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权制度产权经济理论分析论文

摘要：排污权交易是通过赋予排污者合法的排放污染物权利，并允许这种权利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来实现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制度，其作为一项不断发展的新型环境制度，将市场机制引入污染控制中，并在法学家、经济学家和环境保护工作者的努力下应用于环境保护实践中。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水权制度产权经济理论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水权制度产权经济理论分析论文 篇1：

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产权要素市场发展(下）

2.3  从企业理论看产权市场配置要素资源的高效性

2.3.1 产权市场降低交易费用制度不断创新。近几年来，产权市场在不断完善制度基础上，在发展要素市场、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实践，要素交易品种不断增加，几乎涉及要素资源的各个领域，各种权利要素进场交易规模不断增加，如排污权和碳交易、技术产权和知识产权、文化和体育产权、水权和林权、矿业权和海洋经营权等自然资源保护权、农村产权和公共资源，等等。

笔者在第一个论述中（从交易费用理论看有形产权交易市场<场所>的合理性）引入了集团下属的广东省药品交易中心的药品采购权进入第三方交易平台的案例，并通过交易费用理论对其进行了简要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要素进场交易的市场机理，笔者试图通过企业理论对国有企业的采购权（包括国有资产的经营权等进入产权市场）进场交易的案例进行分析。近几年来，笔者对黑龙江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哈尔滨产权交易中心等机构的国企大宗物资采购进场交易新模式进行了了解，发现这些产权交易机构通过市场化配置降低了采购成本，减少了国有资产隐形流失。福建省的厦门产权交易中心、泉州市产权交易中心在政府及国资部门积极支持下，在国有经营权进场交易方面做得较好，特别是在国有经营权及派生的要素租赁权、要素收益权等方面取得实际操作经验，使国有权益要素在市场公开流转中保值增值，同样减少了国有资产流失。

2.3.2 国企采购权进场交易带来的相关问题。国企采购权是权利要素，不是物权类的产权和股权及实物类资产，这是要素区别于产权的重要特征和市场属性。综合上述，法律法规已经规定企业国有产权应当进场交易，但并没有规定国企的权利要素应当进场交易。同时，《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也没有强制性进场交易规定。那么，国企权利要素进场交易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是国资监管部门的规定还是国有企业为了防止腐败的主动作为？还是交易机构为了增加交易规模的主动作为？以下尝试运用企业理论分析提出的问题。

2.3.3 国企采购权进场交易的市场机理。通过了解，国企采购权进场交易一般没有政府层面的强制性规定，更多的是产权交易机构为了增加市场交易规模的主动作为。即取得国资监管部门同意后，在国企大力支持下，将其内部的采购权进入产权交易平台进行公开招标（这仅是交易方式之一）。但是，目前大多数国企采购生产资料等物品的惯用方法仍是按照《合同法》、《招投标法》等法律法规及合同协议进行采购，大多数国有企业还是在企业内部进行（引入卖方等机构），采取公开招标等方式采购，鲜有将采购权进入产权市场进行的案例。所以，必须搞清楚采购权进入产权市场的机理。

依据科斯教授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的观点，市场交易还是企业交易关键是看其交易费用的高低，由此产生三种不同的情形：（1）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協调成本，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成本，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部交易替代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2）当企业交易费用等于市场交易费用，企业和市场可以相互替代;（3）当企业的交易费用高于市场的交易费用时，企业将被市场所替代。按照企业理论，当国有企业内部采购权需要进入产权市场的时候，说明企业内部的边际交易成本已经高于市场交易的边际交易成本。进一步分析认为，国企采购发生的交易费用高于市场采购费用，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有几个原因起作用：一是国企委托代理制度弊端起作用，代理人发生了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内部人进行暗箱操作获得不当利益，扭曲了采购品的市场真实价格;二是国资监管部门的外部监管和企业内部监管失灵，给代理人侵占国有权益提供了制度漏洞;三是市场竞争不充分，市场信息不对称，市场监管不规范，甚至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以上三个方面简要概括了国企采购费用高于市场采购费用的市场机理。

