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道德问题综述论文

2022-04-24

摘要：本文通过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研究现状的分析综述，进而分析了大学生道德信心培育研究的意义，明确了对大学生道德信心的培育的研究是当前道德问题研究的重点，其目的旨在重塑当代大学生对他人、对社会道德评价的信心，营造良好道德氛围，促进社会和谐进步。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当代科学道德问题综述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当代科学道德问题综述论文篇1：

最新科协动态

《学科发展报告综合卷》及发布稿审稿会议召开

3月23日，学科发展综述及2012学术建设发布会发布稿审稿会议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中国科协党组成员、学会学术部部长沈爱民出席会议并讲话。《综合卷》编写组专家、部分学会代表，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和学会服务中心的领导及有关负责同志共30余人参加了会议。随后，会议围绕学科发展综述及发布稿内容展开热烈讨论，与会专家集思广益，在对学科发展综述及发布稿给予基本肯定的同时，结合各学科专业特点对内容架构、素材选择和文字表述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会议还就后续的修改工作进行了布置，要求各位专家在会后提供修改意见，并补充提供本学科发展规律和态势。

中国科协召开专家记者座谈会

畅谈科技期刊科学道德建设

4月5日，中国科协召开加强科技期刊科学道德规范、营造良好学术氛围专家记者座谈会。中国科协党组成员、学会学术部部长沈爱民出席并主持会议，中国科协荣誉委员、中国地震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运泰，《林业科学》常务副主编、中国林业科学院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唐守正，中国原子能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乃彦，清华大学出版社副主编、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理事长颜帅等出席座谈会。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部长李森、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副部长刘兴平参加会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中国科学报等新闻媒体的记者参加座谈会。与会专家就加强科技期刊科学道德规范、营造良好学术氛围等问题发表了意见。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科学道德存在于科技界的方方面面，作为科研成果的重要展示与交流平台，科技期刊在科技界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强科技期刊科学道德规范已成为科技界的共识。专家认为，加强科技期刊科学道德建设，首先要加强科学道德教育，从学术道德层面加强科技工作者的科研诚信和社会责任感；其次要建立科技期刊科学道德规范，从制度层面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科技期刊也要加强审稿把关环节，共同推动学术道德建设。与会专家与记者围绕科技期刊在弘扬科学精神、加强科学道德建设、营造良好学术氛围中的作用以及广大科技期刊工作者如何进一步加强科学道德建设、维护科研诚信、培育良好学术生态等方面进行交流、研讨。

全国学会2012年度科普工作交流会在京召开

2012年3月30日，全国学会2012年度科普工作交流会在北京召开。来自158个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的领导及科普工作负责人，中国科协科普部、学会部领导和相关处室负责人，各科普直属单位的领导参加了会议。中国科协科学技术普及部、学会学术部决定，对在2011年度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中国化学会等32个单位给予表扬。并希望各全国学会以受到表扬的学会为榜样，按照《科学素质纲要》的要求，切实担负起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的社会责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增强科普工作能力和水平，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做出新贡献。参加会议的领导向受到表扬的学会颁发了奖牌和证书。徐延豪在讲话中指出，科普工作是一个国家的长远大计，是国家发展重要的基础。中国农学会、中国铁道学会、中华医学会、中国气象学会的代表在会上围绕创新工作机制、动员社会力量、利用社会资源、发挥志愿者作用等方面进行了经验交流。

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剧本研讨会召开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塑造我国科技界追求真理、爱国奉献，求实创新、学风严谨的良好社会形象，中国科协与教育部联合组织实施“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支持部分高校以排演话剧或歌剧等艺术形式，重点宣传一批为我国科技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经与教育部和相关高校充分沟通，综合考虑学科领域、地域分布和基础条件等因素，确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五所高校为“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2012年试点单位，分别排演邓稼先、王选、竺可桢、钱学森和李四光五位科学大师的剧目。五所试点高校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校领导亲自挂帅，协调校内资源，成立精干的工作队伍，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项目工作人员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各项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与会专家对“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给予高度评价和赞赏，一致认为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既是在校园弘扬科学精神、树立大师楷模、教育引导学生的重要形式，也是促进话剧艺术在高校繁荣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还为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专家纷纷表示，将大力支持工程的实施，不遗余力地为高校创作剧目提供指导和建议。在听取各高校汇报和专家意见后，王春法强调，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处领导非常重视这项工作。首先要找准宣传点，找到科学和艺术交汇的闪光点，让它能在广大学生中、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其次，要深入挖掘科学大师的内心世界，表现他们在科研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内心喜悦、在实验探索中的苦恼和痛苦，以科学家独有的情感打动人；第三，要把握科学家的科技特点，在创作剧本、情节设计、表现形式和舞美设计等方面应该突出科技特点，能够教育、引领学生；第四，要把“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做成精品、成为经典，让每一代新的大学生都能看到这样的精品，接受精神上的洗礼；第五，要有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使科学家形象得到师生、亲友和社会的接受和认可，要能够经得起社会和历史的检验。

