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论文范文

小编精心整理了《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为了全面发展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与动手实践能力，在进行小学课程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注重科学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让学生从小接触科学，了解科学的魅力，不但是教学目标的要求，也为学生以后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在进行科学教学过程中必须要提高自身素养，从而把科学知识渗入到课堂教学过程中，提高课堂效率。

第一篇：当代科学论文范文

当代管理科学研究方法评述

摘要：管理科学自1911年以泰勒《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的出版为标志正式产生以来，管理科学派纷纷创建，管理理论不断创新，一些学者也随之对管理科学研究方法论展开了反思。与此同时，我国管理科学界也开始注重管理科学方法论系统研究的必要性。有鉴于此，本文对时下流行的管理科学研究方法论进行了回顾与分析，并指出了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些趋势性特征，最后强调建立起严密的管理科学方法论体系是管理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根本任务。

关键词：管理科学;研究方法;严密的管理科学方法论体系

一、对管理科学及其研究方法的简单回顾

管理科学的发展可以按不同的维度划分为相应阶段，最一般的分法是按时间顺序将管理科学发展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20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末，以泰勒(Frederick·W·Taylor)、法约尔(Henri·Fayol)、韦伯(Max·Weber)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其核心内容是科学管理、管理职能和过程分析、古典组织理论等;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则是以梅奥(Elton·Mayo)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说及随后发展的行为科学理论阶段;20世纪60年代，管理科学进入现代管理科学阶段，即被孔茨(H·Koontz)在1961年和1980年的两篇文章中描述为“管理理论丛林”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掀起了企业文化的研究热潮。

管理科学的发展过程也同时反映了管理科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如：古典管理阶段侧重于物、财及管理组织过程的管理，其研究方法是以工业工程方法及经济学方法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学说、行为科学则是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方法论基础之上的;现代管理阶段则更是移植了数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及其他自然科学、统计学、系统论、文化学、法学等诸多学科方法论，并形成孔茨所称的“管理理论丛林”。1961年，孔茨发表了著名的《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把各种管理理论归为六个学派，即管理过程学派、经验或案例学派、人类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和数量学派，他认为这些不同学派形成一个思想、理论和观点交织的“管理理论丛林”。其实，这里所谓学派的形成实际上是不同的学科方法在管理科学应用的结果，各学派的根本差别是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差异。1980年孔茨也认识到这一点，在其《再论管理理论丛林》一文中，把管理科学派归纳成包括经验或案例学派，人际行为学派、群体行为学派、协作社会系统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学派、管理科学学派、权变和情境学派、经理角色学派及经营理论学派等在内的11个学派，并认为所谓学派(School)应叫做方法(approach)更为合适。而且，这11个学派的研究方法，基本上也是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其他多种学科的方法。

二、当代管理科学研究中的主要方法

管理科学和其他许多社会科学一样，其基本研究方法有三种：归纳法、实验法和演绎法。归纳研究的方法又称实证研究，这是一种从典型到一般的研究方法。由于管理过程非常复杂，影响管理活动的因素非常之多，而且还相互交叉，人们所能观察到的往往只是综合的结果，所以大量的管理问题都只能用归纳法进行实证研究。但是，由于典型调查与实证研究必须有相当多的研究对象;同时，研究对象的状态不具有重复性，过去的实验结论也难以适用于将来，因此，归纳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实验法可以得到接近真理的结论，但是，由于管理的复杂性，这种方法在实践中很难操作。演绎法是一种从简化了的事实出发，通过建立起能反映某种逻辑关系的模型(或模式)，来寻找一般性规律的方法。这种方法与前两种方法相互补充，对管理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近几十年以来，随着哲学、经济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管理科学还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大大丰富了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内容。这些方法主要有包括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在内的“老三论”和包括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在内的“新三论”以及经济学、数学、心理学、统计学、法学等研究方法。

1.以系统论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系统论是20世纪迅速发展起来的具有普遍适用范围的现代科学。系统的理论方法是管理科学的理论基础。系统方法用于管理科学，就是对管理要素、管理组织以及管理过程进行系统分析，旨在优化管理的整体功能，实现最佳的管理目标。系统方法的特点是基于一般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和原理，强调系统的整体性、要素间以及系统与环境间的有机关联性、系统的动态性、有序性和目的性。这一方法具体包括系统理论、泛系理论、灰色系统理论、参量系统论、结构理论、层次分析论等方法。

2. 以控制论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控制论思想描绘了管理形态和运动规律的多样性。控制论的方法主要强调系统状态的控制、反馈等等。这类方法主要包括反馈控制方法、功能模拟方法和黑箱辨识等一般性方法和模型化方法。

3.以信息论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信息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它最初是一门应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方法研究通讯和控制系统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传递和信息处理的科学。信息论强调系统信息的传输、处理、接收、存储等。这类方法具体包括信息论、智能论等。

4. 以系统自组织论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论的理论核心是系统的运动、发展和演化问题，尤其是揭示自然界中大量系统自发形成具有充分组织性的有序结构的内在机制。这类方法论包括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等“新三论”和超循环论等。一般认为，“新三论”是现代管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5. 以非线性科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非线性科学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非线性数学系统和自然现象的非线性系统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前沿学科。非线性科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实验数学、真实实验和新型分析方法的综合，因此更具方法论意义。非线性科学主要包括混沌理论、分形几何理论、非线性数学理论、孤立子理论及非系统论等。

6. 以相似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这里的相似是一种广义的相似，即这些方法是以空间、时间、结构、性质等的相似为基本点的。这类方法主要包括相似学、全息学、模型理论、比较学、周期学、系统动力学等。