2.3.4 国有要素进场交易制度的优势逐步显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现代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市场配置要素的功能日益彰显，主要表现在：一是市场竞争的充分性不断提高，市场配置要素效率高于企业配置（场外交易）要素效率。市场之所以比企业内部配置效率高，主要原因是市场能够给交易主体提供充分的竞争。只有充分竞争的市场才具有较高的运行效率和配置功能;二是市场引进新技术提高了市场运行效率。特别是互联网和大数据、新智能等新技术被市场充分运用后，有效降低了采购方（买方）和供应方（卖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从而降低了市场交易费用;三是充分竞争的市场交易费用较低。产权市场的交易场所、交易规则、风险防范和有效监管等制度体系，都能够较好地满足国企权益要素进场需要;四是交易费用较低的市场能够给国企要素进场交易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五是国企是国家经济的中坚部分，有进场交易自觉性。竞争性国有企业是以营利存在的，政府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是以公开公平存在的，当出现国企内部采购费用高于市场公开采购费用时，国企应当将内部的采购权放到产权交易机构（市场平台）上进行充分竞争后完成采购活动，最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六是国企要素进场交易能够有效防止腐败并减少国有权益流失。综合交易费用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企业理论，显然，国企要素进场交易能够有效防止腐败。对于国资监管部门来说，通过产权市场监督国有企业代理人，不但能够实现有效监管，而且能够降低监督成本，也能够调动代理人经营受托国有资产的积极性，并有效降低代理人道德风险发生的几率。

鉴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国企要素进场交易行为是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有益探索，也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制度创新。从国企采购权的进场交易案例，可以进一步推论，国有企业（也可以包括事业单位、各类自然资源监管机构、国有金融机构、人民法院等部门）的资产经营租赁权、大宗生产要素采购权、涉诉权、罚没资产、自然资源保护权等，都可以进入产权市场并通过充分竞争取得降低交易费用的结果。

2.3.5 国企要素进场交易应关注的问题。一是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的比较需要科学的计量，以科学准确计量后的交易费用为基准，选择是否进场交易;二是国企改革与市场规范需要同步进行，缺一不可。国企内部改革需要不断深化，要提高市场配置要素的自觉性，逐步成为企业制度创新的动力源;三是国企要素进场的制度创新应当减少与现有法律法规的冲突，并及时将国企要素等市场化配置行为上升到国家法律法规层面，比如，可以完善《企业国有资产法》，增加国企要素进场交易的内容，致使国企及产权市场同时得到法律法规的规范、约束和保护。实际上，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颁发实施的32号令规定国有企业的增资扩股和实物资产进入选定的产权交易机构交易，就是国家层面支持鼓励国企产权和要素进场交易的行政规章，可以据此规范国企要素进场交易行为;四是需要更深入研究国企要素进场的市场机理。产权市场应取得国企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协助，组织行业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力量有针对性地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科学分析，可以利用大数据等新技术对国企要素进场交易前后的交易费用进行比较，通过科学计量并积累数据，为今后与科研院所等专业机构开展要素创新等方面的合作，为建立科学经济的市场模型打下基础;五是将国企要素进场交易的制度创新推广到非国企等其他实体经济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一贯要求，以优质的服务质量吸引民营等非国有企业进场交易，为其做好各类服务。

总之，从企业理论分析国有企业要素市场化配置有重要意义，能够发现产权市场制度创新的亮点，也为维护国企要素权益、保护国有资产、政府加强监管等方面提供新方法。

2.4  从制度变迁理论看产权市场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从诺斯教授的基本论点延伸，不难看出制度变迁的基本动因是交易费用在起作用。制度变迁的过程可以认为是一种交易费用低的制度对另一种交易费用高的制度的替代;同理，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和一个市场制度的变迁其基本动因也是交易费用低的制度替代了交易费用高的制度。

