思想观念, 树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观念, 正确履行股东权利与义务。因此, 不仅要对股东进行政治理论教育, 还要进行合作思想教育和市场经济知识教育, 帮助股东群众认清自己的责任, 认清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本质, 真正树立资产主体意识, 增强集体经济的内部凝聚力。

2. 要提高干部综合素质和经营管理能力实现集体经济资产的保值增值

改革完成后, 集体经济资产的保质增值非常重要。集体经济能不能办好, 主客观条件和影响制约因素很多, 不仅要有一个好的产权制度, 而且要有一个好的经营战略和经营方针, 还要有一个好的班子。因此, 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各套班子的培训, 提高其综合素质和经营管理能力, 根据市场需求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不断提高科技含量和管理水平, 减少消耗、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3. 要处理好运行效率和权力制衡确保集体经济组织的良性运行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只有处理好运行效率和权力制衡, 才能确保集体经济组织的良性运行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在原体制中, 干部权力缺少有效制衡, 村民对村干部缺乏信任, 干群关系紧张。任何制度健康运转的关键是权力的有效制衡, 腐败的根源是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监督。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 在群众认可的基础上, 再兼顾效率是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前提。这种机制建立的基础是集体资产量化, 村民变成股东, 使村民的合法权益通过村民会议或股东会议两个渠道得以有效确保和不受侵害。因此, 股东代表大会制度的认真落实、日常财务民主监督工作的加强, 离不开各级政府指导和监督。股份经济合作社运营状况和动态要由区经管部门进行监测, 年初预算方案、平时预支分红方案、年终收益分配方案必须由镇经管部门审核把关。

4. 要研究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抓好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和核心, 是解决农村管理中诸多问题的有效手段, 但并不是一股就灵。产权制度改革不是改革的全部内容, 也不是改革的终点。改革后还存在内部管理、资产经营、劳动用工、收益分配、集体福利、社会保障、干部报酬及激励机制等如何强化、如何创新, 都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为此, 要组建农村体制改革课题组, 结合改革实践, 逐步研究涉及农村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 抓好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

五、结论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是一项意义重大、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 是对农村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变革。昌平区探索和实践证明, 股份合作制是目前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理性选择。改革从根本上消除了传统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实现了“还权于民、还利于民”, 切实保护了农民权利;创新了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体制和运营分配机制, 有利于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 有效的提高了集体资产管理效率, 农民收入的增加得到促进,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权益最大限度得到的维护;各方矛盾的化解、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正式由于集体经济组织体制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得到有效推动。

参考文献

[1].农业部课题组.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J].中国发展观察, 2006 (12) .

[2].陈志新, 江胜蓝.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M].化工大学出版社, 2010.

[3].黄中廷.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研究[M].新华出版社, 2007.

[4].姚富清, 郭殿祥.昌平区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 2006 (1) .

[5].温铁军.农业基本经营制度[M].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1.

[6].傅夏仙.股份合作制:理论、实践及其适应的领域[D].浙江大学, 2003.

[7].牛若峰.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前提和根据[J].调研世界, 2000 (7) .

[8].袁家方.北京有个高井村[J].北京观察, 2006 (6) .

[9].杨瑞龙.现代企业产权制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篇4：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

摘要：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经历史证明的科学的产权理论，在我国进行国有经济体制改革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合理界定产权，建立现代企业权制度，实行股权多元化等方面，具有实践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产权理论；产权制度改革；指导意义

中图分类号：C9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079-02

我国实行国有产权改革，是以不动摇公有制为前提，通过调整公有产权关系来改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绝非改变生产关系，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不是将“社”变“资”，将“公”变“私”的简单改制。改革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学家对于产权问题的讨论曾一度重视西方产权理论，而边缘化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经过多次的探讨和实践，最终发现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才是能够经得起历史与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才是深化我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支点。

一、马克思主要产权理论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关于产权理论的论述，有如下主要内容。

