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经济学理论的税收征管论文

摘要：纳税遵从是衡量一个国家税收征纳关系是否和谐的标志之一，因此研究纳税遵从对于从根本上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有着深远的意义。总结了国内外关于纳税遵从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作了简要的说明。以期为我国当前的税收征管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基于经济学理论的税收征管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基于经济学理论的税收征管论文 篇1：

我国税收遵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摘要：通过对国内外有关税收遵从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明确了税收遵从研究的范围、思路；基于税收遵从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实证分析了税制、税率、信息非对称、税收征管及人们公平感觉等因素对税收遵从的影响。从我国税收遵从的现状出发，结合税收征管实践，得出影响我国税收不遵从的主要因素和税收流失规模，提出提高我国税收遵从度的对策。

关键词：税收遵从；信息非对称性；税收流失；税收管理

中国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

A

一国税收遵从度越高，国家税收收入流失就越小，税收就越能发挥其在社会资源配置和收入再分配等方面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目前，税收不遵从不仅破坏了我国公共服务与税收之间的正常关系，造成政府税收大量流失，导致公共服务缺乏足够的资金保障；而且扭曲了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引发了民众不公平感，对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和谐产生极大危害。加强对我国税收遵从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可以减少税收不遵从行为发生，提高税收遵从度。

一、文献综述

税收不遵从行为始终是困扰各国政府的一道难题，即使是在税收征管水平较高的美国，税收不遵从行为也较为普遍。1998年美国国内收入署进行的纳税人遵从度量项目(Taxpayer Compliance Meas－urement Program)显示，42％的纳税申报表在一项或多项收入项目上申报不足，61％的纳税申报表在一项或多项扣除项目上申报过度；为此，有关如何提高税收遵从的研究也陆续多了起来。Allingham，Sandmo-Becker的犯罪经济学理论、Arrow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经济学理论的启发，在1972年对税收遵从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创建的逃税模型(被称为Allingham-Sandmo模型)是研究税收遵从问题的经典模型，对纳税人是如何做出税收遵从或税收不遵从的决策进行了研究。模型在几个基本假设下得出如下结论：个人收入的变化对纳税人申报额的影响不确定；税率的变化对纳税人申报额的影响不确定；税务机关查获逃税概率和罚款比例的提高将减少纳税人的逃税活动，这表明税务机关可以通过加强征管、提高对税收不遵从行为的处罚力度来抑制逃税行为。在Allingham-Sandmo模型中，考虑了个人收入、税率、查获概率以及罚款比例对纳税人税收遵从的影响。Henk Elffers，Dick J.Hessing(1997)认为在税制设计时有意提高预扣税款可以提高税收遵从，因为人们往往将获得税款返还视为一种获得，而将补缴税款视为一种损失。Clotfeter(1983)，Feinstein(1991)的实证研究表明税收遵从度随年龄的上升而上升。

随着对税收遵从研究的深入，一些原来被忽略的因素也被发现在税收遵从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纳税人社会不公平心理就是其中之一。国外学者对纳税人不公平心理影响税收遵从进行了一些研究，其理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Spicer，Bec－ker(1980)；Webley，Morris，Amstutz(1985)设计了实验测试可感知的税收不公平与税收不遵从之间的关系，实验结果表明，当纳税人感觉到自己在税收上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时，他们往往会通过偷逃税来恢复公平；且税率与逃税率成正比例关系。Tyler(2002)等学者设计了一些实验来检验公平感觉与税收遵从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证明，在现行税收制度下感觉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的纳税人更有可能通过逃税来恢复公平。Cowell(1990，1992)，Falking(1988)建立了反映纳税人觉察到的公平性与税收遵从关系的模型，理论分析显示税收遵从随纳税人在公共物品中享受的份额的增加而降低；与之相反的是，Alm所进行的模型分析表明纳税人的税收遵从程度随他享受的公共物品的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Clotfeter的分析结果显示，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税率的提高，少报所得额增加。根据纳税申报表的类型不同，少报所得对收入的弹性在0.29～0.66之间，而对边际税率的弹性在0.52～0.84之间，由此他得出结论，税率与逃税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收入与逃税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但是税率与逃税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Clotfeter还发现收入主要由工资、利息、股息组成的纳税人，少申报收入的情况极少，这可能是由于对这些形式的所得采取源泉扣缴的方式。Jackson，Milron(1986)，Roth，Scholz(1989)，Feinstein(1991)，Chang-gyunPark，Jin Kwon Hyun(2003)的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收入水平与税收遵从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但居民在收入分配和收入差距上感觉到的不公平对税收遵从会产生影响。Clotfeter(1983)利用国内收入署1969年的纳税人遵从度的数据分析了边际税率与未申报收入之间的关系。