7. 以数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数学方法作为管理科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的方法，主要被用来建立模型和进行定量分析。使用数学方法所建立起来的模型要随着情况的变化，不断进行修改，并求出最优解。常用的数学方法主要包括概率数学、模糊数学、离散数学等等。

8. 以经济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经济学为管理科学分析方法的重要来源之一。这种分析方法要求对特定活动的费用(或成本)与效益(或效果)进行比较，旨在优化行为，以最低限度的支出获得最大限度的收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原则”。管理科学中的价值工程就是经济分析方法的一种发展和具体化。

9. 以其他学科的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方法。除了上述研究方法以外，心理学、历史学、法学、统计学、生态学、哲学等其他多种学科的理论或方法都可以作为管理科学研究的方法。

三、当代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根据前文对管理科学发展历史的简单回顾和对当代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分析不难看出，管理科学的研究方法具多学科移植性的特点。

所谓多学科移植性，是指管理科学的研究方法除了归纳法、实验法和演绎法这三种很多社会科学都会采用的研究方法外，主要依靠不断吸收和移植当代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前沿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随着历史的推移、人类的进步、新理论方法的不断诞生，管理科学的研究方法还会进一步丰富。它随时可能接收新分子加入，也随时可能在其内部形成新的独立的单元。如工业工程方法中的计量、分析物质、动作、时间等因素的方法促使泰勒发明了高速切削刀具和工作研究方法;记录、分析企业行为的财务会计方法，为企业决策提供了依据，促使麦克金塞(J·Mckinsy)发展了预算理论;统计学中概率论、数理统计等知识被用来推断事实和处理不确定性管理问题，并使得休哈特(W·A·Shewhart)创立了统计质量管理方法;数学中的模型有利于求解最优或最满意解，为管理决策提供依据，促使丹兹格(G·Dantzig)提出线性规划方法;心理学方法用来对人的需求、知觉和情绪因素进行研究，以确定科学有效的管理行为和模式，如梅奥的霍桑试验;社会学方法中对社会人群及人群之间关系的方法被韦伯用来解决管理组织问题并创立组织理论。前面所说的“管理理论丛林”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多学科移植性的特点。

管理科学研究方法之所以会呈现出明显的多学科移植性特征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管理活动本身的性质为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移植性提供了必要条件。由于影响管理活动的因素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基本因素外，还有自然因素以及政治、法律、社会、心理、历史、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这就决定了普遍存在的复杂的管理问题必须用多种学科研究出来的不同知识和分析方法进行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才能解决。第二，从事管理研究和实践人员的来源为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移植提供了可能。自科学管理方法产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从事不同学科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纷纷开始研究管理问题，并使他们采用的方法带上了其各自习惯的特征。

近年来，随着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们在研究管理科学时开始习惯于用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管理科学理论的精确化和科学化。但其中也出现了一些管理科学家过于迷信数学推理，严重脱离实际，出现了为“研究”而研究的倾向。他们运用运筹学、系统工程、模型方法等对管理过程进行定量化、形式化的研究，以为管理就是用数学模型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的过程，并试图说明人们只要利用这些用符号表示的科学的、符合逻辑的数学方程式就可以保证决策合理、行动正确、效益提高。事实上，作为多种学科组合的管理科学，人们对其规律性的探索尚处于初级阶段，许多管理问题还难以定量化，难以用精确的数学模型加以描述，而这些问题的内在规律相当复杂，其中存在着大量的属于长变化周期和多重结构的大系统。但是，如果因此而仅仅使用不精确的定性分析方法，并凭借管理者的经验来处理和决策，那么，即使是一个小小的错误，也常会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已成为管理科学研究和创新中的重大问题。

四、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尽管在研究方法上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管理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要不断向前发展的，而这种发展必然要依托于研究方法的不断科学化、精确化。

1. 继续吸收现代科技的新进展。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推动着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现代化。特别是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技术的迅速发展，管理中的各种模型，多至具有几百个变量的线性规划模型都可以在计算机上迅速运算，或者进行动态模拟。因此，计算机更为广泛的应用将大大促进管理科学向更加精密的方向发展。

2. 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不断融合。由于以“科学主义”为特征的科学管理的方法偏向于“物”，侧重于对外在对象的客观描述与分析;而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人文管理偏向于“人”，侧重于对人的主观感受与体验的抒发与阐释。而两者的任何单极发挥都可能导致人类智力上的内耗。因此，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方法的融合将是21世纪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趋势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企业文化研究热潮就是东西方两种管理模式的代表——日美管理比较的结果。21世纪无疑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纪，随着东西方两种模式的进一步深化和融合，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也必将不断融合。

3. 与哲学的结盟将更加深化。哲学是一种高层次、深远的理论思维，它以最高层次、最一般的范畴体系揭示事物的本质、事物之间的联系和事物的发展过程及规律，以最高的理性境界审视现象，展现人类的未来。因此，哲学是对管理活动作更深层次理性分析的重要基础。西方管理科学从20世纪初开始形成到现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在对“人”的认识上，从“经济人”经过“社会人”发展到“复杂人”、“管理人”;在管理理论上，从“科学管理阶段”发展到“行为科学时期”、再进入到“管理科学丛林”的局面。应该说，这些管理理论都有一定的科学性，同时也都有其局限性，而要解决当今管理科学的“丛林纷争”局面就必然要通过哲学的辩证思维对管理活动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进而推出一般性的管理原理和规律。