中国科学家学术谱系研究深入开展

2012年3月21-22日，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在合肥召开“当代中国科学家学术谱系研究工作研讨会”。会上，各个课题组就学术谱系的研究进展、主要发现和研究规范进行了研讨交流。由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袁江洋负责的化学家谱系研究课题组，梳理了化学学术谱系中具有代表性的传承关系。由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中心主任田洺负责的遗传学家谱系研究课题组，结合其研究的体会指出，师承谱系是人的谱系，学术谱系是观点的谱系，这就是科学的传统。由中国科技大学教授胡化凯负责的物理学家谱系研究课题组，通过中国高能（粒子）物理学的发展及其学术谱系分析发现，在老一辈物理学家的带领下，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物理学学术传统。由北京大学教授张大庆负责的医学家学术谱系课题组，以系统梳理中国当代医学家的学术谱系为主线，着重选择有代表性的医学家团体或研究机构进行学术谱系研究。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刘钝负责的数学家学术谱系课题组，对中国当代数学家的学术谱系进行了系统梳理。其他课题负责人也就学术谱系研究思路、存在的问题、解决办法以及下一步的研究重点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既充分肯定了研究成绩，认真总结了经验，又提出了思路和设想，达到了交流研究心得、借鉴研究方法、提高认识的目的。目前，中国科协已启动实施了物理学、医学、化学、数学、生物学、遗传学等12个学科的当代中国科学家学术谱系研究，对于梳理相关学科在中国的创立和建制化以及与国外典型科学家学术谱系间的比较分析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意在通过对学术谱系的研究，探索中国科学传统的形成与延伸，准确把握未来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主要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探究科学大师成长的规律。

2012中国科协学术建设发布会举行

4月10日，2012中国科协学术建设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协副主席、学术与学会工作专门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李静海发布了2011-2012年度我国空间科学等23个学科近年的发展状况、未来趋势，中国科协荣誉委员、学术与学会工作专门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运泰发布了中国科协所属科技期刊2011年的发展状况。中国科协副主席、学术与学会工作专门委员会主任李静海院士介绍了2011-2012年度学科进展情况。他表示从近年学科发展的趋势来看，交叉融合是学科发展的历史必然，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需求是学科发展的原始动力，强化基础研究是学科发展的战略关键，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是学科发展的智力支撑。2011年中国科协组织有关全国学会分别对空间科学等相关学科进行学科发展研究，完成23卷学科发展系列报告以及《2011-2012学科发展报告（综合卷）》，共计近800万字。这23个学科中，既有历史悠久的基础学科，也有紧密结合生产的应用技术学科，特别是今年增加了4个发展较快的交叉学科，加大了对交叉学科的支持力度。中国科协学术与学会工作专门委员会委员陈运泰院士介绍了2011年中国科协科技期刊的发展状况。2011年，中国科协科技期刊注重提升学术质量，在国际重要数据库的影响力指标进步明显，国际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外学术交流。引证报告显示，43种中国科协科技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学科排名位居第一，在61个学科分类中占70.5%；35种中国科协科技期刊的影响因子学科排名位居第一，占57.4%；40种中国科协期刊综合评价总分在本学科排名第一，占65.6%；其中有26种三者同时排名第一，占此类期刊的72.2%。在2011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10年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中，有66种来自中国科协学术期刊。在“2010年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内文章”中，中国科协有54种学术期刊68篇论文入选，占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自2006年起，中国科协建立了年度学术建设发布会制度。迄今为止，中国科协先后组织94个全国学会开展了91个相关学科的发展研究，编辑出版系列学科发展报告155卷，发行30余万册；先后有1.3万名专家学者参与了学科发展研讨，有7000余位专家执笔撰写学科发展报告。经过6年的实践，中国科协学科发展研究及发布已逐步形成一定规模和特色，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趋势分析及其中蕴涵的鲜明学术风格、学科文化，逐渐显现出重要的学术价值，受到科学共同体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得到国内外相关学术组织的关注，社会影响力日益扩大。