2006年，笔者依据制度变迁理论并结合产权市场的法律制度建设等问题曾经有过论述：“产权交易制度变迁为国家法律法规的过程，是一个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不可能迅速到位。”历史的事实表明，我国产权市场经历的三个阶段是制度变迁的过程，也是低收益制度被更高收益制度替代的过程。但是，这个制度变迁过程不但漫长，而且当前的产权交易市场制度仍然处于较低层次，不适应产权市场规范和发展的需要，究其原因，实际上是制度制定者对于制度变迁有着不同动因，并产生不同“制度偏好”的结果。在第一阶段，主要特点是规范的市场制度尚未建立。自发建立产权交易市场的先行者建立交易机构的主要动因是逐利，相应的交易制度也是围绕自身经济利益。此时的产权市场，交易机构和交易主体同属于市场的逐利者，相互争利不可避免，这样的市场制度必然提高了交易费用，大大降低了交易效率。所以，全国产权交易市场很快陷入“有场无市”的窘境。在第二阶段，主要特点是规范产权市场的制度已经在少数省市运行。少数省市政府介入制度市场建设的动因是规范国有产权转让行为，减少交易中的国有资产流失。新的交易制度运行以后，就显示出超越自发的交易制度的强大生命力，产权交易市场出现运行较好的态势。应当指出，此阶段产权交易市场制度变迁的动因虽然从单纯逐利开始转向规范国有集体产权转让行为，但由于只是少数省市实行，应当说，全国产权交易市场仍处于制度建设初始阶段。在第三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明确了产权和产权交易内涵，提出了建立规范产权交易市场的大政方针。因此，全国大多数省（直辖市）都迅速建立和完善了产权交易市场的制度，允许产权交易机构开展非上市公司股权托管登记等资本市场的初级业务。毫无疑问，这时产权交易市场制度变迁的动因，已上升到将它作为资本市场的一个层次，为中小企业发展服务，化解证券市场风险，维持社会稳定，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要。

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多次提出“规范发展产权交易”，建立集中统一规范的产权交易市场的法律法规已经进入相关部门的工作日程。与此同时，全国产权交易市场和交易机构也在不断规范的道路上迅速前行，产权市场的功能和作用不断显现，进场交易的大量国有产权在市场价格的引导下实现了自身价值（引自任胜利《国家级产权交易法规仍需等待》，《上海国资》2006年第5期）。此文发表后的2009年，产权行业期盼已久的《企业国有资产法》颁布施行，结束了产权市场“无法可依”的状况。由于文章发表距今已有12年之久，其中的许多论述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文章对产权市场制度层级变化和对产权市场制度变迁方向都进行了简要分析，对今天推进产权市场立法进程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企业国有资产法》是清晰企业国有资产（产权）、加强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维护企业国有资产权利和保护企业国有资产安全的根本法。其中，第54条中对企业国有资产进场交易的制度作了简单规定，但是，距离产权市场规范发展、特别是产权市场的制度创新来说远远不够。近年来，产权市场被党中央22号文件赋予国有资本形态转换的历史重任，产权和要素流转服务的水平不断提高，实体经济直接融资的功能不断凸显，特别是要素资源等市场创新产品不断出现，产权市场推动实体经济融资规模迅速上升，这些都需要产权行业争取国家支持、完善现有法律法规、推进国家尽快建立适应各类性质产权、要素、资本等进入产权市场配置的国家层面的交易法，这也是充分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加快产权市场制度变迁过程的根本大计。当前，产权行业可以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的制度差异分析方法，对产权市场制度变迁进行研究，在产权市场制度变迁道路上实现制度创新。

3  从制度经济学理论提出產权市场发展的建议

经过40年发展的产权市场非常需要深入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通过市场理论指导市场实践，只有如此，才能对产权市场的过去有一个科学总结，才能对产权市场的现在有一个科学评价，才能对产权市场的未来有一个科学展望。