4. 注重跨文化分析。21世纪是经济的全球化的世纪，而文化的全球化将更加复杂，因此对管理科学理论的跨文化分析是一个长期的研究方向。根据对管理科学理论所作的跨文化分析，我们可以肯定不存在一个超越任何文化背景的管理科学理论。因此，我们根本不可能构建出一种超越文化背景下的通用管理科学理论。也正因为如此，未来的管理科学研究必将负有文化背景分析的责任。

5. 与经济学方法进一步融合。尽管从总体上说，经济学是研究“为什么”的问题，而“管理科学”是研究“怎么办”的问题，但是经济学和管理科学的联系还是非常广泛的。经济学只有通过管理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而应用经济学就是在管理科学的参与和帮助下才得以迅速发展起来的。由于经济学与管理科学的相互渗透、交叉和融合，经济管理科学和管理经济学等边缘学科相继出现的同时，在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大多兼有经济学与管理科学的两栖性，几乎难以分清哪些是纯粹的经济学，哪些是纯粹的管理科学。众多的社会经济问题本身就需要经济学和管理科学共同来研究，只要能解决问题，倒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分清这种学科界限。美国管理科学家西蒙(H. A. Simon)因对经济组织内的决策程序所作的研究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说明他研究的经济决策问题不仅仅是管理科学而且同时也是经济学。因此，今后的管理科学研究应该进一步吸收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

五、结论

20世纪的管理科学研究因为来自各学科的专家以自己所熟悉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导致学派林立，显示了管理科学理论体系的一种散乱型、不一致性，使得管理科学不像一个严密演绎的科学体系，没有自己的公理，像一个充斥着各种管理论断的大拼盘。但是，随着相关学科的发展以及管理理论自身的重整，管理科学必将在充分吸纳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自己的分析方法，最终形成自己较为稳定和独特的分析方法体系。可以预计，今后的管理科学研究除了一部分要继续由管理实践总结出管理原理和方法，一部分会通过案例的设计和情境模拟寻求可能的管理结果外，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建立起严密的管理科学方法论体系，特别是要吸收经济学的营养，把理论架构的建立作为研究的重心。这一过程在开始时可以从一个高度抽象的人性模型出发，探索出在一定的管理环境下的管理行为模式并以此建立起科学的管理理论。然后，逐渐放开约束条件，建立起多种层次、无限逼近真实人性和管理环境的管理模式、理论、公理、法则，最终建立起科学、严密的管理科学方法论体系。

参考文献：

1.崔援民.现代管理方法论.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

2.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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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唐·埃思里奇.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5.程恩富，胡乐明.经济学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6.芮明杰.管理科学——现代的观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7.周三多等.管理科学——原理与方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8.苏东水.东方管理.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

9.Warren R.Plunkett，Raymond F.Attner.Management：Meeting and Exceeding Customer Expectation.6th Edition，South-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1997.

作者简介：马成樑，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上海实业集团副总裁;王国进，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上海实业集团发展研究部助理总经理。

收稿日期：2004-01-03。

作者：马成樑　王国进

第二篇：当代科学教育变革背景下小学科学教师素养刍议

摘要：为了全面发展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与动手实践能力，在进行小学课程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注重科学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让学生从小接触科学，了解科学的魅力，不但是教学目标的要求，也为学生以后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在进行科学教学过程中必须要提高自身素养，从而把科学知识渗入到课堂教学过程中，提高课堂效率。

关键词：科学教育;课程改革;小学科学;素养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把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放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战略位置。小学教师作为小学生科学课程学习的倡导者、科学精神的弘扬者、科学知识的传播者、科学方法的引路者，他们科学素养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和决定小学生的科学素养，以致影响到整个国民科学素养的提高，所以提高小学教师科学素养才是提高全民科学素养的根本保证。

一、科学素养的内涵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对人类的物质生活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且还影响人类的思维方式。科学已经成为人类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知识和科学的世界观几乎对人类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具有现实的影响。公众对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的熟悉也对个人、社会和政治决定具有日益重要的意义。作为以培养学生科学素养为目标的小学科学教育的教师而言，科学教师自身的科学素养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科学课教学质量。小学科学教师所应具备的科学精神、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能力等也成为了影响孩子成长的关键。

二、小学教师科学素养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片面化。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是教师教学行为的根本所在。现阶段小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科学教育观念仍然比较薄弱，科学教学中明显偏向的是传授科学知识，很少触及科学态度、科学精神领域，没有理解新课程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教师过分注重自身专业的发展，忽视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学习，没有采用科学和教学方法，过于注重学生智力的开发，忽视知识、技能、方法的协调发展，不能充分认识到科学素养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二)教学资源匮乏。现代教育科学信息资源广泛，但许多小学教师仍只注重教科书的使用，认为通过书本、计算机、网络等媒体获取信息已经足够了，缺乏学术交流。现在有很多教师常年没有学术交流机会，也缺少教师与教师之间的交流，有的教师不愿与其他教师分享自己的教学经验。这样是无法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的。

(三)知识结构不合理。现阶段我国小学教师在知识结构上存在着严重的不科学、不合理现象。学科课程过深、过剩、过专，但基础学科方面的知识过于狭窄、陈旧，缺乏人文科学基础。重学科课程，轻教育理论课程。而且许多教师缺乏现代教育理念，对教育的本质和价值不理解。

三、当代科学教育变革背景下，小学科学教师素养提升具体策略

(一)提高教师素养基础。小学科学教师素养的基础，就是学科知识。试问连小学科学基本学科知识都不夯实的教师，其教师素养自然不高。因此，小学教师应该高度重视科学学科内在概念、原理、原则、方法的掌握，为教师素养的提升打下基础。具体来讲，其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其一，立足小学科学课程体系，以探究实践的视角去审视课程;其二，适当的将当前最前沿的科学知识融入到知识体系中去，不断实现自身学科知识体系的动态化完善;其三，处理好课程内部各个知识板块之间的关系，形成独具特色的小学科学知识网络体系，以此去开展教学工作，才能事半功倍。