山西省领导要求科学素质工作见实效

3月27日，山西省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由山西省副省长、省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平主持，省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21个成员单位的分管领导和有关人员参加会议，各市分管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的副市长、秘书长、科协主席，省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列席会议。山西省副省长张平对做好2012年全民科学素质工作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提高公民科学素质。二是要突出工作重点，确保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取得实效。三是要加强协作，完善机制，共同推动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再上新台阶。会议总结了山西省2011年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情况，并安排部署了2012年的工作。会议确定，2012年山西省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将重点围绕四个方面开展：围绕转型跨越发展，扎实有序推动科学素质工作，为党的十八大召开营造良好氛围；服务主题主线，大力开展“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健康、促进创新创造”的主题活动；深入基层，贴近公众，推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服务；完善机制，加强督导，狠抓落实，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科学素质工作。

黑龙江海伦科普大集送科普惠农大餐

3月28日，以“农业科技创新与现代农业建设同行”为主题的黑龙江省绥化市海伦科普大集暨省农业科技致富套餐配送工程启动仪式在海伦市体育休闲广场隆重举行。本次活动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省科协、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绥化市委宣传部，海伦市科协、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共同主办。黑龙江省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17个部门的主要领导及绥化市委、市政府和海伦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领导出席开幕仪式，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陶夏新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来自省农业部门的科技专家、全省各地的“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农业科技大王及绥化市农技协代表和农民群众共3万余人参与了现场活动。出席启动仪式的省、市领导向绥化市科普大篷车“走乡村、进社区、入校园”科技万里行服务队授旗，向24名全国和省“科普惠农兴村计划”获奖单位、个人颁发了奖牌。活动现场设立了科普宣传咨询、科普专题展览、科普大篷车展教、科普互动剧场表演、农民工招聘咨询、义诊和健康咨询、农业生产资料展销区、绥化市优秀农技协产品展示区、海伦市农技协科技助残“农技农资一卡通”发放区、海伦科普文化产品展区、海伦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展示区等11个展区。本次大集除了在现场集中举行科普宣传活动外，还举行了千名农业科技大王进万家携手致富、科技专家服务团送科技下乡、科普专题报告会等活动，为广大城乡群众奉献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大餐”。

陕西：支持应急管理学会的成立和发展

以提升应急管理科研和实践水平为宗旨的陕西省应急管理学会于4月6日正式宣告成立。当天下午，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国际应急管理学会中国委员会发来贺电，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娄勤俭表示祝贺并发来书面讲话。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王澜明，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振江，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严鹏程、省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牟怀岐等领导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或致辞。陕西省级有关部门领导、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领导也出席了会议。娄勤俭在书面讲话中指出，陕西省应急管理学会将为陕西省应急管理创新和人才培养发挥重要作用。王澜明表示，陕西省应急管理学会的成立，为应急管理研究增添了新的力量。罗振江认为学会的成立眼光远大、恰逢其时，并结合省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制定的《陕西省实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希望学会加强跟踪研究和宣传，为陕西省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应对突发事件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牟怀岐期待作为省科协所属自然科学学会大家庭新成员的陕西省应急管理学会为促进应急管理的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和工作实践发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及国家应急管理办公室、广东省应急管理办公室、广东省应急管理学会等方面负责人也分别就加强应急管理研究合作作了致辞。陕西省应急管理学会提出，要努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应急管理体系，提出中国不同类型组织的应急管理体系框架与标准，同时立足陕西、面向全国乃至世界，成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知识库、思想库和人才库。

辽宁：营造青少年科技创新的社会环境

4月7日，第27届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沈阳举行。辽宁省委副书记夏德仁出席开幕式并宣布第27届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开幕。夏德仁代表辽宁省委对第27届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沈阳市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对辽宁省青少年科技活动给予了肯定。他在讲话中表示，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作为一项大型的、具有示范性的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已有20多年历史，已经成为辽宁省最具影响力的青少年科技教育品牌活动，成为贯彻实施“科教兴省”和“人才强省”战略，加强未成年人科学素质建设的有效载体。多年来，辽宁省科协、省教育厅、省科技厅、团省委、省妇联等部门为培养青少年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培养出一大批具有较强科技创新意识和动手能力的青少年学生，推出一批青少年科技教育示范学校，为全省的青少年科技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夏德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和关心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社会各界要广泛参与和支持青少年教育工作，共同营造有利于青少年科技创新的社会环境；要求广大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要牢记神圣使命，锐意创新，乐于奉献，扎实工作，大力培养青少年科技创新精神和能力，为培养造就千百万创新型人才而努力奋斗！开幕结束后，夏德仁等领导和专家一同参观了创新大赛的参赛作品，观看了航模比赛，与参赛选手亲切交谈，鼓励青少年“努力创新、勇敢实践、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山西省委书记称赞科普惠农绿色通道