1.产权的本质

产权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认为，产权虽然从现象上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物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在“鲁滨逊”那样的社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在人与人相互之间发生关系的社会里才有实际意义。所以，产权实质上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像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而是首先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在生产过程中，围绕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以及产品的分配方式等问题，人与人之间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关系，形成特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即所有制，它是全部生产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认为，人们对物的占有具有排他性质，所有占有关系是产权关系的最初表现形态。这种占有关系确定物的归属主体。他指出：“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的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可见，产权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所有权。

2.产权是一组权利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考察了资本主义以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三种财产权形态后，提出产权关系的内容是由所有制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来决定。产权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是与财产有关的各种法定权利，包含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继承权和不可侵犯等一系列权利。其中所有权指财产权利的排他性所有，是狭义的所有权；占有权指实际使用财产进行生产活动的权利；支配权指主体对可进行生产活动的客体（财产、资本）具有排他性的支配权；使用权是不改变财产的本质，而由所有人行使或消费产权物资的权能；收益权是对支配的物资享受其利益的索取权；经营权指经营主体掌握对所经营的财产的占有、使用和依法处置的权利；继承权是指产权所有人死亡后，其遗留下来的个人合法财产，或依其遗嘱制定，将其遗产赠给继承人以外的受赠人，法定继承人或受赠人依法取得遗产所有权的权利。

3.所有制、所有权及产权的关系

马克思对所有制和所有权的概念没有明确陈述，但是可以从对其经济理论的整体把握上去理解。所有制是经济范畴，是一种经济存在，而且是再生产各个领域中各种物质资料，特别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经济制度。所有权主要回答物或其他资源的归属问题，以及根据其运用要求获取应有的经济利益。它是法律范畴，是关于财产归属的法律权利。“产权”则不同，这一概念的主体不是财产归谁所有，而是指运用资源所有权的“权利”。

可见，所有制是产权的经济表现，它是特有生产阶段、特有分工结构下形成的特定利益分配格局。它的基础和核心部分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其他权利和利益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所有权是产权的法律形态。它是特定的所有制结构在国家政治法律制度中的反映，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的体现。从二者的关系看，所有制的性质和内容决定所有权的性质和内容，所有制的变动决定所有权的变动。

4.产权的权能结构

马克思对产权各项权利统一与分离的考察是其产权理论的重要内容。产权的多种权利之间既可统一，又可以分离。产权统一的表现形态有：一是原始公社时期，公社全体成员既是财产的所有者，也是财产的占有者；二是个体小生产者，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三是以无偿占有他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经济，如奴隶制社会经济。

产权分离的表现形态有：一是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经营权分离。亚细亚公社土地公有制是一个典型形态。土地被较大的公社世袭所有，不属于较小公社或个人，他们只是使用者；资本主义阶段，土地的所有权归属地主，但资本家通过支付地租获得土地的经营权。二是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在劳动力与活劳动分离的状况下，所有权归工人，使用权归雇佣资本家。三是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如借贷资本和股份公司产权关系中，资本实行两权分离，借贷资本所有权归借贷资本家，使用权归执行职能资本家；股份公司的股份资本所有权归股东，而股份资本经营管理权则由经理掌握。

二、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的产权本质理论，所有制与所有权关系理论，产权权能结构理论，都是经过历史验证的科学原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指标，为我们解决公有制社会产权问题指引了方向。

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问题上，马克思提出要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是要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要消灭私有制。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并不是要否定其他产权制度，而是指在坚持主体所有制性质和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不变的条件下，应该适时改变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以适应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

我国国企改革的核心是对国家公有财产制度的改革，目的是转换机制，制度创新。改革发展至今，国有企业在经济布局、经营效率、产权配置和流转、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国有经济控制力等诸多方面仍然有待完善。再者，各经济利益相关主体的财产权利界定与维护等问题也亟待解决。这些问题的存在与解决，都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息息相关。