3.1  完善国有产权交易制度的理论基础

今天看来，产权市场的艰难探索过程之所以如此漫长，发展道路之所以如此曲折，除了体制改革的渐进性等原因以外，产权市场注重发展实践而忽视理论研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建议产权市场加大研究方面的投入（建成一个高水平研究型智库的投入收益可能会大大超过投入低效率交易平台的收益），逐步建设适应产权市场需求的研究机构，培养内部人才和引进外部人才相结合，充实研究队伍，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拿出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报告，为国家支持产权市场出台政策提供基本依据，为加快产权市场立法进程提供理论依据。

3.2  加快完善产权市场制度的顶层设计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可以作为产权市场顶层设计的基础理论。当前，产权行业应当对产权市场出现的制度创新进行前瞻性研究，对产权市场深化改革的关键节点，对产权市场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及时提出具有指导全局的顶层设计，据此指导市场建设和市场实践。

（作者为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原总裁）

作者：任胜利

水权制度产权经济理论分析论文 篇2：

论排污权交易制度中的法经济学分析

摘要：排污权交易是通过赋予排污者合法的排放污染物权利，并允许这种权利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来实现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制度，其作为一项不断发展的新型环境制度，将市场机制引入污染控制中，并在法学家、经济学家和环境保护工作者的努力下应用于环境保护实践中。本文将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对排污权交易制度进行分析，以探索排污权交易制度在法经济学方面的根据，并说明排污权交易制度是如何运用市场机制控制污染，既能达到高效率地污染控制目标又能实现污染控制成本最低，从而得出排污权交易制度作为一项环保经济政策值得广泛推行的结论。

关键词：排污权交易;法经济学;市场机制;治污成本

排污权交易作为一项污染防治手段和环境经济政策，近年来备受各国的关注。它的出现克服了传统环境管理制度消极和滞后的一面，给环境保护事业带来了新的转机。

一、法经济学与排污权交易制度概述

从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得知，法律经济学这一概念来自于国外，然而，国外的学者至今也没有对法律经济学的概念达成共识。比如，国外经济学界一般将法律经济学谓之“法经济学”或“法与经济”，认为法律经济学是归属于制度经济学的一种经济学与法学交叉的研究方法或学科理论。而国外法学界将法律经济学谓之“法律的经济分析”或“经济分析法学”，认为法律经济学是归属于法理学范畴的一种经济学与法学交叉的研究方法或学科理论。对于两种学界的观点，笔者更认同后者，即作为学科理论的法律经济学，是经济学方法不断被用于分析法律问题的结果。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指通过赋予排污主体享有合法的排污权利，并允许排污主体将这种权利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即将自己享有的排污权利作为一种商品通过排污权市场交易平台自由转让给其他排污主体，交易双方最终均以最低的污染治理成本实现高效率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控制。

二、排污权交易制度的主要经济学理论

1、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

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哈丁教授最早提出“公地悲剧”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在于，完全理性的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却实现不了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同样，环境资源作为一种有限的资源具有公共性，当允许所有的排污者任意排污而不加以治理时，就会超过环境自身对污染物的承载力或自净能力。而作为完全理性的排污者，他们只考虑如何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益，完全不考虑给环境带来的污染损害，最终导致这一污染损害由生活在该环境中的全体居民分担。

2、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理论可追溯到庇古的著作《福利经济学》一书，他在该书中明确提出外部性问题。外部性又分为正外部性（又称为外部经济）和负外部性（又称为外部不经济）。正外部性是指某一个体的生产或消费决策使得其他个体因此受益而前者又无法向后者收费的现象;负外部性是指某一个体的生产或消费决策使得其他个体受损而前者又无法向后者补偿的现象。环境污染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性，而排污权交易制度则是利用市场机制鼓励企业积极治污减排，将外部不经济内化。

3、产权理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是现代产权理论的奠基者，他认为，没有产权的社会是一个效率绝对低下、资源配置绝对无效的社会，能够保证经济高效率的产权应该具有明确性、专有性、可转让性和可操作性的特征。排污权交易制度则是科斯定理在环境问题上的典型应用，将环境产权明确化为排污者的排污权，通过市场交易排污权，实现总污染物治理费用最低。