3月29日，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深入晋中市祁县、太谷县和山西农业大学调研。他深入企业车间、林果基地、蔬菜大棚、科研院所，考察产业转型、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等情况，与基层干部群众、科研人员进行深入交流。山西正林农资超市是山西科普惠农绿色通道工程物资配送中心，也是太谷科普惠农服务中心——科普惠农服务站的旗舰店。晋中市“农科110”服务中心就建在这里。像这样的服务站，山西省科协已在全省建成了1000多个。

当代科学道德问题综述论文篇2：

刍议大学生道德信心培育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研究现状的分析综述，进而分析了大学生道德信心培育研究的意义，明确了对大学生道德信心的培育的研究是当前道德问题研究的重点，其目的旨在重塑当代大学生对他人、对社会道德评价的信心，营造良好道德氛围，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关键词：大学生道德信心培育研究

一、大学生思想道德研究现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们学术界在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教育科技事业的不断发展，为大学生在思想道德方面健康成长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我国广大大学生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他们胸怀远大理想，勇于自立自强，乐于接受新生事物，热爱祖国、积极向上、团结友爱、文明礼貌是当代大学生精神世界的主流。总体上看，我国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是好的。但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本土文化与西方文明、各种观念和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不断冲击着大学生的道德认知。在现代社会中，大量的从未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产生了，社会观念发生了巨大交化，大学生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裂变。对他人、对社会道德评价过低，以及道德信心缺失就是这一裂变的重要体现。

国内研究道德问题的权威机构，北京师范大学伦理与道德研究所较为持久。北师大的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的研究工作，由前代人的开创性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批学者很早就有专门从事伦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与研究，90年代以后，由于一批有志学术与教育工作的中青年同仁继往开来的辛勤工作，北师大的伦理学教学与研究已经在伦理学原理、中西方伦理学史、道德社会学、道德教育理论、教育伦理学、教师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等方向积累了丰厚的学养，在生命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科技伦理学和公共事务伦理学的研究方面也正在形成教学与研究的平台。但是，该机构关于道德问题的研究侧重于道德与伦理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依托悠久的文化传统，从陶行知、陈鹤琴先生的“生活教育”、“活教育”的思想到吴贻芳先生的“厚生”思想绵延影响，经过近20年的发展，形成了研究所的学术研究重点：（1）把握时代精神，研究当代道德教育问题；（2）植根本土文化，探寻中国道德教育路向；（3）回归生活世界，创建生活道德教育理论；（4）培育道德人格，提升社会伦理道德精神。这些成果是今天进行道德问题研究不可多得的材料。但是，其有针对性的应对当代大学生道德信心缺失的研究并不多见。

伴随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经济转型，网络科技的发展，物质的丰富，引发社会思想、道德、法律及体制和观念上的一系列变化。由于受国内外经济大潮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虽说主流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一些诸如功利主义等消极的价值观。德育是良好道德的养成与培育，它在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是素质教育的灵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大学德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前提。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大学德育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成为大学德育的指导思想。专家学者对大学生道德研究的重视，产出了大量成果。当前这些研究是本论文撰写的基础和起点。国内理论界围绕大学生道德问题，针对以下六个方面的焦点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关于当前大学生道德的现状；关于大学生道德的发展趋势；关于大学生道德的存在问题；关于大学生道德的德育思路；关于大学生德育的具体措施研究。对于大学生道德信心培育机制方面的研究，我国学术界涉及的并不多。广州大学的唐卫红，罗明星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曾经发表过《道德信心优先性与培植方法探讨》，这对本项目进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但是由于没有涉及到大学生，所以没有建立具体的培植对象。因此，对这一方面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这也为我们的下一步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二、大学生道德信心培育研究意义

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正在加速进行，各种西方腐朽思潮、价值观冲击着当代大学生的道德底线，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现阶段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而且关系到我们民族未来的素质，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一体化更对我国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新时期下，了解我国大学生思想道德现状、存在问题，提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策略，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全民族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增强我国发展后劲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经济转型，网络科技的发展，物质的丰富，引发社会思想、道德、法律及体制和观念上的一系列变化，网络文化、快餐文化对大学生道德信心的影响不容忽视，大学生个体对他人、对社会的道德评价呈明显下降趋势，由此当代大学生道德信心缺失现象严重，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与接班人，是文化传承和知识创新的重要载体，是引领社会文化的排头兵。我国在校大学生约有3000多万，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现阶段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而且关系到我们民族未来的素质，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如果道德认知主体对既有的道德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评价普遍怀疑、否定和破坏，道德信心缺失，就很难做出知行统一的选择。