(二)提高教师教学设计能力。 科学课强调学生探究，自主建构对科学的理解和认识，让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习主人，教师需要设计并向学生提供探索和发现的真实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适时、适度地帮助、指导学生，由学生尽可能独立完成发现知识过程的活动。要使学生在探究过程中体验快乐，得到自信，学会交流与合作。要鼓励学生进行多向思维，能从多种角度更全面地认识同一事物，并善于把它们综合為整体性认识，能创造性地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去适应新情况。要以自然界和社会为大课堂，重视教学活动与社会、生活的结合，灵活设计科学课程中的教学活动，充分利用社区的教育资源，为学生提供活动的场地，引导学生学习与解决身边的自然科学问题，使科学课程中的教学活动充满生机和活力。

(三)提高教师科学探究能力。探究是一种手段，是一种途径，更是一种能力，在新一轮科学课程改革中，科学探究是学生学习科学的重要手段，是学生获得科学知识、发展智能、形成兴趣都需要的一种途径，更是学生适应现代生活的一种能力的体现。同样，对于科学教师来说，探究既是自身了解科学过程和方法的一种途径，也是对自身能力的一种检验。所以，作为一名科学教师，我们不仅要运用已有的观察实验材料准确而迅速地完成观察实验操作，更要利用身边的事物和材料去设计和加工实验，提出更多的效果优异的观察实验，让学生理解科学知识，这本身就是科学教师探究能力的体现。

(四)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21世纪是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是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并存且以知识经济趋于主导地位为特征的时代。人类正在步入一个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社会知识的更新日新月异。作为小学教师要了解科学知识的进步，必须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必须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所以小学教师就要不断充实自己，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通过自觉学习来获取和更新知识。小学教师要学会合理利用信息资源，接受培训，定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这些都是提高个人科学素养的重要途径。

总之，一名合格的小学科学教师，所要具备的素质要求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而且这些素质要求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具备的，需要教师长期地学习、研究、实践、探索，才能逐步形成。高素质的小学科学教师队伍的形成，必将能够促使小学科学素质教育的实施，必将能够适应新时代科学教育的需求，必将能够开创小学科学教育的新天地。

参考文献

[1]戴丽敏。 当代科学教育变革背景下小学科学教师素养刍议[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3：133-136.

[2]张阿媛。 改革开放三十年小学科学课程演进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3.

[3]亓英丽。 科学的文化属性与当代科学课程建构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3.

[4]李水霞。 新课程下小学科学课程实施个案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4.

作者：李艳坤

第三篇：当代科学方法论的特质

摘要：科技史证明许多伟大的科技成就都取决于方法创新和思维革命。从原子论、整体论、归纳演绎论、分析综合论、直觉论、否证论、一直到各种非理性主义，人类的思维和方法经历了一系列的飞跃与革命。方法创新和思维革命打破了科技活动中那些僵死陈旧的研究传统，推动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繁荣。今天，人类要想继续推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就需要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特别关注普遍流行的各种非理性方法和后现代思维。其中，特别需要抬高直觉创造，提升科幻神话，倡扬发散式思维，普及科学虚构和赛博虚构，以提升人的发明创造能力。

关键词：当代;科学发现;科学发明;科学虚构;方法论

为了强国富民、安逸四海、不再挨打受欺，国家在繁荣科技事业上投入颇多，也的确获得巨大成就和长足进展，并且形成一支庞大的科技队伍。只是有些遗憾，迄今原创性科学理论和重大的技术发明仍是凤毛麟角。这就不能不发人深省。当然导致这种局面的因素很多，诸如政治经济、法规体制、文化背景、科技基础、学术环境、研究理念，以及国民性等。然而舍此之外，还必须看到在我们的研究传统中，一种陈旧过时的经验主义和狭隘理性主义却在始终笼罩着广大科技人员，束缚着他们的思想，堵塞着他们的思维，损伤着他们的想象力，压抑着他们的智慧，阻滞着重大的理论构成。其实，科技发展史早就证明伟大的科学成就、重大的理论创新都离不开思维方式的革命。从古代的原子论、整体论到近代的归纳论、演绎论，分析综合论，再到20世纪流行的直觉论、否证论、试错法、虚构论、建构论、反归纳论、多元方法论、发散式思维，以及各种非理性主义，人类精神经历了一系列的飞跃与革命;而且正是这些思维革命打破人类科技活动中那些僵化的研究传统，推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使得每一项科学成果都与一定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密切相关。因此，今天中国的科学技术要想振翅高飞，获得重大的理论和技术突破，除了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关键是要加速提升科学家的发明创造能力，转变科技人员的研究观念，要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特别关注当代在非理性和后现代层面上发生的方法创新和思维革命，而且要特别注重如下几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形式的变革与使用。

一、突出直觉思维发挥身体认知

在科学发展史上，我们当然不能否定科学实验、经验归纳、逻辑演绎等理性方法在科学研究和理论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在科学方法和思维形式上，更不能否认各种创造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展，当表面的、现象的、具体的和直接的现实被科学实验和经验观察的方法“一览无余”的时候，那些隐藏很深的科学真理的挖掘和技术奇迹的发明，就再也不能只依靠经验，而是要更加经常地借助直觉、灵感、顿悟等非逻辑思维。特别是直觉，作为一种仅凭直接观察和有限经验就能做出大胆、有洞察力的判断、结论或预见的思维形式，作为一种简单明了、迅速果断、而又方便有效的探索手段和创作方法，在科技史上常常起到令人兴奋和值得珍视的作用。为此，早在近代之初，笛卡尔就利用它在解析几何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并直觉地提出“以太说”，从而发展了古代原子论，指出：“除了通过自明性的直觉和必然性的演绎以外，人类没有其他的途径来达到确实性的知识。”