在国内学术界，我国的税收遵从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贾绍华(2002)通过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地下经济活动的研究，测算了我国的税收遵从度，1995～2000年我国的税收流失率在26％以上。杨得前(2066)对我国税收刑事威慑促进税收遵从度提升的条件、效果及其局限性进行了分析，构建了提高我国税收遵从度的理论模型，并就税收征管中如何提升税收遵从度提出了政策建议。至今为止，国内在税收遵从度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特别是缺乏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鉴于此，以下尝试构建一种能够更准确、全面地反映纳税人税收遵从度影响因素的理论体系，为我国税务部门提高税收遵从度提供政策指导。

二、税收遵从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影响税收遵从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人的自利本性、公民意识、纳税人与征税人之间的信息非对称性、税制、税收征管、纳税人非公平心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不同因素对税收遵从的影响机制不同，由此导致的影响效果也不同。例如，纳税人非公平心理影响税收遵从的机制就不同于税制、税收征管等其他因素影响税收遵从的机制。纳税人是否感觉到公平或感觉到公平程度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税收遵从行为，纳税人会比较自己所缴纳税款总额与处于同一收入水平的人所缴纳税款总额、会比较自己所承担的纳税义务与享受的权利等等，由此会产生出是否公平的心理。国外学者对纳税人非公平心理影响税收遵从进行研究后发现，只有纳税人觉得国民收入分配、居民收入差距、所处的社会环境、所纳税收数量、所享受的纳税服务和公共设施等是公平合理的，才会自愿产生税收遵从的动机和行为，全社会税收遵从度才有可能很高；反之，就有可能产生通过偷漏税来获得公平的动机和行为。改革开放以来，衡量中国居民整体收入差距、城市居民收入差距

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都在逐年扩大，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上升所引发的纳税人不公平心理是导致中国税收不遵从发生、税收遵从度不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据多方面调查，纳税人除了在自己的收入水平和来源上感到不公平之外，对自己所纳税收数量、所享受的纳税服务和公共设施等等也觉得不公平时，总有采取偷漏税来获得公平的心理产生。偷漏税者少纳甚至不纳税，那些诚实纳税人就得多纳税，这样一来，居民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诚实纳税人的不公平感觉会加剧，加上偷漏税成功者的示范效应，会进一步引诱那些诚实纳税人税收不遵从行为发生，使税收不遵从行为越来越严重。

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影响我国税收遵从的各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提出切实可行的提高我国税收遵从度的政策措施，我们有必要对各种因素影响我国税收遵从的机制和效果进行实证检验。

(一)理论假设

假设1税制复杂性、征纳双方之间信息非对称性、税率与税收遵从度之间存在反比例关系。

假设2在税收征管完善的情况下，个人收入与税率相匹配的纳税人遵从度会比个人收入与税率不相匹配的纳税人遵从度高；在税收征管不完善的情况下，公民意识强的纳税人遵从度会比公民意识差的纳税人遵从度高。

假设3在税制简明、税率适度和税收征管完善的情况下，社会公平的纳税人遵从度会比社会不公平的纳税人遵从度高。

(二)样本选取

研究曲线关系的理想样本应该全面包含所有的预测变量。为达到这一点，试图在样本中包括影响税收遵从的主要因素：税制、税率、税收征管、纳税人与征税人之间的信息非对称性、民众社会公平感觉等。调查对象为300个纳税人或纳税企业，他们分布在广东、浙江、北京、吉林、湖南、贵州6个省市，每个省或市随机抽取50个。问卷回复率为90％。

在进行问卷调查的同时，访问了大多数参与此项问卷的纳税人或纳税企业，使其了解本研究的目的，力争问卷收集的结果能够代表纳税人或纳税企业的真实想法。本调查问卷的参与是自愿的，并确保保密性。

(三)实证检验结果

运用曲线多元回归来检验假设1。与假设1相一致的是，税制复杂性与纳税人遵从度负相关(△R²=0.01，F=4.50，p<0.01)；征纳双方之间信息非对称性与税收遵从度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R²=0，F=0.42，不显著)；税率与税收遵从度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R²=0.04，F=10.23，p<0.05)。这些结果与前面的理论假设基本相吻合。