当大家对社会道德普遍丧失信心的时候，恰恰是价值观重建的时候。社会需要正确的价值观，特别是年轻人更需要正确的价值观。大学时期是人生发展和道德品质形成的关键时期，社会、道德转型深深地影响其道德生活，并客观要求大学生作为社会道德主体参与社会新道德的建构。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大学生正处在从传统的“边缘人”现代社会的“参与人”过渡的时段，逐步具有一种主体性的要求。因此，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为指导，对大学生道德信心的培育的研究是當前道德问题研究的重点。旨在重塑当代大学生对他人、对社会道德评价的信心，营造良好道德氛围，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4年。

[2]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3] 麦金泰尔：《德性之后》，龚群、戴杨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4]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 司马云杰：《价值实现论一一关于人的文化主体性及其价值实现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

卫军帅，男，1980年11月生，安徽六安人，硕士，讲师，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段钰，女，1995年10月生，安徽合肥人，本科，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研究方向：大学生文化活动。

作者：卫军帅　段钰

当代科学道德问题综述论文篇3：

论当代道德建构及其儒家形而上的基础地位

摘要：中国社会出现的道德危机使如何重建道德基础成为紧迫的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分析当代道德重建及其形而上的困境，重构了儒家形而上之“道”，指出了它所包含的神性与理性以及它所塑造的现代人格精神。由此得出儒家形而上是当代道德建构的文化基础的结论。

关键词：道德建构；儒家形而上；基础地位

19世纪末，中国的官员和学者都坚信，中国纲常精微，而西方只有艺学单一发展[1]。因此以中摄西的中体西用论展现着中国社会的文化自信。然而，这种自信被以“民主”和“科学”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动摇了。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支持者认为，儒学已经难以适应现代生活。若要培育新时代的新人，就必须揭露“礼教吃人”，“打倒孔家店”，为培育时代的新人扫清文化障碍。尽管彼时有林纾、辜鸿铭等学者反对这种文化逻辑，但他们也未能阻止反儒力量的扩大。于是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作为封建社会文化支柱的儒学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巨大阻力。与此相伴的是社会各界对儒学的激烈批判，其结果是儒学塑造的道德理想越来越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成为历史的陈迹。

一、当代道德重建及其形而上的困境

儒家道德理想的式微凸显了革命道德的合法性，成为新中国的主导文化。但到1980年，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同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署名潘晓的一篇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对革命道德进行了深刻反思。这篇文章对当时社会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的道德危机。这一现象表明，革命道德难以解决新时代的精神贫困。“中国在今天面临的根本危机是道德危机。中国在今后以至于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最大的、最根本的危机是与信仰与道德相关的精神危机。”[2]严峻的文化挑战使“道德重建”自然而生。尽管这一新的提法曾受到质疑和反对，但它还是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这样的共识不久便被打破。在如何重建道德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国家主导论和国家辅助论。国家主导论重申国家在道德重建上的主导地位，主张“道德建设需要发挥国家强制力的作用”，认为国家强制力是“统治阶级维护本阶级道德规范的重要力量”，“对新道德的形成有重要推动作用”[3]。这一观点在当代被具体化为“加强道德立法，将部分基本道德规范化、法律化”；“以道德人格的塑造和健全为核心，打造道德新人”；“在道德管理、监督与教育方式上，重在示范”[4]。然而，国家在文化建设上的缺位、监督机制不完善、部分政府官员道德失范等因素已使其难以成为道德建设的主导力量。有鉴于此，有学者提出了国家辅助论，即国家在道德建设方面要提供良好的外在制度环境，即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推向更高水平，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的社会公平与正义[5]。

国家重建道德的路径分歧并没有为道德重建提供具体的方向性建议，而久已沉寂的儒学及其他传统文化则日益成为道德重建中的主角。有学者提出：“全盘西化在中国社会行不通，中国崛起以后应当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本，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的有益部分。”[6]这一观点日益受到推崇，引起不少学者的共鸣。他们希望弘扬包括儒学在内的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学习借鉴世界上其他一切有益的文化资源，以此重建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然而，这一热烈拥抱传统、融会西方文化的主张遭到一些学者的强烈质疑，“儒家道德以血缘亲情对抗利益冲击带来的社会动荡，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做出了贡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承认人们对自身利益追求的正当性，传统的非功利主义的道德观陷入困境，很难承担起重建道德的责任”[7]。