事实上，无论是伽利略摆的振动规律的发现，还是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提出，或是英国工人哈格里沃斯基于直觉发明了“珍妮纺纱机”，都证明直觉在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中具有重要价值。正因如此，到了19世纪，经过反理性主义者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人对理性的激烈批判和否定，以及其后彭加勒、胡塞尔、海德格尔、爱因斯坦、波普尔等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进一步论证，便开始将直觉放在认识论的决定性位置。比如在柏格森看来，尽管智慧经常是人的认知得以发光的核心，但是“直觉却能使我们看到智慧材料的不足，能使我们隐约看到补充智慧材料的方法”，将人之认识引入一种无止境的连续创造，使得“直觉因此而超越智慧。”与此同时，彭加勒也充分肯定直觉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创造性作用，指出，“逻辑用于论证，直觉可用于发明。知道如何进行批评固然不错，知道如何创造当然更好。……逻辑可以告诉我们走这条路或那条路保证不遇到任何障碍，但是它不能告诉我们哪一条路引导我们到达目的地。为此，必须从远处瞭望目标，教导我们瞭望的本领是直觉。”如果没有直觉，一个科学家便会像这样一个作家——只是按语法写诗，却毫无思想。特别是数学上的许多概念、公理、定律、定理，以及理论的建立都是与人们的直觉观察和直觉思维分不开的。因为那些潜在的、隐藏很深的、抽象的和普遍性的规律或真理，只有凭借机智、敏锐的直觉、推测、假设和深刻的洞察，才有可能揭示其庐山真面目，获得富有成效的认识结果。

为此，在倡扬直觉、反对实证主义的否证论者波普尔看来，科学史上很少有重大的科学理论是基于经验归纳，诸如“日心说”、“星云学说”等都不是源于经验，而是源于直觉、灵感、顿悟等非逻辑思维，源于科学家的自由遐想与奇思异想;并认为“每一种发现都含有柏格森意义上的‘一种非理性因素’或者‘一种创造性直觉’。”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人们都必须承认非理性的方法和形式在人类认知活动中的合法地位与巨大的创造作用;要“相信直觉和灵感。……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与逻辑相比，直觉不仅能教人思路敏捷、观察透彻、富有洞察力，还能教会人们从远处瞭望目标和领悟现实。特别是在科技创新中，通过科学家对事物的隐约把握，对某种包蕴着必然发生的胚芽的直接透射，以及所产生的某种认识上的共鸣力和创造性，往往会由自由的生命精神透过幽夜的云雾，从中进发出新的思想、概念或形式。此时，直觉就像“从一粒细纱看尘世，从一朵小野花看苍天”一样，不仅可以满足精神创造的最初要求，还能够对认识对象进行总体把握，深入洞察其底蕴，对一些新知识、新概念、新观念进行敏锐的领悟、发现、鉴别和选择。因此直觉等非逻辑方法是人类特有的、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和认知活动形成的一种在一瞬间就能够将现象和本质、个别和一般、具体和抽象、部分和整体、偶然和必然、可能与现实等观察素材相互统一起来的发明创造能力。迄今的科技史完全可以证明：没有直觉、灵感等悟性的引领，就没有发明创造。

只是这些非逻辑的创造性思维形式和创新能力并不能像过去那样都归功于大脑，而无视“包括本能、欲望、意志、情感、偏好、无意识、潜意识、意向性等诸多生命要素在内的身体”的认知价值。其实，正是人的身体结构、组织器官、生命要素、身体欲望、行为实践、感性知觉、兴趣爱好、认识冲动、好奇心、求知欲、冒险和尝试、创造性和非

逻辑思维、锲而不舍的意志力和固有的自由本性，一起构成认知和才智的源泉。因此身体才是真正的大智慧;身体才是用“各种符号，包括眼神、表情、神态、形态、姿态、动作、感应、反映、声音、语气、心情、憎恶、远离、亲善、贴近等各种身体要素和生命表征，书写和表达的最丰富多彩的一部书”。身体既是感觉、经验、认知、真理、美德、至善和审美等各种认知和智慧的源泉，也是积累和储存人类认知和智慧的信息库与知识库。大脑不只是从属于身体，也从属于大地，没有水和大气，脑一刻也不能存在和运动。人之身体不只是在思维和存在、心身或脑体的统一性上较大脑具有优越的智慧性质，就是就其结构和功能、情感和欲求的内在性上也是人的特殊的肉体构成、生命功能、情感需要和知觉能力决定了人类特有的认知和表达能力;突出地表现了人的身体与认知和智慧之间的紧密关系。因此，身体才是一切认识、文化艺术的起点和全部价值、审美和道德的标准;才是获得知识、成就事业、完善人性、实现至美至乐的人生和推进人类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人们只有把身体放在一切行为和实践的最高位置，才会从中体会到由生命的不断感知和自我的不断超越带来的求知的满足和创新的乐趣。

二、抬升科幻神话倡导科学虚构

自从近代，科学实验和经验归纳的方法在科学技术史中占据统治地位以来，人们就一直排斥神话思维;没有认识到以直观、虚构、想象、猜测、臆想为特征的神话思维，不只代表了人类认识的初始阶段的原始思维，没有这种思维，就没有后来成熟思维的发展，也代表了人类智力的一种重要的思维形式和认识方法。这种思维形式的目的是寻找万物的内在本性、本原、超自然的主体及其目的因、动力因和绝对知识。