运用调节性回归来检验假设2(见表1)。与假设2相一致的是，个人收入与税率相匹配的纳税人遵从度会比个人收入与税率不相匹配的纳税人遵从度高(△R²=0.35，F=21.51，p<0.001)；公民意识强的纳税人遵从度会比公民意识差的纳税人遵从度高(△R²=0.01，F=21.51，不显著)。

假设3预测了在税制简明、税率适度和税收征管完善的情况下，社会公平的纳税人遵从度会比社会不公平的纳税人遵从度高。为验证这一假设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为了更清楚地显示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过程中控制了税制复杂性、征纳双方之间信息非对称性、税收征管及地域的虚拟变量。与假设3相一致的是，社会公平的纳税人遵从度会比社会不公平的纳税人遵从度高(△R²=0.28，F=47.71，p<0.05)。

通过以上实证检验，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结论：税制复杂性、征纳双方之间信息非对称性、税率、税收征管及民众的社会公平感觉等影响税收遵从度。我们问卷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结论：2009年5月，我们在湖南进行了一项关于“个人年收入超过12万元需自行申报纳税情况”调查，结果表明，到地方税务部门进行了纳税申报的人数只占应到人数的60％；人们不愿意进行纳税申报(即税收遵从度低)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个人所得税制较复杂、征纳双方之间信息不对称、税率不合理、税收征管存在漏洞及人们感觉不公平等。我国目前税收遵从度很低，税收不遵从造成的税收流失问题比较严重，有学者测算的税收流失率在进入21世纪后均超过了20％；我国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曾指出，保守估计，我国境内的外资企业每年避税额达300亿元人民币。

三、提高我国纳税人税收遵从度的对策措施

1，税务机关必须建立以信息化和专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税收征管体系，建立统一协调、功能齐全、信息共享的税收信息化系统，加强银行与税务机关的联网工作，建设信息网络工程。

2，严格税收执法。强化税收执法权，有必要建立相对独立的税务司法机构，如税务派出所、税务法庭等，并推行税收不遵从行为通缉制度；建立征税能力评估制度，通过科学合理的税收计划指标和考核机制，督促税务机关严格执法；加大对税务机关奖罚力度，对查处税收不遵从行为得力的单位和个人，无论税收不遵从行为造成税收流失数额大小，都要给予较大奖励；对税收不遵从行为查处不力，无论税收不遵从行为造成税收流失数额大小，都给予较重处罚。

3，对治理税收不遵从行为的办法、措施要经常反馈、评估，并及时予以调整。纳税人针对税务机关的策略会采取对策，税务机关治理税收不遵从行为的策略和措施要及时地进行反馈和评估，要有的放矢地调整策略和措施，避免纳税人对某些政策、措施产生适应性预期，使政策、措施无效。

4，加大对有意识的税收不遵从行为处罚力度，无论其造成税收流失数额大小都应给予较重处罚。建立检举制度，对告发或检举纳税人有意或无意的税收不遵从行为的，经查明属实，税务机关将罚金收入的一定比例奖给举报者并为其保密。税务机关应根据纳税人过去的依法缴税记录，将纳税人分类；对于记录不好、声誉差的纳税人，给予惩罚性的管理，使纳税人自觉重视自身的声誉，提高纳税人税收遵从度。

作者：刘振彪

基于经济学理论的税收征管论文 篇2：

纳税遵从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纳税遵从是衡量一个国家税收征纳关系是否和谐的标志之一，因此研究纳税遵从对于从根本上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有着深远的意义。总结了国内外关于纳税遵从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作了简要的说明。以期为我国当前的税收征管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蚋税遵从；遮税；税收流失

1 国外对纳税遵从的研究

1.1　对纳税遵从理论模型研究

纳税遵从的正式理论研究起始于1972年Allingham＆Sandmo的《所得税逃税：一种理论分析》。他们在“纳税人都是理性人”的假设基础上建立了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即A—S模型)。他们研究认为，纳税人作出纳税遵从或不遵从的决策只是为了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同时，他们从理论角度论证出罚款率、稽查率与纳税遵从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税率与逃税之间的关系不能确定。A—s模型是第一个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的静态研究模型，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研究范式和方向，但也存在若干缺陷。

Aim(1992年)用期望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现实的纳税遵从度高于预期效用理论得出的遵从度。认为人们纳税的可能原因是高估了稽查概率。所以在低概率损失面前，纳税人是风险厌恶型的，所以选择遵从。