将传统文化普世化与时代化的分歧提醒人们，要解决二者的理論分歧就要重估儒学。由于儒学理论的根基是形而上，因此重估儒学的关键在于考察儒家形而上。这项工作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和深入研究，提出了各自的理论观点。“天”、“心”论便是其中的主张之一。“儒家道德本体是以‘天’（天帝）为外倾之源和以‘心’（良心）为内倾之源的二元道德本体”[8]。这一主张力图解释儒家道德的来源，但它难以将“天”、“心”联系起来，无法解释儒家“天人合一”的终极理念。

“天”、“心”论存在的理论困境使“天道”论发展起来。“天道”论者坚信，“天道”是外在于人的超验存在，它是人行为活动的根本。因此该论“人法天”的思维构建了儒家道德的形而上。儒家将天道作为人道的超验依据，“天规定者人类社会的一切，它也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据。人的道德价值本原于天，人类社会的道德关系和道德原则是按本体之天的精神实质建立起来的”[9]。“天道”论建构了“天人合一”的理论，解决了“天”、“心”论的困境，却造成了“天道”外在性与“人的道德价值”内在性之间的理论断裂。有鉴于此，“心性义理之天”论被提了出来。这一观点认为，“心性义理之天”是儒家“道德原则的来源”[10]。但它无法解释“人格之天”与“心性义理之天”的关系，使之出现“天道”论式的理论困难。

除以上理论外，“性命”论也是阐释儒家形而上的一种重要观点。“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形成性、命二重建构的儒家道德本原思想”。“作为儒家道德核心的仁同时具有两个指向性系统：首先，从本原发生义上说，它属于天道即天命而显现的天赋之德，是不假人为，自在发生的天命之一部，此为上溯的本原生成系统；其次，从存在本质的实现义言，仁作为天赋之德在人这个环节上具体展开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人的存在本质，属于人性范畴。它的实现必须要通过人之所为、所致才能完成，此为下行的本质实践系统”[11]。此论所阐释的儒家形而上意在探寻生命的终极关怀，指明了道德实践的过程意义，却回避了儒家形而上是怎样等问题。

二、建构道德的儒家形而上之“道”

“天、心”论、“天道”论、“心性义理之天”论以及“性命”论等丰富了儒家道德形而上的现代阐释内容和方式，却彰显了儒家形而上的不确定性，这就违背了儒家“吾道一以贯之”的确定性。因此重新考察儒家形而上，必须另寻他途。

如前文所见，多数观点将儒家形而上称为“天”，但与之相较，“道”更为恰当。在《论语》中，“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表达了儒家的形而上，而“道”是其中的核心概念。它往往被现代学者解释为具有物质实在论特点的“真理”[12]，尽管这样可以彰显儒家物质主义的哲学倾向，但也因哲学”真理“涵义的逻辑困顿[13]而使“道”的意义难以呈现出来。要呈现“道”的形而上意义，必须回到历史经典之中。在《周易·系辞传》中已诠释了“道”的超越意义——“一阴一阳谓之道”。“道者何？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必有之用极，而无之功显，故至乎神无方而易无体，而道可见矣”[14]。这一“道”论获得了宋儒的认同，“道体”被列在《近思录》卷首，“此卷论性之本原、道之体统，盖学问之纲领也”。“（道体）此篇就理之本然者而言”[15]。这就意味着“道”潜在地蕴含万事万物的基因，在遇到“天”、“地”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各种条件时，万物便现实地产生了。

“道”所孕育的万事万物被人为地划分为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6]两个世界的说法被《易传》阐释得更为精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17]。儒家承认“道”所呈現出的客观事物具有物质性，也没有拒绝超验的“天”、“生死”、“鬼神”等宗教性的超验存在。换而言之，在儒家看来，人与经验世界、超验世界具有共同的基源——三者都是“道”孕育的结果。这就意味着人认识和把握了物质的本性就能认识人自身，使人不违背自然的法则。宋儒周敦颐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15]

“道”塑造了天地万物森然有序的宇宙秩序，这一事实凸显了“道”的齐一性，即“道”本身没有界域之分，即古人所说“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它揭示了“道”作为人与经验世界、超验世界的根本存在，融贯在三者的存在和发展之中，使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构成有机的复杂关系网络。“从自然的维度看，道指世界万物的存在本体和天地运行变化的规律，即天道；从社会的维度看，道是指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以及合乎宗法礼制君臣名分并由此而达到社会协调和谐大同的理想状态；从人的维度看，道也是指个体正心诚意修身养性并因此而升华道德水准和人生境界的成贤成圣的途径和方法。道在这三方面的内涵，只有在主体的历史实践中才能达到具体的有机整合与统一”[18]。这个关系网络系统具有动态演化的特征，即万事万物构成的系统关系因个别事物的内外条件变化而发生变化。“生生之谓易”，“阴生阳，阳生阴，其变无穷”[17]。