对此，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曾就神话的性质、功能和价值给予充分的论证与肯定。他说：在人类文化的所有现象中，神话和宗教是最难相容于纯粹的逻辑分析的。神话乍一看来只是一团混沌，一大堆不定型的语无伦次的观念，然而只要深入反思就会发现，整个神话就是一个深不可测的知识海洋。它无边无际、苍苍茫茫;在这里，时间和空间都消逝不见。它展示了一个永恒的、连续的和整体的世界，也显示了古人的天赋极高的智慧。全部神话几乎无一不带有虚构和幻想的性质，但也同时是在围绕一个客观中心，即原始人始终是把所有的天体聚拢来，以酿造出他们的神话产品。因此一切神话又不是纯粹的虚构，只是对他们所观察和感受到的现象或事实的不断强制和夸大。神话尽管就其使用的手段而言是想象的或幻想的，然而就其目的而言，也是属于科学探究的一种方式、方法，从而也可以说县有现代科学的部分l生质。因为它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概念结构，另一方面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感性结构。它并不是一大团无组织的混乱观念，而是也依赖于一定的感知方式，只是在以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人的感知方式在感知世界，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其做出判断和解释。因此“神话的世界更经常地像是一个戏剧般的世界，一个关于各种人物、活动及冲突力量的世界。”

在这种世界中，原始人的生命观是综合的，而非分析的;是未分类的，而非界限分明的;是流动的，而非固定不变和不可逾越的。全部神话都是人的生命冲动、求生本能、好奇心、求知欲、想象力，以及“整体交感”的结果，甚至完全可以说是“生命的本能创造了神话创作的本能。”它客观地包含着对宇宙学和人类学的探讨，尝试性地回答了有关世界和人类起源的诸多问题。它赋予一块僵死的石头以生命，与现代人从量子扰动中发现DNA大分子得以发生和形成的机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神话的产生同时意味着人类智力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证明生命就是积极的生活和渴望永恒的顽强生存。哲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史，都证明以想象和幻想为特征的神话思维在人类创新史上具有不可估价的作用。比如在科技创新过程中，想象既可以使科学家的思想纵横驰骋，不受逻辑思维的约束，透过各种零乱的经验材料，去自由想象其间可能存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图景;去探析人们通常无法感知的经验现象背后的隐蔽机制和内在本质，以获得新颖、奇特的技术发明和科学真理;也可以使人们突破已有经验材料的局限，去探求事物的底蕴，开辟新的视野，拓展新的境界，探索科学的新领域，引发科学技术的新突破。另外，丰富多彩的想象可以激发人的求知欲，给人以启示、希望和力量，大大加速科技创新过程。关于想象在人的认识中的作用，列宁也曾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幻想可以超过事变的自然进程;可以支持和加强劳动者的毅力。一个人如果不能“用自己的想象力来给刚刚开始在他手里形成的作品勾画出完美的图景，那我就真是不能设想，有什么刺激力量会驱使人们在艺术、科学和实际生活方面从事广泛而艰苦的工作，并把它坚持到底……。只要幻想的人真正相信自己的幻想，仔细地观察生活，把自己观察的结果与自己的空中楼阁相比较，并且总是认真地努力实现自己的幻想，那么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就丝毫没有害处。”

在20世纪，与科幻神话相伴随的是科学虚构和赛博虚构。所谓“科学虚构”(fiction 0f sci-ence)作为当代科学，由思维革命产生的一种非常流行的有关科学理论、科学对象、科学活动和科学成果的虚构或建构活动，是对近代以来科学实验、经验归纳以及常规性科学实践的否定。“虚构”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原本只用于神话故事和小说艺术的创作。它远离科学技术。然而人类的实践力量却在其文明进程中，日益将古往今来人类虚构的许多荒诞离奇的神话故事转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这样，就强烈地激发起一些人自觉地进行科幻小说和科幻故事的创作冲动。结果，这种“准科学的研究活动”便在更大的程度和范围内带来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这种情况不只是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的许多人造物上，诸如人造卫星、宇宙飞船、机器人、电子人、克隆羊等都是源自早期的幻象和虚构;而且今天流行的虚拟城市、虚拟地球、虚拟宇宙也都直接是科学虚构或科幻小说的产物，甚至是一些“对人类未来充满憧憬和好奇心”的人在茶余饭后奇思异想、随机杜撰的作品。正是在这些奇思异想中包含着与未来的科学技术和人类命运相关联的各个方面。比如据美国大众科学网报道，眼下流行的一些科学构想，如“制造全天24小时清醒药物”，“利用机器人士兵进行战争”，“制造地球遮阳伞对抗全球变暖”，“建造天梯攀登月球”，“让人类像两栖动物一样具备再生能力”等，都在未来有变成现实的可能。为此，人们坚信未来在许多领域，将都是通过想象和虚构建造的未来，都是摆脱了传统观念和学理性质约束的未来。科学虚构将为人类提供可进行认识的无穷空间和深思的广阔场所。在那里，人们可以自由地构思形形色色的技术产品和成果，以期将一些科学虚构变成新鲜的现实。正是在这里，他们否定“只有逻辑才是发现真理的唯一道路”;告诫人们，要想做出科学上的重大成就，必须扬弃