三、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

1、实证分析

法经济学中实证分析着重于分析法律制度的实施效果，分析法律规则约束下的法律要追求的目标有没有实现。也就是说不对既有法律规则进行规范判断，专注于分析在法律规则约束下，所有的相关主体付出的成本是什么、得到的收益是什么、成本和收益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是否都满足了激励约束原则、是否只是一部分人实现了最大化。这些结果和法律所预期的结果是一致还是不一致。如果是一致的，至少在经济分析这个角度来说，是一个理想的法律。排污权交易最早产生于美国，1990年，美国通过了《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并实施酸雨控制计划，将排污权交易制度予以法律化。通过《清洁空气法》修正案，美国成功地实行了酸雨控制计划，通过排污权交易削减的二氧化硫量占到削减总量的75%以上，是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排污权交易实践。

目前，我国立法虽未将排污权交易制度法律化，但是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引进并试点实施。1991年，国家环保总局在上海市、太原市、包头市、柳州市等16个城市展开了排污许可证制度及排污权交易的试点，其中上海市闵行区率先成功进行了化学需氧量排污权交易。2002年由于山西太原二电厂一台50兆瓦热电机组的脱硫工程半年内不能完工，达不到太原市下达的二氧化硫控制指标，而同时，太原一电厂有一台300兆瓦机组早已安装脱硫设备而使得该厂的二氧化硫排污指标尚有富余。在有关方面建议下，两厂进行排污许可的交易。与此同时，位于城郊的太原刚玉东山热电公司出于同样的原因购买了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公司的二氧化硫排污配额。上述两笔交易总计买卖配额2330个单位，总费用达到122.6万元。从太原一电厂与二电厂的排污交易实践来看，其背后蕴藏着深厚的法经济学原理。具体分析如下，太原二电厂的设备落后，治污成本实在太高，在有限的时间内也达不到污染控制目标，而如果强制要求太原二电厂够买先进环保设备或者更新治污设备，那么可能会导致二电厂的治污成本大大高于生产收益，甚至会导致二电厂入不敷出而关门大吉，这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相反，太原一电厂不仅治污成本低，而且通过安装脱硫设备使得该厂的排污指标有所剩余。排污交易的精髓就在于既能保证二电厂不倒闭又能保证二电厂降低治污成本，既鼓励一电厂积极治污减排又能利用剩余排污指标增加收益，运用市场机制，将一电厂的排污权剩余作价转移给二电厂以补足排污权的需求缺口。通过排污权交易，一电厂与二电厂无需分别购买环保设备而总共只需购买一套环保设备即双方均可实现以最低成本实现高效治污的效果，这种效果也符合帕累托最优。

从排污权交易实践效果来看，无论是美国的排污权交易首次实施还是我国各地的试点实施，都取得了有效的治污成果。

2、成本—收益及均衡分析

成本—收益分析作为法经济学的主要分析工具，把微观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引入制度变迁理论，通过权衡不同决策方案的成本、收益来对各种方案进行评价，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可操作性、客观性标准。而均衡分析方法作为法律经济分析的工具之一，由英国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将这一概念引入经济学中的。在经济学中，均衡主要是指经济行为人认为调整的决策（如调整价格、调整产量）已不可能增加任何好处，从而不再有改变行为的倾向;或两种相反的力量势均力敌，使力量所作用的事物不再发生变化。作为经济活动中的理性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实现成本与收益的最大差距，必然会降低成本。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唯一的目标和主要责任，因而企业是典型的“理性经济人”。在排污权交易中，企业作为主要的排污者和理性经济人，同样也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污染者作出到底是购买还是出售排污权是有经济根据的，这个根据取决于污染物的边际治理成本和排污权的市场价格之间孰高孰低。要实现减排治污的环境目标，必然要求排污企业采取一定的积极措施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而排污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也必然会选择最理性最经济的治污措施。由于不同的企业的治污成本是不同的，因此排污企业会根据各自的边际治理成本的大小和排污权的市场价格的高低，作出购买还是出售排污权的理性决定，这样可以使那些排放污染物较少且治污成本较低的企业与那些污染物排放量大且治污成本高的企业之间达成一种均衡，使资源使用得到最优配置，以最低的污染治理费用，实现确定的环境质量目标。通过这种方式，企业治污的积极性和效率提高了，而总共花费的治污成本比政府管制下的强制标准方式要低，因此，排污权交易机制通过排污权交易达到了公平与效率兼顾的目的。