三、儒家形而上之“道”决定人的神性与理性

在这一动态网络系统中，“道”的至上性即神性。一般认为，神性与宗教相关。然而，儒家认为，“道”所具有至上性即是神性的存在；人可以归复于“道”，实现人的神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16]。“一元之气流出来，生人生物，便有个路脉，恁地便是人物所通行之道”[19]。先哲坚持的这一观点也得到现代学者的认同。“在孔子的学说中，‘内圣’远不仅仅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天道与人心如何相互打通的问题，就是充分发展中庸中所谓‘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这样一个天道与人心可以互通的学术理念和文化心情。儒家认为存在一个全能的天道，这个天道对社会、对人的成长、对智慧、对德性、对境界，包括对国计民生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个天道又不同于基督教的上帝可以自为自在，这个天道必须和人的存在相互贯通，人通过自我的努力来掌握、认识、体现天道的作用，从而把天道的光辉在人间社会中体现出来”[20]。

然而，人的神性因外在的诱惑而被遮蔽，因此它必须在社会实践中才能被唤醒。神性自觉的过程则需要人的自惕自立。所谓自惕即肯定“命”、“天”、“天命”等超验存在，使人由此而产生对超验世界的敬畏之情。“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儒家的这种文化行为被称为“宗教性”论或“宗教”论，体现了儒家的宗教情结。然而，儒家的宗教情结并非走向神秘，而是将之作为规范精神和行为活动的制约因素。曾子尝引《诗经》中“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语以自勉；而《中庸》则提出：“道也者，须臾不可离也，可离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16]。

儒家自惕活动过程所塑造的敬畏之心，是通往真实真诚的保证，以实现个体精神的超越。“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6]。孟子将《中庸》的方法概括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16]。儒家由“诚”而进入“知天”的过程确立了人的反思能力，它在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案过程中展现为理性，即能帮助人们识别真理，即通过推理、记忆、观察和描述来解释和理解认知各种现象的能力。正如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所言：“我心目中的这个方法就是，清楚地陈述人们的问题以及批判地审查人们建议的对这个问题的各种解决办法。这意思就是，每当我们对一个问题提出解法时，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地推翻我们的解法，而不是去保护它。”[21]

理性已经在儒家文化中形成了悠久的文化传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16]明确表达了这一传统，它深刻揭示了儒学在中国科技史上的真相，即儒学形成了“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科学理性，在其基本经典《诗经》、《尚书》、《礼记》、《周礼》、《易传》中保存了大量古代的科技信息，将儒者探索自然世界的兴趣和知识经验展示给后人。其中，孔子是极为典型的代表人物。据《春秋· 哀公十二年》记载，“冬十二月，螽。”孔子对此解释说：“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22]他根据自己丰富的天文知识和经验，指出鲁国专职“司历”在推算时日上的计算错误。孔子的这种精神气质影响了后世儒者，出现了张衡、祖冲之、沈括、李时珍、戴震等著名的儒门科技学者。

四、儒家形而上之“道”塑造现代人格精神

儒家的神性与理性突出了个体的存在意义，展示了儒者独立的个体特征。在儒家的视野中，独立个体的存在和发展是人生的基本的立足点。这一理念贯穿在儒门因材施教中。在仁爱教育中，孔子对颜渊讲：“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对仲弓，孔子则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针对司马牛说话方式的问题，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而对樊迟，孔子则教之以“爱人”[16]。孔子的教育方式揭示了儒家追求个体独立与个性的特点，即儒家追求的个体教育是将人本身作为实现目标，即活泼灵秀的个人——有情感、有快乐，有修养的现实的个体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16]。

儒家强调独立与个性的个体并不意味着自我中心。自我中心是将个体的本能欲求看成是最高的价值原则和目标，而将其他人的存在视为工具性的存在，即实现个人目标的环节或途径，无视其他人的社会主体地位和意义。这样的观念和行为必然酿成社会的紧张、焦虑和抑郁。与此相反，儒家突出个体独立存在的精神意义，蕴含着人与社会、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即自由、平等、仁爱。自由即个体精神绝对自由，是超越事物矛盾而达到与形而上同一的“至善”。依据“至善”的精神，个人自由地选择思考和行为的方式方法，以完善自己的德行，参与社会的建设，因此自由成为自我认同的前提条件。在心同理同的观照下，自由成为人人平等和人物平等的根据。由此儒家将推己及人的相互平等、彼此尊重成为处理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16]。