科学创新活动中的经验论和反映论，推行建构论、虚构论和游戏论。

三、实现“科学发现”向“科学发明”的转换

众所周知，在科学领域，人们通常都将科学认知活动称作“科学发现”(scientific discovery)，而非“科学发明”(scientific invention);将技术认知活动称作“技术发明”(technological invention)，而非“技术发现”(technological discovery);而且长期以来认为这两种称谓顺理成章，毫不怀疑其中的不妥和问题。这就自然地从概念的本质意义上预设着科学不同于技术，发现不同于发明;而且对科学只能讲发现，对技术只能讲发明，而不能是相反。那么，究竟为什么不能讲“科学发明”呢?对此，这里需要首先分析“发现”和“发明”两个词的区别与关系。

所谓“发现”，作为动词，在常识层面就是对某物的探索和寻找;在哲学层面，就是认知主体认识或发现客观对象的一种认知活动。它有执行发现活动的主体。在科学领域，这些主体就是科学家和一切对大自然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科学绝不是少数科学精英的专利，而是全人类从事的一项公共事业。为此，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才说：科学作为人的智力发展的最后一步，作为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它绝不是任何天才人物单独完成的任务。在人类做出一种科学发现之前，已经有无数先辈给它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知觉和经验。知识是人类远见卓识的积累。已知者有限，未知者无限，“我们每一代人的任务，就是开拓出更多一点土地，稍稍增加我们领土的范围及其牢固性。”因此，科学发现的主体严格地讲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单纯的个体。发现是全人类的兴趣和行为，当然也是全人类的生存方式、生存需要和利益驱使。

有“发现”主体就必有“发现”对象。这不仅因为任何发现之主体总是带有其认知的目的和动机，还因为人的自我意识先天拥有的意向性，即由意识朝向客体、统摄客体、联结客体和构成客体的心理倾向、心理机制及心理作用，总是能够通过意向性行为俘获一定的意识对象和客观目标。这在科学发现中就表现为人的“思维行为、思维心境连同某些有关的外在活动的统一”;“在有关的真理或真理的联系中表现出实事和实事联系的存在。”具体地说，科学发现的对象就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所观察到的世界，“即时间、陆地与海洋、天体与人体、植物与动物、历史和古往今来的人类社会等现象。”它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现就是要极目远眺、高瞻远瞩，揭开人类周围世界的一切奥秘，让无数未知现象、新鲜事物涌进人的思想成为属人的对象。因此“发现”作为一种特殊的认知实践不仅直接联结了主体和客体、意识和对象，也是一种能动的认识活动，反映了人类思维的自觉性、积极性和能动性。它不是大脑的被动反映。它要实现从未知到有知，从现象到本质，从个别到一般、从偶然到必然的认识。因此“发现”既是自我意识的一种意向性活动，一种构成性机制，一种主体的付出和给予，更是一种对象化和主体化过程。“一方面，它是主体持续的客观化过程。同时，它也是个人借此被持续地再创造的过程。在无穷无尽的客观化进程中，个人被塑造与对象化。”

“发现”作为一种认知活动，理所当然要有一定的方法和途径。在科学技术领域，“科学发现”就是科学探索、科学实验和观察研究，核心就是耳闻目见、寻踪觅迹、搜索和探究，以期发现认知对象、兴趣对象和未知对象。具体方法，在手工艺人那里，就是指生产实践过程中采用的具体的技术、窍门、手段和经验。在科学家那里，主要是指从事科学实验和科学研究的一些科学方法，包括观察、记录、描述、分析、对比、判断、推理、归纳、综合、概括，以及其他一些理性和非理性方法。黑格尔把这一认识过程称为“漫长的逻辑道路”，并认为人类只有花费犍牛般的劳动，才可能抵达科学真理。为此，理性主义者把科学看做一种理性事业。然而不论是采用何种方法，科学家的目标都是旨在发现新现象、新经验、新事实、新事物，以及有关认识对象的本质、特征、结构、功能、必然性、规律性，并进而将其上升为特殊领域中的定律、定理和理论，并由此建立起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包括那“神圣的天地之合、万物的秩序、自然的条理和那令人炫目的世界之光。”

人类通过科学实验、科学方法发现对象、认识他物，也就同时发现和认识了自身。这正像近代葡萄牙制图学家佩德罗·努内斯意外发现一幅地图，看到其上标示的“新的岛屿、新的陆地、新的海洋、新的民族，更重要的是新的天空和许多新的星辰”时，表现出的震惊和喜悦。他说：“美洲的发现，使欧洲人直接见到了人类种族的繁多。”这从哲学的高度上讲，通过认识客观对象，也发现了一个深不可测的观念世界和意识世界。

所谓“发明”，当然有别于发现。发现的本质含义就是对某种存在之物或先在之物的认识。而发明则是意识主体的一种能动的“编造、建构或创造”活动。它没有先在的认识对象或物质实体。它有自在的动机和目的，有欲谋求的目标和对象，但其目的不是要认识某物，而是要发明某物。因此它的本质是“无中生有”，目标和任务是要除旧布新、更新换代，是要发明新事物，创造新技术，创作新作品，建构新理论，虚构新世界。发现是要找到某种已经存在之物;发明是要创造某种不存在之物。如果说，发现的任务是找寻和发现那已经存在或自在的金矿，而发明的任务就是发明那原本不存在的冶炼的技术和将黄金制造成琳琅满目的首饰和金器。在这个意义上，发明和创造没有区别，只是发明更注重的是技术、手段、措施、方法和途径，而创造更注重的是新事物、新形式、新结构、新艺术、新品质、新形象、新概念和新范畴。两者都体现了人类精神和思维的主观性和能动性。