四、排污权交易制度的重要意义

通过上述对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法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排污权交易制度是一种效率型的环境经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了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的“双赢”。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实施具有以下几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通过排污权交易制度，将环境资源的产权明确化，然后利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环境资源优化配置，最终实现环境容量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二是通过排污权交易制度，将环境治理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从而激励企业主动改善污染处理设备，提高治污技术，降低治污成本，提高治污效率;三是通过排污权交易制度，将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充分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优越性，同时为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并发挥社会监督作用而提供良好的机会平台。

五、结语

排污权交易机制被誉为是“以最低的成本实现环境保护目标的经济手段”。排污权交易机制不仅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也逐渐受到重视，因为环境问题不仅是国家的，也是全球性的，即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和解决的。随着全球变暖和臭氧层损耗的问题加重，运用传统的环境政策措施已不能实现污染物的总量控制和有效的污染减排，所以，近年来欧美的许多环境经济学家已开始探讨建立国际排污权交易体系，以控制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的破坏。因此，排污权交易是人类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 周林彬等：法律经济学：中国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 沈满洪、钱水苗、冯元群等：排污权交易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

[3] 王广起、张德升、吕贵兴、陈磊等：排污权交易应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4] 郝爱民：排污权交易的法经济学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3（5）.

[5] 樊翠：从经济学角度浅析排污权交易制度——环境保护立法须利用市场机制[C].2007 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年会）论文集[A].2007.

[6] 武普照、王倩：排污权交易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5）.

[7] 贾爱玲：排污权交易制度的经济理论分析及必要性[J].浙江林学院学报，2004，21（1）.

[8] 张学刚、李颖：排污权交易的经济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4（3）.

[9] 张素英、高晓欣：排污权交易的法经济学思考[J].前沿论坛，2002（12）.

[10] 黄晓东：试论理性经济人与制度的关系[J].知识经济，2011（3）.

（责任编辑：胡婉君）

作者：刘雪

水权制度产权经济理论分析论文 篇3：

权责明确角度下北京市农村水资源管理问题的解决方案探索

摘 要 随着农村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和人口的持续增加，有限的水资源将向非农业用途转移，造成农村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基于此，通过分析北京市农村典型地区用水及权责管理现状，找出目前北京市农村用水权责管理方面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为北京市农村水资源权责管理的优化提出基础依据。

关键词 水资源;污染现状;水管理责任;水权交易;北京市

1 北京市农村水资源权责管理调查情况

自然资源的产权具有无形性和虚拟性。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可以通过独占、使用以及转让等将持有的权力有限度以及有针对性地让渡，从而使得不同的经济活动主体通过对财产权益的独享、分享以及共享而发挥出更大的经济功能。产权经济理论认为，通过明确水资源管理的权责问题，可以更好地激发合作成员针对农村水资源的管理积极性，并对水资源的未来收益产生激励功能、约束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和协调功能[1]。在灌溉用水方面，北京市农村农户的灌溉用水主要来自地下水和自来水，其次是江河湖泊水以及降水;用水效率较低，仍有提升的空间;水质问题不乐观，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污染问题;水利及灌溉设施情况较陈旧。在生活用水方面，水质问题应受到重视，供水及管理情况的居民满意度不高。

2 北京市农村水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 农村水资源管理法制不健全

北京农村地区对水权的界定不是十分清晰，很多人并不了解水权的真正含义;由于水权交易在中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相关法规不完善，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水资源权利和责任的明晰;此外，不健全的农村水资源管理法制使得一部分人并没有十分重视节水问题，并且缺乏自上而下的节水激励机制，这也影响了节水工作效率的提高和水权交易的进一步推广和发展。