这些原则和行为构成了仁爱的基本原则，其贯彻到现实生活中则更多表现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将“礼学”的精神教化为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伦理观念，形成了较为文明的社会秩序，即“齐之以礼”的社会秩序和“养成之德”的伦理秩序[23]。这种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構成了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在传统社会治理中，乡村往往是社会管理的基层单位，它是由不同家族或宗族构建起来的自然社区，其秩序的维护者

则往往是宗族内或家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者。他们遵循着依儒学“礼”与“德”的原则制定的乡村规约，承担了基层社会的管理、教育、协作职责。这一系列活动的环节都承载着儒家的仁爱精神，即以强烈的责任意识，维持着社会的自治、公平与公正，推动着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绅耆父老无官之名，但有官之实”[24]，“担负着治安、司法、产籍管理、赋税征派等主要行政职权，同时在水利、交通、集市贸易、社会救济等在生产领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延师设教，培养人才。举行各种宗教仪式，组织各种民俗文艺活动，推行道德教化和维护传统价值观念”[25]。

儒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与时俱进——它随时代问题的历时展开而进行不同的思考。如面对当代中国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当代儒者积极参与这一问题的解决。他们立足于儒家文化，积极开展同域外文明的交流、对话和比较，进而创造出新的文化传统。学者李明辉认为，在21世纪，儒学除了可以发展成一套现代意义的伦理学之外，还应发展出文化批判、政治批判与社会批判的理论。[26]也有其他学者认为，儒家的民本主义学说中蕴含着思想理念意义上的民主，是丰富的人权思想的资源[27]。当代儒家“返本开新”的活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成宗教儒学、政治儒学、伦理儒学、生活儒学等不同方向的儒学新形态[28]。换而言之，在现当代儒者眼中，儒学不是历史的陈迹，而是有着勃勃生命力的当代文化。尽管在历史上它遭遇了理论和现实的批判，但是儒家依然没有丧失社会责任意识。它始终以仁爱为根本原则回应着时代的变化，成为思考时代问题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

五、结语

儒家形而上塑造的现代人格精神揭示了儒学的近现代转型，在此过程中，儒家形而上起到了承旧布新的功能。一方面，它继承了古典儒家形而上的超越性，为现当代人的人格健全发展提供神性和理性的哲学依据。另一方面，在儒家形而上超越性的基础上接纳域外文化，使近现代以来备受推崇的自由、平等等观念纳入到仁爱的原则之中。换而言之，儒家形而上贯通了人与自身、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成为构建现代道德的文化基础。

这一结论衬托了主流哲学对于道德构建上的不足。辩证唯物主义反复声明，物质是一切意识或精神存在的根本，但这一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之声。研究表明，作为本原的物质具有强烈的自在特性，从根本上忽略了人的存在及其价值。“物质本体论把本体看作是与人无涉、独立自存的物质世界”[29]。“物质本体论既然追寻的是一种脱离人的存在和活动的自在的状态，即不可避免地在其基本精神上忽视主体的意义”[30]。这就宣告了物质本原论无法建构超越性精神的理论，突出了主流哲学在道德建设上出现的理论困境。这样的文化现状促使越来越多的人们将目光投放到儒学及其他传统文化上，视为它们为构建当代文化的文化土壤。

这一结论也给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备受重视，但它业已存在的困境也越发明显。思想政治教育失语[31]已经成为人们讨论的重点话题之一，其原因在于思政对“思想性”属性重视不足[32]，思想重视不够，理论脱离实际等[33]。这些现实的严峻挑战已经大大削弱了思政教育的影响力，它必须扎根到传统文化中，以平等理性的态度和方式看待社会思潮，并与之展开对话与交流。这一方向上的新变化将会给思政教育带来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它增加了思政教育的人文关怀，使思政教育具备深厚、丰富的思想性和文化性，有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将加快中国社会各思潮达成共识的进程，“牛津共识”便是这一进程的最初始成果，这将有利于提升中国社会的凝聚力。

这一结论将会促使学生对近现代以来的文化问题进行反思。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学者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对儒学及其他传统文化进行了情绪性和政治性批判。其广泛流布，深刻影响了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消极认知，造成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不多的结果[34]。这一普遍的现状透露出了当代历史文化教育的惨淡，表明它无法有效建立传统文化与大学生人文精神之间的关系，对当代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结果，但要改變这一教育方向，就意味着当代大学生必须与历史文化展开对话，即带着时代问题求教历史文化，视历史文化为解决时代问题的资源，实现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这将使大学生懂得平等对待历史文化，了解经典作者所处时代问题及论述动机和目的，在阅读中养成善于发现问题的意识和反省问题的解答方式。这是对大学生理性思考能力的训练过程，也是揭示传统问题现代意义的重要环节，这将有助于培养和形成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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