马克思关于产权的权利统一和权利分离的学说，体现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为我们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具体路径，即按照权利既分离又统一的原则而不是转向私有化来解决国有企业产权问题；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下对财产关系进行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改革和调整；是要正确处理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矛盾，避免对国有企业经营权的无端干预或者对国有企业所有权的变相侵蚀倾向；这种两权分离是相对的并非绝对的，就其统一性而言，其意义就是必须保证而不是弱化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合理合法的监督管理。

三、发展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来指导国企产权制度改革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博大精深，为经济制度改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方法，尤其是其关于产权分离的思想能够解决国有企业的两权分离问题。但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在于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对具体产权问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所以我们应该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产权理论来指导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1.合理界定产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以马克思的产权权能结构理论，合理界定产权就是要对产权这一权利束中的各项权能都作以界定。当各部分权能都界定明晰了，才能实现各产权主体在责、权、利上的统一，继而强化对不同权利主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各部分产权主体通过比较成本与收益来选择实施路径，确保资产价值最大化。促进资源自由流动，产权合理交易，提高资源有效配置。我国传统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所有权界定清晰，但经营权界定却并不清晰，以致企业的产权也难以清晰的界定。同时，产权的界定不但要清晰还要合理。进行产权改革，就是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按照效率原则，对产权进行合理的界定。产权界定合理还要保障能够自由流转，不然就难以实现经济资源的互相调配，不能够把资源从低效益的产权主体撤出，转向高效益的产权主体，那么资源价值就得不到最大化发挥，也就无法进行优化配置了。这种认识对于我国的产权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2.进行权能分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马克思关于财产权能分离的思想，可以用来指导当前我国产权权利分离等改革工作。科学运用合理有效的分解财产权能，形成权利与财产，即法人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这符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原则。积极发展，全面探索多种企业合作经营，研究各主体产权关系，以构建公有制多样化运营形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强化组织结构和治理机制，巩固发展国有经济。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其责权有限的独特性，在企业的筹资融资，分散风险方面有重要作用，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我们要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探讨符合中国国情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3.推进股权多样化，建立市场体系

马克思认为，股份制是私人“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也就是私有制转向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过程中的“过渡点”。可见，股份制作为企业资本的一种组织形式，并不是与公有制相对抗，而是对抵结合的，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利用股份制来促进公有制的发展和完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股权多元化有利于推动国有资本的合理流动和有效运转，较大程度地盘活固有资本，有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所以，我们应该把推进股权多元化作为我国企业产权改革的重点。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充分发展国有企业股权的多样化，为国有企业大力引入非国有资本，要鼓励互助参股，开展合作、合资经营，实现产权多元化。发展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鼓励资本流动，产权重组，建立一套市场体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何秉孟.产权理论与国企改革——兼评科斯产权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吴易风，关雪凌.产权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陈建兵.国内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综述[J].云梦学刊，2007，（5）.

篇5：经济产权制度改革

朝阳区分类明确2012年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目标

2个重点乡及8个重点村：完成改革任务。按照乡村联动的模式，推进黑庄户、豆各庄2个乡28个村，以及王四营乡官庄村、高碑店乡半壁店村(西店村)、小红门乡龙爪树及牌坊村、十八里店乡十八里店及周庄村、平房乡姚家园村、东坝乡驹子房村8个村的产权制度改革，年内完成乡村两级社员代表大会选举、资产评估、劳动年限统计、股份量化、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注册登记等工作。

5个乡38个村：启动改革前期工作。针对来广营、东坝、高碑店、管庄、三间房5个乡38个村，完成乡村社员代表大会选举、完善村经济合作社机构、通过启动改革决议、劳动年限统计等工作。其余乡：开展改革前期准备。其他乡完成改革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组建、拟订改革方案等前期准备工作。启动东风乡原鬼王庵大队撤制村队资产处置工作，确保年内取得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