2.2 农村水资源管理单位性质模糊

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水务所和新河灌区管理所等农村水资源管理单位的单位性质不明确，虽属事业单位，但一直没有财政拨款，全靠自主创收。随着水费收入的逐年降低，人员开支、闸涵运行费和管理经费等费用的增加，使得单位一直处于亏损运作当中，不能很好地发挥服务职能。

2.3 监督体系落实不到位

用水指标存在虚报和估报现象。在于家务乡，水资源分配指标是由通州区水务局核定后下发给于家务回族乡水务局的，然后由各个村的水负责人填写上报。由于不缴水费，水表形同虚设，各个村的管水員通常对本村年用水量并不能真实把握，所以经常存在根据用水指标范围和往年数据猜测和估计的情况。监督体系落实不到位，使得数据存在失真问题。

2.4 水资源管理责任不明确

水务所以及村庄管水员的责任存在着交叉和遗漏等不合理问题。由于农村水资源管理并没有一个相对严格全面的要求，管水员通常对自己所负责区域内的具体责任并不明确，“等靠要”现象严重。这使得水资源管理权责的明确愈加困难。长期以来，灌区管理单位收取灌溉用水水费，没有收到政府部门下发的任何明确的征收许可手续，一直处于模糊状态，被用于灌溉的再生水也没有明确的地表水征收价格。此外，职工队伍知识层次参差不齐，出现人员老龄化和“断层”现象，后备力量不足，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型、管理型、复合型人才不足，高学历的拔尖人才缺乏。

2.5 奖惩机制缺乏

北京市农村水资源管理权责问题的明确缺乏相对应的奖惩机制。经调研，近92%的村民认为节水非常有必要，仅有少数不清楚或是觉得没有必要节水，表明了大部分人都意识到了节水的必要性。虽然部分村庄村民认识到了节约用水的重要性并在实际生活中做到了节约水资源，但是与没有节约用水甚至浪费水资源的村庄相比，没有相应的奖励措施。而且如果当年本村由于节约用水导致用水指标有剩余，剩余的用水指标不仅无法结转到下一年，还会在上一级部门分配下一年用水指标时因上年用水指标存在剩余而减少用水指标。这些情况都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村民节约用水的积极性。

3 北京市农村水资源管理解决方案

3.1 健全管理体制

3.1.1 健全农村水资源管理法制

北京市农村的水资源管理单位要加强对水权宣传的重视，定期派出宣传小组深入辖区内的村庄进行宣传教育。虽然水权交易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但是水权管理相关人才并不短缺，应积极推动广大专业人员吸收借鉴国外有利的水权管理经验，进一步明晰我国的水资源权利和责任[2]。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上而下的节水激励机制，使得农户节约的水资源有相关接收途径，进而提高节水工作的效率和水权交易的推广和发展。

3.1.2 重新确定农村水资源管理单位性质

紧密结合水管单位体制改革，加强工程运行管理力度，充分发挥农民用水协会的作用，寻求与农村单位的合作。创新资金投入方式，建立多元化机制，依据国家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等有关政策，继续争取项目的后续支持，完善灌区骨干工程体系，维护工程设施正常运行及其效益的持续发挥[3]。

3.1.3 完善农村水资源监督体系

1）针对用水指标存在的虚报和估报现象，政府应加强对此现象的监督，建立起完善的农村水资源监督体系。由于村庄里的大多数村民不交纳水费，各个村的负责人并不真正了解各村的用水量，其填写上报的用水量大多是虚报的。针对此现象，水务所应在各家各户安装精密水表，即使村民不交水费，也要运用水表计量其每月的水费。

2）针对设施年久失修问题，要培养和组建专业维修养护队伍，形成一支素质精良、技术过硬的专业队伍，并进一步加大工程维修力度，搞好骨干工程维修，扭转灌区工程老化失修、带病运行的状况，提高输水质量，消除事故隐患。同时紧密结合人员和单位体制监督，严密监控财政维修和修建设施资金的使用问题。