Elffers和Hessing(1997年)的实证研究表明-有意提高预扣税款可以提高纳税遵从。因为人们往往将获得税款返还视为一种获得。而将补缴税款视为一种损失。

1.2　对纳税道从成本的研究

纳税遵从成本的测量源于1934年，海格(Haig)首次对税收体系的遵从负担进行了正式地估算，但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税收流失现象充斥各国，遵从成本问题才开始在国外的研究中凸现出来。当时的代表性的研究就是英国学者锡德里克·桑德福(Sandford)的《税收遵从成本：计量与政策》和《税收管理成本和遵从成本》两本著作。

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对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大多是集中在对全都税收或某项税收的遵从成本进行测量。且基本上都是采用的抽象调查的研究方法。美国Slemrod(1989年)的对税收遵从成本与税收遵从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果得出税收遵从成本与税收不遵从程度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性。即税收遵从成本越高，则税收不遵从程度也越高。

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对税收遵从成本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编写纳税遵从成本的指导年鉴。现代的税收遵从成本研究的重点也不同于最初测量的目的，它不再是对仅整个遵从成本进行测量，更重要的是估计特别税收条款变化的影响。Blumenthal和S|emrod(1995)在《美国的近期税收遵从研究》中就提到，他们的研究目的除了研究纳税遵从成本的规模和组成成分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公司的税收状况与遵从成本之间的关系以及要了解企业对当时税改方案的态度以及对税改措施的建议等等。

2　国内对纳税遵从的研究

国内对纳税遵从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直接研究纳税遵从的课题不是很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及西方国家。

王火生(1998年)、麻勇爱(2002年)、张文春(2005年)对国外纳税遵从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并分析了其对我国税收征管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马国强(2000年)在借鉴西方学者对纳税遵从和不遵从多项分类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了更集中的概括；将税收遵从分为防卫性遵从、制度性遵从和忠诚性遵从；将税收不遵从分为自私性不遵从、无知性不遵从和情感性不遵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决定税收遵从与不遵从的因素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税收观念、二是税收知识、三是税收制度、四是纳税程序、五是逃税成本。

近十几年，国内学者对税收流失的研究相对密集，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税收流失规模的测算、成因的探讨以及对策的提出上。马拴友(2001年)、郝春虹(2003年)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应用于税收征纳行为分析中。研究得出纳税人与税务当局的非合作博弈。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分别以一定的概率随机选择稽查和逃税。税收流失表现为征税中存在的纳税人与政府、政府与纳税人以及政府、税务机关与税务人员三种委托代理问题。贾绍华(8002年)采用现金比率法和税收收入能力测算法，利用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税收收入流失情况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1995—2000年我国的税收流失率均在26％以上。

国内学者对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但大多局限于定性分析和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引进。雷根强、沈峰(2002年)介绍了纳税遵从成本的概念和分类、分析其组成要素，提出了在我国应重视对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李林木(2004年)对国外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成果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特别是对纳税遵从成本的评估和构成作了比较详细地介绍。

李林木(8005年)结合我国的实际对纳税遵从同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奉行成本方面，提出了测算我国企业税收奉行成本的系列公式。并通过抽样调查推算了我国企业的税收奉行成本；在税收威慑机制方面，提出了建立我国“第三方税源信息报告”制度、信息化的税源信息比对系统和税务审计选案系统的构思；在税收激励机制方面。研究了提高我国纳税遵从度的诚信激励政策，还研究了国际上旨在激励税收不遵从者改过自新的税收赦免政策，并评估了这一政策在我国的应用前景。他的研究较为全面，也给我国当前的税收征管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杨得前(2007年)研究了税收道德与纳税遵从之间星正相关的关系。作者将税收道德定义为促使纳税人付税的内在动机，是纳税人自觉支付税款的意愿。从关系契约的角度研究指出，公民的税收道德在相当大程度上内生于公民与政府、公民与税务机关及公民与公民的互动之中。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纳税人的税收道德，主要体现在司法腐败和安全这两个因素上。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性别、年龄及婚姻状况对税收道德有显著影响。而收入水平和接受教育的程度对纳税人的道德没有显著影响。作者对税收道德的研究在国内对纳税遵从问题的研究中是比较有新意的，拓宽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范围。