因此发明和创造不可分割，全部文明都是人类利用自己的智慧发明创造的结果。从古希腊的宙斯神庙、古罗马的万神殿、古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印刷术到今天的宇宙飞船、先进的激光排版、最时尚的信息编码，无一不是人类发明创造的产物。在这里，发明创造就是对自然事物和自我意识的双重超越。对于前者，世界上增添了为我之物、自为之物、人造物;对于后者，“一切东西都变成了物质，变成了材料”;“一切东西都失去了它们自己的质，失去了它们自己的价值性和躯体，失去了它们自己的意义、影响和真实性，从而被缩减为技术意志的单纯的、未确定的但又可塑造的某种东西。”在人类的发明创造活动中，宇宙万物都被深深地植根于人的情感、精神、思想和自由意志中。它们不再被看做纯粹的客观对象，而是变成发明创造所需材料。就像建筑师利用水泥和钢铁建造起高楼大厦，画家利用油彩和纸墨创作出美丽的图画一样，宇宙也只是一块未雕琢的大理石，“而将其雕成石像的则是我们自己。”人不仅

可以认识和解释自然，也可以制作和创造自然。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创造的大量的虚拟现实、虚拟世界，足以证明这个世界既是属人的世界，也是人类发明创造的世界。

“发明”当然也有发明的方法和途径，而且与发现的方法有很大不同。最大的差异就是发明不是像发现那样是主体对客体、主观对客观、意识对对象的认识作用、认识活动。发明主要是自我意识的自身运动，或自我意识的自我生产活动。它是一种精神的酿造，而非对客观对象的搜索和采集;因此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它更看重的是深思、沉思、反思，以及一些以直观、虚构、想象、猜测、臆想为特征的非逻辑的和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与创造途径，更欣赏的是直觉论、否证论、试错法、反归纳主义、多元方法论以及发散式思维。诸如，笛卡尔的理性直觉、康德的先天综合、叔本华的自我反省与神秘直觉、胡塞尔的本质直观、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和创化作用、波普尔的猜想和假设、库恩的灵感、顿悟和发散式思维、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等，都是人类的“发明”活动所遵循的一些基本的方法和途径。正是这类具有创造性的思维方法和创造途径才能够不断地推动人类去创造新事物，开辟新领地，扩大新视域，制造新危机，引发新革命，发明新世界，构建新未来。

这当然不是说，发现和发明就是截然对立、毫无关系，两者是各行其是，各自具有不同的形式、价值和功能。仔细分析，两者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没有发现就没有发明。没有电的发现，就没有电灯和电脑的发明;没有遗传学和DNA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没有现代的遗传工程;没有质能关系式的发现，就没有原子弹和氢弹的发明和制造。在这里，发现是发明的基础和条件，要想发展技术，就必须首先发展科学。另一方面，没有发明，也没有发现。没有电子显微镜的发明就没有分子生物学和量子生物学;没有射电望远镜的发明就没有现代天文学中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和黑洞理论;没有克隆技术就没有相关的遗传学理论。不仅如此，一切发现中都有发明，一切发明中也都有发现。两者总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尤其是当代的科学技术，很难分清何谓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而是技术中有科学，科学中有技术。由此，现在产生了诸多的技术性科学，诸如技术科学、材料科学以及管理学和航天学等。

当然发现和发明、科学和技术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有先后顺序的，即技术发明在先，科学发现在后。这恰如恩格斯所言：“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而劳动又是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以致“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因此就人而言，显然是技术发明和劳动创造在先，然后才有科学的认知和发现。只是在人类产生之后，发现和发明就开始相互作用、相互推动，一起为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在人类的发明活动之前，当然也存在“观察和发现”，但那毕竟是相对低级的“观察和发现”，而非人类意识的自觉实践。只是从人类开始，各种感官才逐步构成科学发现的基础，直至近代产生相对高级的科学发现，使其“同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相反”，开辟了人类科学的新纪元。对于这个新时代，德国人叫做宗教改革，法国人叫做文艺复兴，而意大利人则称之为五百年代，即16世纪。

既然发现和发明有如此紧密关系，就不能够把科学仅仅说成是发现，把技术仅仅说成是发明;而是科学中既有发现也有发明，技术中既有发明也有发现。科学发现的过程中需要使用技术发明的实验工具、计算公式、直至人类所发明的语言、文字、符号、编码、概念和范畴。反过来，技术发明过程中也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解释和说明。没有科学的定律、定理和理论，就不能够从事技术的发明和创造。因此发现和发明、科学和技术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尤其在当代，二者缺一不可。没有技术，科学寸步难行。没有科学，技术也难以发展。

当然，不是说，从事科学发明，就不需要科学实验、经验事实、逻辑推理和理性思维，也不需要联系实际，接触现实，整天关在房间里苦思冥想、闭门造车、或是异想天开、天马行空。这里，只是强调，纠枉不必过正，旨在人们改变观念、扬弃传统、解放思想、冲破习惯、反对各种方法论上的教条和形式，倡导自由意志和无政府主义认识论;开放头脑，丰富想象，长于怀疑，勇于批判，坚持反思，大胆猜想，锤炼意志，激发创造;要勇于冒险，长于创新;敢于从最司空见惯的对象中发现最普遍的真理;要能够驾轻就熟地运用那些非常规的理论创新方法;要清楚地认识到科技史上许多理性成就都是对非理性的篡夺。后现代思维高扬非理性，而且特别重视理论创新实践中的“反狭隘理性主义，反逻辑中心主义，反一元论，反客观论，反本质论，反绝对论，反经验论，反教条主义”，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无量;它不仅能够激发和促动人类创立新的生动活泼的思维方式，还能够把人们从现有理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启迪人的头脑，开发人的智慧，激发人的兴趣、培养人的创造性，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繁荣。

(责任编辑：杨嵘均)

作者简介：张之沧，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46

作者：张之沧