3.1.4 确保水资源管理责任到人

1）进一步明确北京市农村管水员的职责，分配好水务所和村庄管水员的职责，清楚每人负责的任务和职责。加强与相邻地区的协同与合作，明确北京与河北、天津边界处村庄水源的管理职责，清除类似于潮白河这种交界处水资源无人管理的现象[4]。

2）向上级部门反映，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模糊状态的灌溉用水水费收取问题。申请上级政府部门下发明确的征收许可手续，并规定出明确的用于灌溉的再生水和地表水的征收价格。

3）提升管理水平，增强服务理念，进一步完善体制，转变观念，完善各项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责任和奖罚办法。提高现有工程技术人员的素质和责任感。形成人人可以成才、人人都有舞台、人人都有空间、人人都有职责的用人环境，培养一支优质、高效的人才队伍，用一流的队伍来推动一流的管理，整体推进北京市农村水资源权责明确问题的解决。

3.1.5 实施节水奖惩机制

1）由各级水资源管理所制定年用水指标结转制度，并做好各村的年用水指标结转量管理与核算工作。

2）水权交易所以农户可以接受的水权交易价格来回购接收各级单位每年节约的用水量。经调研，大多数人认为1 m3水的回收价格小于2元较为合适，少数人认为要在2元以上。

3）给每家每户制定各类水资源的基本用水指标，如果有村民故意损坏水表，致使管水员无法测量其每月用水量，则应由上级对其做出罚款并减少下年用水指标。而对那些节约用水、同等条件下用水相对较少的村户来说，可给予奖励，如颁发节水锦旗等。

4）对于盗窃和恶意拆除新修水井周边设施的行为要进行罚款处罚或者是压缩其下年农业灌溉用水指标，并实行举报奖励制度，清查这种现象。

3.2 大力推广北京市农村水权交易

3.2.1 加強农村水权交易宣传

加强农村水权交易的宣传，争取让更多村民对水权交易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水权交易是指通过水权人（有多余用水指标的人或者相关人）在水权交易所进行水资源和货币交换的过程。不是每个人或者每个地区都能够用得完自己的水资源指标，也不是每个人或者每个地区的水资源指标都够用。为了平衡水资源的使用情况，让每个人或者每个地区都有水可用，水权交易逐渐开展起来。水务所应高度重视农村潜在的水权交易市场，运用在村里贴横幅的方式来宣传水权交易，或者通过管水员号召村民们深入理解农村的水权交易，从浅入深地领会水权交易，并在受村民欢迎的节目中不定时插播有关水权交易的广告，让村民们在观看电视节目的同时了解水权交易的相关知识，寓教于乐。

3.2.2 农村用水指标填制真实准确

完善水表管理，安装精密水表，全面、准确、严格地测量村庄里每户村民的用水量，使得各个村的负责人必须真正了解各村的用水量，逐级上报，逐层监督，使用水指标的年度预算透明化、准确化。上级部门在分配用水指标时应逐级细化，精准地给每家每户制定各类水资源的基本用水指标。建立起完善的农村水资源监督体系，很大程度上保证农村用水指标填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改善乱填和估填现状，更好地监控水资源并明确水资源管理权责。

3.2.3 使农村水权交易透明化

水权交易透明化，就是将北京市农村的水权交易过程和结果披露。可以开发北京市农村水权交易官方网站，并在农村进行宣传，构建透明化的水权交易。当村民想要了解北京市农村的水权交易时，可以通过北京市农村水权交易官方网站查询所需要的信息。

参考文献：

[1] 赵文杰，唐丽霞，刘鑫淼，等.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农村水资源管理模式实证分析[J].节水灌溉，2016（2）：75-78，83.

[2] 李维明，谷树忠.我国水权交易基础条件及其建设[J].中国发展观察，2019（Z1）：80-83.

[3] 张娟，郝仲勇，潘卫国，等.北京市农村典型地区用水及管理现状、问题及对策[J].北京水务，2014（5）：55-56，60.

[4] 李鹤.权利视角下农村社区参与水资源管理研究：北京市案例分析[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刘昀）

作者：高婧　闫昊颖　陈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