总的说来，国内学者对纳税遵从的研究大多是对国外纳税遵从经验的总结，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在研究视角上较窄，更多的研究仍局限于税务机关本身的实际税收管理模式、具体的征税方式等，割裂了纳税人、征税人关系角度去考察，没有从整个环境角度如管理机制、行为机制等来分析问题，对纳税遵从问题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此外，研究中对其他学科成果的利用不够，具体治理对策的提出缺乏理论支撑，也没有形成相对系统的解决方案。

3　结语

纳税遵从的最新研究主要表现在有机地结合理论和实证研究。把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其他影响因素纳入纳税遵从的决策模型中。以诠释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决策，因此在当前税收征管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可充分利用这些优秀的研究成果，优化税收征管模式，适当地调整税收征管策略，以提高纳税遵从度。增加国家的税收收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作者：程　仙

基于经济学理论的税收征管论文 篇3：

福建省国税税收收入的经济因素分析

摘 要：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福建省无论经济总量还是税收收入都有了巨大的增长。税收超速增长是否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对分税制改革以来福建省的税收负担和税收弹性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利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进行深入论证。结果表明福建省税收变动与经济变动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税收变动对GDP变动没有显著影响，进而对税收与经济协调增长提出建议。

关键词：经济分析；税收收入；协整检验；误差修正；因果检验

引言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福建省税收收入持续呈高速增长的态势，同时因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GDP也在高速增长。一般理论认为税收收入与经济情况、进出口贸易、产业结构、税收征管以及教育等因素之间有着积极和显著的关系。当经济活动活跃时，税收收入也在增长。Romer发现无论税收的法制多复杂，税收变化都基于以下四个因素：抵消经济的其他影响、政府支出、预算赤字、为经济长期增长服务。税收收入增长对经济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如果不进行全面的考察，有时会产生偏差及错误。

通常可以使用税收弹性系数来判断经济税收是否协调发展，它被定义为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反应程度，即税收收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按照经济学理论，如果税收弹性系数为1，则表示税收增长比例和经济增长比例相同，是比较完美和协调的增长形势。福建省这些年税收弹性系数维持在0.9～1.7之间，有的年份超过2。

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对近几年税收收入增长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安体富认为应采取一定的减税措施。马明娟则认为“分税制”体制尚不健全，财政调节能力较为有限，税收体系和财政收入分配体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需要进行深度改革。史耀斌认为GDP增长速度和税收增长速度不存在直接的、量的对应关系，两者不能简单地比较，影响税收收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应作具体分析。胡乃武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投资与融资相联系、财政与金融相协调的角度，认为需要利用税收收入建立一个完整的政府投资体系，从而促进税收收入与经济发展的协调。

分析国内已有的诸多理论文章，主要有几个方面可以进行改进。一是在使用传统经济计量模型时，没有处理好非平稳经济指标引起的“伪回归”的问题；二是大部分文章倾向于使用定性分析方法结论，往往具有概括性和较浓的思辨色彩，较少使用基于建立模型和统计分析的定量分析方法；三是使用的税收收入数据与GDP数据统计口径有差异；四是较少深入分析地区的税收负担问题。

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选取了分税制改革以来福建省税收收入和GDP的数据，运用平稳性检测及协整检验方法，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模型显示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线性调整机制。同时进行了税收数据的因果关系分析。研究的结果有利于全面把握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对今后税收工作的建议和启示。

一、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

税收收入是国家预算资金的重要来源。实行低税收的政策表面看似乎有利于“民富”，其实未必是正确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巴基斯坦，其长期实施低税收政策（相比邻国及其他类似国家），导致低福利、低覆盖、弱执法、弱审计，甚至导致政府缺乏足够的资金实施合理的发展项目。Aisha Ghaus Pasha教授研究了近20年影响巴基斯坦税收收入的各个因素，总结出正是错误的税改制度导致巴基斯坦进入了低税收—低GDP的陷阱（Low Tax-to-GDP Trap）。他提供了一个税改的策略，提出使用激进的、平衡的税收结构才可能增强国家的税收收入并摆脱陷阱。

ERIC ENGEN 及 JONATHAN SKINNER使用了三种方法研究了税收改革对宏观经济的长期影响，同时综合考虑了劳动力资源、投资需求以及生产力的发展。GARETH D.MYLES通过理论模型及实证研究揭示在一定范围内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极其微弱。CAROLA PESSINO构建了税收负担模型，研究了96个国家的现状，分析了税收收入和GDP、进出口贸易、教育之间积极和显著的影响。并且阐述了税收收入和CPI、收入分配、税收征管及腐败等之间的联系。

在分析税收收入的经济因素时，学者们发现GDP是一项重要的指标。GDP可以使用国内各种生产要素所得来估计，有如下公式：

二、实证分析

本部分将对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的福建省税收负担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首先我们需要判断福建省国税收入TAX与GDP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其次，用Granger检验法对时间序列TAX和GDP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一）相关性检验

通过统计软件分析发现，目前为止，经济因素仍是影响福建省税收收入的最主要因素。

从图1可以看出，福建省税收收入水平与GDP密切相关，税收收入水平随着GDP的增加而增加，两者大体呈线性变化趋势。通过统计工具可以获得它们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1 税收收入与GDP的相关性分析

输出的相关系数r=0.998771表明税收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性达到了99.8771%，是高度正相关的。

（二）平稳性及单整性检验

在宏观经济计量分析领域，如果时间系列是非平稳的，例如具有随机趋势或确定趋势，则在进行时间系列分析时容易产生“伪回归”的问题。但是，在现实经济中的时间系列通常是非平稳的，Granger提出了协整方法，指出两个或多个非平稳（non-stationary）的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或是较低阶单整，并且可以通过线性误差修正模型（ECM）刻画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线性调整机制，这个协整方法已成为了分析非平稳经济变量之间数量关系的最主要工具之一。

下面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1994分税制改革后福建省税收负担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我们使用回归模型TAXt=α+β*GDPt+μt和LnTAX=α+β*lnGDP+μ。为了防止在协整分析时出现“伪回归”现象，需要进行平稳性检验。我们使用ADF检验方法进行平稳性检验，测试自回归模型是否存在单位根（unit root），结果（如表2所示）：

在1%、5%、10%三个显著性水平下，GDP二阶差分的单位根检验的临界值分别为-4.728363、-3.759743、-3.324976，上述检验统计量值-19.61560小于相应DW临界值，从而拒绝H0，表明1994—2012年度福建省GDP序列二阶差分是平稳序列。同理，TAX二阶差分、LnGDP一阶差分、LnTAX一阶差分是平稳序列。

（三）协整关系检验

从单位根检验得知：LnGDP和LnTAX是同阶单整序列，因此可以对它们进行协整检验。首先我们求出长期趋势方程：

（五）因果关系检验

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夫·格兰杰（Clive W.J.Granger）开创了一种试图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关系的办法，即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时间序列情形下，两个经济变量X、Y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定义为：若在包含了变量X、Y的过去信息的条件下，对变量Y的预测效果要优于只单独由Y的过去信息对Y进行的预测效果，即变量X有助于解释变量Y的将来变化，则认为变量X是引致变量Y的格兰杰原因。在经济学中，统计意义上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也是有意义的，对于经济预测等仍然能起一些作用。

我们对福建省税收收入与GDP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从上述的检验结果可知，福建省税收收入与GDP的关系更多表现为GDP对税收收入的因果关系，而不是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

结论与启示

相对于经济总量，福建省的税负水平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在论文中讨论了福建省税收收入与GDP的协整关系问题，并且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ECM模型），对于它们之间的计量关系进行了分析。从最终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看，福建省GDP的变动对税收收入存在显著的影响，反过来，即税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能够比较好的发挥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税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还稍显滞后，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因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完善和深化税制改革

Jens Arnold曾使用面板分析方法，探讨了各个经合组织国家（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税收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发现各税种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顺序分别是：财产税（特别是不动产税）、消费税、所得税。研究结果表明，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宏观调控目标的税收制度改革应更加关注财产税和消费税，更加合理和科学的征收所得税。

（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显著看出我省税收收入与GDP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因此需要进一步协调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合福建省的经济特点，努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稳定的税收收入增长，根据实际情况均衡税负水平（包括税负总水平和税负结构水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三）优化纳税征管制度

从分析可知，目前我省还需进一步发挥税收促进经济发展、服务民生的作用。需要落实好鼓励自主创新等税收优惠政策，加大鼓励和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及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力度。以税收风险管理为导向，以实施信息管税为依托，大力推进税源专业化管理，不断提升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提升纳税服务水平，充分用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和结构性减税政策，发挥税收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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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Factors Analysis of National Tax Revenue in Fujian Province

LI Ye-hua1，CHEN Min2

（1.Fujian State Revenu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Fuzhou 350003，China；2.Fuzhou State Revenue，Fuzhou 350011，China）

Key words：economic analysis；tax revenue；Co-integration；Error Correction；Causality Test[责任编辑 陈丹丹]

作者：李叶华 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